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真實魯迅”？
改開的列車離“天津”不遠了，“完善”“先富”“崛起”之類業已失去魅力，于是，妖魔化過去就成了買辦幫閑掩蓋現實矛盾的一個基本策略。霸權媒體上充斥著形形色色的“憶苦思甜”文章，歪曲和丑化毛澤東時代，等于是給瘋狂掠奪和賣國所造成的殘酷現實作間接論證，他們樂此不疲。
上海《報刊文摘》幾乎期期都有兩類文章：一類是右翼頭面人物“主流經濟學家”和中央黨校李君如、周天勇們的高論，一類就是“憶苦思甜”。
《還原真實魯迅——<魯迅回憶錄>手稿本出版》即為熱炒之一。
《魯迅回憶錄》手稿的出版，各報報道均以“還原”“解密”為主旋律哄炒，充斥如下字句：“被誤讀半個世紀母子合力還原真實《魯迅回憶錄》手稿本解密出版”，“《魯迅回憶錄》手稿本解密出版”，“新版還原刪減內容不迎合意識形態”，“本書的面世，使得1961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回憶錄》被洗掉‘顏料’，長期以來的詮釋和包裝中解放出來，還一個真實的魯迅，有愛有恨的魯迅。”。
并無新意，不過是“重寫文學史”“重新認識魯迅”的老調重彈。周海嬰的《魯迅與我七十年》關于毛澤東談右派的莫須有話題讓他們嘗到了甜頭，于是生出借許廣平再做文章的主意。
一，“還原”云云未免大言欺人。
各式媒體的轟炸標題，給人產生一個“不爭論”的結論：過去的魯迅是“意識形態”打造出來的，現在要“還原”，就是顛覆原來“不真實”的魯迅。然而，“解密手稿”的魯迅，與59年版本的魯迅，差別到底有多大？是不同質的差別，還是細微量的差異？這是是否適用“還原”前提。
還在1979年，魯迅研究專家朱正，就出版過在研究這一問題的專注《魯迅回憶錄正誤》。據稱，“在書中，朱正針對《魯迅回憶錄》中涉及大大小小25個問題進行了詳實而扎實的考證，指出許著錯誤”。朱氏稱“《魯迅回憶錄》是為了迎合當時的意識形態而寫的”，該書“表面是為矯正其‘記憶’上的誤差，但主要是匡正她對魯迅的‘美化’和‘神化’。”其傾向性與周海嬰們的當無大異。就這25處差異，能夠得出結論，說59年的版本歪曲了魯迅嗎？
主流媒體所謂的 “在許廣平《魯迅回憶錄》的首發式上,魯迅的家人說,魯迅和他的作品,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遺產,必須從長期以來極左意識形態的詮釋和包裝中解放出來,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的說法，帽子大人頭小，事實支撐不了結論，未免大言欺人。
二， “遵命”寫作何罪之有？
“魯迅之子周海嬰在發布會上回憶說，這本《魯迅回憶錄》手稿寫于1959年8月，“是一部國慶‘獻禮’作，是一件“遵命”的苦差事。據周海嬰透露，那時的版本是“媽媽執筆，集體創作，上級拍板”的，有不少違背作者原意，有被要求改動的左的痕跡。手稿本能夠在50年后完整面世，意味著被極左思潮遮蔽和詮釋近60年的魯迅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那些事，將得到還原和“解放”。（《揚子晚報》3.31）
說起來，“遵命文學”還是魯迅先生的發明，先生毫不諱言：“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如今，先生“之子”尊奉的又是誰的將令？
重大題材，慎之又慎，反復修改，有關方面把關，這毫不足怪，在周海嬰的嘴里，就成了“媽媽執筆，集體創作，上級拍板”奉命寫作。
難道，有過純而又純的真實回憶嗎？
還在劉再復占盡風光時代，先鋒人物就有過“我所評論的就是我”的高論。人們常說，某種意義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回憶錄”總難免或多或少打上時代的和回憶者個人的印記，古今中外實在概莫能外。
寫過轟動一時的《江青密傳》和《女皇夢》的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女士事后曾經坦言：
“你說的這些我也想到了，但是，你可以想一想，完全如實的寫江青，能出版嗎？我寫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和被捕后的情況，主要是依據當時中央下發的文件和各地揭發的材料，其中也有我的合理想象。文學作品嘛，沒有合理的虛構是不行的，往往在這樣的時候才能寫出驚世之作。”
“毛澤東選擇了江青，是因為他們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和感情基礎。毛澤東知道江青在上海結過婚，但是他沒有那種傳統的封建觀念，他對中央的一些同志說：‘首先江青是我們黨的同志，是革命的戰友。就算她不成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親密戰友，可以幫助我工作。她有這個能力和水平。她在上海的歷史不算什么，我也是離過婚，而且是結過兩次婚的人。’-------此外，江青的 許多觀點能夠和毛澤東一拍即合，也是他們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前征求了黨內許多同志的意見，周恩來、王稼祥、康生、賀龍等領導人都是同意和擁護的。其實并沒有對江青的任何約法三章，也沒有對江青的任何限制。所謂那些東西都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但是為了政治的需要，我也把它當作了演義-------------”
“為了使我的書現在能夠出版，我不得不這樣寫，我也知道我現在這樣寫是政治的需要，同時我對那幾個人物很反感，我是帶著對他們的仇恨和我對稼祥同志的不公而寫的。”
何況，專吃此飯漏洞百出的葉永烈輩。
30年打造出一個流行霸權話語：“專制”年代“突出政治”都是“假大空”，“撥亂反正”以后“民主自由”才實事求是，“恢復歷史真面目”。
時下的圣人是胡適——胡適大量的媚日哈美反共言論，你們有過勇氣直面嗎？
胡風文集，反共的文章收進去了嗎？
張光年自編的文集，當年許多“極左”“大批判”文字，敢面對么？
新時期文學標桿作家，控訴專制最力的受迫害的“右派”作家張賢亮，到底是“右派”還是“刑事罪犯”，有勇氣“還原”嗎？
《毛澤東文集》編選中的棄取，難道不是“集體創作，上級拍板”？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會出現百萬富翁”言猶在耳，編“選集”時是“永不翻案”，還是與“時俱進”？
“廬山會議”“恢復歷史真面目”，高層許多當事人的講話諱莫如深，連網絡都不許“還原”？
……
問題是“遵命”中是突出還是背離了本質真實。
要說“還原”，揭出“四條漢子”“顛倒歷史的一支案件”才真是“還原”。
雖然，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但哈姆雷特畢竟不是福斯塔夫。
魯迅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圣人，胡適過去和現在都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文化代表。
魯迅顛覆不了，只能歪曲。胡適，暫時“為賢者諱”，那是策略。
張愛玲熱，是“還原”文學史，但赤裸裸反共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卻一直諱莫如深。如今，氣候不同了，先鋒精英已開始為之正名，把張氏鼓吹為反共的先知先覺了，這是“還原”的與時俱進。
再過一些年，“胡風文集”刪去反共文章，他們就會感到遺憾，需要進一步“還原”了。
“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從北京到天津先說到通縣”—— 天生地與“實事求是”，與“講真話”格格不入。
當欺騙再難繼續下去時，也只好咒罵過去以粉飾現在。
三，魯迅是人民的，不是可繼承的著作權。
“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這是魯迅先生寫給海嬰的“遺囑”。魯迅遺囑膾炙人口，標準的魯迅式，其奇崛峭拔易為人見，至今仍是個說不盡的話題，然其深厚博大，歷史和哲學品格的注目還不多。
先生的遺囑與毛澤東主席關于“一生辦了兩件大事”的遺囑性的談話，都是我們百讀不盡的文獻。
“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這遺囑，是給黨的，也包含自己親屬。除了黨的、人民的事業之外，毛澤東從來沒有個人的“事業”， 戰斗一生，從無個人恩怨，順逆成敗，一切交付歷史，從不計個人及親屬的得失。“天知道”，警拔、嚴峻、明澈、深厚、深沉，身后30年的歷史演進，一切未出哲人預料，但絲毫不見私人性的擔憂。
“一個都不寬恕”，魯迅先生一生戰斗，未有窮期，并無個人私怨，能愛能很，大愛大恨，橫眉冷對，又舐犢情深，對孩子期望清醒明哲——“還原”“解放”“極左思潮遮蔽和詮釋近60年的魯迅”， “以21世紀新的思維和研究方法，重新詮釋、解讀魯迅作品和魯迅的文化精神”等等，恰好證明了先生“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的擔心和警示，卓識遠見，并非多余。
“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個中有多少豐厚的歷史內涵啊，豈是“之子”一個似是而非的謠言能夠顛覆得了的！
公共人物屬于社會，偉人是階級和民族的代表。立德立言立功，偉人的定位，自有他一生的言論和事業在，不是其親人可以隨便撼動的。馬克思恩格斯事業的繼承人是素未謀面的列寧，而不是龍格、拉法格或者考茨基；列寧斯大林事業的繼承人是毛澤東，而不是克魯普斯卡婭或者赫魯曉夫。帝國主義者為顛覆社會主義，都曾苦心積慮地利用斯大林的女兒做過工作，但他們的苦心積慮，除了暫時糊弄一下小市民式的頭腦，又有多大何用？
利用偉人做文章愚弄人民，亦古今統治階級的慣技。不過，偉人最終還是歪曲不了的。毛澤東妖魔化30年，結果又如何？有剝削有壓迫，有解放斗爭，就會有毛澤東熱。官僚買辦要賣國掠奪“先富”，自然會有另一面旗幟，看看南街和深圳就會明白。偉人歪曲不了，也壟斷不了。水深火熱的尼泊爾和印度人民在毛派共產黨人領導下鬧革命的困難時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面對西方媒體，居然聲稱他們是“盜用毛澤東的名字”，“與中國毫無關系”——勢利愚蠢一至于此，也算不負貓論熏陶了！
（20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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