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與時興的“某女士”、“某太太”、“某小姐”相比，“女同志”這個稱呼，像一張張發黃的老照片，散落在高樓大廈、香車寶馬、紳士淑女背影的邊邊角角；風塵仆仆地，勾起人對“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不愛紅妝愛武裝”歷史的聯想。

　　范小青的長篇小說《女同志》[1]并不懷舊，但她的故事，卻與中國女性從“舊家庭”的“高門鉅族的精魂”轉向歷史前臺，其命運有一番比照。小說描寫八九十年代以降，社會大踏步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江南小城南州市的官場生活。按說，官場決非“女兒國”，更不是“大觀園”，而是男人縱橫馳騁的地方。但范小青給女主人公萬麗一個機會進入官場，從這里，讓讀者看到官場也有形形色色的“女同志”。

　　小說描寫大學中文系畢業想留校的萬麗沒能留校，與男友康季平分手，因為恰恰是康季平占了唯一的留校名額。當萬麗在市郊中學“當了兩年語文老師，日子過得沒精打采”，卻意外得到康季平的消息，參加了南州市級機關向社會招聘干部的考試，于是搖身一變，到南州市婦聯宣傳科當了一名干部。萬麗在官場一路攀升，從科員到副科長、科長、南州市舊城改造指揮部副總指揮，一直做到市級大區區長，房產公司老總，小說結尾，萬麗已經是南州市副市長候選人。

　　如果把萬麗的故事，說成一部知識女性奮斗史也未嘗不可，這種題材在當代小說比比皆是。范小青以“女同志”破題，使活躍在官場的職業女性別具蘊涵。“同志”原指志同道合一起共事的人，前面加上“女”字，又表明女性特有的身份在志同道合者當中的差異性。然而小說家要表現的，不是當前文化研究中身份認同問題；恰恰與理論思辨的意向相反，這里突出的是這個稱謂約定俗成的一面：婦女投身社會，參與政務，過去那段反復曲折的歷史，如今卻板上釘釘，讓人習焉不察。盡管近些年又有“女人回到家庭”，“男主外，女主內”的老調重彈，但畢竟改變不了多數婦女參加工作，或即將參加工作的社會趨勢。對比半個多世紀前，魯迅《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那時婦女走出家庭還只不過一個“夢”：“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時卻也免不得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來了什么去？”“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2]。由于經濟不能獨立帶來婦女解放的尷尬，在范小青的“女同志”身上似乎已不是主要問題。

　　這樣說，并不意味小說對婦女解放盲目樂觀。小說家以細致的筆墨、傳神的描寫和委婉的敘述，續寫“娜拉”們的當代故事，揭示雖然“時代不同了”，但“夢醒”之后，要想既不“墮落”，也不“回來”，仍然是人物面臨的難題，是當今一份更需要勇氣、智慧和韌性去完成的答卷。否則，“墮落”和“回來”也不是不可能的。更值得稱許的是，面對知識女性和職業婦女種種難題，范小青筆下的“女同志”卻沒染上傳統文人虛空高蹈、頹唐潦倒的酸腐氣，她們都很執著，看重職業婦女在社會上屬于自己的那一份人生，并且活得有聲有色，真實感人。

（二）

　　也許有魯迅筆下令人沮喪的女性歷史，小說中“女同志”才那樣敬業，珍惜來之不易的社會機緣。與傳統士大夫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教義相比，小說自有女性對生活別一種選擇。具體地說，無論“達”還是“窮”，她們人在職場都不思退路，也沒有退路。有時候，人物背水一戰的做法真有些悲劇意味。這種選擇用萬麗的話說，就是追求“進步”，盡管大家追求“進步”的方式不同。

　　故事結構如同敘述語言，清晰明澈，通過市委機關那些女干部的升遷悲喜劇展開情節。萬麗來到市婦聯宣傳科，構成牽動其他人物的敘事焦點，通過萬麗的經歷，還有她的觀察、揣摩，這些職位不同的“女同志”，大到處室領導，小到一般辦事員、打字員，小說均有細致的描繪，展現出一幅形象逼真、又神態各異的機關“仕女圖”。

　　萬麗初來乍到宣傳科，她的《鄉鎮女干部的心理優勢和弱勢》和《農村女黨員的素質》兩篇文章能一炮打響，全憑市婦聯主任許大姐提攜，從中可見許大姐的水平。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許大姐憑借她對上級意圖的準確領會，給市副秘書長向問打小報告，結果不僅向問被發落基層，連累萬麗在機關也好幾年抬不起頭。許大姐這樣做，原是為幫助自己的丈夫提升為組織部正部長，結果不但沒成，還壞了許大姐在機關良好的口碑，因此萬麗丈夫孫國海說她“偷雞不著蝕把米”。余建芳是向麗在宣傳科工作的第一任領導，她盡心盡力工作，卻眼看比自己后來的人都超過自己，紛紛被提拔起來。她向市委組織部朱部長哭訴，“從婦聯哭到組織部”，使婚姻陷入困境的部長愛上了“這個樸素老實的女同志”。朱部長在沒有結果的愛情中抑郁而死，余建芳當眾失聲痛哭，懺悔中丟失了自己提升正縣長的機會。余建芳身上，多少有徐英和聶小妹的影子。她們的作派，好像停留在崇尚風風火火的另一個時代，那是由強調階級斗爭的社會環境砥礪出來的：不乏高漲的理想與真情，也不乏特有的生硬與空洞。或者應該換一種說法，由于今天社會環境變了，這類女同志的行事風格就顯得突兀，甚至有點無的放矢，難與環境協調。即便如此，小說也不讓這類人物絕望，她們有感傷，卻一點也不清高，也就沒有懷才不遇的頹唐，憑借過去時代賦予她們的堅忍不拔，在今天多元競存、百舸爭游的時代，也有自己的人生前景。其中聶小妹就是未來與萬麗競爭副市長的另一人選。

　　特別傳神的是金美人和伊豆豆這兩位。金美人是“老機關”，五十多歲，市委辦公室接待處處長。“美人”不美，與不相稱的稱呼和外貌相比，她的能力和見識倒與職務相當。由于向問賞識，萬麗被提拔到辦公室當領導秘書，“有背景”又整天圍著領導，是機關上下羨慕和巴結的角色。但并無“背景”的金美人卻不趨時，也拒絕加入眾星捧月的隊伍。金美人第一次見到萬麗，“剛才還笑瞇瞇的，一下子臉就板起來了，說，我告訴你，靠背景是靠不住的，靠臉蛋也是靠不住的，有本事的拿出工作成績來！”萬麗不能喝酒，陪客人喝酒喝吐了，“金美人毫不客氣地說，不能喝就別逞能，你以為女人在酒席上逞英雄，男人會喜歡嗎？”萬麗正在春風得意時，這些話聽起來很不入耳，但她畢竟又是明事理的，金美人話中的道理，不能不讓她“啞口無言”。金美人也并非一味地尖銳，年底迎新宴會上，她的聰明干練，更表現為八面玲瓏、善于周旋。萬麗不想喝金美人的罰酒：“這會心情忽然惡劣起來，覺得很氣，憑什么金美人就能這么欺負人，大家還助紂為虐”，于是“把杯子一推，說，我不喝了”。一陣言語沖突，“全場啞然，大家面面相覷”：

　　僅僅過了幾秒鐘，金美人已經調整過來，臉上堆滿了笑，上前摟住萬麗，柔聲柔氣地道，喔喲喲，喔喲喲，我的小公主，開開玩笑的，你還當真了啊？……在金美人的調笑聲中，大家的情緒也迅速地調整過來了。有個人立刻來拍著萬麗的肩，慰問她說，哎哎，小萬，你可別當真，金處長是和你開玩笑呢。另一個人也說，是呀，你剛來不久，還不太了解金處長，她這個人，就是這樣，喜歡逗人。金美人說，你說清楚了，是哪個斗字？那人立刻道，當然是斗爭的斗啦。金美人笑道，你還真了解我，我這個人，就是喜歡斗爭嘛。大家又開始說說笑笑，氣氛美好如初，好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過。而萬麗心里的別扭，一時還順不過來，反而顯得她小題大做，白白地掉了一大串眼淚。倒是金美人還想著萬麗，她拿起萬麗的酒杯，說，小萬，誰讓我惹你了，是我該罰，我罰！話音剛落，一杯酒已經下去了，萬麗甚至都沒有來得及“哎”一聲。

　　金美人救場及時，再加上同事們配合，這一點波瀾，更襯托迎新宴會上氣氛活躍，同志關系融洽。剛才掉淚的萬麗“很奇怪的，在內心深處，卻對她的同事們，包括金美人，漸漸地產生出一種敬意，這是一種敬畏的佩服”。這件事使萬麗意識到，像她這樣被公認的“機關第一才女”，一味清高也不行，更不能率性而為：“在辦公室這樣的要害部門工作，確實是要培養自己非同一般的適應性和靈活性。說到底，是要把自己的感情埋得深一點，藏得緊一點。”

　　和金美人比，伊豆豆年輕漂亮，是萬麗在機關十多年最要好的朋友。她和萬麗的關系有功利的一面，比如她通過萬麗調房產公司任辦公室主任，但主要在另一方面，就像“三個女人一臺戲”似的，能暢所欲言。伊豆豆和金美人相投，她們都不安于“小公務員”的灰色人生，拒絕做“套中人”，在一個講求程式化、比較板滯的環境，常有鬼使神差一般的越軌之舉，也總是讓多數中規中矩的人瞠目結舌。比如金美人當眾說首長錯把油菜當蘿卜；伊豆豆離婚，卻被她原來的上司、一直追求她的老秦拒絕了婚姻，真可謂“賠了‘先生’又折兵”，原因是她過于看重老秦一份真情。萬麗比伊豆豆提升得快，但她們的關系不像官場的上下級，伊豆豆只有一味說“是是是”，“好好好”的份。相反，她和萬麗只要在一起，就少不了互相調侃，互相揶揄，伊豆豆在這位“才女”面前，一點也不氣餒，反而經常有“我給舍弟改文章”[3]一類的自吹自擂。最讓萬麗難堪的是伊豆豆總能看到她內心深處，揭穿她的虛榮，讓萬麗感覺很窩囊，又不得不承認她說的有道理，不得不接受她給她的這份尷尬。因此，伊豆豆是聰明的萬麗心目中的真朋友，她是把萬麗從“有背景”、“機關第一才女”、“女強人”這樣一些虛幻光環中，拉回到現實和世俗人生的一只有力的手。

　　又比如，萬麗剛回到宣傳科，宣傳科又來了一位既漂亮又有才干的女研究生陳佳，這兩個人旗鼓相當，競爭白熱化在所難免。從表面看，陳佳后來因為和管干部的有婦之夫崔定發生戀愛關系而調離宣傳科，但實際上，萬麗也不是赤手空拳、全憑自己拼打出來。這兩位“自律自省的女同志”，固然都有“貴族般的道德自我完善”，但私下里，又都有和仕途密切聯系的男女情感瓜葛。陳佳有崔定，還有她婚前的幾個男朋友；萬麗有康季平、向問、葉楚洲。這一點，伊豆豆看得十分清楚，所以她教訓“萬大小姐”說，陳佳“她是人，她是女人，她也是愛虛榮的，這一點你不用懷疑，但她放在心里，藏得深一點，哪像你，更不像我，什么都寫在臉上，有什么出息”。正因如此，伊豆豆感情的天平始終傾向萬麗，對更工于心計而少人間煙火氣的陳佳，有一種出自本能的拒斥，敬而遠之。從人物角色的布局來看，萬麗和陳佳可以互為文本，相互參照；伊豆豆則是萬麗內心的一面鏡子，通過她們家長里短似的聊天，相互傾訴，官場這個本來最容不得感情用事的正襟危坐之地，便與日常生活、七情六欲扯上千絲萬縷的聯系。這是女作家范小青寫官場卻不枯燥的一個原因。

（三）

　　“慼而能諧，婉而多諷”是魯迅對吳敬梓《儒林外史》的評語。借此，也可以說明諷刺小說與清末譴責小說不同。雖然都是對生活持批評態度，但譴責小說“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4]。《女同志》中女性形象林林總總也有十好幾位，她們都有自己的弱點，也都做過官場犯忌的事情，作品這樣寫，顯然有對人物和社會環境不以為然的方面，運用了諷刺的筆法。但小說的諷刺力度卻不在于有沒有抨擊社會的尖銳言辭，小說中也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好人壞人。這說明小說家并不以啟蒙者姿態，居高臨下俯視人生；另一方面也不完全站在人物的立場，由理解而同情，進而放棄了自我視角的別具一格。因此，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所強調的不是故事的新聞性，更不是已經被某種理論框定的所謂“生活本質”，而是小說家對人生別具慧眼的打量。對此，魯迅這樣解釋：

　　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污蔑”；既不是“揭發陰私”，又不是專記駭人聽聞的所謂“奇聞”或“怪現狀”。它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以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這事情在那時卻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但這么行下來了，習慣了，雖在大庭廣眾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在給它特別一提，就動人。[5]

　　比如，誰都知道現代化形勢逼人，經濟建設刻不容緩，但當有關內容落實到官場的飯桌上，卻讓人啼笑皆非。萬麗在宣傳科第一次外出參加活動，跟許大姐到元洲縣搞調研。中午鄉黨委陳書記擺飯局，他“一到，就嚷著，大杯去掉，大杯去掉！”幾個服務員“一個問，上什么？一個答，大杯都拿掉了，當然上白的”，因為這樣的飯局非常多，服務員和領導已達成默契。最有趣的是飯桌上陳書記張羅要送許大姐一行人外貿出口的毛衣，還特別“拍了一下萬麗的手背說，萬麗，一會兒去看看，要是喜歡，就拿”。伊豆豆假裝吃醋說：“陳書記你喜新厭舊，見了萬麗，就沒有我啦？”這位貌似農民、并無多少文化的陳書記張口便來：“哪能呢，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嘛。”隨即轉過頭對萬麗說：“萬麗，我們之間，現在也不是‘新’關系了，也已經是‘故’人了，從前說，一回生，二回熟，但現在時代不同了，什么事情都得加快節奏，一回就熟了嘛，干嗎要等兩回，是不是？”幾句話說得大家都舒舒服服。萬麗笑著想：“難怪這個鄉鎮的鄉鎮企業發展的這么快，這個陳書記還真是有兩下子的，他恐怕每天都得應對不同的對象，看什么人說什么話，幾年干下來，都成了人精了”。萬麗禁不住暗下決心，也要向陳書記學習。逼人的形勢，競爭的機制，可以把過去十分木訥的人，訓練得滿嘴跑火車；就難怪陳佳這樣的淑女，也要在仕途上鋌而走險了。雖然小說寫的是請客吃飯送禮，但在速度中尋找機遇的人生場景，必須不斷隨機應變的環境，還是給人以巨大壓力，催促每個人身不由己地趕赴未卜的命運。小說家筆下“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由此可見一斑。

　　緊張的發展形勢，也使官場變得讓人捉摸不定，官場的那些官人跟緊了不是，慢了也不是，由此構成小說中又一層諷刺意味。《女同志》描寫萬麗的生活大致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主要寫她在婦聯宣傳科的經歷，后半部分寫原市委書記平劍剛調走，向問擔任組織部長后，萬麗經過省里的青年干部培訓班，離開婦聯，迅速提升起來。隨著萬麗提升，當初在婦聯一起工作的女同志，也都紛紛到其它崗位擔任領導職務，她們像一粒粒充滿生命力的種子，撒向南州市各行各業。小說通過她們的經歷，揭示官場上人的命運飄乎不定；而南州市的建設，就在這種缺少定數，卻人人爭取“進步”的慣性中迅速發展起來。向問反對基層干部為完成上級修路的“死命令”，硬性拆遷老百姓住房，因此被市委書記平劍剛當作改革的阻力，下放到里和縣當一名副縣長；后來平劍剛因為拒絕與個體房地產商開發香鏡湖，惹惱了省委周書記，也作為改革阻力調離南州市。平心而論，調出和調進都不是對錯的標準，因為拋開萬麗對他們的個人感情，很難說向問和平劍剛誰的做法就完全沒有道理。如果硬性拆遷，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顯然被忽視了，但如果遷就拆遷中的“釘子戶”，南州的公路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四通八達；房地產開發顯然離不開個體開發商，但葉楚洲以友情為誘餌，為個人商業利益不惜一切的動機和做法，也真讓萬麗膽寒。但是這些道理，卻由于向問和平劍剛的一出一進而不容討論，因為對與錯的唯一標準是緊跟的速度，跟上了就是對，跟不上就是錯。這一點倒是耐人尋味，改革開放年代怎么有“大躍進”遺風？

　　更生動的描寫是官場小人物演繹的細節。萬麗出任市房產公司老總以后，由文弱矜持的知識女性，逐漸變成足智多謀、殺伐決斷大權在握的“女強人”。房產公司一下子無力償還財政局貸款，這時萬麗心生一計。她從社會部馬部長得知，那個打著財政局會計李秋名義，強硬而無理地要求續簽公司住房合同的許紅，原來是李秋新婚的丈夫平原的前女友，李秋本人卻不知道這件事。萬麗決定先不讓李秋知道，轉而要挾平原，她答應許紅續簽，但以此為條件，讓平原說服李秋允許公司拖延償還貸款的時間。萬麗變了，但她的屬下馬局長以為在他面前的，還是原來做事一板一眼的萬麗，于是自作主張，直接跑到李秋那里，把萬麗吩咐續簽的合同取消了。萬麗隨即接到李秋電話，李秋電話里痛斥她手段卑劣、無恥，說自己就是離婚，也不讓萬麗延緩那筆貸款。正當萬麗一頭霧水，搞不清李秋怎么知道這件事？小說描寫馬部長進來了，他“得意地邀功說，萬總，我把許紅的事情辦妥了，李處答應了，許紅的合同不續簽了。萬麗只覺得腦子‘轟’的一聲，血直往腦門兒上沖，臉上額頭上頓時燙得厲害，氣得眼皮突突直跳”，她想訓斥馬部長，但馬部長正“一臉的喜氣，等著表揚呢”。這回輪到萬麗“機關算盡”，問題就出在，萬麗的“進步”，已經讓手下人辨不清東南西北了。

（四）

　　同為官場小說，女作家寫“女同志”，總有男作家不及的入木三分之處。與其說這是一種理解，不如說身為女性，她企盼女性在現實有更好的歸宿。因此，范小青《女同志》的諷刺筆法，也許無法逃避“大抵為被諷刺者所憎恨”的常規，“但他卻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諷刺，在希望他們改善，并非要捺住這一群到水底里”。關于諷刺的特點，魯迅又說：“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只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為，那就并非諷刺了，這便是所謂‘冷嘲’。”[6]

　　萬麗仕途每逢關鍵時刻都有康季平傾力相助。按照一種解釋，康季平的形象是不是包含著無所不能的男性神話的隱喻呢？再加上他在小說中經常突然而來，又倏然而去，給人神出鬼沒的感覺，顯得不可思議。小說對這個人物有自己的交代，由于大學時代萬麗同宿舍的姜銀燕作梗，使她和康季平這對有情人終不成眷屬，這是康季平一生的隱痛，也因此一直抱著懺悔的心情幫助萬麗。但如果不把作品嚴格地看作是傳統的寫實筆法，那么康季平或許可以作為一條引線，使萬麗在官場的人脈上通下達，更使讀者看到上至高官、首長大秘，下至社會賢達、三教九流，在官場或和官場有關場景的各種表演。官場牽動萬人心，這是萬麗感到官場深不可測，來不得虛無和清高的關鍵所在。在萬麗對復雜人性的綜合比較中，在官場虛虛實實的角逐中，康季平象征一種超越，一種愛情和真誠的力量。就此而言，康季平是理想化的，因而也無法逃脫理想化人物常有的命運：他反襯出各色人物的品格高下，但藝術鑒賞中，又最終不如那些有點旁門左道的人物更生動傳神。

　　塑造理想化人物，最明顯不過地表明小說家對她的人物是“善意”而“熱情”的，她的《女同志》有諷刺，有譴責，卻不是讓“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為”的“冷嘲”。而且理想波及所在，女主人公與官場形成一種張力，真情與無情，緊張與舒緩，刻板與自然，這些矛盾自始至終讓萬麗處在兩難境地。事情卻往往陰差陽錯，也正因為萬麗沒有果斷地偏向一方，使她能在官場生存下來，而且體現了女同志、女干部在現代官場獨特的意義。

　　這方面，小說有許多出色的描寫。比如萬麗看上政法科科員孫國海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這位官場小人物在平實中有真性情。萬麗在官場處理婚姻大事，卻顯得如此“乏味”，缺乏功利色彩，不僅超出許大姐想象，就連康季平也認為“孫國海對你（指萬麗）不合適”。但萬麗和孫國海結合，他們的婚姻和所有“幸福的家庭”一樣，吵吵鬧鬧地延續下來。又比如萬麗在省青年干部培訓班，眾多年輕人翹首渴望結業時得到大會發言的機會，萬麗卻得而復失，因為發言前一天她女兒病了，她想都沒有多想，急忙趕回家看住院的女兒；結果代她發言的聶小妹，卻因為過于投入，反而失去了這次給領導留下好印象的機會。事后，省委黨校培訓班教員沈老師對萬麗說：“兒女情長是你的弱點，女兒一病你什么都不要了，這一回偏偏救了你”。但沈老師接著說：“正常的進步的道路，不是靠機緣，不是靠運氣，要靠自己抓住一切機會去努力”，“弱點就是弱點，不能因為這一次弱點救了你，你就以為弱點就是你的安身立命的東西”。

　　在這些作為領導和老師的男同志教誨下，到小說后半部分，萬麗的“弱點”真的逐漸被克服了，不再那么“兒女情長”，“左右搖擺”；她像一支準確無誤射向靶標的箭，工作上戰績累累，但她卻錯過了友情，錯過了家庭生活，甚至想和“不進步”的孫國海離婚。這支箭的速度似乎與時代吻合，急促而有力。但是，看著被現代社會異化了的萬麗，伊豆豆的話雖然淺顯直白，卻意味深長：“我們從小都知道燕雀安知鴻鵠之志，都知道人要有志向，要進步，但也有人覺得，雖然大鵬鳥飛得高，可小麻雀也有小麻雀的快樂，它飛到樹枝上唱唱歌，飛到地上吃個小蟲子，有什么不好呢。”伊豆豆同樣是出色的職業女性，她這樣說，并不是自己打算抽身而退，而是覺得人應該活得自然一點，特別是女人，不要被官場泯滅掉自己的天性。

　　關于女人，半個多世紀前張愛玲說：

　　叫女子來治國平天下，雖然是“做戲無法，請個菩薩”，這荒唐的建議卻也有它的科學上的根據，曾經有人預言，這一次世界大戰如果摧毀我們的文明到不能恢復原狀的地步，下一期的新生的文化將要著落在黑種人身上，因為黃白種人在過去已經各有建樹，唯有黑種人天真未鑿，精力未耗，未來的大時代里恐怕要輪到他們來做主角。說這樣話的，并非故作驚人之論。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訓練與壓抑，的確足以斫傷元氣。女人常常被斥為野蠻，原始性，人類馴服了飛禽走獸，獨獨不能徹底馴服女人。幾千年來女人始終處于教化之外，焉知她們不在那里培養元氣，徐圖大舉？[7]

　　這是當年張愛玲略帶夸張的一種說法。但62年后的今天，范小青《女同志》又在“慼而能諧，婉而多諷”的描寫中，向讀者重申了這一點。應該說，尋求自然和諧的人生狀態，在迅疾發展的現代社會是一種理想，不是普遍的現實。即便如此，生活也不能缺少理想；而且理想是美好的，值得人去追求。

　　   2006年10月22日完稿，24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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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女同志》，范小青著，春風文藝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2] 魯迅：《娜拉走后怎樣——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藝會講》，《墳》，《魯迅三十年集》（之二），魯迅全集出版社，1947年，第143、144頁。

　　[3] 傳統的民間打油詩云：天下文章屬吾鄉，吾鄉文章屬鄙縣，鄙縣文章屬舍弟，我給舍弟改文章。

　　[4] 魯迅：《清末之譴責小說》，《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八篇。

　　[5] 魯迅：《什么是“諷刺”——答文學社問》，《且介亭雜文二集》。

　　[6]魯迅：《什么是“諷刺”——答文學社問》，《且介亭雜文二集》。

　　[7] 張愛玲：《談女人》，原載1944年3月《天地》月刊第6期。轉引自《張愛玲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1月，第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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