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形式邏輯與戰(zhàn)斗的唯物主義
幽靈 · 肉身 · 物象
——“說形式邏輯好比低級數學，辯證邏輯好比高等數學，我看不對。形式邏輯是講思維形式的，講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門專門科學，同辯證法不是什么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的關系。數學有算術、代數、幾何、微分積分，它包括許多部分。形式邏輯卻是一門專門科學。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邏輯，《資本論》也要用。”（毛澤東）
——“我們必須懂得，任何自然科學，任何唯物主義，如果沒有堅實的哲學論據，是無法對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襲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復辟堅持斗爭的。為了堅持這個斗爭，為了把它進行到底并取得完全勝利，自然科學家就應該做一個現代唯物主義者，做一個以馬克思為代表的唯物主義的自覺擁護者，也就是說，應當做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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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滿載愚人的船只或許會有一段時間順風而行，但是它在向著命運駛去，這正是因為愚人們不相信這一點。這命運就是我們所面臨的革命。”（1843年3月，馬克思致阿爾諾德·盧格）主體邏輯即革命邏輯、戰(zhàn)斗邏輯。惡，一字訣，指的就是“主體邏輯”。太極生陰陽，而后才有兩儀、四象和八卦，也指向了“主體邏輯”。
黑格爾用“精神現象學”把主體邏輯神秘化，馬克思用唯物主義將之重新召回。以此為工作方法，《資本論》型塑“政治經濟學批判”，科學打造了資本的“革命定義解”。就實質性而論，其分解為“革命的形式邏輯”（資本的知）與“戰(zhàn)斗的唯物主義”（資本的行）。馬克思以此超越了康德和黑格爾。
蓋因形式邏輯有三款：（1）革命的形式邏輯，（2）辯護的形式邏輯，（3）反動的形式邏輯（如演繹至上的符號邏輯）。概念的“唯抽象”也是一種形式邏輯的反動。例如：
“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男人女人不見了，大人小人不見了，中國人外國人不見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見了，只剩下了區(qū)別于其他動物的特性，誰見過‘人’？”可見，“用形式邏輯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識的。”“馬克思的《資本論》，從分析商品的二重性開始。我們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后的商品還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們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確和錯誤。你們沒有二重性？我這個人就有二重性。”（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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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與“反動”形成內部路線斗爭。所謂辯護的形式邏輯，即工具中性。這是最為常見的一款，然而就是這一款，它極力否認路線斗爭，追求立場的不偏不倚。拿價值這個例子來說，“庸俗經濟學家根本想不到，實際的日常的交換關系和價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于，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jié)。合理的東西和自然必需的東西都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而實現。當庸俗經濟學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內部聯(lián)系卻傲慢地斷言事物從現象上看不是這樣的時候，他們自以為這是做出了偉大的發(fā)現。實際上，他們夸耀的是他們緊緊抓住了現象，并且把它當作最終的東西。這樣，科學究竟有什么用處呢？”（1868年7月，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在改造康德學說的過程中，馬克思敏銳察覺到“革命的形式邏輯”，見拙文《革命的形式邏輯：<資本論>研究對象新解——兼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各種資本”》（昆侖策網“2023-07-29”發(fā)布）。恩格斯借對彼·法爾曼批評的機會，指出：“我不談他對馬克思的論述的其他方面所作的評論。這是出自他的誤解，即認為馬克思進行闡述的地方，就是馬克思要下的定義，并認為人們可以到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關系不是被看做固定的東西，而是被看做可變的東西的時候，它們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會同樣發(fā)生變化和變形；它們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義中，而是要在它們的歷史的或邏輯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闡明。”幽靈定義、肉身定義、物象定義渾然一體，完成邏輯和歷史的內在一致、以矛盾為中介的相互統(tǒng)一。目前所說的資本邏輯，僅僅是資本肉身邏輯與資本物象邏輯的統(tǒng)一，它自身難以完成對經濟物象的歷史驅趕，“內在否定與自我揚棄說”馳于辯證邏輯的空想。
就資本而論，幽靈定義是資本惡（所謂“資本使用工人，而不是工人使用資本；只有那些使用工人的物，從而在資本家身上具有自私性、具有自我意識和自我意志的物，才是資本”）——肉身定義是價值增殖（資本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物象定義是增殖拜物教（這是真正的“資本拜物教”），因此，生產資本或產業(yè)資本、資本運動形式和結構形式乃至資本化必須視為有關于資本一般的不同方面內容。它們本質上指向同一個“東西”。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各種資本”，不是所有制的直接對立，是作為“矛盾正在發(fā)揮作用”的經濟基礎所呈現出來的“革命的形式邏輯”。應在勞動者與國有資本的關系、勞動者與集體資本的關系、勞動者與民營資本的關系——上述關系總和狀況的基礎上，解讀各種處于運營狀態(tài)的不同所有制的財產關系的“團結斗爭”。“社會主義資本”是一個專門術語（社會主義統(tǒng)制資本），并非說資本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恰恰相反，指示資本物象統(tǒng)一性的要素的不同性質，以此展開國家要素論和資本要素論的路線斗爭。畢竟，財產形式的統(tǒng)一僅僅是階級肉身貫通自身的經濟手段，對資本生產關系進行揚棄才是主體目的。
——以此觀之，政治經濟學批判即“主體邏輯”，又即《資本論》研究對象。馬克思鄭重聲明：“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tài)的發(fā)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為此，“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
——說到底，“主體幽靈名”“階級肉身名”“經濟物象名”構成理解政治經濟學對象的“三人行”。如在經濟物象的觀點看來，資本作為“經濟的物”而自行增殖；與之相反，在主體幽靈的觀點看來，資本之所以能夠自行增殖完全在于其對活勞動的吮吸和驅使。唯“幽靈（存在者的規(guī)定）”和唯“物象（存在的規(guī)定）”構成相互排斥的兩股現實力量，彼此不相讓。唯“肉身”論者企圖居間調停，在把握結構的同時，直接將幽靈和物象的斗爭從而“主體矛盾”丟棄一旁。研究真相是，只有對“階級肉身”展開矛盾分析，才能說明“何以增殖”（例如資本地租，表面上是物神統(tǒng)治的直接結果，實則同樣隸屬于階級肉身）。進一步看，封建地租不過就是“前世的剩余價值”，而資本地租是地租“今生的淪落”，是向剩余價值的臣服。正是由于勞動奴化和異化的內在結盟，導致土地私有財產既作為本來意義上的私有財產，又作為資本拜物教的神秘化頂峰，這一雙重形式唯有通過“革命的形式邏輯”（共同體國家——市民社會——市民國家）與“戰(zhàn)斗的唯物主義”（生活資料——生產資料的資本化——生活資料的資本化），才能得到最為徹底的說明。
——總起來看，這就是馬克思“科學的剩余價值理論”。它統(tǒng)一幽靈本位、肉身本位、物象本位（就如商品是“幽靈”“肉身”“物象”的三統(tǒng)一），著力表現其內在的矛盾機理和激發(fā)出來的斗爭機制。對資本社會每一范疇的刻畫必須“三名合一”，所謂：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在某種意義上，資本肉身與物象化是根與枝、母與子、因與果的關系。所謂物象范疇，即指示肉身總是習慣于給自己戴上面具，又往往以“理性的姿態(tài)”偽裝成假幽靈，蒙蔽世人；慣于權術的統(tǒng)治者借機給假幽靈“合法的形式”，乃是恰好利用的這種物象化神秘。可見，如此命名法的真實用意委實在于：提供針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知識斗爭”。如此，也才真正有勞動二重性的“一以貫之”。
（二）
一旦離開革命的行動，研究對象便很容易地被誤讀，誤解為是“物象化的構圖”，就像資源配置理論那樣把生產當事人和經濟當事人理解為“物象化”的人格化。《資本論》對研究對象的準確解讀是“主體的構圖——階級的構圖——物象的構圖”，由此杜絕了思想編碼直接以“人的名義”“物的名義”發(fā)布任何物象化的格言——如抽象的人的二重性、物的二重性、物象二重性。
“利己主義已是如此登峰造極，如此荒謬，同時又具有如此程度的自我意識，以致由于其本身的片面性而不能維持片刻，不得不馬上轉向共產主義。首先可以輕而易舉地向施蒂納證明，他的利己主義的人，必然由于純粹的利己主義而成為共產主義者。”（1844年11月，恩格斯致馬克思）然而，“什么也阻礙不了我們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確的政治立場，因而把實際斗爭作為我們的批判的出發(fā)點，并把批判和實際斗爭看做同一件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是教條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這里，下跪吧！我們是從世界的原理中為世界闡發(fā)新原理。我們并不向世界說：停止你那些斗爭吧，它們都是愚蠢之舉；我們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爭口號。我們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為什么而斗爭，而意識則是世界必須具備的東西，不管世界愿意與否。”（1843年9月，馬克思致阿爾諾德·盧格）為此，勞動二重性以“戰(zhàn)斗的唯物主義”，作為為“吾道一以貫之”。“論資本”本身是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法“恰當的例證”。革命的形式邏輯突出體現“斗字訣”。與之相呼應，戰(zhàn)斗的唯物主義整體反映“戰(zhàn)字訣”。主體矛盾是戰(zhàn)之源。主客矛盾是肉身之戰(zhàn)。幽靈學與現象學的路線斗爭使之外部化、普遍化。
形式邏輯是知的基礎。而把理論范疇規(guī)定為“革命的形式邏輯”，便于容納辯證法。由知而行，戰(zhàn)是斗的落腳。由行而知，戰(zhàn)則拉開歷史序幕。馬克思聲明：“我是唯物主義者”。“我的闡述方法不是黑格爾的闡述方法，因為我是唯物主義者，而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切辯證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剝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這樣，而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點。”（1868年3月，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對大多數人而言，“‘唯物主義’這個詞大體上只是一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做標簽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再不作進一步的研究，就是說，他們一把這個標簽貼上去，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1890年8月，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然則，恩格斯提出警示：
——對于用唯物主義方法處理問題的嘗試，必須首先說明：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做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做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yōu)樽约旱膶α⑽铩?/p>
——如果不了解資本幽靈，就不了解勞動過程對于資本肉身的徹底歸屬。即所謂：“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或直接社會的、社會化的（共同的）勞動的生產力，由于協(xié)作、工場內部的分工、機器的應用，總之，為了一定的目的而把生產過程轉化為自然科學、力學、化學等等的自覺的應用，轉化為工藝學等等的自覺的應用，正像與這一切相適應的大規(guī)模勞動等等一樣[只有這種社會化勞動能夠把人類發(fā)展的一般成果，例如數學等，應用到直接生產過程中去，另一方面，這些科學的發(fā)展又以物質生產過程的一定水平為前提]，與在不同程度上孤立的個人勞動等相對立的社會化勞動生產力的這種發(fā)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科學這個社會發(fā)展的一般成果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的應用，——所有這一切都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而不表現為勞動的生產力，或者說，只有在勞動與資本相等同的意義上才表現為勞動的生產力，無論如何既不表現為單個工人的生產力，也不表現為在生產過程中結合起來的工人的生產力。資本關系本身中所包含的神秘性，現在比只存在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時所發(fā)生的和能夠發(fā)生的情況向前大大發(fā)展了。另一方面，在這里也只有通過直接生產過程本身的變革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意義才明顯地表現出來（專門地表現出來）。”
唯物主義：戰(zhàn)則成為歷史唯物主義，戰(zhàn)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不戰(zhàn)則是歷史唯心主義，乃至直接淪為“投降的唯物主義”。兩相對照，唯物主義有了三種工作類型：（1）戰(zhàn)斗的唯物主義，（2）庸俗的唯物主義，（3）投降的唯物主義。在路線斗爭觀照下，“庸俗唯物主義”將被摒棄。如此有了研究對象的新解讀：祖輩的路線斗爭——父輩的路線斗爭——孫輩的路線斗爭，它們時空合一，經之緯之，——研究對象的每一方面都是革命與反動的“知識較量”以及戰(zhàn)斗和投降的“行動比力”。
（三）
李清照《聲聲慢》有云：滿地黃花堆積，尋尋覓覓……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凄凄慘慘戚戚。
庸俗唯物主義（肉身主義）“最難將息”。必須應對以“祖輩之斗”（生產方式的一身兩面）和“父輩之戰(zhàn)”（直接生產關系即所有制PK物權、產權的經濟肉身）。比如人口的高質量。一旦將人口作為經濟基礎的“肉身要素”，慢慢地也就有了人口紅利的“物象學迷霧”。但是，馬克思怎樣說呢？！
“總之，經濟生活呈現出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他領域的發(fā)展史頗相類似……舊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規(guī)律的性質，他們把經濟規(guī)律同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比擬……對現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證明，各種社會有機體像動植物有機體一樣，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種有機體的整個結構不同，它們的各個器官有差別，以及器官借以發(fā)生作用的條件不一樣等等，同一個現象卻受完全不同的規(guī)律支配。例如，馬克思否認人口規(guī)律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相反地，他斷言每個發(fā)展階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規(guī)律……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生產關系的規(guī)律也就不同。馬克思給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從這個觀點出發(fā)去研究和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他只不過是極其科學地表述了任何對經濟生活進行準確的研究必須具有的目的……這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于闡明了支配著一定社會有機體的產生、生存、發(fā)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有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guī)律。馬克思的這本書確實具有這種價值。”
——有機體即物質和精神結合的“生命體”。人口首先是物質肉身，其次才是有機體。繼而，“經濟人口”尚且不是“有機體”。所謂高質量，也僅僅把握住“肉體的人”。人的思想器官如何高質量？教育和人口可以合并研究嗎？顯然不能。
——如果說國有資本激發(fā)了“21世紀資本論”走向“國有資本論”的理論想象，在于國有財產關系肉身對“國家方法論”的內在呼吁。國有資產是“巨大的人民物象”。“革命物象學”使國有資產具有增值保值意象的超媒介性、高進攻性、反向系統(tǒng)塑造性、高滲透性、強社會塑造性、強敏銳性、時空重塑性、高融合性、強自組織性、強同化（對手）性。
——馬克思以對手反駁自己的話“解剖對手”。這是一種思想解剖術，實則是以批判為武器的“教育”。社會歷史活的有機體無法解剖。其是“幽靈學的對象”。勞動二重性以“勞動反抗”為宗旨。只有勞動起來反抗簡單勞動、勞動起來反對異化勞動，社會主義自主勞動才能實現！從而，社會主義人口規(guī)律必然是“自主勞動原則”，它要求走出勞動力商品的“物象人口律”。
（四）
資本姓什么、名什么、字什么，以及何以姓、因何名、如何字，直接關系到怎樣給資本下完整的定義，——這是所謂研究對象的“思想編碼”。《資本論》研究對象之充分揭示革命的形式邏輯和戰(zhàn)斗的唯物主義，首要功勞在于科學運用主體邏輯工具。何謂主體邏輯？“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而鯤鵬之大，亦常常為現象所束縛。
現象學的人口和幽靈學的勞動，是持久的路線斗爭。以交換關系為例，由于堅持資本流通的“交換關系的主體幽靈”，《資本論》第二卷整體抵抗住了買賣關系“經濟物象學知識”的侵襲。大量人口被市場經濟所拋出，形成“失業(yè)后備大軍”，而這正是資本主義標準的“人口的主體邏輯”；相較而言，雇傭勞動隊伍才是名副其實的“人口的經濟邏輯”。市場供求論庸俗地抓住后一層面的物象學，搞“勞動市場”的分析與綜合，徹底排開主體邏輯的“抽象力”。幽靈學的勞動，被冠名以“勞動二重性”，貴在強調“姓資姓社”。工資勞動由于真實反映“普遍化的勞動雇傭制度”，把謀生活動和勞動異化性合而為一了，這樣才有“異化與唯物史觀的生成”。所謂：“當馬克思拋棄了以人的本質為出發(fā)點的異化理論，改由從物質勞動和物質生產出發(fā)來解釋社會歷史，也就意味著唯物史觀的誕生。”
人是幽靈和物象的斗爭。單單研究人的肉身，遠遠不足。研究對象把握人的方式，是幽靈、肉身和物象，這就是“物質生產的人”“勞動的人”“經濟的人”，而不獨是資產者淺薄的“經濟人”活動意識。
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中皆有幽靈（所謂“道心”），皆有物象（所謂“魔怔亦是知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之亦然，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亦皆有肉身——因“空”見“色”、庖丁解“牛”，即所謂“系統(tǒng)=結構”。“所謂‘經濟規(guī)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規(guī)律，而是既會產生又會消失的歷史性的規(guī)律，而現代政治經濟學大全，只要是由經濟學家真正客觀地編纂出來的，對我們來說不過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所賴以存在的規(guī)律和條件的總匯，一句話，是這個社會的生產條件和交換條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們看來，任何一個規(guī)律只要是表現純粹資產階級關系的，都不是先于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對過去的全部歷史起過作用的規(guī)律則僅僅表現了以階級統(tǒng)治和階級剝削為基礎的一切社會狀態(tài)所共有的關系。”（1865年3月，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爾伯特·朗格）
要之，馬克思制訂此三用語，表面即指的肉身——生產系統(tǒng)各個層級的結構設施和條件，指示資本肉身（包括它的思維器官）的完成史。所謂：“形式上的從屬的一般特征是始終存在的，這就是勞動過程直接從屬于資本，而不管勞動過程在工藝上以什么方式進行。但是在這個基礎上，一種在工藝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特殊的生產方式，一種使勞動過程的現實性質及其現實條件都發(fā)生變化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起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經產生，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就發(fā)生了。”同時，也突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對于“社會結構矛盾”（直接生產關系和社會交往關系的矛盾）的內在傳遞性（這是把思維器官“幽靈化”了）。由此激發(fā)“主體范疇對經濟范疇的關系”，提煉生長路徑：主體范疇——經濟范疇。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所謂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在當下場域，即想事、做事和進行實踐，必須從農民工（三億多）、種田農民（四億多）、普通工薪階層和城市平民（五億多）利益出發(fā)。如果真從“十四億人口”的立場利益出發(fā)，不僅中美經濟關系、房地產業(yè)、平臺經濟事實上回不去了，即便能夠回去，也應當設法阻止其回去。
（五）
在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結合的意義上，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只能用一個詞表達，即資本（從中既揭示又驅趕“經濟物象性”）。而當這一術語被以不恰當的方式——如經濟唯物主義——替換為“唯一的經濟”時，就必然出現問題。也必然同樣對“著名的經濟決定論”的內涵產生認識誤判。恩格斯為此檢討說：“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并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但是，只要問題一關系到描述某個歷史時期，即關系到實際的應用，那情況就不同了，這里就不容許有任何錯誤了。可惜人們往往以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還并不總是掌握得正確，那就算已經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論并且立刻就能夠應用它了。”（1890年9月，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
《資本論》研究對象唯其高度示范“革命的形式邏輯”，而統(tǒng)一了資本的辯證法。究其實質，指示形式邏輯的“肯定”“否定”和“工具革命化”（資本用語的革命批判性）。在此義項指引下，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用一個詞表達即“戰(zhàn)斗的唯物主義”。于是，正是這一規(guī)定產出了主體邏輯的革命工具內涵，繼而產出政治經濟學批判范疇——幽靈·肉身·物象，最后定格主體范疇對經濟范疇的“社會生長關系”。
“通過批判使一門科學第一次達到能把它辯證地敘述出來的那種水平，這是一回事，而把一種抽象的、現成的邏輯體系應用于關于這一體系的模糊觀念上，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858年2月，馬克思致恩格斯）為此，“我不主張我們樹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而是相反。我們應當設法幫助教條主義者認清他們自己的原理。”（1843年9月，馬克思致阿爾諾德·盧格）把對象轉化為研究對象，依靠“戰(zhàn)斗的唯物主義”。而把研究對象轉化為辯證敘述，則完全靠“革命的形式邏輯”。只有祭出“革命的形式邏輯”旗幟，康德幽靈才能被徹底制服，語言幽靈才會重新煥發(fā)詩意的光彩。而一旦“邏輯的、泛神論的神秘主義”被克服，主體邏輯將重新主持歷史和邏輯的統(tǒng)一。“肉身人”“物象人”會同“幽靈人”，在《資本論》研究對象中以“關系性規(guī)定”（即對象）予以定格，實現了主體邏輯的事格化。由于對人的態(tài)度，黑格爾遠超費爾巴哈，導致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這樣評估：
——“我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關于價值理論的一章中……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
——“與黑格爾體系的百科全書式的豐富內容想比，他本人除了矯揉造作的愛的宗教和貧乏無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積極的東西。”
——而說到底，“黑格爾的辯證法之所以是顛倒的，是因為辯證法在黑格爾看來應當是‘思想的自我發(fā)展’，因而事物的辯證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實際上，我們頭腦中的辯證法只是自然界和人類歷史中進行的并服從于辯證形式的現實發(fā)展的反映。”（1891年11月，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并且，“無論如何應當聲明，我所在的黨并沒有任何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qū)別于現代社會的特征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fā)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1886年1月，恩格斯致愛德華·皮斯）
列寧則講明，“這樣來研究、解釋和宣傳黑格爾辯證法是非常困難的，因此，這方面的初步嘗試不免要犯一些錯誤。”“但是，只有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會犯錯誤。”為此，“根據馬克思怎樣運用從唯物主義來理解的黑格爾辯證法的例子，我們能夠而且應該從各方面來深入探討這個辯證法……用唯物主義觀點加以解釋，舉馬克思運用辯證法的實例，以及現代史尤其是現代帝國主義戰(zhàn)爭和革命提供得非常之多的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方面辯證法的實例予以說明。”無論形式的邏輯的工具革命化抑或唯物主義沿著戰(zhàn)斗路徑的推進，均需要中華思維學予以配合、充實。于是有《資本論》的“中國化”。它決非對于原版的任何篡改或修正，而只意味著對任何形式的裹腳布的割除！其推動社會主義批判，引發(fā)社會主義學術的繁榮，目的也就在于建設一門真正契合《資本論》原理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閱讀提示：
許光偉丨革命的形式邏輯：《資本論》研究對象新解 (kunlu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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