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一個滄桑的詞

□柳冬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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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打工？

《現代漢語詞典》對其解釋為：做工。

尼采說過，凡是歷史者，再怎么為它下定義，都是徙勞無功。詞語是世界的血肉。打工這個詞之所以重要，全在于其復雜性，全在于這個詞在歷史發展過程的經歷。我們并不需要知道這個詞是什么，我們應當明辨的是，在當代的話語中，人們如何使用這個詞。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有人開始為打工族中的詩歌寫作者做了群體性的命名：打工詩人。打工詩人的作品究竟體現了一種怎樣的精神和心態？他們何以會產生這種心態?他們作品中所體現的那種精神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詩歌具有怎樣的意義？我們不要在誰是“打工詩人”這樣的問題上糾纏不休，因為我們連誰是“詩人”這樣的問題上都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答案。我們沒有必要刻意地去界定具體的一首詩是否屬于打工詩歌的范疇，也沒有必要刻意地去界定誰是打工詩人，名稱是姑妄稱之的東西，不必反復糾纏于此，應立足于作品的意義，詩人內心解放的意義，在此基礎上，才能確立“打工詩歌”的意義，才能理解“打工詩人”寫作的意義。我所理解的“打工詩人”與“打工詩歌”是兩個需要打入引號的概念，有特定的意思。這是一個大量引號的時代，我們隨時可能被裝在引號里。這是我們的宿命，是我們需要通過不斷打入引號來回溯、透析、否定并試圖超越的生活歷程和內心體驗。

中國的現代化運動要求重建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體制，也要求重建中國的文化。在中國的現代化歷史變革進程中，“打工族”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存在。打工改變了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的心靈史、生活史、個人編年史，這不僅是身體的、心靈的，也是文化的、形而上學的。我們所經歷的歷史，它不僅左右著個人的生活和命運，甚至也在我們現在的心理定勢、潛意識和語言中顯露出來。詩人是一個種族的觸角。詩歌是形象的人類學，是對種族記憶的保存。近些年來，出現一批“打工詩人”和寫打工生活的詩歌，也自然成為無法回避的事情。“打工詩歌”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真實的見證之一，讓我們窺見一個廣被忽視的社會群體的真實生活和心理狀態。

寫出打工這個詞 很艱難/說出來 流著淚 在村莊的時候/我把它當著可以讓生命再次騰飛的階梯 但我抵達/我把它 讀著陷井 當著傷殘的食指/高燒的感冒藥 或者苦咖啡/二年來 我將這個詞橫著，豎著，倒著/都沒有找到曾經的味道 ……/我見到的打工 是一個錯別字/像我的誤寫 它支配著我一個內陸的女子/將青春和激情扔下 背負憤怒和傷口回去/但是我 仍在夜的燈光里寫著/打工 打工 并不沉重也不輕松的詞/打工這個謬稱 讓生命充滿滄桑的詞/打工者 是我 他 你或者應該如被本地人/喚著撈仔撈妹一樣 帶著夢境和眺望/在海洋里撈來撈去 撈到的是幾張薄薄的鈔票/和日漸褪去的青春 也是某個女工的嘆息/沒人傾聽 安慰 它是遺失路邊的硬幣/讓我充滿了遐想 打工這個詞/是苦 是甜 是累 是酸 或者是我在/這個難得的假日黃昏寫下的一截詩句/……透過夜班的女工的眼睛 打工這個詞充滿艱辛/在失業者的嘴里 打工這個詞充滿饑餓/當我們轉過身去 打工這個詞充滿回憶和惆悵/ …… （鄭小瓊《打工，一個滄桑的詞》）

一種深入個體當下生存狀態的個人寫作語言，與具體的歷史語境緊密相關。“一個剛來南方有著夢想和激情的鄭小瓊”，一個“打工的小妹”，開始尋找自身的存在，她完全是以詩性的介入來述說一個打工者的生存圖景和真實心態。《打工，一個滄桑的詞》在民刊《打工詩人》發表后，先后被《散文詩》、《散文選刊》、《青春詩刊》、《2003年度中國最佳散文詩》等刊物和選本選載并榮獲《散文詩》的“女媧獎”，打工妹鄭小瓊“成為在打工詞語中站立的人”。領悟她是如何使用語言的，就意味著了解了她自身的生存狀況，也意味著她和世界的最本質的關聯。她的每一句詩，每一個字都是從打工生活中提煉出來的一滴血，或一滴淚，一段夢想與一聲嘆息。這種詩歌能讓心靈的震顫和傷痛歷久彌新，不斷地喚起我們對自身歷史的反思和回憶。

歷史是一個需要從中醒來的噩夢。“打工”是一個謬稱，是一個讓生命充滿滄桑的詞。讓我們看看“打工”這個詞的“前世今生”：“本名 民工 /小名 打工仔打工妹/學名 進城務工者/別名 三無人員/曾用名 盲流//尊稱 城市建設者/昵稱 農民兄弟/俗稱 鄉巴佬/綽號 游民//爺名 無產階級同盟軍/父名 人民民主專政基石之一/臨時戶口名 社會不穩定因素/永久憲法名 公民/家族封號 主人/時髦稱呼 弱勢群體……”（劉虹《打工的名字》）。余杰在《民間話語》中，通過對徐柯《康居筆記匯函》之《聞見時抄》一冊的研究，考證到“打工妹”、“苦力”、“職業病”等詞系從百余年前的民間語言沿襲而來。已經有學者梳理過從晚清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材料，所謂“民工潮”始于以“洋務運動”為代表的晚清工業化時期。上個世紀前半葉以上海為首的一些大城市，來自外省的數百萬農民轉換成穩定的產業工人，成為真正的城市人。夏衍寫于二十世紀30年代的報告文學《包身工》，則可能是我國最早反映“打工妹”生活的“打工文學”。作家尤鳳偉在關于打工題材小說《泥鰍》的創作談中談道：“我的父親在解放前離開村子到大連當了店員(也是外出打工)。但那時候的情況與現在迥然不同，我父親從放下鋪蓋卷那一刻起就成為一個城里人，無論實際上還是感覺上都和城里人沒有區別。而現在鄉下人哪怕在城里干上十年八年，仍然還是個農民工。” 對我們所期待的而言，涌動了二十多年的打工潮只是一個重新的開始，一個艱難的開始。

我們什么時候能完全消解打工這個詞的歷史語碼。我們不可能一步到位。我們對語言的支配并非是可以像支配自己的想象力那樣隨心所欲。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地使自己不做出夸張地使用每一個詞。人們常常以為自己能夠很輕松地做到改變一個詞的語意指向，做出所謂的對之新意的賦予，其實并不是那么回事。在很多情況下，文化歷史所賦予給一個詞的內聚力是強大的，要想改變它并非易事，如果我們沒有真正地做到準確地在語言的環境上給予重新解釋的絕對氛圍，要做到語意指向的改變幾乎可以說是必定失敗的事情。決定一個社會話語體系的最根本的因素既不是上帝和諸神，也不是真理，而是決定人類社會狀況的更強大、更實在的力量——權力。對社會來說，廢除復辟半個世紀之久的區域封閉城鄉分割的封建極權制度，逐步取消在各種體制上的歧視性待遇，讓農民及農民工成為真正的公民和國民。這才是根本上防止歧視的態度，詞匯的褒貶是由制度和文化去創造的，社會進步的真正方向，是有勇氣讓“打工”成為一個富有尊嚴的詞匯。打工造成了傷害，而如果它對我們的傷害失敗了，它會使我們變得強大。我們要變得強大，就要不斷從既定的話語系統奴役中解脫出來，不斷突破權力話語所規定的“禁區”和“領地”，改變“打工”這個詞的特別含義，“痛”，是我們需要付出的必然代價。關鍵的是我們該如何減少這種代價，如何對打工這個詞進行修正，如何把打工族從被強制界定的歷史中解放出來。

打工詩人，一個特殊時代的歌者！

2

打工詩歌文本中總有一種讓人感到沉重的底色，都或多或少或強或弱地透露出作者濃重的苦難意識，其字里行間也總有一種來自內心深處的蒼涼揮之不去，那和他們沉重的生存積累有關。每一個打工者的生存史實際上都暗藏著一個苦難與救贖的主題變奏。它包含著鄉土中國裂變的所有激情與破損。苦難對于一個詩人的重要，不僅僅在于是否親歷（因苦難而麻木不察的眾生不少），更在于能否徹悟到它與生命的本義的關系與格局。它最終的結局是對一個具體的生命載體承受能力的披閱。那些在苦難、迷惘、落魄和無奈中堅持前行的打工詩人，是真正意義上的行吟詩人，他們以主動迎接苦難的姿態，學會了從命運的高度來看待并承受個人的不幸，時刻傾注于生活本身，聆聽命運的心跳與呼吸。

1993年的正月初八，懷揣夢想的徐非離開了川南鄉村南下，開始了他的淘金尋夢歷程。徐非乘坐的那班成都發出的火車于深夜12點到達終點站廣州。出了流花車站，徐非便被打劫一空。徐非想起有個朋友在中山打工，于是，身無分文的他一路靠撿拾甘蔗香蕉果腹，硬是憑著一股堅強的毅力，徒步3天3夜從廣州走到了中山…… 。徐非后來寫了一首名叫《打工是沒有硝煙的戰場》的詩，我們這代人所經歷的打工現場，其復雜、沉重甚至血腥程度并不少于充滿硝煙的戰場。2003年徐非的詩集《心靈之約》被《四川文學》雜志社編入《四川文學叢書》出版。那些些閃耀著汗水、淚水、血水光澤的詩歌，它幾乎含有邊塞詩的余韻。雖然打工不是屯邊，寫詩也不是苦役，打工者被生活碰撞與擦刮的疼痛，它讓人感觸到一種悲壯的唱吟。

1994年11月底的一天，一輛客車將四川渠縣的許強拋在了深圳萬豐村，他長達兩個半月的流浪生活從此拉開序幕。許強的生活來源靠剛進廠的表姐8元、10元地向別人借來維持。1994年大年三十，許強今生也無法忘記那一天，他用煤油爐熬稀粥，剛煮到半熟就沒有煤油了，摸摸口袋身無分文。他的詩作《流浪是一塊永不愈合的傷口》真實地記錄了他第一次流浪在外的辛酸與無奈，是他真實內心的一次復述和釋放：“我像游魂一樣四處飄蕩/走在深圳的土地上/我感到四肢無力/我看見對面一只無家可歸的狗正嗅著/命運的骨頭/我拖著疲憊的影子/測量流浪的旅途究竟有多遠/在子夜里沒有流過淚的人/不是真正的打工者。” 在這樣的詩句中，顯然融入了許強自己沉痛的身世之感。門檻之外，命運痛哭。那些忍受著傷害而又懷著圣徒般的愛的詩人，甚至在他們出發之前，已被交給了一種命運。作為真正的打工者，2001年許強與其他幾名打工詩人發起創辦屬于打工者自己的詩報——《打工詩人》，正如他發在《星星》詩刊上的一首長詩所言，他要為幾千萬打工者立碑。《人民文學》、《詩刊》、《詩選刊》、《北京文學》、《星星詩刊》、《詩歌月刊》、《詩林》、《揚子江》、《綠風》、《華夏詩報》等近百家報刊轉載了《打工詩人》的作品，作品被轉載率達到了80%以上。

重慶云陽藉打工詩人張守剛從1989年開始，去湖北磚廠打過零工，在風沙彌漫的內蒙古煤井下挖過煤，看見過“一個工友的一聲慘叫/被淹沒在塌方聲里”。1993年5月，在一家汽修廠做沖壓工的張守剛在沖床操作切邊過程中，因沖床失控，切掉了他左手拇指以外的4個手指頭。“我必須面對痛苦/和面對自己殘損的左手一樣/將自己的心揪緊”（張守剛《1993：江口汽修廠》）。張守剛一度對生活失去了信心，是文學夢讓他重新又鼓起了人生的勇氣。2001年6月，張守剛的第一部打工詩集《工卡上的日歷》由遠方出版社出版。2002年他榮獲《詩林》“天問杯”詩歌創作年獎，其打工詩歌作品入選了《2001年中國最佳詩歌》、《2002年中國最佳詩歌》、《2003年中國最佳詩歌》、《中國詩選》、《朦朧詩二十五年》、《70年代后詩人詩選》等有影響的詩歌選本。

在社會底層摸爬滾打的打工詩人，在顛沛流離的打工生活中，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交給了詩歌。在漫長與不倦的尋覓中，打工詩人漂泊天涯，流浪四方，以坦蕩，以艱忍，以孤獨，也以狂放，也以癡迷，也以踉蹌，書寫自己的悲歡人生。曾經有過的滄桑經歷和陰暗歲月都是他們的資本。經歷了長途跋涉的困頓和孤寂之后，他們可以負載任何一種沉重的生命。“打工的人/生活中越磨越亮的鐮刀/再艱辛的路/再漫長的人生/也能被他/一點一點地割倒”（何真宗《打工的人》）。作為弱勢文化群體的一員，“打工詩人”默默地承受著一切苦難，靠著自己的人性之光、智慧之光，照亮周圍的世界。他們相信自己“還有別樣的魅力/即使躺在出租屋的床上/也會令一只蚊子耳目一新”（羅德遠《與蚊子同室而居》）。2001年，打工詩人羅德遠、許強、徐非、任明友等人創辦《打工詩人》詩報，在整個當代詩歌的背景上，彰顯出一群人前進的身影，證明和存檔了一個寫作群體的淚水和吶喊，光榮和夢想。打工詩人發出一種微弱的然而又是清晰的“另類”聲音，這聲音屬于打工者自己，從這聲音所代表的情緒、心理、立場……等等意味著某一特定人群的生存狀態。他們為無家的靈魂指引方向，為殘酷的生存指認美。《打工詩人》辦報四年，出刊八期，聯系地址幾經變遷，上十名“打工詩人編委”先后被老板炒了魷魚或炒了老板的魷魚，在異鄉把自己搬來搬去。他們明白這是必須靜心接受的宿命。這是打工詩人對命運的承擔，是打工詩人希望更多的人與他們一塊承擔命運的暗示。這些人與事組成了一個大時代下面潛藏的小時代。由于種種原因，打工者始終處于隱在地位，始終在為大歷史、大時代提供可以存在，可以牛皮烘烘的理由。他們是睡在生銹的鐵架床上的人，“躺在下層或上層/都在生活的底層”（徐非《回家的心情還得流浪》）。任何社會最深厚的底蘊、最深刻的矛盾，恰恰都蘊藏在底層生活之中。在底層生活的打工族中，打工詩人是文化的獨行者與自語者，是一種自生自滅的現象。他們為社會文化提供了另一種參照卻不為他們的時代所注意。但他們仍是這個時代的產物。他們在主流文化與大眾文化之外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個人烏托邦。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論述復辟時代的法國農民，說：“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愛德華·薩義德把這句話放在《東方學》的扉頁。我在這里也借用這句話，來討論底層表達和民間敘述的問題。無論從壓迫他們還是從解放他們的意義上，底層民眾長期以來被視為沒有能力表述自己，他們被稱為“沉默的大多數”。表達的權力機制在漫長的歷史中被建構起來，并且不斷地被建構著、調整著、鞏固著。底層始終無法擺脫在他們的利益表達中只能處于“被表述”的宿命。他們作為研究對象是消極沉默的，他們任人描述，無法“代表自己”。一些所謂的“精英”口口聲聲關懷底層，他們可能并沒有真正的深入過民間，但卻總是自以為代表了民間，卻總以為是在為弱者爭權力。這樣的錯位在幾乎所有的時間里發生在幾乎所有的人身上。他們懂得怎樣打擦邊球，既顯得“底層關懷”，又不真正觸及什么。如果我們關心底層，就讓來自底層的人自己說話。讓人欣喜的是，打工詩人終于微弱地獲得了自我表述的話語能力與基本能力，被大時代有意遮蔽的“另一個部分”在他們的筆下得到了細膩的呈現，讓更多的人得到了一種健全的主體性感受，讓我們可以探測到來自底層的原生態的聲音。一個公平的社會，應該尊重被表述者的話語權。打工詩人隱沒在社會的底層，隱沒在晦暗的生活底層的人群，他們在自己的詩歌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也可以說，他們的詩歌是對于被忽略的、晦暗無名的底層生活的命名。

打工詩人，一個特殊時代的歌者！

3

從文本上講，寫作與個人的生活境遇無關。打不打工，受難與否，個人的滄桑經歷，這些和寫作并沒有直接的聯系。寫作是一種內在的分泌。但“打工詩人”分泌出來的東西肯定會和個人的境遇有關，生活的道路賦予他們詩與歌。因此我一直部分反對“把詩人從詩歌里刪去”的說法，詩人比詩更復雜，更有魅力，也更重要。打工詩人是一個小時代的記錄者，是組成小時代的小角色。他們不像一個大時代中的其他人那樣向上看，是注意到了心靈和事物最微小的部分，而不是最宏大的部分。詩歌的歷史證明了詩歌在這方面的覺悟：由注意宏大到注意細微、由抒寫光明到抒寫陰影和側影，這無疑構成了我們考察真正的詩歌發展的最有效路徑。在打工詩歌里，更多的是一些小場景、小事件、小情緒，鮮有大而無當的“宏大敘事”或高蹈抒情。這就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了詩歌的虛假與濫情。一切都發乎于他們的內心，發現于他們的眼睛，他們用自己的方式來觀察、表達、書寫，而無關乎既定的規則和秩序。他們的詩歌猶如一種光亮正好照在等待照亮的黑暗上。

劉晃祺，我同在天涯的打工兄弟/在工廠流水線/為命運加班的你/超負荷勞作日復一日/在那個/讓你23歲亮麗生命/走完人生最后一個驛站的/那個黑色的7月13日/……你，搖搖晃晃/離開了無限眷戀的土地//消化道出血 呼吸系統衰竭/生命已快走到終極/昏迷后醒來的你卻說：‘別攔我，我要打卡/遲到了要罰款……’/哦兄弟 為什么 為什么/為什么這樣畏懼膽怯/我們不是現代包身工 我們不是奴隸/為什么不說一聲‘不’！/為什么不把抗爭的拳頭高高舉起？！/……3萬元就換取了一個鮮活的生命啊/青春逝去里飽含多少悲愴與嘆息/多少個打工姐妹兄弟/還在流水線上工作超時/棲居皆危房 面容呈菜色/薪水難到手 勞保無人識/……讓我用微弱卻不屈的筆/向劉晃祺一樣的姐妹兄弟/發出心底茁壯的呼吁（羅德遠《劉晃祺，我苦難的打工兄弟》）。

夜睜大了眼睛/在工業區搜尋什么/機器轟鳴聲里/誰一聲嘆息/讓夜色更加濃郁//白熾燈已分不清/自己是在白天還是在夜里/那個打工妹非常疲憊/她的一個又一個呵欠/比夜色更沉重/纖弱的手/已經無法掂量/夜的深度//但她必須睜圓眼睛/才能看清今夜走動的聲音/長長的流水線啊/從這頭到那頭/只是這個夜晚的/開始（張守剛《加班加點的夜》）

打工詩人把頭伸向大時代留下的陰影中，他們的手已經無法掂量夜的深度。在陽光巨大的輝煌后面，往往隱藏著更巨大的黑暗。東莞美而進毛織廠打工仔劉晃祺因廠內日復一日的超時加班，身體極度虛弱，最后吐血昏迷，命殞異鄉。真正的悲劇，在悲劇發生之前就已經發生。在田園的遠逝與城市的冷漠中，在歷史的纏繞與環境的錯謬中，在積郁滿腹的煩惱苦痛與無法表達的失語狀態中，那被忽視的人群，那被拋棄的人群，那被踐踏的人群，那被剝奪的人群，那被侮辱的人群，那被傷害的人群，那無望無告的人群，對于他們來說，生活就意味著忍受生活的侮蔑，生活就意味著痛苦，生活就是掙扎。他們是生活在自己祖國的難民，他們的命運是現代化進程中最不義之事。造成他們傷害的往往不只是某些個人的行為或無行動，而更是社會的無行動。打工詩人的大多數詩歌是對殘酷處境中本真命運的體驗和書寫，我們從中能深刻地感受到作為社會最底層的打工詩人在敘述背后的強烈憤怒。面對如肉在刀俎間掙扎翻滾的打工仔、打工妹們的不公待遇，面對打工妹疲憊的身影，善良的人們都會毫無吝嗇地表露出惻隱之心，而詩人更會確認并堅持自己的“正義沖動”，他們的“稿紙是塊海綿 輕輕擦去/一個時代眼角 飽滿的淚水”（許強《鄉愁》）。打工詩人的內心焦灼、凄涼與痛楚，讓人想起里爾克以近乎哀嘆的歌詠說，“這世上，有誰正無緣無故地哭”，“這世上，有誰正無緣無故地死”，“這世上，有誰正無緣無故地走，走向我”。這就是當下中國都市民間生活中的真實一面，盡管真實得讓人有點不知所措，有些羞愧不安。“許多躺在南中國這塊砧板上的虛弱的詞語/被一個時代的筆捉住……/幾千萬悄然流逝的青春沖擊成了 珠江三角洲/燈火輝煌的現代文明/……我的兄弟姐妹 一個時代的苦和痛/有誰能夠言喻……/許多的文字像血一樣從一個時代的傷口/破閘而出/我的筆尖舔著濃重的腥氣”（許強《為幾千萬打工者立碑》）。再卑微也要有尊嚴，再貧賤也要自由地表達意志，再贏弱也要拒絕那些強加于己的東西。打工詩人的寫作是完成內心道義的自我反省與確證。民工面臨著經濟吸納和社會拒絕的悖論性生存處境，而對這種先天的社會不公，從他們進入城市的那一刻起，就必須無條件地表示默認，并同樣默默地遵守著。他們和城市的距離感如同黑暗與光明之間的反差那么遙遠。在陰影中，打工詩人“必須睜圓眼睛”， 在自己的位置上思考和書寫。他們深入挖掘和揭示日常生活與真實生命中到處藏匿的黑暗，從而重構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經驗和我們的公共空間。

對于任何一個時代來說，人們其實都傾向于訴說“好的方面”（比如美好、愉悅、光明等等）；和“好的方面”比起來，毋庸置疑，“痛”是低矮的事物，是陰影，是細微的、隱藏在一個顯在時代底部的“怪胎”。打工詩人的自身處境，決定了他們向“痛”鞠躬、問好以及對它的撫摸是有道理的。“因為痛/所以痛/為了痛/所以寫”（張守剛《疼痛的詩寫》）。詩歌是一少部分人對時代之“痛”的理解和同情。痛是活著的證明。不僅如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這個社會被殘酷地撕裂成為貧富兩極的時代，在這個麻木不仁的時代，痛就是良知的證明，痛就是人性的證明。打工詩人羅德遠的那首《蚯蚓兄弟》，讓人感受深刻：“從泥土到泥土 季節的深處／人們采集著淚水和血液……/家鄉好比一個瘦女人/讓人失去想象/惟有你 蚯蚓兄弟/腰酸背痛地跋涉 在我的夢中打洞/我寫詩的手指忽然疼痛”。羅德遠憑借語言的張力傳達了最普通卑微的“打工一族”生命內存的痛感。 “一片咳嗽跌落的聲音/比噪音輕 比塵埃重/叫囂的煙塵/順著一脈呼吸遁入肺葉/沉淀成我們多年后的病痛//能喊亮秋風的打磨工/能掏出火焰的打磨工/在人生的轉彎處/卻沒法鍍亮內心的黑暗/淚水留給生活的濕度/讓一地冬麥生銹/而難產的的幸福/遲遲不來”（黃吉文《打磨工》）。黑暗比光明更重，出于這個原因，黑暗只能沉落于光明的底部。中國許多要命的事情恰恰就發生在暗處。在這里，打工詩人不惜以縮小自己，來試圖進入他眼中的顯在時代和建立他需要與渴求的隱在時代 。

打工詩人以他們富于原創性的文本向我們展示了寫作的另一種空間。在一個文字可以淹沒人的時代里，我們反而很難遇到真正純粹的文字。我不知道，打工詩歌，那些在打工群落里生長的詞，那些帶有內傷斑痕的文字，算不算純粹，但至少與潮涌般的另一種文字構成了明顯的分野。面對它，你顯然感受著一種震顫性的體驗。打工詩人，像在底層布下的嗡嗡作響的“精神地震儀”，深入個體中交叉、糾纏、反對、怨恨、郁結的部分，為我們所處的看似底層的生活留下了一份真實的聲音與文字的見證。

通聯：廣東東莞市東城區立新光大花園金輝苑6座4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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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詩人，一個特殊時代的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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