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忘卻的紀念

                ——寫在魯迅先生逝世73周年之際　　

                        杜清春　　

                            一

　1936年10月19日　，一代文學巨擘、思想大家魯迅先生在上海走完了他的生命歷程。應該說，他的背影并沒有遠逝——畢竟他離開我們還不足四分之三個世紀。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革命的主將，作為一名堅忍、無畏的文壇猛士，他曾以手中的如椽巨筆為中華文化開拓出一片全新的天地，并因之而升華為民族之魂，贏得了幾代國人的謳歌、仰慕和崇敬。可是，近期他卻不斷受到一些專家、學者的質疑，乃至于他的作品都要淡出中學語文教材了——今后的中學生在長達六七年的學習生活中大概只能接觸到他的區區三篇文章。　　

也許，是因為先生的文章有些晦澀，難于理解。的確，不少人都說過：看不懂魯迅的文章。也許，是因為先生的思想過于深邃，不易于領悟。據說，校園內廣泛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也許，在我們這個時代，根本就不需要魯迅。有人就曾一口咬定：魯迅已經過時了。作別魯迅，似乎不難找到充分的理由。　　

是的，他曾經宣稱，他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斷中國人的——這里的中國人是指所有的中國人。是的，他曾經宣稱，要不遺余力地“痛打落水狗”——直到臨終前他還不饒恕任何一個敵人。是的，他曾經宣稱，中國自古以來僅有“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這兩個階段——他認為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人”的地位。“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是的，他竟然借“狂人”之口如此評價中國史。從文章的字里行間，有些人不僅讀出了言辭的犀利，也讀出了先生內心的陰冷、秉性的刻毒。而這些，似乎是應該作別魯迅的更為充分的理由。　　

無論如何，　魯迅　先生被下達了“逐客令”。如今，他已然淡出中學教材；今后，他也許會悄無聲息地從世人的視野中消失。看來，　魯迅　先生的遺愿——“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即將成為事實。　　

那么，魯迅其人其文究竟如何呢，我們不妨探究一番。　　

                          二

首先要問一聲：自三閭大夫之后，有幾位文人如　魯迅　先生一般富于濟世情懷呢？　　

鴉片戰爭以降，戰亂不休，列強頻犯，國祚衰頹，哀鴻遍野。此時此刻，眾多志士仁人都為民族的啟蒙和解放事業付出了自己的畢生經歷。而在進步的文學家隊伍里，　魯迅　先生應該算是一位佼佼者。　　

他無論是學洋務，還是學醫，抑或是從事文學創作，都始終心憂黎庶，始終心系故國，始終心懷天下。他曾屢次遭逢人生的困厄，曾深味人間的寂寞、凄涼，也曾在革命征途之中困惑、彷徨過。可是，他卻沒有消沉過——從來沒有。他沒有像呂緯甫一樣，在抗爭一番之后終向命運低頭，再回到故紙堆中消磨自己的余生。他也沒有像魏連殳一樣，在大徹大悟之后又備感孤獨，在潦倒之余又向舊勢力尋求妥協。他更沒有像高爾礎一樣，在人生的航途中迷失了自己，終日沉湎于麻雀之中玩物喪志。他是一位吶喊者，是一位沖鋒者，是一位無畏的戰士。　　

如同女媧、大禹一樣，　魯迅　先生是一個埋頭苦干的人。他自棄醫從文以后，筆耕不已，逝世前兩天還在撰文，留下了近七百萬字的作品和譯著。如同眉間尺、宴之敖者一樣，　魯迅　先生是一個拼命硬干的人。為支持學生們的正義之舉，他曾被北洋當局免官；在“忍看朋輩成新鬼”之際，他還是“怒向刀叢覓小詩”；因為工作辛苦積勞成疾，他在年僅五十六歲的時候就過早地因病去世了。如同墨子、禽滑離一樣，　魯迅　先生是一個為民請命的人。無論何時，他總會站在為國為民的立場上大聲疾呼；讀一讀《祝福》，讀一讀《藥》，滿腹赤腸畢現其間。如同夏瑜及其戰友一樣，　魯迅　先生是一個舍身求法的人。早年他到日本留學，并沒有在東京與那些紈绔子弟為伍尋歡作樂，而是到偏遠的仙臺在艱苦的環境下求學；至于回國以后，他更是為探求真理而忘我工作。“我以我血薦軒轅”，這句詩實在是　魯迅　先生的真實寫照。　　

魯迅1909年回國，自從踏上華夏土地以后，他從來沒有離開故園半步。　　

在近代文學家中，還有誰能像　魯迅　先生一般富于濟世情懷呢？是胡適、梁實秋，還是林語堂、徐志摩，抑或是周作人、張愛玲？其實，在三千年文學史中，如先生這樣的文人也是異常罕見的。從他的身上，從他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讀出屈原，可以讀出陸游，可以讀出辛棄疾。　　

                           三

再問一聲：自嵇中散以來，有幾位文人如　魯迅　先生一般剛腸嫉惡呢？　　

無原則，軟骨頭，隨波逐流，缺乏應有的氣節——這大概就是一般中國文人留給世人的印象。而魯迅呢？他從來不在大是大非面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從來都是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場。應該說，他是一位真正的“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的“猛士”。　　

　1926年3月18日　，段祺瑞執政府把屠刀指向為抗議帝國主義而請愿的愛國群眾，在北京制造了駭人聽聞的“三一八慘案”。慘案發生后，當局的走狗文人紛紛跳出來，污蔑請愿群眾是“暴徒”，是“自蹈死地” ，千方百計為其主子開脫罪責。魯迅聞言，怒不可遏，當晚就寫成《無花的薔薇之二》的第四至九則。隨后，在半月以內，他又悲憤地寫下了《死地》《可慘與可笑》和《紀念劉和珍君》。　　

在這些文章中，　魯迅　先生無情地控訴了當局的暴行，熱情地謳歌了為正義事業獻身的革命烈士。出離憤怒的他義正詞嚴地指出：“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他又警告殺人者：“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而對于逝者劉和珍諸人，他則表達了發自內心的敬意：“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輾轉于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得時候，這是怎樣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　魯迅　先生因此舉而獲罪于當局，被教育部免去了官職。　　

“九一八”事變以后，因為國民黨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東北地區很快淪陷；而南京政府又全無收復失地的決心，只是一廂情愿地哀求國聯來主持公道。山河破碎、國將不國之際，愛國學生們紛紛行動起來，相繼奔赴南京請愿，力圖推動抗日救亡事業。然而，抗御外侮無方的國民政府卻愛國給學生治下莫須有的罪名，嚴厲加以鎮壓。同時，那些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客——所謂的友邦人士——也躥出來污蔑愛國學生。面對兇殘、邪惡、草菅人命的日本帝國主義者，面對腐朽、墮落、內殘外忍的國民政府，面對冷漠、偽善、“莫名驚詫”的“友邦人士”，義憤滿腔的　魯迅　先生不能自已，寫下了力透紙背的《友邦驚詫論》。　　

在文中，　魯迅　先生無情地揭露了日軍的獸行：強占東北，炮轟機關；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擊人民，甚至看見學生模樣的就槍斃。在文中，　魯迅　先生猛烈地抨擊了國民政府的暴政：不恤災民，專心內戰；殺戮志士，特務橫行；一意媚外，殘民以逞，連可憐至極的學生都被施以毒手。在文中，　魯迅　先生毫不留情面地摹畫了帝國主義政客的真實嘴臉：標榜文明，卻以監獄來維持秩序；縱容日寇，卻以中國民眾、學生為敵；包藏禍心，名為友邦卻伺機瓜分華夏。此文不過千把字，可是筆力勁健，一石三鳥，使得惡勢力無處遁形。　　

作為一名磊落的戰士，　魯迅　先生絕少在文章當中掩飾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在《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他以“活該”二字來評價作惡多端而又下場可恥的法海和尚。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他多方論證，要毫不留情地“痛打”那些已經或可能傷害到善良人的“落水狗”。而在《藥》中，作者又活靈活現地刻畫了那些麻木看客的尊容：卻只見一堆人的后背；頸項都伸得很長，仿佛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面對那些草菅人命的屠夫，面對那些為虎作倀的走狗，面對那些愚昧無良的庸人，　魯迅　先生總是能夠挺身而出，毅然決然地向他們投出明鏡，投出標槍，投出匕首。“橫眉冷對千夫指”，魯迅非常準確、生動地描摹了自己的形象。　　

在中國文學史上，富于骨氣的文人并不多見，嫉惡如仇且勇于與惡勢力做殊死搏斗的文人更屬鳳毛麟角。在三千年中，可以面無愧色地與　魯迅　先生同列一伍的，大概只有嵇康、、謝枋得、李贄等寥寥數人而已。　　

                      四

再問一聲：自杜工部以來，有幾位文人如　魯迅　先生一般心念蒼生、體恤萬民呢？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魯迅是一位面容清癯、神色凝重、頭發根根直立、手中握有如椽之筆的戰士；他神情嚴肅，不食人間煙火，只從事戰斗，似乎沒有常人的情感。因為他曾毫不留情地批判過國人的劣根性，甚至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他是冷酷、尖酸、刻薄、陰毒的代名詞。而事實上呢？筆者以為他是繼杜甫以后又一位橫空出世的“情圣”：他不但心系九州，而且對人民、對青年、對親友也都滿懷深情——雖然他絕少表白這一切。　　

我們無法否認，　　魯迅　　先生對中國人民一直是滿懷深情的。　　

魯迅早年學醫，其目的除了報國以外，還有救死扶傷、大濟蒼生的因素在內，這是不容忽視的。而在文學作品中，我們能更清晰地看到他對勞苦大眾的深切關懷。在《狂人日記》中，　魯迅　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封建禮教是吃人的，甚至整部中國歷史都是一部吃人的歷史。那么，哪些人被吃掉了呢？很顯然，首先是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底層民眾。千百年來，無涯過客們對此熟視無睹，也許他們根本就不把這些卑微的人當人看。而　魯迅　先生能為這些貧賤者大聲吶喊，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在《故鄉》中，魯迅多方面為我們刻畫了中年閏土的形象：臉色灰黃，皺紋堆壘；著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說話吞吞吐吐，遲鈍而麻木；對“我”恭恭敬敬，直稱呼“我”為老爺；寄希望于神靈，悲哀而又痛苦地承受著生活的重擔。在魯迅的筆下，我們可以通過閏土這一典型人物了解到軍閥混戰時期中國農民的悲慘境遇，也可以窺測到先生對舊中國農民無窮苦難的深切同情和對舊中國農民凄涼命運的高度關注。尤其不容忽視的是，魯迅還能發掘出底層民眾的可貴品質。在《一件小事》中，他在無情地解剖了“我”的因自私自利而顯得渺小的靈魂之時，還不忘歌頌人力車夫光明磊落、勇于擔當、關心他人的高大形象。在魯迅筆下，質樸、善良、正直無私的普通勞動者已經成為值得知識分子學習的光輝榜樣。閱讀　　魯迅　　先生的文章時，底層民眾經常闖入我們的視野。雖然出場時有時還帶有那么一絲麻木、愚昧的色彩，但是魯迅始終在關注著他們——作為一名現實主義文學巨匠，他繼承了中國經典作家關心民生、體恤民情的優良文化傳統。　　

我們還應注意到，魯迅尤其關注當時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廣大婦女的命運。在魯迅的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中，婦女都經常以主角或配角的面目出現在讀者面前。　　

在《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　魯迅　先生在奮力鞭撻惡勢力的代表法海和尚之時，對白娘子的際遇則深表同情，并為古塔倒掉、白娘子翻身解放而感到歡欣鼓舞。當然，舊中國的絕大多數被壓迫婦女并沒有白娘子的好運，她們一直被鎖在暗無天日的鐵屋子里，備受封建思想、封建禮教的摧殘和毒害。如《明天》中的寡婦單四嫂子，她在痛失獨子以后飽嘗了塵世間的無情和冷漠。如《藥》中的華大媽和夏四奶奶，因為她們的孩子全部死于非命，她們在墳場相遇了——前者的丈夫雖然從劊子手那里買到了據說療效奇佳的人血饅頭，年幼的兒子還是因為癆病而過早離世；后者的兒子是一位以天下為己任、英勇堅貞的革命烈士，他因從事革命活動而被族人告發，并被反動當局殘忍地殺害。　　

在　魯迅　先生所塑造的諸多婦女形象中，最典型而又最為世人所熟知的大概就是《祝福》中的祥林嫂了。她本是一位善良、質樸、勤勞的農村婦女，卻終生與厄運相伴：新寡之后逃到魯鎮不久，即被婆婆設計綁架回去，在全部工錢被盤剝之余又被賣給住在深山的賀老六；因夫死子亡，數年后再至魯鎮，受盡了身邊人的嘲笑、奚落和厭棄，到處都是鄙夷的目光；后來雖然拿出幾乎一年的積蓄到廟里捐了一個門檻，還是贖不清莫名其妙的“罪孽”， 還是沒有得到眾人的“原諒”，還是不能碰魯四老爺家的祭器；于是被視為“不祥之物”的祥林嫂變得麻木，無法再集中精力做活，直到被逐出魯家，淪為乞丐；最終，在除夕之夜，在漫天風雪之中，在眾人的齊聲祝福聲里，她走完了不到四十年的凄苦的生命歷程。在小說中，作者在著力刻畫祥林嫂這位“生命中沒有春天”的苦命女子的同時，更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了封建禮教、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既哀婉動人，又引人深思。　　

　魯迅　先生不僅在小說中關心廣大勞動人民和婦女的命運，而且也在現實生活中關懷下一代的健康成長。是的，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文人像他那樣樂于與青年才俊交往，還沒有哪一個文人像他那樣體貼、關愛年輕人，還沒有哪一個文人像他那樣熱衷于扶植后進。　　

某大學生曾寫有一部改編自《紅樓夢》的話劇劇本，向魯迅求助。魯迅閱后非常喜歡，立刻寫了一封信將劇本推薦給一家上海的出版社。曾有一位化名“顏黎民”的青年給魯迅寫信，向他求教。暮年的魯迅便在臥病之余從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時間先后給他回了兩封信，認真地從多方面指導了他。魯迅還經常為年輕人校稿，據說他甚至曾為此而吐血。　　

來自東北的女青年蕭紅曾與　魯迅　先生過從甚密。蕭紅早年經歷坎坷，而又富于才情。當她把精心創作的小說《生死場》推薦給魯迅以后，魯迅便為之寫下熱情洋溢的序言，大力加以推薦。魯迅在文學方面不斷指導、扶助蕭紅，對她寄予厚望，也在生活中對她施以無微不至的關懷。她經常到魯迅家做客，有時一日兩次，而魯迅總是熱情地招待她，把她當成了自己的親生女兒。蕭紅難忘恩師教誨，在魯迅逝世以后，她曾寫有《回憶　魯迅　先生》，真實而又鮮活地再現了魯迅的晚年生活。　　

魯迅深愛著自己的獨子海嬰，還曾為此寫過一首看似自我解嘲的小詩《答客誚》：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是的，魯迅就如同那興風狂嘯而又舐犢情深的猛虎一樣，密切關注著孩子的順利，也時刻關懷著進步青年的健康成長。蕭軍、柔石、韋素園、巴金等數不勝數的青年都曾受教于魯迅，獲益匪淺。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對青年人而言，　魯迅　先生是平易可親的思想導師。“俯首甘為孺子牛”，也確實是　魯迅　先生的真實寫照。　　

無論是對待生活困苦的廣大底層民眾，還是對待飽受封建禮教束縛的眾多婦女，抑或是對待如饑似渴地追求真理的青年學子，　　魯迅　　先生都是飽含著深情——為此，他也如杜工部一樣，以清癯而又矍鑠的老者形象永存于世人的記憶之中。　　

                             五

那么，作為一位富于濟世情懷、剛腸嫉惡、心念蒼生的大文豪，我們是否應該忘記他呢？　　

　　魯迅　　先生去世前曾在遺言中向世人提出一個要求：“不要作任何紀念的事情，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先生此言，可謂用心良苦。也許在他看來，他畢生都在批判國人的劣根性，如果國人都脫胎換骨了，就不再需要他了，就會自然而然地忘卻他了。然而，如今我們真的就不需要魯迅了嗎？或者說，現在真的到了應該忘記魯迅的時候了嗎？　　

魯迅說：“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捽摔傷的人，路上圍觀甚或高興的人盡有，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如今，這種　　曾令　　先生痛心疾首的不良現象是否已經完全消失于神州大地？　　

魯迅說：“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先生平生最鄙視那些麻木的看客，如今，形形色色的看客是否已經逃離了我們的視野？　　

魯迅說：“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 ‘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于是他創作了《阿Q正傳》，生動地刻畫了阿Q這樣亟待療救的靈魂。如今，曾被小尼姑咒罵為“斷子絕孫”的阿Q真的斷子絕孫了嗎？　　

其實，先生的諸多指教在當今中國仍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也許，他說的話有些刺耳，但“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們絕不能因此而拒絕先生，拒絕先生的文章，拒絕先生的教誨。況且，他對國人抱有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是愛之深才責之切的。　　

然而，還是有人執意要忘　卻魯迅　先生。　　

也許，在這“娛樂至死”的現實中，文學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也許，在這“躲避崇高”的年代里，思想是毫無半點分量的。　　

也許，在這“告別革命”的新世紀，革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　　

如果真的是這樣，身為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魯迅也就真的再也沒有正當的理由被人們記住了。　　

　　魯迅　　先生確實要被世人忘卻了。淡出教科書而外，連他的足跡都要抹去——據說他在北京的故居也面臨著被拆遷的厄運，他曾在那里創作過《阿Q正傳》。　　

如果是法國人，魯迅先生會被請入先賢祠，與盧梭、雨果、居里夫人一起接受國人的朝拜。如果是英國人，魯迅先生會被葬入西敏寺墓地，與牛頓、狄更斯、哈代一同分享賢哲的榮光。可是，身為中國人，魯迅先生恐怕就只能在逝世以后被國人漸漸有意無意地遺忘了。　　

然而，即便如此，筆者還是深信：作為民族之魂，他必將是播于眾口而不朽的，也將是銘于人心而不滅的，更將是列于尊位而不替的。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還活著。”是的，一個真正才高德劭的人，一個真正造福于社會的人，一個真正有益于民眾的人，必將永遠活在世人的記憶中——即便一些人力圖刻意遺忘他，怕也只能是徒勞的。　　

七十多年前，為悼念亡友，　　魯迅　　先生曾經寫過一篇《為了忘卻的記念》；如今，為緬　　懷魯迅　　先生，筆者也寫了一篇《為了忘卻的紀念》。　　

                                 　2009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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