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左岸文化
北京大學的師生對《問蒼茫》進行了認真的閱讀和討論,作為責任編輯感到非常高興,也感覺受益匪淺。自從走出校園,走出“學院”語境,這樣的交流真是久違了。在時下很多“紅包”批評日益喪失公信力的情形下,這樣“超利益”的閱讀和討論常常能夠觸及文學批評的本質。即使觀點有分歧,閱讀感受有差別,但卻能夠讓人回到純凈的文學,回到純凈的批評。
說起曹老師的《問蒼茫》,必定繞不開他2004年的中篇《那兒》。這個中篇小說現在被理論界奉為“底層文學”的代表作,《問蒼茫》則進而被認為是“底層文學”的長篇。總之,無論曹征路本人怎么想,他的寫作只要進入理論者和評價者的視野,似乎就注定了要和“底層文學”聯系在一起。但是對什么是“底層寫作”,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認知。而正如邵燕君老師所說的,這一寫作潮流的異質性和挑戰性正隨著外延的擴大而被消解。目前,經過了幾年的創作沉淀和命名尷尬,現在是不是可以說,“底層文學”就是“左翼文學”的延伸和變種呢?從這個意義上說,將《那兒》定位為“底層”,將《問蒼茫》和“左翼”聯系,正呈現了曹征路寫作的一脈相承。
實際上,這部小說被定性為什么潮流的文學作品并不重要。或者說,給紛繁的文學寫作整合出一個統一的名字,只不過是為了理論的便利,很多的概念都是捉襟見肘,掛一漏萬的。而將概念打出來之后,抽象化創作實踐論證它的合理性,也不過是“文學史思維”的慣性。理論和創作從來都是各有發展目的的,創作永遠在尋找更大的讀者群,而理論則不斷鎖定特定的讀者群。重要的是,它對社會現實的探掘角度,它對中國式的發展道路,有獨到的發現。這一點比任何藝術成就的取得都更為難得。
從我的角度而言,對曹征路寫作價值的判斷,有兩個不得不說的語境。這兩個語境說起來也特別有代表性。
其一是文學教育。目前的文學教育說白了就是文學史教育,它不注重人對文學作品的個人趣味,而往往注重理論趣味,不注重人閱讀作品的直覺感受,而注重研究角度。久而久之,在判斷一部作品的時候,往往能夠拉來一大堆的理論和已有的文學史實踐,探討出來一大堆的話題,但是最終,這部作品與個體的感受有什么關系,是不是切合個體對生活的感受和判斷,都成了懸而未決、甚至根本沒有觸及到的問題。我本人從“學院”培訓走向編輯職業,而編輯職業對個人趣味判斷的要求、對生活邏輯的考證要求似乎更高一些。做編輯的重要前提是揣摩讀者的趣味,而不是一上來就試圖引導讀者的閱讀。如何褪去“文學史思維”所帶來的判斷慣性,如何掙脫文學觀念設置在作品價值判斷之前的“框框”,如何最大程度地和最廣泛的讀者群保持相同的閱讀趣味,是我思考最多的問題。而要成功地完成這些轉變,最便捷的途徑就是從作品的真實性出發,從生活的邏輯而不是技術的邏輯、觀念的邏輯出發。這一點,很典型地體現在我對曹征路作品的判斷上。或者說,曹征路的寫作恰恰兼顧了我兩個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我能夠用文學史思維找到話題對他的作品發言,同時,我又能夠從普通讀者的角度為他的作品找到生活的根基。但,他的兼顧似乎同時也意味著他的問題:理論界嫌理論化不夠,普通讀者嫌生活化不夠。曹征路的寫作看來注定要成為一個話題。
第二個語境是我從2003年開始,因為工作的原因和為《文藝報》“看小說”欄目寫文章的原因,廣泛地閱讀文學雜志。在閱讀的過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大多數的成名作家、成熟作家風格圓熟,技術無可挑剔而生活體驗僵化,生活發現日益枯竭。而文學的新面孔往往沖勁十足,后勁不足。一兩部中篇非常搶眼之后馬上歸于平淡。而且,“耳語寫作”和“三寸目光寫作”之風泛濫,絕大多數的寫作都“寵物化”了,喪失了血性和尊嚴。所以,當我看到曹征路的《那兒》之后,看到它的《霓虹》、《豆選事件》之后,立即有一種類似長篇小說領域發現了《狼圖騰》、《藏獒》般的興奮。他甘于“草根”的孤傲姿態、對禁忌的粗利發言、思考現實的賣力表現和憂國憂民的“自作多情”都讓我感動,而他不斷敏感到一個個的社會問題,然后除了秉筆直書之外如困獸般的無所適從,自以為找到方案和出路時候的天真的理想化,都十分觸動我。尤其是聯系他所身處的深圳特區的社會情形,曹征路的寫作個性更為突出。從曹征路這里,我看到了“批判現實主義”的激情,看到了文學對社會生活發言的自信,看到了文學寫作者拒絕“娛樂至死”的尊嚴。從目前文學界和龐大的《當代》讀者群對《問蒼茫》的熱烈反應可以看出,無論是什么樣的讀者,都在期待文學對現實的作為。
最初和曹征路聊長篇小說寫作計劃的時候,他說想寫《工賊》。我沒有相關的生活經驗,事實上,我的生活經驗除了校園之外,沒有其他。而生活經驗的單一就意味著對“人”的看法不夠深刻立體,這一定會導致文學閱讀和評價的盲點,這是無可爭議的。然而我來不及積累更多的生活經驗,還是只能從理論上,從書本上,從互聯網上,獲取相關的信息。幾經溝通之后,他跟我聊了詳細的寫作計劃。我只是從編輯的角度告訴他,我對他挑戰性寫作的策略很放心,我想看到精彩的故事。如果這個故事在“可看”之后還“可想”,最后還“想不明白”,我覺得就成功了。之后,曹征路拿出了長篇小說《問蒼茫》,一部直接將勞資矛盾推上前臺的“大膽”小說,一部力圖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對“社會各階層”進行文學化分析的小說。作家根深蒂固的“草根”情懷和對任何既得利益都一律保持警惕的高度敏感狀態,使得小說現實多元、情感復雜。現實主義文學的重鎮《當代》雜志在看過之后的第一時間表示下一期馬上刊登,但出于雜志的篇幅考慮,和減少線索太多的閱讀障礙,要刪掉文念祖老爹橫跨革命和建設兩個年代的那條“枝蔓”。
長篇小說尤其需要作家消化生活、整合生活的能力,也尤其需要寫作技術的訓練。《問蒼茫》當然存在很多可以指出來的問題,比如臺資企業內部和幸福村兩條線索的融合不夠,使得作品的結構顯得枝蔓太多;比如常來臨和女老板的關系問題,夾雜男女之情的處理方式可能是出于閱讀的需要,但是這樣會減弱這個“文學新人”的深度和震撼力;比如唐源、柳葉葉,承載了太多的理想色彩等等。但對于曹征路來說,對于《問蒼茫》來說,厚重的生活基礎和強大的問題意識足以遮掩這些不足。
《問蒼茫》與文學史上的作品有何瓜葛,有什么文學史的價值和意義,北大師生有了充分的探討。我想今后很長一段時間之內,理論界還會不斷對相關問題進行探討。而它的現實意義現實價值,目前則開始不斷地顯現。金融海嘯中珠三角地區作為“中國制造”的重鎮的種種問題,《新勞動合同法》遭遇的尷尬等等,不斷更新的生活現實卻能夠反過來印證文學的判斷,的確值得讓作家為之“得意”一下。而它在文學上的作為,看一下《資本論》的全球熱賣,“紅色文學”在全世界的再流行,似乎也能夠讓曹征路“得意”一下。作為出版者,自然是看重這些的。
對于一部長篇小說而言,單純的思想資源、任何一種情緒都不足以支撐它,能夠支撐的,永遠是生活本身。這一點,我很贊同作者曹征路的觀點,但是對于《問蒼茫》而言,生活基礎的支撐是毫無問題的,關鍵是宏觀的潮流把握,未來道路的設計。實際上,很多長篇小說的問題都集中在這個方面,《問蒼茫》因其題材的特殊性,這方面的問題更為明顯一些。實際上,從目前的情形看,無論作家、理論家、經濟學家還是普通讀者,都行進在方向尚不明朗的未來之中。每個人都有“看不懂”的疑問,同時又難免有指路的沖動。“看不懂”往往是文學的用武之地,而“指路”則往往馬上會暴露文學指點生活的所有力不從心。沖刷和篩選這一切的,唯有不斷向前的生活。作家往往是從生活而文學的,理論家則往往是從文學而生活的。而生活和文學之辯,恰恰是創作發展的動力。只要創作保持著追求盡善盡美的動力,“嚴肅文學”的出版就有耐得住寂寞的價值感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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