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們拍的一部電影剛得了幾個奧斯卡提名”
2004年7月20日,我在凌晨3點被一通電話鈴聲驚醒。
“下午好,朱先生。”對方顯然算錯了時差。
“唔,現(xiàn)在是北京的午夜3點。”我在半睡眠狀態(tài)下嘟囔了兩聲。
“對不起。我知道您正在為您關于巴西電影的紀錄片拍攝尋找巴西合作方。我們有興趣協(xié)助您在巴西階段的制片工作。”
自從我遵照巴西駐華大使館的指示,在一個巴西電影合拍網(wǎng)站撒下英雄帖之后,已經(jīng)收到了七八封電子郵件,都是有興趣與我所在的央視《世界電影之旅》欄目這趟“巴西電影之旅”進行合作的制片公司。各自優(yōu)勢包括:歷史悠久、經(jīng)驗豐富、總經(jīng)理的夫人是華人……但半夜三更打來電話的還是頭一次。
“我們是巴西的O2制片公司。是巴西最大的影視制作和服務公司。”
我依然沒有反應。“不久前我們拍攝的一部電影剛得了幾個奧斯卡提名,片名叫做《上帝之城》。”
我立刻從迷糊中清醒了過來。
【電影】
“上帝之城”因此成為里約最具國際恐怖知名度的藝術地標
《上帝之城》是巴西導演費爾南多·梅瑞勒斯根據(jù)作家保羅·林斯的同名自傳體小說改編而成的影片,講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里約熱內(nèi)盧最大的貧民窟之一“上帝之城”里,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在毒品、暴力和黑幫犯罪中絕望掙扎的故事。片中主人公澤·比切諾作為“上帝之城”土生土長的毒梟,曾經(jīng)統(tǒng)治這座貧民窟多年,直到他在一場黑幫火并中被亂槍射死。《上帝之城》大致以他的短暫一生作為影片的時間跨度。
這部影片的主要演員均來自里約的各大貧民窟,更因其對巴西底層社會的深刻揭露和殘酷寫照,引起了全球性矚目,不單引發(fā)了巴西國內(nèi)一場規(guī)模空前的政治、社會改革大討論,甚至一度成為當年總統(tǒng)競選的熱門話題,而且還獲得了今年第76屆奧斯卡獎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最佳攝影和最佳剪輯四項提名。導演梅瑞勒斯從此蜚聲海外,“上帝之城”也因此成為里約熱內(nèi)盧最具國際恐怖知名度和致命誘惑力的藝術地標。
【現(xiàn)場】
“一旦看到有人拿著槍走來,你們必須立即停止拍攝,并向他們解釋這些鏡頭里根本沒有他們”
2004年8月16日,中午的陽光刺眼地照耀著塵土飛揚的一方小空場。我坐在一間小吃店門外的塑膠椅子上,大口吞咽一塊內(nèi)容不詳?shù)娜髦危^察對面幾位黑人兄弟面色凝重地打著電話。一塊路牌斜插在便道上,上面用葡文書寫著“上帝之城”幾個大字,和《上帝之城》DVD封套上的拼寫一模一樣。
我們的面包車就停在不遠處,攝像機、照相機、三角架等敏感器材,在本地人的警告下一樣也沒有拿下來。車門敞開著,據(jù)說這象征著車里沒有暗藏武器或殺手。名叫馬賽羅的大胖司機——他還是里約市區(qū)的一位警察,究竟哪樣是兼職,我也沒搞清楚——站在車門外面,神經(jīng)質(zhì)地瞄著過往的路人,大有見勢不妙上車就跑的動向——馬賽羅現(xiàn)任妻子的前夫就是在安全系數(shù)較高的馬拉卡納足球場門外被黑社會的流彈擊斃的。買三明治的時候我們還得知,兩天前這里剛剛在槍戰(zhàn)中斷送了一條人命。
打電話的黑漢子們當中最扎眼的是我要采訪的年輕演員萊昂德羅·費米諾,也就是在電影《上帝之城》里扮演本地魔頭“澤·比切諾”的那位仁兄。他用招牌般的嘎然怪笑結(jié)束了最后一個聯(lián)系電話,站起身來,招呼我們上車“進城”去。我之所以選擇在這個“鬼見愁”的地方采訪他,不單因為這里正是電影所依據(jù)的真實場景,也在于費米諾本人就是“上帝之城”的土著,而且一朝成名之后,依然生活在這里。
“‘上帝之城’這半邊的老大都已經(jīng)同意我們拍攝了。”隨行的O2公司制片人邊卡·克羅娜告訴我,“另外半邊的拍攝許可還要再談談。當年費爾南多·梅瑞勒斯也是這樣拍的。”這倒是真的,一周前我在圣保羅同梅瑞勒斯聊天的時候,他就曾說過:“里約所有的貧民窟都被毒品販子們所控制,所以在你進入這類地方之前,必須先和某人交涉,以獲得拍攝的許可。我們也是這么做的。”
面包車里因為臨時塞入幾條彪形大漢顯得有些擁擠。居中端坐的費米諾在氣勢上與電影《上帝之城》中的黑老大澤·比切諾一般無二。在短時間的默然相視里,我反復回味著這次巴西之行的種種超凡脫俗之處:和“球王”貝利縱論足球與電影;坐在巴西文化部長——同時也是歌壇巨星——吉爾貝托·吉爾的演唱會后臺上,領教巴西音樂之精髓以及藝術家的社會使命;在午夜時分踏進貧民窟“紅樹桑巴學校”的大門,對著身份詭異、舞姿絕倫的美艷女郎們狂拍不已;再就是將二十年來獲得過奧斯卡提名的一干巴西電影大腕輪番走訪,從梅瑞勒斯本人開始,直至以《蜘蛛女之吻》和《卡蘭迪魯》名動江湖的老前輩埃克托·巴本柯。而執(zhí)導過《中央車站》和《摩托日記》的沃爾特·塞勒斯,由于出國遲遲未歸,我就坐在他的辦公室里,采訪了他的弟弟,剛拍竣巴西總統(tǒng)盧拉競選實錄紀錄片的莫瑞拉·塞勒斯。
在這個艷陽高照的下午,當我坐在毫無防彈功能的面包車里,慢慢駛?cè)肓钊寺勶L喪膽的“上帝之城”時,忽然覺得此前的種種“艷遇”都還只是鋪墊而已,好戲或許才剛剛開始。
我們在一條通直的街道邊停下車來,兩側(cè)的紅磚院落與兩三層高的自建小樓,和我在祖國各地城鄉(xiāng)接合部所見的建筑風格大體相仿。費米諾當街站定,示意我們可以在此拍攝訪談。小樓的窗戶里探出幾個好奇的腦袋,路上不時有各色人等來來往往。就在我準備開腔發(fā)問的時候,他忽然很嚴肅地下達了一道“最高指示”:“一旦看到有人拿著槍向我們走來,你們必須立即停止拍攝,并向他們解釋這些鏡頭里根本沒有他們。”仿佛是為了配合他的危言,從幾條街道的后面忽然傳來一陣“噠噠”響聲。“條子們又在裝腔作勢了。”費米諾的階級立場堅定地凸現(xiàn)出來。
我們站在破敗的貧民窟街頭,在槍聲伴奏下,聊起他的人生歷程和《上帝之城》這部電影。“費爾南多·梅瑞勒斯在里約創(chuàng)辦了一個‘我們來自電影’訓練班,這樣他們就可以找到演員來拍他的電影。”費米諾一邊說,一邊和往來的熟人打著招呼,“一天,我的鄰居杰谷告訴我:‘嘿!有人正在招考演員哪。’我說我可不感興趣,因為我打算參加空軍當飛行員。但我又轉(zhuǎn)念一想:‘好吧,既然大家都去,那我也去看看。’第一輪考試是面對攝像機講述我的個人經(jīng)歷,通過之后,又經(jīng)過其他幾輪測試,我最終被選入了這個2000人的訓練營,在那時,我已經(jīng)喜歡上了表演。一年之后,訓練班只剩下200人,我又參演了費爾南多執(zhí)導的電視片《金色大門》。然后他們就通知我,讓我在《上帝之城》電影里扮演澤·比切諾這個角色。”
【背景】
“我必須從貧民窟找到他們自己的代言人”
梅瑞勒斯之所以不惜時間和工本地在里約搜羅貧民窟青少年出演他的電影,與他們這批巴西電影史上“遲到的一代”所獨具的文化背景大有干系。早在1960年代,巴西曾在意大利“新現(xiàn)實主義”和法國“新浪潮”電影的影響下,掀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巴西新電影”運動。這一電影運動帶有鮮明的左翼政治訴求和文化批判色彩,曾經(jīng)在拉美乃至全世界影壇上光芒閃耀。但隨著軍方在1969年奪權當政,眾多“新電影運動”干將或流亡海外,或蟄伏邊地。
1990年代初,正當軍事獨裁政體瓦解、民主制度重建、巴西電影人以為春光再現(xiàn)的時候,新總統(tǒng)科洛爾·德梅洛卻廢除了電影資助法和國家電影機構EMBRAFILME(其實他連巴西文化部也一并廢除了),令巴西電影業(yè)徹底崩盤。原本要投身電影創(chuàng)作的一批青年人(包括沃爾特·塞勒斯和費爾南多·梅瑞勒斯)只好轉(zhuǎn)身去從事紀錄片、短片或電視廣告之類的周邊行當,一晃就是將近十年。
直到塞勒斯的《中央車站》令巴西電影重又贏得國際聲譽,這些初執(zhí)導筒的“新電影導演”們都已經(jīng)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了,他們幾乎無暇再琢磨電影的本體價值或形式美學,當務之急是要重新喚起公眾對電影的熱情,迫不及待地向他們的觀眾發(fā)出吶喊:“看看我們這個真實的世界吧!”
“巴西的主體是一個很貧困的國家,我們卻對此幾乎閉目無知。從電視里我們看到的都是巴西中產(chǎn)階級生活,它從來不展現(xiàn)巴西的另一面,因為人們認定沒有人會對此感興趣。”梅瑞勒斯坐在他的工作室里對我說,“因此,新一代電影導演更愿意講述真正巴西的故事——來自巴西另一面的故事,那也正是我拍攝《上帝之城》的目的。我希望說出巴西貧民窟真實的歷史,但卻不是以中產(chǎn)階級的視角來看待問題。讓我們從它的內(nèi)部觀望,將攝影機擺在貧民窟的里面,關注其中人們的生活和命運。因此,我必須從貧民窟里找到他們自己的代言人。”
【現(xiàn)場】
“澤·比切諾的時代比起今天其實更安定祥和些”
對費米諾的采訪暫時告一段落,我們漫步在“上帝之城”殘破的街道上,參觀這標志于里約熱內(nèi)盧版圖上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巨大貧民窟——像這樣的貧民窟,在里約不少于400個。在電影版“澤·比切諾”的帶領下,黑壓壓的一排人齊頭并進,頗有些《上帝之城》里黑幫列陣出征的樣子。路旁的排水溝散發(fā)出刺鼻的味道,幾個小男孩騎單車滑過我們身旁,向費米諾高喊著“澤·比切諾!”他的確已經(jīng)是這片貧民窟里的偶像,但我始終不能確定的是:這些孩子崇拜的究竟是這個演員,還是他在電影里扮演的那個黑幫大佬。
關于澤·比切諾其人,關于那段在電影中被重新詮釋的歷史,似乎在“上帝之城”有無數(shù)個不同版本。
當我們路過一個骯臟的街角時,一群黑人兄弟正在煙氣騰騰地舉行燒烤啤酒宴,為首一名鐵塔般的大漢據(jù)說是本地最有影響的民間音樂家。他熱情地邀請我們分享在鐵篦子上滋啦作響但看上去成色可疑的烤牛肉,我們則回敬以中國產(chǎn)“紅河”和“中南海”香煙。
音樂家先是暢談了一番他的藝術追求和在貧民窟里安貧樂道的生活理想,然后嚴肅地告訴我說,《上帝之城》犯下的最大錯誤,是將澤·比切諾拍成了一個黑人,實際上,他根本就是一個白人毒販;而在電影中血肉橫飛的那場黑幫火并,其實也是子烏虛有。但另一位上了年紀的小店老板,據(jù)說小時候給澤·比切諾送過貨的,則斷言那場血戰(zhàn)確實發(fā)生過,不過就“上帝之城”的社會環(huán)境而論,澤·比切諾的時代比起現(xiàn)今其實還要更安定祥和一些。
澤·比切諾的種族成分的確是一個問題。在《上帝之城》里飾演敵對派白人首領“土豆”的巴西著名演員馬蒂修斯·納什蓋爾曾對我說,早在1998年,當他們都還在電影界寂寂無名的時候,梅瑞勒斯就曾邀請他扮演澤·比切諾。后來納什蓋爾主演了幾部電影和電視劇迅速走紅,梅瑞勒斯就開始猶豫起來,不想讓這張觀眾喜聞樂見的大臉毀壞了他還原歷史真實的野心。納什蓋爾再三表示要混同于普通群眾演員,哪怕毀容也在所不惜,這才在《上帝之城》里撈到一個“土豆”的角色。但也可見梅瑞勒斯眼里的澤·比切諾究竟是黑是白,似乎并不在他考慮的“真實”語境之內(nèi)。而且在巴西這個人種混雜的“熔巖”社會,誰能擔保自己身上是百分之百的純正血統(tǒng)呢?
費米諾領我們參觀了“上帝之城”里的一間文化中心,門外一群練柔道的男孩子都穿著雪白的練功服,一副朝氣蓬勃的健康模樣。樓房里有一個小劇場,舞臺前方的幾個年輕人懷抱吉他,跟一名音樂老師學練和弦。老師說他堅信藝術的感化力量,一定要用手中的琴驅(qū)散籠罩在“上帝之城”頭頂?shù)亩酒逢庼玻S即為我們彈奏了一曲,因為太過緊張,多少有點跑音走調(diào),但我依然感到很溫暖。
【畫中畫】
我在巴西看到了一種擔當?shù)呢熑危杭炔慌R陣脫逃,也絕不失聲變調(diào)
就在訪問“上帝之城”的當天上午,我們還參觀了一家位于里約市區(qū)的小型電影學校,這就是費米諾所提到的“我們來自電影”。它肇始于梅瑞勒斯尋訪演員時期的表演訓練班,但在電影封鏡之后,這個臨時性機構卻奇跡般地生存了下來。每年都有上百名來自貧困社區(qū)的孩子來這里學習電影的編導、拍攝、剪輯和理論知識。而在學校里擔任培訓工作的,大都是曾經(jīng)參加過《上帝之城》影片拍攝的“黃埔一期”畢業(yè)生。
向我們詳細講述這個貧民電影學校緣起的教員,是在《上帝之城》中扮演過第一代黑幫頭目“鵝子”的演員達蘭·坎哈。當《上帝之城》曲終人散時,成百上千名被電影啟蒙了的青少年就不想重回沒有目標前途、只有苦悶絕望的貧民窟生活。梅瑞勒斯等一干人也不愿意重蹈前輩導演埃克托·巴本柯的覆轍———他在1980年代拍攝的名片《畢肖特》中,起用了一名流浪街童擔任主演,影片雖然贏得了國際性聲譽,但這個小演員卻在拍攝結(jié)束后重返街頭,最終斃命于黑社會的槍下———于是出資將這個學校繼續(xù)維持下來,又逐漸將它發(fā)展為一家公益性非政府組織,在社會的共同參與下,為貧民窟里的青少年實現(xiàn)他們銀色的夢想。
如果只是把“我們來自電影”學校當作貧苦少年找出路的“技能培訓班”,其實還遠遠低估了巴西電影人希圖以電影影響社會、改造民生的想象力和精進心。“通過這個項目,我們還做了一些更有益的嘗試。”“鵝子”達蘭·坎哈一邊播放學生們拍攝的短片,一邊對我說,“我們將不同社會階層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看電影,這樣他們就可以彼此交流,相互爭論,逐漸理解在他們生活環(huán)境以外別樣的社會現(xiàn)實。無論是上層社會、中產(chǎn)階級還是底層貧民的孩子,無論來自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的學生,他們都可以參與討論,嘗試用不同的視角來看待問題。不單從他們自己的立場,也學會用別人的觀點來認識社會,理解生活,讓他們對影響我們社會所有階層的暴力、犯罪等社會問題展開探討。我們因此而贏得了社會的承認與尊重。”
我曾于4年前拜訪過伊朗德黑蘭的“青年電影協(xié)會”,同樣見識過伊朗青年人追求藝術夢想的熱望和決心,但里約熱內(nèi)盧這所貧民電影學校卻更為真切地觸痛我的靈魂。我在巴西看到了一種藝術家擔當?shù)呢熑危杭炔慌R陣脫逃,也絕不失聲變調(diào)。
“在巴西,電影還有可能成為一種重要的現(xiàn)象,成為一種文化事件。對于一部電影,人們還會展開討論,進行爭辯,彼此交換意見。”莫瑞拉·塞勒斯告訴我,“我們巴西的電影人依然懷有這樣的雄心———而這種心態(tài)在許多國家的電影人身上早已消逝不見了———那就是拍攝一部電影,其目的是為了探討這個國家,探討各種社會問題。雖然我們并不反對娛樂,而且認為娛樂是電影重要的一個方面,但它也絕非電影的全部價值。在巴西,這正是我們的立場。”
【現(xiàn)場】
“如果18歲前沒有沾上黑幫,此后,孩子們犯罪的可能性就會非常低”
時近黃昏,我們在“上帝之城”的漫游也將近尾聲。在夕陽映照下,白天顯得破舊的平房也多少有了幾分金色的尊嚴,雖然墻壁上密密麻麻的槍孔依然裸露著這里致命的危機。費米諾制止了我的攝影師打算爬上一處高臺拍攝“上帝之城”全景的職業(yè)沖動,因為不知從哪里飛來的槍彈都可能讓他魂斷異鄉(xiāng)。
在一群孩子的簇擁之下,費米諾指給我看這里連綿成片的窮街陋巷:“你永遠也說不清楚這些孩子們會做什么。如果你認為他們可能會走上幫派犯罪的道路,那也絕不是沒有可能。我們沒有良好的學校,這里的公立學校糟糕得像一坨屎。孩子們?nèi)甜嚢ゐI,破衣爛衫,家庭殘缺,所以當他們走出房門,看到一個家伙脖子上戴著金項鏈,騎著摩托車,穿著一身名牌衣服的時候,就會想到:‘我也要像他那樣!’怎么做好呢?干脆去加入犯罪團伙吧,因為那就在他的身旁。
“而在電視里,孩子們所看到的主人公都是白人,錢包鼓鼓,家境殷實。你從來不會看到任何一個電視英雄是住在貧民窟里的黑人。這些孩子沒有其他什么人值得去模仿,去參照。但另一方面,如果他們能像我那樣,有一個健全的家庭,父親不是酒鬼,母親對子女充滿愛心,給他們穿,給他們吃,那他們也許就不會卷入黑幫犯罪的漩渦。正如小說《上帝之城》的作者保羅·林斯曾經(jīng)說過的那樣:‘如果孩子們在18歲之前沒有沾上黑幫或者毒品販子,那么過了18歲之后,他們的犯罪可能性就會非常之低。’”
我們終于像兄弟一樣擁抱告別,費米諾和他的幾個朋友轉(zhuǎn)身走回屬于他們的街區(qū)。在馬路的另一邊,馬賽羅的面包車正不安地等著我們。當汽車緩緩地駛出這片因一部電影而名揚天下的貧民窟時,我的腦海里還回旋著“鵝子”在電影學校里所說過的話:“通過這部電影,我們才能像騎在彗星上一樣飛向天空,發(fā)現(xiàn)一個嶄新的世界,《上帝之城》正是這一切最主要的動力源泉。我們因它而踏上旅程,它將我們的生命價值提升到一個未曾企望過的新高度。”夜幕降臨,里約熱內(nèi)盧漫山遍野的貧民窟都打開了昏黃的電燈,把公路兩邊的風景打扮得像悄然墜落的星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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