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對“戲子”寄予厚望

曲折與光明

八十多歲的謝晉去世了，對于這位電影大師，主流社會和媒體都給與了極大的殊榮。本來草民沒有什么資格也沒有什么興致對這樣一位名聲顯赫的人物進行評判，但無意中看到某報紙上的一篇文章《謝晉：中國電影的一面旗幟》中下面的一段話引起本人的思考，覺得有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想說幾句話的愿望。下面引用的就是那篇文章中的一段：　　

“尤其是電影《芙蓉鎮》，它從一個小鎮上幾個普通人物在“文革”前后十幾年命運的升沉變遷，從他們的個性不同程度的被扭曲、被異化，來探討極‘左’思想的淵源，來反思民族的歷史。更重要的是，他開創了中國電影一種新的敘述方式，對于新中國電影而言，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在那個盲目崇尚英雄主義、革命主義風行的時代，謝晉用自己的敘事風格顛覆和結束了它，開啟了一種新的觀影習慣。對于新中國的電影，他扮演起了一個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說，他的電影與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同步前行。”　　

雖然說謝晉結束了“盲目崇尚英雄主義、革命主義風行的時代”的話有些大了，但謝老若是地下有知，應當是欣然受用的。是的，謝晉是拍過《紅色娘子軍》、《海港》甚至還有《春苗》等一系列帶有英雄主義、革命主義色彩甚至是被判為“極左”的影片，但這一點也不影響謝老主流藝術家的顯赫地位；相反，因為謝老一貫“與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同步前行”，也就是能夠“與時俱進”，能為廣大的勞苦大眾拍出跟共產黨鬧革命、求解放的英雄主義電影，也能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拍出反對“走資派還在走”的電影，最后他也就能夠為“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拍出《芙蓉鎮》這樣的樣板影片；從而成為了藝術界的常青樹。即使像我一樣“思想僵化”的人也不會指責謝老缺少操守，因為人畢竟要生存，畢竟要發展，尤其是處在電影這樣一個昔日曾與政治緊密相連的行業，你不想“與時俱進”的后果很可能就是你藝術生命的結束，這對于謝老這樣視藝術為生命的人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單純是這樣對于謝老我們是能夠接受的，但不知是真有其事還是有人刻意炒作，說的是謝老對《紅色娘子軍》中刪去洪常青和吳瓊花的愛情戲頗有微詞，當然藝術家對自己的作品有遺憾是常事，而且尤其是對沒有按照自己的意圖去做，留下的遺憾更是加倍的遺憾，這些都能夠理解。但偏偏是在這“改革開放”的新時代里，對過去的紅色經典發出不夠“和諧”的聲音，而且還處于它的創作者之口，總是讓人感到有一種對過去的年代過河拆橋、落井下石的味道：對自己的過去當然不能完全否定，因為那樣自己的地位就會動搖；但也不能完全不顧及當前的社會潮流和領導者的好惡，于是就搬出一些無關大局的細致末梢來為當年的自己進行表白，真不愧為“藝術大師”，做起這些來真是爐火純青、不露痕跡讓人佩服之至。我又想起來另一位“藝術大師”，曾經在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以《贊歌》出名的那位現在白發　蒼蒼老　先生，他不也是在最新的演唱中把歌詞中的“毛主席”換掉了嗎？這也是一種“與時俱進”。類似的事例可能不只是一樁兩樁，每當我想對一些類似的事情進行苛求的時候，就會常常想起當紅明星　陳道明　先生的一句話：“我只是一個戲子而已”（見馮小剛《我把青春獻給你》一書）。是啊，國人的一大謬論就是“婊子無情，戲子無義”，其實在私有制幾千年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熏陶之下，國人有多少是有情有義的呢？只不過是因為性工作者（即所謂“婊子”）常常要在工作的床上表達出一定的“情”，而文藝工作者（即所謂“戲子”）又往往要在演出的舞臺上表現出一定的“義”，于是生活中缺少情義的人們就把一些情義的寄托放在了本不該承擔這一切的“婊子”和“戲子”身上，也創造出了一系列的具有俠肝義膽的這方面的杰出形象。然而現實中“婊子”、“戲子”畢竟是人，也要按照一定的社會規則行事，而“婊子”的“情”和“戲子”的“義”往往又是與物質利益直接掛鉤的，這樣就使那些想在二者身上找到真正情義的正直人士，得到的往往是失望，憤懣之余發出了“無情無義”的慨嘆。其實這大可不必，大環境如此，對誰都不能苛求。

說起來上述心理又何止存在于“婊子”和“戲子”中間：市井人物中不是常常有人“一闊臉就變”嗎?其實“闊”以前的笑臉是裝出來的，一旦“闊”起來當然臉會變；還有政治斗爭中的“XXX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著它的敵人也裝扮成XXX主義者”；有不少的人就是如此：一順了就是趾高氣揚的大爺，一不順就是低三下四的孫子；活了一輩子都在為了個人的私利去扮演自己不喜歡的角色，怪不得會有這種感嘆：“人生大舞臺，戲臺小世界”。這種情形任何時代都有，即使在“婊子”全部變為其他行業被人尊重的勞動者，“戲子”真正成為被人尊敬的文藝工作者的毛澤東時代也不能例外：當年的“吳市場”不就“左”得家里不能容下沙發，而只能容下小板凳嗎？等到毛澤東時代遠去，歷史又開始了新的輪回之際，有多少人被迫淪為“性工作者”暫且不論，只說一下我們尊敬的“文藝工作者”為什么不再以“戲子”的稱號為恥，反過來卻以這個稱號來調侃社會，再次愿意以“戲子”自居，這種現象其實是代表了一種社會價值取向：在“效益第一，兼顧公平”的原則指導下，占有相當比例的人們不再追求正義和崇高，而為了個人的私利他們往往會逢場作戲，從而都成了“無義”的“戲子”，所以“戲子”一稱現在已不是文藝工作者的專利，它可以用來稱呼有上述思想行為的所有的人，他們就是廣義的“戲子”。　　

上述的“戲子”們，無論其身處在多高的位置，也不能掩蓋其人格的卑下，他們在一定的場合可能會做出一種高尚的姿態，有時還留出幾滴眼淚，但人們千萬不可當真，千萬不要把重建公平正義和回歸社會主義社會的美好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他們的身上根本沒有那種挽狂瀾于既倒的“反潮流”的氣魄，也沒有那種扭轉乾坤的能力，更沒有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他們根本就不是高尚的人、純粹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他們只是“無義”的“戲子”。對于“戲子”我們不能給予任何希望，我們只能自己起來拯救自己，起來改變個人、民族和國家的命運，這就是這些表演了近三十年的“戲子”告訴我們的。　　

本文收尾的時候，作者想來個畫蛇添足，用兩篇具體的材料來證實一下某些國人的“戲子”心理。這兩篇材料均來自于某報紙的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征文，一篇的題目是《父親越來越膽大》，寫的是作為大隊干部的作者的父親開始怎樣不敢分田到戶，后來在上級的一再催促下才帶領大家分田，嘗到分田的好處后，膽子愈發大了又去承包礦山，等到賺了盆滿缽平，又意識到了污染，于是把采礦權又轉給了私營企業主。如果世道變了，作者會不會這樣寫：當初父親是怎樣想保住集體的家當，最后擋不住上級的指派才被迫分田，后來又走上了破壞生態環境的個人致富之路，良心發現后沒有出路只好將礦山開采權交給私人企業主。也許作者是堅決支持改革開放的，到什么時候也不會改變立場，我的猜測只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這里向那位“膽越來越大”的父親的孩子賠禮道歉。但下一篇文章所體現出來的“戲子”精神就不是我空無憑據的瞎說了，這篇文章就是昔日的一位“工人作家”寫他的寫作如何開頭起步的文章，當年那位與她素不相識的“大姐”對他雖沒有他大的熱情，但確實是給了他切實、有效的幫助，當年的他曾是那樣的感激涕零，而現在回憶起來卻感覺到“卑微”，真不知這位現在小有名氣的作家的良心還有沒有；另外，他對那個時代給曾給他帶來便利的所謂“只允許好人寫作”的社會環境的微詞，并沒有讓我感到作者良知的存在，這不僅在于他的表白，也在于我二十多年前于他一次短暫的接觸：那是在一次市里舉辦的職工自創詩歌朗誦會上，當時把他請去擔任評委，在我們滿懷激情地朗誦自己的詩歌的時候，這位老兄在哪里是一直閉目養神，不知睡著沒有，輪到我上場的時候，我不知是不是我的嗓門較大把他振醒了，他只是翻了一下眼皮，又恢復原狀了。那時他的名氣比現在還小，而他對無名作者的態度確實使人心涼，我不能想象他會為別人去追求公平正義。這樣的人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是根本沒有機會成為文化人的，而其過河拆橋的行為也證明了他不過是個“戲子”。　　

附    1：吳興剛《父親越來越膽大》　　

父親是個膽子很小的農民，這是我少年時的記憶。 　　

　　20世紀80年代之初，窮鄉僻壤里的小山村吹進了改革的春風。時任大隊黨支部書記的父親對上級要求把當時為集體所有的土地等生產資料分到一家一戶感到很“懼怕”。一向對上級唯唯諾諾的他，在“怕變”中一連召開了3次大隊小隊干部會議，想依靠“集體決策”來確定分與不分。但老天似乎是與他玩笑，31個與會者的表決居然是15比15，依然要父親這個大隊支書做出決定。既不想分田地，又不敢違背上級精神的父親沉默無語。在思前想后了一個多月后，在上級兩天三次的催促下，直到指出再不分就要追究責任時，在兄弟大隊熱火朝天的“分”圍中，父親才十分不情愿地安排了全大隊的包干到戶工作。　　

　　包干到戶，使包括父親在內的鄉親們的生產熱情空前高漲。隨著時間的推移，看著堆得似小山一般的糧食，看到一些鄉親把余糧換為“大團結”風光風光時，父親才漸漸打消了顧慮，膽子也稍微大了起來，于是，賣糧攢錢的隊伍中也就有了父親的身影。　　

　　細細品味包干到戶帶來的“實惠”，讀了黨中央、國務院一個又一個關于穩定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文件，父親的膽子大起來了。1985年，他帶頭承包當時全鄉唯一的鐵礦，一個個身強力壯的鄉親跟著他開山采礦，走上了“無工不富”的道路，村里幾乎家家都蓋起了寬敞明亮的大瓦房，一些人家還買起了拖拉機、大汽車，他也因此而多次被鄉里、縣里樹為典型。　　

　　當鄉親們因采礦而鼓起了錢包后，父親的思想中竟又多了份“科學開采”和“環境保護”的概念。1992年夏天，他找到鄉長說：“這礦我們不能再像現在這樣開采了。”鄉長一愣，以為父親是“錢多了燒手”，便驚奇地問他：“為啥？”父親回答說：“為啥？你沒看到我們現在采礦的方法原始落后，浪費很大嗎？你沒見到礦渣倒入江中，水都不清了？我想，今后鄉里應統一規劃，減少損失，減輕污染……”鄉上采納了父親的建議，后來把鐵礦承包給了一機械化采礦程度較高、技術力量較為雄厚的私營企業主，還與承包者簽訂了保護環境的目標責任書。據說，此后鄉里的礦山采礦率和綜合利用率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青山綠水再現勃勃生機。再后來，這里竟然成了遠遠近近一些企業紛至沓來“取經”的風水寶地。　　

　　父親的膽子真的越來越大了。1998年的一天，他打電話對我說：“你在企業干了十多年，對國家關于企業改革的政策比較熟悉，你幫我參謀參謀，這次中小企業轉讓拍賣，我能不能投標？”在得到肯定答復后，一向對父親很尊敬的我戲謔地對話筒那頭的父親說：“看不出老爸的膽子還有這么大？不怕栽跟斗了？”話筒中傳來父親爽朗的笑聲：“改革年代嘛，膽子不大一點行嗎？膽小才會栽跟斗呢！”　　

　　今年春節，全家人一起走親訪友，走在寬敞潔凈的大街上，在外打拼了多年的小弟看著腳下的地磚，向父親發問：“這些是不是你們廠里生產的？”父親微笑著點點頭，感慨地說：“想不到，真想不到，老都老了，我這個老農民還能火一把。”正在讀初中的大孫子接過話：“爺爺，您這叫與時俱進，跟上了時代潮流。”　　

2肖克凡：寫作的權利 　　
 

　　如今說起寫作的權利，已經不是什么問題。尤其進入網絡時代，寫作幾乎成為人盡可為的事情。詩歌散文小說以及書信日記什么的，你喜歡什么就寫什么，掛在網上即時發表，沒有門檻兒。寫作，成了自由行為。　　

　　從前不是這樣。我說的是我的從前。上世紀70年代初期中國出現詩歌高潮，還有后來的“小靳莊現象”。我從小喜歡文學，也跟隨熱愛起詩歌。　　

　　我的所謂寫詩，其實是“順口溜”而已。寫了“順口溜”想發表，便動了投稿心思。那時投稿可以不貼郵票，剪去信封右上角就行。如果不屬于“郵資總付”的報刊，貼上一分五厘的郵票即可。紅色革命年代，一支筆一沓紙一腔空洞的熱情——寫作屬于低成本的勞作。　　

　　低成本勞作，發表卻不容易。我幾次寄出“順口溜”均如泥牛入海無消息。那時我是２０歲的毛頭小伙兒，卻頗有幾分自知之明，堅決認為自己寫作水平太低。于是，我開始了尋師路程。　　

　　當時我在工廠當工人，身邊多為出身三條石的目不識丁的老工人。我能夠從他們身上學到操作技術以及為人處世的道理。盡管他們熟悉《三俠五義》，我卻得不到什么文學滋潤。我若尋找文學高人的指點，必須走出去。　　

　　我閱讀當時的報刊，記住一個個工人作者的名字，內心很是向往。經人介紹，我利用公休日走訪當時頻頻發表詩歌作品的工廠詩人。我去了漢溝的軋鋼廠和塘沽的造船廠，還去了幾家國有大企業，當面向他們請教。我至今還記得這些工廠詩人的音容笑貌。　　

　　還是發表不了作品。這時車間有明白人告訴我，你以為什么人都可以寫作嗎？必須證明你是好人才行。　　

　　是的，強調階級斗爭的年代里，“壞人”不但沒有權利寫作，更沒有權利發表作品，比如“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怎么證明我是好人呢？我終于得到明白人的指點。你寫作詩歌，先拿到咱廠宣傳科蓋了章，然后寄出去。人家編輯部接到這樣的稿子就認為你是好人了。只有好人才有權利發表作品。　　

　　醍醐灌頂。我終于懂得什么是寫作的權利。于是開始使勁炮制“詩歌”。一天，我懷里揣著詩稿前往工廠宣傳科。記得我在門外徘徊了很久，鼓足勇氣走了進去。　　

　　一位大姐模樣的干部掌管那枚紅色圖章。我把幾首詩歌遞給她請求審查。她隨手翻了翻，好像并不在意。我企盼她對我的詩歌作出評價，她卻詢問了我的基本情況，比如是哪個車間的叫什么名字，然后她說了一句你要安心本職工作啊，便在我的稿紙上蓋了一個世界上最圓最紅的圖章。　　

　　懷里揣著蓋著紅色圖章的稿紙，它一下紅透了我的心。我大步跑回車間，躲在角落里喘著粗氣。我從心里感激那位梳著兩條又黑又粗大辮子的大姐，她讓我贏得了寫作的權利。　　

　　一個公休日，我小心翼翼將這幾首蓋了紅色圖章的詩稿裝入信封，有意貼足郵票投入百貨大樓對面的郵局信筒里。那心情好似放飛了一只鴿子。　　

　　后來，我又去了兩次宣傳科，給自己的詩稿蓋章。蓋一次紅色圖章就好比贏得了一次寫作的權利。我印象里在宣傳科蓋章沒有遇到特別冷臉與過度厲色。于是，我馴服于權力而且從中體驗到獲得恩準的快感——以為得到了寫作的許可證。　　

　　不知道是由于紅色圖章證明了我是好人，還是因為我的“順口溜”水平略有提高，我終于發了“小豆腐塊”詩歌。從此，一座無形的“門檻”筑在我的心頭——告誡我寫作需要得到權力的“簽證”。我知道，這種“簽證心理”很有可能是一種錯覺，寫作其實不需要什么權力。然而，它卻在我的心路歷程上形成曲折，使我的靈魂愈發卑微。　　

　　撥亂反正、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中國進入新時代。中國文學也進入盛大的狂歡節。我知道自己沒有資格寫詩，便知趣地轉向小說創作。改天換地。我已然不需要那枚紅得逼人眼目的圖章來證明我的寫作權利了。盡管我的靈魂依然卑微，然后漸漸獲得了心理空間，懂得了創作自由的珍貴含義。真正的文學精神，一下照亮了我的心坎兒。　　

　　我開始以自己的目光看待社會看待生活看待自己，發現了寫作的權利自始至終屬于自己。你放棄這種權利，是你自甘放棄文學理想；你濫用這種權利，是你對良心與道義的不敬。我開始寫作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了，并且以自己的真心將一篇篇擔當著文學理想的作品發表出來，而且繼續下去。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３０年。有時候我還會想起那枚又圓又紅的圖章，還會想起那個自愿接受某種權力裁決的毛頭小伙兒的局促表情。　　

　　文學是不可以被馴服的，盡管她可以從野生變為家養。至于又圓又紅的形象，只有那清晨跳出大海的太陽。因此，我繼續朝著東方張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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