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邏輯與資本邏輯

　　——《資本論》為什么不是現象學

　　【按語】《資本論》為什么不是現象學？一言以蔽之，在于馬克思對資本邏輯的批判性，在于《資本論》的行動主旨對于資本邏輯的工作走出。《資本論》的主體邏輯意在突出矛盾，促使資本工資成為否定辯證法的經濟表現。與之相反，資本邏輯既帶來對資本逐利性的工作批評，也帶來對物象形式的市場邏輯的理論辯護性。也因此，《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可以降落為關于資本邏輯的單一理論體系，而應以“主體邏輯——資本邏輯——主體邏輯”為整體路徑。何謂主體邏輯？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主體邏輯：通史道路主體力量考察之謂也，指示和勞動過程直接聯系著的個人所有制規定及由其所代表的主體關系的歷史發展狀況。只有主體邏輯才能確保資本研究的無法剝離政治經濟學批判，進而依據唯物史觀全體工具的性質進行邏輯具現。其中貫穿的線索正是將生產力－生產關系作為全體事件的“主體邏輯”（即唯物史觀原理），由于對主體的反抗和斗爭進行恰當地工作具現，而能正確完成歷史規定性對于現實對象的“實踐的添加”。是為主體邏輯與資本邏輯的認識論問題。

　　內容提要  階級原理如何落實為統治原理，關切階級、剝削、統治三者的如何統一：一方面，剝削注定為階級邏輯，資本注定是階級邏輯的歷史結果；另一方面，剝削又必然是統治邏輯，資本必然遭遇“主體反抗”，表現為資本統治邏輯及其對立面——主體邏輯。統治的方式規定了剝削的方式，《資本論》采取商品的分析起點，意圖展示剝削通史：階級剝削對經濟剝削的社會歷史的擴展秩序。其披露的主體邏輯以階級發生為根據，集統治邏輯、反抗邏輯于一身，而具有“宗法向算法層累”統治的工具總呈現；其工作區間為“工資——地租”，驅使資本一方面沿著商品兩因素給定的階級運動秩序展開邏輯，一方面又借由商品形式所規定的事的統治結構——價值統治和使用價值統治，進行主體管制、經濟馴服。《資本論》的主體邏輯意在突出矛盾，促使資本工資成為否定辯證法的經濟表現。剝削始終是出發點，社會主義“如何走出剝削”工作邏輯從對生活資料占有從而工資形式構成的矛盾規定的解析中得到啟發，又從“主體如何反抗”的實際行動中歷史啟航。一旦我們丟開理論神秘，就能走出現象無根和無發生機理的語義窠臼，從中獲得關于對象的具有行動意蘊的“主體辯證法”；沿著這個路徑，展開工作線索，也就能夠獲得關于歷史研究的真正的“革命的知識”，而這正是新時代《資本論》學術功能的價值指向。

　　關鍵詞主體邏輯；資本邏輯；階級；剝削；統治

　　中圖分類號 F0-0

一、《資本論》與主體邏輯

　　為什么我們以矛盾的思想方式理解《資本論》？在于所謂“絕對同一”邏輯理念之誤導，在于否認階級邏輯的工作特質性，而對發生在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邏輯的路線斗爭持完全理論漠視的態度。須知，“絕對同一性的原則是自相矛盾的，它使非同一性以被壓抑和被破壞的形式永存下去……因此而誤解了普遍性的否定性。”[1]當我們未做到把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理解成它內在具有的階級矛盾的必然表現，直至將其作為矛盾的孿生體加以看待時，并且也未把這些矛盾產生的根源歸結于生產矛盾的資本方式的運動外化，于是在思想認識上，沒有嚴格區分資本邏輯和它的對立面——主體邏輯，甚至判定：資本邏輯同樣表現為主體邏輯；所謂：“在《資本論》對社會總體的再現中，資本是社會歷史過程的‘主體’，呈現為主體性范疇，而資本邏輯則表現為‘主體性邏輯’。”“相對于個人及其社會實踐和社會關系，資本成為了‘主體’，資本具有了‘主體性’。在馬克思看來，資本逾越現實的個人而變成了現代社會歷史的實際‘主體’，資本邏輯就是一種主體性邏輯。”“馬克思曾多次指出，資本是主體，資本是‘能動的主體’，是‘過程的主體’，作為自為存在的交換價值具有資本的主體性。其用意就是揭示出整個現代社會生產運動的‘主體’便是作為生產關系的資本。資本邏輯從其最普遍的形式上看，首先就是這樣一種主體性邏輯。”[2]

　　為了說明資本與勞動之間同樣存在客觀的邏輯路線的對抗，唯一可能的途徑是建立對于階級擴展秩序的能動性描繪：既說明資本如何剝削——如資本的價值關系，又說明資本如何統治——如資本的技術構成及其對價值關系構成形式的社會支撐與經濟推動作用；“在這一‘同一性’的表現形式下，是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資本－勞動之間‘歷史’的對抗性關系，二者互為中介，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資本論》辯證方法的兩極。當我們在言及恩格斯的‘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之時，并不是將歷史揉進辯證邏輯，也不是將辯證邏輯揉進歷史之中，而是達成一種具體總體性的統一。”[3]這仿佛是一種“主體哲學”和“主體辯證法”。瓦解邏輯棲身建構邏輯之內，建構的前提則是批判，導致主體邏輯只能以“反抗”和“斗爭”的規定為展開線索。一味解釋世界的結果，是將邏輯視為歷史的天然的身影，或反過來，由于堅持資本形式的同一邏輯理性的需要，將歷史本身同樣說明為“邏輯”。可是，歷史決不是形式邏輯，也不會淪為形式主義理性的任何俘虜方式的對象。

　　結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是相對封建而言的階級客體，是“階級化的空間”；主體則是階級的主體和“階級化的時間”，資本之成為“階級主體”，是由吮吸階級化時間所達成。由剝削的對象歷史決定，在階級社會工作區間內，主體邏輯不自生，主體邏輯由階級邏輯而生；主體邏輯毋寧說是資本之主體邏輯（一種顛倒性的使主體客體化、使人的勞動抽象化的資本主體化邏輯）：由空間吸入時間。空間將自己寄身于時間，在視覺上則恰恰相反：仿佛是時間棲身于空間。《資本論》限定的階級主體是從勞動時間“抽象化”所引發的運動（基于算法形式的社會統治構序）。這同樣是特殊的建構，指向瓦解宗法關系的“資本統治勞動”和“勞動時間的如何統治”，意味著有機構成是歷史的，而非邏輯的，實質是尺度經緯合一的“斗爭邏輯”。生產邏輯引出自身的截然不同而有機結合的兩種工作維度。其一，主體關系作為階級進化方向的發展：生產邏輯（實體）－主體邏輯（形態）；其二，主體關系作為統治形式自我構序方向的發展：生產邏輯（實體）－資本邏輯（形態）。又仿佛是說，資本必然包含它所指涉的主體的發展邏輯，包含著由自身運動所引發的自我否定性的歷史發展秩序；其實不然，資本寄生于勞動。說到底，《資本論》邏輯是斗爭性質，絕非解釋性質。所謂的階級進化的發展邏輯同時是統治主體的邏輯：一方面是勞動發展史——主體邏輯——主體解放和主體異化狀況的逐漸歷史消除，一方面是資本形成史——資本邏輯——資本積累的系統統治與經濟拜物教的全面統治，它們道路同框、系統同構。與此同時，人們不應忽視：主體在系統中有自主組織和反抗能力的事實，其總是表現出“非資本邏輯”的行動特征；主體邏輯之從屬于資本邏輯委實在于主體不得不通過財產形式與資本爭斗，一言以蔽之，在于階級身份空間高度同質的特質使然。資本是由勞動時間層累而成的階級化空間，造成只是在資本有機構成這里，革命化的時間邏輯才真正形成。它使得主體邏輯由“資本－工資”的表達（資本工資）繼而落成于“工資－資本有機構成”，表明資本同樣是由“工資（算法）統治”所支持的財產增殖關系，并且由于這種有效統治，技術關系與價值關系彼此異質同形乃至同質異形。這是獨特的資本主義的道路理性，是由手段個別（統治的質）進到目的一般（統治的量）的資本空間邏輯生成（空間生產）系統。

二、商品生產形式與剝削通史

　　邏輯是統治的工具。《資本論》理論終結篇關于“各種收入及其源泉”的工作規劃暗藏對邏輯工具性質的思想總揭發。為了科學說明剝削器官的歷史生長，馬克思決定采用特殊的“商品表達法”：商品既作為邏輯工具，也作為歷史實存的統治關系的發展和滅亡運動。須知，歷史過程是“共同體－商品”，歷史結果是商品生產形式。故此，作為階級化的生產方式，資本不能穿越一切歷史時空，替換它穿越歷史的是商品。作為開端規定，商品是統一諸種剝削規定的歷史生產形式：包括剝削的階級形式、統治形式和經濟形式。商品既和地租并存，也和剩余價值并存：作為生產形式，它建立起全部剝削歷史的內在機理聯系；作為生產方式，它使奴隸商品生產歷史羽化為勞動力商品生產。這導致階級化運動趨勢的急劇增長：一方面，小財產的分化結果是形成無產者和資產者的社會對立；另一方面，初步形成的雇傭勞動階層又勢必加速小財產的歷史關系向大財產的資本規定轉化，乃至于“無產化”（經由算法統治而達到）的本身即是轉化中介。在這一切運動中，財產集中起到關鍵的作用。它支配著剝削的社會程度、范圍和剝削方式的轉變，而剝削形態和方式的改變又反過來要求普遍加強對于勞動者和直接生產者的社會財產統治。亦即，“既然它不是奴隸和農奴直接轉化為雇傭工人，因而不是單純的形式變換，那么它就只是意味著直接生產者的被剝奪，即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解體。”最終導致“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排擠。”[4]

　　因循商品發展邏輯，對馬克思而言，有意義的是比較兩種歷史剝削方式的發展聯系：封建剝削和資本剝削。這是關于勞動剝削的兩種典型歷史形態：一者屬于對于農奴乃至一切處于宗法體系之內的勞動者的身份性剝削，剝削對象是與小財產（小私有制）聯系的個人所有制I；一者則屬于對于產業工人乃至一切被社會化生產囊入其中的社會勞動者的財產性剝削，剝削對象是與大財產（大私有制）聯系的個人所有制II。兩者決定性的區別在于：一者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內在結合，一者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以“所有權分離”為中介運動的外在結合，以至于“在前一道路形式上，身份關系好似‘內生變量’，而財產形式是‘外生變量’；在后一道路形式上，財產關系好似‘內生變量’，階級身份則是‘外生變量’。”[5]于是全部市民社會關系在封建制類型上表達為“個人所有制（直接生產者）＋身份所有制”，在資本制類型上表達為“個人所有制（無產者）＋財產所有制”；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傾向于把“市民所有制”視為個人所有制I向個人所有制II過渡的必要中介，即兩種個人所有制紐結的規定性。繼而在馬克思看來，市民關系不僅體現為個人所有制I向個人所有制II歷史過渡的機理關系的形成，本身也就是身份和財產的有機紐結。市民關系的不同經濟形式折射著主體被奴役的歷史狀況。并且總的來說，“勞動者的奴役狀態是產生雇傭工人和資本家的發展過程的起點。這一發展過程就是這種奴役狀態的形式變換，就是封建剝削轉化為資本主義剝削。”[6]然則，經濟基礎需要擁有一個通史的工作概念：市民社會；它從生產方式的主體類型學方面落實階級統治的規定，形成經濟的社會形態的人的發展的統一線索——個人所有制，勞動二重性則為其“邏輯表現”。以勞動二重性觀之，個人所有制的內涵結構為：“勞動者－勞動”以及“所有制－勞動發展形態”。從而，馬克思的分析邏輯是這樣形成的：（1）個人所有制I的歷史表達式是“勞動＋身份統治”，催生以直接生產者為基礎的“小財產社會”。在這種社會形態中，商品生產處于從屬地位，由于執行宗法統治，“財產積累是不自生的”，“反映為生活資料自主制度賦予的身份積累‘自生性’（或自主成長）與財產非自主成長的二重規定統一”，“這決定不可能有普遍的資本形式。”[7]（2）與之相對照，個人所有制II的歷史表達式是“勞動＋財產統治”，這意味著身份統治向財產統治的類型學的歷史變更：“小財產”的社會根基將被逐漸拔除，替代它的是執行算法統治的“大財產社會”。“如此一來，只能從商品批判的完整的涵義上去理解‘市民社會’，它本質上是蘊含歷史客觀批判的發展規定。市民社會的核心內容是與商品有關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市民社會驅動著個人所有制的發展，反過來，個人所有制的歷史發展使得孵化統一的“商品的經濟形態社會”成為可能，“它的工作組成是市民社會及以之為直接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8]（3）市民社會按照自身的發展邏輯醞釀著“資本的原始積累”，后者就其本性而言，在于執行“暴力的經濟力”。“因此，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所以表現為‘原始的’，因為它形成資本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的前史。”[9]

　　一旦尋求到統一個人所有制的歷史線索，貨幣轉化為資本的路徑在邏輯上也就愈加清晰了。“假如黑格爾把普遍和特殊的同一性學說進一步發展成為特殊本身的辯證法，那么特殊——在他看來不過是被中介的普遍——就會被賦予和普遍一樣的權利。”[10]剝削事件關切的不是普遍性（一般邏輯），而是駕馭一般的特殊性（特殊邏輯），就像GDP最終成為剝削器官的終端顯像——統治道具的總指向——那樣的景象。這里替代絕對邏輯（邏輯一般）的是所謂歷史生產一般，即階級（經濟）、剝削（階級實體）、統治（階級工具）三者統一“歷史具體”的發生與呈現，是為階級工作總邏輯（階級一般）。即是說，資本實際統治秩序包括三大階級：雇傭工人、資本家、土地所有者，然階級的整體只有對立的運動兩極；經濟統治形式是一元的，剝削是由“宗法剝削”向“算法剝削”累積，其間醞釀了統一的統治構序方式的歷史誕生。是以為了研究資本剝削，我們必須研究資本的“發生”，而為了研究資本階級發生和資本剝削關系的全部呈現，則必須將商品視為有關于歷史生產對象形式的總規定和總范疇。商品形式總布局引出“剝削即統治”工作邏輯，闡明剝削依統治而建的階級與經濟同構原理，最終落實為關于“如何剝削＝如何統治”的統治理論探究。其預告了：不僅地租向剩余價值的轉化從而剝削內容一般的形成，以貨幣向資本的轉化為歷史前提，而且剝削形式的實踐轉化——以所有制轉化為背景之所有制形式的內部轉化運動，同樣以這一前提下系列的經濟統治形式的生成運動作為現實中介。貨幣地租事實上包含兩重運動規定：（1）貨幣（形式）轉化為資本（形式），（2）地租（形式）轉化為剩余價值（形式）。既然地租向剩余價值的歷史轉化，本身包含了統治形式構成的主動構序活動，貨幣向資本的歷史運動轉化就是多條線索的具體統一，是為“六冊計劃工作線索”。兩重“形式轉化”的運動聚合為剝削（產）－階級（封）－統治（建）之讀的“三位一體”，作為“再現對象”和“批判對象”的現實規定，是以必須將所有制形式構成的一般形態直接寫為“身份－財產”，以解決對身份與財產的直接合一、半解開及全解開的社會構造及實踐機理的揭示問題。蓋由剝削一般轉向剝削特殊，故統治方式的社會構序與再造行動即符合生產方式的總體運動規律：例如說，一切雇傭勞動收入打回原形后都是“階級工資”（以工人財產安排決定工人生活資料的社會安排），于是“計時工資（身財合一）→計件工資（身財合一的分解狀態）→勞動者收入（所有制形式分解狀態下財產的個人秩序）”統治層級的形成，不過確證階級工資是階級斗爭的內生變量罷了，又毋寧說，資本的工資邏輯自然是對于工人自身所遭受的社會剝削狀況日趨惡化和受壓迫程度日益加重的一個恰當的經濟證明。

三、資本如何剝削：階級邏輯（發生）與統治邏輯（呈現）

　　剝削邏輯是大寫字母意義的經緯合一的階級運動。同時剝削無法自我構造，尤其在經濟生活層面，它依靠統治形式。這迫使勞動價值論首先作為“經緯合一的”歷史理論，實質為唯物史觀的經濟分析工具，其次是從社會的現實性規定向歷史領域延伸，并串聯起“如何剝削”和“如何統治”階級化的邏輯工具。勞動價值論毋寧說在于肯定一種從事歷史研究所必須堅持的“辯證法”：依循邏輯和歷史的一致性進行發生學意義的呈現，而作為“理論”，僅僅是廣義的稱謂。為避免純工具化的形式迷霧，貨幣向資本的歷史轉化運動必須表明自身是多重線索集合，以釋謎“貨幣地租的兩重轉化”結構呈現機理。這導致《資本論》總體以“價值之讀——資本之讀”為階級擴展秩序線索，以此為地基，再引出“價值形式——資本形式”線索的統治形式發展。一旦將資本主義勞動價值論設定為由“價值之讀（勞動價值論）”這一時間上的起點、空間上的圓心規定所內生的歷史擴展秩序，則根本意味著勞動二重性同時為關于勞動者自身的統治原理；并且，這一原理關切階級邏輯與統治邏輯的如何統一[11]。故對于資本主義工作領域內的勞動價值論，不能局限于剩余價值生產理論的直接表達，根據圖1規劃，它的總體邏輯乃為有機構成一般這一唯物史觀總工具的“資本主義表達”所錨定。是為勞動二重性邏輯的全部展開，是全部歷史沿著“如何統治”向“如何剝削”的展開和落實。在這兩者之間，“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作為有機的紐結物出現，是充分說明了階級邏輯與統治邏輯的工作同步性。什么是剝削？就剝削方式的歷史落成（剝削→階級→統治→剝削）而論，不過即發生－呈現。這進一步引出對剝削的歷史理論即歷史結構進行“結構呈現”和“科學表達”的方法論工作原則：從個別上升到一般。

　　圖1由行而知的剝削：自然歷史過程的發生和呈現

　　依此歸納，資本主義勞動價值論——作為剝削之讀的“階級邏輯－統治邏輯”——包括四項具體內容：（1）階級主體——勞動力商品；（2）剩余價值的剝削內容，即剩余價值生產的歷史理論；（3）對于勞動者主體的算法統治，即工資；（4）剩余價值的經濟剝削形式——各種利潤形式及其向收入形態的轉化。其中，前兩項在內容上屬于階級邏輯指向的工作范圍，后兩項歸屬統治邏輯工作范疇。唯物史觀原理在行動規定性上，乃指著“有機構成一般”而言；其指示人類主體異化狀態的普遍發生及勞動者為擺脫自身受奴役狀況、求取解放而進行和展開各種形式階級爭斗的一般發展邏輯，即階級邏輯一般。有機構成一般的存在方式分別是主客關系I（勞動過程）、直接生產領域內的階級范疇（主體關系和資本關系）、社會再生產領域內的經濟范疇（工資和資本積累）以及主客關系II（意識形態）。這樣，它最終獲得全體意義的表達：人的發展有機構成、生產方式有機構成、經濟活動有機構成以及思想活動有機構成。這是唯物史觀事的規定：由“事的構成”（解析式表達是生產力－生產關系）引出有機構成“事的范疇”的意義聯合；在《資本論》中，是為關于“商品的經濟社會形態”的唯物史觀理論：（1）生產史觀（勞動過程－生產方式），（2）階級史觀（剝削－統治），（3）經濟史觀（使用價值－價值），（4）思想史觀或知識史觀（階級－拜物教）。馬克思正是基于彼此聯系著、相互推進的事的構成形式，從中實際引出了有機構成的客觀分析工具，指示三重蘊涵關系統一。第一重蘊涵式指向生產有機構成本身，即關于人本位抑或物本位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以上界定為“人的發展的有機構成”；蓋因剝削是生產的階級背面，“任何分配方式或形式都自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始，由主體格啟航，爾后為一定社會形態的階級格所完形和塑造”，然則，啟示著“必須對有機構成做兩條道路的界定，在A︰Pm 和Pm︰A 道路對峙的關系路徑上重新認識與整理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在歷史生產上的辯證關系。”[12]第二重蘊涵式指向階級有機構成，所謂“Pm︰A‖C︰V”，在于指認資本生產方式的特質規定與歷史類型學；這是從技術構成－價值構成路徑中將歷史生產的一般解析式重新引申出來予以呈現，是為“生產方式的有機構成”（馬克思名曰：資本有機構成）。只是在第三重蘊涵式意義上，才有了經濟有機構成的實在性：所謂“經濟活動的有機構成”規定性，在于指認以“生產關系－交往關系”引申出現實剝削問題的經濟必由性，即直接生產者必然遭致全面的瓦解，而將由資本積累體系歷史替換它的構造。這就是經濟統治邏輯的“如何可能”。當然，上述意義需要加以引申。即便基于《資本論》的視角，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意識形態也是一體兩面的構造：一方面，“商品生產方式采取抽象關系的實體統治類型，這意味著，伴隨宗教意識向階級意識的社會轉化，階級范疇同樣實現自身向拜物教范疇的轉化。”另一方面，既然C︰V同樣可以理解為相對價值形式，則意味著“資本意識形態的工作原理”落成，即循著“商品拜物教的形成和發展→財產維度下階級關系的形成和發展→階級統治與階級斗爭→拜物教統治”路線，可以說，“《資本論》講述的歷史是‘特殊類型的歷史’（統治史）——階級如何統治、如何被統治的歷史，這是《資本論》最大的‘行’。”[13]全稱命題的資本有機構成應正確表達為：勞動過程‖Pm︰A（生產力－生產關系）；C︰V（生產關系－交換關系）‖意識形態。在意識形態領域，生產力－生產關系是借由“階級客觀－階級主觀”關系反過來將自身確認為一個統一的工作命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由勞動剝削而勞動異化，由思想剝削而思想異化；所不同的只是，“思想”剝削從而思想生產是隸屬于物質生產的體系，它迫使勞動者同樣為統治階級之“統治精神生活”而勞動，并通過思想之主動受奴役和自我麻痹埋葬著自身。思想統治既作為階級統治的一般策略，也必然作為其工作的總歸結，思想統治實際上是階級統治的最高形式。由此，從有機構成出發，“資本如何剝削”的命題必然延伸為“資本如何思想統治”的命題（落腳點是思想剝削問題），它們是同一個命題：這恰恰是資本有機構成的第四重蘊涵式。

　　然而，什么是唯物史觀之事？即“生產力決定論（生產力之事）＋批判（生產關系之事）”。顯然，生產關系作為唯物史觀范疇的理論批判功能指向生產之事、階級之事、經濟之事和意識形態之事，是為“四大批判”；批判的客觀基礎由生產力之事提供，即確立“四大客觀基礎”——物質生產基礎、階級生產力基礎、經濟生產力基礎和知識生產基礎。可見，所謂積累，僅僅是資本的行為特征，并不必然構成階級本質[14]。為了揭示矛盾，《資本論》邏輯需要視為“關于資本的分析”和“關于雇傭勞動的分析”的工作聯合，斗爭工具是資本有機構成。或者說，資本是積累起來的勞動，為了將勞動以“軌道化的邏輯”和“可變資本身份”并入自己的規定，對勞動的發展執行否定的辯證法，逼迫資本將自身裝扮成資本邏輯和主體邏輯的統一[15]。更進一步，由于主體邏輯對于資本邏輯原則上的服從，使得資本邏輯直接表現為“資本的階級邏輯”，而主體邏輯本身則淪為“資本的統治邏輯”。《資本論》這樣安排的目的，顯然并非出于作者本人的主觀意圖，而來自具現資本的客觀歷史結構的需要。在這當中，馬克思沒有迷戀邏輯一般，而著力用其統一全部的經濟的社會形態，既作為“批判”、也作為“建構”，著力內在呈現“矛盾的時間”和“矛盾的空間”。如上所論，正是基于商品這一總的歷史中介，貨幣地租最終完成對于剩余價值的“歷史吸納”的使命功能，——從統治方式轉換看，這是“勞動時間的非時間化”形成，由于圍繞時間的斗爭經濟化、政治法律化、軍事化、社會生活化、意識形態化，“時間便被本體論化了，從一種主觀的形式變成了絕對的、本身永恒存在的結構……（以致）沒有這種非時間化，時間就根本不會被客觀化……（仿佛）沒有邏輯，時間也不會存在。”[16]

四、馬克思的工資邏輯

　　貨幣地租的剝削形式向資本地租的剝削形式的實踐轉化，現實中介正是工資范疇。商品（歷史對象）——資本（歷史范疇）——勞動力價值（抽象范疇）：這構成分析工資邏輯的歷史前提。一方面，商品作為“發生－結構”（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或價值）棲身于階級社會，其以算法邏輯置換宗法邏輯，不過是從反對一種階級邏輯繼而轉向支持另一種階級邏輯——所謂以商品為發生、以資本為結構；另一方面，商品作為“結構－發生”（價值實體和價值形式）又在于表明階級結構之必然同步轉化為統治結構，由是有了貨幣對于“兩種邏輯”即階級邏輯和統治邏輯的工作串聯。換言之，“商品（發生）－資本（結構）”僅僅旨在表明資本的階級邏輯的“是什么”——貨幣形態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的統一（階級性質），“資本關系（結構）－工資統治（發生）”繼而需要表明資本的統治邏輯的“如何可能”——資本生產和資本分配的如何實現統一（統治方式）。這樣在歷史起點與結構起點之間，資本范疇（作為統一的理論范疇）必須是在階級與統治之間起連接作用的邏輯起點，從中引出“資本工資”的規定[17]。

　　對資本主義生產而言，工資形式恰恰是一般規定的統治邏輯。在馬克思看來，工資是有關于剩余價值生產的歷史理論的必然結果，甚至就這一結果的性質而言，它必須包含在自己的歷史前提當中[18]。所謂工資特殊，乃是工資作為算法統治類型的歷史發展與成熟化，其伴隨著矛盾的發生與結構化；只是在這個基礎上，并且必然以階級工資規定性為前提，工資形態一般化或總體化了，具有越來越豐富的發展內容。這導致工資一般只能規定為“階級工資（資本費用）對拜物教工資（勞動者收入）的關系”。對于后者，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明：“工資又采取各種各樣的形式，對于這些形式，那些只注重粗糙的事實的經濟學論著的作者沒有作出任何說明。顯然，在本書中不可能論述所有這些形式，這是專門研究雇傭勞動的論著的任務，不是本書的任務。”[19]總體而言，《資本論》中的工資范疇僅限于價值＝價格意義的資本工資研究——不涉及廣泛性的資本主義市場工資探究。之所以從抽象力上將資本工資從工資系統中予以“剝離”，乃階級史觀使然。目的是說明階級工資（規定）對于工資一般所具有的基礎性功能作用，換言之，工資的各種特殊形式僅僅起到服從“拜物教統治”的調節工資水平的作用，不改變工資決定基礎。同樣的原理適合于階級利潤（規定）對于利潤一般所發揮的相應作用。利潤一般的基本面是“階級利潤（或通常所說的資本的一般利潤）”。平均利潤是階級利潤進一步的轉化形式，為資本統治服務而需要的地產所獲得的超額利潤僅僅是一種必要的調節形式[20]。其推動歷史內涵的兩重轉化運動：一重為階級（剝削）內涵的轉化運動、一重為剝削（統治）內涵的轉化運動，是為完整規定的“階級－經濟史觀”，以致計時工資（統治形式）和貨幣地租（剝削形式）成為商品起統一邏輯作用的彼此支應的“歷史形式”。這表明作為一種歷史結果，商品乃為“歷史－矛盾”的規定；以“歷史結構”為起點是表明：為了實現將階級邏輯工作落實為剝削邏輯，商品分析必須摒棄現象學和認識還原論，確立“統治邏輯”的獨立地位（兩重轉化運動的中介即是“如何統治”規定）。于是之所以交叉運用“商品——資本——資本積累（空間發展邏輯）”和“商品——工資——資本有機構成（時間發展邏輯）”分析線索：一則綜合說明“財產剝削的是什么”（資本剝削）和“資本剝削的何以可能”，二則為了實現對資本邏輯的分兩次恰當說明。第一次說明是將資本邏輯的歷史分析作為前提，確定“階級邏輯→統治邏輯”進路；第二次說明是建立以“統治邏輯（主體邏輯）”為中介的剝削實現邏輯。這樣當商品作為“主體邏輯起點”時，它是統治形式，工資算法則是統治內容；當其作為“資本邏輯起點”時，它是剝削形式，資本經濟形式則是剝削內容。以至于放眼通史領域，“工資——地租”可鎖定為統一剝削邏輯的秩序化：由統治形式向剝削形式落實——剝削由統治而建。以資本研究為例，工資不過是作為主體形式的資本統治邏輯，而資本主義地租則是資本邏輯的深化形式和鞏固剝削的進一步手段。

　　全部階級工作聚焦于兩種形式在統治線索上的演化空間的怎樣達成：所謂由階級而統治（由商品作為“階級范疇”決定）和由統治而剝削（由商品作為“統治范疇”決定）。為了回答剝削的“歷史是什么”，馬克思考察統治階級統治被統治階級的若干主體格的歷史經濟形態，從中得到規律性的結果：必要勞動（對應自耕時代的徭役或人的宗法統治）——必要產品（對應佃農即所謂“打農民工”時代之物的宗法統治）——計時工資（對應工廠或“打工人工”時代的價值統治）——計件工資（對應“趕工”時代的使用價值統治），此為主體的統治形式或其歷史類型和發展方式。為了回答剝削的何以可能，我們需要進一步考察剝削體式的通史，考察各種剝削形式之間的歷史承接與相互轉化的情況。在《資本主義地租的產生》一章，馬克思通過詳察封建地租及其向資本主義地租轉化的歷史，揭示地租剝削形式的以下發展邏輯：（1）身份統治的道路類型確立——所謂勞役（勞動地租）統治剝削形式的時代；（2）從小身份轉向大身份的系統統治——所謂實物地租（產品地租）統治剝削形式的時代；（3）身份統治向財產統治的歷史轉化——由貨幣地租統治的歷史剝削形式向剩余價值的過渡；（4）從小財產轉向大財產的系統統治：這一時代的情況是，先消滅佃農，再最終消滅自耕農，由資本主義方式徹底占領農業生產領域。“剝削通史＝地租通史”背后的邏輯仍然是工資統治形式由身份統治到財產統治的一以貫之。正如封建統治方式的內在歷史邏輯是由“人的宗法”逐步擴展為“物的宗法”，建立系統化的統治關系，資本統治在原理上仍然如此，只不過是改變了形式。第一步是形成價值形式的財產統治：社會內容是“價值統治”，社會經濟內容則是雇傭勞動生產制度和工資與利潤分配制度。當此階段時，事實時間為價值時間所裹挾，產生社會價值構成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理性構造式：t = t1 + t2，作為“算法基因”，以建立合資本意志的階級時間管理。其表明在統治的優先順序上，資本選擇的是由統治價值時間轉向統治事實時間。

　　第二步是建立算法統治；即生成“價值統治→使用價值統治→價值統治”的統治工作程序。其實質是建立以流通（特別是勞動和資本的社會交換）為中介的“生產－分配關系”。以資本有機構成的形成為例，共有六步驟的轉化程序：①勞動過程→價值增殖過程（這一步是將歷史上的使用價值自我管理即勞動管理和產品管理改造為勞動時間管理）；②價值增殖過程→計時工資（這一步是建立以生成“社會價值算法”為目標的必要勞動管理和必要產品管理）；③價值增殖過程→資本的價值構成（這一步是鞏固價值統治）；④勞動過程→資本的技術構成（這一步是建立使用價值統治）；⑤計時工資→計件工資（這一步是鞏固使用價值統治）；⑥資本的技術構成→資本的價值構成（這一步是再落實價值統治）。這種程序將“算法統治形式”內生其中，表明資本家不是通過自己的人格化規定來實行對工人的統治，而只是經由資本統治勞動。

　　第三步是建立算法統治的擴展秩序，可分成兩個具體的步驟。一是確立工資算法的基礎地位。咋看起來，工資好像是純粹現象學的產物，但馬克思的初步研究很快否決了這一點。“工資決定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敵對的斗爭。勝利必定屬于資本家。”而工資的邏輯起點又在于說明工資不能自我決定，“最低的和惟一必要的工資額就是工人在勞動期間的生活費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夠養家糊口并使工人種族不致死絕的費用。”“因此，資本、地租和勞動的分離對工人來說是致命的。”[21]說到底，工資是統治邏輯和統治結構的高度統一。在馬克思看來，工資作為結構起點和統治形式，乃是勞動力商品的直接產物；它以商品分析為歷史起點，資本成了說明工資的規定性的必然中介。可見，邏輯證明對說明工資的本質毫無幫助，但反過來的情況恰恰是：社會價值算法以工資算法為基礎，意味著資本由自我社會統治向以地租形式為拱衛手段的統治轉化的中介是牢固化工資統治，——又或者說，這一點本身需要工資算法提供證據和作為證明。二是確立資本社會統治的空間算法形式；即為了一般地實現空間的吞噬時間，資本競爭部分必須采用同一化的行動策略。措施是使工人的質性時間全部轉化為量化時間，在此基礎上，實現勞動者“個體時間”為資本“社會時間”所經濟操持。按照圍繞中等資本有機構成進行社會行動的資本經濟運動構想：一方面，資本技術構成（歷史生成）表達二重化的資本生產方式發展狀況，即作為物質生產方式運動的“主體－技術”（A + Pm）和作為社會生產方式運動的“資本－技術”（Pm︰A），表明資本與技術共生的態勢對于主體與技術共生的態勢的一般排斥，是為完整涵義之“A‖Pm”；是為節約勞動的技術的內涵式發展——內涵擴大再生產和資本集約經營，然則，“資本主義文明規劃的一個歷史進步之處即在于，使得一般勞動者（游離于共同體之外的個體勞動力）均可提供‘剩余’，這就使得個體生產力第一次具有了社會意義。”[22]另一方面，資本價值構成（社會生成）同樣表達二重化的資本生產關系（雇傭勞動主體）的發展方式，即統一社會勞動的量化時間的經濟部分對立（如兩大經濟部類）以及作為“v”和“c”的廣泛性交換關系；前者表征以物質基礎為直接依托的基本生產剝削行為，后者則表征以社會基礎為廣闊背景和依托的社會剝削行為。總體上看，這就是資本有機構成的“研究對象表達”，其內蘊矛盾規定的地方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體邏輯，其展開統治的線索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邏輯。

　　第四步即最后的工作步驟，則是建立價值統治和使用價值統治的系統協同意義的“算法聯盟”，具體演化空間是“計時工資——絕對地租”。通常一旦涉及現代地租，特別金融地租，人們很輕易地訴諸于拜物教批判，將之歸結為關于“財產拜物教”的一種頂峰發展。至于地租的仍舊扎根于勞動過程文明規劃這一史實事件，是極易被忽略的，仿佛資本主義地租不是憑借土地所有者對于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而是相反地從土地關系的自身規定中直接產生的。為了尋找認識的來龍去脈，這里可以詳細探尋馬克思對于地租問題的考察結果，從中得到借鑒。（1）資本主義地租的本質是價值生產問題，不是單純的“土地拜物教”問題；“認為在投入農業的資本上出現的地租，是來自這個投資部門本身的一種特別的作用，是來自地殼本身具有的各種特性，這就是放棄價值概念本身，因而也就是放棄在這個領域內取得科學認識的一切可能性。”“因此，地租分析上的全部困難……不是說明剩余價值，而是說明這個生產部門所特有的超額的剩余價值，也就是說，不是說明‘純產品’，而是說明這個純產品超過其他產業部門的純產品而形成的余額。”[23]（2）地租從來不是土地關系的直接結果，而由土地所有制形成，資本地租進一步是由資本所創造的現代土地所有權所帶來；這里，人們需要追問的是：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為什么將自身一方面分解為資本工資和利潤，另一方面又分解為資本利潤和地租？真正的資本拜物教乃是“資本－利息”這種形式！資本的價值產品分解成“工資、利潤、地租”彼此對立的三種形式是本身需要考察的獨特的社會經濟運動，并非要質疑的對象[24]。繼而，“正是在資本－利息這個形式上，一切中介都已經消失，資本歸結為它的最一般的、但因此也就無法從它本身得到說明的和荒謬的公式。正是由于這個緣故，庸俗經濟學家寧愿用資本－利息這個公式，而不用資本－利潤這個公式，因為前一個公式具有價值和它自身不相等這一神秘性質；而后一個公式卻和現實的資本關系較為接近。”[25]（3）資本工資——基層統治制度（資本＝基于財產的平等剝削的生產體制）；資本地租——高層統治安排（資本＝基于財產的社會等級制）。然則，“像資本一樣，雇傭勞動和土地所有權也是歷史規定的社會形式；一個是勞動的社會形式，另一個是被壟斷的土地的社會形式。而且二者都是與資本相適應的、屬于同一個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形式。”[26]作為剝削形式的保留，級差地租——其不獨為農業部門及土地、建筑、礦山能源部門，也包括金融普遍活動其中的一切部門以及教育即勞動力社會智力的再生產部門等領域——履行著新的統治職能，進行著階級功能的新創造，乃至伴隨著一般剩余勞動的向資本主義剩余勞動轉化的普遍完成，資本地租的本質同樣應歸結于“階級生產”的性質。這是由貨幣地租統治的歷史剝削階段向由剩余價值統治的歷史剝削階段的過渡所得到的認識結果——“大財產”的資本階級生產與資本等級制的社會再生產。繼而，價值統治（t = t1 + t2）向使用價值統治領地進軍這一擴展秩序獲得制度性保證。即在m = π + r統治算法的關系形成中，平均利潤范疇π是t = t1 + t2公式的外化規定，而地租范疇r則有著二重化的運動：既體現“價值統治→使用價值統治”經濟的擴展秩序，又體現“使用價值統治→價值統治”經濟的回歸運動。其因而說明資本本身在分配關系上分解為“工資－利潤－地租”一般對立的經濟形式，就實質而言，乃是資本生產關系的統一結果。由于宗法（身份）統治為算法（財產）統治的歷史類型所徹底替換，在使命上，資本主義地租注定通過自身功能誓言捍衛“資本＝大財產”的社會階級規定。總起來說，這自然也是“歷史統治形式”（乃至剝削形式本身的規定性）的收結于絕對地租方式必由的原因。即是說，“根據馬克思在第三卷寫成的文字材料，可總結為如下依次推進的發展運動序列：產業部門內生產條件占有狀況不同下的競爭形式→產業部門間的資本的不同構成狀況下的競爭形式→圍繞‘資本主義級差地租現象’（社會生產條件的經營權壟斷）產生的競爭形式→圍繞‘資本主義絕對地租現象’（社會生產條件的所有權壟斷）產生的競爭形式。”[27]（4）在認識上，平均利潤與資本地租必定要視為有關于社會剩余價值構成的共同組成，并且，既然t2在歷史中僅僅由t1擴展而來，那么r同樣由π擴展而來。所謂：“平均利潤本身是在十分確定的歷史的生產關系下發生的社會生活過程的一個產物，正如我們已看到的，這個產物要以極為復雜的中介過程為前提。要能夠談論超過平均利潤的余額，這個平均利潤本身必須已被確立為標準，并且已被確立為生產的調節器（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就是這樣）。在資本尚未執行強行榨取一切剩余勞動，并直接占有一切剩余價值這一職能，從而資本還沒有使社會勞動或只是偶爾使社會勞動從屬于自己的社會形式中，根本談不上現代意義上的地租，談不上作為超過平均利潤即超過每個資本在社會總資本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中所占比例部分而形成的余額的地租。”它的認識前提是資本創制的“現代土地所有權”，而非封建地租關系本身，正是缺少了這一前提，“對這些經濟學家來說，還不可能這樣提出問題，即反過來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觀點去研究，土地所有權怎么能把資本所生產的（也就是從直接生產者手里奪取的）、并且已經由資本直接占有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再從資本手里奪走。”[28]也正是基于這一判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具有不同于一般勞動過程的歷史規定的規劃：社會的勞動力、各種社會形態的物質生產資料和土地本身。土地同樣是經濟資料，并且是最為重要的社會生產條件，它是造成一切“等級化的使用價值”的生產基礎，由此成為社會生產資料和社會生活資料（經濟生活條件）的共同基礎。《資本的流通過程》已說明了社會使用價值和資本商品價值內在具有的系統的一般依存關系，然則，資本地租作為“階級收入一般”的規定正在于迫使對資本統治而言極其重要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的“使用價值”等級化，并且是一般利用了資本進行系統統治以拱衛自身的運動形式。因為只有這樣，土地所有關系才真正成為和資本進行聯合意義的統治規定：它迫使勞動者不僅和一般意義的社會生產資料相所有權分離，而且和土地本身相所有權分離；這一點也即意味著，資本地租不是簡單分割剩余價值，而在于借助自己的職能和資本協力統治，通過創造資本生活的普遍等級化，間接造成工人生活的“社會等級”。在切割其與生產資料的一般經濟聯系的同時，資本主義地租也人為制造了工人與他的生活資料的聯系方式，即普遍地走向生活等級化的追求道路。“對資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來說，表現為他們各自特有的收入（利潤、地租和工資）……從下述意義上講確實是收入的源泉：對資本家來說，資本是一臺永久的汲取剩余勞動的抽水機；對土地所有者來說，土地是一塊永久的磁石，它會把資本所汲取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吸引過來；最后，勞動則是一個不斷更新的條件和不斷更新的手段，使工人在工資的名義下取得他所創造的一部分價值，從而取得社會產品中由這部分價值來計量的一部分，即必要生活資料。”[29]

五、資本之讀與主體如何反抗

　　資本之讀是書寫資本與閱讀資本的統一，“寫”是前提，因而也是“研究之讀”，乃至指向全部的研究規定。全部秘密由歷史啟動。讀的行程亦必是歷史自我呈現行程，于是，《資本論》成為關于“資本之讀”的理論表達。表達方式一曰歷史科學，其推開哲學式的邏輯科學或實證科學無休無止的纏繞，產生“結構的秩序”；二曰階級科學，與超階級的“經濟現象學”無涉；三曰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經由對一般經濟人“解釋學”（一般地混淆資本邏輯與主體邏輯、取消邏輯的革命指向的經濟詮釋學）的揭露、批判和工作拒絕，劃開純經濟學與自身的任何聯系。其書寫語境是唯物史觀的“元（生產史觀）”“亨（階級史觀）”“利（經濟史觀）”“貞（思想史觀）”結構，閱讀路線是“勞動——階級——勞動”，從中讀到完整規定性的資本，包括對于它的主體性反抗。這是執行資本之讀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科學：一面是“勞動＋階級”， 一面是“生產力＋生產關系”。一般而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從勞動起步、由主體啟動階級斗爭的工作命題，是被資產階級學者有意或無意地省略掉了。主體邏輯只有在“舞臺上的神秘”真正失去表演力，并且所有人在同意經濟的決定性體制的同時，也自覺地了解到主體反抗行動的愿景和聲明自己的“主體決定論”權利的境況下，才能得到恰當地提示[30]。那么，馬克思“歷史三段論”指示的意義究竟是什么呢？以從勞動出發的發展邏輯觸發“主體反抗”也，以有機構成讀法解通史路徑之個人所有制工作邏輯也。

　　任何哲學都是詮釋主義的，都可能對革命的行動產生思想遮蔽。自從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第二條提綱中寫下“實踐”這個詞，就動搖著全部的傳統哲學。《資本論》通過對階級的特殊生產和實踐，通過運用“資本編碼＝階級編碼”的讀法公式為共產主義文明尋求到實踐的歷史入口和路徑形式，相應抒寫出大寫字母的無產階級科學。這一規劃引導無產階級沿著革命路線“實現哲學”和“走出哲學”。結論及其尋求“人的發展和人的解放”的現實途徑是，（1）“勞動”反對“簡單勞動”；簡單勞動是針對原有勞動體系的形式瓦解，是勞動質性內容的完全喪失，從而實際上，勞動的資本主義簡單形式正是針對勞動者而言的“空間統治邏輯”[31]。（2）“主體化的生活邏輯”反對“地租化的經濟邏輯”；《資本論》的統治邏輯概括起來說：既沿著“個別”（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特殊”（相對剩余價值生產）→“一般”（資本工資形式）的路徑前行，也系統定格為“資本（資本一般）→雇傭勞動（一般性向特殊性的轉化）→土地所有制（特殊性向個別性的轉化）”，這使得資本地租既針對于進行主體統治的抽象空間的塑造，又提供關于資本等級制生活的個性化定制，內在啟動兩種社會統治方式——價值統治和使用價值統治。（3）“國家要素論”反對“資本要素論”；在要素形態上，資本要素論試圖成為唯一正確的表現統治手段的形式化的理論，為此旨在實現社會財產的同一化，實行“同一性的辯證法”，以致資本統治是意味著：“主體要尋找反對它的理由的理由”，蓋因“同一性是意識的首要形式……當作適當性而讓它壓制的東西來享用。適當性總是要服從統治的目的，就此而言，也就是服從它自身的矛盾。在它以不可言說的努力而肯定給人類造成了甚至不利于它自身的同一性的首要性之后，它歡呼并盡情享受它的勝利，因為它把這種勝利變成了被征服的事物的規定性：它必須把對它發生的事情呈現為它的‘內在’。”[32]（4）“主體現代化”反對“景觀現代化”；將一切物質指標“經濟化”乃至使生活資料“財產化”的景觀仿佛是工資的目的，然而，這只不過是簡單勞動對于各種宗法關系下的勞動形式的現代置換！主體現代化的真正旨趣在于重建社會主義工資的價值基礎，即由國家身份下的生活資料安排引導和調節勞動者個人財產狀況，而非相反的行程。順著這一思路，在現代化的道路理性上，應區分主體邏輯的平等觀與資本邏輯的平等觀，它們分別代表完全不同的價值訴求。須知，資本時空體在于吞入勞動，產生經濟關系賴以存在的兩個階級公式：W = c + v + m（其中v的轉化形式即由階級身份規定的財產工資）與m = π + r，——這是所謂資本主義核算的本位問題。依據政治經濟學批判，由第一個公式引出第一項安排：w = ow + cw（工資形式構成），由第二個公式引出第二項安排：m = om + cm（剩余產品形式構成），在此基礎上，建立以勞動算法（基礎算法是社會主義工資）為本位的新型國民收入核算。任何帶有數學邏輯的理論公式都寫有哲學的意義，無產階級哲學的意義在于顯露經由斗爭獲得主體解放的工作意味，——它要求不屈從于現實。這兩項內容于是形成所謂市場經濟域內的“社會主義核算的本位問題”[33]。

　　階級一方面是剝削、一方面是統治，工資一方面是身份工資、一方面是財產工資，然則，這就是國家要素論工作視野的“所有制”與“所有制形式”結合的實踐邏輯。工資形式構造為“身份＋財產”——之所以表達為通史公式：生活資料占有形式（工資形式）＝身份形式＋財產形式，在于指示兩個偉大時代即“共同體生產”和“商品生產”的發展接續與時空并存。在這當中，無論任何一個時代的所有制形式在內部構造或結合關系上均循著身份形式與財產形式從“直接合一”到“分立不二”的運動軌跡前進。社會主義國家勞動的指向是主人勞動，而非創造社會主義小財產意義的工資勞動或平等勞動。所謂國家生活資料安排——包括以勞動為尺度的對于主體社會平等的追求，指示主體邏輯的“超越資本的生產政治”，尤其指示國家工資本位“身財合一”向“身財不二”的運動轉化，——其正是初級規劃的“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實現形式。社會主義勞動者乃至社會主義國家合力推動的知識權力、所有制剩余分享以及人的真正意義的社會自我管理運動，將以史無前例的智慧推進社會主體的合作交往，借以落實生產關系與分配關系結合的偉大歷史類型——公有制社會主義。

　　載于《政治經濟學研究》  2022年第4期  P16-30 （責任編輯：王新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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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許光偉，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基金項目：本文系吉林林財經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科研項目“《資本論》、工資與現代化：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研究”（2022WZD010）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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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許光偉：《有機構成、人的發展與黨的策略問題——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年第5期。

　　[6]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3頁。

　　[7] 許光偉：《有機構成、人的發展與黨的策略問題——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年第5期。

　　[8] 許光偉：《<資本論>的藝術高度：社會客觀批判——關于“商品批判”和“資本批判”的歷史辯證法》，《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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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德]阿多諾：《否定的辯證法》，張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86頁。

　　[11] 勞動對象論（＝勞動關系論）、勞動產品論（＝勞動二重性）、勞動剝削論I（＝封建地租論）、勞動剝削論II（＝剩余價值論）、資本主義地租論（資本工資－資本地租）：其具現了生產一般統轄剝削一般、階級一般、統治一般的歷史時空。《資本論》處置“統治一般”的基本范疇是價值形式，起于勞動二重性，落于工資形式。這一特殊方式目的在于尋求勞動一般對結構一般的形成機理，即“統治之道”（階級－拜物教）。

　　[12] 許光偉：《有機構成、人的發展與黨的策略問題——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年第5期。

　　[13] 許光偉、胡璇：《<資本論>有機構成的唯物史觀深層景象——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二》，《政治經濟學研究》2022年第1期。

　　[14] 如果從解釋路線看，《資本的生產過程》界定的資本有機體直接是“資本——資本積累”，極力掩蓋“資本工資——資本地租”統治主體形式的階級擴展秩序，那么好像是說，階級本質只有通過強制定義的方式，硬塞給資本，然后灌輸給資本積累，才演變為統治邏輯。其實不是這樣。《資本論》不是關于“商品－資本”毫無歷史根據的呈現，將商品僅僅列為歷史現象的呈現，是極其平庸的現象學做法。進一步，“這是向純粹推論的思維的復歸。”因為，“用同一性來平息辯證矛盾、平息不能解決的非同一物的表現，就是忽視辯證矛盾所意指的東西。”（阿多諾：《否定的辯證法》，張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37頁）

　　[15] 資本由此確證自己同樣是“主體”，建立了觀察主體邏輯的獨特性歷史視角。“資本是社會勞動的存在，是勞動既作為主體又作為客體的結合，但這一存在是同勞動的現實要素相對立的獨立存在，因而它本身作為特殊的存在而與這些要素并存。因此，資本從自己方面看來，表現為擴張著的主體和他人勞動的所有者，而資本的關系本身就像雇傭勞動的關系一樣，是完全矛盾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4頁）

　　[16] [德]阿多諾：《否定的辯證法》，張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87-289頁。

　　[17] 既是統治主體的邏輯，又是主體反抗的邏輯，整體而言，這就是《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發展狀況的刻畫。于是，工資仿佛是被資本馴服的主體邏輯的經濟表現。

　　[18] 馬克思為此強調說：“在表現為地租－資本－雇傭勞動這樣一個過程（這個三段論的形式也可以另外表達為：雇傭勞動－資本－地租；不過資本必須總是作為活動的中項出現）的現代土地所有權的經濟關系中，包含著現代社會的內在結構，或者說包含著處在資本的各種關系的總體上的資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4頁）繼而，“如果說世界歷史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揭開了工資的秘密，那么相反地，要了解這種現象形態的必然性、存在的理由，卻是再容易也不過的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67-568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71頁。

　　[20] 這樣可理解：伴隨著貨幣地租（經濟形式）之轉化為利潤形式，封建徭役或賦稅勞動同樣要轉化為資本服務的無償勞動即剩余價值，“因此，毫無疑問，典型形式的雇傭勞動，即作為擴展到整個社會范圍并取代土地而成為社會立足基地的雇傭勞動，起初是由現代土地所有權創造出來的，就是說，是由作為資本本身創造出來的價值而存在的土地所有權創造出來的。因此，土地所有權反過來導致雇傭勞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5頁）

　　[21]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頁。

　　[22] 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

　　[23]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5頁。

　　[24] 因此，阿爾都塞將《資本論》的具體僅僅視為“概念的認識”，而非歷史具體，是失當的。一旦統治的結構被歸結于所謂“結構之讀”（結構最一般的作用的概念過渡到特殊的結構作用的概念）， 就從中導出“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似乎它們是從純理性的頭腦中產生的知識，僅僅由于“辯證運動的作用”才彼此聯系和交織一體。

　　[25]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5-926頁。

　　[26]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3頁。

　　[27] 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

　　[28]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5-886頁。

　　[29]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0-931頁。

　　[30] 所謂主體邏輯，指示和勞動過程直接聯系著的個人所有制規定及由其所代表的主體關系的歷史發展狀況。只有主體邏輯才能確保資本研究的無法剝離政治經濟學批判，進而依據唯物史觀全體工具的性質進行邏輯具現。其中貫穿的線索正是將生產力－生產關系作為全體事件的“主體邏輯”（即唯物史觀原理），由于對主體的反抗和斗爭進行恰當地工作具現，而能正確完成歷史規定性對于現實對象的“實踐的添加”。可見工資統治邏輯以地租為收結，恰好說明資本獨特統治方法與一切階級社會共同采取之統治方法基于“資本工資”統治形式的合流；很明顯，正是這一基礎造成地租方式的剝削的經濟普及化不斷社會提高的狀況，促使地租成為最高之經濟剝削形式規定。也因此，“最顯著的例子莫過于‘地租’（按其實質是以‘身權’作為剝削手段的經濟內容）并入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體系的情形。雖則平均利潤而不是地租本身乃是《資本論》的考察重點，但馬克思給出的剩余價值分配公式同樣是：m = om（和地租對應的剩余價值部分）+ cm（和平均利潤對應的剩余價值部分）。”（許光偉、胡璇：《工資的身份形式與財產形式理論問題研究——兼議中國共產黨的按勞分配觀》，《當代經濟研究》2021年第9期）

　　[31] 須知，資本主義社會是歷史剝削程度最高的統治加強型的經濟社會形態。以至于在這個形態中：只有一個身份，叫做階級；只有一個階級，叫做財產階級。工資、利潤、地租指示資本進行階級統治的進階路線，它們共有同一個階級身份化的收入形式——利息。這使得“簡單勞動”必須被看作是工資算法統治、利潤算法統治、地租算法統治協力的結果，是和資本范疇內在對應的一個理論范疇。

　　[32] [德]阿多諾：《否定的辯證法》，張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27-128頁。

　　[33] “說到底，對同一性的批判是對客體的優勢的探索。”在市場經濟發展階段，社會主義核算將延續資本主義核算的基本問題，但工作邏輯上有所克服、有所超越，并有所歷史揚棄；它所聲明的揚棄之點是：歷史主線索是主體邏輯，絕非資本或客體邏輯，主體之和對象規定結合，乃是言明“主體以完全不同于客體進入主體的方式進入了客體之中”，從而必須認識到，“主體也是一種客體，這是主觀性的一部分意義；但客體成為主體卻不是客觀性的一部分意義。”（阿多諾：《否定的辯證法》，張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56-1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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