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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革命論”的圖解和演繹--論陳忠實《白鹿原》及其評論

梁勝明 · 2010-05-31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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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革命論”的圖解和演繹——論陳忠實《白鹿原》及其評論


梁勝明 

    

     2008年4月29日《文藝報》第一版刊登新聞,報道北京文藝出版社和中國現代文學館聯合召開座談會,紀念陳忠實長篇小說《白鹿原》創作20周年暨榮獲第4屆茅盾文學獎10周年。“著名文學評論家”雷達在會上發言說:《白鹿原》“是一部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有生命力的好作品”。在我的記憶中,為一部小說的創作和獲獎多少周年舉行紀念會,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似乎是非常罕見的盛事。近日據《新京報》報道:由《鐘山》雜志組織12名文學家投票選出的30年里 (1979—2009)“最能代表中國文學水平”的  11部長篇小說中,陳忠實的《白鹿原》以7票獲第一。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作為評委之一,認為《白鹿原》有一種恢宏的結構,構思明晰而透徹,標舉一種文化價值,而試圖重新闡釋中國現代性歷史,可見作者的勇氣。”如此追捧,實屬罕見。那么,《白鹿原》究竟是一部怎樣的作品呢?

                                     (一)

    文學創造首先是作家理解、反映和闡釋對象世界的一種認識活動,其要義是求“真”。《白鹿原》扉頁上引用了巴爾扎克的一句名言:“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看來作者顯然是企圖通過白鹿原上一個家族在上世紀前半期的興衰,展示中華民族近現代的風云變遷,揭示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道路。關于這個問題,歷史早已做了結論。中華民族近現代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中國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為了挽救國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幾代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康有為、梁啟超企圖通過不觸動封建統治階級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變法遭到慘敗,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人民的命運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只是由于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的基礎上誕生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取得了勝利,繼而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從而使中國人民站立了起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近現代歷史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選擇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正義的人民革命戰爭。歷史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不可能有別的主義、別的道路救中國。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偉大作家的一部偉大作品,那么我們至少能夠看到關于上述中國社會本質和中國革命道路的某些方面。
    那么,《白鹿原》給我們描繪的中國近現代社會的面貌和中國革命的歷史是怎么樣的呢?從書中我們看到,以白鹿原為代表的中國社會本來是在儒家學說和孔孟之道治理下的仁義之村和禮儀之邦。這里有朱圣人朱先生那樣傳經布道的儒學大師和精神領袖,有像族長白嘉軒那樣奉行仁義和秉承族規,對待長工親如兄弟、情同手足的地主富農,有像鹿三那樣對主人忠心耿耿、死而后已的長工,這里根本看不到剝削壓迫,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除了繳納“皇糧”之外,再沒有任何勞役和捐稅。只是到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以后,才出現了社會動亂和軍閥混戰。后來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中,共產黨員鹿兆鵬、鹿兆謙領導的“風攪雪”的農民運動,“在白鹿村里連一根雞毛子也扇不起來”,與白嘉軒等地富分子發動的“交農事件”的完全勝利形成鮮明對照。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后,國民黨政府加緊抽丁派捐,使百姓苦不堪言。而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也完全是瞎“折騰”,造成了人為的破壞,導致了無謂的犧牲。農民運動只是鍘了侮辱婦女的和尚和碗客,并未給農民帶來多少實際利益;焚燒“烏鴉兵”糧庫導致鎮嵩軍加倍征糧,更增強了農民負擔;發動毫無成功把握的渭北暴動,導致共產黨領導的唯一一支武裝力量損失殆盡;女共產黨員白靈痛砸宣揚“攘外必光安內”的國民黨教育部陶部長,激起國民黨更加瘋狂地抓共產黨人填井;冒險進攻西安,導致新組建的36軍全軍覆沒;策動縣保安團起義的結果,是讓貪功的地富反壞分子白孝文篡奪了人民政權。從書中看不到革命的任何勝利和成功,也看不到共產黨給人民辦的任何好事情和實事情。全心全意跟共產黨干革命的人,也沒有一個有好下場:滿腔熱忱、英勇無畏的女共產黨員白靈在南梁革命根據地肅反清查中被活埋;真正改惡從善、學為好人,對策動縣保安團起義起了決定性作用的鹿兆謙,卻因遭到白孝文的暗算而在解放后鎮反中被槍斃。而大半生出生入死為革命,幾乎策劃與參與了陜西歷次重大革命活動的省軍級領導干部鹿兆鵬,卻在全國解放后不明不白地從人間蒸發,落了個活不見人、死不見尸的下場。這又是多么不合情理,經不起推敲!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因參與圍剿陜北革命根據地而被紅軍打死的國民黨軍隊的團長鹿兆海卻被國民黨以“抗日烈士”的名義給予隆重的吊唁與祭奠。一邊是共產黨的“不仁不義”,一邊是國民黨的“有情有義”。
    總之,在《白鹿原》里,儒家仁義學說治理下的中國社會,像桃花源、伊甸園一樣淳樸、溫馨、安寧、和諧。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破壞了這種田園牧歌般的生活境界。按照《白鹿原》的邏輯,中國根本不需要別的任何理論指導的任何革命,革命帶來的只是破壞和災難,只要奉行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仁政”,中國社會就會成為“太平盛世”。陳忠實就是這樣從根本上歪曲了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白鹿原》就是這樣喪失了文學的真實性,失卻了“善”和“美”的根據和依憑。

                                     (二)

    文學創作作為能動地反映社會生活的審美意識形態活動,其核心是尚“善”,即通過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體現有利于社會進步與人民福祉的社會功利性。因此,“善”乃是實現文學創造的審美價值追求的前提,社會功利性就成為文學創造的靈魂。那么,《白鹿原》是以怎樣的價值判斷和情感評價對待作品所寫的人物和事件的呢?作者一方面極力贊頌朱先生和白嘉軒等人所宣揚和奉行的儒家學說和仁義德政,一方面肆意貶抑鹿兆鵬、白靈等共產黨人所信仰的馬列主義和從事的革命斗爭,并以前者的溫和與高尚反襯后者的殘酷與卑劣。這種價值判斷和情感評價,有什么有利于歷史進步和人民福祉的社會功利可言呢?
    誠然,我們不是一概否定儒家的孔孟之道和仁義觀念。儒家仁義觀念可以分為世界觀和歷史觀與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兩個層次,而一定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是從屬于一定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作為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仁義觀念,是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根本對立的唯心主義觀念,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是為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階級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服務的。孔孟提倡“仁義”的目的歸根結底是要調和階級矛盾:一方面調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另一方面調和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以維護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如果說這種仁義觀念在封建社會建立初期和鼎盛時期,尚有某種積極意義的話,那么,到了封建社會腐朽沒落、人民革命蓬勃發展的歷史時期,就只成為調和階級矛盾、麻痹人民斗志的精神鴉片了。《白鹿原》中朱先生和白嘉軒所宣揚和奉行的一切“仁義”言行,都不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朱先生甚至創造性地發揮儒學“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上智”、“下愚”理論,以苦力“背河”為例,說明勞動人民甘受剝削壓迫,從而論證剝削制度的合理性,充當剝削制度的辯護士。而白嘉軒對鹿三的“仁義”,帶有更大的虛偽性和狡猾性,其實質不過是為了更充分地剝削鹿三的勞力,使鹿三更慷慨地為自己賣命而已。既然真正親如兄弟,為什么不把自己的土地送些給鹿三,讓他成為自耕農不要當長工呢?在人物塑造上,我們反對“一個階級一個典型”的觀點,那樣會造成只有共性沒有個性的公式化概念化現象,也不贊成只有個性沒有共性的“惡劣的個性化”(恩格斯語)現象。地主富農里確有開明的,但只要還在剝削人,就還沒有擺脫地富的共性。掩蓋地富的剝削共性,就是“惡劣的個性化”的現象。正是白嘉軒的“仁義”,毒害得鹿三從不對剝削制度產生懷疑,只知當忠誠和恭順的長工和奴仆,以至為報主人的恩義而殘忍地殺死自己的兒媳!正是在實施“仁義”禮教的名義下,白嘉軒族長不讓不想當為地主“泡棗”的小妾,只想當一名農家院媳婦的田小娥進祠堂,逼得她自暴自棄、破罐破摔,死后還要在她的骨灰上造一座鎮邪塔。無論是白嘉軒還是鹿子霖,誰也沒有實行過真正的“仁義”。為了爭奪白鹿原的統治權,明爭暗斗,爾虞我詐,一個巧取風水地,一個惡施美人計。而在白鹿原第一個種罌粟毒害人的不是別人,也正是奉行仁義的白嘉軒族長。這不正違背了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義道德嗎?而像朱光生、白嘉軒那樣的“仁義”之輩,實際上也是嫌貧愛富、趨炎附勢的勢利之徒,在白孝文當乞丐、鹿兆謙當長工流落村野的時候,他們不理不睬,避之唯恐不及,而當他們成為縣保安團營長,變作鎮壓人民的鷹犬,衣錦還鄉拜祠祭祖的時候,他們卻熱情接待,百般奉迎,一副小人嘴臉。
    作為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仁義觀念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它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具體內容,需要我們繼承并發揚。中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是這種傳統美德的最好繼承者和發揚者。在漫長的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為了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涌現了多少殺身成仁的志士、舍生取義的英雄,創造了多少傳奇式的故事、神話般的奇跡!而且也只有在經濟上實現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在政治上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人的社會主義社會,真正的仁義道德才能實現。我們黨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及以“八榮八恥”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就是對仁義美德的最好繼承和發揚。
    誠然,由于種種社會歷史原因和思想認識原因,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曾經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受過這樣那樣的挫折,造成過無謂的犧牲,導致過人為的破壞。但是從根本上和總體上來說,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而且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福祉。我們并不認為文藝創作只能歌頌共產黨的豐功偉績,不能批評共產黨的錯誤挫折。但是像《白鹿原》那樣專寫共產黨的錯誤和挫折,從書中看不到革命的磅礴氣勢和偉大勝利的絲毫影子,看不到人民群眾翻身解放的歡欣鼓舞的任何情景。這就不僅造成了作品總體上的不真實,而且也不能不使我們考慮作品的思想傾向了。原來作者在贊頌儒家仁義觀念的同時,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作者否認階級觀點和群眾觀點,否認革命的階級基礎和社會根源,把地主和農民寫得真正親如兄弟,把朱圣人和白族長當作救世主;否認社會革命和階級斗爭,把革命和反革命在白鹿原的拉鋸戰說成是“把咱白鹿原弄成個烙人肉的鏊子了”。《白鹿原》是把一切革命斗爭都當作“作孽”和“折騰”來看待的。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和社會基本矛盾學說,否定了階級斗爭是推動階級社會向前發展的直接動力的基本原理。我們否定“階級斗爭擴大化”,并不一概否定階級斗爭;我們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革命”,并不否定一切真正的革命。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我們不主張胡“折騰”,因為那是自己折騰自己。但在人民沒有當家作主的舊社會,我們是應該“折騰”的,否則就不能把那個腐敗的政權“折騰”垮,打造出一個人民的新天地。
    除了贊頌和宣揚儒家仁義學說和封建宗法制度,貶抑和否定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之外,《白鹿原》還在弘揚民族文化遺產的名義下,不分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華,津津有味地描寫了封建家庭的陳規酷刑和農村的迷信陋俗,如打刺刷、吃大糞、求雨、祈子,裝神弄鬼等,張揚腐朽丑惡,展覽愚昧落后。作者還借口刻畫人物性格的需要,不加節制地細致描寫性心理和性活動,迎合低級趣味,追求感官刺激,制造商業賣點。這一切都使《白鹿原》乏善可陳,完全沒有正面的社全功利價值。

                                    (三)

    文藝創作作為一種審美和創美活動,其境界是呈“美”,即按照一定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把“真”和“善”或“假”和“惡”的內容,以“美”或“丑”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因此,“美”是實現文學創造的審美價值追求的關鍵。《白鹿原》不真不善的內容,決定了它不可能采用按照社會生活的本來樣式真實地再現客觀的現實生活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或是按照社會生活的應有樣式熱情地抒發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的浪漫主義創作方法,更不可能采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創造出具有藝術美的形象和典型。作者或者是采用自然主義的創作方法,不加選擇提煉和批判否定地描寫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迷信活動不加節制、窮形盡相地細致描寫性心理和性活動;或者采用消極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美化歷史陳跡,贊頌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代表人物和意識形態,貶抑新興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的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作者寫作的出發點不是發展變化的現實生活而是某種錯誤的思想觀念,不是廣泛深刻地描繪生活畫圖,通過對特定環境中特定人物的真實描寫,揭示社會生活的某些本質方面,而是任意剪裁和捏弄人物和事件,把人物變成宣揚自己錯誤的思想觀念的傳聲筒,忽視藝術思維的形象性和情感性特點,讓人物發表滔滔不絕的議論,貶損社會革命和革命戰爭。
    恩格斯說:“主要人物是一定階級或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敘事性文學創作的中心課題。作品中的共產黨員鹿兆鵬和白靈是中國現代新興的先進階級和先進思想的代表,作者卻把他們塑造得沒有一點光彩和美感。他們對自己信仰的主義和參加的組織缺乏深刻理解和堅定信念,作為中共省委委員的鹿兆鵬竟然辯駁不過朱先生“獨占集市”和“獨立字典”等謬論,白靈參加共產黨竟然是由與鹿兆海玩銅錢的兒戲所決定的。他們與自己所代表的階級和群眾沒有緊密聯系和血肉關系,連鹿兆謙這樣的基本群眾也沒有幫助和教育成一直跟黨走的堅強戰士,使他先后淪為土匪和儒家信徒。他們只知盲目蠻干和冒險胡來,一點智謀和策略也沒有,他們策劃和參與的革命斗爭,幾乎全是挫折和失敗。他們對自己的胞弟和愛人不努力做爭取其棄暗投明的工作,最后卻以政治立場不同而與之決裂,心安理得地與自己的弟媳和夫兄結為夫妻,在個人私德上也可謂不仁不義!這簡直是對共產黨人的莫大糟踐!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作者卻傾情塑造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朱先生和白嘉軒,讓這些逆歷史潮流而行的人物,“展現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環”并“充滿沉郁的美感”(雷達語)。特別是極力美化封建統治階級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朱先生,不顧生活邏輯和事理邏輯地把他塑造成神仙和圣賢。一個根本不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腐儒,作者卻吹噓他能夠預知天氣陰晴和人間禍福。還說他從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上,能推斷出未來是共產黨“朱毛紅軍”的天下,甚至捏造出朱先生墓穴中特制的磚頭上的誡語,能預料死后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直是毫無根據的無稽之談!至于說他在辛亥革命期間,“憑一張嘴一句話,就解除了從甘肅反撲過來的清軍”,更是違背歷史真實的謊言。根據甘肅省文史館館員韓定山老先生回憶,事實是1912午2月12日清帝溥儀已宣布退位,清陜甘總督長庚、陜西巡撫升允仍不甘心滅亡,從甘肅集結20萬清軍出兵攻陜,妄圖攻下西安,奉迎溥儀偏安西北。他們認為甘肅交通閉塞、消息遲滯,暫時秘不發表清帝退位消息,嚴令猛攻,三五日內如能突破咸陽,進入西安,則局勢已成,即可為所欲為。卻不料紙畢竟包不了火,乾州城內的陜西革命軍,從城頭拋下清帝退位、共和已成的文件,甘肅清軍司令官馬安良得到消息,向升九提出了國體已改,何必還同室操戈的警告,同時長庚所派驍銳軍統領、革命黨人黃越亦在秦州(天水)起義,使得升允督戰的命令無法再行。于是乾州解圍,醋泉、咸陽停戰,升允不得不收旗息鼓,匆匆西退(見《民國初年的甘肅政局》,《甘肅文史》2007年第 1期)。哪里有什么“憑一張嘴一句話,就解除了從甘肅反撲過來的20萬清軍”的鬼話呢?根據歷史題材作品“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對于西北近代史上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難道也可以捏弄嗎?盡管作者還極力塑造和贊頌朱先生潔身自好、寧靜淡泊、嚴厲禁煙、清廉賑災等高風亮節和仁行義舉,終究掩蓋不了他守舊復古、倒行逆施,維護封建制度、貶損革命斗爭的主流和本質方面。
    《白鹿原》在宣傳封建文化、貶損中國革命方面,可謂達于極致。他所塑造和贊頌的朱圣人和白族長的形象已如上述,而他所塑造和贊頌的鹿三的形象,是比《阿Q正傳》中的阿Q更不覺悟的農民形象。魯迅對阿Q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陳忠實對鹿三的態度卻是贊其遇到好主人,做穩賤奴仆。按照朱圣人、白族長及鹿三的“仁義”哲學,中國人民就永遠只有做奴仆的份兒。按照陳忠實《白鹿原》中的邏輯,中國封建社會應當萬古長存,作為中國革命勝利產物的新中國本不應當出現,我們今天所擁有的一切都不應該存在。小說《白鹿原》的出現,特別是對于《白鹿原》的吹捧,說明我國文藝界的思想混亂曾經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四)

    《白鹿原》在1989年前后的寫作和出版絕不是偶然的,它有著復雜而深刻的社會和認識根源。眾所周知,我國社會主義社會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后,在揭批“四人幫”和“文化大革命”,糾正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的同時,先后出現了兩股思潮。一股是自由主義思潮,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至今仍沒有走出“黃色文明”,我國應當走進“藍色文明”,實行“全盤西化”。一股是保守主義思潮,認為近現代以來,激進的革命使中國遭了殃,要是堅持改良,甚至保留清朝王室,實行君主立憲,中國早就實現現代化了。于是公開打出了“告別革命”的旗號。一時間否定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竟然成了時髦,我國人民引以自豪的革命斗爭歷史成了某些人嘲弄的對象。與此同時,社會上和文藝界出現了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加分析地宣揚西方人道主義和中國儒家學說的思潮。不管作者自覺或不自覺、有意識或無意識,《白鹿原》就是這種情勢下的產物,它為“告別革命”的荒謬論調做了“出色”的圖解和“精彩”的演繹。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此類傾向不好的作品,一些文藝評論家還加以庸俗捧場和刻意炒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雷達的《廢墟上的精魂》一文,它一方面割裂經濟、政治、文化三者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以不分精華與糟粕的所謂豐厚的“民族文化底蘊”,掩蓋其背離唯物史觀,貶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要害,一方面割裂人性人格與社會關系、歷史觀點與道德觀點的辯證統一關系,對阻礙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封建統治階級代表人物的倒行逆施進行人性和道德上的美化,從而模糊真假、善惡、美丑的界限。
    該文贊賞《白鹿原》“悟了‘道’,得了‘理’,把‘文化’這一塵封多年的更為廣大的視角引入了思想界,大大擴充了人們審度生活的眼光和認識世界的圖式,打破了固守著單一的政治視角的狹局”,因而是“民族靈魂的現實主義畫卷”,表現了“共通的民族心理模式”,展示了“宗法文化廢墟上的民族精魂。”這實屬乖謬已極。
    什么是文化?廣義的文化表現在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兩個方面,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按其與一定社會經濟基礎的關系,又可分為科學(自然科學)技術文化與觀念形態(意識形態)文化兩大部分。狹義的文化則專指社會意識形態。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化是狹義的文化。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而文化是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世界上絕沒有脫離一定的經濟和政治、不為一定的經濟和政治服務的文化。文化的發展雖有歷史繼承性和相對獨立性,用它終究擺脫不了一定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支配和制約。世界上哪有經濟上政治上反動倒退,而為這種經濟和政治服務的文化卻值得極力贊美和歌頌的道理?所謂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并不是一個整體,其內部也包含著兩種成分,一部分是占統治地位的封建性文化,另一部分是具有人民性的民主性文化。在對待民族文化遺產問題上,毛澤東強調要剔除封建性的糟粕,繼承民主性的精華。我們通常所說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當然是指我們民族文化和精神中的精華部分,包括強烈的愛國主義,辯證的思維方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長盛不衰的傳統美德等。而在小農經濟和宗法制度基礎上形成的封建的等級觀念、宗法制度、特權思想、綱常禮教、陳規陋俗、迷信盲從、因循守舊、不求變革、坐井觀天、夜郎自大、安貧樂道、知足常樂、平均主義、嫉賢妒能、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等,則是我們民族文化和心理中的糟粕部分。這些糟粕在《白鹿原》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卻不是揭露和批判而是欣賞和展覽。至于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從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層次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英勇奮斗和壯烈犧牲的革命精神,《白鹿原》不僅不予贊美和歌頌,反而極盡諷刺和嘲弄之能事。難道就是《白鹿原》所展示的“新的社會歷史內容和文化底蘊”及“民族靈魂的現實主義畫卷”嗎?這實質上是在掘共產黨的祖墳,翻中國革命的鐵案,也是對陜西輝煌的革命歷史和榮耀的革命文藝傳統的顛覆和背叛!

                                     (五)

    新時期以來,在批判極左路線,批判階級斗爭擴大化,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簡單粗暴的大批判方式之后,出現了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情況,有人把一切正常的文化批評和學術論爭一概視為“慷慨激昂的大批判表演”,“是‘文革’中的大批判情結在起作用”,“帶有整人的目的”。正是由于受到類似上述種種錯誤指責和嘲諷,我國思想文化戰線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現象,對一些錯誤觀點和不良傾向,缺乏切實有力的批判和批評,一些所謂的義藝評論文章多是庸俗的捧場。以致對像《白鹿原》這樣的作品至今仍被當作最優秀的作品。我的批評文章如發表,必定會招來一些人的指責和嘲諷,對此我早有思想準備,只請求保留反批評的權利。不管人們怎么為陳忠實辯解和對我進行詰難,我堅信《白鹿原》以贊頌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代表人物和封建文化作為反襯,來貶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這個錯誤的主導思想是無論如何也推脫不掉的。
    (《環球視野》2010年5月31日第294期,摘自2010年第5期《中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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