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尋達西和羅切斯特兩個文學形象分別在1813年和1847年的對應歷史原型前，我先談談流行于18至19世紀英國中產階級婦女中的寫作癖。《傲慢與偏見》和《簡•愛》的作者從屬于這個龐大的閱讀和寫作群體，而這個群體對男人的想象為她們提供了靈感。英國中產階級婦女在1813年傾心于達西這類高雅而冷淡的男子，到1847年，這類男子被冷落，取而代之的是羅切斯特這類粗野而熱情的男子。在欲望的變遷下，是英國社會對男子要求的變遷，奧斯丁和夏洛蒂•勃朗特不過把這種要求帶入了文學想象。揭示這種對應關系，并不貶損她們文學上的創造性，她們都是自覺的文學現實主義者，而現實主義的最大成就，是再現時代的典型心理特征。
“18世紀末發生了一種變化，”伍爾夫回顧英國婦女寫作史時說，“若讓我重寫歷史，我將把它描述得比十字軍東征或玫瑰戰爭更詳盡，更有意義。這個變化是：中產階級婦女開始寫作了?！保ㄗⅲ篤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1931,p.97.）但她把她們的寫作動機闡釋為謀生，并說：“用你的智力一年可掙500英鎊?！保ㄗⅲ篤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London: The HogarthPress,1931,p.99.）她的看法基于當時文學婦女的狀況：長子繼承權剝奪了其經濟來源，而若婚姻又不幸被延遲或耽擱，無法通過它獲得生活保障，寫作就成了惟一的謀生之道。上述說法更適合奧斯丁時代，那時婦女的職業主要是女仆和女工這些被中產階級婦女認為“不體面”的下層婦女職業。她們被迫或自愿局限于家庭，而寫作是惟一既可足不出戶、又能獲得收入的體面職業。到勃朗特的時代，出現了另一種婦女職業，即家庭或初級學校女教師，吸引了少數中產階級婦女進入“社會”。更重要的是，復興的清教主義賦予“工作”一種宗教倫理意義，扭轉了攝政時代更世俗化的看待工作的態度。這一時期，英國發生了一連串政治、社會和經濟事件，把英國男人大部分想像力和創造力引向了非文學方面，而中產階級婦女被排斥在“社會”之外，發現自己惟一可施展才華的地方只剩下家庭。但即使在家庭里，她們也處于瓦特所說的“被強加的閑暇”中，因為家仆已使她們從家務中解脫出來。
“被強加的閑暇”還有悲劇性的一面：中產階級未婚女子總是成為婚姻市場昂貴的滯銷品?？紤]金錢和門第，她們不會嫁給下層男子，而同階層未婚男子面臨著經濟壓力，除長子外，得自謀生路，經過漫長個人奮斗獲得穩定經濟來源后，才娶妻生子，而這時往往年過而立。此外，他們還常在有姿色的女仆或女工中尋找妻子.這導致兩個后果：首先，一些中產階級婦女的婚姻被耽擱，出現數量驚人的老處女，到80年代這一狀況仍觸目驚心。“老處女”成了這一時期文學中不可或缺的形象。“大量婦女從未結過婚，”湯普生說，“例如，在1881年，英格蘭45到54歲的婦女，有12%從未結婚，在蘇格蘭，是19%。”該數字沒說明在中產階級婦女中這種現象更突出，因為下層婦女有更多機會接觸男性，如在工廠里，在婚姻態度上也更靈活。其次，更多中產階級婦女雖結了婚，但一般晚婚。“1825年后，不識字的人比識字的人結婚更早，尤其是不識字的婦女?！备窭蛘f，“然而，史料證明，識字的夫婦比不識字的夫婦生育了更多的孩子。也許，”他解釋道，“識字婦女以高生育率來彌補自己的晚婚?！辈贿^，下層婦女的低生育率，還與家庭和工廠的衛生條件有關。60年代后，隨著經濟、衛生條件、避孕方法的改善，中產階級家庭的生育率也呈下降趨勢，到世紀末，每個家庭的孩子降至平均2.65個，比下層家庭平均3.76個還要少。不管怎樣，50年代前，中產階級家庭一般子女成堆（如奧斯丁家7個孩子，勃朗特家6個）。在這些家庭里談得最多的是如何獵獲富有的單身青年。這成了每個待字閨中的女子最熱烈的幻想和最偉大的事業。可這并不容易。例如，奧斯丁就終身未嫁，夏落蒂•勃朗特也遲至38歲才結婚?？梢哉f，在婦女的這個“史詩時代”，大部分文學婦女的婚姻要么被耽擱，要么被延后，面臨漫長無趣的閨房歲月，如果不想沉溺于庸俗消遣，閱讀和寫作就成了惟一高雅的消遣。這還有一個好處：在幻想中獲得在現實中錯過的理想婚姻。還得弄清她們文學修養的來源。那時，英國雖有牛津、劍橋，但只招收貴族及中產階級男子，婦女只能在初級學校受教育，無非是音樂、繪畫、識字和縫補（到勃朗特時代，增加了地理課，下文將分析其意義），目的是培養高雅的太太，而不是有一技之長的自食其力者。甚至，保守的托利黨在反對工業時，也反對婦女和下層階級受教育，擔心這會使他們產生對自身處境的意識，對統治不利。不過，中產階級家庭中的父親一般具有輝格黨自由主義傾向，雖不主張女兒外出工作，也不希望女兒愚昧。家庭教育成了初級公共教育之外的彌補。例如奧斯丁和勃朗特的早年教育就主要得自父兄。這也主要是人文教育而非技能教育。這與下層婦女不一樣。這樣，從幼年起，中產階級女兒們就沉浸在家庭文學游戲中，這是形成作家的最好條件。那個時代把中產階級婦女局限在家庭四堵墻之間，卻又為她們開了一扇幻想的窗子，無意間培養了她們閱讀寫作的熱情和才能。“也許主要通過資產階級家庭女性成員的白日夢，浪漫主義才得以進入中產階級文化。”霍布斯鮑姆說。一般地說，這個時代中產階級婦女的文學修養要高于同階層男子。這對她們的婚姻未必是好事。
婦女文學修養的提高還體現為識字人數的逐年增加。1813年，識字的英國婦女占婦女總數的40%，1847年升至54%，她們成為女作家巨大的讀者群，小說成為她們幻想世界的窗口，一種自我教育方式。這導致她們處境上的分裂：雖有很高文學修養，卻被社會冷落。巴黎女權主義者瞿斯但30年代訪問倫敦時，對此留下了深刻印象：“英國存在著多么鮮明的對比啊，一方面是婦女受奴役，一方面是女作家的高超智力。”瞿斯但是幸運的，可以獨自一人跑遍歐洲，而同時代的英國婦女卻受到嚴格監護，很少離開家庭和本鄉本土，只能以閱讀和寫作幻想性地滿足自己。地理和閱歷的局限，使其寫作題材主要局限于家庭。如果說利維斯能從這些小題材的高超處理中發現她們的偉大，那么瓦特在《小說的興起》中就只評價了英國男性作家，而“未能解釋18世紀以來大部分小說是由婦女創作的”， 僅提到“從某種意義上說，婦女有更好的感受力來發現私人關系之微妙處，因而在小說領域有真正的優勢?！笨伤齻儚暮翁幜私獾剿饺岁P系中之微妙處呢？無疑，私人關系中相當多的是男女關系?？沙烁赣H和兄弟，她們接觸的男人非常有限。例如奧斯丁一生中只在1803年有過一段短暫戀情；而夏洛蒂•勃朗特雖結了婚，她所有作品卻是在單身歲月里完成的。而且，很難設想奧斯丁和婚前的勃朗特在性方面會有什么體驗或經驗。（注：據蓋伊對英國1822年左右兩對男女的戀愛所作的描述，他們甚至到訂婚階段都不曾有過任何越軌之舉。蓋伊依據的材料是當事人的日記和書信，有足夠的可信度。她們的貞操觀比下層婦女更保守，下層婦女在工廠里與男工頻繁接觸，有不少早就懂得了風月。據蓋伊的研究，當時在男工與女工間秘密傳閱著色情小說，而這類讀物難得進入中產階級家庭。
中產階級家庭避免談到性，甚至母親都忌諱向女兒直接談到女兒不知所措的初潮，直到女兒出嫁前夕，才隱晦地暗示她在新婚之夜該怎么做。然而，這些似乎對性一無所知的女子，在婚后顯示出一種奇特的對性的激情。其中，“一份色情記錄”一章對1879年一個名叫魯米斯的美國中產階級女子婚前和婚后的秘密日記作了詳細解讀。）上文提到，中產階級婦女往往生育孩子更多，除格拉夫的解釋外，還有一些原因：由于遲遲未嫁，她們不得不長久壓抑性欲，而愛情小說又不停地刺激她們對性的好奇心，這樣，一旦結婚，受壓抑的性欲勢必變成了狂熱。蓋伊說，焦慮、等待和幻想，使中產階級未婚女子普遍患上了神經官能癥。顯然，她們對男人和性并非一無所知，只是這方面的知識大多是從偷閱愛情小說及女友間秘談中獲得的。奧斯丁和勃朗特的小說顯示出一種老練的眼光，能對走進視野的每一個男人作出迅速的觀察和評價。這種速度，既是一種必備，因為必須在婚姻市場迅速把握行情，好把自己迅速而合適地嫁出去，同時又是一種才能，因為閱讀小說已使她們熟諳此道。如果按伍爾夫的說法，婦女寫作小說是為了掙錢，那么她們閱讀小說就是為了獲得一種命運攸關的知識，因而為此不惜花錢。薩瑟蘭提供的價格表說明了當時出版市場的情況。例如在《傲慢與偏見》形成初稿的1796年，一本平裝小說的零售價大約是3先令，此后，拿破侖戰爭和對書籍開始征稅導致書價上漲，到《簡•愛》發表的1847年，才穩定在10先令上下，不管怎樣，這都相當于一個工人一星期的收入。此外，中產階級婦女往往訂購豪華大開本，而不像普通婦女去流動圖書館租閱普通小開本。中產階級婦女閨房中的幻想并非與閨房外的社會沒有關系，她們以小說再現了時代對男子的審美要求，而暗中分享了男性社會的意識形態，并以文學形象強化了它。她們小說中的理想男子都可以在現實中找到原型：達西是攝政時代的理想男人，羅切斯特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理想男人。從1813到1847年，英國中產階級婦女對男人的欲望發生了很大變化：她們最初欣賞倫敦蝴蝶，后來開始欣賞帝國鷹。
《傲慢與偏見》第一行是：“大凡有錢的單身漢，總想娶位太太，這已成了公理。
這確定了它的主題范圍及詼諧的世俗風格。由于浪搏恩突然來了兩個有錢的紈绔子，這地方所有有女兒的家庭陷入了一場獵取東床快婿的明爭暗斗。班納特家有五個姿色、修養各異的女兒。我們把聚光燈打在二女兒伊麗莎白身上，并通過她的眼睛，看看她愛上的達西是何等人物。她不像姐姐那么漂亮和溫柔；讀書多，卻沒有妹妹瑪麗的女學究氣；更沒有兩個小妹妹的俗氣。這最后一點是她最大的特點。就攝政時代而言，“不俗”是一個人最大的優點，也是評價一個人的主要指標。從1800到1830年，在攝政王保護下，倫敦形成了一種風氣，塑造了一種獨特的男人，其代表是布魯梅爾。1815年后，多塞取而代之，他被稱為“蝴蝶”，這個詞從此成了紈绔子的同義詞。他們著裝高雅，舉止脫俗，表情略帶憂郁，寡言少語，冷淡刻薄，既顯示出氣質上的不俗，又顯示出智力上的優越。他們瞧不起中產階級，認為他們沒文化，俗氣，在錢眼里轉圈子；也瞧不起工作，發現無所事事正是自我優越性的體現。他們追求一種植物性生活，依戀泥土，反感中產階級動物性的生活，那種精力充沛、激情洋溢、吵吵嚷嚷、滿世界跑的生活?！凹w绔子的目的是成為他自己?！蹦査拐f，“這意味著嚴謹，節制，在生活各個方面盡善盡美，謹防對粗人來說合適而對紈绔子來說不合適的言行。對他而言，自我不是一個動物，而是一位紳士。本能反應、激情和熱情，全是動物特征，必須拋棄?！保ㄗⅲ篍llen Moers, The Dandy: Brummell to Beerbohm,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60,p.18.）紈绔子無比關注自己的身體、服裝、舉止和言談，但這種關注滲透著精神性，是想使自己成為藝術品，與中產階級的粗俗形象形成鮮明對照。
伊麗莎白不幸出生在浪搏恩，在一個俗氣的家庭里長大。其不幸感一定非常強烈，以致每當看到母親或妹妹在外人面前顯出俗氣，總感到非常痛苦?！耙聋惿子X得她家里人好像約定了非在今晚來這兒盡量出丑。”（第123頁）在浪搏恩，沒人能理解她的渴望，因為沒人像她那樣熟讀高雅生活小說。當柯林斯自以為勝券在握、向她求婚時，他無意間使自己成了滑稽角色，尤其當他以牧師口吻提到小說敗壞道德感時，就無可救藥地把自己推向了她最反感的人物之列。如果達西不從倫敦來，那不愿按當地習俗嫁給隨便哪個有錢人的伊麗莎白，一定會以老處女身份終老在浪搏恩，就像她的作者。
達西的高雅脫俗、憂郁、刻薄和優越感，令人想到當時活躍于倫敦紈绔子圈里的拜倫。奧斯丁是拜倫的熱心讀者，我不敢肯定達西的原型就是拜倫，但肯定是攝政時代倫敦的紈绔子。紈绔子創作時髦小說是在1825年后，不過，探討“高雅生活”的紈绔子雜志，如La Belle Assemblée、Bell's Court and Fashionable Magazine及The NewBon Ton Magazine，在奧斯丁寫作《傲慢與偏見》的年代就已流行，成為評判男子的美學標準。制訂這些標準的紈绔子是那些日漸沒落的貴族。社會革命和工業革命動搖了他們的政治和經濟根基，他們痛感自己失去了往日的光榮，不過，仍有一份不可剝奪的、似乎與生俱來的財富即“貴族氣質”可以彌補其它方面的虧損。中產階級發現自己雖獲得了政治和經濟權力，在精神氣質和文化修養上卻自慚形穢。貴族正好利用了這種自卑感，把自己的文化標準推向極端，成為對中產階級的心理壓迫。這種心理反彈，導致了法國大革命余波未平之際貴族文化逆流在歐洲的突然泛濫，并滲透進了攝政時代的生活方式中。
奧斯丁暗示達西來自“英格蘭北部”，即開始工業化的北部地區，它也是奧斯丁的家鄉，那里云集著鋼鐵廠、紡織廠及通商港口，形成了以城市工商階層為主體的反《谷物法》聯盟。達西和彬克萊通過長子繼承權獲得了大片地產，而且，隨著鐵路和工廠出現在地產上，還可坐收高額地租。然而，攝政時代的風氣使這兩個從工業化中獲利的世家子弟反倒瞧不起工商階級了。他們出入倫敦紈绔子俱樂部，在古老貴族的傲慢之外，又學會了高雅。他們離開城市，在鄉下置地購房，因為城市正日益成為工商業者的天下。這些具有輝格黨自由主義傾向的中產階級，希望議會改革，擴大選舉權，并以自由貿易取代關稅壁壘。這危及到貴族的政治理想和生活方式。然而，自由主義改革此時還只是來自北部的呼聲。攝政王本人是一個紈绔子，內閣也由保守的托利黨組成，從1800到1830年，幾任首相全是托利黨人。1815年《谷物法》頒布，建立了關稅壁壘，以損害工商業者的利益來維護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托利黨保守主義理論來自前輝格黨理論家柏克，他痛感法國大革命和工業化帶來的災難，由自由主義轉向保守主義，強調傳統、秩序和特權，體現了英國保守主義者對田園詩般的傳統英國生活方式的留戀以及對城市、變革、工業、自由和平等的恐懼。達西不把繼承來的財產用于在北部城市興建工廠，或在海外進行殖民貿易，而是在南部鄉村購房置地，僅此就能說明他是一個有托利黨色彩的貴族保守主義者。
“他身材修長，眉清目秀，舉止高貴?！保ǖ?8頁）奧斯丁這樣描寫達西，但很快發現他“傲慢，瞧不起人，不易相處?！保ǖ?0頁）高貴和傲慢其實不矛盾，同是紈绔子的特征。此外，達西盡管傲慢，卻沒有侵犯性，因為這只倫敦蝴蝶太關注自己的風度，在自戀者的內在化中失去了向外的熱情和沖動。如果他一生有什么事業，那就是在鄉下購置一塊地產，娶一位高雅的太太，靠利息或地租無憂無慮地生活。他當然反對蠶食他的土地和幻想的圈地運動，當然贊成《谷物法》。在這一點上，高雅的達西和不高雅的自耕農站在了一起。這體現了那個時代的一個特征，即在對抗社會革命和工業革命時一向瞧不起農民的貴族卻在農民的守舊傾向中發現了同盟者。托利黨的社會基礎是經濟落后、思想保守地區的土地所有者，當圈地者和工業家帶著尺子和機器走進這些地區時，貴族和農民同時感到了某種危及他們傳統生活方式的變革的到來，他們有理由站到一起。
土地所有者是工業化和自由貿易的最初受益者，卻竭力保持傳統生活方式?！坝F族和紳士幾乎沒受工業化的影響，除非是在好的方面。”霍布斯鮑姆說，“隨著農產品需求增大，城市（他們在這里有房產）、礦業、冶煉和鐵路（這些出現在他們的地產上）擴大，他們的地租反倒有增無減?！笨墒?，他們不把地租用于投資，而是用于純消費方面?；舨妓辊U姆繼續寫道：“他寧可成為一個‘紳士’，擁有一座鄉下房產，也許最終還能獲得騎士或貴族頭銜，在議會謀個席位，讓兒子在劍橋受教育，這樣就有了一個明確而顯赫的社會地位。而他的妻子則成為一位‘貴婦’?！毙屡d城市工商業者沒有地產可繼承，“尤其是，他們大多不是盎格魯人，來自缺乏貴族傳統結構的地區，對舊制度沒有情感依戀。這成了以新興商業世界曼徹斯特為基地的反《谷物法》聯盟的支柱?！背鞘腥找娉蔀楣I家、商人和工人的世界，一個忙碌而吵鬧的世界，建筑和街道被林立的煙囪噴吐的浮云般的煙霧熏得發黑。顯然，它已不適合紈绔子居住，這些人只得遷往工業化起步較晚的南部，在日益縮小的田園詩色彩的鄉村土地上尋找傳統生活方式的最后堡壘。“我曾想在城里安家，因為我喜歡上流社會?！边_西說，“不過，我可不敢說倫敦的空氣適合盧卡斯太太。”（第36頁）而盧卡斯獲爵士頭銜后，討厭起城市和生意來，遷到鄉下，做了悠閑的紳士。撇開伊麗莎白有一群庸俗的家庭成員不談，僅因她“有個姨父在鄉下當律師、還有個舅舅在倫敦做生意”（第214頁），就足以使她在達西面前抬不起頭。達西是拿破侖戰爭與維多利亞時代間泛濫于歐洲的那股反動思潮曇花一現的產物。說穿了，他是一個厭惡任何工作的食利者，標準的紈绔子正具有食利者的特征。然而，由于紈绔子無意于再生產，又要維持高雅排場，遺產很快告罄?！栋谅c偏見》發表十幾年后，從1825年起，紈绔子開始走下坡路，從這時起，他們開始寫作時髦小說，靠兜售“高雅生活”來賺取一味模仿高雅生活的中產階級青年的錢。寫作，成了紈绔子惟一可以選擇的體面職業，而天真的中產階級青年和婦女，成了他們的讀者群。實際上，1825年后，紈绔子己相當熟悉中產階級商業社會的營銷術，而“高雅生活”成為一種昂貴商品。
達西不會料到他這類人日后的處境。1813年的他是一個有魅力的紈绔子，非常投合伊莉莎白對男人的幻想。比起浪搏恩眾女子來，她在婚姻市場最幸運。除了高雅，她一無所有，卻嫁給了最有錢、最英俊、最高雅的男子。她母親會以商人眼光看待這樁婚姻，滿意地說這是一宗不壞的買賣。而對女兒的聰明一直非常贊賞的父親卻可能沒料到，他給予她的教育在婚姻市場具有極高的交換價值。我無意貶低伊莉莎白的愛情，但與當時的婚姻手冊一樣，《傲慢與偏見》一直圍繞一個核心展開，即它開篇所說的“公理”。假若說利維斯從奧斯丁小說中處處發現“使她成為偉大小說家的那種嚴肅的道德關懷”，那么女評論家阿姆斯特朗則以不帶浪漫成分的政治眼光，發現“奧斯丁所有小說的第一行都提到了錢”，并且，“她以一個深諳兩性關系的作家自居，致力于揭示性契約的真相。”阿姆斯特朗有意在“性契約”與“社會契約”之間建立一種同構，揭示其交換關系。
夏洛蒂•勃朗特對奧斯丁很不以為然：“（她）是一位貴婦，但決不是一個女人，”因為，“她對人的眼睛、嘴、手和腳的關注遠大于對人心的關注?！?在她看來，對激情的忽視使奧斯丁的人物缺乏性格深度。不論此說是否公允，它至少抓住了攝政時代時髦男女的特征，即植物性生存。它有光但沒有熱，像人的眼睛。
攝政時代的人看重視覺，但其視覺只停留在客廳，即使偶爾穿越窗口，也只落在幾米遠的花園里。這是一種向內而非向外的視力，不是簡•愛渴望的那種“能超出極限的眼力”，“使我能看到繁華的世界，看到曾聽說過卻從未到過的城鎮和地區。
這眼力一次次越出英國邊界，延伸到西印度群島和東方。這當然不是英國鄉間蝴蝶的視力，而是鷹的視力，殖民者或帝國主義者的視力。與《傲慢與偏見》封閉的英國鄉村氣息不同，《簡•愛》彌漫著海外氣息，它的多數人物來自海外殖民地（西印度群島，如羅切斯特、瘋女人、梅森、簡•愛的叔叔），要么將去殖民地（印度或“東方”，如圣約翰）。我注意到夏洛蒂至少四次提到“地球儀”和“地圖”，海外地名更是遍布字里行間。看來她寫作時被一種擴張的地理意識所吸引，這種地理學還與博物學及海外故事混雜在一起。我只提一下令簡•愛最著迷的幾本書就行了，如博物學家比維克的《禽鳥史》，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及東方的《一千零一夜》。這是關于海外風俗、傳說、風物的知識，而知識正是權力的開始。同一時期，倫敦為赴殖民地任職的英國人提供兩年職業培訓的海萊伯里學校，也在傳授這類知識。與劍橋、牛津偏重人文教育不同，海萊伯里有明確的實用目的，其原則是效率，不是禮儀。而且，由于它率先實行考試制度，避免了流行于牛津、劍橋的懶惰貴族風氣，成為日后英國文官制度改革的范例。其實，地理學和博物學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事業的構成部分，甚至是其前鋒。羅切斯特和圣約翰是劍橋畢業生，其精神卻是海萊伯里的，不看重儀表風度，不留戀英國，而是充滿向外拓展的激情。這也是勃朗特的激情。值得一提的是，她的愛爾蘭裔身份產生的疏離感使她缺乏盎格魯人對英國土地和舊制度的依戀。她顯示出比奧斯丁豐富得多的地理學和博物學知識。中產階級的目光已經穿越客廳窗子，落在廣博的大地和海洋上，他們的腳步隨后也將到達那里。
勃朗特對奧斯丁的評價，透露出風氣的變化。其實，從攝政王死的1830年起，變化就開始了，它致力于掃蕩倫敦華而不實的紈绔作風。也許不該夸張勃朗特的愛爾蘭裔使她產生的對時髦社會的疏離感，但她的確把一種非常有個性的北部中產階級男子帶入了文學，并給予高度評價。與達西相比，羅切斯特不是長子（沒有遺產繼承權，只得去西印度群島發跡），相貌不雅，舉止粗魯，有侵犯性，行蹤不定，激情似火。這全是攝政時代紈绔子竭力避免的動物性。再看看簡•愛，這個慈善學校培養出來的女教師，是一個孤兒，姿色平常，敢愛敢恨，更讓人頭痛的是，打小就反抗權威。勃朗特有意嘲諷攝政時代的高雅人士，當他們出現在羅切斯特的客廳時，她使他們成為喜劇角色?！案麄冊谝黄鹫媸腔钍茏??！保ǖ?5頁）然而，這還不僅僅是審美觀念的變化。
攝政王剛死，格雷組建的輝格黨自由派內閣就掌握了政權，取代托利黨保守派。同年，反紈绔派雜志《弗雷澤》創刊。“喬治四世已死，一個新時代誕生了?！保ㄗⅲ篍llen Moers,The Dandy:Brummell toBeerboh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0,p.184-185.）布韋爾說。此人原是一個寫時髦小說的紈绔子，像卡萊爾、狄更斯、狄斯累利和薩克雷一樣，對時代風氣的變化有敏感的嗅覺。這幾位前紈绔子以《弗雷澤》為陣地，率先開始對紈绔子的撻伐。這意味著改革風氣的來臨。上臺伊始，格雷內閣就致力于清除托利黨設置的種種特權障礙。1832年頒布《改革法案》，擴大選舉權（部分城市的有產者獲得選舉權），瓦解了攝政時代貴族排外主義。1846年又廢除《谷物法》，代之以自由貿易政策，更為工商業松了綁。可以看出，輝格黨的社會基礎不同于托利學，主要是城市工商業者及滿世界跑的殖民者。
1833年，《弗雷澤》宣布取得了對紈绔子的勝利。然而，使新風氣成為新時代精神的人，是1837年登基的維多利亞女王。登基之日，這位18歲少女在日記中躊躇滿志地寫道：“我將盡力完成對國家的責任。我很年輕，在許多方面沒經驗，但我肯定沒人比我有更強的意志和更強的愿望去做合適而正確的事?！彼f的“合適而正確的事”，日后證明是帝國主義，或如她后來的首相狄斯雷利所說：“東方，是一個事業?！保ㄗⅲ篞uoted from Edward W.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p.xiii.）紈绔子或許有成為帝國主義者的才能，卻沒這個興趣，因為他們迷戀英國鄉村，頂多像蝴蝶一樣在莊園附近優雅地飄飛一圈。他們顯然不是女王希望的那種孔武有力、野心勃勃的男人，那些工業家、生意人、傳教士、殖民者和軍人，這才是使英國從文弱狀態中振作起來的力量。女王敏銳地感到美國和德國這兩個新興工業國對英國古老霸主地位的威脅，考慮的不是風雅，而是實力。她想恢復英國18世紀那種體現在航海家和殖民者魯賓遜身上的有侵略性和擴張性的“男子漢氣”。看看勃朗特對羅切斯特的描繪，我們對這種理想男子就能獲得一個印象：“體育家的身材”（第141頁）、“又圓又亮的鷹眼”（第275頁）及“像獅子或這一類的東西”（第441頁）等。其中提及最多的是“鷹”，總之，是突出其高遠和有力，并把“力”看得比“美”更重要（第248頁：“你的嚴厲有一種超越美的力。”）。攝政時代的蝴蝶在維多利亞時代的鷹面前失去了魅力。中產階級已獲得自信，為自己的形象加了冕，城市和工業也不再是需要躲避的東西，而具有了美學特征：“我渴望到有生活、有活動的地方去。米爾柯特是艾河上的一個工業大城，它準是個熱鬧非凡的地方，這就更好，對我至少是一個徹底的改變。這并不是說我一味沉浸于對那林立的煙囪和浮云般的濃煙的幻想，而是，桑菲爾德也許離城太遠了?！保ǖ?9頁）煙囪和煙霧進入了工業時代的美學。看來，我們離攝政時代的確很遠了。這種美學本質上是實用主義的。當羅切斯特說“瞧，算術是有用的”（第125頁）時，他觸到了這個時代英格蘭北部地區工業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核心，即可測定的數量概念，它既表現為工業效率，又表現為邊沁的“盡可能多的人的盡可能大的快樂”。
同樣，“工作”這個被攝政時代貶低的詞，在維多利亞時代又獲得了它18世紀時的尊嚴。由于復興的清教主義進一步把它納入神學范疇，它甚至成了“責任”或“天職”。女王日記中出現過這個詞，而它在《簡•愛》中俯拾皆是。如果說《傲慢與偏見》描繪了世俗逸樂，那么《簡•愛》就幾乎是清教徒作家班揚《天路歷程》的維多利亞時代翻版。圣公會牧師之女夏洛蒂•勃朗特不僅是《天路歷程》的熱情讀者，并在《簡•愛》中對它多處引用，而且《簡•愛》的精神也是清教主義的，盡管它試圖與禁欲主義保持一定距離。它的畫面中到處晃動著《圣經》里的意象和面孔，如“桑菲爾德”（“荊棘地”），“冰”與“火”，圣約翰，等等。甚至簡•愛從桑菲爾德出走，冒著冷雨，忍饑挨餓，在泥濘路上跋涉三天兩夜，圣約翰在天職召喚下，歷經海上顛簸，熱切地到遙遠而酷熱的印度傳教，死在那兒，都象征性地再現了《天路歷程》里朝圣者的經歷。一方面是去遠方的沖動，一方面是清教徒的天職，把兩者結合起來，去遠方就成了天職。簡•愛對待工作的態度就充滿了清教徒的熱忱。卡萊爾這一時期也致力于把資本主義與清教倫理結合起來，在《過去與現在》(1843)中說：一切真正的工作都是宗教。而且，在1833到1845年間，以牛津為中心，宗教復興成為一種社會運動（“牛津運動”），旨在從社會革命導致的世俗化中重建宗教權威。盡管這場運動在動機上從屬于浪漫主義時代的宗教反動，有托利黨人的保守主義色彩，以超自然的神秘和對權威的服從來對抗邊沁的政治自由主義和科學領域的實證主義，但當它被中產階級政權壓制和改造后，卻為中產階級的工作倫理提供了一種合適的宗教意識形態。牛津的這些宗教意識形態家被擁護者稱為英國國教主義者，被反對者譏為加爾文主義者?；蛟S，反對者比擁護者更能揭示這場宗教復興的實質。
不管“東方”在簡•愛的想像中激起多少詩意和色欲，它主要是一個異教的東方，有時是作為市場的東方，而英國傳教士和殖民者有責任去那兒完成使命，像圣約翰所說，“去擴大主的王國，為十字旗贏得勝利?！保ǖ?80頁）或，“上帝給我一個使命，如果我把它帶到遠方出色地完成它，就必須有技巧和力量，勇氣和雄辯，這是軍人、政客、演說家的素質，全集中在一個好傳教士身上?！保ǖ?66頁）。
夏洛蒂•勃朗特幼年常與姐妹們在桌子上擺弄繪著士兵、殖民者和傳教士形象的木偶玩具，幻想他們在東方異教世界創造出種種奇跡，現在，這些木偶形象全集中在了圣約翰身上。簡•愛只因依戀羅切斯特的懷抱才沒跟從圣約翰去印度，可她并不缺乏這種熱情：“我愿意作為他的助手或同志，與他一起漂洋過海，一起在東方的烈日下、亞洲的沙漠里辛勤工作。”（第412頁）簡•愛沒成為殖民地傳教士，而成了國內憲章主義者，這兩者并不矛盾。與反《谷物法》聯盟一樣，憲章運動興起于英格蘭北部地區，勃朗特的家鄉正在這一帶?！逗?#8226;愛》第130頁提到一天夜里，羅切斯特“要去米爾柯特參加一次公共會議”（顯然是憲章主義者的秘密會議）；在第272頁，簡•愛對羅切斯特說：“除非你簽署一個憲章……”第368頁提到謝菲爾德發生騷亂后，一個步兵團駐扎到該地（顯然是指對憲章主義者的彈壓）。難怪托利黨評論家說，正是滋養了憲章運動的同一種思潮孕育了《簡•愛》。其實，簡•愛從羅切斯特身邊出走后的經歷，也是一個憲章主義者的經歷。她在一所為貧苦女孩子設立的鄉村學校擔任教師，“我不能忘記，這些衣著粗陋的小農民，是用與名門望族后裔一樣的血肉組成的；她們心中，與出身最好的人一樣，埋藏著美德、優雅、聰明和仁慈感情的天然胚芽?！保ǖ?63頁）如果說簡•愛在宗教上顯示出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傾向，這里則顯示出一種社會平等觀念。正是這一觀念，使她離開羅切斯特，并在成為與他平等的人后，重新回到他身邊。也正是這一觀念，使英格蘭北部工商業者和工人于1838年發動憲章運動，要求普選（1867年議會頒布第二個《改革法案》，部分城市的工人獲得選舉權）。憲章運動的參加者主要是北部工人，其精神后來孕育了1848年革命及1893年工黨建立，它最大的受益者是輝格黨（1831年托利黨改名為保守黨，而輝格黨從此被稱為自由黨）的北部工商業者，他們被推上政治舞臺，為工業和自由貿易松了綁。難怪恩格斯在1871年指出，在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內，英國工人階級甘心充當“偉大”自由黨的尾巴。北部憲章運動和南部牛津運動一起衰落于40年代中期，這意味著工人階級和貴族階級同時退下權力舞臺，而作為“中間階級”的中產階級終于站在了自己時代的門檻上。英國海外殖民的最后一個黃金時代來臨，米字旗出現在珠江口。倫敦蝴蝶早已香消玉殞于英國鄉間，而帝國鷹振翅而起，高飛在日不落帝國廣袤的天空上。從宗教上說，《傲慢與偏見》盡管處于宗教反動時期，卻是一部世俗氣很重的作品，滿篇是愛情、調情、閑暇和享樂，甚至惟一的宗教人物柯林斯也被描寫成小丑。
而在時間上已脫離宗教反動的《簡•愛》卻顯示出宗教狂熱，甚至簡•愛的愛情也帶有宗教色彩。在回答為何要嫁給“比你大二十歲、得由你來伺候的殘廢人”時，她說：“因為我喜歡獻身?！保ǖ?50頁）這是從基督徒的謙卑中產生的獻身狂熱。就像簡•愛把工作看作宗教，她把愛情也看作宗教，或者說她把自己的情欲宗教化了。一個有原始基督徒傾向的宗教復興主義者會在神秘感召下把一切宗教化，視為上帝的象征。然而，不管怎樣，情欲畢竟還在那兒。到她1853年發表《維萊特》時，情欲從書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道德上的拘謹。有趣的是，具有虔敬主義傾向的“牛津運動”在1845年衰落后，宗教儀式反倒多起來。這導致了一種普通的偽善：人們以越來越淡漠的宗教虔誠參加越來越多的宗教儀式。外在法律和輿論比“內在律令”更多地制約著宗教生活。“值得注意的是，”阿姆斯特朗說，“當初，夏洛蒂允許自己賦予簡•愛某種程度的性自由和社會流動性，盡管作為作者她自己顯然沒這方面的經歷，可在她后來的小說《維萊特》的女主人公露茜•斯諾這個單身女教師身上，這一切消失了?！?勃朗特確實曾有過某種程度的社會流動經歷，不過，這番評論的其它部分是確切的，盡管這并非勃朗特有意所為，她不過描繪了一種變化了的社會狀況。露茜•斯諾是維多利亞時代中期以后英國中產階級男女的寫照，他們后來獲得了"the Victorians"這個帶貶義的集體名稱，它的同義詞，“對一個人來說，是道德上的偽善，對另一個人來說，是情感上的拘謹，對第三個人來說，是社會上的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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