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諷刺起源于“文革”失敗 

    1971年，林彪跑了，這是當代中國的一個歷史拐點。此后，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仍然在叫囂，其內容卻迅速空洞化；維系人心的革命邏輯已經疲憊，但革命機器依舊強大。這是一個內容與形式迅速脫節的時代。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后紅衛兵”一代，正處在自我意識和社會意識的萌芽期、成長期，正值人格形成的少年，面臨這樣的政治大變局，于是形成了一種諷刺、調侃、解構的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后紅衛兵”一代的這種情形，在北京這樣的政治文化中心，尤其顯著。其實，說到底，這仍舊是“文革”造反精神在扭曲中的延續、變異。其最終目標所指，同幾年前的造反運動一樣，也仍舊是國家體制、官僚主義，只不過采用的手段從大字報、大辯論的讜言高論，萎縮、異化成了私人小圈子里的插科打諢，特點是陰、損、壞，形式是揶揄、挖苦、嘲諷，即，變身為一種特殊的“語言藝術”。 

    可是，這種語言藝術在70年代只能處于潛水狀態，在“文革”結束后的整個80年代，也還不能完全浮出水面。因為，起源于“文革”后期的自由主義的啟蒙精神，作為“文革”結束后知識分子的另一種理想、另一種意識形態，從新時期開始，就占據中心，并所向披靡，橫貫整個80年代。例如，王朔是上面所說的那種特殊的“語言藝術”的一個代表，他的創作始于80年代中期，他的痞子小說在1988年已被拍成電影，但并不能成為那時的主流。我們都記得，80年代的喜劇明星是陳佩斯。他扮演的角色“陳小二”，類似于以往革命時代被改造的所謂“二流子”，他對于社會正軌的偏離總是有限的，通過無傷大雅的調皮搗蛋，反過來證明體制的一貫正確。 

    因此，只有到了90年代初，以諷刺、調侃和解構為特征的廣義的喜劇藝術，才能成為主流。這是因為： 

    第一，70年代初，革命傳統的衰落，孕育了這種特殊的喜劇風格；
    第二，80年代末，啟蒙傳統的挫折，使它蓄勢待發；
    第三，90年代初，全面市場化，金錢原則泯滅了是非、正邪、雅俗，所有的正?。磭烂C劇）紛紛謝幕。 

    到此，諷刺的喜劇藝術彌漫擴展，充塞全社會。自90年代初以來，從小說到影視，到網絡文章、手機短信和小劇場話劇，這種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無處不在。王朔、葛優、馮小剛，都生長在北京，在年齡上都是“后紅衛兵”一代。葛優那副揶揄、挖苦、嘲諷的微笑，20多年來一成不變，定格在眾多影視作品和商業廣告中。這“永恒的微笑”，成為——特別是城市主流男性人群的典型表情。 

2、低俗為什么能打敗高雅？ 

    當代的啟蒙精神是一種反國家、反體制的政治自由主義，它同樣成長于林彪事件之后，與上述諷刺藝術有著同樣的孕育背景，也同樣是被嚴重扭曲的造反精神的延續和變異。啟蒙與諷刺，這一莊一諧，是同一時刻產下的一對孿生兄弟，彼此之間，是一種不自覺的政治同盟。 

    因此，以葛優為代表的諷刺，必然帶有特定時代的意識形態內涵。他那種揶揄的壞笑，是破壞，是挑戰，是顛覆，矛頭指向體制、權威和傳統價值觀念。當然，另一方面，也毫無建設性可言。他們一半豐滿，一半殘缺，既自負，又自卑。他們似乎什么都不在話下，似乎比所有人都要高明，他們嘲笑所有人、所有事，但除了說說風涼話，卻不能從事一件嚴肅的活計。他們是“文革”流產后無意中產下的天生殘疾的胎兒，這樣的胎兒，在北京這種獨一無二的政治文化中心的環境中，成長為經典文學中常見的“多余人”——當然是其較低檔次的品種。 

    趙本山亮相稍晚，盡管與葛優是同齡人，卻代表另一時代、另一類型。趙本山生長于邊鄙鄉村，他的小品，與北京的“后紅衛兵”一代那種意味復雜的諷刺相比，完全不同。在他身上，意識形態的挑戰意味已徹底消失。面對現實，以他為代表，喜劇藝術已基本馴服，回歸到草根民間原有的純粹“小丑”的位置上。

    最后，小沈陽將這個“小丑”角色推向了極端。他是80后，生于遼寧鐵嶺，長在底層民間，是徹底的草根環境。他有著極為扎實的舞臺基本功，富于想象力的大尺度的滑稽搞笑，瞬間擺脫日常儀軌和常規思維，很有觀賞性。小沈陽的諷刺主要指向自身，以極度的出人意表的自賤自虐，博取觀眾的笑聲。他在舞臺上常常性別倒錯，是無性，中性，雙性？他通過在不同性別中自由穿越，在不同性別角色之間瞬間轉換，來獲得喜劇效果。但是，男人的女性化，作為性別上的“降格”、“跌份”，其實是屈從的象征。因此，那些取悅于消費大眾的男星，走向極致，就經常會混淆正常的性別。許多人認為，小沈陽低俗。不錯，當然低俗。但是，任何時代都存在低俗的現象。問題不在于某個演員或演出是低俗，還是高雅。問題在于，為什么恰好在我們的時代，最徹底的低俗能夠登堂入室，而且經久不衰，能夠打敗一切高雅，成為這個時代最有代表性的美學品格？ 

    人們在潛意識中也許認為，在這個時代，只有徹底的低俗，才是最真實的。 

3、“小丑”折射社會結構 

    五十好幾的葛優，已經到了做爺爺的年齡，卻依然在沒完沒了地“裝孫子”——永遠定格為一副“壞小子”的滑稽表情。多年來，中國當代文化中一直缺少成功的“父輩”形象?！案篙叀贝頇嗤⒅刃?、安全感及核心價值觀。“父輩”的缺席，是葛優的“壞小子”形象能長久不衰的前提條件，也是當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癥候，它所折射的是某種深層次的社會困境。這種困境，逐漸演變，到90年代后期，又進入新的階段，產生新的問題。這就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迅速推進，當代社會結構出現了重大變化。

    90年代后期，社會斷裂，從城市到鄉村，一個弱勢、沉默的龐大底層，逐漸板結，成型，并凸顯在人們的視野中，成為長時期中國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主流社會所雇傭，也被主流社會所輕賤。歷史回到從前，從前的舊藝人，如今變身為80后的小沈陽，閃亮登場。小沈陽出身于、成長于草根民間，他的身旁、身后，正是那個弱勢、沉默的龐大底層。這個底層不能發聲，如要發聲，只能采取小沈陽那種被壓制、被扭曲之后才被放行的變態的聲調嗓門及其夸張的小丑行徑，這是主流社會唯一愿意接受的底層的發聲形式。小沈陽那個招牌式的聲腔——“哼~~昂~~”，實際上代表底層被閹割后的聲音。因此，他那種放棄自尊的表演，在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時，也總會讓人有所不適，甚至有痛心的感覺。他的極度的自賤自虐，以及徹底的低俗，在技術層面，當然包含了東北獷野硬朗的民風成分，但在意義層面，仍是當代社會結構變遷的深刻反映。那種尺度和力度，遠遠超出了體制內或其他身份的所有文娛從業者所能承受的極限。因此，小沈陽自有其超越常規和主流的力量。這樣，他的影響力，自然也就超過了郭德綱，至于上海的周立波，就更不在話下。這絕非偶然，因為他的力量并不僅僅源于個人的才藝稟賦。

    小沈陽善于模仿，學唱當紅歌星的拿手曲子，如劉德華、刀郎、劉歡等，總能惟妙惟肖。他的這個表演環節，與滑稽小丑部分的演出截然不同。在他投入模仿的角色，縱情酣唱的時候，一種積郁已久的情感得到了抒發，一種內心深處的創傷得到了撫慰。這個時候，滑稽喜劇切換到了悲劇的風格，自賤自虐的低俗的小丑身份，被平衡，被超越了。 

4、小結 

    從陳佩斯，到葛優，再到趙本山，最后到小沈陽，是當代喜劇演變的線索。但是，面對同一個歷史時段，我們卻很難勾勒出一個相應的悲劇或正劇演變的線索。實際上，長期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喜劇風格一直缺少強有力的悲劇或正劇的風格，作為一種平衡、約束的力量。這表現為喜劇的過度膨脹、泛濫，其原因，則在于一種認真、嚴肅、有所敬畏的人生態度的缺失，這當然仍是上述革命傳統和啟蒙傳統衰落而導致的結果。小沈陽作為最新出現的喜劇明星，仍在延續同樣的文化傳統，也仍在提示同樣的文化困境，因此，毫不奇怪，他所屬的那個龐大底層，仍以過度喜劇化的方式呈現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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