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印象中，趙樹理是一個清醒的、堅定的現實主義作家，但深入解讀他的小說和理論文章，多方探索他坎坷、傳奇的人生經歷，我們就會發現，他同時又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他的心中始終孕育著一個壯麗的“烏托邦”式理想。這理想，是波瀾壯闊的時代變革催生的，是與無數志士仁人的社會理想相通的。但趙樹理的理想，是
根植于社會底層和廣大農民的，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絕不類同于那種激進的、浪漫的乃至“極左”的社會理想。趙樹理的“烏托邦”思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民間文藝為主的“文學理想”，二是“以民為本”的新農村“社會理想”。
趙樹理一生都在為文學的通俗化、大眾化而努力。但他絕不是一個固守農民文化、排斥其他文學思想和方法的“農民作家”。他在年輕時期就接受了“五四”文化和文學的洗禮，并在最初的創作中，運用了新文學那種慣用的歐化方法和語言。只是到上世紀30年代初期，他痛感新文學并沒有在農村和農民中生根發芽，農村的文化陣地被“封建小唱本”占領著，才立下志愿要為廣大農民寫作，并甘愿做一個“文攤文學家”。他改變了自己的立場和追求，但“五四”文學的“啟蒙”思想和“反封建”主題依然堅定地支撐著他的創作，這正是他高于同時代、同類型作家的地方。1940年代之后，他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一批杰作的發表，證實了他孜孜探求的通俗化、大眾化是一條堅實而寬廣的文學之途，圓滿地解決了新文學以來所呼喚的“文學大眾化”的歷史難題，從而改變和拓展了新文學的發展道路，被認為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實踐上的一個勝利”（周揚語）。面對眩目的成功和如潮的好評，趙樹理其實是誠惶誠恐的，他并不認為自己的創作有那樣的高度，有那么豐富的政治內涵，但也無疑堅定了自己的創作信念，增強了為農民寫作的自覺性。他在同美國記者貝爾登的談話中，稱自己是“志愿文化人”，“我為人民創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在《藝術與農村》一文中，他歷數農村文化生活的極度匱乏，期望文藝工作者努力創作，“滿足大眾的藝術要求”，“彌補農村藝術活動的缺陷和空白”。此時他已不再是30年代那種民間文學家的心態，而是一種革命文藝工作者的思想境界了。
全國解放后，趙樹理進入北京，他同老舍、李伯釗等一批同仁成立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創辦《說說唱唱》雜志，推出大眾文藝叢書，親自改編和創作戲劇、曲藝劇本，而這一切都源于他逐漸成熟的“烏托邦”式的文學思想，那就是在民間說唱文藝、話本小說的基礎上，建構一種具有民族風格和大眾語言的新文學。他不僅全力以赴地投身這一事業，而且在理論上也形成了自己的體系。他在《“普及”工作舊話重提》等多篇文章和多次講話中，闡述了自己的思想。他認為中國當時的文藝有三個傳統，一是中國古典文藝傳統，二是“五四”文藝傳統，三是民間文藝傳統，而事實上當時現行的文學是以第二種傳統為主體的，把“大部分群眾拒于接受圈子之外”了，這不符合毛澤東關于“從普及的基礎上提高”的文藝思想。他認為當代文學如果“以民間傳統為主”，就會是另一番景象，就會真正走到民間。這是一個多么大膽的想象，一個多么誘人的理想！但若干年后，趙樹理悲哀而沮喪地說道：“我在這方面的錯誤，就在于不甘心失敗，不承認現實。事實上我多年所提倡要繼承的東西因無人響應而歸于消滅了。”
如果說趙樹理40年代的大眾化文學創作，歷史地吻合了特定的政治文化需要和文學發展潮流的話，那么他在50、60年代的文學理想，面對的則是來自多方面的排斥和擠壓。激進的、“左傾”的作家群覺得這是一種小農經濟式的“保守”、“落后”的文學，承襲了“五四”傳統的知識分子作家群則以為這是一種“低級”的、“下里巴人”的文學。而當時的意識形態又判定這樣的文學是“右傾”的、“暴露”的、違背時代潮流的。從1948年的《邪不壓正》到1955年的《三里灣》，從1958年的《“鍛煉鍛煉”》到1965年的《十里店》等，趙樹理的作品不斷受到質疑和批評，說明了他的文學探索和文學理想是多么困境重重、不合時宜。而趙樹理又恰恰是一個“一條道走到底”的人，因此他的悲劇就不可避免了。
從上世紀50、60年代到今天，數十年時間過去了。我們曾經為“文學大眾化”和“文學為農村、農民服務”，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但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文學與農村、農民再一次發生了隔膜和斷裂。依我的觀察，當下農村的文學市場，比之50、60年代乃至80年代，是愈顯沙漠化和貧困化了。農民不僅不買小說、散文、詩歌之類，而且他們也不喜歡今天與他們“離心離德”的新文學。趙樹理當年的文學思想和理想，依然需要我們重新認識和繼承。我們要堅定“為農民寫作”的目標，高度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文化生活。我們要認真研究今天的農民在文化和審美心理上有什么新的變化和發展，努力從民間文藝和古典文學中吸取營養，為廣大農民創造更多喜聞樂見的精神食糧。
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說：“毛澤東主義的未來觀得到最充分的理論闡釋，是在‘大躍進’時期。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在社會實踐中實現這種憧憬的最雄心勃勃的嘗試。這是個以積極的烏托邦主義和高度樂觀的未來觀為標志的時代。”（莫里斯·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177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版）趙樹理是一個中國農村革命和建設的親歷者與參與者，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從減租減息到土地改革、從互助組到人民公社，他與廣大農民同舟共濟，篳路藍縷，一路走來。他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更關注的是農村工作中的現實問題，而不愿作那種浪漫的展望和想象。但他所關注和力圖解決的現實問題，無一不是通向他的“社會理想”的。他在具體的農村工作中，一步一步地朝著理想目標邁進；他在自己的創作中，一點一點地構筑著新農村的圖景。在長篇小說《三里灣》中，畫家老梁精心畫了三幅畫，標志了過去、現代、未來的發展圖景。1959年他以陽城縣委書記處書記的身份，回到故鄉潘莊公社尉遲管理區搞農村試點，組織和引導干部、群眾在政治、政策、經濟、生產等方面，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和探索。這些都表現了趙樹理的理想情結。在他的理想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由廣大農民當家作主的，黨和政府的農村政策一定要實事求是、符合農民利益，農林牧副各行業要全面發展，還要有豐富多彩的科技、文化生活，還必須有一個真正為農民服務的基層政權。由此我們不難看出，趙樹理的新農村構想，是建立在現實基礎之上的，是“以民為本”的。這同那種盲目的、空想的、“一步跨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是有本質的不同的。
為了維護和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趙樹理進行了可以稱之為“艱苦卓絕”的斗爭。1951年秋天，他在華北局召開的農業合作化問題座談會上，與加快實現合作化的會議主題大唱反調，受到了陳伯達的嚴厲批評。1959年春天，在陽城縣召開的春耕生產誓師大會上，他與縣委主要領導在制定“躍進指標”上發生激烈沖突，他怒不可遏地說：“我們做工作，不是為了向上邊交賬，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負責！”同年秋天，他給《紅旗》雜志、中央領導等多次上書，反映人民公社存在的種種問題。他被召回北京接受批判。在創作上，他用“曲筆”寫出了《“鍛煉鍛煉”》，含蓄地揭示了基層政權中“極左”工作作風的蔓延，干部與社員的尖銳矛盾，弱勢農民在高壓政策下的非正常生活。趙樹理在他的農村工作和文學創作中，竭力捍衛的正是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奮力反抗的則是那種背離現實的“烏托邦主義”。他的“烏托邦”社會理想本來是植根于現實土壤，可以一步一步去實現的，但在一個失去了理智的時代，反而成為一個美麗的、易碎的泡影。這是趙樹理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
回顧文學，回顧歷史，不管是肯定者還是批評者，都認為趙樹理是一個獨特的、偉大的作家。何以會有這樣的共識？就是因為趙樹理不僅有獨創的文學，還有高尚的人格。不只有現實主義精神，同時有理想主義激情。文學理想與社會理想，在他那里是高度統一的。他首先是一個農村工作者，然后才是一個作家，文學是為他的社會理想服務的，而在為社會理想的奮斗中又產生了他不朽的文學作品。他是一個把自己的才華、智慧和生命，無私地奉獻給農村和農民的杰出作家。當前，“新農村建設”再一次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戰略目標，這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當代作家、特別是寫農村題材的作家，如何在新的形勢和環境下，繼承趙樹理的思想和精神，學習他的生活、工作和創作經驗，深入農村和農民，把自己融入偉大的農村變革和建設中，寫出更多更好的力作和精品來，這些都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和解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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