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資本論》有機構成歷史研究的基本問題

　　內容提要階級與拜物教二重的理論生產“結合體”突出《資本論》“有機構成”的通史道路規定。以商品獨立條目的寫作為開端，該原理實質涵義在于錨定“物質生產”和“歷史生產”的有機聯系；復以勞動過程為一以貫之線索，其全面推進與闡明個別上升到一般的歷史經濟認識，實現由道路而系統、由矛盾而規律、由范疇而概念的馬克思主義知識生產。就內在統一性而論，這一原理和工具于是成為存在與思維同一性規定的工作具象形式，著眼于提供和勞動社會發展及其生產聯系有關的歷史規律活動的通史道路線索，在性質上歸屬于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作為真理工具，其有效引導“重建個人所有制命題”整體進入社會主義工作視野，從中驅除“偽理論”“假問題”，促進公有制社會主義實踐向共產主義坐標方向的移動。

　　關鍵詞有機構成；歷史世界；總公式；生產一般；道路；系統

　　【總按語】這是一篇純學術研究。就其性質而言，針對的是“辯證法工具”。通過提出“有機構成”的獨立范疇，創造性解決“聯系的觀點”“發展的觀點”這一唯物辯證法關于世界總看法的知識根據與歷史規定的來源。

　　相關研究支持，可參閱：

　　許光偉‖有機構成、人的發展與黨的策略問題 - 烏有之鄉

　　oisum.com/Article/lixiang/2021/09/442093.html

　　關于《資本論》知識考古學意義的勘察，還可查閱下列文獻：

　　為什么需要保衛《資本論》？ - 烏有之鄉  oisum.com/Article/sichao/2022/01/447968.html

一、緒論：政治經濟學通史研究基本問題

　　讓我們從歷史道路的理論說起。政治經濟學以“研究歷史、探索規律”為己任，可這個工作規定的真正實現，只是自《資本論》始。歷史發生學是一條工作總線，作為實踐的構架，當中自然蘊含著理論元素的成長規定。“因此，說到生產，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因而，好像只要一說到生產，我們或者就要把歷史發展過程在它的各個階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開始就要聲明，我們指的是某個一定的歷史時代，例如，是現代資產階級生產——這種生產事實上是我們研究的本題。”[①]一方面是歷史學家的方式、一方面是邏輯學家的方式，既是“歷史”又是“邏輯”，然則研究對象必然是求得總公式和生產一般的具象統一。沿著歷史發生學的總線，在《資本論》中，以商品生產全體對象為工作規定的研究對象自我具象為“一體兩面”的結構形式：（1）商品勞動過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線）；（2）商品生產關系→商品交換關系乃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交換關系（緯線）；（3）進一步，“生產關系－交換關系”構成形式用以表征“人的生產關系”（政治經濟學批判向度）與“物的生產關系”的現實統一（“以資本抽象統治的形成為對象”的政治經濟學向度）。這說明：盡管馬克思對研究對象以“正反合”路線表述（對資本有機構成亦如是[②]），但敘述的座架乃是研究，從而總體制約是邏輯與歷史的一致。

　　理論與實踐不是相互孤立的工作領域，必須從發生學的工作邏輯出發，思考歷史一般規律與具體社會實踐如何統一。是以對歷史生產研究而言：生產與流通是一對總的“道路陰陽”。即一方面在規定上，蘊含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生產方式實則以有機構成的形成和展開為工作向度，——這是社會歷史生產本題；另一方面，就《資本論》研究本題而論，商品生產方式作為“總范疇形式”，是要求從發達商品生產形態上引出資本主義的歷史生產方式。這意味著商品總公式W本身是商品形式，即事范疇的形式規定——消費形式、交換形式、生產形式、流通形式、分配形式，它規定著體系內“人的”和“物的”生產關系的結合活動。W如果是商品的思考形式，那么，這同時意味著“母子”“體用”思維軸線的工作合一[③]。從總體看，這是促成馬克思《資本論》藍圖的內在思想根由；所外化的工作內容是：由商品－貨幣－資本歷史路徑探究資本運動原理，復以資本－資本積累為總線，把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展開——從資本的生產過程到流通過程、再到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形式，實現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事的意蘊的生長，從中定格階級的社會生產對象、流通對象、分配對象乃至認識對象[④]。

　　圖1 “唯物辯證法工具”何以煉成：政治經濟學的工具歷程

　　有機構成所把握者，說到底，乃是生產方式的歷史道路規律。圖1示意：有機構成作為唯物辯證法工具，這類真理工具（通史工具）被馬克思稱為“從個別上升到一般”[⑤]。于是，《資本論》碰到的第一個歷史生產規律是價值一般——馬克思稱之為“價值形式的歷史發展”。《資本論》商品章寫作和揭示通史認識論原理的總則有關，可以解讀為：（1）道路——商品生產道路的工作本位，藉以提示“生產一般”為理論架構；（2）系統——商品勞動過程系統的工作本位，藉以提示“商道資本路”的總矛盾[⑥]；（3）道路－系統——價值形式發展，這是揭示價值規律的工作本位；（4）結構－認識系統或曰歷史范疇本位，得以最終勘察商品生產方式的性質和秘密。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樞紐由“勞動的二重性”擴展至“事物本身的有機構成”，據此，“價值形式”成為理解全部發展問題的中心環節。一個推論：歷史和思維結合乃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對象的總道路（總公式形式）、總矛盾規定（系統總公式）以及總規律（總公式的規律）、總范疇規定（總公式的范疇形式或生產一般范疇）的基礎；生產的一般關系據此實現對特殊階段的歷史發展對象的能動認識反映，“母子”即道路、“體用”即系統，皆外化之實現也。工作線索曰：（1）實踐路線即總公式，（2）理論路線即生產一般[⑦]。其正是由有機構成加以生產的，可斷定：有機構成關系軸乃是建立了對歷史世界能動理解的“歷史（思維）坐標”。

　　可是人們談及價值規律，總直接聯想到“交換規律”。毋庸置疑，這是有問題的[⑧]。價值規律的實際內涵遠遠不止形式上的意義。從歷史內容看，價值規律屬于商品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⑨]；結論是，價值規律在完整意義上是按商品所有權生產和交換的統一，即作為了商品的歷史生產規律與其經濟運動形式的規定的統一，“經濟規律”不能脫離歷史生產規律本體。依照這個觀點，“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毋寧說是價值規律本身的范疇形式[⑩]。然則，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古典學者試圖將這一規律降格為“價值理性”進行處置不同，認識事件所由起者：勞動過程；馬克思確定其為“總對象”規定。這實則是“道路－系統”如何形成問題[11]。從一般意義上看，有機構成是作為了勞動過程的范疇，如物質生產方式的情形；同時，生產方式又必然是有機構成的范疇，如物質生產方式和社會生產方式以之為中介的統一。這種認識上的推移，迫使有機構成本身必須作為把握“勞動一般”（勞動過程及其歷史關系對象的一般[12]）和“生產一般”（人類生產過程的一般的抽象的規定[13]）的理論樞紐；畢竟在實質上，技術構成不過是對勞動過程在自我認識形式上的反映，價值構成則是對一定社會生產形式在認識形式上的反映[14]。

　　一言以蔽之，有機構成是從歷史世界的角度將陰陽和五行基于思維與認識工具的層面予以“偉大的合成”[15]。這種合成起來的結果使我們立即看到：商品生產同其他歷史對象的生產（如自給生產）比較起來，是在勞動產物上分成兩種對立的形態：使用價值和價值，然則，有必要從實踐和理論兩方面綜合考察“使用價值生產”和“價值生產”的如何統一。這必然引出對特殊歷史方式和社會生產形式的機理考察問題[16]。如果說哲學基本問題是存在與思維或意識的關系問題，那么，有機構成進一步是將基本問題實踐化了，——這也是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工作命題（下文稱為“重建命題”）得以歷史成立的依據。由重建命題回看歷史，《資本論》開篇既唯物，又唯實踐：統一考察商品形式的“歷史”和“本質”，以此為工作地基，推廣到對價值形式的“歷史”和“本質”的規定。而這樣一來，認識論問題——反映商品生產形式歷史獨特性的對象關系特征亦即商品生產的本質與現象，是被牢牢抓住了[17]。鑒于此，必須認定：“勞動過程總歸是生產方式的歷史實體”，“《資本論》開頭的一章分四節內容，完全是說商品生產方式的歷史發生學（或‘歷史機理’）、系統發生學（或‘歷史結構機理’）、現象發生學（或‘歷史矛盾機理’）以及認識發生學（或‘歷史認識機理’）。”[18]“《資本論》是一部反映‘天人合一’思想的通史涵義的經濟作品，斷代史規定蘊含其內，然則以‘勞動過程’為分析內容，以‘經濟形式’為分析形式。”[19]以此觀之，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死歷程”的探究說到底是通史道路的方法論[20]，乃是循著勞動過程→生產方式路徑耙梳生產史的內在發展理路。其或曰歷史生產規律的“有機構成論”，工作目標在于經由歷史對象基本關系的澄明化，徹底破除歷史目的論的理性神秘。故此，商品章建立的母子體用研究是預示了理性批判的啟航。

　　總的來說，有機構成是唯物和唯實踐工作規定之統一?！顿Y本論》首章以有機構成的“偉大范疇學”深刻說明：勞動才是生產的真正靈魂，是人類一切事物的本體。這一規定首先作為歷史道路的設施，然則需要綜合考察勞動過程的各種歷史形態[21]；其次，顯“象”于實踐活動和系統的構造，相應需要對勞動自然過程（如分工）和勞動社會過程（如協作）的不同生長維度加以解析[22]。其說明：勞動過程委實是“總對象的規定”，以總根和總象意義內在連通著共同體生產與商品生產，——勞動一般，從最廣泛的意義上看，在于用理論思維把握總對象。有機構成以矛盾關系成長的道路為載體，生成“生產靈魂”的道路具象——道路－系統（五行的一般聯系）；所謂：“矛盾規定是物質和實踐活動的產物。”[23]伴隨著勞動過程構成成長為生產方式矛盾構成，與宗教有關的財產意識最終社會形成；此乃“客體矛盾”之獨立結構化，此歷史行程進一步催生道路－系統的社會具象形式——結構－認識系統（社會的結構系統同時是社會的認識系統[24]）。然則，這一路向是突出了重建命題的工作必然性[25]。其進一步提示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道路線索，最終找尋到市民主體實現自我勞動解放和生產解放的歷史途徑：向“人的真正的共同體”邁進；并且按照實踐本性來說，“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26]

二、有機構成的道路本位：由“總史”引出道路形式

　　《資本論》開篇建立的發生史研究決不是“概念的發生史”，“因此，問題不是肯定歷史本身如何是邏輯，問題是歷史如何化為邏輯。”[27]它的目錄學展示是：商品（價值形式的發生史）——交換過程（貨幣由特殊商品向一般商品進行歷史過渡[28]）——作為商品的貨幣：商品貨幣的兩因素（G1價值尺度與G2流通手段）——作為貨幣的貨幣：貨幣商品（貨幣所體現的一般財富形式即貯藏手段G3、支付手段G4、世界貨幣G5）；結局是一般財產關系實體與工具（G = tM[29]）的發展——作為生產規律與經濟規律的擴張，然而只有“作為資本的貨幣”才真正落實這個規定。于是馬克思指出：“在結束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唯心主義的敘述方式作一糾正，這種敘述方式造成一種假象，似乎探討的只是一些概念規定和這些概念的辯證法。因此，首先要弄清楚這樣的說法：產品（或活動）成為商品；商品成為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成為貨幣。”[30]唯心主義的敘述總是要拋掉它的前提——研究，是以“這種邏輯方式易使人誤為純邏輯的演繹和推理分析：仿佛‘總公式的矛盾’只是特別的邏輯創設，專用于解決認識問題。但發生學邏輯告訴我們：總公式‘矛盾’揭示的是規律發展本身，即剩余價值規律的各方面因素和既有的價值規律內容逐步兼容的歷史發展過程。”[31]由總公式而矛盾而范疇，最后得到發生史：大寫字母意義的生產一般即關于商品生產方式的理論知識生產，如勞動價值論（基本框架是質－量－形式－規律）的理論邏輯是蘊含其中了。

　　為徹底說清問題，必須明確以下內容：首先，總公式是馬克思和歷史世界對話的實踐域內的事的工具（或曰實踐的“認識范疇”）。無論商品時代、貨幣時代、資本時代，均由個別上升到“一般”，建立自己的統治類型。拿貨幣來說，如上指出，“商品時代→貨幣時代”鎖定貨幣的特殊商品內涵，“貨幣時代→資本時代”進一步鎖定一般商品發展關系的軌道；這是確立抽象統治——本身作為財產階級與拜物教的生產結合規定的工作裝置——歷史道路條件。以至于馬克思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起點座架于一個完整的唯物史觀路徑：道路（由事而道路）→系統（由道路而系統）→道路－系統（社會有機體的歷史落成）→社會結構－社會認識系統（結構化的認識系統）；商品章這一確定性的四節內容，從認識和方法層面求通史研究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工作合一，說到底是表明純粹的構成法是不存在的[32]。“兩因素”實則為顯露商品五行，這個實踐元素當然由陰陽道路所啟動。商品構成突出的表現當然不是純粹的矛盾法，這里已經立即引出了商品生產的全部對象規定性，引出實踐形態與理論形態的工作統一性。其次，所謂道路形式（總公式的道路形式），在直接認知形態上即通史意義的生產一般。然則，了解商品“怎樣、為什么、通過什么”成為貨幣與貨幣“怎樣、為什么、通過什么”成為資本的機理一致性，系由統一的歷史道路理論而獲得。總公式－矛盾－范疇－發生史：這是告訴我們，研究啟動“（歷史）邏輯”，敘述定格“歷史（認識）”。馬克思的結論則是，“我們已經看到，在x量商品A＝y量商品B這個最簡單的價值表現中，好像表現另一物的價值量的物不通過這種關系就具有自己的等價形式，好像這種形式是它天然具有的社會屬性。我們已經探討了這種假象，直到它確立起來的時候為止。當一般等價形式專門同一種特殊商品結合在一起，即結晶為貨幣形式的時候，這種假象就完全確立起來了。”[33]

　　總出發點是歷史工作本位，乃求真理、求知識工作統一之謂也。商品構成從形式上看，即勞動過程與價值形成過程統一；很顯然，“勞動過程－價值”輸出始源規定之商品生產方式的有機構成。以此觀之，“資本的生產過程”擘畫的工作規定性是有機構成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統一，——這是資本有機構成作為工作范疇的初成；在接續的“資本的流通過程”及“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中，資本有機構成作為工作范疇乃是勞動過程與價值形式的進一步“經濟結合”，是資本主義生產同時作為了流通方式和分配方式。在這些場合，有機構成同樣是首先作為歷史道路的關系對象，其次作為了系統對象。這其實是生產一般在進行工作類型的轉換。在形成原理上，商品構成和資本構成必然是高度對應的（圖2所示）。對于《資本論》而言，這部真理知識即是：由商品構成引出資本構成——所謂總道路；商品生產必須成為一部總史，簡單商品生產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序曲，是經濟形態生長方式的萌發，決非“邏輯之抽象”。正因如此，迫使馬克思作這樣的決定性的歷史對照式概括：“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34]

　　圖2 從“商品構成”到“資本構成”的道路機理

　　以上其實是對“有機構成”所作的另一種意涵的經典定義：勞動過程－價值形成→勞動過程－價值增殖，堅持將商品有機構成視作“內容－形式”聯系著的歷史發展的活的有機體規定。其顯示了和蒲魯東“構成價值”的截然不同[35]。它進而揭示本身是貨幣產生裝置的“商品總公式”（商品流通公式即W－G－W）和“資本總公式”（G－W－G′或在系統上的基本循環形式G－W－G）“形式對立”的奧秘。于是，“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涵義而言，對象思維是探究物質資料生產‘必由之出發點’規定。這樣就可從物質生產中以批判的方式引導出生產關系，實現對其客觀規定的全體性把握。”[36]任何有機構成必定是所處社會形態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所體現出來的“勞動二重性的具體社會狀況”。拿資本有機構成來說，這個規定是“資本一般”（資本的生產一般）所體現的勞動二重性兩方面性質的社會狀況：以商品使用價值為結果的勞動過程矛盾構成狀況和以剩余價值為結果的社會生產過程（直接生產過程和再生產過程）矛盾構成狀況[37]。

　　歷史以矛盾方式實現自我展開，以矛盾把握歷史，揭示規律和范疇，因而是堅持方法論的唯物主義。從唯實踐（即行動規定）角度看，在工作邏輯上《資本論》優先考察有機構成究竟如何領導“商品范疇的歷史根據”與“商品范疇的勞動二重性”（作為矛盾根據）的統一?！?lt;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提出，“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證法，這樣一種辯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38]這是尋找“陰陽（道路）”和“矛盾（根據）”，從而指向“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對通史道路的求索）。從商品到資本“所體現的勞動的二重性”，這是結構的巨變：道路邏輯是商品一般→資本一般，系統邏輯展示的變化面貌是“商品本身的使用價值和價值→貨幣資本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然則，《資本論》起點規定必然包含雙重意義：勞動（過程）起點（或曰通史道路起點）和商品（形式）起點（或曰“事的科學起點”），其將歷史范疇整全化為由自然發生的意義向社會發生的意義推進，形成“主體格→階級格”運動路徑[39]。前一起點規定聚焦于勞動過程文明規劃，涵義即由工藝勞動支撐的人類勞動的主體實踐之路，道路線索為有機構成；后一起點規定聚焦于客體形態的政治經濟學工作批判，涵義即“道路－系統”狀態的階級格形成，道路線索進而是商品生產的歷史發展。這里，我們立即看到《資本論》副標題的意指：所有歷史范疇都必須經由主體論，——而這就是本真涵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40]。

　　據之可看到，“商品”的書寫實為統一歷史和邏輯，其統一道路和系統，實則是在推進“勞動的歷史和邏輯統一”中推進“商品形式的歷史和邏輯統一”。馬克思進一步指出，“資本首先來自流通……流通資本是資本的最初形式；資本在這種形式上還決不會成為生產的基礎。”[41]正像貨幣是將自身座架于商品流通，資本有機構成必須作為設定在“資本歷史理性”中的規定，迫使貨幣資本具有購買勞動力商品的資本主義職能，并且因為這個行動使自身分解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換言之，貨幣向資本轉化的同時，必須使自己成為“履行生產職能的資本”。從而必須認識到，馬克思所運用的勞動二重性乃是實踐邏輯，這一正確工作方法使《資本論》走向理論澄明之境。

三、有機構成的系統本位：由“總道路”引出總矛盾規定

　　一旦某種階級關系及其思想類型在系統中占到一定比重關系，便發生總公式的形式裂變。道路的以太同時也是“系統以太”，規定著實體與形式的轉化；從總體看，這是《資本論》論述“貨幣轉化為資本”時從總公式的實踐形態引出論題的基本理由。有機構成最初被馬克思稱為“以太”，其實，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來看，有機構成是唯物的工具；從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來看，有機構成則是唯實踐的工具。既唯物、又唯實踐，有機構成乃是馬克思用以統一道路邏輯的工具，而回到生產一般，則意味著：伴隨著商品生產從簡單形式（歷史基本形式）到資本主義形式的歷史躍升，生產方式矛盾開始表現為內容和形式、發生和結果的統一[42]。既是道路矛盾（或曰基本矛盾），也是系統矛盾（或曰主要矛盾）：從生成路徑上看，后者的工作產物形式即是“總矛盾規定”——作為構筑歷史矛盾的材料及其總表現。換言之，有機構成的道路實踐是突出了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變遷。如和商品構成仍舊反映主體關系沖突的矛盾類型不同，資本構成已然反映的是以“客體矛盾”為主要表現特征的主客關系沖突的矛盾類型。“人類不是在開始一項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覺地完成自己原來的工作。”[43]可見，從主體矛盾的發展中升華“客體矛盾的發展”，這正是總道路設施所賦予的規定[44]?！顿Y本論》呈現的是第一卷第二篇的獨特論述結構：資本的總公式（實踐）→總公式矛盾→勞動力成為商品→貨幣轉化為資本（理論）[45]。這種轉化論乃是統一商品論、貨幣論、剩余價值論、資本積累論的中心環節，提示了資本的三種類型：歷史類型、實踐類型、矛盾類型。

　　有一種認識：“馬克思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就順理成章地會發展為剩余價值理論……政治經濟學從勞動價值論進入剩余價值論，需要有個過渡性論述，需要講簡單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不同，前者是后者的歷史前提。簡單商品生產是個體勞動創造價值，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是集體勞動創造價值與剩余價值……因而要以貨幣轉化為資本和勞動力成為商品為前提。從分析勞動力商品及其與資本相結合就可以轉入剩余價值生產。但是，《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篇……首先用兩節篇幅分別論述了‘資本的總公式’和‘總公式的矛盾’。繞了個論述生動的大彎子，然后才提出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產生剩余價值的前提條件。”[46]如上所論，這是沒有認識到，生產一般和總公式均屬于外部世界有機構成的工作規定：一為堅持從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出發的歷史“唯物”（如商品兩個因素的理論），一為歷史道路的系統“唯實踐”（如二重性的勞動實踐形態）?？偣匠尸F的矛盾規定性是歷史客觀的過程。以此視角看待“貨幣→資本”與勞動力商品，則絕非形式命題上的意義結合，必須作為歷史統一著的有機構成工作構件：從內容到形式。蓋因貨幣轉化為資本是從結果看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揭示這個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機理的歷史形成），——從而，是具有歷史前提規定的商品生產關系的現實過程理論：“這個歷史每天都在我們眼前重演。”[47]從聯系看，勞動力商品好似是建立了雇傭勞動制度在思維上的一般聯系，而“貨幣→資本”則具有歷史世界特有的有機聯系，其凸顯“勞動過程工藝構成－社會主體（關系）構成”與“技術構成－價值構成”的歷史對照關系。然則，“前提”不是概念孤島，前提規定置身過程之中；這就是流通公式向“再生產總公式”（商品或資本是流通、同時商品或資本是生產）羽化的奧秘，前提是作為經濟關系的歷史內容的規定性即“勞動力成為商品”這個事實本身。所謂：“貨幣所有者是在實踐上把握著這個事實，我們則是在理論上把握著這個事實。但是有一點無論如何是清楚的……這種關系既沒有任何自然的根據，也不是一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社會關系。它顯然是已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是一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48]我們看到，馬克思實際是用總公式來統一貨幣轉化為資本的理論命題和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實踐命題，——由此，勞動力成為商品與貨幣轉化為資本毋寧說是內容和形式意義的“對立統一”，產物形式即是資本的總公式。

　　所謂總公式的矛盾（個別資本總公式即G－W－G′在流通形式上和價值規律相矛盾），當然是指著矛盾的發生與歷史生長而言，從而這里已經暗含了“從貨幣上升到資本‖勞動過程”關系成長的意義，從中引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真理——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政治經濟學教材固然繞不開有機構成的道路規定，固然沒有“可以不講”的理由；然把握理論的途徑似有多種，不管哪一種，都要說明流通形式變遷的根據仍舊是生產方式的社會內容。流通形式所體現的規律屬于實現形式層面的經濟規律，它的內涵相應由歷史生產規律決定，——從而價值規律在資本生產的工作范圍內只作為“流通規律”發揮作用，其在生產方面的規律作用已然被剝離。進一步，資本生產的流通規律在內容指向與形式表現上必然也發生悄悄的變化。“總公式的矛盾”正是上述剝離過程在認識上的鏡像：它既從“貨幣→資本”行程上顯示出來，又自我消滅于“勞動力商品”事實之中；即對于資本生產來說，總公式既從流通中產生，又不得不和既有流通反映的規律（生產規律－經濟規律的一體）發生直接沖突[49]?？偣降拿軞v程彰顯道路轉折之際的矛盾類型轉換，理解這一轉化則必須堅持由總矛盾形式提示系統的運動特征，例如“財產統治”究竟是怎樣進入系統的全部工作領域的[50]。

　　拿資本的總循環公式來說，其成為理解上的總公式，在于沿著“主體矛盾→客體矛盾”路徑提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矛盾形成的二重規定：技術構成的矛盾和價值構成的矛盾。無疑對資本循環過程與循環系統來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矛盾僅僅是體現生產方式的“唯物”，而要展示“唯實踐”，必須沿著量變到質變路徑繼續說明主體矛盾對客體矛盾的歷史轉化，從機理上解析資本主義主客社會矛盾類型的歷史定型過程。于是在資本主義簡單協作階段，僅僅是說明主體格的道路矛盾變遷：原有共同體關系矛盾轉化為市民關系矛盾，馬克思給出判斷是：“資本存在的歷史條件并不等于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而相反，“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勞動者的時候，資本才產生；而單是這一歷史條件就包含著整個新世界。資本從一開始就標志著社會生產的一個時代。”[51]在工場手工業分工階段，矛盾的客體原則開始代替主體原則。這里展示出來的完全是個人的生活資料占有關系（商品使用價值生產）和生產資料占有關系（商品價值生產）的矛盾——“局部勞動者及其工具”以及“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和社會內部的分工”，而非共同體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占有之間的矛盾。最后矛盾結構化為這種類型：“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資本，這是由工場手工業的技術性質所強制的一個規律。”[52]由于客體矛盾似乎完全替代了主體矛盾，主客矛盾表現為工廠制度下“工人和機器之間的斗爭”，這就是Pm：A的由來——人對物的依賴關系的建立。以“機器和大工業”為物質基礎，《資本的流通過程》進一步提供了鮮活實例：資本主義主客矛盾從個別（資本循環運動的主客矛盾）到特殊（資本周轉運動的主客矛盾），最后上升到系統總體即Pm：A與c：v的系統對接（社會再生產運動的主客矛盾）；這同時就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發生的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具象生長與運動過程。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占有關系）的矛盾本質上源于個人與共同體的矛盾；生產資料占有關系（c）與生活資料占有關系（v）的社會財產矛盾乃是資本主義“微觀組織有計劃”與“宏觀社會無政府”經濟矛盾的根據，也是社會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矛盾的“客體關系寫照”。

　　綜合上述，歷史工作本位突出道路裝置，矛盾工作本位進而突出系統裝置，它們的產物形式即有機構成系統本位。歷史是矛盾的展開，矛盾在系統中漸進養成的工作規定則深刻揭示：所有矛盾都是歷史方式的展開，所有規律又都是矛盾方式的展開。進而，矛盾是歷史的“意識”，歷史是矛盾生成的歷史，不是“矛盾詮釋學”的歷史；因此，就生產方式矛盾本體而言，主體矛盾與客體矛盾同樣是內容和形式意義的“對立統一”。資本主義的總公式矛盾涵蓋全體矛盾規定，然則，是將生成矛盾與建構矛盾基于方法論工具與認識論工具一致的原則加以統一，最終實現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矛盾”的經濟運動形式的具象化，揭露生產矛盾與經濟矛盾之間的階級關系的運動機理。這就進一步引出一個結論：矛盾運動乃是構成歷史規律的實體。

四、有機構成“唯物史觀原理”總結：走向歷史世界的偉大范疇學與偉大工具

　　綜合以上種種情況，“資本有機構成原理”應準確解讀為這一生成路徑：有機構成（道路本體）→系統有機構成→資本有機構成；這意味著，資本有機構成固然本身具有個別對一般的關系，但它的全體規定根本取決于由道路而系統的個別上升到一般?？梢?，有機構成是有關于“偉大范疇學”意義之原理擘畫。其從發展的視野描繪了理論科學的藍圖，由事的路徑推進《資本論》對歷史世界和對象結構的研究認識，鎖定歷史世界與思維世界統一，指明研究對象的發生機理與工作機制。作為通史研究本位的一個工作總落實，有機構成范疇乃定格為對象思維學在實體關系上的思考工具，遂使實踐架構或路線（事形態、道路形態、系統形態、道路－系統形態、結構－認識系統形態）和理論架構或路線（事、真理工具、矛盾、規律、范疇）一統化。在認識論上，只有“范疇”才能實現存在與意識的統一。“有機構成”在《資本論》中委實是支配著范疇生產的方法論總線，決定著總范疇即歷史生產方式和“生產的社會關系”（人的生產關系）、“交換關系”（物的生產關系）的結合。以此論之，《資本論》開篇必然是這種認識論與方法論的高度統一，尤其為了揭示資本主義生產發展，須首要實現這一統一。于是為了揭示“偉大的范疇學”這一有機構成工作原理，在唯物史觀和教科書的知識概念系統之間必得插入“歷史、矛盾、規律、范疇的循序生成的運動”，使得《資本論》首章必須成為獨立的寫作單元，其運用的范疇類型全面涉及通史與斷代史、本質與現象，借以深刻揭示唯物史觀全部的運動原理（勞動原理、生產方式原理、社會形態原理、階級斗爭原理），——這是商品條目定格自身為理論部分“總論”的基本理由[53]。

　　閱讀《資本論》經典的正確路線是“歷史的實踐規定——歷史理論——當下的實踐規定”：前一環節是實踐進到理論，后一環節是理論落實于實踐。這就是“理論實踐”工作樣態，從而需要我們重新研究歷史，抓住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制訂工作邏輯，從中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踐的歷史之維，把握創新性理論。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對馬克思來說，生產一般本身是總公式的理論前哨。依據上述原則，商品邏輯從而可以概述為關于“商品生產內容”（商品生產的歷史、商品生產的本質）和“商品生產形式”（價值形式的歷史、價值形式的本質）的統一。這種工作規定性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論工具支撐[54]。蓋因存在是客觀事物的實然狀態和實存的矛盾形態，存在的本質、矛盾的本質亦即“歷史本質”；社會本質乃是作為矛盾根據的面目出現，是“社會實踐生活的本質”；歷史發展的本質是矛盾規定的展開，也是規律形成和定格；現實本質則是帶有生活形式和統治內容的本質規定性，和現象形式以直接的方式接通[55]。批判的路線落腳于對現實進行改造，因為唯有改造，才能改變世界，進而唯有牢牢抓住存在與歷史、存在與本質、本質與現象的矛盾，才能最終獲得存在與意識矛盾的解決，徹底改變現存世界的秩序。既是歷史也是邏輯的方式，進一步，既然邏輯與歷史始終保持工作一致，那么，研究與敘述以同步的方式保持著統一，實踐矛盾的展開線索亦是理論規律的展開線索，“偉大范疇學”內蘊其中。然則有機構成工作原理必然對“通史經濟學”形成道路具象，示意在圖3中。

　　圖3 有機構成原理構造：通史工作模型

　　依上圖所示，有機構成乃道路規定之謂也，在方法論上即旨在實現對象和研究對象統一的“道名工具”。有機構成謂為道（思維世界的陰陽），言客觀世界的“道”“可道”“非恒道”；有機構成謂為名（思維世界的五行），言客觀對象的“名”“可名”“非恒名”。前者又即歷史之行、矛盾之行、規律之行，后者又即歷史之知、矛盾之知、規律之知。以知行合一支撐，遂有范疇之成，即道之行（《道德經》謂為“無名”）、名之知（《道德經》謂為“有名”）；以《資本論》為例，“道之行”（范疇“行的規定”）指示商品歷史世界之始，“名之知”（范疇“知的規定”）指示商品為使用價值和商品為價值是對商品世界的有機構成總類集。是為“恒無欲以觀其妙”，“恒有欲以觀其徼”；在研究對象意義上：規律與范疇、行與知，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屬于前文所稱之“有機構成的同謂之玄”。故有機構成是形成范疇法的“抽象力”。范疇經由有機構成而組裝，繼而有系統化的知識組裝，知識過程可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象物一體、精信統一，這是道路－系統原理的“知（理論）”“行（實踐）”不二；《道德經》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路與系統的統一對內形成思維世界的“陰陽”“五行”，對外形成歷史世界的“總公式”“生產一般”，它們總合起來的規定性即世界觀與方法論統一意義之“有機構成”。

　　陰陽、五行乃是“偉大思維學”的思考工具，以致歷史道路是一“巨大陰陽”，這是永恒的出發點和復歸過程（即以“返”為道）。經由這個出發規定，五行可謂“道大”之關系模型，生產一般可謂“逝道”之認識模型，總公式可謂“遠道”之實踐模型；道者，有機構成也，居于中央（樞紐工具），為對象之紐結、關系之紐結、工作模型之紐結。故“道返”者，陰陽之位也，亦是道路之本體和本相；一言以蔽之，這種知識生產的核心規則是：從歷史和實踐中提煉“有機構成”，形成理論認識（生產一般），進一步作為“總公式”，實現和歷史世界的“能動對話”。有機構成在原理構造上印證著思維世界和歷史世界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工作統一性。這樣，資本邏輯乃是大寫字母意義，由“偉大范疇學”在歷史土壤中澆灌而成，領導范疇法的事格化裝置只能是本身作為書寫理論教科書的出發規定的“有機構成”。有機構成毋寧說是以“歷史的對象”決定著“邏輯的研究對象”；研究對象說到底是從有機構成看的“生產一般的歷史結構”，后者表現為這樣一種“歷史知識構圖”：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56]。這種知識生產定格于商品首章，完成于《資本論》第四卷。商品拜物教性質及秘密——三位一體的公式（資本拜物教性質及秘密）——階級——重新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制的道路啟航：這個思路揭露拜物教的謎是“物的生產關系”的謎，這個謎歸根結底是“階級關系上的謎”，是人的解放道路上的謎。謎是暫時的，在規定上只隸屬于商品意識的歷史暫時形態。

　　這給予最大的啟示：把握歷史的最好方式是“展開歷史”。真正的共產主義的通史研究是以“有機構成”為經、“重建命題”為緯：以矛盾展開歷史，以規律展開矛盾，以范疇展開規律，最終確立本身建基于歷史－矛盾－規律－范疇路徑的“合道路”“合系統”“合規律”“合目的”四者統一的認識原理。在實質內容上，唯如此，方能使主體論真正建立為“有機構成的主體論”。故而對待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式：一是堅持唯物史觀路徑的通史研究，堅持從唯物辯證法的工作規定中引出“主體辯證法”，進一步，將有關社會主義的理論從道路－系統中歷史引出；二是以此作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基礎，堅持斷代史意義的“階級關系批判”，通過實踐努力，逐步消除勞動“身份奴化”與“財產異化”的不合理歷史現象。毋庸置疑，有機構成即是建立這樣的“有機聯系”規定性。作為自然科學和歷史（即歷史科學）總出發的工作規定，它同時是“總聯系”和“總關系”，因而預示了對經濟形態進行全體研究之可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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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于《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年第四期 第29-42頁）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頁。

　　[②] 猶如“生產關系（正）→交換關系（反）→生產方式（合）”，馬克思對資本有機構成的定義方式剛好是“資本技術構成（正）→資本價值構成（反）→資本有機構成（合）”。就實質而言，正、反、合思索形式源自于處理“同出異名（道路）、同謂之玄（系統）”復雜性工作關系的需要。所謂異名之謂，即“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反映技術構成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才稱作“資本的有機構成”；所謂同名之謂是說，“資本的構成（始終）要從雙重的意義上來理解。”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7頁。

　　[③] 同樣的理解關系也適合于有機構成。即如果將有機構成視作內容－形式的有機體，那么，資本有機構成的每一運動環節其實是“有機構成（形式）”的表達式。事物通過事物形式表現內容，實現自身的更新和發展，而有了事物沿著道路方向生長的不可逆進程?！侗Ｐl<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的修訂版“封三”將其題記為：從工作立場看，所破除者：恰恰是“資本的以太”作為永恒之流和永恒時間的規定性；然則商品不僅僅是范疇，同時是歷史發展的過程，而作為范疇，它以內容和形式的矛盾性集中展示著人類社會總過程對于這個道路發展的整體制約性；從而，資本“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在認識功能上被創造性轉化：事物（資本）的時間規定性與事物（資本）的社會發展被設定為本身是同一的東西。

　　[④] 所謂外化，這里指示的意義是：真理→知識，以及真理工具→知識工具。

　　[⑤] 辯證法是使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統一的思維工具。有機構成正是這個思維工具的產物，是政治經濟學家思考與把握歷史生產世界總的原則的體現，是通史工具意義的工作范疇。于是如果進一步考察問題，本著既從物質生產出發又聯系歷史生產、歷史與邏輯合一的事實方式，則決定對事的對象處置必須結合“生產一般”。相對“陰陽”道路而言，后者是事實上的“五行”；陰陽而五行，——以中國人術語的方式而論，則同時是總的思考形式。然則反觀考察本身，在思維道路上有機構成亦必須成為工作的總攬。

　　[⑥] 系統由道路而來，這是說系統的矛盾由道路醞釀而成；可謂商道資本路，經濟拜物人，生產總行處，有機結構成。系統矛盾規定爾后重新成長為社會形態的道路矛盾，也就有了“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是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之說。

　　[⑦] 敘述是從揭示“生產一般”開始，但這似乎是條暗線。明線指示對象實踐的活動及其工作總結，暗線則指示“理論的生產”。于是對《資本論》所呈現的實際工作順序而言，生產一般總是隱身的“事實上的存在”。可見，關于生產的理論藍圖規劃是包括了歷史的理論元素、工具以及理論活動等項內容。并且如上指出，正是這個“事實五行”——所建構的能動要素可刻畫為：事的工作線索、真理的工具以及矛盾、規律和范疇的認識原則——極大推動了生產本身的“從個別上升到一般”運動。

　　[⑧] 商品交換的規律即交換形式的規律，是對以交換為目的經濟活動規律的一般概括，即交換一般，可如果不將之理解為“占有規律的經濟實現形式”，就完全看不到它實際上是以商品生產和流通為基礎的占有活動形式的結果；進一步，如果撇開這一點，那么，它甚至不能在自身意義上擴展為“流通一般”（即市場規律）。其實，這只是對通常所說“經濟規律”的意義識別。

　　[⑨] 也因此，“價值規律，——馬克思沒有專門給它下定義，如果進行必要的內涵限定，應當在歷史－矛盾－規律的生成路徑上進行，應當看成和‘辯證法道路’總體相關的規定，也即最高意義的‘商品生產的歷史規律’；即價值規律同樣是歷史發生意義和認識論意義的統一。”參見許光偉：《勞動過程與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對<資本論>方法貢獻的性質》，《當代經濟研究》2020年第4期。

　　[⑩] 其表明，對規律的探求只能循著事物本身的定義去尋找：所謂“內容”，言對象關系的歷史道路；所謂“形式”，言對象關系的系統本質。“內容→形式”（如價值→價值形式以及絕對剩余價值→相對剩余價值乃至剩余價值生產本身→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生產形式→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流通形式→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分配形式）因而展示了事物的一般發展規律，這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認識上均如此。對規律對象的考察亦不例外，從中能夠發掘“歷史生產規律→經濟運動規律”認識線索。

　　[11] 如上所論，個別如何變為一般的問題實質是：上升路徑既為道路、也是系統，同樣是道路－系統以及結構－認識系統的形成問題（如資本總公式譯名的德語原文Die allgemeine Formel des Kapitals實際包含了“一般”的意義）。這更加突出馬克思的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乃是一個復雜的術語事件。它從范疇的歷史根據出發，將范疇描述為存在和意識的合成規定，得到使用價值和價值；前者本身即是自然范疇，后者則是社會范疇（可看成是將“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進一步合成起來的規定），由此得到統一的認識產物——作為“階級范疇”（階級關系對象）的商品。商品的個別到一般變成了對使用價值范疇和價值范疇的求索之路。由于對象的實體是關系，它居于求索道路的中央，從而進一步形成對矛盾和規律的求索；也即上面的結論：從道路到系統本身就是“個別上升到一般”，——在這里，歷史、邏輯相統一并且相一致。

　　[12] 這個規定從廣義看，是和人類勞動聯系與發展的歷史規律有關的通史道路線索，涉及勞動形態的“歷史”和“本質”。

　　[13] 即與勞動過程文明規劃有關的基本生產綱領和構造形式。在理論和實踐上，這個規定必然和人類生產聯系與社會發展的通史道路線索有關，乃至涉及生產形態的“歷史”和“本質”。

　　[14] 進而是在勞動過程構成形式上，和生產商品使用價值相聯系的技術構成、和生產商品價值相聯系的價值構成——這樣的二重性表現的性狀，同時具有對象實體的構造因素即“技術關系”和“價值關系”的內涵特征，——這是馬克思后來發展“資本有機構成”概念之意義雛形。

　　[15] 構成形式的隔斷與相通的統一，當然令人想到中國人“一陰一陽謂之道”意指，其實是指示道象統一。“象是什么呢？是對生產對象的道的規定的系統化……比類的結果說明了‘商品的兩個因素’當然是象的結構上的一個必然性表現，由此也產生對‘象的結構’的抽象性表述，即‘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也就是互系性的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抽象勞動是全部的社會生產一般規定的理解上的秘密。但抽象勞動決不是孤立的、絕對的思維形式，從實在的規定看，它是生產關系對象的實體關系的生成。實際上，抽象勞動不是思維形式，勞動二重性才是立在具體勞動、抽象勞動的客觀規定背后的總體聯系的規定，乃至是在生產一般的層面上直接表現出來的‘總體思維形式（構造）’。”正是由于陰陽五行合一，商品對象因素的分析和勞動二重性的綜合渾然一體，“道（客觀規定的尋求）－象（總體規定的尋求）－識（全面的認識批判）……然則，《資本論》首章的標題其實也應該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向的商品發生學’，即關于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規定的商品發生學的邏輯機理的一次系統性整理。”參見許光偉：《論生產一般的思維學——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啟示》，《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研究——兼對生產一般與資本一般機理關系的考訂》，《經濟縱橫》2019年第2期。

　　[16] 勞動過程構成——這一概念形成有機構成（勞動過程的歷史文明規劃）的范疇起點——是透露了勞動過程的全體規定性以及文明規劃的歷史信息。進一步，資本構成本身和“生產剩余價值”的聯系很顯然是深深嵌入這一語境中的。

　　[17] 須知本質不是懸置的，它括弧于存在或對象關系中；從本質展開的向度看，對本質的求索是意味著歷史、矛盾、規律、范疇的四者統一。

　　[18] 許光偉：《<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東方社會“思維舞步”的方法論性質及政治經濟學通史考》，《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

　　[19] 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

　　[20] 如上所論，所遵循的“歷史工作本位”（由商品章給出）：曰歷史的道路本位——事形態本身從生產一般出發的規定）；曰歷史的系統本位——道路形態向生產一般回歸的規定；曰歷史的規律本位——道路－系統形態從“陰陽”出發的規定；曰歷史的范疇本位——結構－認識系統形態向“陰陽”回歸的規定。這無疑是本文據以安排進一步論證的線索。

　　[21] 這里的方法論意義可用“天人合一＝有機構成（勞動過程）”予以表征。須知，“完整的通史研究概念架構是‘共同體＋勞動過程＋所有制（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然則……這就是以天人合一為取向的勞動過程通史研究架構（或簡單表示為‘天人合一＋勞動過程’）。主體和客體的聯系（統一關系）在易經體系內以天人合一的抽象形式出現，在《資本論》中的對應物則是‘勞動過程’。”進一步，“天人合一必須同樣視為勞動過程構成的‘客觀知識’；在抽象性上，其又必須和勞動過程合而為一……天人合一的主體性（即行動規定）在《資本論》中基本體現在‘階級范疇’之上，這應當是理解《資本論》的又一條重要線索。正是這條線索的客觀存在，使得勞動過程成為《資本論》從一而終的理解鑰匙，并構成了內在其中的持久的歷史批判力。”參見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

　　[22] 相應的方法論意義可用“陰陽＝勞動二重性（勞動過程系統）”予以表征。所謂：“物質聯系基本上和具體勞動的條件有關，而行動聯系則和抽象勞動有關，所以在馬克思看來，體現在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無論簡單商品生產方式或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實際上均和勞動‘二重性’的實現有關，從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整體受制于勞動二重性的。中華天人合一的對應理解框架是‘陰陽學說’。不過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兼容‘母子關系’和‘父子關系’的規定，并且都同時遵循思維學架構下的行動主義和唯物主義辯證法。”參見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

　　[23] 許光偉：《論<資本論>矛盾規定發展的辯證法道路——以唯物史觀何以“唯物”何以“唯實踐”為線索》，《經濟縱橫》2020年第8期。

　　[24] 此是“生產一般有機聯系”的建立：對象的歷史（道路）－對象的矛盾（系統）－對象的規律（道路－系統）－對象的范疇（結構－認識系統）。從而，對事物進行規定的方式就是事物本身沿著自己的路徑自我展開的方式；所謂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即遵循“歷史→矛盾→規律→范疇”的認識形成原理。

　　[25] 有機構成道路理論和實踐→馬克思主義主體論即主體的行動主義（勞動觀與存在決定意識的合一命題）→主體的辯證法即勞動發展辯證法（勞動歷史觀與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基于“唯實踐”意義的命題統一）→真正的共產主義的人的概念：這一路向于是連通了有機構成和人的解放工作意指，指明重建個人所有制是思想方案與實踐方案的高度統一，重建命題的根據只能是通史道路。

　　[2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頁。

　　[27] 許光偉：《<資本論>第一卷的邏輯：歷史發生學》，《當代經濟研究》2011年第7期。

　　[28] 關于這一層意思，馬克思概括如下：“既然一切商品只是貨幣的特殊等價物，而貨幣是它們的一般等價物，所以貨幣在它們面前充當一般商品的貨幣發生，而它們在貨幣面前只代表特殊商品。”參見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70頁。

　　[29] 貨幣即“特殊商品→一般商品”，此式表明貨幣具有職能活動的二重性；式中，t表示幣值，M表示流通中介所需貨幣量。蓋因M的決定式是PY（P為商品價格、Y為總循環過程的商品的市場實現量），而t決定式是W／PY（W為商品總價值），在這種場合下如果引入G = W，則直接得到上述關系恒等式。貨幣是實體與工具的統一：五行中心環節是G3，它是一般財產實體的總表征（馬克思稱為“第三種貨幣”）。由于一般商品是和總商品關聯的社會價值規定，并且擁有社會符碼形式的工作特征，然則“貨幣的總公式”毋寧說就是中央銀行體系的實踐總公式?？偣街赶虻年庩枺阂粸镚1（有關貨幣生產制度的工作規定即“第一種貨幣”），一為G2（有關貨幣流通制度的工作規定即“第二種貨幣”）；因此很明顯，G3是G1和G2的工作合一，作為總過程的代表，衍生出五行系統的其他兩種工作形式：G4和G5。

　　[30]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頁。

　　[31] 許光偉：《<資本論>第一卷的邏輯：歷史發生學》，《當代經濟研究》2011年第7期。

　　[32] 其必須否決以下認識和方法：“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系（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系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生產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系。因此，這些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恒規律。”比如蒲魯東的體系是以“構成價值”為基石予以夯筑，所謂構成價值，乃是正題和反題的“合題”。因此，他認為：“作為產品比例的價值，換言之，即構成價值，必然包含同等的效用與交換能力，而且，這兩者是不可分離和和諧地結合在一起的。”其實蒲魯東的“經濟矛盾體系”充斥虛假的理念，這一小資產階級的設計仿佛資產階級的“理性人”假設，是要尋求超階級的永恒比例關系作為社會改良的策略；《貧困的哲學》一書的邏輯結論，按照蒲魯東自己的話說：“為了爭取勝利根本不需要……提出革命的行動作為社會改革的手段，因為，這個轟動一時的手段并不是別的，而是訴諸強力，訴諸橫暴。我對問題的提法是這樣：通過經濟的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種經濟的組合而逸出社會的那些財富還給社會。”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頁；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上卷，余叔通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89頁；章士嶸：《<資本論的邏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頁。

　　[33] 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73頁。

　　[34]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9-230頁。

　　[35] 從有機構成看，并沒有什么本體論，只有主體論：因為唯有從這一角度，才能真正實現歷史關系對象和生產一般理論的合而為一，賦予生產一般實在的內容。

　　[36] 許光偉：《論生產一般的思維學——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啟示》，《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

　　[37] 資本所體現的勞動的二重性即資本的技術構成（對應“使用價值的生產手段”）和價值構成（對應“剩余價值的生產手段”）。簡單而論，可以認定作為商品構成的轉化形式，資本構成的規定根植于“商品所體現的勞動的二重性”，而后者正是商品有機構成的轉化的意義。

　　[3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頁。

　　[39] 主體格這個術語表征“主體性的道路格”，是主體與道路的統一性規定，如“天人合一”所表達的意義（共同體生產的主體格）。根據這一界定，與之相對的階級格則表征“階級性的系統格”（階級與系統的統一），是主體之事提升為階級之事。這一對術語——事格范疇——又或分別表征著“勞動過程之名”及“生產方式之名”，以實現勞動過程與生產方式歷史的具體的意義對接。

　　[40] 須知，“生產方式是屬人的，無論物質生產方式還是社會生產方式。將物質外殼和社會運動外殼不恰當地雷同起來，就忽略了馬克思在生產方式用語上的革命性特征……所謂的‘物外殼的生產方式’，其實指的就是技術概念的資源配置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拜物教性質’是由物化生產關系直接導致的，是‘總財產關系’（規定）形成后的產物，而絕非前提。綜上所述，生產方式必須理解為《資本論》的‘客觀批判邏輯’。”參見許光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312頁。

　　[4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8-209頁。

　　[42] 所謂：“一旦商品生產不再僅僅表現為有用勞動和創造價值的勞動的統一，而且還表現為有用勞動和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的統一，商品生產就變成了資本主義生產，即資本主義形式的商品生產。”參見《資本論》法文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185頁。

　　[4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頁。

　　[44] 相應，如果沒有重建命題的認識牽引，就觀察不到具有“歷史曲線軌跡”特征的主體論。馬克思提出道路化的歷史矛盾類型和實踐模式，可以說是從矛盾規定的認識方面精確化和具體化了單純從主體人的角度看待的“人的依賴關系（最初的社會形態）→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第二大形態或第二階段）→重建個人所有制意義的自由個性（第三階段）”發展序列。進一步，如果從主客矛盾的系統形成機理上闡微發漸，則深刻說明了主體矛盾關系類型何以實現對資本主義主客社會矛盾類型的歷史轉化。

　　[45] 這一結構著眼于客觀反映“事的歷史－矛盾－規律－范疇”認識論原理，這是其獨特性所在。

　　[46] 衛興華：《政治經濟學教材可以不講“資本總公式的矛盾”》，《教學與研究》2006年第3期。

　　[47]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2頁。

　　[48] 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153-154頁。

　　[49] 這就是馬克思概括的著名“資本流通難題”：“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3頁。

　　[50] 其啟發了對這一疑問的解決：“難以領悟為什么商業資本的流通公式既能代表產業資本的流通公式，又能代表生息資本即借貸資本的流通公式。”參見衛興華：《政治經濟學教材可以不講“資本總公式的矛盾”》，《教學與研究》2006年第3期。

　　[51] 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154-155頁。

　　[52] 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363頁。

　　[53] 客觀而論，“首章商品邏輯始終代表著歷史唯物主義作品的最高水準，完結《資本論》結構的藝術高度。”之所以如此，在于它集結了唯物辯證法的全部元素、完成了全部工作規定，并結成“藝術的結構”，“以母子體用、經緯合一體式定格《資本論》機理系統。”參見許光偉：《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思想史再發掘——兼析<資本論>結構發生的秘密》，《東南學術》2017年第2期；《<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東方社會“思維舞步”的方法論性質及政治經濟學通史考》，《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

　　[54] 顯然，這種歷史經濟認識論是將W（L）作為事的科學的對象來定義的，即堅持由存在規定性本身進到社會規定性的本質，進一步推廣到對事物發展規定性的認識以及對作為現實規定性的本質的認識。

　　[55] 這個概述從而是對黑格爾“存在－本質－概念”工作形式的根本超越，是使“懸置的本質”重歸唯物和唯實踐的統一行程之中。

　　[56] 如上論證，《資本論》關于商品首章的寫作充分彰顯這一特征。進而在資本主義領域內，有機構成I、有機構成II、有機構成III、有機構成IV是獲得了統一“名”的邏輯規定：財產關系。“因為，只有這個規定才能實現諸多規定用語的貫通，把握物質生產方式和社會生產方式的對立統一。”有機構成本身是屬于“物質生產方式”（工藝構成或技術構成）與“社會生產方式”（價值構成即身份關系構成和財產關系構成）歷史的具體的統一的工作范疇，其統領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以及生產方式與交換關系的統一，以至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領域內的生產方式范疇必須理解為一個社會歷史的存在物的運動規定，必須理解成作為前提過程的嚴格意義的生產關系規定，即‘生產關系的生成規定’。”參見許光偉：《生產關系的三層次解讀關系及其意蘊——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域內的道名學說和生長論》，《當代經濟研究》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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