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游記》是我國的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也是中國小說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但是相對來說，對四大名著的研究中，《西游記》是遠遜于其他幾部名著的。而且一般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盡管都有論述《西游記》的專章，但是篇幅也是相對較少的，對《西游記》的研究仍然處于一種封閉的范圍中，沒有能放入更廣闊的語境之中，我想指出的是這種語境不僅僅是一種廣度上的與其他文化的相關，而是一種精神內涵上，近年來，有一個可喜的發現，就是《西游記》中的孫悟空的原型精神被發掘出來，既中國偉大的自強不息的“夸父精神”，但是與西方的“浮士德精神”相比，還是略顯單薄，但這畢竟是一個很有價值的認識，而對《西游記》的研究，現在正是缺少這種對文本文學性與精神內蘊的有創造意義的理解。我們試著從一種現代與古代相交織的視角來從精神內涵與文化意義的方面來解釋和理解這部偉大的古典名著。

二、

　　《西游記》寫的故事，有現實中的原型，即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大師遠赴印度求取佛經的故事，其實玄奘西行的目的是為了對具有不同意義的經典尋求一個共同的解釋。因此他只有到佛教的發源地印度去尋找佛學的真諦，根據他的印度之行，基本上實現了愿望，在求解的過程中，同時也促進了中印兩國的文化交流，玄奘的“留學”。同時也為印度的佛學乃至文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是一種對話，在對話中思想得以廣泛的交流。玄奘在印度（印度當時有五個比較大的邦國，稱為五印度）的威望很高，僅次于其師戒賢正法藏，受到當時最有權勢的戒日王的敬重，并一再被邀請留于印度。但最后被玄奘婉言謝絕。

　　盡管玄奘對中印兩國的佛教以及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主要的貢獻，但是無論是從統治者的角度，還是從民間的角度，都沒有對文化意義方面產生興趣，統治階級把目光放在經濟與政治交流方面，而民間則把目光放在玄奘具有傳奇色彩取經過程上。

　　玄奘寫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與由玄奘親自口述的，由弟子筆錄的《大唐西域記》比較起來，有更多的傳奇和神秘色彩，這與宣揚佛教的宗旨是分不開的，而《三藏法師傳》畢竟不是真正意義的文學著作。

　　晚唐出現了傳奇，這是中國最早的小說類型，而到宋代出現了話本文學，所謂“話本”，是“說話人”說話所依據的底本，原來是師徒相傳的“說話”的書面記錄，因為話本是針對聽眾的，采用的是口語體，所以具有口頭文學的性質，而我們今天所見的小說話本，是經過下層文人的加工，能夠為讀者閱讀的話本小說了。

　　而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就是由話本發展形成的話本小說，因此其不可能是由一個人完成的作品，而是一種民間集體創作的結果，在《詩話》里，主要的人物基本都已經出現。盡管經過文人加工和潤色，但還是保存了民間世俗文學的原由風貌，反映了市民階層的審美追求和世俗生活的一些特點，《詩話》是西游故事發展中主要的環節，為主要人物和情節初步定型作出了重要的準備，而在《西游記雜劇》中，不但主要人物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包括白龍馬都已經出現，而且情節和百回本更加的接近，包括唐僧出世，大鬧天宮、收伏八戒、女兒國、火焰山等主要故事。

　　在《雜劇》中，民間化的程度比《詩話》更高，《詩話》中還有一種對宗教的虔誠，而《雜劇》無論是語言，還是情節的構造，人物的性格，都有濃厚的世俗氣息，滑稽調笑意味。而在《西游記》成書前還有一個過渡本《西游記評話》，盡管已經失傳，但是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應該與百回本的故事相當接近。

　　我們從《西游記》的成書前西游故事演變的過程來看，《西游記》的形成是民間文化和人民的豐富想像力和創造力是分不開的，故事也從一種宗教性很強的官方和出世色彩，逐漸變為世俗性氣息越來越濃的民間色彩，主要人物也由唐僧這一頗具宗教意味的歷史人物變成具有民間特色，變成了寄托了廣大人民理想和反抗統治階級愿望的、具有強大本領、崇高自由、桀驁不馴的英雄人物孫悟空。

三、

　　《西游記》的故事由最初的史實，文獻性著作到話本、雜劇以至平話，最后由明代的吳承恩寫成情節精巧完整，人物形象生動逼真，思想意韻深遠的百回本文學名著。作為作者的吳承恩自然功不可沒，沒有他的文學天才，就沒有《西游記》。但是我們同時也要注意到《西游記》的最后完成，不但是在幾百年的各種傳說和文學創作的積累下的作者集大成的結果，同時也包括了中國民間文化和人民智慧的歷史沉積。沒有幾千來的民間文化，同樣不可能產生偉大的古典文學巔峰之作《西游記》。

　　《西游記》的語言有高度的口語化和而人物趨向的世俗化，無論是取經的只要人物，還是天上的神佛，地下的妖魔，用的都是民間語言。整個西游世界，不但語言是民間口語化的，而且人物的形象和舉止也都帶有世俗的影子，如天庭最高統治者玉帝，不但平庸無能，而且膽小怕事，得過且過，再三對悟空的行為妥協，只有到悟空威脅到他的統治地位時，才不得不派天神去請如來，而老君不但明哲保身，而且還在悟空和二朗神的打斗中暗施偷襲，完全沒有一教之主的風范，而如來有些好大喜功，自私護短，并且“打誑語”欺騙悟空，回到西天后又向眾人炫耀，如他回到靈山時說：“玉帝大開金闕瑤宮，請我坐了首席，立‘安天大會’謝我，卻方辭賀而回。”帶有世俗人的色彩。而唐僧雖然更符合一個佛教徒的形象，然而也表現出封建家長的專權和頑固。

　　另外，書中的形形色色的妖魔，也是高度的世俗化和民間化，身上體現了“市民”的一面，如精打細算。有時也想市井細民一樣表現出種種的詼諧幽默。當然，最能體現世俗化和市民思想的要數豬八戒。因此，豬八戒的形象，有時甚至超過了取經的中心人物唐僧，沙和尚體現了普通勞動人民真誠、善良勤勞和任勞任怨的一面，是作者對勞動人民的淳樸品質的肯定和贊揚，這種世俗民間化幾乎貫穿了文本的各個方面，這不僅是作者的失意人與勞動人民立場有關，同時也和中國幾前年來的民間文化，和宋代以后市民文化的興起和發展有關，書中的主人公孫悟空，不但表現和寄托了作者和下層人民的理想，而且其詼諧、幽默的一面，也正是民間詼諧文化的體現，這種詼諧和幽默，體現的是一種狂歡精神。

　　巴赫金說：“藝術觀察的新形式，是經過若干世紀緩慢形成的，而某一時代只是為新形式的最后成熟和實現創造出最適宜的條件。”這正說明了《西游記》的成書過程的深層歷史和文化原因，《西游記》是反封建的官方壓迫的民間文學精神和民間文化在歷史的積累中，以藝術的形式最完美的體現。

　　《西游記》首先表現了反封建的反抗性，表現了人民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這主要體現在《西游記》的第七章，尤其是大鬧天宮的精彩描寫中，小說中的天庭正是封建最高統治者和各級官吏的代表。在孫悟空的眼中，一切權威、莊嚴和封建的信條，君臣、長幼、尊卑、都不值得一提，公然表示了對封建統治者的蔑視，書中寫道孫悟空在太白金星參拜玉帝時“悟空挺身在旁，且不朝禮。”在莊嚴的大殿上，對最高統治者不屑一顧。而玉帝問哪個妖仙時，悟空只答道：“老孫便是。“殿上的仙卿們卻夏得大驚失色，紛紛斥責悟空，雖然他們都是高高在上的神，卻表現得卑微渺小，善于奉承的本相一覽無遺。從而更反襯了孫悟空的大膽無畏，敢于蔑視權貴，頂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就連玉帝也無可奈何的以“寬宏大量”來掩飾其昏庸無能。不但不加追究，反而要托詞“那孫悟空乃下界妖仙，初得人身，不知朝禮。”實質上反映了統治階級貌似強大而虛弱的本質。

　　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是既恨且怕，為了維護其統治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妥協策略，但是他們始終不會真正信任這個“妖仙”。而以欺騙的手段授與悟空一個看馬的小官，從孫悟空上天庭當“弼馬溫”，我們可以看出《西游記》中兩種對立的文化，代表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文化和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民間文化。

　　巴赫金的狂歡以及對話理論雖然立足于西方的歷史和文化，但是民間文化作為一個世界性的人類社會文化范疇，是有很多共同之處的。雖然中國沒有狂歡節，但是這不能說明中國沒有節日狂歡的感受，中國古代傳統的節日很多，比如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等。在這些節日中，中國古代的勞動人民也同樣能感受到一種狂歡節的世界感受，每到這些節日，人們都張燈結彩，相互祝賀、互贈禮物，在一些節日還有大型的表演活動，如元宵節的燈展，端午節的賽龍舟等。

　　而且中國的節日和歐洲等西方國家不同的是，盡管多少帶有疑點宗教因素，但是總的來說這種宗教性已經融合到一種民俗之中，其實帶有更多的神話色彩，這與中國始終沒有一種宗教能在社會生活中占絕對的統治地位，而帶有入世精神的儒家思想在封建社會思想領域長期占主導地位有密切的關系，端午節是為了紀念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更體現了中國傳統節日的人文色彩和世俗特點，而西方節日幾乎都和宗教保持一定的聯系，源于基督教和《圣經》的傳統。

　　雖然中西民間狂歡節日都有各自的文化特點，但是作為人類的一種精神現象，還是具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主要包括三個層面：首先是節日狂歡，這是狂歡節文化的節日起源，也是狂歡的世界感受的精神來源。次是文學的狂歡化，這主要是指體裁的形式，即體現狂歡式的世界感受的語言文字及其表現的事物和藝術形象。最后是意識形態的狂歡化，而《西游記》作為成書于數百年民間文化傳統的集大成之作，包含了豐富的狂歡化文學因素，而我們對《西游記》的研究，在這一方面幾乎沒有論述，現在我們就巴赫金的狂歡理論的一些普遍性的觀點，結合具體的中國民間文化特點，討論《西游記》中狂歡化所包含的意義。

四、

　　《西游記》中的世界，在書中由三個世界組成，一個是神佛世界，第二個是與其對立的妖魔世界，還有世俗的人間世界。唐僧師徒四人主要是與在取經途中的各種妖魔斗爭。而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妖魔與神佛都有些千絲萬縷的聯系，如青牛精是太上老君的坐騎，金角和銀角兩個妖魔是他的家童，通天河中的靈感大王是觀音蓮池里的金魚，朱紫過的賽太歲是觀音的坐騎金毛吼。比丘國國丈是壽星的白鹿，而金翅大鵬是如來的舅舅，除非如來誰也收拾不了。在收服熊怪的一段，孫悟空說：“妙啊，妙啊！還是妖精菩薩，還是菩薩妖精？”菩薩笑道：“悟空，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若論本來，皆屬于無。”在作者的眼中，神佛和妖魔的界限賓個不十分清晰。如上文所述的妖魔，都是有“神緣”和“佛緣”的，而豬八戒=沙和尚都同時作過神和妖，最后又皈依佛門。黃袍怪本是天上的星宿奎木狼，這并非作者故弄玄虛，而是體現了作者對事物的復雜和不確定性的一種表現，這正是狂歡式中的交替、變更的精神的體現。

　　《西游記》中的花果山，是狂歡式的世界最為明顯的體現，書中寫道：“美猴王領一群猿猴、獼猴、馬猴等，分派了群臣佐使，朝游花果山，暮宿水簾洞，合契同情，不入飛鳥之叢，不從走獸之類。獨自為王，不勝歡樂。在美麗如畫的花果山里，沒有登記秩序的壓抑感，也沒有宗教的沉悶感，從這個角度說，不論是眾神的天庭，還是諸佛的西天，都沒有花果山自由。而花果山如眾猴所說：“我等日日歡樂在仙山福地，古洞神洲，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間帝王拘束，自由自在，乃無量之福。”

　　花果山的孫悟空和眾猴自由自在，無拘無束。雖然他們奉孫悟空為王，但是他們這種關系和玉帝與眾神，是有本質的差別的，前者是一種快樂的自由的，共同的游戲和狂歡的親密關系，孫悟空的領導地位是眾猴推選出來的，是一種能帶領他們走向更自由、更快樂的能力作為前提的。而天庭，則代表有森嚴等級秩序的封建的官方世界的寫照，在那里雖然也有一定的娛樂活動，但那卻不是自由的。比如蟠桃會，宴請的都是一些顯赫的神佛，就沒有“齊天大圣”孫悟空。而作為卷簾大將的沙僧，不過因為打碎了玻璃盞，玉帝就把他打了八百，貶到下界。可見，作者在西游世界中，對封建統治者宣揚的天堂、是持否定態度的，而肯定和贊揚的是具有世俗特征的花果山，花果山里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只有宴席和聚會，充滿了民間的狂歡和節日的氣氛，這正是張揚自由和平等精神和更替更新的狂歡節的世界，是作者的美好憧憬，也是民間精神的藝術理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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