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左岸文化網

我看文學獎 

李建軍

　　最近十多年，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后，文學評獎越來越多，制造出的響動，也越來越大。在“娛樂至死”的消費主義時代，這也許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因為，評獎具有令人好奇的懸念感和偶然性，能夠產生巨大的新聞效應和娛樂效果，進而影響讀者的閱讀和圖書的銷售。不僅如此，事實上，評獎還是一個建構和行使“文化霸權”的行為，因為，通過確立選擇的標準和程序，評獎者可以將自己的價值觀念和趣味傾向，潛在地轉化為一種規范性甚至主宰性的力量，從而有效地影響一個社會和一個時代的文學風氣。
　　然而，文學，就其本質而言，乃是一種自賦價值而非他賦價值的精神現象。也就是說，好作品是作家自己寫出來的，它的價值，根本上決定于作者寫得如何，而不是決定于評論家如何評價它，或者，是否獲過什么大獎。《紅樓夢》什么獎也未曾得過，卻絲毫不影響它光耀千秋，傳之久遠；假如當時真有個什么評獎委員會給它評了個什么大獎，那么，我們完全可以斷定，得到好處的，不是《紅樓夢》，而是那項大獎。所以，一個作家必須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寫作上，而不是放在“跑獎”上。為了獲獎而低首下心地見些不三不四的人，說些不尷不尬的話，送些不干不凈的禮，徒徒傷損了自己的顏面，敗壞了自家的清譽，何苦來呢？更何況，即使通過請托求情，最終獲了獎，也是勝之不武，沒什么意思的。白居易詩云：“草螢有耀終非火，荷露雖團豈是珠。”徒有虛名的獲獎，也許可以使一部拙劣的作品風光一陣子，但卻很難使它成為真正的好作品，也很難給作家帶來持久的光榮。
　　文學獎，文學獎，先有“文學”后有“獎”，或者說，先有優秀的文學，而后才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獎。倘若“文學”的品質本就很成問題，那么，所謂“獎”者，勢必流為與“文學”無涉的游戲和鬧劇。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很多時候，卻是有“獎”而無“文學”的，——只見被媒體狂熱炒作的“評獎”，卻不見名副其實的“優秀作品”。對于“文學”與“獎”的關系，早在1994年9月4日，孫犁先生就專門寫過一篇《我觀文學獎》的文章，做了深刻的分析。在他看來，“文學”從來就不是“獎”出來的：“自古文學無獎，而歷代有傳世之作，有不朽的作家群體。中國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作家如林，也沒有辦過文學獎。因為，稍微有識之士，都會明白：文學非獎即金錢所能誘導而出；相反，常常產生于貧苦困厄之中。”先生之言，洵為的論。他對當代文學評獎過多，也頗為不滿：“在中國，忽然興起了評獎熱。到現在，幾乎無時無地不在舉辦文學獎。人得一次獎，就有一次成功的記錄，可以得職稱，可以有房子……因此，這種獎幾乎成了一種股市，趨之若狂，越來越不可收拾，而其實質，已不可問矣！……這些年，確實有不少人，從文學獎中，得到不少好處，其中包括作家，評論家，主辦的單位，評審人員。但文學本身，是否得到了什么提高，則從來沒有人去過問。獎啊，獎啊，究竟獎出了多少有價值的東西？也沒有人去統計。”事情還真讓這位心性淡泊的作家給說著了。在文學上，我們現在頗有一種以“獲獎”論英雄的庸俗傾向。一“獎”遮百丑，一旦獲獎，則不僅意味著一個作家是“優秀”的，而且他的所有作品似乎都獲得了一種不容置疑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甚至，他的所有問題，將都不再是問題了。難怪有的作家得知自己獲獎的時候，會歡呼雀躍，內心充滿云開日出的狂喜。
　　常言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鶴林玉露·用兵》中說：“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但文學是金錢的敵人，是榮華的對頭，是權勢的冤家。真正的文學，與作者的人格、思想、才華、正義感和反諷勇氣有關，而與“賞”和“財”無涉，毋寧說，恰恰相反，凡是志在賞賚與“市場”者，必然寫不出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為什么在“有獎征文”的大纛下面，很少看見像樣的作品？究其原因，蓋在于此。其實，從寫作的動機和動因來看，真正優秀的作家，沒有一個人是為了獲獎而寫作的。文學的發生，乃是一種超越庸俗目的的一種精神現象。大凡詩人遇悲則哀，逢喜則笑，離憂則愁，見邪則疾。文學就是形諸文字的淚與笑、怒與罵。文學的產生和存在，緣于人們抒發情感和敘述經驗的迫切需要，緣于與他人進行心靈溝通和精神對話的渴望。文學是作家面對世界的難以自已的言說，因為，只有通過這種言說，只有把自己的經驗和思想表達出來，他才能克服內心的苦悶和焦慮，才能恢復內心的寧靜與和諧，甚至，才能繼續活下去。
　　當然，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寫作都是針對讀者的寫作，都存在一個想象中的傾聽者和閱讀者。毫無交流愿望的寫作，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很難說是積極意義上的寫作。所以，自己的作品在讀者心中會引起什么樣的反應，對他們的人格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人們會如何評價這種影響，就是作家特別關心的問題。幾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人們閱讀、喜愛，都希望得到評論家的贊賞和社會的肯定。一個作家能夠獲得的最高獎賞，就是無數讀者對他的作品的持久而普遍的閱讀和喜愛。
　　外在地看，文學評論和文學評獎似乎都是對文學進行評價的方式，都是賦予作品價值的有效手段，其實，它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事情。因為，真正的評論都是超功利的，而幾乎所有的評獎都具有明確的功利目的，正像孫犁先生在《我觀文學獎》中所說的那樣：“任何評獎，都有它的政治或人事上的目的，有目的即有偏差，有偶然，有機會。所以，任何獎都難得那么公平、準確，名副其實。”如果說，評論是一個充滿嚴密的邏輯性和充分的事實感的理論行為，是一個用持之有故的方式說服人的過程，那么，評獎就是把一群人的各各不同的趣味、意見和選擇，化約為一個平均數的過程，而在這過程中，并不是所有的評委都具有同樣的權威性和影響力，結果勢必是按照那些最有影響力的意見或者潛在的規則來做最終的選擇。例如，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開始階段，即維護“高尚和純潔的理想”的“維爾森時代”，1901年，有42位知名作家、藝術家和評論家簽名贊揚并推薦托爾斯泰，但是，這沒有用，因為，諾獎的評委們認為托爾斯泰不符合“理想”的標準。他們把1901年的獎金給了法國詩人蘇利－普呂多姆，把1902年的獎金給了德國學者蒙森，把1903年的獎給了挪威作家比昂松。如此糟糕的決定使“諾獎”的開端黯淡無光。例如，1988年，馬悅然（G·馬爾姆奎斯特）曾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會上，要求評委們網開一面，打破不給死者頒獎的成規，把獎金該年的文學獎給去世不久的中國作家沈從文，但是，他太年輕了，人微言輕，沒有能夠說服別的評委，最后只好流著眼淚離開。還有兩位評委因為與評委會意見不合，憤然退出了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以上種種，足以說明，即使世界上最公正、最有影響力的文學評獎，事實上也是按照一種“主導性的意見”來進行的，也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的。
　　所以，在別林斯基那里，我們可以看到對于真正偉大作品的充滿公正性和客觀性的贊美，看到他對于失敗之作的尖銳而同樣客觀的批評，正像屠格涅夫所說的那樣，“他的美學鑒別力幾乎毫無差錯，他的見解深刻入微，而且從來也不含糊。別林斯基不會被表面現象和外界事物所迷惑，不為任何影響和潮流所左右；他一下子就認出了美和丑、真和偽，然后以毫無忌憚的勇氣說出他的判斷——全盤地、不折不扣地、熱情有力地、信心堅定地說出來”。然而，即使在享有較高聲譽的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中，我們也常常會看到對偉大作家的充滿偏見的漠視和忽略，對三流作家的錯誤的獎賞。一個聲稱自己具有世界性的文學獎，“諾獎”在獎勵三流作家的同時，卻完全無視那些偉大作家的存在，這無論怎么說也是不能原諒的失誤和缺憾。“諾獎”評獎委員會主席埃斯普馬克就曾說過：“諾貝爾獎現在仍然是一種西方的獎，自然不可能以西方以外的評價頒獎。這一點本身是遺憾的，我當然希望那些遙遠地區的文學能夠趕上大步在前的西方文學，以能夠完全加入全球性文化大軍的行列。”他的偏見和傲慢是完全不加掩飾的。抱著這樣的充滿文化優越感的偏見，怎么可能平等地了解“遙遠地區的文學”？怎么可能保證自己的評獎是絕對公正的？至于那些聲稱“程序合法”而又充滿私人性和“潛規則”的評獎，就更不用說了！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文學需求和文學風氣，也會有不同的文學評獎。文學評獎的標準，甚至因時代的轉換和世風的移易，而發生巨大的變化。有人說，如果放到“八十年代”，現在的很多獲獎作品，根本就不可能獲獎，而“八十年代”的一些獲獎作品，在現在的評價體系下，則很有可能落選。的確，就中國的文學獎來看，“新世紀”的文學評價體系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評獎標準相比，業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個時代的文學精神充滿了回歸“五四”的“鄉愁沖動”，洋溢著蓬勃的青春激情，普遍具有撫摸“傷痕”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反思”問題的啟蒙主義氣質，許多作家在詩意性、真實性和深刻性的追求上所達到的高度，現在看來，仍然令人欽佩。那個時候的文學評獎，也體現出同樣的文學激情和文學精神，從而積極地肯定和鼓勵了當時的文學創作。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新世紀文學”則呈現出別樣的精神風貌。“個人化寫作”、“身體寫作”、“日常生活審美化”等等文學理念影響下的敘事，則將個人主義、消費主義和相對主義等價值觀調和成為新的文學精神，從而形成了一種享樂壓倒啟蒙、“個人”取代社會、“身體”瓦解靈魂、“現實”遮蔽歷史的文學圖景，——雖然“底層寫作”仍然表現出對現實的關注，但是，它們卻時常受到某些批評家的鄙夷和嘲笑。而那些輕飄飄的“英雄主義”、軟綿綿的“溫情化敘事”、缺乏深度的“玄幻敘事”、沉悶、瑣碎的“鄉土敘事”和充滿獵奇色彩的“民俗化敘事”，則因為適應了新的文學要求，而成為新時代文學評獎的受益者。
　　在我看來，文學評獎有兩種路向，一個是關注起點階段的低端化評獎，一種是著眼終點階段的高端化評獎。前者旨在鼓勵剛剛開始跋涉的青年作家，后者則在積極肯定和評價一個作家的最高成就；前者給獲獎者以勇氣和信心，后者則給人們提供有效的經驗和可靠的方向。對于一個沒有大師和優秀作品的時代來講，高端化的評獎應該本著寧缺毋濫的原則，盡量少評獎甚至不評獎，而應該多搞一些低端化評獎，以鼓勵那些艱難起步的青年作家。對于那些剛剛開始寫作的年輕作家來講，及時而公正的獎勵能夠鼓勵他們創作的信心，激發他們的熱情，會對他們的文學事業產生積極的影響。1888年，二十八歲的契訶夫，因為短篇小說集《在昏暗中》，而獲得了俄羅斯科學院授予的“普希金獎金”，共五百盧布。這個獎讓年輕的契訶夫高興而且振奮，幾次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了這件事。10月9日，他寫信給一直鼓勵、獎掖他的格利果羅維奇：“當然，對我來說，獎金是幸福；如果說它并沒有使我興奮，那我就是說謊了。我覺著自己好像除了以前在中學和大學以外，如今又在第三個什么地方畢了業。昨天和今天我從這個房角走到那個房角，像是一個戀愛中的人，沒有寫作，光是在思索。”10月20日，他又寫信給拉扎烈夫－格魯津斯基：“當然，獎金是大事，而且不只對我一個人來講是這樣。我很快樂，因為我為許多人指出一條通到大雜志去的路，現在我也同樣快樂，因為多虧我，那許多人才能指望科學院的桂冠。”但契訶夫也沒有得意忘形，10月27日，在寫給蘇沃陵的信中，他這樣表達了對自己的清醒認識：“再憑良心說一句，我雖然獲得了獎金，其實我的文學活動還沒開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這樣的謙虛。有的作家一旦獲得“大獎”，感覺自己仿佛就真的成了大師，頗有不可一世之概，有些批評家更是沒邊兒沒沿兒地狂吹亂捧。孫犁先生也許早就見過這樣的被“獎出來”的“大師”，所以，他在《我觀文學獎》中提醒他們：“雖然獲得過大獎的人，也不要以為從此就定了性，成了永久性的優秀作家，別人連碰都不能碰一下。”
　　如果說，文學評獎本來就是一件艱難的事情，那么，對于中國人來講，則更為艱難。這是因為，首先，中華民族是一個特別熱愛榮譽、渴望不朽的民族，也是一個對獎賞和贊譽特別看重的民族。我們自古就有所謂“人過留名，雁過留聲”之說，所以，雄姿英發的周瑜，才在“群英會”上舞劍作歌，如此高唱：“丈夫處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將醉，吾將醉兮發狂吟！”對中國人來講，名是一種比生命還要寶貴的東西，所以，很久以來，“烈士殉名，貞婦死節”就是一個具有絕對意義的道德律令。而求名和“不朽”的路子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最后立言。“立言”大概是可以將文學寫作包括在里頭了。到了現在，“立言”的榮耀，似乎非得通過獲獎，才能便捷地得到，充分地享受。如此一來，文學評獎便如中原逐鹿，成了激烈競爭、熱鬧非凡的事情。
　　文學評獎之所以困難，追本溯源，還在于中國特殊的社會情態和文化心理。中國一直是個人情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里，情感判斷常常會壓倒理性判斷，個人情感往往會超過社會情感。人情社會是“任人唯親”的，是根據“關系”的疏密遠近來說事的。中國人的口頭禪是“與人為善”，但很多時候，所“與”之“人”，并不是隨便什么與自己不相干的人，而是“自己人”，是“哥們”和“朋友”；而所“為”之“善”，也不是超功利、無目的的事情，而不過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而已。如此一來，有的時候，中國的評獎就難免會烙上“中國特色”的印痕。即使某些打著“全球”與“中國”名頭的大獎，也其實不過是幾個“哥們”所玩的“你有我有全都有啊”的梁山泊游戲罷了。話說，前些日子，有家雜志社搞了一個以“中國”冠名的“批評家獎”，請了一些“著名作家”來給“批評家”評獎和頒獎。在報紙上看到作家給批評家頒獎的畫面，我真是給它逗樂了，不由得想起了常常使人噴飯的美國動畫片《貓和老鼠》！
　　那么，應該怎么對待文學獎呢？
　　別太拿它當回事就是了。
　　對諾貝爾文學獎，龍應臺的看法是：它不過是十八個歐洲人評出來的一個獎，“當代中國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漢學家當做評鑒人，把諾貝爾文學獎當做中國民族文學努力的大目標、大遠景，這樣的文學是什么文學呢？這樣的民族又是什么樣的民族呢？”所以，她最終的結論是：“視大獎，則藐之”！
　　魯迅先生的態度，也許更值得我們學習。1927年，瑞典考古探險家來到中國，與劉半農商量，準備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劉便通過臺靜農探詢魯迅的意見。這年9月25日，魯迅給臺靜農寫了回信。他的意見很明確：一是，不要給中國作家，“我覺得中國實在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二是，他怕獲獎會給自己的寫作事業帶來消極的影響，“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后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學，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
　　“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魯迅的態度多么清醒，精神多么高貴！
　　每一個有出息的中國作家，都應該把這句話當做自己的座右銘。

　　2008年12月20日，北京

　　（刊載于《文學自由談》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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