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需要保衛《資本論》

　　紅色文化網

　　編者按：《資本論》是我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塊基石。2017年適逢《資本論》首版150周年，在國內業已掀起一股“熱研《資本論》”的浪潮。其中最有價值的一點恐怕就是，通過還原馬克思的學術精神，以達到“為我所用”之研究目的，又由于中國方法、中國智慧、中國學科，這些“中國元素”最大程度地集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原創性工作內涵，可以深切感受到此項工作所實現者“經濟學的回家，回歷史，回中國”也!研究時代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取向域內的“《資本論》新思想”，因而具有極其強烈的時代感召力。并且，惟其強有力，必能推動理論研究向深處進軍。本刊希望順應這一形勢，適時推出專家學者的高質量“專文”，以期達到因時所需的拋磚引玉作用。

　　摘要：沿著“學術保衛”工作路徑，《資本論》應視為“科學作品意義的史書”。然則，政治經濟學批判必須作為特別的學科方法(規定)予以處理，從中引出人類經濟形態的認識論議題，即主體批判和客體批判。從客體的歷史世界的發展角度，馬克思《資本論》演繹了方法論上的“唯物主義”與“辯證法”，并抓住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工作邏輯(形式)。同樣從發展的角度看問題，整全意義的批判概念在定義域上落入研究對象的“和而不同”中了，這要求我們重視對“身份”、“財產”并重的經濟形態特性的研究。換言之，身份二重性與勞動二重性的規定性的“攜手并進”，產品和商品的經濟形式的“相互拱衛”，此是政治和經濟的最為深遠意義的相互“歷史組裝”的形態。在這一工作語境中，勞動批判意味著“雙重性超越”：既歷史超越“身份綁縛”，又社會超越“財產束縛”，實現徹底自由取向的發展。中華主體批判的路徑為不可或缺的工作側面，又或是社會主義運動之“涌泉之流”，整體看，這是“自為階級”(行動主義主體)的歷史形成基礎。

　　關鍵詞：《資本論》；保衛；政治經濟學批判；主體批判；客體批判；身份二重性；勞動二重性

　　此文為拙著《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2017)的序言，為該著綱領性文字。蓋因闡明了修訂的動機和新增內容的研究著力點，使以下三層關系得以顯露，即繼承和發展、原創和學術創新以及中西方學術的工作關系。修如舊，訂如新。但顯然，這是具有民族蘊涵特征的“學術坐標系”的研究升級。由此，也可以說“重新研究歷史”(包含三種含義：重新研究全部歷史；逾越抽象歷史觀，把握具體社會歷史類型；以“歷史”為總的工作本位)乃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的“涌泉之流”。可見，“學術保衛”是《資本論》研究的應有之義。要旨在于回答什么是“保衛”，并確實從“保衛行動”中提煉出“中華學術”的最為直接的意義：繼承發展——引領未來。為避免交流信息損失，以下除了依照必須進行的技術規范之外，并沒有對原文做任何的改動或改進，目的是求取方家的不吝指正。

(一)

　　《保衛<資本論>》首版后，旋即遭遇一些強力的質疑，如聲言學術精品勿需“保護”或“捍衛”(所謂真理無須保衛，而反過來，一本錯誤的書又何需保衛呢?!)，以至于直呼：《資本論》無需保衛!!姑且不論此種混同術的危害性(全然不區分學術保衛行動與“消極保護”、“教條捍衛”的內涵的不同)，僅就“為反而反，逢馬必反”或反過來的“為正而正，逢馬必正”的研究心態看，皆是不正常、不正確的學術觀。從中亦可想見，質疑的理由恐怕是來自三個方面：觀點上的反對、內容上的不理解以及文風上的截然對立。具體到某人，則或居其之一，或三者兼之，反對的理由無疑深埋有極強烈的理論動機。

　　閑話少引，且借這個題目，談談人類經濟形態之認識論問題。要之，經濟學不是解釋學，否則，它將淪為“半截唯物主義”(唯心史觀)。經濟解釋學通過逃離“批判”達成這一工作境遇：“認為理性是全世界歷史的動力而以某種特殊的、它所固有的內在的屬性來解釋它的發展，就等于將它變為無條件的東西，換言之，等于在新的形態中復活那剛剛才宣布其永遠埋葬了的絕對理念。”[1](P102)《資本論》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規劃完成一場革命。它使得經濟學和普通的自然科學——物理學、生物學徹底地隔開。于是，“辯證唯物主義說：人的理性不能是歷史的動力，因為它本身是歷史的產物。”“行動(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的合規律的活動)向辯證唯物主義者說明社會人的理性的歷史發展。”所以，“全部它的實踐哲學歸結為行動。辯證唯物主義是行動的哲學。”[1](P198)

　　按照行動觀，馬克思《資本論》的副標題構成了對“資本”主題的內在限制，使經濟學和歷史聯系起來，并進入批判的規定域。所謂批判，指的是發展的意義。因為對象只是歷史客觀，要想實現對對象的能動分析，研究對象規定必須指示“總體意義的發展”。作為歷史邏輯統一之規定，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必須相應是主客觀規定之統一，這個是學科建構的基礎。因此，它真正需要否決的是這一點：“一方面是群眾，他們是物質的、消極的、非歷史的和無生氣的歷史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是積極的因素，一切歷史行動都是由這種因素產生的。改造社會的事業被歸結為批判的批判的大腦活動。”[1](P104)然則，“應從研究人的天性轉到研究社會關系的本性，我們應該理解這些關系為合乎規律的、必然的過程。”[1](P94)

　　發展，作為歸結，則是主體與客體的發展。作為“批判”之發展，歸根結底是主體與客體批判意義之發展規定性。政治經濟學批判在終極的意義上應區分為主體批判和客體批判。唯物主義乃是把“客體批判”即客體的發展，視為基礎的規定，這樣，《資本論》盡管主題研究的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對象規定，但整體還是落入客體批判的范疇。這就是所謂的：“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具有雙重視野：一是以適用于所有社會的物質生產為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視野，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構成了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這也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以及《〈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集中表達的主題。二是以歷史性為理論規定的歷史唯物主義深層視野，這種唯物主義導向資本邏輯批判這一核心主題，這是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對資本交換與生產的批判分析，以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拜物教思維，從而將馬克思的思想與當時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區分開，建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2]但生產關系批判是工作領銜。

　　如此方能明白《資本論》結構的藝術成型之路：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寫作為“偉大航程”的起步——結構的“總發起”，以對“資本一般”的邏輯性闡述為收結;由此，《資本論》首章邏輯——大寫字母意義的“商品”——成為《資本論》結構的藝術高度，定格為“理解上的最高點”。亦即，產生了所謂“第I結構、第II結構、第III結構和第IV結構”的連續推進的結構生成問題，分別對應：直接(結構)形式、總和(結構)形式、一般(結構)形式和歷史辯證法的(結構)形式;貫穿線索是“客觀標準”的確立。①《資本論》結構發生的奧秘在于與勞動二重性工作邏輯的同構性。據此，勞動二重性的“邏輯”得以整體發掘。其從生成論的角度統一了客體的批判性研究，并最終從高度上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發展，以建立“生產關系批判”之理解原則。

　　亦就是說，“在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建構中，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構成了理論立足點。”反面的邏輯是“盧卡奇的物化理論”。“盧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論，通過對生產力結構的物化批判，將現實的物質生產過程抽象為形而上學的內在結構，沿著這條思路進一步向前走，就會是形而上學批判與現代社會的理性支配的批判的結合……從理論邏輯來說，這是思想的深入，但從馬克思所制定的無產階級革命策略的視角來說，這是一種理論的退卻。”原因是，“將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從生產關系批判延伸到生產力批判，這雖然推進了社會批判理論的邏輯深度，但物化理論本身卻面臨著兩大困境：即當社會及其意識結構完全被物化時，階級意識何以形成?即使形成了又何以能夠獲得變革現實的基礎?”[4]

(二)

　　基于這一視角，《資本論》標題結構毋寧被認可為“相互限制的構造”。由于“資本”(Das  Kapital)規定了“方法論上的唯物主義”——《資本論》的史書規定，政治經濟學批判就能夠同時作為“學科方法”和“工作邏輯”被對待，促成簡潔的意義等式：客體批判=客體發展。借助這個公式，在規定上主觀和客觀達成內在的統一。這樣才有“生產邏輯”提升為“資本邏輯”的工作關系。由此激發新的認知型。勞動從重重疊疊的身份關系中游離出來，并入另一種控制結構的生成運動，產生所謂“勞動-財產制”——獨立財產身份基礎上的社會存在者。需要說明一點：以財產作為“身份”，實際上突出的是財產的獨立性，從主體的角度，馬克思稱之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這里的主體的身份其實并不獨立，只是相對于客體而言被社會固定化罷了。

　　此處我們進行適當的插敘。按仰海峰的說法，“《資本論》與《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在哲學邏輯上是有差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勞動本體論為基礎，強調人的主體性與自由;《資本論》則揭示出資本是一個結構化的形式體系，主體或者是資本的人格化，或者是資本增殖的工具。相比于作為主體的人來說，資本才是真正的主體，或者說是絕對客體，這是與勞動本體論完全不同的哲學構架。”[5]上述“生產邏輯”的說法對啟發歷史學家路徑的思考是有益的，但一味地割裂生產邏輯與資本邏輯的繼承關系，則無必要。對此，需要做如下幾點把握：(1)“從《資本論》結構的源起、成型的過程看，《資本論》邏輯實際上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流變’的結果，因此，在二者之間客觀存在著必然性的‘結構’的繼承和發展關系。這些結構形式的共同點是立足歷史和邏輯統一把握‘什么是生產關系’。”(2)要之，是認識到：“事的科學同物的科學的區別在于，不是從單純的物的規定出發，而是從物的存在的批判(規定)出發，以尋求客觀批判和社會客觀批判的規定，即尋求生產關系的客觀發展。”即“這里首先提出‘生產一般’的規定，這個規定深化了政治經濟學批判主題。”(3)歸根結底，“這種內在結構是把握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客觀邏輯，或者說是它的一個客觀基礎，因此，不能把它直接說成主觀批判的產物或認識形式的工作程式，比如‘科學抽象法’。”[6](4)就生產邏輯而言，“在于明確一個前提：對象→研究對象，它們的規定是不同的，但又彼此緊密聯系。”簡言之，“對象規定是實在史本身，是實踐活動本身，而研究對象規定是‘合規律’的歷史，即歷史發展(結構)，同時，它不可避免地是歷史發展的‘自我認識’。因此可以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就單個的規定來看，還只能是‘對象’，而不是‘研究對象’。”(5)“從邏輯上看，研究對象的結構就是‘歷史對象+社會對象’。”這樣，生產邏輯和資本邏輯相得益彰于對象與研究對象之統一，或毋寧說，“這使得它們的恰當關系應建立為一種‘統一的結構’。”(6)由《導言》支架的計劃不足之處：“沒有產生獨立意義的‘認識發生學’”，——這差不多是全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固有缺點，因而對全部經濟學文獻的批判必須借助于“資本邏輯”(以克服支離太簡的主觀認識批評性的不足)，而生產邏輯作為“歷史支架”，就鎖定了社會客觀批判的基本路向性，最終解決了“后來《資本論》結構的路向，即由客觀批判啟動的主觀過程。”(7)總之，“人們習慣于離開馬克思杜撰自己的思想認識。比如說，用‘廣義的唯物史觀’的廣角鏡頭及‘開放的邏輯’的認知向度來審視、對照《導言》的文本寶庫，總體學識路徑固然對頭，但在習慣性地進行‘狹義體系’‘廣義體系’工作對比時，也容易犯‘認識夸張’錯誤，使優點、不足得到雙向的張揚。這些研究教訓需引起足夠的警惕!”[7]

　　現代政治經濟學無疑是從上述“認識論斷裂”下的勞動范疇起步的，這一規定就是“勞動一般”(參看《保衛<資本論>》第四章)。它最終促成了《資本論》以商品經濟形態為工作地基來說明客體批判。此研究性質則由財產生產關系予以說明，形成獨特性的研究對象構型，見圖1。

　　圖1 歷史的研究對象（生產關系）和邏輯的研究對象（財產關系）②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的寫作中，馬克思確乎沒有放棄對“勞動本體”的論證說明，這是人類全面發展意蘊下主體的解放之路。“但在《大綱》中，也存在著另一條線索，即資本邏輯的自組織運動”，“相比于《大綱》中從勞動本體論出發來論證人的主體性、自由與解放的思路，《資本論》關注的是資本的形式化發展過程，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組織化的形式體系。”[5]從資本作為“一種絕對客體”的屬性看，所有制被簡單化為“客體占有狀態”的財產制度。換言之，它對主體發展的把握以客體批判為標準。然則，批判的直接對象就是“哲學”和“科學”，——蓋因哲學家只看重邏輯批判，而科學家和知識論建造者則通常是“知識邏輯優先”。馬克思抓住這個工作起點，深入到市民社會的歷史中，尋求到勞動二重性的發生學結構，使主觀(批判)寓于客觀(批判)，最終提煉出客觀批判的工作規定性及其路徑。

　　毋庸置疑，以上這些研究，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做了簡明交代。

(三)

　　現在的理論對象同時是“主體批判”和“客體批判”。引出的一個問題是，能不能使客體批判工作邏輯套用于“主體批判”對象?

　　筆者在《保衛<資本論>》初版之后完成的《我為什么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中說明：“《資本論》在成書結構上分成四個層次：歷史發生學(道，歷史生產→再生產過程);系統發生學(德，再生產→流通過程);現象發生學(道和德的生活形式，流通→生活過程);認識發生學(道和德的認識形式，生活→認識過程)。”道和德，即中華本質規定和工作范疇。由此可以認為，“《道德經》研究的兩個基本范疇是經濟形態社會理論的總綱，總攬了《資本論》的邏輯和方法。”[9]這表明：客體批判在工作用語上和“主體批判”是相通的。其又不過是說，《資本論》的邏輯是這樣練成：第一卷是關于發展過程即“道”(資本生產規律)的內容形式統一;第二卷是關于運動過程即“德”(資本流通規律)的內容形式統一;第三卷是關于生活過程即“道和德”總體(資本生活規律)之內容形式統一;第四卷是關于認識過程即“道和德”范疇(資本認識規律)之內容形式統一。可見，既成的這個研究體系對主體批判而言，仍有較大程度的適用性。同時，也需要“創造性轉化”。目標性研究工作是使“兩個原創”(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學說傳統)予以內在的對接。③

　　既有研究中對兩大經濟形態(產品經濟形態和商品經濟形態④)關系的把握，以計劃-市場、科層-企業的思路為主，這顯然不夠，并且已討論的內容太過于簡略。例如研究缺少對主體結構的說明，對“主體-身份制”的經濟分析史意義的規定目前也尚未見到。而如果這些研究付之闕如，一個完整的主體概念就根本得不到呈現，遑論對主體的生成運動進行全史意義的考察了。⑤《保衛<資本論>》辟專章(即“尾論”)對此進行討論，以顯露問題的實在性，如家→國的主體生成道路。要之，是研究“身份”之介入勞動生產組織，從而使得研究上，不能把組織經濟本質完全歸結為“財產(規定)”。它在根本上需要一個廣義而總體的“所有制概念”：不僅以“財產關系”為定義域，而且以“身份關系”為定義域。由于必須從正面研究主體結成的組織關系，以切合主體的具體歷史發展狀況，使得我們需要尋求“中華所有制概念”。其從主體身份上切入“所有制”，很好地實現了上述理論目標。在這一義項下，科層對產品生產的組織以及計劃(或某種類型的“政治組織”)對于產品的配置運動，這些相關的“通史”研究就都必須被緊迫提出來。其最終的研究目的是從所有制規定上統一主客體的發展分析。換言之，在當下，以占有和分配“產品”為目標的經濟體系和以占有和分配“價值”為目標的經濟體系必須被賦給同等重要的研究權重，這樣，使“生產-分配”運動中軸同樣從交換關系中展露出來。這總體就是《資本論》的“在中國”。⑥

　　不可否認，《保衛<資本論>》是主寫“客體批判邏輯”的方法論作品。但同時，如上所論，它正是通過對客體批判涉及的系統化內容的“邏輯展示”，來集中顯示工作邏輯之貫通性。這里面尤其要重點提到“身份”和“勞動”的二重性的工作互補關系，因為“二重性規定”說到底是解決研究對象工作邏輯問題的。盡管在《保衛<資本論>》全書中很少提及身份問題⑦，但由于以主體自身為運動載體，其委實構成對經濟物象性的直接外部否定，——與之不同，勞動二重性某種意義上則是資產階級物象二重性的內部否定規定。

　　可見在理論和實踐上，已經越來越要求我們不能把經濟形態作為“純構造”來把握了。但同時，客體批判邏輯的清晰化仍然是解決兩大批判聯系問題的前提。看來，“歷史唯物主義的力量不是引用三段式，而是對歷史過程的科學研究。”[1](P200-201)工作互補性是毫無疑問的，它們通過行動規定予以溝通。補入主體批判維度及其內容，有助于對涵容中華歷史之“世界歷史規定”進行重新把握，提升對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工作內涵的理解。此是問題的一面。問題的另一面是，對“對象”和“研究對象”的混同也導致人們在誤用二重性規定，尤其是在忽略它的客觀批判內涵方面。例如，對“新康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渴求則可能導致人們迫切希望對“人的二重性”、“物象二重性”進行知識新綜合，結果是形成所謂“社會物質二重性”的非歷史的說法。⑧

(四)

　　承認上述研究對象的“和而不同”，是建設總體經濟學的內在需要。因此，《保衛<資本論>》就工作內容的具體方面而言，毋寧說，就在于實現“《資本論》的原創”和“中華原創”的對接。《資本論》揭示“人系于物”之社會運動構造，從“生產關系-交換關系”構造中升華出“分配關系運動”，尋求物主導的主體的經濟解放道路。其分析的手段是價值構成的社會解析，而能揭示分配結構上的“社會物質化”;蓋因主體社會同質的趨勢性：在商品經濟形態中，人是獨立的——以個人主義作為基礎和以個人本位的出發點作為其表現，同時，主體卻并不獨立，主體身份被同一化，形成所謂“財產主體”。往深處看，財產主體其實具有一個虛假的共同體形式，具有形式平等性，從而，在于優先確證“社會總商品”規定性。在這里，人的結構完全被物化，直至形成“二元對立階級結構”。后者毋寧說即根源于勞動-財產制，有用勞動的性質和人類勞動的性質對抗與二重發展，最終造成了物對于人的結構統轄性，從而，“主體成長”是社會虛幻的。與之相反和互系的經濟規定是中華體系對于“物系于人”運動構造之揭示，這是以“主體人”(如家組織)為本位對物進行社會控制的歷史世界。與價值結構映照了主體的“結構”(物結構)不同，這里，主體結構本身是出發點。與此相適應，諸如所謂“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成為照拂兩千年中國人身份結構的經濟規定;所謂“庸”、“租”、“調”(“賦”或“稅”)，蓋因主體身份所致，是身份異質性之經濟反映形式。這表明在產品經濟形態中，主體身份彼此分割而“獨立”，勞動卻并不獨立。身份主體是社會養成的，而有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對應了“分配主義的經濟形態”：不患寡而患不均。

　　要之，中國向來是“身份治理”與“財產治理”并重之經濟形態的社會國家。所謂：勞動二重性生出一個“資家”，而身份二重性則生出一個“官家”!這是中西方的同與不同。其從工作本位上看，則是身份形塑與統轄下的特殊財產所有制。⑨所謂：“國家經濟、鄉族共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的長期共存，是中國傳統社會財產所有制形態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傳統的多元一體運行模式在產權管理上的具體表現。其中屬于國有經濟的有漢代開始的‘鹽鐵官營’，到歷代王朝建立的各種王莊、官莊以及各種官營手工業，等等;屬于鄉族共有經濟的有族田、義田、義倉、社倉、義渡、義集、私稅、私牙，等等;屬于私有經濟的有地主、自耕農、商人及個體手工業，等等。”[13](P316)附帶說明一下：此種歷史的視角，從來是看待現實版“混合所有制”的鎖鑰，因為，盡管或多或少受到具體經濟環境或局勢的影響，但從根子上說，其還是不會脫離開產品與商品“兩大經濟形態”相互拱衛的作用支撐以及相互滲透的范疇規定。例如我們這里的例子，中國財產之所以“不穩固”，易在社會各個階層的中間對流、散失，蓋因中國身份結構的不斷重組和社會政策的調適，致使財產隨著“身份”流轉，并在一場場大變局中最終失去了持續積累的能力。⑩進一步而論，財產是社會統一的，身份則是“同而不和”與“和而不同”的結合狀態。這導致無論物質具體身份下的“有用勞動”，還是社會特殊身份下的“人類勞動”，本質上都不是獨立為自己的;它們共同指向一個規定：共同體社會。歷史由此而分野：以財產的物權定價值分配，以身份的事權定產品分配，相生相克，又彼此依存以社會發展。所謂兩千年的中國人生和人心不過由此照拂，并藉此于建制立政中來表征中華民族共同體。所謂：“其非家族，非社群，非城邦，非民族國家，亦非帝國形態，也不是一般性的天下，毋寧，乃‘家國天下’也。”[14]

　　勞動隸屬于身份和勞動隸屬于財產展示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身份所有制——財產所有制。按照馬克思的規劃：前者指向主體的發展、協作的發展，指向“人的自由個性”;后者指向客體的發展、生產資料的發展，指向“土地和社會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因此，身份所有制指示主體的具體(發展)類型，而這一義項中的客體是抽象籠統的，以至于可直接說成是主體的直接財產。相比之下，財產所有制的實質是把主體抽象化，占有對象(客體)則是非抽象的社會具體類型。即對于前者而言，財產規定在身份中;對于后者而言，身份規定在財產中。這導致在產品社會中，財產沒有固定的物質類型，唯有社會類型;而商品社會中，情況恰好相反，特定的身份總是由財產規定，只有社會類型。在商品社會中，財產是自主的，有社會類型，亦有嚴格意義的物質類型與之對應，財產僅表示人對勞動條件的關系，在于“宣示客體之存在性”(所謂的物以類聚)。這和身份的分類(所謂的人以群分)作為“宣示主體的存在性”在原理上異曲同工，但旨趣相異。

　　總而言之，產品社會中勞動者的規定和身份是具體結合的，物質身份一般即體現了主體的能力，而在商品社會中，物質個性被抹滅了，弘揚的是“勞動個性”。⑾于是，能力興趣取向的“身份的對象化”完全為社會職業取向的“財產的對象化”所替代。從生產力維度看，商品經濟是把工藝學越來越純凈化，產生二元對立的經濟矛盾，最終導致一個歷史的總后果：經濟必然性。

(五)

　　上述二者的關系又可用土地所有制的例子予以簡單說明：如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土地所有者是和各種具體身份相聯系——包括勞動者和非勞動者，土地是“自己的財產”，人們“在土地中找到原料、工具以及不是由勞動所創造而是由土地本身所提供的生活資料”，于是，“只要這種關系再生產出來，那么，派生的工具以及由勞動本身所創造的土地的果實，就顯得是包含在原始形式的土地財產中的東西。”[15](P492)但對于“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而言，它僅僅就是資本家財產占有制的衍生形式，從而在身份關系中，完全排除了“勞動者”，土地亦被硬化為“社會生產資料”，和具體類型的生活資料相對立。

　　一言以蔽之，猶如產品經濟形態的社會主體是具體特定的，資本主義客體乃是和抽象化資本主義主體完全不同的經濟規定，它也必須是具體特定的：或作為生產資料，或作為生活資料，它們為此擁有了彼此對立的財產身份。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科學面對的對象特殊性，決定了《資本論》的特殊目的性。⑿

　　如此看來，馬克思是以成為歷史學家意義的工作者為己任。“馬克思在他所著作《資本論》上面，所要研究的事情，是生產方法中今天最占優勢的‘資本家的方法’，不是橫在生產進程根底上面的種種自然法。這種自然法，是屬于物理化學的問題，不是經濟學所應該處理的問題。”[16](P3)此處指稱的“資本家”，其實是產品經濟形態身份二重性中“社會身份”在商品生產體系中的規定殘留。一方面，我們可以說資本家是“勞動者”，他為他的協作付出勞動——管理、指揮、協調的活動，為此，他使他提供的產品具有特殊社會身份。即是說，資本家的勞動仍是由身份關系，而非直接由財產關系所規定，——理解這一點很重要!⒀資本家決不會把自己的人類生理耗費置放于商品價值的形成規定，他的隸屬于社會勞動過程的管理職能毋寧說是社會身份系統的“特殊稟賦”。另一方面，資本家也同樣決不具有獨立的“勞動個性”。并且，如果說資本家的“剝削勞動”具有物質個性，那么，它僅僅指示這一點：“雇傭工人的協作只是資本同時使用他們的結果。他們的職能上的聯系和他們作為生產總體所形成的統一，存在于他們之外，存在于把他們集合和聯結在一起的資本中。因此，他們的勞動的聯系，在觀念上作為資本家的計劃，在實踐中作為資本家的權威，作為他人意志——他們的活動必須服從這個意志的目的——的權力，而和他們相對立。”[17](P385)剝削勞動是虛假的物質身份勞動;資本家的剝削行為藝術則毋寧說是虛假的社會物質個性。由此可以說，產品社會的二重性規定在這里是被顛倒并虛假反映出來的。⒁

　　這種分析進一步使非勞動者的規定和勞動者的規定的區分，從經濟層面上徹底地顯露出來。據之，主體的身份化、客體的財產化的二重運動使得社會存在意蘊的勞動本體地位喪失。例如在財產體系中，只有勞動的物質身份，而沒有人的物質身份，勞動的社會身份則是商品價值。至于財產和身份在社會層面的貫通，則意味著勞動關系從來是“社會實體”。這顯然是勞動在歷史世界中的生成過程。勞動從“自我存在”到“對象存在”，從行動的自在、自為到意識的自覺，一步步地和實踐規定合而為一了。歷史成為照拂科學的“行動”，對象則成為科學映照下的“客觀歷史”。一句話，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規定驅使研究對象作為對勞動規定進行深層發掘的理論裝置。這就是“自為階級”的歷史形成。

(六)

　　要之，勞動范疇是批判規定，非純粹自然之物。身份關系對于勞動的綁縛是勞動社會性(勞動之事規定)形成的先聲。所謂異化，又在于指示財產關系對于勞動的經濟束縛與社會統轄。從而推斷出：資本是史的產物，資本家是資本的社會人格化，必然成為了私人財產之當然的歷史領導者。資本發展了“勞動正義”，卻以“資本的正義”與之對立;同時，資本撕裂了身份治理系統，從形式上縫合身份和財產的外部對立(關系)。于是，勞動本體世界顯得越發地空間狹小。以勞動本體論為基礎的人類學生產邏輯與資本作為“絕對主體”(絕對客體)的資本邏輯確實旨趣大異，是兩個不同的邏輯架構!!毋寧說，它展示了產品社會的訴求和商品社會的訴求的內在差異性。所以在歷史學家眼里，馬克思的勞動理論必然以全人類的解放為指航，即必須走人類歷史的全面解放之路。這就是“勞動所有制”要義：自發到自覺!堅持徹底的勞動“行動”主義，而不是像過去的歷史那樣相反之規定性。它徹底和解主體與客體、主體的發展與客體的發展，旨在以勞動規定“身份”與“財產”，從而，所謂“從勞動出發”，即堅持以勞動的徹底解放作為人類自我解放之前提和工作開端。這是真正意義的人類歷史道路。

　　“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又云：“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這些都是“保衛”所蘊涵的邏輯規定。直可謂：芳草萋萋九州綠，梅花時到自然香。《資本論》是歷史作品，由此契合“中華歷史書”之方法邏輯。所謂述而不作，所謂歷史繼承意義的發展，蓋由《資本論》“保衛”之學術行動所內在地指示。其引申出來的進一步的工作內涵是“原創式理解”以及“原創式再造”。由此，可超越德國歷史學派、法國年鑒學派(這些學派普遍地將歷史學降格為“資料學”、“編纂學”)以及以之為基礎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以“知識論方法”為創新價值取向的所謂“新社會史學”研究流派(其聲稱以“新觀念”、“新觀點”、“新方法”駕馭史學材料)。

　　藝術是悠久的，學術生命卻短暫。馬克思晚年的歷史筆記未能完成最后的起航，但從方法論上完成了對歷史研究貫通性的強調。體、用、學，從《資本論》中國化到中華資本論再造，從中國化的《資本論》研究行動到中國經濟學的系統構建，“中國人資格”之研究品格具體化在歷史-思維-語言中：作為中國版的歷史-邏輯統一工作路徑，既是對已有研究范式的撤換，又是對“一致性原則”的具體詮釋。由此，它開啟了當代境域的學科熔爐的工作，吹響向中華歷史深處進軍之號角。直可謂：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車轔轔，馬蕭蕭，塵埃不見咸陽橋。哀蟬無留響，叢雁鳴云霄。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嘆!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它本質上是對“史書”的回歸。這是一次偉大的新啟航!

　　謹以此序獻給《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

注釋：

　　①1857-1858年創作階段，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歷史作品意味很濃烈，這以后，開放的研究體系逐步收縮，科學作品的性質于是愈發強大起來。這是馬克思放棄著名的“六冊計劃”的內在根據，其間馬克思對黑格爾邏輯學的“借用”僅屬于外因和促動。所謂的《資本論》對《邏輯學》的內在繼承關系集中體現于“歷史的內涵邏輯”(以非概念的歷史規定概念，以概念的辯證運動描述歷史)。這導致馬克思以“歷史辯證法”為理論體系的建構目標，重在把握事的歷史生成。具體觀點參閱拙文《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思想史再發掘——兼析<資本論>結構發生的秘密》。[3]

　　②本圖的要旨是說明中華農業史典籍《道德經》和工業史典籍《資本論》的范疇一致性，并據此求出“史書意義的研究對象”，詳盡的分析參考拙作《生產關系的三層次解讀關系及其意蘊——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域內的道名學說和生長論》。[8]

　　③進一步的分析，可參考拙作《<道德經>與<資本論>關系簡說——論中國經濟學的思維和語言》。[10]

　　④參看《保衛<資本論>》第十九章的重點論述。《保衛<資本論>》同時以“族民社會”和“市民社會”來代稱它們。

　　⑤既有的經濟學研究僅僅針對一種類型的主體：財產主體，而對主體的身份原則普遍關注不夠、不足。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黑格爾的“絕對觀念”的主體概念。“當黑格爾將絕對觀念作為主體提出來時，這個主體已不再是上述主客體二分中的主體，而是以自身為起點、以自身外化為外物并回到自身的絕對主體，可以說這是超越了主客體二元對立的主體，這種超越只有在絕對主體的歷史性進程中才真正得以實現。”所以，“與黑格爾絕對主體概念相應的實際上是資本概念。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才是絕對主體，而這種絕對主體相比于勞動本體論所強調的主體，則是一種絕對客體。作為社會總資本，其本身的存在樣態表現為一個螺旋型上升的循環，這個循環具有內在自足性，以致從任何一個點開始都可以實現資本的內在自足性。”[5]

　　⑥延展地看，此又可看作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康德——新康德主義”問題之解決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一條路徑，這是一種歷史的“工作合流”，是說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與中華傳統于“認識生產”上具有類似看法的一個有力證據。因為如果再推進一步，就涉及對“唯物主義知識論”這個問題的徹底解決。與康德主義“回到康德”的學術口號不同，新康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則致力于“回到新康德”。但這是由黑格爾邏輯包裝的康德，乃至是所謂的“唯物主義的康德”。因而對于它的解決，需要有更堅實的歷史行動基礎。可以說，破除康德主義的知識庸俗觀與理論神秘性，靠《資本論》的偉大力量，而破除“新康德主義”之知識至上與邏輯優先的訴求，則需要整體倚靠“兩重力量”(《資本論》和中華國學)的工作統一(力量的發軔分別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行動主義”，力量的歸結是歷史唯物主義與勞動主義的合而為一)。據此，國學潮應運而生，“國學馬克思主義”時代性地鳳凰涅槃!——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閱讀拙作《國學感召與<資本論>在今天——紀念<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該文提供了一個“取象比類”的研究。[11]

　　⑦所謂身份二重性，指的是主體在生產勞動與實踐活動中具有的物質身份與社會身份的二重性質，它和客體維度的有用勞動與人類勞動的性質相對。

　　⑧《保衛<資本論>》將廣泛論述以下理論情形：(1)勞動二重性容易被曲解成“物象二重性”;(2)身份二重性也很容易被一般化為“人的二重性”;進一步，(3)對主體研究維度和客體研究維度的不加以區分;等等。

　　⑨中國可說是“官家”和“財家”(不完全意義的“資家”)兩位一體的極復雜的結合態的社會。如王亞南在他的中國官僚制研究中指明了：“專制官僚社會統治者對其臣下，或其臣下對于僚屬所要求的只是‘忠實’，不是‘清廉’，至少兩者相權，寧愿以不清廉保證‘忠實’。結局，總有機會發財，有官斯有財，有財斯有土，有土斯有社會勢力和身份，而這又反過來變成為知識獨占的前提。”[12](P66)要之，“儒家的‘大一統’，由盡量擴大政治版圖所造出的上述統治上的困難問題，就由其盡量推行綱常之教或倫理的治化，而相當能得到解決……這樣一來，天道觀念、大一統主張、綱常教義就成功為‘三位一體’了。”[12](P58-59)

　　⑩此處分析是對中國所謂“富不過三代”的另一種詮釋。

　　⑾所謂物質個性，在現代語境中，可用人的勞動技能化、匠心素質和文化養成等等概念予以轉義表達;所謂勞動個性，經濟術語即勞動分工。

　　⑿馬克思以切入市民社會之財產關系研究把握了商品生產的“歷史的內涵邏輯”(如馬克思提出的重建個人財產制度即“個人所有制”的分析邏輯)，又以對資本主義前的各種關系的“解體”的分析為把握前提。《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馬克思所說的種種解體，集中起來指示的是身份關系的解體;借助這些解體行動，而使得勞動從身份束縛中“解放”出來。據此看來，由馬克思提煉的人的發展的三個歷史階段或三種社會歷史狀況，是純粹針對“主體”而言的，尤其指示的是身份關系的歷史類型。相比之下，小私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重建的個人所有制的歷史建構是專門針對“客體發展”而言的(生活資料逐步從客體世界中獨立出來，并最終成為社會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一個生活形式)。兩相激蕩，烘托出人類社會經濟形態所有制的整體發展圖景：所有制的初始經濟形態(部落所有制;亞細亞的、古典古代的以及日耳曼的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奴隸所有制(包括兩種：勞動奴隸制和家庭奴隸制)、封建所有制(亦包括兩種：歐洲領主制和中華地主制)，以及資本所有制和迄今為止正在歷史醞釀與展開中的社會主義文明規劃的勞動所有制。此是宏論，如將領主制說成封建社會根本特征的觀點按其實質要求看，是縮小了封建主義的討論(如將封建社會從定義上限制為“自然經濟割據之上的諸侯的政治割據”，所謂“土地附著于封主、農民附著于土地，手工業者附著于行會”)，相對擴大了“資本主義”的歷史考察范圍，——此處不繼續展開論述。在這里，囿于客體批判的參照系，馬克思沒有系統考察“人的依賴關系(身份)”、“人的獨立性(身份)”以及“人的自由個性(身份)”的歷史演變關系，而直接鎖定的是“現代社會”的身份關系。“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同步發展起來。” [15](P108)毋庸置疑，馬克思如此概括是為了甄別“人的獨立性”(所謂的“第二大形態”)的特殊身份關系，即可識別的社會個人關系(蓋言“可識別”，指的就是“身份同質化”，身份附著在財產關系上，也就為社會同一化的財產所規定和合并)。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一個領導性的財產的歷史世界。

　　⒀對資本家本人來說，以其眼光，他的財產恰恰是由他的社會身份帶來的，——這不由得令人想到“中國地主”身份-財產關系上的二重特質性規定在這個問題上的重演。從而，從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看，同官僚體制中的地主一樣，資本家仍然是一個特殊類別的獨立的主體類型。

　　⒁馬克思指出：“資本家所以是資本家，并不是因為他是工業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為工業的司令官，因為他是資本家。工業上的最高權力成了資本的屬性，正像在封建時代，戰爭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權力是地產的屬性一樣。”對資本家而言，他的勞動隸屬于他的身份，但對社會而言，他的身份則隸屬于他的財產。這樣，資本家作為“勞動者”的身份規定最終由財產賦予，在這里，它體現的是資本家的財產個性。這個財產個性時而以“勞動個性”、時而以“物質個性”表現出來，但從根本上服從于勞動財產的二重活動對象，“因此，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內容來說是二重的，——因為它所管理的生產過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那么，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是專制的。”[17](P385-38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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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德]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德]考茨基. 資本論解說[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7] [德]馬克思. 資本論(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來源：《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

　　轉自：《資本論》為什么需要保衛-紅色文化網

　　m.hswh.org.cn/wzzx/llyd/jj/2017-08-08/45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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