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文革的“苦澀”
——看《山楂樹之戀》有感

武兵

9月中旬以來，首都和全國各地的影院熱映張藝謀導演的新作《山楂樹之戀》（以下簡稱《山劇》）。本來，筆者對當下拍的一些電影不怎么感興趣，已經多年不進電影院了。9月27日《參考消息》的一篇評論卻引起筆者對這部影片的興趣。這篇評論不長，只有500多字，標題很打人：《純樸愛情牽纏苦澀歷史——印報評張藝謀新片<山楂樹之戀>》（以下簡稱“報評”）。把文革這段所謂“苦澀”的歷史與所謂“純樸”的愛情糅合在一起，是這部故事片一個鮮明主題，也是它一大特點。

《山劇》是描寫一對男女青年初戀的愛情戲，并且是被某些影評稱之為十分“完美”，甚至堪稱“中國情圣”的“純情”戲。然而，這么“純樸”的愛情，不是發生在當今的社會，而是發生在那所謂“苦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這部影片真正著意的不在“愛情”而在“歷史”。
筆者是那場大革命的經歷者和見證人，同千千萬萬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們一樣，對那段刻骨銘心的歷史總是難以忘懷。所以，以文革為背景的這部故事片，盡管是負面的，還是吸引筆者走進影院。

觀后感覺，這篇“報評”所言不虛。
發生在文革時期的這個愛情故事，雖然情節簡單的像是一部新聞紀錄片，但其寓意很深、導向鮮明。故事的女主人公叫靜秋，是城市即將高中畢業的學生，家庭出身不好。一次，她跟隨學校教育革命實踐小組來到一個名叫西坪村的地方，采集革命傳統故事，編寫新教材。在那里，靜秋與被稱為老三的地質勘探隊員相識。老三的父親是部隊的高干，母親是走資派，文革中自殺。這對家庭背景雖不相同但文革遭遇卻很相似的年輕人走到了一起，相約于山楂樹下，相愛于西坪村。后來，他們的戀愛關系被靜秋的母親發現，因怕靜秋失去工作，而“約法三章”，使這對年輕人的戀情經受了曲折和考驗。故事的結尾是以老三患白血病，在彌留之際與靜秋的生離死別而落下帷幕。
——“報評”說：“《山楂樹之戀》講述一對年輕戀人的故事，他們由于當局對政治異見者子女的猜疑和偏狹而遭受苦難。女孩的父親因發表右派觀點被關進監獄，她與母親則受到管制。男孩的母親被迫尋了短見，因為她有資產階級思想，例如熱衷打扮和化妝等。”
許多看了《山劇》的年輕人，的確被男女主人公的“純樸”愛情所感動，不僅贊賞有加，甚至還流了同情和憐惜的眼淚。這一點，編導和演員們地煽情確實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但筆者認為，《山劇》所宣揚的那種愛情是不值得我們贊賞的。
首先，《山劇》的故事并不具有典型意義。凡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了解，那時的愛情和婚姻，在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社會氛圍中，純樸而幸福的愛情和婚姻俯拾皆是，非常普遍。對絕大多數的群眾來說，根本不存在什么“苦澀”和“苦難”的問題。那時的社會風氣，崇尚英雄，崇尚模范，崇尚勞動，崇尚奉獻。那些對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過杰出貢獻的戰斗英雄和勞動模范是最受人們崇敬和愛戴的。他們中的愛情和婚姻有許多感人至深的典型事例。而《山劇》所反映的愛情，既無理想，又無崇高，一見鐘情，平淡無奇，為愛情而愛情，毫無典型意義。
其次，故事的真實性令人懷疑。那個已經高中畢業走上工作崗位的女主人公靜秋，連什么是男女“房事”，什么是懷孕都不知道，似乎文革時代的人是封建和愚昧的。事實上，那時無論城市或鄉村，對青少年的生理衛生常識，以及愛情與婚姻、理想和道德的教育已經比較普及。何況女主人公靜秋是個讀過高中的學生，并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所受的文化教育會比工農家庭的孩子更好一些。《山劇》那樣可笑的描寫，是難以置信的。
再次，關于文革中對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或曰“管制”問題。眾所周知，文革發動的初衷是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時隔30多年的今天，再回頭看一看，這樣的初衷，難道不必要嗎？此外，既然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既然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發生一些失誤，“整”錯一些人，也是在所難免的。我們看問題應該看主流，看本質。已經96歲高齡的老革命家馬賓同志，在文革中被當成走資派關押了6年之久，可他能夠從革命大局和人民長遠利益出發，毫無怨言。后來他發表文章，認為文革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否定文革是錯誤的，應該給文革平反。他還積極倡議進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像馬賓同志這樣具有革命寬廣胸懷的老同志并不是個別的。這些老同志是多么值得我們大家尊敬和學習呀！看看今天那些對勞動人民進行敲骨吸髓剝削的新老資產階級，看看那些比抗日戰爭時期還要多得多的漢奸賣國賊，看看那些還在走的走資派，難道不該像馬賓同志那樣去肯定和褒揚文革嗎？
——“報評”說：“當一伙黨員干部嚴厲斥責片中女主角的母親時，女主角說：‘他們只罵老實人。’女主角的母親是一名教員，但她被命令從事打掃學校衛生的工作。母親總是告誡女兒不要違抗黨的指示，因為只要一個錯誤就能毀掉她的一生。”
《山劇》雖然想去批判文革“整”知識分子和領導干部，但人們卻從這個故事中看到了歷史真實的一面。文革并不是有人形容的所謂“浩劫”和“黑暗”，反倒是充滿著進步和陽光。你看，被“整”的主人公靜秋的母親，畢竟還是有房住，有工作，有工資，有生活保證。靜秋本人也沒有因為父母的問題而影響她的“接班”，甚者還能當上令人羨慕的光榮的人民教師。這與時下許多被砸了“三鐵”的弱勢群體所面臨的新的“三座大山”，不失為一種光明和希望。若與那些遭受“黑磚窯”、“黑煤礦”、“黑工廠”壓迫而命如草芥的人們相比，更有天壤之別。
談到這個話題，筆者最為反感的一個說法，就是“牛棚論”。有個“大師”還煞有介事地搞出個《牛棚雜記》。他們把知識分子和各級領導干部下放勞動，到“五七干校”學習和改造，說成是“迫害”，把住老百姓的房子，說成是“蹲牛棚”，這實在是對歷史的歪曲，也是對農村廣大勞動人民的侮辱。如果此論成立，豈不是說，全中國億萬農民都成了“牛”，他們的家則都是“牛棚”了嗎？這些可愛的先生，請你們去農村問問農民們，他們能認同你們的這個說法嗎？筆者也經歷過“五七干校”，那里的生活條件的確比城里差許多，但吃和住的方面，要比當地老百姓好多了。筆者還曾有幸在大慶油田工作過。會戰初期，在那茫茫的草原上，大慶工人、干部、知識分子和解放軍官兵，也在當地老百姓家里借住過，個別的也住過經過簡易修補的牛棚，甚至“天當房子地當床”，但在大慶工人階級的創業史中從來沒有聽到過“牛棚論”一說。
還有，知識分子去掃掃廁所，就是大逆不道。難道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就不能經受一下“掃廁所”這樣的勞動體驗嗎？不需要在勞動中去改造世界觀，加深對勞動人民的感情，與勞動人民打成一片嗎？
——“報評”說：“文革中，毛澤東把青年們下放到農場勞動，對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價值觀’進行廣泛批判，并推行對自己的個人崇拜。”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不是必要，知識青年要不要與工農結合，從許多有過這樣經歷的人們那里，早就有了答案。至于毛澤東是不是“推行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倒是值得討論。那位打著“毛澤東秘書”旗號瘋狂攻擊毛澤東的李銳先生，公然造謠說1950年五一節，毛澤東自己提筆加上“毛主席萬歲”的口號，結果被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用歷史檔案給予揭穿：完全是憑空捏造，胡說八道。現今，毛主席已經逝世34年了，一些人出于某種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還在繼續造謠污蔑，丑化毛澤東。然而，一波波自發的崇拜毛澤東的“毛澤東熱”，經久不息，勢不可擋。人們倒是要請教提出這個問題的某些先生們：為什么人民群眾那樣衷心地崇拜毛澤東而不去崇拜什么“總設計師”呢？為什么《東方紅》能夠在人民群眾中久唱不衰，而《春天的故事》始終在群眾中唱不起來？不進行階級分析恐怕是難解其中味的。
——“報評”稱：“片中充斥著指責上世紀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臺詞”。而這些臺詞和“片中的一些場景”，“幾乎是在諷刺那個狂暴年代中人們對毛澤東的忠誠。與此同時，作為背景的青年學生的歌聲和口號聲則流露出對黨的辛辣批評。”
通觀全劇，《山劇》并不像時下某些報刊和網絡上那些反毛、反文革的文章那樣的毫無遮掩，那樣的赤裸裸，而是以虛擬的情節、藝術的形式和畫面的語言，穿插一些忠字舞、語錄歌，以及把毛主席語錄生硬地套用于人們日常生活等鏡頭，委婉而巧妙地達到批判文革、否定毛澤東的效果。然而，烏云遮不住太陽，謬誤代替不了真理。編導們的煞費苦心，卻無意中做了事與愿違的宣傳。對照今天金錢至上、道德淪喪、純樸愛情已難尋覓的現實，這部影片倒是引起人們對那個時代的美好回憶和向往。因為那個時代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失業，沒有兩極分化，沒有黃賭毒，沒有黑社會，沒有買賣婚姻，沒有妓女，沒有“包養二奶”。結論必然是：社會主義好！毛主席好！
——“報評”說：“這是中國電影業首次認真嘗試對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進行清理。”
寫這篇評論的印度作者，可能對中國的情況不十分了解。電影界對文化大革命的“清理”早就開始了。《山劇》并不是“首次”。號稱“傷痕文學”的電影有許多，如《天云山傳奇》（1980）、《牧馬人》（1982）、《芙蓉鎮》（1986）、《楓》（1980）、《小街》（1981）、《廬山戀》（1980）、《戴手銬的旅客》（1980）、《陽光燦爛的日子》（1985）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謝晉導演的《牧馬人》和《芙蓉鎮》。
當然，電影屆也不乏歌頌文革的故事片，例如《春苗》、《海霞》、《決裂》、《艷陽天》、《青松嶺》、《戰洪圖》、《創業》、《南海長城》、《反擊》等。
——“報評”說：“導演張藝謀最近在接受采訪時說，那個年代對他來說只有痛苦，當時有千百萬人與他有同樣的經歷。張藝謀的父親曾當過國民黨軍官。”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也具有能動的反作用。根據這個理論，在毛澤東時代，我們黨的政策是有成分論又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我們黨和軍隊許多高級干部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這個事實就是很好的證明。因此，張藝謀是不是“國民黨軍官”的子弟，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立場、世界觀和為哪個階級服務。從張藝謀上述言論和他這些年所導演的影片看，他是哪個階級的世界觀和為哪個階級服務的問題已經暴露無遺了。正因如此，在資本主義復辟大潮中，他如魚得水，大紅大紫，深受國內外某些政治勢力的賞識。
——“報評”說：“張藝謀說，電影審查人員沒有給他找多大麻煩。他說，影片很順利地通過了審查。張藝謀承認，在中國拍電影會受到一些限制，這取決于你如何處理。”
這個說法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既然這部電影是批判文革的，完全符合上邊的精神，也有過眾多先例，何來“找麻煩”之說？張藝謀的此番言談，實在令人費解。
無論《山劇》的編導們怎樣制造“傷痕”，扼殺文革，但文革將以它本有的光輝、生命力和感召力存在著。因為在那個時代，人民群眾感受到的不是苦澀而是幸福，不是黑暗而是光明，不是受人剝削和壓迫而是當家作主人。
——“報評”說：“一部令中國各地影院座無虛席的純樸愛情電影成為共產黨批評自身歷史的工具。”
這正是中國的悲劇所在。30多年和平演變的歷史說明，文革與改革代表了兩個不同階級、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和兩個不同時代，它們之間存在著尖銳對立的矛盾。資本主義趨向的改革正是從否定文革起步的。不否定文革，改革就進行不下去。所以才出來一個決議，而這個決議，就是“共產黨批評自身歷史”的發端，無異于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打倒自己。
王蒙先生看過《山劇》而感嘆：“我們再也不愿意去經歷這樣的一段歷史，但愿這樣的愛情故事已經絕版。”其實，毛澤東時代那種純樸的愛情和婚姻，在新老資產階級那里早都“絕版”了！而在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中的純樸愛情與婚姻，是永遠不會“絕版”的。同樣，作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偉大實踐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不會“絕版”的！
（寫于201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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