“文革”后期中國的革命形勢        　　

——紀念毛主席誕辰118周年　　

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為了過去，她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影響正在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她是人類社會的核物質，終將在摧毀舊世界的革命中產生無窮的裂變。盡管她由于發動者的早早去世而收場；盡管她已被涂描得面目全非，她的價值永存；她的光輝不滅！　　

“文革”后期中國的革命形勢究竟如何？弄清這一問題不僅對于中國革命今后的道路至關重要，而且，對于目前一小撮極右派、漢奸向革命人民進行的猖狂進攻不啻是迎頭一擊。　　

1974年至1976年筆者在上海市政工程公司下屬一施工隊任團支部書記，眼下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大革命最后的故事》。現將第一章的情節簡述如下，以讓大家一起來回顧一下當時的生活場景：　　

“由于‘早讀’延誤，生產班組臨近九點方出工；二班青年邵維義去苗圃浴室沖了澡后去工地（當時我們做上海植物園基建工程，駐扎在龍華苗圃），在辦公室前被撞見的黨支部書記朱靈寶喝住質問，邵借口上醫務室、上廁所反詰朱，‘你憑什么管我？看病、拉屎不可以？多少人混病假長期不來上班你怎么不管？裝糊涂？我們這種人天天來上班算得好了。我問你今天是星期幾？星期四！干部勞動日！你站在這里干什么？’朱氣急敗壞，給邵飛來各種帽子，什么鬧無政府主義、不要黨的領導。出于羞怒朱又拎出了邵以前‘犯過’挨整的事，‘你老毛病又犯了？’。紹不聽則已，一聽火冒三丈，他本就不滿那次事情的處理，于是叫道：‘有本事你再來整呀’。后勤班組（運輸班、機電班、炊事班、料務間）跑出七、八個人相勸，得勢的朱口濺飛沫揚言要處理邵，黨支部女委員倪鳳英悄悄湊在朱耳邊鼓搗：‘你今天犯神經了，為這種事值嗎’？正待風波將息，六班張玉坤從工地溜回宿舍，勸架的電焊工林一新（大批判小組組長）問：‘你進來干什么’？張：‘我肚子痛，看醫生’。　　

“朱靈寶被勸回辦公室（他剛從公司得知有600名新工人要來公司報道，一時性起想到了抓紀律），只見他血壓升高頹然倒在床上，口中喃喃道：‘工作難做、青年難弄啊’。倪開釋道：‘干部就好弄了？老盧（黨支部副書記）到今天還不來上班……’。　　

“這正是：　　

“支部門前現奇景，收出工成連體嬰，領導問質為哪般？逍遙工人過今時。”　　

諸位：上面這些場景你看了有何感想？　　

別以為這是藝術真實，告訴你，這是不用加工的生活真實。　　

現如今，極端右派分子瘋狂撕咬文革；另一方面，毛派共產黨人、革命人民竭力在維護文革，可是文革的精神倒底是什么？誰也沒搞清楚。　　

現在有一種嚴重的情況，國內買辦資產階級、右派漢奸要把中國最后一點公有制企業肢解掉。左派要捍衛它。要肢解它的人說，公有制腐敗剝削；要捍衛它的人說，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后一點基礎。　　

這種情況其實和三十多年前文革最后的時刻差不多，那時，走資派要復辟倒退，革命派就不停地批判。其實，光靠批判是不夠的，這正如后者光靠捍衛是不夠的一樣。兩者將“革命”僅僅停留在表面上，其結果只能將戰機貽誤殆盡。　　

革命需要公有制，是因為沒有了公有制我們就沒有了培養共產主義勞動者的基礎（培養共產主義勞動者是實際意義上的繼續革命），把公有制當作“社會主義”櫥窗里的陳列品，它是要腐敗變質的。　　

現在我們回到文革后期的中國社會：　　

你也許會驚訝：“那時原來這樣啊”？　　

的確，那時的情景并不太妙，關鍵是，繼續革命受到了困擾。一方面，大批大批的大批判精英停留在口頭革命上，他們不想哪怕在繼續革命的道路上邁上一小步。他們“完善”的理論修養讓他們過于自我陶醉：“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謬誤”。他們看到革命的困擾，可是，革命并不是一受困擾就可以“開革”的，這里有一個時機問題；一個分寸問題；一個統一部署問題。要知道毛主席安在，有誰敢說走在了毛主席前面？　　

對于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運用革命的辯證法每個人都能明白。首先，它是革命的緣故。如果不是革命，哪個勞動者能那樣逍遙自在？革命破壞了舊的生產關系，在新的生產關系沒建立之前，不可避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自身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萬惡的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習慣”，這些革命導師早就給我們指出了，誰還會大驚小怪呢？　　

問題是革命中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牽涉到方方面面，于是“等”就變得十分自然了。　　

文革后期“等”是形勢中的一個大趨勢。　　

革命的中堅力量在“等”，革命的阻礙力量自然是十分高興了，他們一面誘以大量的時間讓其沉浸在批判、學習中，一面捧出大量的資產階級法權讓大家分享。　　

作為普通百姓、普通工人，在這等狀況下大概也只有發發牢騷罵罵娘了。看穿一點的，便自得其樂，享用享用“革命的成果”了。　　

那么，文革后期中國的形勢倒底該如何發展？　　

這個問題對于稍有頭腦的人來說已經不復存在，因為，從上面揭示的當時生活的這些場景我們就明白該怎么辦。　　

工人們身上也有的舊社會的痕跡在頑強地表現，革命就是要樹立先進的榜樣來帶領工人們前進！　　

可是，此話好說做起來難。下面我們講述的生活場景會令人明白：原來樹立先進的榜樣就要突破舊的生產關系，不僅突破而且要打碎。　　

上海市政工程公司生產工具一直處于“原始”的落后狀況，至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基本生產工具就是鐵鍬洋鎬勞動車，后來實行機械化施工，大批機具由市里下撥下來。這些本應充實到施工第一線的機具卻被黨總支截留在大隊，于是乎一股“抽調”風旋起，僅一年的時間一個三百多人的施工隊就有一百多人被抽調。　　

市政公司是流動施工、露天作業，能抽調到大隊那就如同從農村抽調到城里，那時節可真是個熱鬧啊——各路人馬搭臺；各套班子唱戲。　　

黨支部在主宰著企業內部分工的美餐、大餐，他們上演著一場資產階級法權的交響曲、變奏曲、大合唱。革命被一時拋到了腦后。　　

韋榮生，一個如癡如呆的中年工人，年輕時大腦受過刺激，見著這幅由年青人主演（抽調的要求是年輕、上進）由黨支部執導的大戲，韋如瘋似癲地吟道：　　

“人人都曉文革好，唯有法權忘不了，今個上演抽調戲，傳統觀念決裂了？　　

“人人都曉文革好，唯有私利忘不了，躲進大隊成一統，革命理想誰見了？　　

“人人都曉文革好，唯有世故忘不了，待人接物講規矩，同志關系埋沒了。　　

“人人都曉文革好，唯有人情忘不了，你來我往皆歡喜，一心為公方始了。”　　

大隊大批判小組精英、施工隊大批判小組組長林一新見韋嘴里不干不凈，當著階級斗爭新動向，他欲問個究竟，只聽韋晃晃悠悠含含糊糊道：“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要了便是好，若要好便是了”；又待再問只聽韋滿嘴“混子”、“呆子”、“溜子”，蹣跚而去。　　

一場企業內部的分工，竟將青年們思想中的革命意識沖蕩得無影無蹤，你說先進的榜樣如何樹立？ 　　

為了加深對當時形勢的理解，我們不妨再回到1976年《大革命最后的故事》中的上海：　　

復員軍人吳利安是黨員，他家住川沙縣（也就是現在的浦東新區），是個農民工。由于離家遠，農民工一個星期回家一次。吳便變著法兒混病假（曾經被廢止的衛生院病假單他們照用，因為農民工里有黨支部副書記），工人們戲稱其為“老狐貍”（諧其名字前兩個音）。施工隊組建運輸班，黨支部副書記盧洪紹力挺他當班長，美其名曰“加強黨的領導”。吳盧是同鄉，一起入的伍，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人情世故工人們心知肚明，有人提出疑意，你道盧怎么回駁？盧道：“吳表現是差了一點，這是黨支部對農民工有偏見的緣故，一個黨員被組織冷落，誰還有積極性？吳的問題不是他個人的問題，根子應該從黨支部身上找。我們的黨能把雙手沾滿鮮血的戰犯改造過來；能把腐敗墮落的妓女改造過來，一個只是有一點缺點，做過農民、當過兵、現在又生活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年輕的黨員同志，有什么不可信賴的……”　　

我在這里把盧的話寫得這么詳細，是要告訴大家，不起來革命，不把那舊的制度舊的關系砸碎，空談“大道理”，只能陷進那看似生動活潑其實一派胡言的無窮無盡的口水仗中。　　

吳當上運輸班長好了不長時間舊病復發。　　

運輸班人多事少，人為什么多？一方面車輛來得多，管理上搞定人定車；一方面領導干部被要求下班組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黨支部五個成員，兩個脫產三個掛名在運輸班。這些領導平時不去運輸班，他們也不敢去，為什么？因為宿舍里打牌睡覺是常態，他們去了如何表態？　　

大批判組長林因為是電焊工一人霸一間大屋，他把屋子一隔二，外面做工作間，里面既是他的辦公室又是他的休息室，平時一張報紙一壺茶（電焊工作量不大），要說他吊兒郎當——沒門！人家干的是電焊，這是分工。他是大隊大批判小組成員、施工隊大批判小組組長、施工隊青年學習中心組組長。他事多著呢，他有寫不完的批判稿，就是看報看書也輪不到你說閑話，人家這是在“干革命”呢。　　

好了，寫到這里諸位也許能夠明白邵的自由散漫為什么能雄赳赳氣昂昂的了吧。邵是67屆畢業生，68年進市政公司，他是原黨支部副書記蘇家祥（已調大隊）的“小兄弟”，在單位是見多識廣人脈旺，誰能把他怎樣，如不是此人俠義好事，最后被“聯防隊”“拿下”，保不定日子悠著呢。　　

所有這一切表明，人類的關系要來一次徹底的變革，而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個歷史的契機。　　

在《大革命最后的故事》中，邵不是那個時代青年中的代表人物，代表人物是團支部書記許文龍。　　

這個許文龍，少年時家庭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可是革命對他是那么具有吸引力，就在弄堂里一些人的密切監視下，他還是和中學同學一起踏上了全國串聯的征途。最后，還去北京見了大哥（那時串聯已近尾聲；大哥在北京部隊當兵），大哥囑咐他要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回到上海一段時間由于受到更嚴密監視，他時常去屋后的蘇州河邊靜坐。他久久地默視蘇州河水，但見河中被河水折騰得如蛇影般的桅桿，抬頭看時河邊停靠的船桅卻巍然不動。大革命的這段非常生活最終催生了這個少年平生的第一首詩：七絕，百折不撓　　

蘇州河畔緩緩水，晃欲池一亂百桅，猶討百折桅不撓，枯枝敗葉飄下水。　　

應該說，這是一個有著堅強意志的追求革命的青年。可就是這么一個青年他在追求革命的道路上亦常常十分痛苦。　　

1975年，團支部重點工作做落后青年的轉化，這是團總支布置的任務，以期取得經驗日后推廣。在確定人選的問題上團支部面臨著考驗：是挑難得真干，還是挑易的過過場？許文龍選擇了前者。　　

一班青年汪軍節屬冥頑不化的類型，七二屆，家住上海著名的棚戶區——藥水弄。當班長陳來根得知團支部把工作放在汪身上，道：“汪軍節能轉變我名字倒寫”。經過團支部不懈的努力，汪終于蘇醒了，直至有人問陳：“小汪現在怎么樣”？陳不得不承認：“小汪現在確實不錯”。　　

就是這樣一個人，黨支部卻莫名奇妙地在他身上抓“階級斗爭新動向”。原來，他們看不慣一班的女團員張七妹坐汪的自行車出工（從宿舍到工地有一、二十分鐘的路，汪騎車出工是為早一步到工地做工前準備；張則因得了團支部的叮囑所以比較關心汪）。黨支部書記朱把班長陳叫到辦公室問：“兩個人關系怎么樣”？陳被問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在朱、盧的誘導下，陳意識到兩個書記是說汪、張有些不同一般，便隨口道：“是比較熱絡”。他們又從張處討得口實，汪多次邀她看電影。掌握了這些“材料”，朱便在全體職工大會上不點名地把矛頭指向汪，稱要狠抓階級斗爭（那是新工人來報道之前，黨支部召開大會要狠抓紀律，要以階級斗爭為綱），“現在有個別男青年像無頭蒼蠅叮臭豬頭肉般盯著女青年，我們要高度警惕，這是階級斗爭新動向”。反應遲鈍的汪會后經人挑明，一時氣塞，竟要與朱拼命。　　

權力無上的朱為了安慰張，將其調離一班去參加赤腳醫生培訓，這無疑又給了汪重重一擊。　　

一個不思上進的青年好不容易積極向上了，卻遭此當頭一棒，要知道“階級斗爭新動向”落在他身上是何堪負重啊？　　

許為此質問朱，朱說這是黨支部討論的防范于未然的工作。朱是個老粗，他是戴著“老工人”的桂冠被提拔的，這件事他實質受了盧的忽悠。正在兩個書記膠著之時，黨總支書記黃發聲了：“抓階級斗爭能錯到哪里？”　　

那一段時間，許陷入深深的痛苦，他深深地意識到，正是現實生活本身摧殘壓制著青年革命進步的愿望。他一度很苦悶，他在日記里寫道：“難道放棄追求，選擇墮落？仰或迎接戰斗”；他又寫道：“這不是階級斗爭”！他又深深地自問：“新時期階級斗爭倒底是什么”！？　　

76年4月，六百名75屆新工人分配到市政公司，公司下屬10個施工隊，每個施工隊分60名。這個數字是施工隊生產班組總人數的一半，無論從團的工作的角度講還是從當時的革命形勢的角度講，成立青年班是上上策。當許文龍決意親自去青年班工作時（他當時也被黨支部安排在運輸班當翻斗車駕駛員——一種工程車），許多團員干部勸他：自找苦吃干嗎？黨支部惹不起。許道：“時機來了不干，愧對革命”。他對三班副班長黃仁海（后被調到青年班任副班長）道：“個人粉身碎骨算得了什么”。　　

從這一點可看出，許是明白同黨支部領導之間醞釀著斗爭的。不過他當時還未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只是說說而已。　　

思想基礎早已建立，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已如圈圈苦心在年輕人的心田里萌芽。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一文中就給了青年們足夠的明確指導：　　

農奴制的社會勞動組織靠棍棒紀律來維持……資本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靠饑餓紀律來維持……共產主義（其第一步為社會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則靠推翻了地主資本家壓迫的勞動群眾本身自由的自覺的紀律來維持，而且越往前去就越要靠這種紀律來維持；　　

建立新的更高的社會聯系，社會紀律，即聯合起來的自覺的工作者的紀律，這些工作者除了他們自己的聯合組織的權利以外，即除了他們自己的更加自覺、勇敢、團結、革命、堅定的先鋒隊的權力以外，是不承認任何束縛和任何權力的；　　

戰勝自身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戰勝萬惡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習慣；當這種勝利鞏固起來時，而且只有那時，新的社會紀律，即社會主義紀律才會建立起來；只有那時，退回到資本主義才不可能，共產主義才真正是不可戰勝的；　　

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之所以異常寶貴，因為它是共產主義的實際開端。　　

青年班呱呱墜地了，當它邁出了生平的第一步（取消早讀，八點整準時出工），副書記盧洪紹便陰笑道：“看青年班能堅持幾天”；朱靈寶則大聲嚷囔：“青年班不要黨的領導，鬧無政府主義，想要把施工隊引向何方”？　　

青年班的宗旨是要實踐自覺勞動。　　

他們要學習做社會的主人。　　

他們認為勞動紀律受到了破壞，他們便自覺加以維護；他們根據工地偏遠的特點（施工隊工地一般分市區、郊區兩類，市區工人們每天回家，郊區則要住宿。當時的植物園工地介于兩類之間），又考慮到班里主要為75屆新工人，便對每天晚上的班組學習也作了調整，原來每天晚上5：30至7：00班組學習，他們調整為每周二、五晚上5：30至6：30。當時青年們上下班大多要花三小時以上時間。　　

青年們在學習當主人時明白要保護勞動熱情；　　

黨支部則放言：青年班自覺勞動是假，其實是不要政治學習。　　

不過，當時的班組學習已流于形式，每天晚上各班留下來參加學習的人寥寥無幾，時間上不到六點半早就散了。倒是青年班晚上學習有聲有色，對次黨支部也無可奈何。　　

施工隊生活區設在苗圃生活區的里面，而施工區則在苗圃大門外面，每天青年們要進進出出六次，總耗時要一個多小時。青年班想要把宿舍搬出來（經過各方面考慮），黨支部暴跳如雷，將其視為毀了他們的秩序；　　

青年班意欲向工種的各個方面發展（施工隊六個班組分起重班、道路班、溝渠班、石工班、泥水班），黨支部絕不答應，說：青年班目的不是在這里，而是瞄著電工、木工、機修工、駕駛員；　　

一次施工，許將翻斗車開到工地備用，真當要開時，由于身在溝渠下脫不開身，便囑咐邵開（邵原來也是駕駛員，因犯過被吊銷了駕駛證）。邵自然高興，此事傳到黨支部，黨支部要許寫檢查；　　

邵自進了青年班積極性很高，表現出色。他患有胃病，由于青年班自覺勞動打破了作息規律，一次他在工地上出現胃痙攣，徐叫他回宿舍休息，邵也未去醫院，黨支部得知后質問：“你們聲稱‘自覺’，其實是要‘自由’，要無組組無紀律”；　　

一個嚴肅的問題擺在了面前，那就是如何看待“紀律”，“自覺”又是什么意義上的自覺。為了提高青年們的思想覺悟，青年班在請求舉辦學習班未果的情況下（時逢雨季，在雨天工人們是不出工的），毅然舉辦了為期一個月的“抗大學習班”。　　

青年班要的“自覺”，只能是新的意義上的自覺，即以主人翁的精神根據具體的工作、生活實際采取的自由的行為方式，不然的話，只能是“紀律”的奴隸，而不是真正的自覺。　　

緊接著新的問題又來了，誰來定奪是無組織無紀律還是新的意義上的自覺？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思，青年班終于認識到，必須要培養起一種新的社會細胞，這個細胞就是“共產主義勞動者”，只有它能定奪。　　

……。　　

黨支部開始了對青年班的分化瓦解，他們用分工的權力開始以優越的工作來誘惑青年班的青年；　　

團支部要適時在青年班發展團員，黨支部道：三個月考察時間太短；　　

黨支部向青年班摻沙子，突擊發展四班副班長鐘明熙（農民工，不問政治）入黨，以加強黨的領導的名義派到青年班當班長，同時他們向許發出最后通牒：必須馬上回到黨的領導上來；　　

黨支部終于開始動手，他們勒令許停職檢查；　　

許開始明白，毛主席為什么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在工人階級爭取做企業主人的道路上，一切代表舊管理體制的黨的領導必然反對，他們就是黨內資產階級的代表。　　

許十分堅定地在日記的新的一頁上寫道：“這就是新時期的階級斗爭”。　　

許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他決定去北京見毛主席，他要親自聆聽毛主席的教導；　　

許走了，青年班在黃仁海的帶領下唱響老三屆留下的改編了的俄羅斯民歌“三套車”：　　

風雨侵襲著上海古城，古城里響著筑路聲，有人在唱著憂郁的歌，唱歌的是那筑路人；　　

小伙子你為什么憂愁，為什么低著你的頭，是什么讓你這樣傷心，問他的是那行路人；　　

你看吧這把破殘的老鎬，它伴我走遍城鄉，如今那馬路愈修愈長，可我卻離不開它。　　

可在開往北京的列車上，許從廣播中聽得——毛主席逝世了。　　

……。　　

徐文龍　　

　20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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