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讓千千萬萬的職工下崗                        

《飛天》09年4月號下半月

 白玉蘭凋謝的背后——讀長篇小說《最后的白玉蘭》

    作家在書中描繪的一對綻放的白玉蘭，是一個紡織企業的產品標志，是幾代人用心血創出的企業品牌，它綻放在共和國的歷史上，敗落在了一群蛀蟲巧取豪奪的手中。它的凋謝是一批國有企業在改制進程中人為導致企業垮臺的縮影。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涉及上千萬人的國企職工下崗，是經驗還是教訓？是創舉還是失誤？當時下結論似乎為時過早。人們面對一批批國有企業倒閉，職工下崗失業的現象從抵制到接受，再從沉默到熟視無睹。甚至有人認為城市貧民和下崗職工的困境是由于自身的原因造成的：社會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公平的機會，懶惰才是造成貧困的直接原因。一些媒體傳達給公眾的信息是：下崗職工素質差，缺乏活力，被養懶了，養嬌了，喪失了競爭的斗志，下崗職工是競爭中的失敗者，理應被淘汰，甚至煞有介事地提出：“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不找市長找市場”……實際情況真是這樣嗎？

    歷史注定我們必須搞下崗嗎？下崗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的辦法嗎？誰有權力決定讓千千萬萬的職工下崗？

    1997年與1998年之交，零點調查公司的訪問人員就中國民眾普遍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入戶走訪了全國十個城市的五千余名市民，傾聽他們對時局的看法與評價，以期通過調查揭示民眾的心態。調查表明，“下崗失業”、“貪污腐敗”、“國有企業虧損”、“犯罪”、“環境污染”等被認為是民眾最為關心、也是當前中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而在受訪群體中，92.7%的人認為“下崗失業”問題在中國非常嚴重或比較嚴重，排在所有社會問題之首，由于下崗失業直接影響到百姓的生計，故而成為引起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嚴重社會問題。  

    直到今天，一些社會現象我們仍在為之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當下崗失業者淪為貧困群體時，一個個曾經風光一時的企業家卻倒下了，一樁樁瓜分國有資產的黑幕被揭開了，這時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下崗失業”與“貪污腐敗”和“國企虧損”之間的某種必然聯系。這里，曾獲得“中國改革100新銳人物”稱號的女企業家張海英的案件，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典型例子。張海英曾因漯阜鐵路的改制一度成為風云人物，多年以后，事實證明這是一起有預謀的侵占國有資產的改制，被侵占的國有資產高達8790余萬元，她因此獲得了又一個稱號——安徽“第一女貪”。張海英案發，揭開了國有資產流失的黑洞。在監督缺失的狀態下，企業高管可以為所欲為，虛報、截留、隱瞞、侵占……無所不用其極。

    作為一起發生在國企改制過程中的有著巨大影響的事件，該案再一次引發我們更多的思考和反思——近十多年來，隨著國企改制廣泛推廣和實施，發生在國企改制領域的犯罪案件也在不斷增加，涉案金額也越來越大。如被稱為“國企第一貪”的原山西省技術進出口公司、山西大典商貿公司經理宋建平，涉案金額超過4億元人民幣，其貪污罪的主要犯罪事實——侵吞國有資產2.53億元；知名國企——古井集團總裁利用改制獲千萬股權，扯出了內部高管腐敗窩案等，都是發生在改制過程中。從互聯網上以“改制”和“貪污”作為關鍵詞一搜索，全國各地發生的借國企改制之機貪污的案例就有很多。

    在貪蠹們以改制的名義成為富翁富婆的同時，卻不知道有多少國有資產大量地流失，又有多少人為此失去了生存的家園，在極少數人占有財富的時候，而下崗失業的職工們卻被無情地剝奪了勞動的權利、就業的權利、生存的權利，對此，我們還能忽視嗎？我們的文學還能沉默嗎？

    如果說張海英鯨吞國有資產的數額令人咋舌，那么我省女作家賈立新最近出版的長篇小說《最后的白玉蘭》則詳細地揭開了國企垮臺的真實內幕，將蛀蟲們如何利用職權搞垮企業的卑劣手段描寫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

     《最后的白玉蘭》講述了一個名星紡織企業——隴河市雙蘭針織廠從輝煌到破產的整個過程。雙蘭針織廠是省上的“六好企業”，市上的納稅大戶，國家輕工部的先進單位，老廠長王光明退休前為企業打下了殷實的家底，企業的資產可以讓廠子不搞生產經營都可以躺著吃幾年。然而，先后上任的兩屆企業領導，為了達到侵占國有資產的目的，打著企業改制的幌子，做出了一系列腐敗之事，手段令人發指。其做法與張海英同出一轍：先是將企業描繪得氣數已盡，然后逼上級改制，最終國有資產被個人占有，最后以企業破產、職工失業了之。作品中，七十歲的馬治國為了“救廠”，主動請纓出任雙蘭廠廠長，同時“請”來“高人”——剛出獄的項宇騰“共同治廠”，他們為了達到企業破產、瓜分資產的目的，拉攏利用女職工藍郁婧做幫兇，將廠里的資產一步步地分割完畢，最后又賣廠房。馬治國在與房地產開發商李木山的骯臟交易中，企圖利用藍郁婧以色相賄賂李木山，而最終馬治國只能在“婊子無情，奸商無義”的恨罵中，領教了藍郁婧的陰險手腕。如同與張海英案一樣，職工們因對自己賴以生存的企業破產而痛不欲生時，馬治國等人則在高級賓館徹夜狂歡。

    賈立新是一位工人出身的作家，她和職工們一樣，與自己工作多年的企業感情深厚，而他們的工廠卻硬是讓企業領導借改革之機搞垮了，職工們為此失去了生存的家園。她在后記中深有感觸地說：只有經歷了企業興衰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那種不可思議的無奈，那種徹骨的傷與痛。同時，賈立新又是一名黨員，她發自內心地疾呼：我也是一名黨員，但在企業破產后的七年的期間，我沒有交過黨費，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活動，原因是我不知到哪里去交黨費，與我同樣失業、下崗的黨員們都和我一樣找不到組織。賈立新本人的經歷與書中人物命運有許多相似之處。文學創作的源泉來自現實生活，許多時候，作家自覺不自覺地就將自己的經歷和感情融入到書中去了。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最后的白玉蘭》中的幾個人物的命運：雙蘭廠職工在七年拿不到工資的情況下，省級勞模吳秀蘭老師傅因無錢治病離開人世時，臨終還逼著讓兒子歸還廠里的貨款。她去世后，廠子連個花圈都送不起，而廠里補發給她的幾年工資是幾箱線衣褲衩；曾被省長接見過的繡花能手、充滿青春活力的女青工肖玉菲，淪為歌廳坐臺小姐，在飽受屈辱之后才反省覺悟，生活還是要靠誠實勞動，她辦起了“玉菲繡坊”，開始自食其力地生活；另一位善良美麗的女性樂君，因喪偶在廠里多年沒有工資的情況下，帶著孩子忍辱負重地生活著，她的善良卻被一個男人當作軟弱來欺，為了這個男人的一句謊言，她出面為其借來五千塊錢，最后這筆錢成了她沉重的債務。道貌岸然的市政府工作組成員韓大啟，垂涎樂君的美色，以“你最困難，你缺男人，你需要幫扶”的無恥理由，欲強奸樂君，樂君在萬分悲哀時，淚水漣漣地反問：“是政府讓你來強奸困難女工的嗎？”此種悲哀真是讓人痛心之極；下崗男工羅金雄，他們一家人都是廠里的職工，生產經營紅火時，他們全家人年年當先進，真正是職工與企業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廠里垮了，羅金雄一家人的命運也由此改變了，自己沒能力養家，只能在廠門口擺個小攤賣線衣褲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菜價低些，油價賤些，大米便宜些，我那些褲衩子賣個好價錢”。媳婦嫌他窩囊，兩人協議離婚，在遭跛腿又有眼病的律師戲弄后，只能用臟話粗話解氣。由于心情不爽，吃牛肉面時，嫌筷子是假的，醋也是假的，將面館老板“連大姑娘也有假”的嬉笑當做別人有意和他過不去，結果被人打腫了腮幫子。羅金雄的形象是部分由于下崗而生計無著落的人的代表：軟弱，自私，而又務實，整日為生計而細細算計的小人物。

    小說中具有諷刺意味的另一個人物——藍郁婧，是個能把六十歲的男人思想搞亂，把五十歲的男人財產霸占，把四十歲的男人腰桿擰斷，讓三十歲的男人妻離子散，讓二十歲的男人找不到女伴的風云人物。這個女人，對付利用她的男人有自己特殊的一套手腕，在與不同男人的明爭暗斗中，撈了企業的大筆錢財，傍上了房地產開發商李木山，甩開了一手扶持她起來的老情人馬治國，最終坐上了房地產開發公司經理的交椅。廠長馬治國是作品中的關鍵人物，老謀深算，陰險至極，面對市政府和上級主管單位的關懷與支持，他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柔克剛的做法，實現了“一個臭皮匠擰死三個諸葛亮”的局面，最終將一個好企業葬送了。讀這部作品，讓人憤然拍案，又讓人同情惋惜。《最后的白玉蘭》中的下崗職工們對國家的改制政策充滿殷切的期望，并積極投身其中，當自己的利益與企業改制發生矛盾沖突時，表現出對企改極大限度的寬容和理解，面對因下崗失業而失去生活來源時，他們發出了“愿我們的犧牲換來祖國的富強，民族的興盛”的心聲……讀到這里，不禁讓人激情澎湃：下崗失業的職工們，依然懷著對黨和政府的一腔樸素感情，依然懷著一顆顆赤子之心，這種崇高的品質和堅定信念，怎么能不讓人為之動容！

《最后的白玉蘭》是一部揭示社會矛盾，關注民生的現實主義作品。關注現實人生、關注社會民生、關注民族命運是中國文學自古以來一脈相承的優良傳統，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傳統。關注現實的文學由于其所取藝術立場的特征，它對現實世界的真誠關注，它對人類眾多成員生存處境和生活命運的熱烈關切與同情，就注定了它必然奉守積極入世的、有批判鋒芒的、有理想追求和生活寄托的藝術精神。

    在當今時代，凡是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作家，他們的筆觸應該深入地表現我國社會變革的生活，作家的藝術立場更須以關注社會人生的真誠態度去直面現實，正視各類實際存在的生活矛盾，在生活的巨大震蕩中揭示現實的發展動態與社會脈象。創作實踐表明，關注現實的文藝作品其生命力最堅韌，最強大，最能獲得審美共鳴，也最深入民心。以生活為底色，關注現實，為人生而歌的現實主義，才是吸納百川綿延久遠的汪洋大海。作家只有從社會生活中，從時代現實中獲得鮮活生動的藝術素材，從而獲得一種超越個人情感的大情大義。可以說，關注社會的責任感使作家與社會生活血肉相連、與人民情感息息相通。責任感是作家獲得深刻思想和博大情懷的酵母，只有把藝術之根深深扎在廣闊的社會生活之中，扎在人民群眾的實踐之中，才能獲得大情懷和大境界。

    長篇小說中的一對芬芳的“白玉蘭”已經凋落了，但愿從此之后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不要再發生此類的悲劇，使國企改革真正成為有利于國民，有利于政府、有利于職工、有利于提高生產力、有利于社會穩定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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