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130周年華誕之際歷史深度沉思（一）

　　——極端時代和不確定性：世界經濟評估與瞻望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兼院長

　　在當今這個世界里，沒有哪個機構真正能夠準確地把脈和預測世界經濟，因為全景動態數據體系和統計系統幾乎已經崩潰，至少是數據支離破碎，凌亂不堪，各得一端。數據體系的問題源自于無制度和文化約束的過度放水——選票購買，討好讓利，廉價貨幣發行，資產證券化泛濫成災，亦即各種所謂國際市場主體和當事方，包括美聯儲和歐盟央行等在內的獨立調節權威機構，在表外業務的所謂創新沖動和制衡無力下的瘋狂作為。而短視和短期行為——哪管死后洪水滔天——主導著當下的幾乎所有世界經濟決策主體（可能現在的中國、俄羅斯、德國等除外，歷史上超發貨幣，脫離價值錨在過去的四十年間幾乎成了全世界的通行模式和刺激經濟的手段）。在這樣一種世界經濟體系當中，最大的世界貨幣幻覺制造者，經濟通量調控者，和主要經濟角色扮演者，當屬作為現行世界通貨的美元、歐元及其決策系統與運營機制與手段的決策機構和系統。

　　全球法幣時代自1971年尼克松沖擊開始走向解體，相應的金匯兌的雙掛鉤之相對穩定世界貨幣系統，即布雷頓森林體系，為美元純紙幣本位（紙幣-債務-信用表象承諾）和浮動匯率所取代。隨著八十年代里根-撒切爾夫人主義，和所謂的供給經濟學主導美英和全世界，通過或是取消或者降低管制（就是中國的監管），任由資本主導的市場自發力量肆意橫行，完全放任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這四化合一可以說是肆意妄為，簡直無法無天，并且在華盛頓共識下推動和完成了整個世界其他經濟體系的基本轉型，并基于此而實現逐步升級換代的虛擬美元本位時代，從此，廉價貨幣、低息債務（甚至負利息）、虛擬經濟、資產證券化、結構金融、表外業務（美其名曰金融創新）、流動性泛濫、孿生和三重赤字甚囂塵上。而本質上卻是全世界進入了一場無限的國家和世界級的龐齊游戲——拆東墻補西墻，借新債還舊債的玩票游戲。美聯儲是最大的世界貨幣玩家，美國的美元、美元資產和美國國民財富主體是龐奇游戲最大的獲益體。

　　在可靠、確信的人類經濟和文明歷史長河中，尚沒有任何歷史載錄和民間傳說顯示，在任何的經濟復興、戰亂醫治、社會變革、歷史跨越、文化再造、社會轉型、發展堅實、人民安居樂業等方面，世界曾有過可以同毛澤東大時代、大中華、大世紀相媲美的了。在所有的大軍事家、戰略家、改革家、理財家、經略縱橫家國際比較中，包括最偉大的古今中外的一切橫空出世的大人物在內，還沒有一位能夠在如此的逆境和極度匱乏下，在如此的理論和實踐均不可能的情況下，創造出如此之奇跡與歷史輝煌。天佑我中華，天佑人類文明。為了徹底走出世界與人類的非理性繁榮之無解困徑，為了人類的美好未來，在告別全球經濟學家時代的關鍵時刻，一切真正理性的人們，必須高舉起毛澤東大經略學的旗幟，把毛澤東大經濟學發揚光大，直到人類進入大同之世。

　　一、“后經濟學家時代”的世界經濟把脈

　　作為一種對人類智慧、知識、傳統的悲劇與嘲諷，我們所處的時代會被作為歷史上少有的恥辱被記錄在案。馬克思曾以雄辯的語勢和機智的筆鋒，描述了十九世紀的種種異化現象。在他歷史學家、革命家、政治家、科學家的眼中，其所處的時代之世界和各國的反理性與荒唐，可謂登峰造極。然而，后冷戰和冷戰后期的種種社會現實和世界現象，卻似乎遠遠超出了馬克思當年所描繪的歷史異化現象。

　　這可以集中表述為：一方面，科學技術高歌猛進，生產力得到極大地提高和發展，而另一方面，理性的有教養的高學歷的族群，甚至所謂的“仁人志士”卻表現出相當的心靈空虛，只好醉生夢死，自然在價值維度和真正事業上無所事事；一方面產業革命、技術革命風起云涌，財富以超大規模地快速暴增，而另一方面全球仍有十數億計的人食不果腹，成為絕對貧困的絕對弱勢群體；一方面教育和科研超級發展，文教科研投入成倍地增長，創新和發明綿延不絕，而另一方面人們越來越處于一種一知半解、道聽途說之中，滿足于所謂專業專家的狹隘知識境地，至于對像通識和綜合知識的把握方面卻近乎于文盲；一方面經濟學變成了龐大的學科群，財會-金融-理財之專業行當與書本知識存量及擴散可謂鋪天蓋地，而另一方面人類總體依舊在貨幣幻覺之中茍活，財富與金融知識、信息和智慧獲得可謂嚴重匱乏，至少是在不自由與無能的情況下茍延殘喘？一方面，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深入人心，自由主義大旗高高飄揚，而另一方面，卻出現嚴重的機會不平等，階層固化，社會離機會均等化似乎越來越遠。

　　階層固化正逐步通過當代的階級展示新形式，而在習俗、風情、財富、教養、圈子、行為等方方面面，在包括生活、經營與統治方式等各個維度上，重新走向等級制度和封閉社會（公開或隱蔽狀態），因此社會便由近現代的大體開放性返回到傳統的“部落”封閉性當中。其表現為極度的小眾多元化，利益集團高度分化和無盡的游說，兼有對外排他和內部共享的俱樂部化（經濟和其它）大行其道。主流經濟學基本學理和主要結論明確或隱含的趨同論、混合經濟極其美好，以及世界要素均等化，全球化的效率-福利最大化與利益共享，綠色經濟的人類美好家園等瞻望似乎漸行漸遠。而發展鴻溝加大，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嚴重匱乏，發達國家基礎設施極端老化、落伍，難民潮一浪高過一浪，美歐的社會撕裂日趨嚴重，高富足國家的高犯罪率居高不下，而且資本戰爭、貨幣戰爭、貿易戰爭、金融戰爭、局部熱戰等當代戰亂似乎無窮無盡，好像完全打破了任何的預期，更不消說什么理性預期了。

　　財富的歷程那會像哲學或智慧的歷程那樣，或者倫理的歷程，美的歷程，知識的歷程，經濟學的歷程那般冠冕堂皇，或者堂而皇之？財富的歷程，除了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就是資本原始積累的血與火的殘酷無情，向來沒有什么溫情脈脈的面紗。雖然不像早期的奴隸制與封建制，除了徹底的人身依附之外，就是皮鞭與鐐銬，但工資奴隸、債務奴隸或者精致化的野蠻，卻是更加的稀奇古怪，又花樣翻新。

　　近代以降，人類社會先后經歷過哲學家時代、作家（含文學家-詩人-藝術家）時代、科學家時代、經濟學家時代等幾個知識系譜軸心，和當代精神“僧侶”的歷史發展演化階段。經濟學家時代，大體上可以以凱恩斯暴得大名，其宏觀經濟學迅即走紅，聲名鵲起為其時代開端，經過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美國學派，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榮譽軍團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全球行銷無比得意而被夯實，而當出現所謂供給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社會選擇理論等流派，同公共選擇、新制度經濟學、合理預期學派與貨幣主義相互間的聯盟-聯動的經濟學理性化大聯合（合流）和大反革命時，經濟學家時代似乎達到其巔峰，而后在后蘇東波的非V型經濟走勢逆轉，主流經濟學預言徹底失敗，主流經濟學學理與描畫成為完全的烏托邦和畫餅充饑，特別是基本上在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之后，由西方經濟學與經濟學家時代的式微而逐步走向破產。明星智者經濟學家的集體退場，造成了當代知識與科學的僧侶代言出現時下的軸心知識權威真空。

　　馬克思《資本論》熱和中國大陸毛澤東熱以及全球的馬列毛主義熱，特別是毛主義熱，所反映和折射出來的絕非僅僅是世界政治光譜變化的歷史性投影。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博學家、社會改革家、社會活動家、精神導師，甚至包括宗教人士與靈魂界大人物系列對比中，象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這樣的超級天才、人世楷模、學界泰斗、精神“先知”、偉大志士、卓越統帥與戰士，可謂絕無僅有，至少是鳳毛麟角。可以與其相媲美的僅僅是中國遠古、上古大道之行時，為孔夫子以降的中國古典人士頂禮膜拜、心心相印的偉大先賢圣祖，他們作為中華文化始祖和開天辟地的大人物，成為中華和世界的精神燈塔，其中尤其以中華文化始祖和大圣人黃帝、神農和堯-舜-禹等為典型代表。

　　在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共同體中，也曾產生過它們自己的圣徒和偉人、英雄，但除中華以外，其余的卻未曾生成圣人、圣學、圣道與圣治，沒有出現文化母體的圣訓傳統預言和歷史遺產。馬克思說“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反過來說，人們的社會意識，同樣在理論、本體、習俗、傳統等等作用機制下，借助于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與社會運動與博弈，也影響甚至決定著人們的社會存在。馬克思本人指出的古希臘的神話，既是其哲學與社會意識形態的武庫，又是其土壤，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馬克思從來就不是一元、單維度、機械和簡單決定論主義者。他的學說向來就不是可以為所謂的經濟決定論和歷史主義所錯誤地表達出來的那樣：所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反過來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僅僅只是無足輕重般的被動地反作用于生產力和經濟基礎。最近孟捷發表的文章稱馬克思悖論，指李大釗將馬克思的生產決定論理論同其階級斗爭理論作為一種學理矛盾來加以把握。盡管其文主體指向的有關列寧和毛澤東的政治優先、政治-軍事結構變動往往在前，將制度變遷路徑歸結為這樣兩種：其一是生產力領先引致，其二是革命的生產關系變革或曰暴力政治革命在先，奪取政權后先行變革生產關系，再行解放生產力。其實在馬克思學說和學理中是把這兩者、兩種模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學理中，若說有矛盾的地方，是在其世界革命，或者無產階級革命最先爆發在發達國家族群中，而不是這里的經濟決定論和歷史主義一元路徑和單一演化指向。而馬克思在指導俄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中，借助于卡夫丁峽谷問題的澄清和他本人對所謂歷史哲學之深惡痛絕的批判，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列寧的一國、數國首先獲得社會主義的勝利，或者在落后的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的東方國家率先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斯大林的卓越的工業化道路和計劃經濟與社會歷史變革的偉大嘗試，毛澤東的從紅色政權、紅色割據到農村包圍城市，從游擊戰略與人民戰爭到反霸權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從政治-軍事斗爭與革命的歷史條件，主-客觀原因及其率先實現，到解放生產力、保護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從消滅剝削到社會主義理性計劃的共同富裕經濟、高度繁榮的文化、張弛有度的民主與共和政治建構，到時刻高度警惕，粉碎一切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顛覆陰謀，防止官僚政治同資本主義自發經濟因素以及資產階級文化意識形態合流，在修正主義路線和資本主義當權派們同國際資本里應外合之下，復辟資本主義，嘗試和實現找到在社會主義時期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結束之后，無產階級專政下如何繼續革命，永不停滯，直到全世界的共產主義得以實現，也就是國家最終消亡為止，黨政軍民的社會主義生產與生活的矛盾運動展開方式——人民大民主、社會真自由、全員科學創造和人人自覺改造以及整個國家層面的奮進協作，一步步地從不發達的社會主義，走向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并在和平共處的國際社會環境之中，在經貿與文化的交流正常進行之下的一般歷史情景之中，憑借各個國家與各民族和人民的自主選擇，和歷史演進中的獨立自主政策，而走向最終的大同之世。

　　告別所謂價值中立，單純的資源配置這等智力體操式的經濟學，走向和回歸政治經濟學，可能僅僅是經濟學知識系譜變革的第一步。而西方的新政治經濟學，和一直以來相反意義和趨向上的經濟學帝國主義，算不上真正的第二步，但卻在交叉、橫斷、邊緣科學的意義上，給了第二步以有益的啟示。以一元市場和單維度財富，準價格體系下的貨幣效率和簡單的交換經濟游戲規則為導向、霸向和邏輯結構的經濟學已經死亡。依賴目標-約束方程以及方程組，靠激勵兼容的一階、二階導數，靠數學、運籌學、博弈論哪怕是系統論意義上的最優、次優，哪怕就是加入了楊小凱的超邊際分析框架和新興古典經濟的綱領，也都是無濟于事的。

　　楊小凱本人在其生命最后的三年，以其晚期癌癥患者和一時的康復者，以一種個人災難境遇下的完全皈依的基督徒的虔誠，真實地反思了其一切學術活動，包括他的超邊際主義經濟學背后的經濟背景與作用體制。他的最終或者最后結論是超邊際主義經濟學的全部分工-專業化資源配置經濟，導向于市場邏輯下的只要高出對手一點點，就會實現贏者通吃。而其真正的殘酷的人生、社會和國家的代價，卻有可能是，在如此缺乏情趣，缺乏全面自由發展下的一維/單向度的超級競爭之下，真實的經濟與社會主體，可能完全喪失了自我、自主、能動和自由，成了絕對簡單化、片面性的專業化之奴隸，甚至會賠上健康乃至生命，家庭乃至個人幸福，這種葬送全面、自由發展，使得經濟主體變成了完全畸形經濟機器人，甚至在殘酷無聊之超理性的過度競爭中失去生命本身和一切其它，而僅僅保留下財富的貨幣驅殼。

　　而楊小凱同林毅夫就先發/后發優勢優-劣勢的大辯論，其憲政經濟學理和意識形態框架下的歷史、文明、社會、政治與經濟，及相應的戰略思考，卻未能同他對上述的超邊際主義經濟學的反思一樣，形成符合認知論、真理論的最基本的學理理性訴求。相反其背離了真理的無論是來自于基礎論、融貫論、可靠論、內外在論、自然主義猜想論的基本要求，還是來自工具主義論、知識論、壓縮論等理論的起碼指向，顯示出一種同他一生自信滿滿的理性工科思維之大相徑庭。

　　楊小凱同波普爾、哈耶克、米賽斯、弗里德曼、布坎南等都屬于同一類學者。他們的哲學、史學、文化與社會知識遠遠不足，思維層級-境界也絕對不夠，但卻表現出少有的科學真誠和對自認真理的極度執著。在知識豐度和思辨水準上，甚至達不到亞當˙斯密、馬歇爾的水平，但其追求真理的宏大界定方略，卻把自己定位成人類先知和科學圣人，表現出十足的智小謀大。而沒有像經濟學諾獎得主索羅那樣，從里到外地反對個人崇拜，篤信“別太把自己當回事”，更沒有像蘇格拉底那樣，在真誠的“認識你自己”的反思與對話中，借助于辯證法，而在知識人眾與科學民主的對話中，誠實和可靠地以接生婆姿態“接生”真理，進而把握真理，擁有真理。

　　我們現在所知曉的美國學派，絕非是美國學術，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全部。人類與世界當下，基本上是在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爾的可證偽主義之下運思，偶爾夾雜了一些庫恩的科學革命結構論的影子，以此來觀察、理解、詮釋和把握世界的各種知識體系、話語權、科學公理化系統、精神現象驅動。這表面上看是新康德主義的分析式的啟蒙理性，而實則卻是工具理性、實用主義和市儈哲學、小資情調大雜燴。其典型的特點是自以為是、唯我獨尊、不求甚解的知識巫毒學和知識快餐的混合把戲，表面上似乎遵循了維特根斯坦似的物理學和數學之科學邏輯至上之嚴謹——“能說的則說，不能說的則保持沉默”，好象是絕對客觀、可檢驗、可辯駁的，篤信物理學和完全公理化的可知與邏輯知識體系，但實則卻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心理格式塔完形，和歷史學的歷史小姑娘可以任意打扮，再加上道德學上的功利主義，尤其是要加上政治學霍布斯/托克維爾主義，甚至馬基雅維利主義。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被當代人的“為藝術而藝術”，文化道德相對主義等論調發展到了極端與頂峰，以至于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那種惡名遠揚，赤裸裸的叢林法則被遮蔽，代之以民主、自由，或者所謂符合人情與個性的個人主義的貌似最為平等、民主的多元化理性訴諸，人成了真正的世界中心與上帝，是自由、自主的個體，血肉身軀的個體，而科學與技術，產業與市場，金錢與學歷，資本（金錢）與邏輯等等則成了皇帝新衣，宛如人與上帝間的自然契約、神圣盟定。于是，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比之麥克斯韋妖還要靈動，成了社會物理學、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神圣袈裟。而這種悖論反倒以新理學，在經濟學家的神圣光環，特別是經濟學諾貝爾獎的無限知識與智慧明星光環之下，伴隨著2008年金融海嘯，隨后一系列的世界經濟持續的動蕩不安，直到新近的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巨大沖擊之下，而轟然倒下。

　　時代與人類呼喚新知識革命與真正的偉大建構。人類期盼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牛頓、拉普拉斯、歐拉、愛因斯坦、錢學森這樣的偉大學者和思想家，熱切希望時代的他們能作為當代的普羅米修斯降臨大地。

　　二、美國何時破產？美帝國崩潰后新世界體系展望

　　4-5千億美元計的世紀貿易戰，32萬億美元的國債規模，8萬億反恐對外戰爭支付，6萬億新冠疫情后天量大資金注入，還不要說美國自己制定的雙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直接拓展，美元霸權體系基軸的所謂紙黃金美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貶值，美國軍事霸權、海外基地、全球布防、親手主導的戰后世界體系，從自身內部的相對與絕對脆弱和衰退，嚴重的基礎設施老化，百分之四十自我支持的制造業，高度的產業空心化，僅有少量的頂端價值鏈產業牢牢占有，高度虛擬的金融-服務業及其所憑借的產權、強權、霸權，不可能持續的階段性的國際資產洗牌賭局做勢，同實力不相符的高額利潤回報，在美元幻覺和錯誤保值定位之下的全球貨物、資源、人才乃至信息流向著美國流動和傾注，所有這一切都表明由頭號霸主美國的深度問題所顯示出來的當代世界經濟的荒謬和無助。

　　美國已經完全失去了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大體上為羅斯福新政時代所擁有的相對公正、國際大視野、全球領袖魅力，自然也不可能有羅斯福那樣的對世界與美國之高度的統御力，反倒幾乎完全喪失了戰后美國戰略家、政壇人物的那種明智、清醒和審慎，徹底忘記了其在韓戰、越戰中的三十八度線、十七度線的歷史教訓——面對中國警告而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樣不得已而為之的克制，忘記了其在柬埔寨和整個亞洲的可恥記錄。在海灣戰爭的夢幻戰斧導彈等的強刺激之下，在荒唐的蘇東波之后之所謂‘不戰而勝’的自我陶醉中，在同中國過去幾十年的中方韜光養晦的極端克制面前，在摧毀蘇聯、馴服西德、致殘日本之后，又乘反恐淫威和阿富汗中亞進軍等得到的所有真真假假國際作為的沾沾自喜，在這些表面上獲利不菲，但真實代價與成本奇高無比的虛幻性自我感覺良好的激勵下，形成了當下美國朝野的徹底戰略誤判，出現了愣頭青似地重返亞洲的蠻橫和橫沖直闖，玩起了試圖一舉搞垮中國的冒險大游戲。

　　美國阿富汗的狼狽不堪被普遍地解讀為美國第二個“西貢時刻”。這當然不可以被簡單地視作拜登內閣的操作無能和運籌失當。就如同美國抗疫的大潰敗一樣，其實際上所顯示出出來的是美國整個社會和國家治理的根本性缺失，和其文化深層的根本性痼疾與弊端，它們不但具有積重難返的性質，而且具有病入膏肓或至少是難以根治的內在邏輯。美國采取的這種魚死網破的對華戰略，會同其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昔日的朝鮮、越南的戰略與政策一樣，最終碰得頭破血流，到頭來會完全是搬起石頭反倒砸自己的腳。布林肯聲稱從阿富汗撤軍是為了對付中俄，而對付中俄又取決于美國內政。這種邏輯結構已經暴露出美國內政與外交的最根本問題所在：產業空心化-經濟虛擬化的美國，同中國的強大的實體經濟與產業能力，同俄羅斯的全世界的收縮戰略相比較，已經沒有任何廟算之勝算把握（廟算見孫子兵法）。回到現實中來，建構美中大G2并耦合美中俄新戰略大三角，形成大三角同歐盟的四方互動，這是美國唯一可能的正確選擇。

　　然而，美國當局，特別是國會山莊和制庫，主要的權力精英們，不會選擇這樣的戰略。大財團和非當權派的有影響力的人物，盡管不斷呼吁防止美中對抗的巨大風險，并繼續從同中國開放經濟中獲得巨大好處，但對未來至少10來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不會有實質性的影響。中國主流意識已經基本上回到了毛主席的‘丟掉幻想，準備戰斗’的方略之上，但公知們幾十年的韜光養晦思維慣性和自作聰明，會不斷地干擾真正奉行獨立自主的國家戰略意志。而平衡術下的所謂‘斗而不破’，特別是金融、匯率、貨幣乃至技術、產業與經濟政策，尤其是由于就業壓力，而會不斷變形。何新對國家業務部門海龜把持的擔憂是有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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