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太光：被分成兩半的農民——《創業史》等作品中的農村世界

1

柳青描寫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長篇小說《創業史》第一部面世以后，立即引來了一片叫好聲，但是，在這熱烈的反響之中，也不乏激烈的爭論，而且，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即：小說中，到底是以梁生寶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更加真實、突出呢，還是以梁三老漢為代表的“舊人”形象更加真實、突出？

持第一種觀點的代表者是馮牧，他撰文指出：從50年代初期以來，雖然出現了不少真實、生動地反映農業合作化的小說，但是刻畫得比較成功的人物，往往是一些落后分子，因而“如何創造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新人和描繪新事物的萌芽成長，仍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他在此貶抑的基礎上轉而褒揚說：《創業史》里邊的落后人物如梁三老漢、王二直杠、郭振山，反面人物姚士杰等都塑造得很出色，但更值得重視的，是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以“梁生寶為首的幾個體現了時代的光輝思想品質的先進人物形象”，并總結道：正是通過這些生動的藝術形象，小說“真實地記錄了我國廣大農村在土地改革和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后發生的一場無比深刻、無比尖銳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1]

關于這個問題，持不同意見的也大有人在，譬如，也是在《創業史》出版后不久，邵荃麟就撰文指出：“《創業史》中梁三老漢比梁生寶寫得好，概括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個體農民的負擔”，他還說：“我覺得梁生寶不是最成功的，作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漢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盵2]而且，這還不是最典型的不同意見，對這個問題進行集中、系統論述的是當時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青年教師嚴家炎，他于60年代初期發表了一系列文章[3]，就這個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

他毫不諱言地指出：《創業史》 中最有價值的人物形象是梁三老漢而不是梁生寶。梁三老漢“雖然不屬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卻具有巨大的社會意義和特有的藝術價值”——他在互助合作初期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精神狀態是有代表性的，《創業史》也正是抓住了這一點而成功地再現了作為個體農民的梁三老漢在互助組發展過程中的苦惱、懷疑、搖擺，有時甚至是自發的反對；另一方面，作品又發掘和表現了他那種由生活地位和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最終要走新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即梁三老漢和他爹兩輩子人累死累活、艱苦創業的最高目標就是做一個“受人尊敬的三合頭瓦房院的長者”，因此，在一定時期內，他對互助合作的新生活半信半疑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人吃人的舊社會，他創家立業的理想不僅沒有實現，反而每況愈下，幾乎跌落到貧窮和苦難的無底深淵中去，所以，他從心底里厭惡、反對舊社會，而這就使他對一個嶄新的大同世界充滿了向往，這向往是如此得強烈，強烈得出離了幸福，而帶有些許恐懼。

因此，嚴家炎認為：“作為藝術形象，《創業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別個，而是梁三老漢”，他是“全書中一個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當深廣的社會歷史內容的人物”。他還進一步指出：“作品里思想最先進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藝術形象”，“藝術典型之所以為典型不僅在于深廣的社會內容，同時在于豐富的性格特征，在于宏深的思想意義和豐滿的藝術形象的統一，否則，它就無法根本區別于概念化的人物?！盵4]

毋庸諱言，這里所謂的“概念化”人物，暗示的就是梁生寶，雖然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嚴家炎并沒有直接這么說。

一石擊起千層浪，這樣的觀點一出來，馬上引起了軒然大波，連一貫以厚道、寬容著稱的作者柳青也忍不住在《延河》上著文反對，在《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的回應文章中，柳青說，嚴家炎的這些評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則問題”，因此他無法保持沉默，接著，他詳細解釋道，“《創業史》這個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卮鹨ㄟ^一個村莊各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表現出來?！盵5]而如果我們放下包袱、開動機器，沿著作者的思路進一步推理的話，下面的結論應該不是畫蛇添足：這個村莊各階級人物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矛盾和統一都通過梁三老漢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統一體現出來，而梁三老漢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統一又都凝聚在梁生寶身上，從而，最終的結論就是：這個意義重大的主題只有通過梁生寶這樣的“社會主義新人”才能充分表現出來。

寫到這里，爭論的核心問題就一目了然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爭論雙方之所以唇槍舌劍，互不相讓，并不僅僅是為了一個“純文學”和“純藝術”的問題，而更多的是為了一個世界觀和歷史觀的問題。

通過閱讀我們知道，梁生寶一直是《創業史》全部故事和結構的核心，在蛤蟆灘這個小世界里，他似乎無處不在，而其它一切人物也似乎都因為他的存在才獲得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不管他是“在場的在場者”也罷，還是“缺席的在場者”也罷，人們說話時談著他，做事時看著他，困難時念想他，成功時念贊他:郭振山的爭強和苦惱、姚士杰的陰謀和仇恨、改霞的愛情和彷徨、縣里派來的農業技術員韓培生的真誠和幼稚，甚至連縣委楊書記的感慨和思考，這一切，都離不開他的測量和檢驗。他成了小說中的一種標準，一種影響，不管這影響是焦慮的還是幸福的，是甜蜜的還是枯澀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作者眼中，梁生寶不僅是小說結構的重要因素，是作者苦心孤詣的藝術探索的核心，而且還是作者的政治和審美的中心，是作者的歷史觀和世界觀的重要載體，所以，如果抬高小說中梁三老漢的地位，就等于釜底抽薪，不僅否定了梁生寶乃至《創業史》的藝術價值，而且還否定了作者通過梁生寶這一歷史審美主體所傳達的歷史觀和世界觀。

或許，這就是面對諸如此類的評論，柳青立場如此堅定、情緒如此激烈、言辭如此澎湃的原因吧？

2

當我們痛定思痛，站在遙遠的今天來看當時那場冰炭不能同爐的爭論的時候，我們發現，爭論雙方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觀點背后其實有一種深刻的共同性：當年嚴家炎之所以從“意識到的歷史深度”和“細節的真實性”要完美結合的角度出發，一口咬定梁三老漢是《創業史》這一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因為柳青用細膩而深刻的筆觸描摹出了梁三老漢在歷史巨變之前的搖擺、猶豫，以及他擺脫這搖擺和猶豫而走向新生活的歷史必然性，也就是說，他沒有否定這歷史的必然性，而只是質疑柳青表達這種歷史必然性的方法和空間；而柳青之所以對嚴家炎的評論橫眉冷對，一方面是因為梁生寶確實是其思想和藝術探索的凝聚，另一方面，潛意識里是擔心這樣的質疑會造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嚴重后果，也就是說，在質疑這種表述方式的同時，于無意識中也一并質疑、解構了這種表述方式所指向的歷史必然性。

現在看來，柳青的激動和擔心并非多余——這并不是說嚴家炎的評論是“動機不純”的“誅心”之論，因為，就像上文所說的一樣，歷史已經證明了作者和評論者所面對的其實是一個共同的難題，即如何更好地表述、建設這種歷史必然性，只不過他們的表達方式看上去“南轅北轍”而已——此后的十數年乃至數十年之中，這樁文壇公案在激烈的爭論之后似乎只剩下了些許理智而冰冷的灰燼，然而，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問題不僅沒有煙消云散，反而以一種更加激烈的方式延續了下來，只不過，這場延續下來的爭論并沒有像嚴家炎和柳青當時那樣，因坦誠相見而采取了一種短兵相接的辯論方式。

此后的質疑和解構更像在地下燃燒的地火，雖然激烈卻采取了一種迂回曲折的方式，于悄然無聲中，逼近了問題的核心——質疑、解構小說所描寫和傳達的歷史必然性——就像李楊所揭示的那樣：“80年代以后的中國敘事對對梁三老漢的認同顯然已經擺脫了這一前提，作為“新時期文學”中影響最大的文學思潮，“傷痕—反思文學”中的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表現梁三老漢們在革命時代的悲慘命運。譬如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就可以視為對《創業史》的重新改寫。李順大以近三十年的時間經歷三起三落才蓋起了自己的住房的悲慘故事再現了梁三老漢的歷史。80年代以后文學史在將梁生寶定義為公式化、概念化的虛假人物的同時，很自然將梁三老漢視為惟一真實的中國農民形象：‘從這個形象的塑造中，我們才能真正體驗到一個真正的中國農民性格的本質內容。’”[6]

1980年代之后，在一片“躲避崇高”和“告別革命”的喧嘩聲中，這種解構的地火一浪高過一浪，終于浮出歷史地表，成為這個時代惟一“政治正確”的聲音，并逐漸成為不言自明的“真理”或無意識，李楊引用的一篇在上海學者發起的“重寫文學史”活動中重評“柳青現象”的文章頗有代表性，因此筆者也不怕麻煩，轉引如下：

如果柳青能正視中國農民的落后性、狹隘性，挖掘出它的歷史文化根源，和它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演變過程，倒或許能很好地實現他的史詩愿望。但柳青為了實現他的理想人物的典型塑造，輕易地從梁生寶身上剔除了這一性格內容，從而削弱了生活真實的深度和廣度，忽視了歷史進程的艱巨性、反復性。柳青把表現這種農民落后和狹隘的心理的細節統統集中在梁三老漢身上，這就表達了他對歷史發展的樂觀情緒。在他看來，老一代農民身上的落后和狹隘才是富于典型性的，而新一代農民則擺脫歷史的陰影了。但實際情況是，正因為梁三老漢這個人物比較全面準確地概括了中國農民貧困、屈辱的歷史，以及因為這種貧困、屈辱而形成的落后狹隘、裹足不前的性格側面，同時又表現了中國農民勤勞、樸實的性格側面，他反而成為《創業史》中概括變革中農民心理的復雜變化過程最生動、最典型的形象。[7]

表面上看來，這段文字似乎是嚴家炎那段著名的文字的翻版，而實際上，這種“一致”的言辭背后表達的卻是“不一樣”內容，因為，作者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他認為柳青寫作《創業史》時存在著深刻的價值矛盾，即單一的政治視角和感性生活體驗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又來源于作家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非科學的簡單化的信仰，從而最終導致了“人物服務主題、事件演繹主題、主題證明政治理論的怪誕模式”，也就是說，小說之所以失敗完全是因為作者用簡單的政治信仰取代了現實生活的緣故，因而，小說的失敗就不僅是現實生活的失敗，而且也是政治信仰的失敗，最后，小說的失敗就是歷史的失敗。

面對著這種魔方一樣的文字，李楊感到回應這種站在“正確的政治立場”對“不正確的政治立場”進行批評比較困難，因而從薩義德的“東方學”那里借來“批判的武器”進行總結，說這兩種不同的描述是對農民的兩種“本質想象”，而這種“本質想象”又是現代知識“表述”的結果，所以，他吁請人們將這兩種不同的農民形象放置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知識譜系中，溯本求源，從而發現“中國農民”并不是一個內涵一致、固定不變的統一體，而是一個存在著千差萬別的概念，因而認識到“農民”是一個歷史產物，是一個在歷史中形成的社會范疇，而不是自然產物，因而根本就不存在一個本質性的“農民”概念，所以，梁生寶和梁三老漢一樣，不過是“20世紀中國農民”這一現代范疇的真切的歷史鏡像。[8]

3

毫無疑問，李楊這一“知識考古學”的發現揭開了這一話語魔方神秘面紗，然而，我還想站在他和其他前輩的肩膀上，繼續引申和闡述，從而進一步揭示這個話語魔方的秘密。

恰如李楊所揭示的一樣，在閱讀完這些形形色色的評論之后，我們眼前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農民”形象——梁生寶形象和梁三老漢形象，這兩種“農民”形象是如此的截然相反，以至于像意大利著名作家卡爾維諾筆下那個被炮彈分成兩半的子爵一樣，只不過，把這個農民形象一分為二的不是戰爭中紛飛的炮火，而是被“單一的政治視角”和“感性生活體驗”撕成兩半的作家和作家被“非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之刀切成兩半的心靈。

然而，如果我們對《創業史》有一個認真細致的閱讀和分析、對小說中的主人公有一個體貼同情的辨認和綜合、對小說的結構有一個全面辨證的關照和透視、對那段歷史有一個客觀實在的回顧和反思的話，就會發現問題決非如此簡單，換個說法就是：如果說有一個“被分成了兩半的農民”的話，那么，這個“被分成了兩半的農民”決非來自“精神分裂”的《創業史》，也非來自“分裂的作家”和“作家的分裂”，更非來自虛無空想的歷史……或者，我們可以說得更尖銳些：如果確實有一個“被分成了兩半的農民”的話，那么，這個“被分成了兩半的農民”只能來自于“分裂的批評家”和“批評家的分裂”，而這些“分裂的批評家”們“分裂的批評”又來自于他們或有意或無意的“創造性誤讀”，而這種讓人目眩神迷的“創造性誤讀”是由于他們缺乏歷史同情感的心靈無法接近作者的心靈世界，因而更無法感受和理解那段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歷史。

因為，雖然梁生寶是寄托作者世界觀的歷史審美主體，但從來就沒有脫離梁三老漢而獨立存在的梁生寶，這話反過來說也一樣，即從來也沒有脫離梁生寶而獨立存在的梁三老漢，我們甚至可以說，梁生寶和梁三老漢不僅不是彼此外在的他者，而且更是彼此內在的自我，或者說，梁生寶不過是一位生活在新時代的梁三老漢，而梁三老漢也不過是生活在舊時代的梁生寶，他們是彼此照亮的鏡子，通過對方的一舉一動而再現自己，從而再現歷史的滄桑巨變……

如果做一個略微細致些的比較，我們就會發現，雖然他們所關照的范圍有大有小，但與此有關的所有痛苦和幸福卻一脈相承：他們共同的目標都是“發家創業”，不過一個發的是“小家”，創的是“小業”，而另一個發的是“大家”，創的是“大業”；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吃苦耐勞，只不過一個是為了“小家小業”而吃苦耐勞，而另一個則是為了“大家大業”而吃苦耐勞；他們共同的憂患都是怕事情弄糟了，只不過一個是怕“小家”的事情弄糟了，而另一個則是怕“大家”的事情弄糟了；他們共同的夢想都是想做自己的主人，只不過一個是想做“三合頭瓦房院”里的主人，而另一個則是想做互助組里的帶頭人和社會主義大家庭里的主人翁……

我想，通過這些細致的比較，我們就能夠從梁生寶身上看到梁三老漢的影子，也能夠從梁三老漢身上看到梁生寶的影子，不過，我們沒必要過多地在這些細節上做文章了，因為，之所以說梁生寶和梁三老漢彼此是照亮對方的鏡子，是因為他們之間的“互文”關系有一個更深厚的基礎，而這個基礎就是小說哲學一樣系統而辨證的結構。

我們在 強調梁生寶是小說的主人公和結構核心的時候，往往沒有意識他是在梁三老漢的心靈世界中長大成人的，沒有意識到梁三老漢飽經滄桑的眼睛始終籠罩在梁生寶身上，而梁生寶的眼睛也從一開始就跟隨、呼應、襯托著梁三老漢的眼睛，由稚嫩而成熟，并開始反觀梁三老漢的眼睛，從另一個方向關照這個世界，從此，這兩雙眼睛就交織在一起，彼此吸收對方而又為對方所吸收，最后，兩個不同的世界也在這兩雙眼睛的溝通中融為一體，一個嶄新的世界誕生了……

小說的“題敘”中，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梁三老漢那雙飽經滄桑的眼睛，然后看到的是這雙眼睛所籠罩著的那個風雨飄搖的世界中的一個孩子（梁生寶），而且，我們看到這雙眼睛始終為這個孩子的成長而激動不已，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梁三老漢對“兒子”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題敘”中的梁生寶簡直比梁三老漢還“梁三老漢”，不僅像繼父一樣吃苦耐勞、忍辱負重，而且比梁三老漢更會過日子，年僅十八歲的他就做出了一件令梁三老漢先是大吃一驚后又欣喜若狂的決定：花五塊硬洋買下了財主呂老二死了母親的小牛犢。

可現實是如此殘酷，不僅梁生寶的這個“有出息”的打算被生活打得粉碎，而且梁三老漢那個“沒出息”的想法也再一次落了空：身強力壯的父子倆苦熬了幾年，日子不僅沒有發起來，反而雪上加霜，爺倆“破命”創業的算盤像一個美麗的水泡在風雨的吹打中破滅了……

小說寫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平靜的筆端凝聚了無窮的絕望和悲傷：“這是命運的安排，梁三老漢既不氣憤，也不怎么傷心，好像境況的這一發展是必然的一般，平靜而且心服?？雌萍t塵的老漢，要求全家人都不必難受。他認為和命運對抗是徒然的?！盵9]哀莫大于心死，老漢的心死了，梁生寶的心也死了，千千萬萬窮苦人的心都死了……當心死的時候，一部分人會由掙扎而沉默，由沉默而消極，另一部分人則反抗絕望，在山窮水盡的地方尋找柳暗花明，而絕大多數的人則在沉默之中等待，等待著太陽從西邊出來，等待著歷史把他們卷進火熱的洪流中去……

這就是“題敘”的意義，不僅奠定了整個小說的敘事基礎，而且還包卷了整個小說，為小說敘事的推進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動力，使小說長江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因此，要想全面而辨證地理解這個小說，就必須全面而辨證地理解這個“題敘”，因為，正是這個“題敘”告訴我們，梁生寶不僅不是對梁三老漢的背離，而恰恰是對梁三老漢的揚棄——他們雖然不是“血緣”上的父子關系，但卻是最恰如其分的精神上的父子關系；而梁生寶們所從事的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偉大事業，不僅不是對梁三老漢們所從事的“事業”的背離，而恰恰是對這一“事業”或“理想”的揚棄，充分吸收其過好日子的強烈渴望，又剔除他們只顧個人發家創業而不管他人死活的狹隘個人主義！因此，作者在“題記”中引用毛澤東的話“社會主義這樣一個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經過同舊事物的嚴重斗爭才能實現的。社會上一部分人，在一個時期內，是那樣頑固地要走他們的老路。在另一個時期內，這些同樣的人又可以改變態度表示贊成新事物?！盵10]就格外意味深遠。

我們必須清楚，這里的“斗爭”是一個哲學術語，是使事物在矛盾運動中揚棄自己，由量變而質變，創造一個嶄新的自我。

這里，這個嶄新的自我就是中國農村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而這個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實現離不開千千萬萬的梁生寶，也離不開千千萬萬的梁三老漢，更離不開千千萬萬舊社會的梁三老漢在矛盾斗爭中轉變成新社會的梁生寶，因為，他們是辨證的兩極，離開了一方，另一方的存在和發展就不能成立。

我們又回到了出發點，也就是說，對梁三老漢和梁生寶彼此割裂的理解，不僅不是來自作者的分裂，不是來自歷史和現實的分裂，而恰恰是來自于批評者自身的分裂，來自于他們對現代歷史一廂情愿的直線性理解……因為，恰恰是在《創業史》中，通過梁生寶和梁三老漢的辨證關系，我們看到了對現代歷史的辨證理解，看到了現代歷史既是一個空前進步的時代，又是一個徹底絕望的時代，看到了現代歷史是一個在矛盾斗爭中不斷揚棄的過程……

4

由于結構原因，《創業史》省略了一個重要的部分，即梁生寶在終南山中的隱居生活。

單單通過這個小說，我們無法了解梁生寶在荒山野嶺中的生活，雖然通過下文互助組進山割竹子的章節我們能夠窺斑見豹，間接地了解山中的危險，然而，我們仍然無法感知梁生寶在這深山老林中的變化，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我們只知道1949年的夏天，在深山老林中隱居了多年的他終于回來了，而且一回來就像報春的鳥兒一樣，給父老鄉親們帶來了好消息：“世事成咱們的啦！——”而且，按梁三老漢的說法就是：從此以后，“生寶創家立業的勁頭，沒有他忙著辦工作的勁頭大。發了土地證，莊稼人都埋頭生產，分地戶都專住心發家的時候，有些村干部退了坡；而生寶特別，他比初解放的時候更積極，只要一聽說鄉政府叫他，摜下手里正干的活兒，就跑過湯河去了?！盵11]換句話說就是，自從從深山老林中回來之后，梁生寶就換了“心胸”：一心一意投入到火熱的“世事”中去了，而不再專住心發個人的“小家”了！

是什么使梁生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呢？因為，雖然他本來就善有主意、能吃苦，可是，就像上文所說的一樣，他身上的這一切素質在梁三老漢身上也一樣都不缺，或者說，原來的他不過是一個更加吃苦耐勞、更加精打細算的梁三老漢罷了，他們之間的變化不過是“量變”，可是，從終南山回來以后的梁生寶卻發生了“質變”，他從繼父的殼中孵化了，從梁三老漢大半輩子都沒有走出來的世界中闖出來了。因此，我們不得不追問：是什么催化了他的新生呢？

在我看來，作者沒有“秉筆直言”的這個部分，恰恰是小說中最意味深長的部分，因為正是在這一部分中，梁生寶由量變而質變，從梁三老漢這個蠶蛹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個典型的社會主義新人。因此，這個空缺的部分就成為了一位“缺席的在場者”，像一位沉默的蒙面人一樣，以其神秘的“缺席”構織了一個巨大的“黑洞”。

我們該如何理解這“黑洞”？因為只有它才能解釋梁生寶由梁三老漢這個“老蠶蛹”化為“新蝴蝶”這一歷史飛躍發生的原因，而不是站在所謂的“政治正確”的立場上批判所謂的“政治不正確”，爭論什么到底是梁三老漢比梁生寶更典型、更“像”個中國農民呢，還是梁生寶比梁三老漢更典型、更“像”個中國農民的問題，因為，梁生寶和梁三老漢不是彼此分裂的對立物，而是一個矛盾體中既對立又統一的兩極。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當我在《創業史》中的這個“空缺”面前徘徊的時候，卻在趙樹理的小說《靈泉洞》中有了一個意外的發現——《靈泉洞》中有一段寫幾個躲避戰亂的人在深山老林中的生活，這一似曾相識的描寫就是對這一“空缺”的最好注釋。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靈泉洞》和《創業史》是描述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歷史的姊妹篇，因此，我們可以暫且告別柳青的《創業史》，而沉潛到趙樹理的《靈泉洞》中去，因為，在《靈泉洞》中埋藏著開啟《創業史》留給我們的這個謎語的鑰匙。

為了躲避鬼子、漢奸和國民黨軍隊的蹂躪，金虎和小蘭在山洞中過了一段“山中無甲子，歲盡不知年”的安穩日子，可是一不小心，被國民黨警察給發現了，他們只好沿著山洞中的流水逆流而上，經歷了千難萬險之后，終于從山洞中“鉆”了出來，來到了一個“百里之內找不到一個人”的大山頂上，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尋找食物的時候，他們發現了一片片的山藥蛋，并且在山崖下發現了人煙——無巧不成書，原來是他們村的老李洪，他也是為了躲避兵荒馬亂而帶領全家來到了這個無意中發現的“洞天福地”。接下來，作者領著我們進入這個“桃花源”：鳥語花香、水清木秀、人情甜美，好一個人間天堂！

然而，在我看來，作者之所以使出渾身解數，把這荒山野嶺描摹得像人間仙境，不過是用這里的幸福反襯人間的苦難，批判現存社會制度的丑陋，從而展望一個幸福的新社會，因為，就像《創業史》和其它作品所透露的一樣，這里固然物產豐美，但也決不是什么人間樂園——陪伴他們的，除了那些美好的事物以外，還有各種各樣“看得見”和“看不見”的災難，任何的疏忽都將置他們于萬劫難逃的死地，而且，尤其重要的是，離開家園而寄身荒野，不過是無可奈何的逃生之計，是他們在生活地形圖上所能選擇的最邊緣、最危險的生存方式之一。

不過，話也得反過來說，因為，即使有這么多“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危險包圍著他們，他們仍然覺得這里的生活幸福而美滿，這就從反面揭示了現實的殘酷，當蠻荒的自然叢林在人們眼中成了天堂的時候，那社會在人們眼中是什么就不言而喻了！因此，作者對荒山野嶺的禮贊，表面上看主要集中在對豐富的物產的贊美上，但實際上，這禮贊卻來自于他們對一種“天下為公”的社會關系的渴望：在這樣的社會里，不僅人不再剝削人、壓迫人、吃人，而且耕者有其田，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請注意，作者和小說的主人公們一起呼喚的絕不是一種原始共產主義的虛幻圖景，而是一種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大同理想，因為，雖然他們在深山老林中的生活類似于一種原始共產主義的生活，可是他們早就從原始王國中跋涉而出了，也就是說，他們是生活在特定的社會意識和社會關系中的人，而這樣的社會關系和社會意識絕不是玫瑰色的輕裘，在輕風的吹拂下很快就煙消云散了，因此，他們通過這寓言一樣的文字所呼吁的，是突破現有社會關系和社會意識的囚禁而向一種更高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意識前進，是突破必然王國的阻撓，向自由王國進軍……

如果把梁生寶的變化放在這個框架中來理解，那么情況就一目了然了，梁生寶之所以放棄梁三老漢式的發家夢想而投身于火熱的社會主義事業中去，不是山中的隱居生活讓他迷失了莊稼人過光景的正路，而恰恰是這一段山中的隱居生活叫他和這吃人的“叢林社會”拉開了距離，得以冷靜地觀察這社會上“大魚吃小魚，小雨吃蝦米”殘酷原則，看清楚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秘密，看清楚了人類社會血戰前行的歷史……

這是一個多么驚人的發現！

正是這個驚人的發現讓梁生寶從梁三老漢鮮血淋漓的胞衣里掙扎而出，開始了自己新鮮而艱難的求索，而梁生寶轉變的秘密，也恰恰是這個苦難深重的國家轉變的秘密——是的，它已經在血與火的斗爭中滄桑了數千年，下面，打碎這個秘密，在對母體批判繼承的基礎上，開始自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探索，對了，它就像詩歌和寓言中那鮮美的鳳凰一樣，為了馨香的未來而拋棄沉重的肉身，在熱烈而痛苦的燃燒中重生了……

5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先進的中國人，在“叢林原則”肆虐的人類社會中發現了原始叢林中的“幸福”和“美滿”，從這“幸?！焙汀懊罎M”中發現了人類社會血戰前行的歷史，并最終在這血戰前行的人類歷史中找到了打碎舊社會、建設新生活的奧秘，接下來的就是有條不紊、雷厲風行的行動了！

我們無法忘記梁三老漢面對分給自己的土地時的歡喜和觳觫：

在土地改革的那年冬天里，梁三老漢在他的草棚院里再也蹲不住了。他每天東跑西顛，用手掌幫助耳輪，這里聽聽，那里聽聽。他拄著棍子，在到處插了寫著字的木橛子的稻地里，這里看看，那里看看。他那灰暗而皺折的臉皮上，總是一種不穩定的表情：時而驚喜，時而懷疑。老婆嫌他冒著冬天的冷風在外頭亂跑，晚上盡咳嗽一夜；但她稍不留意，草棚院就找不見老漢的影子了。她跑出街門，朝四外了望，果然，那羅鍋腰的高大身軀，孤零零地站在空曠的稻地中間。

老婆追到他跟前，拉他回家。

“不！”他堅決地說，掙扎脫袖肘?！拔以谖堇锒撞蛔÷?。”

“你站在這里做啥呢？”

“我，看一看……”他的一只胳膊朝周圍的稻地一晃，神神氣氣。

“這里有啥看頭呢？都分給大伙了。”

“分給大伙了，我看一看嘛……”

“你這是怎哩？身上哪里不舒服嗎？”

“身上不怎?！?/p>

“那么是為啥？看你這些日子呆的很……”

“沒啥?！?/p>

“沒啥你也甭亂跑了?！?/p>

生寶他媽死賴也把老漢拉不回草棚屋去。常常天黑嚴了，老漢還在分給他的地邊上蹲著，好象害怕地里的土塊被人偷走了似的。

過了些日子，老漢從外頭回到草棚屋，感慨地嘆息著，才對老婆說了真心實話。

“生寶他媽，我心里麻亂得慌。”

“為啥？這不好過日子了嗎？”

“我老是覺得這不是真的，好象在夢里頭哩。我跑出去看一看，那些木橛還在稻地里插著哩。”……[12]

請不要笑話這老人的離奇和古怪，也不要為老人的歡喜和觳觫而好奇，這沒有什么特別的，只是他對這土地渴望得太長久、太苦澀了，所以，當“世事”變了，土地分到手中的時候，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害怕自己是在做夢！因為，他曾經精打細算地過日子，想漸漸創立起自己的家業來，但他沒有辦到，比他精明的生寶也沒辦到，他的祖祖輩輩也都沒辦到。長久的打擊把老人給打麻木了，幾乎不敢睜開眼睛看世界?？墒?，太陽還真的就從西邊出來了，那個被顛倒了的世界終于被顛倒過來了，就像梁生寶所說的那樣：“世事變成咱們的啦！——”

因此，在確認土地真的變成了自己的以后，仿佛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精力注入了老人早已干癟了的身體——他那彎了多年的腰桿竟然又挺直了，氣喘咳嗽的毛病也輕松了不少。

梁三老漢身上發生的這種巨大變化，就是在土地改革的催化下發生的，土地改革就像一場知時的好雨一樣，使神州大地舊貌換新顏，煥發了勃勃生機，它“不僅使廣大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幾億畝土地和其他大量生產資料，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納幾百億斤糧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較徹底地摧毀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們民族貧困落后的一條重要根子，解放了農村生產力，鞏固了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專政，為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13]

就這樣，這場影響深遠的偉大運動，不僅拆除了架在中國農民脖子上的那把屠刀，解決了晚清和民國的現代化運動都無法解決的“國家政權內卷化”問題，還土地于人民，還生命和生活的權利于人民，使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實現了社會動員，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而且還把落后的中國社會凝聚為一個強大的統一體，順利地完成了民族主義革命的任務。

然而，土地改革的成功只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第一步，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無產階級革命是有意識的、自覺的理解歷史命運，并使自己的解放與這種真實的歷史統一起來的運動。這種革命不但是一種政治的運動和經濟的運動，而且還表現為一種有自覺歷史意識的階級運動，也就是一種有明確的思想和意識的階級的運動，甚至是有明確的思想意識和綱領指導的現代階級運動，換言之，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運動必然是一種思想文化運動。

可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場滿足了絕大多數農民的土地要求，因而得到了他們的衷心擁戴和熱烈支持的現代化變革，一方面徹底瓦解了統治了中國農村幾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耕者有其田”，可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一土地改革運動既是對傳統倫理的回歸，也是對徹底的私有制的回歸，在釋放了巨大的解放性力量的同時，也暴露了其囚禁性力量——它就像一把雙刃劍，在干凈利落地拆除了隱藏在晚清和民國的現代化運動背后的桎梏的時候，也面臨著一場嚴重的挑戰，因為，歷史已經不止一次證明了，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發展下去，我們不過是從頭再走一遍老路，重新回到那個我們剛剛推翻的國家和制度，重新將剛剛正當過來的歷史再次顛倒。

這就要求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人民群眾對自己的歷史命運，對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要喪失了自己的歷史目標和自己的階級意識，然后在這個基礎上由被動而主動，由自發而自覺，自我批判，自我揚棄，將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可是事實證明，在當時的中國，伴隨著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革命的勝利，并沒有發生社會主義文化的勝利，也就是說，這一空前絕后的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革命的勝利，并不意味著人民群眾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地意識到這種革命的歷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參與者”未必都是“自覺的革命者”，一場被歷史裹挾的革命運動和自覺地意識到歷史的革命運動是兩回事。

《創業史》展現在我們眼前的，就是這么一幅不進則退的歷史圖景——

不用說蛤蟆灘的地主和富農了，他們要么一心只想自己發家創業，要么把農村的社會主義事業當作眼中釘，肉中刺；也不要說在貧窮和勞累中給跌打得迷失了自我的梁三老漢和王二直杠們，他們已經被“世事”給嚇破了膽子，只想緊緊抓住這到手的一畝三分地，一點點地把家發起來；也不要說原先的領路人郭振山，在革命中得到利益之后要“激流勇退”，一頭鉆進個人的名利場中去了……

單說梁生寶的左膀右臂高增福吧，表面上看起來，他似乎是堅定的革命者，不僅有高漲的革命熱情和革命要求，而且具有自覺的歷史和階級意識，但這不過是一種假象，因為他的革命熱情和革命要求很值得推敲，或者說，他的革命熱情和革命要求仍然停留在土改階段，他之所以堅定地支持梁生寶和互助合作事業，與其說是對社會主義未來的渴望和憧憬使然，不如說是對貧窮的恐懼和對剝削的憎恨使然，他沒有自覺地意識到“靠槍炮的革命已經成功了；靠優越性、靠多打糧食的革命才開頭哩！”這話的真正含義，因此，他的歷史和階級意識與其說是自覺的，毋寧說仍然停留在自發階段。

因此，教育農民的嚴重問題就擺在了我們眼前，因為，要想把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必須徹底拋棄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資產階級買辦所有制遺留下來的思想渣滓，揚棄幾千年的土地私有制所遺留下來的自私自利思想，把這場政治和經濟運動引向文化運動，把這場革命從民主主義階段引向社會主義階段，因為，如果不是這樣，那么，這個剛剛從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里殺出來的國家必然再次落入這個殘酷的輪回之中。

就在這樣的時刻，具有明確的歷史和階級意識的社會主義新人梁生寶出現了，正像人們所評論的一樣，他既繼承了老一輩農民身上忠誠厚道、勤儉節約、堅忍不拔的優良品質，又增加了目光遠大、朝氣蓬勃、聰明能干、克己奉公等嶄新的精神，帶領著廣大農民擺脫貧困，在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上奔波、勞碌。

毫無疑問，正是這些嶄新的社會主義品質使他鶴立雞群、與眾不同，因為，忠誠厚道、勤勞簡樸、堅忍不拔可以出現在每一個傳統農民身上，可這些特點說明不了新農民的真正品質，所以，正是因為目光遠大、朝氣蓬勃、聰明能干、克己奉公等社會主義“本質”的存在，那些傳統的本質被激活了，煥發出璀璨的光輝。

然而，我們不可以因為這個就說梁生寶是一個概念化的形象，因為，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他從來沒有自以為是，以自我為中心，脫離與他息息相連的父老鄉親，也就是說，他不僅始終沒有與那場火熱的社會主義革命相脫離，而且也始終沒有脫離那片生養他的土地和傳統：在這片土地和傳統中早就包容和孕育著“天下為公”的光輝思想！

是的，他之所以鶴立雞群，并不是因為他脫離了那個時代，成為那個時代的“零余者”，而恰恰是因為他作為那個時代一般的或代表性的人物而出現，并為實現那個時代共同的理想而奮斗——他們通過出離自己和自己所處的小世界，而獲得了一個更加寬廣的世界，并在那個世界里得到了自由的自己！

梁生寶就是在這個寬廣的世界里獲得了他的自我的，他的升華與這個時代的升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為，就像梁生寶的“化蝶”一樣，由土地改革而互助組，由互助組而初級社，由初級社而高級社的集體化道路，也是一個逐步升華的過程，或者換一個說法，這個變化過程就像一個復雜的梯子，通過這個梯子，那些因受老天、波動的市場和個人條件等支配而處于危機之中的個體生產者，先是擺脫了私有制的囚禁，后又努力擺脫自然的摧殘，生活像芝麻開花一樣——節節高升，穿越重重障礙，向著人類憧憬的自由王國進軍。梁生寶就是這艱難跋涉著的隊伍中的普通一員，他的前面和后面，也一樣站滿了形形色色的跋涉者，他們組成了一幅悲壯而輝煌的圖景，把誰從這幅圖景里摘出來，都會破壞這幅畫的完整性。

多少年已經過去了，當年那場激動人心的偉大事業已經逐漸淡出了歷史舞臺，甚至在一種灰色的敘事中變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而梁生寶，也逐漸由當年人人念想、念贊的好鄰里、好鄉親、好干部變成了灰頭土臉的“偽農民”，甚至在數不清的口誅筆伐中變成了傷痕累累的靶子?？墒牵谝粋€不再相信理想和崇高的時代里，在一片現實的困頓和疲憊中，我們是多么地懷念那當年的好鄰里、好鄉親和好干部啊！

[1] 馮牧：《初讀〈創業史〉》，《文藝報》1960年第1期。

[2] 《關于“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64年第8、9期合刊。

[3] 這些文章包括：《〈創業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學學報》1961年第3期），《談〈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形象》（《文學評論》1961年第6期），《關于梁生寶形象》（《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梁生寶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創造問題》（《文學評論》1964年第4期）。

[4] 嚴家炎：《關于梁生寶形象》，《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

[5] 柳 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延河》1963年第8期。

[6] 李楊：《〈創業史〉——“現代性”、“知識”與想象農民的方式》，見《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7] 宋炳輝：《“柳青現象”的啟示——重評長篇小說〈創業史〉》，《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轉引自李楊《〈創業史〉——“現代性”、“知識”與想象農民的方式》，《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8] 此處可參考李楊《〈創業史〉——“現代性”、“知識”與想象農民的方式》，《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9] 柳青：《創業史》（第一部），第18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10] 柳青：《創業史》（第一部），中國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11] 柳青：《創業史》（第一部），24—25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12] 柳青：《創業史》（第一部），20—22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111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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