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要問，在當下的文學作品中看得最多的英雄形象是什么。我以為，是那些在經濟大潮中能夠呼風喚雨的企業家、改革者，這些被英雄化的企業家、改革家不僅開創了商戰小說、職場小說、經貿小說等各種小說類型的流行，而且也成為了家族小說、現實題材小說的主角。我似乎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今天，我們社會進入到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經濟上面。人們最關注的也是經濟上的沉浮。
文學中的英雄人物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改換著身份和面孔，這似乎是一條鐵定的規律。回想半個多世紀來的當代文學，在英雄人物塑造上真像是川劇里的變臉一般。毛澤東曾經概括過去的舞臺上是帝王將相唱主角，也就是說，舊文藝是把帝王將相作為英雄人物的。古人說，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革命文藝首先要做的就是讓工農兵成為英雄人物。可以說，英雄形象的更迭標志著新舊時代的更迭。從英雄人物的塑造更能看出政治時尚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后的當代文學，即使是以塑造工農兵英雄人物為新的方向，但也有時尚的變化，從最初的戰斗英雄轉向勞動英雄，意味著國家政治逐漸由戰爭思維轉向了和平與建設的思維。但在階級斗爭為綱的文革，英雄形象變成了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大全”，也就越來越失去了應有的文學魅力。新時期文學經歷了一段反思英雄形象塑造的思想變遷，期間盡管也包括了否定英雄、貶低英雄精神的主張，出現了非英雄化的寫作，但重塑英雄形象，仍然是反思后的基本趨勢。在重塑的英雄系列中，改革英雄和反腐英雄大概是最能表達社會普遍意愿的兩類英雄形象。現在，企業家、老板則成為了引領社會潮流的人物，有的作家干脆認為，這是一個“經濟英雄的時代”。
但是，當我看到小說中鋪天蓋地的經濟英雄涌過來時，便有一種感嘆和疑惑油然而生。我感嘆的是，這個社會的價值取舍變換得竟是如此徹底。我們曾是那么的崇尚勞動，曾是那么的崇尚知識，曾是那么的提倡無私奉獻，如今這一切似乎都變得無足輕重了。唯有經濟，以及由經濟演繹出來的資本、金錢、財富，成為社會價值評價的唯一砝碼。這樣一種社會思潮所帶來的惡果越來越凸顯了出來，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問題，造假問題，受賄收賄問題，歸根到底，都與唯經濟至上的價值觀有關系。作家們面對這樣一種社會思潮是有自己的判斷和質疑的，但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卻不能脫俗，一味跟著社會思潮走。這不能不讓我對作家們的英雄觀表示失望。偉大的文學應該是作家自由精神的表達，自由精神超越了現實和世俗的約束，沖破了思想的牢籠。但當下的小說創作給我們造成的印象就是，當代作家的精神境界跟隨在現實和世俗的后面，顯得“英雄氣短”。作家們的“英雄氣短”首先就表現在他們塑造的英雄只是一些具有時尚特點的經濟英雄，其次是他們以這種英雄觀去總結歷史和現實，無論是寫家族小說，還是寫歷史小說，都簡單地從經濟的盛衰去總結人物的命運。
在長篇小說《闖海南》的研討會上，我直率地向作者杜光輝表達了我的不滿，我的不滿就在于小說沒有跳出經濟英雄的窠臼。其實《闖海南》是一部寫得很扎實也充滿感情的作品，小說真實記錄了二十多年前一大批內地人闖海南的創業歷程。那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在改革大潮中，海南獨立建省，成為改革的前沿陣地，十萬內地人先后奔向海南，他們自稱為“闖海人”。今天，海南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這一切變化顯然凝結著十萬闖海人的青春和心血。杜光輝在《闖海南》中塑造了一群闖海人的形象，濃墨重彩地書寫了他們的抱負和志向，他們不畏困難的性格以及他們的美好情感。有人將其稱為新時代的創業史，我非常認同這一評價。可惜的是，作者跟隨時尚，將主人公塑造成一個經濟英雄，束縛了他對自己親身體驗的精神提煉。并非說我們不能寫經濟英雄，問題在于，我們囿于“以成敗論英雄”的傳統觀念去衡量經濟英雄，于是形成了這樣一種思路：越是掙到大錢了就越有英雄的資格。《闖海南》的主人公畢志磊應該說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濃縮了闖海人懷揣淘金夢的艱辛和奮斗，但小說的局限性也在這里，因為把畢志磊塑造為一個經濟英雄時，也就將一代闖海人的拼搏鎖定在“淘金”的目標上。然而事實上闖海人的經歷遠比“淘金”要豐富得多，作者杜光輝本人就是一名闖海人，他說：“十八年里，我和我的朋友在這個島嶼上，經歷了貧窮、卑賤、饑餓、干渴、日曬、雨淋、臺風、屈辱、困惑、迷茫、陷阱、欺騙的考驗，幾乎倒斃在南中國的椰子樹下。”“同時又經受了愛情、友誼、真誠、援助、奮斗、自強、掙扎、策略、機遇、成功”。這種體驗是獨特的，作家通過自己的作品不僅表現了這種體驗，而且應該提煉出一種精神境界，只有這樣，作品才具有更強大的震撼力。也許跳出經濟英雄的視角，作者會從自己的體驗中有更深刻的發現。比方說，作者一方面作為一名闖海人，同時又是一名文化人，他在闖海過程中仍能堅守自己的文化理想，并在文學上有所作為，這本身就是一份值得珍惜的精神財富。因此，我坦誠地對作者說，希望他不要放棄這份寫作資源，跳出經濟英雄的視角，寫出新的《闖海南》。
從文學反映社會現實的層面說，經濟英雄在當今成為主角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偉大的文學不應該滿足于成為一面鏡子，只是被動地將現實景象呈現出來。特別是關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它本身就包含著人類理想的成分。英雄身上所體現的價值觀和精神品格，也許正是現實中所稀缺的東西。作家應該努力去發現這種現實中最稀缺的東西，用文學去彌補現實中的精神稀缺。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尤其應該這樣去做。文學中的英雄形象與現實生活中的英雄崇拜還不完全一樣，文學中的英雄形象更具理想化色彩。我們常常引用捷克作家伏契克的一句話：“英雄———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在決定性關頭做了為人類社會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這句話出自他的《論英雄與英雄主義》一文中，在這篇文章中，伏契克還說了另外一段話：“真正的英雄主義不符合于英雄主義的流行概念，也是因為創造了英雄主義概念并使其在社會中通行的那個階級害怕真正的英雄，所以那個階級就捏造了使他自己完全滿意的各種‘代用品’。”伏契克這段話提醒人們，社會上流行的英雄主義概念并不是真正的英雄主義，因為這種英雄主義的概念是由主宰社會的階級提出來的，有著階級的利益訴求，帶有階級的局限性。盡管伏契克的文章寫于階級斗爭時代，是針鋒相對地反對資產階級的英雄觀的，但他的觀點至今仍有啟發性。因為社會流行的英雄主義概念，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局限性。作家必須要超越時代的局限性，不要被關于英雄的各種“代用品”所迷惑，從而用自己的文學作品告訴讀者，真正的英雄主義是什么，真正的英雄在哪里。
不錯，今天是一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經濟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單純追求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彰顯。現實促使人們去思考，我們的社會最稀缺的是什么樣的英雄。在歷史上，我們也曾多次有過經濟繁榮的時期，回望歷史上這些經濟繁榮的時期，最值得人們稱頌的英雄人物多半不是那些經濟上的“大佬”。不久前我到了唐代詩人陳子昂的故鄉四川射洪，對此深有感觸。陳子昂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朝氣蓬勃的盛世時代，經濟繁榮，國力雄厚。“游蜂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復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凰翼。”這是詩人盧照鄰所描寫的當時的長安，竟是如此富麗堂皇。經濟發達固然是令人歡喜的事情，但陳子昂卻憂心忡忡，因為他覺得當時的文化現狀實在是太糟糕了。他指責當時的文壇是“逶迤頹靡，風雅不作”。可以想見，當時的京城，日日歌舞昇平，處處杯觥交錯。詩人們則是紛紛寫一些綺麗輕飄的詩句去裝點一下這樣的場景。朝廷內也匯聚了一群有才華的詩人。應該承認，武則天是一個愛才惜才的女皇，陳子昂也是因此而得到她的欣賞，進入朝廷當了一名拾遺官。朝廷內的這些詩人們整日把才華耗費在歌功頌德上面，自然也討得了女皇及權貴們的歡心。而這些歌功頌德、應制詠物的詩句雖然艷麗，卻毫無生氣。問題還在于，這樣一種毫無生氣的詩風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潮流。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文化英雄陳子昂站出來了。盡管他得到了武則天的賞識，但他絲毫也不看武則天的臉色行事。他不僅常常直言納諫，而且還公開反對流行的頹靡詩風，他把目光投向遠古圣賢，主張恢復風雅傳統。他用自己剛健清新、興寄志向的詩作向整個詩壇發起了挑戰。也許陳子昂作為一個政治家來說他是失敗的，武則天終究沒有給他提供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最終他還卷進政治漩渦中而喪失了生命。但他作為一個文學家來說，他的文化挑戰成功了。《中國文學史》是這樣總結陳子昂的歷史意義的：“陳子昂的詩歌創作和理論主張影響了有唐一代。他對風骨的追求，他提出的詩美理想，對于唐詩的變革具有關鍵性的意義。這為后來唐代文學的進一步發展所證實，成為盛唐詩歌行將到來的序曲。”可以說，陳子昂是一位勝利的文化英雄。當我從當年陳子昂的讀書臺走出來的時候，我突然領悟到，今天的時代正是一個呼喚文化英雄的時代。文化英雄也許不符合當今社會對英雄人物的流行概念，但他們的精神里蘊含著一個民族的理想，指涉著人類文明的未來，他們才是真正的英雄。這才是今天最需要的英雄形象，當然，這樣的文化英雄首先應該活在作家們的文學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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