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最考驗人的

陳應松

2008-12-24  【左岸特稿】

　　我今天想講兩個問題，可能對我們的青年作家有一點點作用。但沒有聽說過聽哪個作家講課就開悟了的，一個作家開悟只能靠他自己。我講的第一個問題是——

　　文學是一種信仰

　　我們這一代人，我們身邊有才華的人，過去比我的才華要高，在我學寫作的時候他們已經名滿天下，為什么他們最后沒有堅持到底呢？過去他們參加各種筆會，我們還沒有資格。他們的半途而廢給我許多感慨。我越來越感到文學它可能是一種信仰。如果說文學不是一種信仰，你就很難堅持下去。你要把文學當作一種信仰，你就必須有一種行遠路和為此犧牲的準備。去年的今天我在四川甘孜藏區，那些從甘孜磕等身長頭到拉薩的朝圣者，他們是非常單純的，非常安靜的，他們沒有很多想法。每天就磕那么兩三里路，要磕一年或者更長才能到達他心中的圣地拉薩。心中只有一個強烈的念頭——到拉薩去！我們的寫作也是這樣的，就是一種很簡單的想法，作好遠行的準備，哪怕千辛萬苦也要走到你心中的圣地的那么一種精神。你如果還沒有作好準備，那么文學就是世俗的，你所有的操作就是功利化的，技術性的。比如你在故事的編造、與現實對應上的投機取巧，寫作表達的短視等等，也就是說，你還沒有在文學的精神現場出現，你與整個世俗生活所要求的那種文學期待，采取了一種毫無警覺的合作態度。你也就無法品嘗到真正寫作的那種愉悅，那種歡喜——歡喜是一個宗教的形容詞，在佛教和基督教中都有。你也無法享受到在一種精神遭受打擊后某種補償和修復的愉悅。這次讀書筆會我們發了帕慕克的小說《雪》，比如帕慕克反復提到的一種挫敗感、屈辱、羞恥感。他還講到一種墮落感。他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們當代人都在一種墮落感里面煎熬。那么你也無法領悟到、體驗到這種種煎熬中的宗教心理。比方一種懺悔心理，一種救贖渴望。比方悲憫、寬容、同情，你都無法達到那么一種境界。而這些，我們心理中最孤獨和最陰暗的部分，需要拯救的部分，正是文學所需要的，也是只有文學才能解決的，它統統屬于信仰的范疇。

　　另外我感覺到文學是一種信仰，是因為我越來越覺得文學無真理可言。文學是一個五沒有的東西：它沒有真理，也沒有主義，沒有理論，沒有門派，沒有法則。它最重要的是沒有真理。我說的是文學本身沒有真理，不是說我們每個寫作者不去追求真理。比方，你說是真理的，有些人說是狗屎。有為藝術而藝術的，有為人生寫作的，有為排遣孤獨寂寞寫作的，有為欲望寫作的。作家與作家之間的寫作是非常對立的，從來沒有哪一個行當像這樣對立過，簡直在寫作上是生死的冤家，漢賊不兩立，有我無他，有他無我。在理論上，有一種是理論家的理論，他們的理論與我們作家有什么關系呢？沒有任何關系。再是作家之間，他的理論對你的創作也沒有作用，你覺得他的追求太差勁了，簡直在瞎寫瞎說。對一個作家來說，他恰恰是要否定傳統理論的。要不停地否定它，顛覆它。文學家必定是反叛的，叛逆的。我在上海大學文學周的一個圓桌會上講過我的一個觀點，作家是不可以繼承傳統的。你可以繼承誰呢？你誰也不能繼承。比方說，我可以繼承柳青嗎？我可以繼承浩然嗎？我可以繼承周立波趙樹理嗎？不可以的！每個人只能是他自己。那么有沒有門派和主義呢？也沒有。我是好作品主義。好作品是唯一的主義，你成功了，你就有了主義，就有人給你貼標簽。什么是文學理論家？理論家就是給作家貼標簽的那種人。你成功了自然有人給你貼標簽，他要把它歸類。你是現實主義，他是魔幻現實主義，他是象征主義……有人就給我貼了不下四五種主義之類的東西。有人說我是魔幻現實主義，有人說我是現代現實主義，有人說我是先鋒，有人說我是底層寫作，有人說我是生態文學，還有什么打工文學。但我認為我什么都不是，我是我自己的好作品主義。你說小說有什么法則沒有？晚明有個公安派，是我家鄉的，其代表人物袁宏道說：信腔信口，皆成律度。“我”就是法則，不然，同質化，類型化會泛濫面災。你的筆下就是法則，你就是寫作的唯一世界。

　　我們大家知道，真理是理性的，它符合天地間的法則，而信仰是愚妄的，它以內心的狂熱作為先導。你信的東西我不信。一個作家必須有內心的狂熱，沒有這種狂熱你怎么去寫作？不信仰文學的說文學死了，這個觀點大有人在，這表明文學幾千年的根基開始動搖了。

　　文學現在成為了“想象性的真理”，這是美國批評家米勒的觀點。但是想象性的真理也不是真理，它的前面是針對傳統的“虛構的現實”說的。小說過去的確是“虛構的現實”，小說就是虛構，大家都承認這個觀點。這是博爾赫斯的一個命題。據說最早下此定義的人是十五世紀的一個法國神甫于埃：他認為凡小說均為虛構的情節和曲折的故事。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令人費解的偽命題和偽真理。米勒是這么說的：當文學從虛擬現實的主位上退下來，成為想象性真理的許多供應商中的一個。我們先來說虛構。虛構是可疑的，在全球化浪潮越來越迅猛的今天，在資訊越來越發達的今天，米勒的觀點越來越被人們所接受。虛構將越來越邊緣化。這個社會不再是過去封閉的社會了，人們要靠傳說和傳聞來傳播消息。比如在神農架深山老林發生的什么事，傳到宜昌，早就變樣了，最后變成了傳聞。現在真實的事情在一夕間可以傳遍世界。甚至在同一秒鐘可以直播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電視、照片、視頻，什么都有，鐵證如山。真實的事件已夠聳人聽聞，你無論怎么虛構，也比真實發生的差遠了，虛構失去了市場。米勒認為虛構就是欺騙。他認為普魯斯特基本上是騙子，他說普魯斯特常常對謊言和文學說同樣的事情。虛構的現實已經遠遠落后于現實，而想象性的真理根本也是文學的一個烏托邦。現在的藝術變成一個想象性的真理，也是一個歧途。比方說，我們現在的影視，凡是大片，人都會在天上飛來飛去。這有可能嗎？不可能的，這只是想象性的真理，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成了這樣的。藝術變成這樣一種東西真是奇怪了。我們以這次奧運會的點火儀式為例，這就是張藝謀式的想象性的真理。從奧林匹斯山上取來的天火，難道一個運動員可以飛上天把它點燃嗎？它用的是威亞——就是我們說的鋼絲繩。它感動不了我們，我們只能說它是一種技術性的壯觀，如此而已。但是，真正的真實是有的，比方在洛杉磯奧運會，拳王阿里，用他顫抖的、患了嚴重帕金森病的手，點燃火炬，他感動了世界，它這才叫真理。比如它告訴了我們競技體育的殘酷，對人身體的摧殘；當然也可以說是一種永不放棄、永不言敗之類的精神，你怎么感慨都行。這就是真理。現在的文學離真理真的越來越遠，我們只能作為一種信仰。我們寧愿相信文學是信仰。如果文字不是我們心中信奉的那個東西，我們還能相信什么呢？

　　如果不把文學當作信仰，我們如何在幾十年甚至一輩子去堅持做同一件事？這個工作是非常疲倦，非常孤獨的。你不把它當作信仰你無法持久的堅持。因為信仰需要內心那樣一種永不衰竭的激情，那樣一種沖動，那樣一種動力，那樣一種精神的支撐。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種十分卑下和庸常的環境中，一個人，無論你的心靈有多么高潔，你的靈魂有多么干凈，不出幾年，你都會被你周遭的環境所銷磨掉。沒有一種堅韌的耐力，你想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濁我獨清，這可能只有我們的大詩人屈原才能做到，許多人堅持不下去也做不到。我看到許多過去寫過一兩篇好作品的人，之所以不能堅持到底，就在于他們缺乏那種簡單、持久的精神力量作為支撐。多年以后我再見到他的時候，我發現他的眼神也散了，他的整個精神是松弛的，他的身體都是松弛的。他不像那些堅持者，有一種凝聚的力量從身體里透出來，堅持者連眼神跟他們都不同。那些沒有堅持的，他已經在庸常的生活中投降了，他已經變成了一個頂頂世俗的人，他眼中的那種光已經黯淡了。而那些大家，包括你們自己，你們能堅持下去的，你們的言談舉止，你們的作派，都與那些不能堅持到底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一個人是跟他的作品不斷地升華和成長的，他的靈魂的境界也在不斷地升華，通過作品對自己艱難地修練，在不停的寫作的途中，不停地修正自己，不停地緊逼自己，不停地催促自己，他才能加固和修正心中的那個信仰，在漫長的熱愛和表達中，傾吐你的忠貞。

　　信仰也是一種漫長的儀式。比方說你信仰佛教，你在廟里，你作為一個和尚，你幾點起床，幾點進行課誦，每天要念《金剛經》多少遍，《心經》多少遍，《大悲咒》多少遍。在每天不間斷的儀式當中完成了他的信仰。你不能堅持這些漫長的儀式，你就別信這個東西。在堅持中你的心里就越來越明凈、單純、寧靜。那么文學的儀式也就是每天坐下來，開始驅遣你的文字，形成了一種非常簡單的生活方式，棄絕了外界的各種各樣的干擾、應酬，各種各樣的誘惑，生活已變得非常單純、簡單。難道說這不是一種信仰，一種宗教嗎？通過這種漫長的寫作，達到內心持久的愉悅，持久的沉醉。我把它稱為文字的儀式——如果你能夠沉醉其間，那么你離文學的成功就越來越近了，你最終能看到你心中的那個文學之神了。

　　我講的第二個問題是——

　　讓我們遠離墮落和淺薄的文學

　　在我們周圍，或者說在文壇上，有一批以墮落為時尚的作家。我講的墮落不是指生活的墮落，不是說這人每天在外面吃喝嫖賭。我不是講這個，是指文學本身的墮落，以墮落為時尚、時髦的那種墮落。墮落的時尚和淺薄的文字正囂張在我們的文學現實中，這使得文學的前景增添了不可預期的變數。但我想，對一個清醒者來說，對有自己厚重追求的人來說，沒什么威脅，倒是一個機會。我在上海的一個演講中使用了“偷襲”這個詞。當大家都墮落和淺薄平庸的時候，你有可能偷襲成功，你有可能脫穎而出。那些以墮落為時尚的作家，剛開始也不是想墮落的。當他們感覺到他們的寫作無人喝彩，在主流文學這塊，沒有他的位置的時候，當大家都不睬他，不理他的時候，在受到了冷遇的時候，他就開始了以墮落為時尚。它沒有威脅卻是一種挑戰，它形成了一股潮流，這些人的企圖就是讓另一部分人的堅守和承擔變得孤零零的，變得滑稽、陳舊。以墮落的反向沖擊力來企圖打破文學的秩序。打個比方：當這些人感覺到他們一輩子努力也畫不出來蒙娜麗莎那樣一種神秘的、高貴的、神性的微笑的時候，他可以把蒙娜麗莎這樣一種象征物從神性的境界拉下來，把她打落凡塵，然后給她畫上兩撇小胡子。以墮落為時尚的作家，有小圈子的便利，很容易影響一些稚嫩的寫作者，一些初涉文壇的人。他們希望有一批追隨者，然后為這批追隨者洗腦，以群體的墮落來造成一種聲勢，來讓更多的后來者為他們陪葬，當殉葬品，從而尋找到當草頭王的虛榮。

　　為什么這些墮落和淺薄的文學在我們當今的文壇有這么大的存在空間呢？是因為那些勤勉的、沉潛很深的寫作者是沉默的，是沉默者。智者無言，大言稀聲嘛。而以墮落為時尚的人是一些喧囂者。他們在那兒喋喋不休的發表各種各樣的觀點。而那些真正的寫作者是一言不發的，沒有什么話可說，文學就是他的作品。而那些喋喋不休者，他會經常發表一些稀奇古怪的、千奇百怪的、似是而非的、莫名其妙的理論和觀點。各種理論跟踵而來。因為他要當一方教主嘛，他要不停地布道，像邪教教主一樣，為跟隨者洗腦。這些人有什么特征呢？就是否定他人的一切為他們堅持的“信仰”。其實他們的內心知道你的堅持是對的，只是他達不到，他才否定你，否定他的同行們為文學所作的種種艱苦的、令人尊敬的努力。他們總是酸溜溜地去談論他人，而忘了自己還處在一堆爛泥巴之中。

　　正因為他們墮落，所以他們淺薄；正因為他們淺薄，所以他們墮落。這些人為什么不能更好地去寫作呢？或者客觀一點地向他人學習，把那種狂妄和目中無人變得客觀一點？這一是他們無法把自己心中的那個文學信仰變得神圣不可侵犯，當他們惡意地貶損別人心中的那個神時，他們也砸碎了自己心中那個搖搖欲墜的文學之神；二是他們心中可能根本沒有神，沒有信仰的人是無所畏懼的，有信仰的人是有所畏懼的。人總是要畏懼一點什么，懼怕一點什么。當你堅持人民性的時候，他反對人民性；當你說文學需要同情的時候，他說同情算個屌；當你說文學需要道德，需要正義，需要責任，需要承擔的時候，他說這算什么東西。當你講道德，他說是虛偽的。他說他們才是道德。其實他們才是滿口的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是一群吸K粉和搖頭丸的家伙。我認為，作家是在曠野之上和高山之巔的一種存在物，而這些以墮落為時尚的作家，是一群在包房內的存在者。他們就是要把那些比較符合歷史召喚的、具有品質追求和神性色彩的文學拉入他們充斥著霉味的、空氣污濁的、病菌叢生的、密不透風的小包房內進行嘲笑和攻擊，尋找一種糟賤他人的快感。以為他們就站在了一個高度上，其實這只是一廂情愿的意淫。

　　那么，我們一些文學的初來乍到者，如何不被這股時尚所裹挾？不要輕信他們關于文學的謊言，我認為，你只有堅信文學是有許多基本的判斷價值的，這個是不可褻瀆的，不可懷疑的。你只有相信文學的某些神力，相信你是這世界上最后一個操弄文字的人，一個真正的虔誠的寫作者，抱著這種有些愚昧的信仰，你才能遠離淺薄和墮落。

　　為了力戒墮落和淺薄，我們必須手上掌握有豐富的資源。這本來就是一個爭奪資源的時代，我們的資源就是我們的底氣。俄羅斯現在為什么敢發飆？普京竟敢宣稱：歐洲離開他們就無法生存。因為俄羅斯是資源大國，他的天然氣、石油、森林資源正是歐洲的命脈。我們的文學資源包括社會資源、精神資源和生活資源。你有了社會資源，你才有擔當的勇氣，你就有了政治立場和寫作立場。一個缺乏立場的作家很難說他有什么大出息。我們還是以帕慕克為例，在他的寫作和生活中，他花了許多時間去調查土耳其人怎樣屠殺庫爾德人和亞美尼亞人。很多的諾貝爾獎獲獎作家都是這樣的，在政治上是非常有立場的。大江健三郎也是這樣的，他調查并揭露日軍在二戰時強迫沖繩人集體自殺的事件，被右翼分子告上法庭并受到死亡威脅。更不要說剛去世的索爾仁尼琴和艾赫瑪托娃了。他們對社會是非常的關注的，他們比政治家更關注，而且更真誠、更無畏地關注，這樣他就有了他的社會責任。同樣一個作家需要有精神資源，把文學當作一種信仰也是占有一種精神資源。沒有精神的資源，你的視野也不開闊，你的信念也不堅定，你也沒有更大的，更高的寬容心、悲憫心，以及更深沉的愛和更高境界的對世界的理解，對他人的理解。如果沒有更多的生活資源，你的書寫是單薄的，既不豐富也不豐厚，總會感到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寫作有斷裂感，無法做到游刃有余。你沒有生活的資源，你也沒有對我們生活的敏銳的捕捉能力，你沒有辦法揭示生活的真相和還原生存現場的能力。——“生存現場”是我最喜歡使用的一個詞，也是我自己創造的一個詞。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資源匱乏的時代，也是一個資源浪費的時代，完全要靠自己去尋找和取得，去挖掘和爭奪。毛主席說過：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你有了資源，你心中就有底了，你就不會焦慮，就不會去嘩眾取寵，扮鬼臉，玩噱頭，玩墮落。你擁有了更多的這些資源，你的寫作就同時有了更高一級的保障，就能在現實與虛構，想象與真理中間找到一個撬動你文學的支點，你的寫作才會呈噴發狀。一個好的小說，是這三種資源的最佳復合體，缺一不可。

　　最后我想說的是：作家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角色的確是非常尷尬和落寞的，但對于一個執著于文學的人，文學依然是演繹生命的最好方法。文學是最形象的、最絢爛的一種精神表達。文學是寂寞者的一種精神狂歡。總之，我們的時代不管怎么發展，無論科技和傳媒如何發達，文學的存在依然是必須的。文學是一種最潔凈的、最簡單的、最令人沉醉的勞動。這種勞動是一種手工的、個體的、最原始最傳統的勞動，它什么也不借助。雖然有了電腦，但許多作家還是手寫，我就是。它也是人的內心與世界發生關系最短的一種東西，不像其它藝術門類需要大量人、物、器具、聲光電、后期制作、先進科技等等。而且它永遠是藝術之母。它也是表現人類才華最直接、最直觀的標尺。說某人有才，是說他寫東西寫得好，文字功夫棒。因此，文學也是最考驗人的！——這最后的幾句，是鼓勵大家要堅持到最后，也是與大家共勉。

　　謝謝大家。

　　（根據2008年9月24日在湖北省青年作家神農架創作讀書筆會上的講話整理）

　　寫作筆記

　　陳應松

　　有所交待

　　人是偶爾來到這世上的，每個人都將離開這世界。這種來去匆匆的景像將永遠延續下去。那么文學是在這個世上與人交流的一種東西，它可能準確探索和表達人的內心隱秘，還可以使語言這種人類流通的玩藝兒變得有趣，使語言的不確定性變得更不可確定，使語言產生無數種可能。那么，既然是偶然到來或匆匆到來并且要注定離開的，不到萬不得已，除非不被逼到墻角和懸崖，刀擱上脖子，就不必要將某種規范弄得太死，就不必要講虛偽的話，盡管寫自己內心想表達的東西。寫作是什么？就是一個人對世上有所交待。

　　宗教也是想對世上有所交待，比方它研究死亡，比方它研究罪，比方它研究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但是信徒被這種宗教的游戲規則給繞進去了。文學和語言這個玩藝兒是有規范人的某種企圖的，一直以來，有人都企圖讓它變成某種學問，更有甚者，想讓它變成政治工具和打手。但是，文學注定了本身是不應該有游戲規則的。明代公安三袁中的袁宏道講我手寫我心，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律度就是游戲規則。但他這里講沒有律度。語言本身是一種自由的象征。當出版社的校對總想把你的小說修改成小學生作文那么規范的用語時，他不懂得文學。文學就是對語言的沖撞，這表明他存在的意義。

　　人一出生到這個世界就被異化掉。但是文學的出現恰恰是為了抗拒這種異化，使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顯示。古語說：雁過留聲，人過留名。說是著書立說是為了流芳百世，其實這不過是抗拒異化和死亡的一種方式，流芳百世是一個生命存在的幻覺。人不在這個世上了，流芳百世又有什么意義呢？著作等身又有什么意義呢？人的意義就在于那么幾十年，在他能發聲時，能與時代和活著的人交流時。因此，文學是這世上交流發聲的產物。動物沒有語言（！），卻能發聲，發聲就是語言，就是文學。它能準確表達它的憤怒、歡樂、厭惡；它用咆哮，用呻吟，用嗚咽，用呢喃等來直接地表達。那么語言無論人類把它發展到多么曲折多么復雜的地步，我們的發聲也必須緊緊抓住語言的基本作用，強烈地、直接地表達我們的喜歡和厭惡，簡潔直觀地表達我們的咆哮、呻吟、嗚咽、呢喃，使我們在這個世上掌握過語言之后，不枉在世為人一生。

　　我們需要文學嗎？

　　現在這個時代好像是不需要文學了。因為文學的許多功能被其他東西取代了。精英文學的讀者越來越少，人們不再相信文學，文學對社會的推動作用，對心靈的凈化，沒有人再相信。文學批評家、文學博士、碩士不讀文學作品的大有人在，他們的所謂研究是在網上搜集他人的成果，改頭換面。文學研究對許多人來說，不過是個飯碗。對文學作品沒有根本的興趣和閱讀欲望，更談不上熱愛。在文學中汲取愉悅和精神激勵幾乎絕跡。但是，我們不必怨天尤人，我不認為不熱愛文學就是一個民族的墮落和欣賞水平的下降。誠如博爾赫斯說的：許多年間，幾近無限的文學只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我說，在一個階段，文學只集中在一部分且是極少數人身上。許許多多的作家寫家根本就是與文學無緣，寫了白寫；另一種是讀者，文學也是屬于他們中的少數人的。這沒有什么不對。需要文學的人永遠需要文學，不需要文學的人永遠不需要文學。讓文學成為大眾生活的想法是原始想法。可以看到藝術的起源：一個獵手拿著刀，在石頭上刻下了他們狩獵的場景，非常簡單，那時的獵人，人人都可以是畫家。但后來呢？當繪畫進化之后，出現了油畫版畫水墨畫和各種畫派，繪畫就需要極強的技巧性了，繪畫這門藝術就掌握在極少數人手里了。你今天用刀去石頭上刻那些簡單的東西，注定無法成為藝術，或者高級藝術和當代藝術和精英藝術。反映獵手生活的不見得是獵手，這與藝術的初創時完全不同了。藝術成為一門越來越精細的學問，文學也是。

　　需要文學的理由是充分的，因為作為一門藝術，必須有傳承人，文學這種復雜的語言活動和思想特征，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因為需要思想，所以需要文學。過去文學的一部分娛樂功能被其他東西取代了，可是文學中的思想和理想任何東西都無法取代。越是在消費和世俗時代，精英們越是要借助于文學或者說躲在文學的城堡中，堅守并顯示自己。文學與偉大和崇高和尊嚴結合得越來越緊，難解難分。在當今時代，政治精神的角落感和嗚咽感，正是文學或者精英文學所發出的，猶如警鐘。因而文學借助于這種發聲，表達極少部分思想者的憂慮、憤怒和屈辱。文學過去是市民的，消遣的，勾欄瓦舍的，現在不是了。這是社會動蕩分化發展淘汰逼出來的。這種角落的和嗚咽的寫作，表明文學作為珍貴的遺產被少數人保存下來了，文學就像被保存的火種，現在也許不需要，某一天我們會需要，并有可能造成地震般的爆發和燎原之勢。這是指它對社會改造的功能。

　　文學是有光的

　　文學照亮了我。我常想，如果我不寫作，我將會怎樣？我將會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把最好的假設排除——比如我在省某廳呆過，我可能會成為處長？廳長？從壞的或正常情況下的發展，我會成為一個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很爛的一個人。我會成為一個普通的縣文化館館員，編縣里的旅游文化小叢書，搜集民間故事。我曾借調到縣文化館；我會成為一個老船工，現在可能已經下崗退休。因為我在一個水運公司干過五年；我會成為一個小鎮上的老混蛋。因為我出生在一個凋敝的小鎮，那里的人陽氣全無，吊兒郎當。總之，我極有可能成為一個小鎮上的老混蛋，以我這種性格。

　　因為我寫作，我獲得了非寫作者的許多東西，獲得了虛榮和尊嚴。不是因為我的才華受到尊重，當我選擇文學，是文學的光芒照亮了我。是文學挽救了我。我這樣一個出生的人，父母雙親文盲，學根不深，慧根也淺，六根也不清靜，長相平平，手無縛雞之力，心無宰魚之膽。我的那些偏鋒狠毒的寫作，卻使我得到了不錯的名聲和抬舉，人們從我的作品中看出我的狠氣，算得是條漢子，可我是一個連走路都喘氣的人，沒有城府，動輒發怒，性情干癟，講話不利索，從人格上來說，沒有任何趣味可言。但是人們尊敬我的作品，繼而尊敬我這個人，這么一個糟糕的低賤的人。這不是文學鍍亮了我嗎？文學是有光的，我感謝文學，讓我站在領獎臺上微笑，人模狗樣地高傲，振振有詞地發表演講，可是內心是虛的。如果不是文學壯膽，我在許多場合會發抖、尿褲子。

　　寫作的可能

　　我想提請大家注意的是：網絡的洪水和網絡寫作可能會害死文學。文學幾十年的政治化耽誤了一代甚至兩代人，中國自魯迅后就不再有文學的巨人。網絡的興起，我感到中國文學甚至思想的巨人就到魯迅為止了。網絡會耽誤一代、兩代以及無數代人，使我們社會的精神走向向下沉淪，文學語言向庸俗和低級趣味急遽滑落。我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今天，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文學的復蘇可能要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之后。現在，我們正處在文學蕭條期。沒有巨人的時代表明思想正在凋亡，人們處在黑暗中。寫作在新一代寫手那里已經遠離精神層級，成為一種生活時尚。他們把文學創作同喝酒和怪異的生活方式聯系在一起，是一種嬉皮士行為，和偉大的道德操守無關，與現實生活的真相和生存的秘密無關。憐憫、同情和憤怒和感世傷懷，是與文學漸行漸遠的精神痙攣，寫作是舒適和趣味性的事。在喪失文學的同時，一個民族就將喪失掉思想，也將喪失掉沖動。一個沒有沖動的民族，在平庸里掙扎，連寶貴的血質也會流失掉，這個民族的未來是不容樂觀的。最后這個民族可能會連同她優美的語言，一起荒蕪末路。

　　那么我們有沒有一種可能使寫作的潛質繼續下去？它必須要遠離網絡，遠離各種傳媒的假象，向不被我們關注的、最遠最遠的角落走去。讓我們的內心像荒疏的天空和大地，成為少有人的踐踏之處，讓內心的安靜泛上蒼苔，要打撈我們這個社會被遺忘的經驗，獲得原始的活力，在民間和土地深處尋找激情，使語言露出樸拙的鋒芒。文學必須盡快地化裝離開這個危險的地方，文學必須以陌生的形象在陌生的土地上建立根據地。

　　只要有一種可能我們都不應放棄，有一種可能它必須是離棄和拒絕，可能是逃亡后喘息后的定神。必須徹底地逃叛，恢復戰士的本色，像一只警惕的獾，奔向荊棘叢生的大地深處。葆有思想和挑釁的自由，徹底地否定時尚生活，否定文學的秩序和正當性。

　　可以這么想，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十里洋場包括漢口的租界，也有洶涌的時尚生活、舞會、酒、紙醉金迷與油頭粉面的人群。人們以為生活就是這樣，將會擴展下去，成為時代的惟一。但同時，在很遠的地方，在川藏邊地的風雪彌漫的山上和險惡的草地沼澤中，有一隊人（大部分是農民），饑腸轆轆，衣不蔽體，抗擊著死亡的威脅，在那兒行走著。人們誰也沒有在意他們，關于他們只有只言片語的消息，并被主流媒體污為充滿血腥和暴力的匪徒。可是，就是這些不入流的人，是他們改變了世界。

　　我想離開龐大、狂卷的時尚和主流生活，我去遙遠的深山，與農民和牛羊為伍，與感動的令人熱淚盈眶的事物為伍。我也同樣懷有一個卑微的愿望：改變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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