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重提“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這是極有意義的事。就在前幾天,網壇上有一篇文章曾這樣說:當我黨把“社會主義”“斗爭”……等詞,放在指示、號召等文件中時,很多人的高興情緒,一直至今還“充滿著”!
這里,我們仍以一種激動,運用毛澤東主義的一些重要觀點,簡論“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意義及相關原則。
由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矛盾理論,派生出“斗爭理論”,——毛主席曾詼諧稱說,共產黨人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眾所周知,這一觀點曾是被少數思想極端的人,或左或右地曲解得——面目全非的理論觀點之一。不過,在一段時期內出現這些問題,對曾相對落后的中國來說,也是不可避免的。列寧和毛主席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表達過:對相對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不可能一下子全面,必然要經歷一個過程,要在一些反復和一些曲折中,逐步變得全面和正確。而今,當是走向“正確”時。
故而,論述了共產黨人所倡揚的“斗爭哲學”的一般問題,這一思想的歷史境遇,并概略說明這一武器的社會主義本質,以及它為人類解放和人的自身解放(逐步擴大民主、實現人的自由)戰斗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一般地理解馬列,尤其是毛主席,對“斗爭哲學”的"器重",懂得他們所闡述的“斗爭哲學”的客觀性和理論根據,以及它的科學范疇,并不能說真正清楚毛主席“斗爭哲學”的精奧和深刻。這里有必要揭示毛主席自身斗爭精神的幾個特點,他對斗爭武器的改造,他給“斗爭哲學”賦予的全新的文化內涵。由此,我們得進一步寫述,我黨和毛主席堅持“斗爭哲學”的特具個性的言行,從中切實把握其本質,把握它和人類解放和人的民主自由的聯系。
一些研究者已正確地揭示:毛澤東主義“斗爭哲學”全新的文化內涵,體現真正的“人民、人的解放”“成就大寫‘人’、自由人”的價值觀。在今天的實踐中,它是我們對付封資修的須臾不可離開的重器,也是打開一些人“奴、卑、賤、下”之門的精神鎖鑰。
一、“斗爭哲學”要義
首先,篤信斗爭的絕對性,逐步全面準確貫徹斗爭理論,而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之首要,則是爭于主義。
斗爭是普在的。“不塞不流,不破不立,不止不行”“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物理的機械的前進運動如此;吐故方可納新,除舊布新,新陳代謝……高一級的有機生命的成長,亦如此;“樹欲靜而風不止”“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倒”“斗則進,不斗則退”……社會領域中的階級斗爭推動社會發展,也如此;“……工作就是斗爭。那些地方有困難、有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是為著解決困難去工作、去斗爭”……的日常工作層面,都如此。“砥勵成鋼”“雜念不除,高德不立”……人的世界觀改造,道德的凈化,成賢入圣……的人格、品性、境界的升華,人的“無私無畏即自由”的自我解放;—個人經歷斗爭、改造和成長,也都是、也更是如此。
其次,“斗爭哲學”的首要大義是爭于主義。
毛主席說:“……吾人惟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于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私人之爭,世亦多有,則大概是可以相讓的。”可以說,主義之爭,避免個人和小集團利益、權力之爭,是共產黨人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也是打開一些人“奴、卑、賤、下”之門的首要的精神鎖鑰。也是拒絕、抗擊“螻蟻狗馬之爭式的私利個權之爭”的銳利武器。
再次,爭于主義,得出以公心,從為國家、民族、人民事業的歷史責任感中,煥出發無比巨大且科學化的斗爭精神。
在歷史文化(包涵哲學)進軍中,辯證唯物主義的產生,人民、人的最終解放的兩個決裂世界觀隨之出現,透切“世界和人自身”在矛盾斗爭中前進的“斗爭哲學”,也就標立于世。“斗爭哲學”的倫理本質,其出發點和歸宿具有一致性,都是“克己奉公”。即是說,它對斗爭主體的倫理要求和改造——是“公心”。公心之下,斗爭則要光明正大,無堅不摧。在先進群體、共產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的必然“反應性存在”,其表現是公與私(或不同程度的公與私),是與非的斗爭,——當然,公與私也是一種是非……所以,終結性人民革命中的各種斗爭,——激烈爆發的你死我活的敵對斗爭除外,都應是光明正大的,滿腔熱忱,積極坦誠的。即使是對敵斗爭、戰爭,對人民、對無私者來說,也僅是“為善而除惡、除魔”,去毒而治病,決不是魔化人性下的好勇斗狠、瘋虐嗜殺。任何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臺上握手、臺下踢腳,當面冠冕堂皇,背地里狗膩骯臟;或當面不說,背后亂說;當時不說,韜光養晦,事后亂說的行為,都是同毛澤東主義的斗爭宗旨格格不入(毛主席一生中常常點贊周總理公開自己不同意見的坦承。他說,你那不算什么,你那是陽謀,會議上公開提議的,他們不同,他們是陰謀),——這種斗爭,難以達到“既解放他人,也造育自己”的樹人目的。
另外,通過斗爭,培煅獨立人格和挑戰性品格,驅除一些人的“奴、卑、賤、下”。
毛澤東主義認為,獨立人格有著鮮明的特征。A,在實踐、斗爭中,逐步培煅獨立人格,有思想,有主見,有個性。不看別人臉色說話,不隨別人眼色行事,更不低眉懦弱、阿諛奉承。毛主席經常給身邊的人講:有話就說,不要掩頭藏尾;不要象戲劇《法門寺》中的賈桂,見了主人不敢往下坐,還惟惟諾諾地說:站慣了;不要做那個尾隨在乾隆皇帝屁股后邊說“佛見佛笑”的弄臣。B,在當代終結性人民革命時代,洞穿“樹欲靜而風不止”“天下大亂達天下大治”的客觀情勢下,即使“一萬年之后,也還有斗爭”(這是說,共產主義實現后仍有斗爭,不過,那時的斗爭,定不同于今天斗爭)的規律下,渴望戰斗,主動迎接戰斗,愛憎分明,仇敵愛民,持是滌非,毫不含糊。C,要充滿自信,要有高度的樂觀主義精神,大無畏的斗爭到底精神。為了堅持真理和重大原則,即使“碰得頭破血流,或被‘打得粉碎’也不回頭”,沒有庸人的怯懦和悲嘆,更無蒙冤遭屈、暫時失利落敗后的怨天尤人、罵爹叫娘。表現為“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的勇往直前。
還有,要在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中提高自我。
在社會領域內,毛澤東主義關于“斗爭哲學”最具震撼力,且為億萬人民耳熟能詳的語言,可以分為三類。
一類是對抗性的對敵斗爭。毛澤東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斗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8頁)
另一類是非對抗必人民內部矛盾斗爭,如:有錯誤就得批評、批判和斗爭;看著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不加批評,是不行的;對有些犯錯誤的人有時要“猛擊一掌”,告訴他“你有錯誤”;要“矯枉過正”,“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真理有時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主義之爭在于不得不爭”、“什么偉大謙虛,原則問題上從來不讓步”、等等。
再一類是含蓋兩類矛盾的籠統論述,如:“八億人不斗,能行?”“斗則進,不斗則退…”、“反潮流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則”、“要有五不怕”,“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后還會是這樣。”(引自《紅旗》1968年第1期《對派性要進行階級分析》)以及毛澤東后來批評某些人在斗爭中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學狂獗”等。現今,對不帶偏見的人來說,在這些多少有點驚世駭俗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到毛澤東主義為建構新世界,而對民族心性、人品和人格重塑的強烈愿望,為了社會主義、“人民、人的解放”,而對斗爭武器特別器重的深刻動機。
毛澤東主義特別強調,對人民內部矛盾,對人民自己的缺點錯誤開展斗爭,這是另一類的斗爭,要滿腔熱忱,批評幫助,治病救人;要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中,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即使對敵我矛盾,也采取“給出路”政策)。現實斗爭表明:由于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某些腐朽思想的推波助瀾,不少人自身的人格也不十分健全(需要在斗爭煉化),斗爭武器自身在不少人那里仍存在很大缺陷。
——有些人不是為真理主義而爭,也不以禮爭理。他們爭于臉面、個人得失,個人權力,甚至以一種顯示自己正確的幸災樂禍而指說別人缺錯;強加于人,借勢用威,有理不讓人,無理爭三分,以粗嗓門、大喉嚨嚇人;動輒打棒子、戴帽子,——甚至搞陰謀,等。結果不是搞清主義原則的是是非非,而是為了個人的恩恩怨怨另結恩怨。歷史證明,主義之爭,能擰沙成繩,而個人權、利等小是小非之爭,必造成一盤散沙。
——不區分矛盾的內容和性質。要么不斗,一團和氣,要么聲色俱厲,一概以對抗相待,誓不兩立,不問清紅皂白,一概猛批猛斗,以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為達整人目的,通常是小題大做,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甚至不惜用上設圈套,引導對方犯錯誤等陰謀伎倆,結果是不斗則已,一斗則亂。這在于斗爭者自己,則顯示個人的品、德和人格的扭曲(個別人甚至墮落)。很顯然,這種情況的斗爭,具有歷史性的雙向作用。毛澤東主義顛覆——傳統的以孔儒為代表的保守文化意識,也在于此。歷史上,孔儒主義者,常常以這種“亂”,指責人民群眾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可理喻”的小人,而反對斗爭。毛澤東主義則在“人民群眾在歷史斗爭中前進”“矛盾斗爭是歷史發展動力”的辯證法中,篤信人民通過斗爭——有錯誤的斗爭,逐步認識、改正錯誤,或在未來的歷史反思中,觸動被批評者,也能實際地觸及、洗刷了批評者的自己的靈魂,逐步建樹健全的人格。社會也會逐步實現由“亂達于治”,由“天下大亂,達于天下大治”的辯證發展(參見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
二、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原則的實踐中曾遭遇的垢病
毛主席是一個偉大的斗士,他脫俗無媚,以英勇頑強的斗爭精神和科學的斗爭藝術,帶領人民贏得了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勝利;也實際地引起了敵對階級的仇視,并造成了一些人的困惑。因為和平建設年代,從經濟基礎上和社會文化基礎上為了沖出歷史剝削階級文化圈套、迷陣和重圍,要比戰爭年代的斗爭艱難得多,經歷的時間也長得多。
到了晚年,由于自然辯證法的原因,他已不可能有時間去完成這一階段的更為輝煌的斗爭。這就造成某種歷史的遺憾,讓他的社會主義斗爭理論和實踐,以初探的時間不足、創始性開拓難于估測精確,以及理論難于完備和行動一時不會自覺——的缺失,橫亙在世人面前。
在他去世后一段時間里,一些人們自覺不自覺地從眼前得失和個人利益出發(也有極少數人是出于反社會主義的目的),會較多地看到其行進的缺失(其實在開創性事業中,必須在斗爭過程中,展現缺失,然后改進的。作者注);并對相當多的人來說,也不可能對這些失誤作跨時空的戰略思考。于是有些人“理所當然”地對他的斗爭理論作簡單的否定。這種否定似在常事常理中。然而,在深沉狡黠的歷史面前,在深刻的文化變革的戰略謀劃面前,就顯得有點輕率。
人們可以想像得到,如果當年的長征途中,毛澤東四渡赤水,用以迷惑甩掉敵人的戰略在其中途,即第二次,或第三次,如因很多紅軍將士見犧牲太大.困難極多,見不到希望(毛澤東是看到希望的),而群起反對,終而被迫中止,即無法進行第四次行動,這樣,歷史就會改寫。被今天人們廣為稱頌──并將千古傳唱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就會被歷史和后人批評、指責為左傾盲亂、冒險,或被形容為毛澤東的狐竄鼠逃。
歷史是捉弄人的。今天,我們有些人(指人民自己)對共產黨、毛主席“斗爭哲學”的批評,固然不乏誠實的好心和有見地的深刻。但有些批評,事實也在表明批評者自身的不敢直面現實、知識不足和不太公正的立場。
不可否認,自1976年以來,對毛主席本人在堅持“斗爭哲學”中所表現出來的斗爭性,以及具有鮮明個性的言行,人們也有頗多爭議(一個有教養的民族,是不會簡單排斥這種爭議的。這種爭議在解放思想、達于善于斗爭之境、實行民主、實現人的自由、辨明真理和提高國民素質方面,也有極大作用)。現實中的一些人,有的干脆將其拋棄,這是極不理性的。大千世界,斗爭永在,不覺無悟,必成禍害。你不主動駕馭斗爭,斗爭將會以不可控的無序狀態出現,麻煩必將積累深重得“很且大”。
集當年認識懵懂的人們不愿接受——毛主席斗爭大義的——主要之點(注意:毛主席這里講的“斗”,在人民內部,都應是和風細雨的幫助和批評。不是“紅衛兵式”的“炮轟”。作者注),是他的“八億人不斗,能行”、“矯枉過正”、“主義之爭在于不得不爭”、“什么偉大謙虛,原則問題上從來不讓步”、“斗則進,不斗則退…”、“真理有時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反潮流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則”、“要有五不怕”,以及他后來批評人們在斗爭中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學狂獗”等。
不過,對部分人來說,在毛主席這些多少有點驚世駭俗的言行中,他們仍可以看到偉人為建構新世界而對民族心性、人品和人格的重塑的戰略用心,以及他為了社會主義,而對斗爭武器的批判和改造的深刻動機。
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必須重申:這里的斗爭,決不是某些片面的個人主義者,個人權謀的斗士,對一切不如已愿的人、事和思想觀點的簡單排斥,粗暴簡單地“打倒”。它在人民內部,是差異的磨合和和諧;是文明、理性的倡導和實現,是每個人去除奴性、洗心鑄骨的熔煉。
三、簡短的結語
最后,我為二十大的“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高唱:讓它打開一些人“奴、卑、賤、下”之門!讓資、帝主義在我們的斗爭面前,轍亂旗靡,向社會主義投降!!讓中華的偉大復興,迅猛前進在“科學的序化斗爭”的全過程民主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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