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昭柱

文藝的人民性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它必然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遭遇新的挑戰、并在實踐推動下不斷豐富自己的理論內涵。近些年來，我們的文藝在同著人民的奮斗一道前進的同時，也出現了這樣那樣脫離人民的不良傾向。對這些不良傾向，人民群眾強烈不滿，理論界一些同志也發出了堅持人民性、克服不良傾向、推動文藝健康發展的呼喚。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呼喚引發的討論中，出現了各種分歧意見、甚至否定人民性的意見，其中既有充滿混亂的理論錯誤，也包含對時代新變化的困惑和思考，涉及到文藝人民性理論的基本立場和根本論點。認真分析這些意見，結合新的歷史條件重新審視文藝的人民性問題，對于我們堅持和發展文藝人民性理論、繁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無疑是有益的。
選擇歷史性的進步還是倒退？
文藝的人民性作為一個理論命題，是俄國民主主義者提出的。但是，在中外文藝實踐中，人民性是古已有之的客觀存在，并在思想史特別是文藝思想史上積累了豐富的資料。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把文藝人民性作為自己有機組成的重要內容，當然是對中外有關遺產的繼承，但同時又將這些思想資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加以清理、改造和發展。因此，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關于文藝人民性的理論內涵，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南，而絕不能以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未經改造的思想資料來解釋或“重建”我們所提倡的文藝人民性。如果那樣做，就是從馬克思主義向后作了歷史性的倒退，就是在實際上取消和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不但不可能正確理解文藝的人民性，而且勢必陷入極大的理論混亂。
在近些年來關于文藝人民性的討論中，有的論者正是以歷史性的倒退來“重建”文藝人民性，并且認為，只有這樣的“建構”才能“實現真正的人民性”。那么，這是怎樣的一種“建構”或“重建”呢？
有論者提出：“中國文學要建構真正的人民性，就必須引入公民性概念。公民是現代人的普遍身份，現代語境中的人民在落到實處時就是公民。真正的人民性既以公民性為始基，又以公民性為指歸……只有學會以公民性為本位和尺度，中國作家才能找到建構文學的人民性的方向，創造出真正的人民文學。”①一句話，就是要以“公民性”為方向和本質、為本位和尺度、為始基和指歸，來詮釋或“重建”人民性，也就是在根本上以“公民性”概念來消解和取代人民性。
論者提出這樣的論斷，有著怎樣的理論根據和實際內容呢？他說：“弄清楚人民概念的內涵……不得不回到人民概念的源頭，看看經典作家對它的最初定義。盧梭無疑是現代人民理論的創始人，其人民主權思想業已落實為現代社會的制度。他不是將曖昧的群集或狹隘的階層當作自己思辨的起點，而是從每個個體出發建構人民理論。在他看來，人作為個體是生而自由的，自由的個體為了更好地生存，便訂立契約，結緣為共同體，所謂人民，正是通過訂立契約這個決定性的行為而誕生的。”論者由此斷言：“將人民概念落實到具體處，我們看到的就是作為締約者和主權者的公民……人民不是無個性的群集，而是聯合中的公民……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什么底層人民和弱勢群體，所有公民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②如此說來，他要用以取代人民性的，其實重點還不是“公民性”，而是“人作為個體”的“個體性”。此中意蘊，或許就是他借用惠特曼的詩句所表達的：“我說出太古的話語，我發出民主的信號”。
誠然，盧梭是值得我們尊重的。恩格斯說過：“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設想建立理性的王國，“并不想首先解放某一個階級，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類”。但是，恩格斯同時又指出：“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恒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歷史事實證明，“按照這些啟蒙學者的原則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世界也是不合理的和非正義的”。③看看今天西方“現代社會的制度”，或許是“業已落實”了盧梭的“人民主權思想”吧，但卻遠遠不能說已經“沒有什么底層人民和弱勢群體，所有公民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前不久，卡特里娜颶風襲擊美國海岸，新奧爾良那些“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富人和貧民，卻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遭遇和命運。這個最近的事實，就充分暴露出在美國“現代社會的制度”下“所有公民”并不平等的冷酷現實。要從盧梭那里出發、效法西方式的民主，是很難“將人民概念落到實處”，也很難“找到建構文學的人民性的方向”的。
真正能夠解放全人類的科學指南，不是盧梭等資產階級啟蒙學者的思想理論，而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也提出，要建立一個與“自由個性”相聯系的“未來的聯合體”④那樣的理想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而實現這個理想社會，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需要工人階級政黨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長期的艱苦奮斗，包括進行激烈而復雜的階級斗爭、宏偉而艱巨的生產斗爭等等。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盧梭的社會契約是蒼白無力、迂闊無效的。很明顯，在階級社會里，人民概念恐怕既不能一概用“公民”概念來替代，也不能一舉囊括整個社會的“每個個體”。例如在爭取一個“光明的中國”的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中，人民群眾喊出了“打倒人民公敵蔣介石”的口號，難道當時蔣介石這個個體能夠納入人民行列嗎？又如在西藏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前的農奴制社會，廣大農奴當時就不是“公民”，而在我們看來，他們正是人民的中堅。就是在新中國，在人民當家作主并基本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后，階級斗爭仍然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敵對勢力或分子決不在人民的陣營；即使在人民中也不存在社會契約般絕對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民中還有不同的階層，在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過程中不同階層人們的生活水平還存在差距，而人民民主也還需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取得進步。
在人民性的話題上，顯然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呼喚著兩種不同的實踐，爭取著兩種不同的前途。一種是選擇歷史性的倒退，從資產階級啟蒙學者出發、效法西方式的民主，消解人民性、張揚個體性。但是，離開了全體人民的團結奮斗，公民的權利、個體的自由叫得再響亮，也只能變成一席空話。另一種則是堅持歷史性的進步，以馬克思主義為武裝，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當今中國國情出發，在人民堅強團結的歷史性奮斗中不斷發展、實現和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公民的權利、個體的自由。這才是切實可行的通途，才是社會進步的保證。沿著前一種思路，人民性只會在狹隘而虛幻的所謂個體權利或自由的玄談中被消解。沿著后一種思路，人民性才會永葆其理論的和實踐的活力，成為促進社會進步及個體發展的真實力量。
文藝人民性理論的一個根本論點
要堅持和發展文藝的人民性理論，就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在列寧的有關論述、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的基礎上，繼續加以繼承、豐富和發展。
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認為，人民是歷史的主體，人民創造歷史，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因而，人民是一個歷史范疇，其顯著特點一個是它的廣大性，一個是它的革命性。上世紀40年代，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說：“什么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⑤毛澤東同志對人民的分析是完全科學的。他在分析中突出地強調“最廣大”、“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大部分”，體現了人民的廣大性；同時又逐一指出了人民的各個部分與革命的關系，體現了人民的革命性。我們要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同志關于文藝人民性的理論成果，首先就要把握人民作為歷史范疇的廣大性和革命性的特征，以之作為文藝人民性理論的一個根本論點。
有論者注意到毛澤東同志對人民范疇廣大性特征的強調，分析了它的歷史地位，說：“俄羅斯文學的人民性概念在中國的傳播正如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一樣，經歷了一個獨特的中國化過程。這個中國化形成的最早理論形態就是毛澤東文藝思想……毛澤東文藝思想不僅承接五四時期‘平民文學’的為民眾服務的意識轉變，而且看到了‘平民文學’的不足，進一步擴大了文學服務對象范圍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⑥這是有見地的。
不過，這位論者又認為，存在著“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時代局限性”，即：雖然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的人民概念“外延極為寬廣”，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但是，“毛澤東通過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足點的批評，明確地表明了革命文藝的服務對象‘人民大眾’是以工農兵為主體的，間接否定了第四種人，即‘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即使描寫這樣的人，也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這樣一來，毛澤東的人民概念外延就縮小為工農兵主體的無產階級，體現為‘工農兵方向’，人民性也就被階級性所替代了。”⑦這個見解，值得商榷。
認為“人民性被階級性所替代”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時代局限性”，這是站不住腳的。論者所謂“人民性被階級性所替代”，顯然不是說對人民不能作階級的劃分和分析。這是因為，他完全贊同毛澤東同志關于人民包括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的論斷。體會論者的文意，所謂“人民性被階級性所替代”，是說人民概念在外延上“被縮小為工農兵主體的無產階級”，使得人民性被無產階級性所替代了。但是，毛澤東同志從來沒有說過農民是無產階級，也沒有說過無產階級以工農兵為主體。誠然，在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毛澤東同志說過：“所謂農村無產階級，是指長工、月工、零工等雇農而言。”但是，毛澤東同志同時又指出：“所謂半無產階級，包含：（一）絕大部分半自耕農，（二）貧農，（三）小手工業者，（四）店員，（五）小販等五種。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是農村中一個數量極大的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因而，在那個歷史時期一般地說到農民，主要是指農村的半無產階級，即主要是指絕大多數半自耕農和貧農。而在這篇著作的結語中，毛澤東同志說道：“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由此可見，毛澤東同志也沒有把半無產階級作為無產階級的一個部分。所以，論者所謂“工農兵為主體的無產階級”，其實是沒有的，與毛澤東文藝思想更是扯不上關系。
究其實，論者的意見集中在《講話》“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足點的批評”上，集中在“即使描寫這樣的人，也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要求上。的確，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回答了“什么是人民大眾”的問題之后，就鮮明地提出：“我們的文藝，應該為著上面說的四種人。我們要為這四種人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在今天，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面。……這種研究和描寫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那是應該的。但他們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那么，毛澤東同志這些意見是不是導致論者所說的“人民性也就被階級性所替代了”、并由此落下了“時代局限性”呢？論者的回答是肯定的。這種回答表明，他雖然贊同“為這四種人服務”，卻反對“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也就是他雖然見到了人民范疇的廣大性，卻看不到人民范疇的革命性。因而，他對人民性的理解，還是片面的。
人民作為歷史范疇，革命性是它的一個本質屬性。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對人民大眾的論述，就突出人民與革命的關系。人民的各個部分與革命的關系雖有不同，但共同點在于他們都是革命的力量，都具有革命性，革命就是他們根本利益之所系，是他們自己的事業。不過，另一方面，人民的各個部分與革命的關系不同，因而在人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盡相同，有的是領導革命的階級，有的是堅決的同盟軍，有的是革命戰爭的主力，有的是長期的合作者。而堅持先進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是革命取得勝利最重要的保證，體現著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在文化上，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強調指出的那樣：“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這就必然要求，文藝要為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這里對無產階級立場的要求，正是要求著徹底的革命性和真正的人民性，而決不是要用階級性來替代人民性。這是人民的革命性的突出表現，是文藝人民性理論的基本立場。從這樣的要求出發，毛澤東同志批評了一些人站在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上，在實際上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看得比工農兵更重要，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對工農兵群眾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等等。這樣的批評，就是以人民的革命性為前提的，是完全正確的。如果認為對于這樣的現象也不應該批評，就不但抹煞了人民的革命性，而且由于放縱對工農兵群眾的漠視和輕視，也就沒有了人民的廣大性，怎么可能出現“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呢？
人民作為一個歷史范疇，內涵和外延必然隨著時代而發展變化。與毛澤東同志論述時的上世紀40年代相比，在今天的中國，不但人民的外延空前地擴大了，而且人民內部各階層的構成、地位和作用也有了重要變化。這主要是指，雖然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的地位和作用沒有改變，但是，工人階級的隊伍空前擴大、素質普遍提高，特別是廣大知識分子已經不再屬于小資產階級，而是工人階級隊伍中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一部分，他們是先進生產力的開拓者，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人民的革命性在內涵上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上世紀40年代正在進行的革命，具體是指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今天我們的人民正在進行的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當然，今天的中國是昨天的中國的發展，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繼續和發展。因此，人民的革命性在內涵上既有變化，而又有繼承。盡管革命的內容和形式都有了巨大的變化，但作為歷史范疇的革命，作為在推動歷史前進意義上的革命，卻始終是一貫的；盡管工人階級已經改變了在舊中國受剝削受壓迫的境地而成為國家的主人，但工人階級作為革命的領導階級的地位，卻始終是一貫的。
有鑒于此，在今天，我們的文藝要堅持人民性，就必須全心全意為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為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工人階級服務，為廣大農民服務，為人民解放軍服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切建設者服務。同時，也必須堅持人民的革命性，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努力用馬克思主義這個工人階級的世界觀武裝自己，以創作出在今天“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
以人民性理論推動文藝健康發展
理論界對文藝人民性討論的熱情，出自對文藝健康發展的責任感，出自對一些脫離人民的不良創作傾向的不滿。有論者不滿“使文學龜縮于形式的外殼之中”，設置“迷宮般”的“敘述圈套”；不滿“物質主義的形而下寫作”，充斥著赤裸裸的“權力、金錢與肉體的交易”；不滿“過度的自戀”，“龜縮在自我的象牙塔里，對自己的身體，對自己的人生經歷，對自己的內心體驗流連忘返”。認為這些現象的癥結就在“文學的人民性普遍喪失”，已經使“文學處于危機之中”，而“能夠救助這種危機并成為文學重建之重要一維的便只有人民性”。他還熱情地肯定“閻連科、李肇正等人的較為純粹的底層寫作”，呼喚作家們“為人民鼓與呼的責任感和對人民苦難所持有的人道情懷”，呼吁作家們“對人民的力量持認同和肯定的態度”。⑧
又有論者認為，90年代以來，“文學在新的市場經濟大潮中沉浮，沒有對‘人民’內部的巨大波動做出及時而切近的書寫。當代文學創作出現了令人詫異的怪現象，美女作家、下半身寫作等甚囂塵上，主流作家群中只有少數作家仍在堅守大地、深入當下生活的激流，為農民等弱勢群體進行創作，文藝研究領域競相比拼眩目的西方各種現代、后現代文論，少有研究工人、農民形象的著作。當前農村主要的文藝媒介——電視劇絕大多數是遠離農民的……工人、農民題材被邊緣化，農村農民重新成為‘被遺忘的存在’。文學該為誰寫作、文學怎樣體現人民性，這個問題在當代顯得尤為迫切與緊要，在拷問著每一個作家的靈魂，考量著每一部作品的價值。”⑨
這些有感而發的意見是值得重視的。但是，也有論者對這些意見提出異議。這位論者概括說：“所持的人民概念過于狹窄，甚至將人民等同于底層民眾，乃此類倡導人民性者的共同欠缺。在他們看來，小資文學、校園文學、白領文學不是人民文學，文學的人民性在當下體現為具有底層關懷意識的作品”。他認為：“此類文字看似神圣，其邏輯卻是脆弱的：知識經濟時代的勞動不可能不包括精神勞動，絕大多數精神勞動者不在底層，但不在底層的他們恰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將他們排除在人民范疇之外豈不是使人民成為落后的代名詞？如果他們作為精神勞動者也屬于人民行列，那么，所謂的白領文學、校園文學、小資文學又怎么能被排除在人民文學家族之外呢？寫白領與寫底層不都是表現人民中的特定群體嗎？”⑩
考察前述論者對那些脫離人民的不良創作傾向的批評，其字里行間，對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分子是高度尊重的，并不曾試圖“將他們排除在人民范疇之外”。他們的批評，首先是針對近些年來“工人、農民題材被邊緣化”，即描寫和表現工人、農民生活和情感的作品太少了，希望改變這種現象，呼吁作家們“對人民的力量持認同和肯定的態度”。這種批評是完全正當的，是堅持文藝人民性的表現。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工人階級，廣大農民，始終是推動我國先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根本力量。我們的作家為什么不應該滿腔熱忱地表現他們、歌頌他們呢？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工人階級，廣大農民，是我們共和國的主人，是我們時代人民的主體。把他們排除在文學描寫對象之外，難道不是文學的人民性最嚴重的喪失嗎？然而，有的論者卻來抵制這種批評，說什么不在底層的精神勞動者恰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一切從事物質勞動的底層民眾，不過是“落后的代名詞”。坦率地說，如此以精神貴族自居，鄙視物質勞動，鄙視底層民眾，這樣的思想情感絕不是什么“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的思想情感，絕不是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情感。而且，以這樣的思想情感來為把從事物質勞動的底層民眾排除在文學描寫對象之外的錯誤傾向辯護，也違背了人民的廣大性，因而完全喪失了對文藝人民性的“構建”資格。
其次，前述論者的批評又是針對近些年來文藝創作對底層普通民眾特別是下崗職工、進城農民工、城鄉貧困群眾等等困難群體、弱勢群體的冷漠，希望改變這種狀況，呼喚作家們“為人民鼓與呼的責任感和對人民苦難所持有的人道情懷”。這種批評也是完全正當的，是堅持文藝人民性的表現。應當指出，這些困難群體、弱勢群體，不但是我們的人民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能不能切實地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分享到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成果、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關系到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成敗，關系到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成敗。現在存在的大量下崗職工，在原有的工作崗位上曾經為國家、為人民作出過貢獻，后來又為支持國企改革無私地作出了犧牲，而現在面臨著暫時的困難。現在數以億計的大批農民工進城，是我國在實現工業化、城鎮化歷史進程中必然出現的新現象。這些進城農民工，以艱苦的勞動為我國城市發展和經濟騰飛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已經成為我國工人階級重要的新生力量。但是，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仍然較低、城市和企業等各方面制度機制建設還不完善等多方面的原因，在許多地方農民工的權益得不到切實保障，他們的生活和勞動面臨著許多困難。現在城鄉還存在不少貧困群眾，他們的困難與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甚至有所擴大的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有密切關系，與我們的社會公共服務事業尚不發達、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還很落后有密切關系，等等。總之，對這些社會群體特別加以關心和愛護，是我們黨和國家、我們整個社會、包括被稱為社會良心的文藝家們的歷史責任。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幫助他們擺脫困境、盡快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再次，前述論者的批評，還是針對近些年來那些脫離人民、沉溺自我、淫穢低俗、追逐銅臭等不健康的創作傾向的，其中就包括所謂美女文學、下半身寫作之類的東西，也包括相當一部分如有的論者偏愛的“小資文學、校園文學、白領文學”等等。誠然，就其表現對象而言，他所謂“小資文學、校園文學、白領文學”，也確實可以說是表現“人民中的特定群體”。但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文藝人民性理論，就不但要重視人民范疇的廣大性特征，而且要重視人民范疇的革命性特征。因此，堅持文藝的人民性，當然要熱情地表現人民，包括表現“人民中的特定群體”；然而，表現“人民中的特定群體”的作品，未必就具有人民性。在這里，主要不是看“寫什么”，而主要是看“怎么寫”。堅持文藝的人民性，其根本意義不在于限定表現對象，并不是說只能寫人民、不能寫敵人，也不是說只能寫人民的優點、不能寫人民的缺點；而在于要求作品真正為人民而創作、為人民所利用。進一步說，“怎么寫”，又主要不是看形式技巧，而主要是看文藝家的立場和思想感情。倘若文藝家站在鄙視人民的立場，他的興趣當然不會在表現人民上，但他也可以寫人民，并且一定會運用他所掌握的一切形式技巧去自覺不自覺地歪曲或丑化人民的形象，或者自然而然地會借“人民中的特定群體”的軀殼附上他自己過度自戀、淫穢低俗、追逐銅臭的靈魂。這是一定的。
綜上所論，人民性是一切革命文藝、進步文藝的顯著特征，尤其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本質屬性。本文提出人民范疇的廣大性和革命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人民性理論的一個根本論點，僅是一孔之見，供研究人民性理論的方家批評和參考。我們要繼續深入研究人民性理論，以堅持人民性、高揚人民性，努力促進我們的文藝在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實踐中不斷取得新的成績。□

①②⑩《我們應該怎樣建構文學的人民性？》，《文藝爭鳴》2005年第2期。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19—721頁，1995年版。
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47頁。
⑤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⑥⑦⑨《新世紀文學人民性的溯源與重申》，《文藝爭鳴》2005年第5期。
⑧《人民性：危機中的重建之維》，《文藝理論與批評》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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