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

　　[摘 要]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對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下人類對科學技術的濫用,以及生存方式中過度的消費文化進行了深刻反思,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對科學技術濫用,以及過度消費所導致生態環境危機的現代人類生存方式。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在對資本主義生態政治哲學深刻認識的基礎上,激烈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生態政治思潮對于解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理論無知,力圖構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并提出以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從政治、經濟、文化、法制和生態方面構建全新的社會制度即生態社會主義。在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的背景下,研究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適應時代的需要,為我們解決當前中國社會發展中的生態環境危機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同時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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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20年代以來,面對人類所面臨的人和自然關系失衡的現實困境,西方法蘭克福學派繼承了德國古典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傳統,開始探索科學技術和生態危機之間的關系,重新把人們的哲學目光轉向人和自然的關系。從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對人類啟蒙運動的直接結果科學技術的批判開始,經由馬爾庫塞從批判科學技術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轉向,再到萊易斯和阿格爾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初步創立,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們歷經大半個世紀的理論探索和發展,最終形成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回望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發展歷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深刻批判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為我們建設和諧美麗的生態中國提供了理論和實踐的指導和幫助。

　　一、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從多個角度批判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認為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源就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擴張性。詹姆斯·奧康納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生產力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運動,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生產條件的矛盾運動。他認為,傳統唯物主義只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而缺乏對生產條件的分析。其實,資本主義生產的無序化必然導致生產條件的破壞。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利潤最大化。追求利潤最大化就必須擴大生產規模和增加對原材料供應,這就會造成原材料的價格增長和資本利潤率的下降,進而導致生產不足的后果;相反,如果原材料的價格降低就會加速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和對自然界的污染加重,從而加大對生產條件的破壞。與此同時,傳統的唯物主義理論在看待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問題時候,只是從技術的角度去規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從而導致技術和工具成為影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首要因素,而忽視了文化和自然條件對生產力和生產力的發展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一書中批判這種傳統的唯物主義觀點,首次把文化和自然條件引入唯物主義理論。他指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不僅受技術和工具的制約,還受到文化和自然條件的制約。勞動作為人與自然界之間聯系的中介,既是一種物質實踐活動,又是一種文化實踐活動。如果僅僅把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系看成是一種由技術和工具所主宰的物質交換活動,那么必然導致人與自然的矛盾,進而引發嚴重的生態危機。

　　本·阿格爾、威廉·萊易斯從當今資本主義制度維系其統治合法性的層面,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會導致生態環境危機。他們認為,資本主義通過大量的商業廣告宣傳,引誘人們進入一種無盡的商品消費模式而無法自拔。資本主義是通過不斷擴大生產規模,提供大量的商品,維系自身政治統治合法性的。約翰·貝米拉·福斯特和安德列·高茲從當代資本主義制度本質特征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角度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導致生態環境危機。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資本的所有者為了追求資本的不斷增值,無視社會的真實需求,不斷擴大其生產規模,以實現經濟增長和資本增值。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只關注短期的經濟效益,而完全無視經濟行為對生態環境的長期影響,更不可能按照保護生態環境的要求安排生產活動。“資本主義企業管理關注的事并不是如何實現生產與自然的平衡、生產與人的生活的協調……它所關注的是花最少的成本生產出最大的交換價值”。這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之間物質交換的失衡和斷裂,引發生態環境危機。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從生態環境危機產生的根源入手,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是導致生態環境危機的根源,這就給我們在現實實踐中解決生態環境危機的問題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啟示。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對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下人類對科學技術的濫用,以及生存方式中過度的消費文化進行了重新反思,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對科學技術濫用,以及過度消費所導致生態環境危機的現代人類生存方式。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對現代人類對科學技術的濫用的批判主要圍繞著兩個層面展開。以約翰·貝米拉·福斯特、本·阿格爾、詹姆斯·奧康納為代表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在《反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自然的理由》中指出,人類濫用科學技術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導致人類對科學技術的非理性運用。資本家進行生產,目的不是為了滿足人們日常生活的正常需要,而是為了追求剩余價值。由于科學技術在現實生產活動中的應用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增加了剩余價值量和利潤率,因此,追求超額剩余價值的資本所有者必然會拼命地發展,并在現實中應用科學技術,甚至濫用科學技術,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傷害。于是,科學技術脫離了其為人類改造世界服務的原初功能,反而異化成為資本謀取利潤的工具。針對當前某些資本主義生態學家寄希望于通過技術的進步來解決生態環境危機的天真想法,約翰·貝米拉·福斯特在《反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一書中明確指出:“將可持續發展僅局限于我們是否能在現有的生產框架內開發出更高效的技術是毫無疑義,這就好像把我們整個生產體制連同非理性、浪費和剝削進行了‘升級’而已。”

　　威廉·萊易斯在《自然的控制》一書中,從哲學價值觀的角度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對科學技術的濫用。他認為,以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為基礎的科學技術,使得資本主義社會人和自然的關系變成了人對自然的控制。“控制自然”必然導致人和自然關系的高度緊張,引發生態環境危機。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把科學技術同現實的人類生產和生活,以及社會制度和社會文化緊密地聯系起來,批判了那些脫離現實的人類活動而抽象地談論科學技術及其作用的形而上學觀點。與此同時,生態馬克思主義把對濫用科學技術的批判和對過度消費的生存方式的批判聯系起來。在他們看來,正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給人類過度的物質消費提供了技術的支持和現實的可能性,推動了人類過度的物質消費文化的形成,加重了生態環境危機。人類只有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理性地運用科學技術,恢復科學技術原初的本質,才能擺脫技術異化所導致的惡果,解決當前的生態環境危機問題才有現實的可能性。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繼承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思想,對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資本主義生態危機進行全面的分析,提出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異化和消費異化理論,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兩重矛盾等理論。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看來,現代人類社會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模式加深人和自然的對立狀態,引發并不斷加重生態危機。環保主義者試圖通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改良解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想法,不過是天真的一廂情愿。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對于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危機乃至全球的生態危機都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資本主義的經濟全球化戰略引發全球性的生態危機

　　伴隨著資本主義社會擴張性的經濟發展模式,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市場已經滿足不了其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現代金融體制的模式給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全球化戰略的實施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馬克思恩格斯說:“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得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生產的不可控制性。資本主義通過市場來調節自身的各種矛盾,但是,資本主義的市場調節不是萬能的,當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資本主義的市場調節機制就會失靈,從而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轉移國內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大力開拓國際市場,實行經濟全球化發展戰略。

　　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通過經濟全球化戰略對不發達國家實行經濟殖民的同時,也進行生態殖民,進而引發了全球化的生態危機。資本主義國家借助自身經濟發達的優勢,通過世界市場大規模地掠奪全球的自然資源,同時輸出大量的商品。有些環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的環境,制定、實施了嚴格的法律法規,通過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改良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解決生態危機問題。事實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為了解決本國的環境問題,的確做出了一些成績,制止了一些污染嚴重的生產行為,使本國的生態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但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絕對不是出于保護環境的目的,實際上此類生產行為在本國已經無利可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早已經通過資本的輸出和全球的市場,把那些污染嚴重的生產行為輸出到落后的國家,造成全球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的迅速惡化,使得生態危機進一步蔓延到全球。

　　面臨現實的世界性的競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憑借自身資本和技術的優勢,往往占據了競爭的有利地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為了求得自身的經濟發展,不得不通過犧牲本國的利益,換取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支持,以達到增強自身經濟實力或眼前的快速發展的目的。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在重復著以犧牲自己國家的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雖然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生態環境卻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壞,甚至超過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破壞程度。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為了自身的發展過度的消費資源,發展中國家為了解決最基本的生存溫飽問題而肆意的濫用資源,破壞生態環境。對于前者而言,他們可以通過自身資本和技術乃至武力的優勢,輕而易舉以極其廉價的方式獲取大量的資源,轉移自己本國的環境污染,因為不可能有解決全球生態危機的現實動力;對于后者來說,生存問題乃是其目前最大的問題,所以,缺乏解決全球生態危機的現實條件。但是我們更應該清醒的認識到,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可以通過資本和技術的輸出,把那些污染比較嚴重的產業搬遷到發展中國家,減輕了自身生態環境污染的壓力,但是大氣、海洋和自然風向的運動和變化卻不會以發達國家的意志為轉移,只是限定在某一限定的區域內。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大量的消耗自然能源,向大氣中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氣候的普遍升高。由于全球變暖,包括南北極在內的全球范圍的冰川開始大面積地融化,進而導致海平面的升高,已經嚴重威脅到整個人類的現實生存。所以,我們可以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全球化戰略,不但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生態危機,而且加劇了全世界范圍內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和生態的對立和矛盾,進一步擴大了全球范圍內人與自然關系之間的失衡。要想解決現在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問題,必須對現代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深刻的批判,讓所有人認清資本主義制度導致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本質及其絕無可能解決生態危機的現實可能性,進而發動一場全世界范圍內的全新的生態革命,推翻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建立起一個以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為基礎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

　　三、建設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構想

　　傳統的生態主義沒有認識到生態環境危機是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本性所造成的,而寄希望于通過技術的進步,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自我改良,以及人們環保意思的覺醒達到消解生態環境危機的目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在對資本主義生態政治哲學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嚴肅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生態政治思潮對于解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理論無知,力圖構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并提出建立一個以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集政治、經濟、文化、法制和生態為一體的全新的社會制度——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構想。針對自身所提出的建設生態社會主義的美好理想,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自己的生態政治發展戰略,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當今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成為生態環境危機產生的根源,資本主義擴張性的發展模式只能加劇全球生態危機的進一步發展,對于解決生態危機,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現實中已經毫無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資本主義生態政治思潮主要包括生態自治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兩個流派,“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是其內在共同的理論基礎。生態中心主義者認為,人類中心主義所堅持的哲學觀和價值觀是現代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人類中心主義只承認人是唯一的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除了人之外,其他一切包括自然界都是人實現自身內在價值的工具,只具備工具價值。為了實現自身的價值,人會發揮自然這個工具的價值最大化,其結果必然會造成自然環境的破壞,引起生態危機。只有消除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觀和價值觀,才能解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生態自治主義則在結合“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以及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自己對生態危機的看法。他們認為,人類社會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以等級制為核心權力體制和在等級制權力體制基礎上的統治意識,并把它們擴展到人和自然的關系領域。面對自然界,人首先想到的是征服自然界,自然界是人類之下的存在物,而這種征服統治自然的結果就是生態危機。要想解決生態危機問題,可以建立一個超越了民族和國家界限的以分散化、自治化和直接民主為主要特征的綠色社會。對于生態中心主義和生態自治主義的生態思想理論,戴維·佩珀進行了堅決的批判。他首先批判了生態中心主義和生態自治主義的理論基礎“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在他看來,由于“自然價值論”缺乏嚴密的科學論證和理論基礎,從而“存在著對自然內在價值理論的各種異議,它的理論與含義、它的歸諸直覺而不是理論論證、它的不可能性(我們不知道自然是否賦予本身以價值,我們作為人類只能以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談論自然)以及它試圖建立一個自然——社會二元論的趨勢”。戴維·佩珀認為,人不可能去確認自然本身是否具有內在價值,人只能從自身的需求、愉悅和愿望的立場出發,去規定著人和自然的關系,脫離了人的需求而抽象地談人和自然的內在價值是毫無意義的。針對“自然權利論”,戴維·佩珀指出,“自然權力論”強調自然的權力高于人類社會的權力,而離開人類的權力去抽象的談自然的權力是沒有任何價值的。這種為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而抽象的強調自然的權力的做法,實際上是反人類主義的做法。

　　戴維·佩珀在對生態中心主義和生態自治主義理論批判的基礎上,進一步批判了這兩種主義對于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上理論主張。佩珀認為,生態中心主義寄希望于通過人類價值觀和個人生活方式的改變來實現人類生態保護意識的覺醒,從而達到解決生態危機的目的,其內在是唯心主義、非歷史主義和個人主義以及政治冷淡主義的結合體。生態主義沒有真正認識到生態危機同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之間內在必然聯系,把生態危機歸結到個人身上,從而導致生態主義非歷史地看待資本主義社會對技術的非理性運用和工業文明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其本質上是堅持自由主義的價值立場,從而直接導致“對發動物質生產模式變化的需要,對這些變化如何受到資本主義制度中抵制他們的強大利益的影響沒有給予充分的政治關注”的后果。這就表明,生態主義無視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對生態危機的影響,其本身必然會拒斥政治中的階級屬性,從而陷入政治冷淡主義的錯誤中。針對生態自治主義所堅持的建立一個超越民族和國家界限的以分散化、自治化和直接民主為主要特征的綠色社會的生態危機解決途徑,戴維·佩珀認為,生態自治主義其實質上采取的是無政府主義的立場。在他看來,生態自治主義對于生態危機的解決辦法實際上是要求人們放棄現在的生活狀態,重新回歸到原始的自然狀態,這本身其實理想化的烏托邦,在現實中根本無可能實現。無政府主義反對人類理性,“主張人們應當根據自己的情感要求和對感官或審美愉悅的自發追求,而不是根據預設的理性或社會習俗系統來設計社會,這就必然導致分權、地方性、自我管理和反都市主義的傾向”。生態自治主義把無政府主義和生態學相結合的結果不但直接形成了以反對現有等級制體制的社會關系為基礎的分散的、自治的、小范圍直接民主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理論,而且強調了在實踐中處理人和自然關系的問題上對自然界的順從和回歸。同時,生態自治主義因為反對階級政治,所以,必然會反對在現有社會進行階級斗爭和工人運動,以及政治革命等具有強烈改變特征的社會政治運動。這就決定了生態自治主義在解決生態危機問題上必然陷入無法實現的烏托邦主義。戴維·佩珀最后強調,生態中心主義和生態自治主義對于解決生態危機的做法在現實中是行不通的,生態運動只有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相結合,進行全新的生態革命,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生態危機才有可能真正地得以解決。

　　其實,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們已經為資本主義所導演的消費盛宴所迷惑,要想人們自覺地抵制這個異化的社會,把自己從異化的狀態中擺脫出來極其困難,那么就必須重新把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階級結合起來,在全世界范圍內發動更為激進的以生態革命為目的工人運動。當然為了保證其生態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強調:首先,我們要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哲學里所富含的生態學思想,更加深入地對當代資本主義制度展開批判,引導人們走出資本主義所導演的消費盛宴,建立起一個自主的、理性的、合理的消費觀念。其次,我們要找出工人運動和環境保護運動之間的共同點,建立起環保運動者和工人階級的聯盟。傳統的環境保護主義者由于看不到生態環境危機產生的根源,只是直觀地感覺現實的生態環境危機給自身生存所產生的惡劣影響,自發采取的一種環境保護運動。他們不會在現實的環境保護運動中顧及工人階級的生存權利,所以肯定不會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甚至給某些資本家以保護工人階級的生存權利為借口而抵制環境保護運動,而脫離了工人階級支持的環境保護運動必然不會成功。這就要求我們引導環境保護主義者正確地認識生態環境危機的本質,在進行環境保護運動的同時,更加關注工人階級的生存權利,與工人階級聯合在一起推進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政治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最終建立起一個既能滿足人類的發展需要,又能更好地保護生態環境的、人和自然和諧發展的全新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誠然對于生態社會主義的實現問題,甚至連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都持悲觀消極的態度,但我們卻不能否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于消解生態環境危機所進行的不懈努力和美好追求。

　　四、生態危機理論的當代意義

　　我國經歷幾十年的飛速發展,在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GDP已經穩居世界第二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與此同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經歷的環境問題也一一地展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國家的環境惡化問題也開始變得越來越突出,霧霾、土地沙漠化、水污染等一系列環境問題隨之而來,已經嚴重制約了社會經濟發展。事實上,我國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持續幾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已經嚴重地損害了生態環境。我國生態環境所承受的破壞壓力要遠遠大于西方發達國家,環境污染問題也遠遠地比那些發達國家要嚴重得多。長期的環境污染使我國現今的生態環境體系變得非常脆弱,接近崩潰的邊緣。如果說土地沙漠化、大氣的溫室效應、水資源嚴重短缺等環境問題不能給我們直觀感受的話,那么近年來持續的空氣污染和霧霾現象,則用最直接的方式把我國生態環境的污染問題擺在我們面前,成為必須立刻解決的最現實的問題。雖然我們國家已經把生態文明的建設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層次,但由于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發展的局限性,生態危機對人類的危害遠沒有達到現在的程度,以及馬克思本人更加偏向于現實的推翻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實踐活動,所以,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雖然對生態環境的問題有很多提及,但卻沒有做出專門的論述。再加上我們國家的特殊發展國情,這就造成我們國家在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上沒有現成的理論和實踐可以指導和借鑒。

　　生態環境危機的問題實質上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人和自然能否和諧的相處,共同發展關系著生態環境危機問題的解決與否。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們恰恰經歷資本主義社會的急速發展給生態環境所帶來的巨大災難,對生態環境危機問題有更深一步的認識。他們深入挖掘馬克思的生態學思想,更進一步地展開對生態唯物主義的構建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無情批判,揭示了當今困擾全球的生態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擴張性的發展。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正是從批判當代資本主義制度開始,并號召在整個世界范圍內展開一場從政治、經濟、文化和法律一直到生態,全方位立體化的全新的社會主義革命,推翻當前危害人類生存的資本制度,建立起一個全新的真正適合人類生活的社會主義制度——生態社會主義。面對當今世界生態環境危機問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給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分析生態環境危機問題的新視角和新方法,使得我們在深刻反思生態環境危機產生的根源時能夠透過現象看到生態環境危機產生的真正原因,從而找到一條真正適合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科學發展道路。正如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福斯特所說:“我們的目的是要理解和發展一種對我們今天來說具有重大意義的革命性的生態觀,這種生態觀運用我們現在所認為的屬于生態學的方法將社會變革與人類和自然的關系變革在一起。”所以,我們研究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不僅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適應了時代的需要,為我們解決當前中國社會發展中的生態環境危機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還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作者：姚修杰

　　文章來源：《北方論叢》201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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