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史的定性與讀法：馮友蘭“哲學之讀”局限性及其超越路徑研究

　　關鍵詞：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對象；主觀；客觀；主體；客體；階級

第五部分  結束語

　　馮友蘭先生一生求索主體論和知識論邏輯結合之如何可能，由于缺乏馬克思主義工具并且不以階級理論與實踐為中介，終于與問題的解決失之交臂；其未曾覺察到“有機構成”（唯物史觀的客觀工具）是通向真理的一把鑰匙，是走向歷史的實踐之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所謂聯系的觀點、發展的觀點，正是指此規定。

　　【注：譬如勞動價值論正是以階級關系為研判，并且用主體論和知識論的結合武裝起來的理論分析工具，——“階級論”恰恰是“勞動論”（商品生產之人類主體論）與“價值論”（商品生產之歷史知識論）的結合中介。說到底，“《商品》整體給出‘階級學’（行）和‘知識檔案學’（知），它的頭兩節界定商品社會階級壓迫關系的類型學（特殊的歷史剝削方式）和結構學（特殊的矛盾‘危機論’），其后兩節在內容上是指向了‘形態學’，繼而講明階級統治工具的‘何以是’和‘何以能’。”參見：許光偉.知行合一與《資本論》原理——階級社會及其經濟形態知識狀況考察[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2(1), 5-27.】

　　須知，主體論的路線斗爭不過意味著階級斗爭之生，而知識論的路線斗爭則意味著階級斗爭之成；“有機構成乃道路規定之謂也，在方法論上即旨在實現對象和研究對象統一的‘道名工具’”，然則，“把握歷史的最好方式是‘展開歷史’”，“有機構成謂為道（思維世界的陰陽），言客觀世界的‘道’‘可道’‘非恒道’；有機構成謂為名（思維世界的五行），言客觀對象的‘名’‘可名’‘非恒名’。前者又即歷史之行、矛盾之行、規律之行，后者又即歷史之知、矛盾之知、規律之知。”【注：許光偉.《資本論》有機構成歷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問題——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一[J].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4), 29-42.】

　　社會形態領域的思想路線斗爭是經濟基礎（或社會結構的現實基礎）和政治的法律的上層建筑階級矛盾運動的社會主觀映照，是社會階級斗爭形態的集中反映形式。思想有機構成是這一反映形式的客觀工具，——所謂實踐向歷史的工作敞開。是故從對象I到對象II，主體論對于階級論而言是“基礎補充說”，決不是“哲學替換說”；同樣，哲學應遵循的是馬克思主義邏輯，而非現代化邏輯，“走出階級”的哲學改造是改造哲學的努力奮斗目標。馮友蘭先生稱自己的哲學體系為“新理學”，于當下場域極力鼓吹“中西融合”以及“特共一體”的思想學說，是以有了這樣的似是而非的認識：“某一種社會類型是共相，某一國家或民族是殊相。某一個國家或民族在某一時期是某一類型的社會，這就是共相寓于殊相之中。這個‘寓于’是冥合無間，所以在表面上就渾而不分。這就引起了思想混亂。所謂‘全盤西化’，所謂‘本位文化’都是這種混亂的表現。至于一般人所說的西洋文化，實際上是近代文化。所謂‘西化’，應該說是現代化。”這當然是一個純然邏輯知識的描述，例如說，就中國改革開放的向外國學習這一點而論，“怎樣確定這個標準呢？最好的辦法是認識共相。看看世界上強盛的國家，看看它們是怎樣強盛起來的，看看它們的特點。這些特點就是它們的殊相之中所寓的共相的內容或其表現。這些國家是殊相，它們的社會性質是共相。共相是必要學的，也是可能學的；殊相是不可能學的，也是不必要學的。”【注：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0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582.】

　　馮友蘭將自己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定位于研究者的哲學思想史耙梳，既沒有“把‘主體社會’作為一個科學研究上的對象（即‘思維之象’）來確定和把握”，也未試圖把基于主體的統治進一步擴展為基于知識的統治，最終無法走出西方邏輯學窠臼，未能了解到：“作為一般意義和規定的‘邏輯學’是存有的，但僅局限于提供‘解釋世界’意蘊的認識功能，即把握知識工具。而人的思維方式，說到底，還是‘社會歷史行動之思’。”【注：許光偉.主體社會與知行合一：王陽明學術思維研究——兼談中西對話的方法論問題[J].經濟思想史研究，2019(1), 100-130.】

　　馮友蘭對于中華主體論觀點和西方知識論工具的相互嫁接在多數情況下是理論非法的，提供給中國的思想方案終究是烏托邦的。盡管馮友蘭先生客觀認識到：對于中華固有的社會形態路徑演化的性質而言，主體路線斗爭是在先的（這也是《資本論》同樣秉持“異化勞動說”的理由），是一遵循共同體統一原則的母規定，但未能根據邏輯與歷史一致的原則揭示路線斗爭轉化之謎。馮友蘭對中國思想路線斗爭狀況的研判是深刻的，而以問題廣角鏡方式多有建設性的思路提示，非常難能可貴！其深深相信世界現代歷史是朝著“仇必和而解”這個方向前進的，復以童子般的天真期盼中國決不走“仇必仇到底”的道路；其正是以這種思想踐行“最哲學的哲學”——對于“實際”無所肯定，以此制造哲學與科學的理論緊張關系。馮友蘭先生以自己誠懇的中國哲學實踐告訴我們：現代哲學是沿著自我改造路徑前行的——無論邏輯實證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大方向均如此。

　　是故對于中國面向未來的批判學術而言，最為重要的也許不是走出實證和試圖走出神秘的哲學之讀本身，甚至也不是向中國主體思想的歷史書寫的民族觀點回歸，而是在社會形態的歷史理論及其科學認識論的基礎上再前進一步，真正以“嚴格實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啟動中國之讀行動，從中升華出中國之寫的“大寫字母規定”。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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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馮友蘭.三松堂全集 [M].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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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宋志明，梅良勇.馮友蘭評傳[M].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

　　9.田辰山.中國辯證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M].蕭延中，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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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許光偉.熊十力本體論批判思想及其思維學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基礎研究[J].經濟思想史研究，2020，（2）：76-106.

　　12.許光偉.《資本論》有機構成歷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問題——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一[J].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4）：29-42.

　　13.許光偉.知行合一與《資本論》原理——階級社會及其經濟形態知識狀況考察[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2，（1）：5-27.

　　【注】本文原名《中國思想史的定性與讀法——馮友蘭“哲學之讀”局限性及其超越路徑研究》，刊于《經濟思想史研究》2022年第五輯P66-98.

　　【文章摘要】綜觀人類思想史，思想路線斗爭遵循一定的運動軌跡。其一般的規律為：思想的認識論類型起于思想構造，思想構造源于思想運動，思想運動則體現對象邏輯之于對象歷史的運動依存關系。中國思想史“定性”應從這一整史出發，依據中國對象的客觀辯證法——生產方式運動和構造，確定中華思想路線的斗爭類型，錨定轉化運動的歷史序列及其結合區域、作用范圍，形成“中國哲學史”道路特殊（即“思想共相”）特別的材料對象（即“思想殊相”），并且從中可確定主體論、階級論、知識論的統一。《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新編》的路徑在一定程度上響應了上述要求，于讀、寫層面把握思想領域特定研究對象的道路性質與認識規律，實現哲學視野的“中國思想之讀”。盡管如此，馮友蘭的哲學“讀法”終究未能解決哲學基本問題的中國運用問題，其以主體哲學思想求索和現代化的哲學命題求解，留下“晚年之惑”。這是馮友蘭未竟事業的晚年努力，其以中國思想為對象的哲學史研究中道止步，留下理論困惑與可供進一步研究的工作線索。作為系統耙梳中國哲學史的首位思想大家，馮友蘭先生歷史研究的主觀主義不足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但無論如何，其驕人的學術成就對后來者而言無疑是莫大激勵和極大啟迪。

　　（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教授、博導，研究領域為《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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