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構成、人的發展與黨的策略問題
——通史道路的理解域
【作者題記】《資本論》的真實名稱為什么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原有機構成也。“經濟學”果真無差異么？非也，西方經濟學即資產階級學，政治經濟學批判所針對的工作對象即階級社會。“剩余外生價值，生產內生價格。原來資本家，競爭剝削公社。利潤，利潤，壟斷瘦吾肥爾。”“勞動昔日熙攘，資本今朝密集。試問經濟人，供求理性效率。邊際，邊際，曲線吾瘦爾肥。”然則此一《如夢令·瘦吾爾爾·資本工作者》，實非戲言，它道出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者的“初心”與“真心”。（該文載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第5期第5-31頁）
摘 要：對待社會主義的正確態度與科學方式：一是堅持通史研究，堅持這一路徑的唯物史觀意義解讀，將有關社會主義原理從道路系統中歷史引出；二是堅持歷史科學領域的認識解析，執行政治經濟學批判，沿著歷史－矛盾－規律－范疇，說明當代社會主義所有制域內的“國家”和“資本”，進一步落實范疇生產。兩種研究均需提供進入歷史的思維與方法，須知有機構成是“走向歷史世界的偉大工具”，應從中尋找支撐通史研究尤其中國特色道路的“總公式”和“生產一般”，從中提煉認識工具。通史原理之一：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向度的按“勞”分配乃是通史規定，工作聚焦于“身份奴化的消滅”和“勞動異化的消滅”，因而重建個人所有制必須作為歷史思維與理論思維工具，這意味著以“勞動者的解放”統轄“個人勞動能力的解放”；通史原理之二：為探究社會主義道路機理，必須對有機構成做兩條道路的界定，在A：Pm和Pm：A道路對峙的關系路徑上重新認識與整理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在歷史生產上的辯證關系；通史原理之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是公有制系統的暫時道路形式，又具有“通史道路”機理內涵，——工作本位鎖定于社會主義國家主導下的產品－商品生產，必須據此安排黨領導市場交往的理性形式；通史原理之四：“重建命題”按其使命乃是按勞分配歷史任務的完成過程，從而就道路本性來說，必合流了“身份過渡”（重建個人所有制I）和“財產過渡”（重建個人所有制II）。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上是“重建個人所有制I啟動重建個人所有制II”；道路－人－系統－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這是黨領導資本的根本機理問題。然則“通史道路的理解域”將從世界觀和歷史觀兩方面提供辯證法武器，統一黨的革命和建設規定。
關鍵詞：社會主義；通史；道路；系統；有機構成；重建個人所有制；按勞分配
純科學滿足于“由物而物象”，歷史科學主張“由事而事格”。格者，辯證法工作術語也。歷史——邏輯——研究——敘述：馬克思謂為“我的辯證法”；事物本身——批判——本質——現象：馬克思謂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工作方法”。這樣才有“在關系中理解”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即形成唯物辯證法的歷史世界（“對象→世界”和歷史運動）工作邏輯：歷史關系——有機構成——總公式（實踐關系的工作模型或流程圖）——生產一般（理論關系構圖或歷史一般元素的關系集合）。這樣有了按“資”分配的歷史工作邏輯的世界圖像：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工資→資本的積累過程（本身以“貨幣轉化為資本”為歷史生長的底座）；相應地，共產主義誕生過程因應了按“勞”分配的歷史世界圖像：共產主義財產→共產主義身份→共產主義分配時代到來→共產主義一般規律（本身以“資本主義目的”向“共產主義目的”的轉化作為歷史生長的底座）。在社會主義工作范圍內，這是個“實踐的革命構圖”，沿著工作路線：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歷史確立→社會主義主要矛盾類型不斷歷史變遷（“社會主義主人”身份生成）→立足生活資料本位向“人本位”進軍的按勞分配規律初成（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分配的理論和實踐）→社會主義生產規律和經濟規律的體系落成（以“剩余價值生產目的”向“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轉化為歷史生長底座）。在此意義上，按“勞”分配是共產主義的大系統，按勞分配則是小系統，生活資料本位→人本位→按“勞”分配（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歷史完成過程）→按“需”分配：這一運動乃是立足“主體格”立場來看的產品分配向共產主義進軍的通史。然則按勞分配正是馬克思創造性提出的“重新建立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在協作和普遍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理論與實踐的前奏，必須作為廣義重建命題的直接工作支撐。這樣，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包括兩條任務原則：第一，勞動者階級如果不將自己從歷史道路上，從一切奴役自身的各種必然性的身份關系中徹底地解放出來，那么其就不能解放主體格本身即由人來直接主導的勞動過程，相應無法滿足作為“革命的無產階級”主體（即人本位的共產主義身份）的建設條件；第二，勞動者階級如果不從發展道路上將自身由必然性的財產關系徹底地歷史解放出來，那么其必然也不能擔當革命和建設的“行動主體”，因為主體將不時受到“必然性的財產對象”社會行為的束縛，導致不能最終走出階級身份，實現“階級格的自身消滅”。
在共產主義道路系統上，這或者可以稱為“兩個消滅”。第一個消滅聚焦勞動者的身份奴化，列寧傾向于用公式“4小時工作+4小時（自我）管理”來刻畫、消解它。
【注[1]79：曼德爾.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M].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02.】
如上指出，它從主體格的解放起步，必然是一持久的連續進程，并有不斷的歷史階段上的“運動反復”；簡言之，這一項歷史任務既同國家的歷史使命有關，也同國家職能的歷史消亡進程有關。第二個消滅聚焦勞動者的勞動異化，眾所周知，《資本論》用“4小時為工人自己勞動+4小時為資本家勞動”來刻畫它。身份奴化或勞動異化的實質都是人的異己關系的發展，是生產關系屬性的人的奴化－異化，根源于舊的勞動分工體系。
【注①：有機構成從勞動規定人——主體的實踐和認識活動，由此有效揭露了主體奴化、異化的歷史現象。在日常生活中，個人和他的集體組織是理解異化及奴化關系的直觀意義域。這是因為：如果說人和資本結合的中介是財產——財產形式和私有財產關系，人和土地結合的中介則直接是身份（關系）；在官僚統制下，“集體”乃是極容易向“集權”轉變的。于是在奴化的觀點上看，異化只能是其伴生物，“比如中國的清朝，在其權力和繁榮的鼎盛時期，一個聰明的法國耶穌會教士很快發現了中國紳士行為的兩面性。他顯然有足夠的背景知識以了解這些官僚機構基本的矛盾性質。”（參見《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第63頁，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02年出版）并且，“官僚制同時還滲透于‘市民社會’之中……特別是國家公務員的上層，更是以各種手段想要成為‘自私自利的’、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同上，第17頁）從這一觀點來看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現象分明和異化問題有關，為此，消滅的任務必然是雙重的。“這就說明為什么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必須伴隨著人的社會進步，必須同時使人的勞動、生活和娛樂不致局限在社會的某一個小范圍里，使這個社會的人得到充分發展。在這個領域里……人們必須有機會去‘干預’、去關心獨立自主的公共生活。”（參見《異化問題》上冊第373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年出版）】
【注：②勞動即人的對象化分工。在拜物教體系下，它包括人的身份分工和人的物化分工兩方面內容；前者如政治角色和社會身份地位的形成，后者如勞動專業崗位的固定化與社會職業化?！?/p>
這是勞動者遭受“雙重拜物教”（身份拜物教和財產拜物教）經濟意識形態統治的歷史時空。組織是身份拜物教普遍存在的場域，或者說“組織拜物教”是其載體形式；起步形態為身份崇拜（個人迷信）、權威崇拜和“官僚型”拜物教，發展的頂峰形式是國家拜物教。市場拜物教是財產拜物教形式普遍存在的載體工具；起步形態為商品和貨幣拜物教（物格崇拜），發展的頂峰形式是資本拜物教，后者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物格崇拜。消滅的中介是歷史矛盾成長，這同時就是階級意識的道路形式成長，如階級格不過是通過和借助主體階級意識的成長，從為生活資料而直接爭斗逐步發展到同樣也為財產（生產資料）的控制和社會占有而斗爭。
【注③：階級意識是階級主體性的集中反映，是系統總體的意識形式。一般來說，被統治階級的意識必然是和統治階級的意識相反相成的。有一種說法，中國古代社會有統治階級之“階級意識”，卻沒有勞動者規定（被統治階級）之“階級意識”。這個說法是失當的。勞動者的主體意識在中國古代一直存有。不僅如此，中國古代勞動者——如小農——反抗身份統治的意識，即其階級意識，只不過這個意識一直處于“道路成長狀態”罷了。主體意識之未實現階級關系的系統結構化，從而沒有形成統一認識論，在于系統奴化的身份壓迫和意識分解，極大阻礙其進一步向“社會主體意識”的轉化。為生活資料而爭斗是“階級意識”的初立（身份的階級關系分化意味著生活資料有質量無數量），為財產而斗爭是“階級意識”的深化（財產的階級關系分化意味著生活資料有數量無質量），主體素質與生活資料質量是其中關鍵的斗爭變量。因此可以認定，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基本前提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勞動者的社會主體意識確立，二是勞動者的社會平等地位確立；一言以蔽之，勞動者的社會主體的重新獲得必須經歷有機構成的自然歷史過程。】
總體上看，消滅的第一個行動歷史啟動第二個行動，并由“第二個消滅”來歷史接續和完結。然而，如欲將其從時空上完全割裂開來，也不啻是一種妄想：如奴化－異化－奴化鏈條在中國古代其實已很普遍，“在每個王朝興衰周期的后半階段，一般就會出現土地貴族（鄉紳）與官僚集團融合的趨勢。官僚們逐漸成為財產的所有者，先是占有貨幣和動產，繼而是占有土地……隨著官僚集團與鄉紳的融合，剩余產品的集中也就被破壞了，國家權力被削弱，對農民的壓榨趨于嚴重，農民收入減少，農業生產率下降。農村流民與農民的暴動、匪患和騷亂逐漸蔓延，王朝失去了‘天命’——即其合法性——并最終崩潰。于是產生一個新的、往往發源于農民的王朝來重建國家和官僚集團對于土地貴族的相對獨立性。”
【注[1]37-38：曼德爾.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M].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02.】
故而，它們寧可被看成同一個歷史道路的不同側面，產生內部結合的道路的機理。為簡便起見，筆者以圖1對其進行原理總說，以期勾勒出通史道路的軌跡來。
圖1 “兩個消滅”歷史任務形成及至最終完成的工作原理
圖1是對歷史系統（活的有機體）形態運動與構造原理的深層展示：由道路而系統，再到剩余價值結構系統的瓦解，從中揭示“兩個消滅”歷史任務從形成到完成的全部過程的運動機理（w為通史概念的生活資料、m為通史概念的剩余產品）。圖1中，m1的定義域是定位于w1→w2歷史區間的發展規定：當w1時，由于共同勞動時間是共同體全體勞動成員之間的關系結合的反映，生活條件和生產條件從而生活資料（Px）和生產資料（Pm）具有直接同一性關系，這時的生活資料安排即身份工資（ow），量的規定性是：ot = ot（等式意味著身份所有制勞動時間在生產勞動方式上的不可分割性）；當w1逐漸邁向w2歷史階段時，道路系統內生出“剩余勞動時間”規定性，盡管此時僅僅表示共同體系統存有從事剩余生產勞動的時間，從而醞釀著勞動剝削之歷史可能。僅就此點而論，說明m系列的道路系統（道路II）乃由w系列的道路系統（道路I）所啟動，正是在這個勞動過程文明總體規劃的基礎上，最終生成以m4為工作表征的資本的結構化系統。從資本的結構化系統回望道路，m4顯然是對m1原則的普遍確認；所謂絕對剩余價值，即系統普遍存在的剩余勞動時間的占有（行動）。顯然，這里適用的是財產工資（cw），量的規定性的公式形式是：ct（財產所有制勞動時間）= t1（必要勞動時間）+ t2（剩余勞動時間）。通史道路之所以能夠支撐階級所有制研究，在于生產方式、勞動類型劃分、所有制類型在勞動過程“內在關系”上的工作模型的內在一致性以及規定上的彼此連通。然則所謂相對剩余價值，亦不過是從資本主義形式上對m2→m3→m4進行道路回顧，即重演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之所以從一定程度上看，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從而剝削方式的歷史標準和它的社會條件的區分似乎是“幻想”，在于一者言系統的靜態一般水平、一者言系統的動態運動水平，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形式和剝削方法就實質而言，不過從生成運動方面對“絕對的系統一般規定”加以工作維護罷了。
共同資料（Px和Pm）→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同一性關系的解除→人的奴化與異化問題→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是《資本論》重建工作命題指示的道路內涵；實踐意義說到底是個人生活資料制度安排的歷史重建，即重建與生產資料公有制相聯系的“個人生活制度”。歷史上的個人所有制包括兩種基本內容：人的關系上的身份制、勞動能力的個人所有制。
【注④：和準共同的生活資料生產體制契合的是中華特殊集體生產形式。“小農”是這一語境中的身份關系規定?！渡叹龝酚涊d：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此“小農社會”理想模式的一個謀劃。然則，“共同體－小農－國家”的關系鏈條定格化中國封建社會集體生產的道路含義：宗法制集體生產形式（以宗法分封的井田制為代表）→封建制集體生產形式（以貴族分封的均田制為代表）→官僚制集體生產形式（以官僚統制的租佃制為代表）。社會主義集體生產從道路規定上揚棄了歷史上的集體生產形式，表現為以計劃統制替換官僚統制以及用市場配置資源取代自給自足生產。盡管如此，上述道路的集體化的勞動生產方式的歷史特性表明：人的身份形式本身是經濟形式，——“共同體的社會個人”乃是上述各種集體生產形態的共同主體特征，包括社會主義集體生產形態（“集體”的核心內容是身份關系，社會主義社會中也不例外）。也正因如此，我們已經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最先進的社會形態就是中國的集權官僚制，最先進的生產方式就是集權官僚制下的小農經濟。”（參見《勞動歷史觀》第272頁，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年出版）】
【注⑤：在歷史上，絕對意義的“個人的生活資料所有制”是不存在的。為什么單個人的生活資料所有制是不可能的呢？理由在于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關系：一方面，A和Px實現結合的中介是Pm，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下，結合中介導致 A和Px在財產形式上的規定性統一化，即形成為“勞動能力所有制”（勞動者的絕對的個人財產）；另一方面，A和Pm實現結合同樣以Px為中介規定，其表明：中介規定的生活條件（包括消費資料和環境設施及文化條件等生活資料形式）只能由系統或他人提供，所謂自給生產，是言“排市場”的資源配置（反面的含義是言生活條件和系統生產與再生產的同步性如家庭和人口生產），其絕不意味著Px全部由個人自身來提供。就后一方面的情形而論，即構成人在關系上的“身份制”的理解，因為它劃開了人同動物的界線，畢竟孤立的個體從其直接依存的環境中獲取生活資料來源的行為乃是動物的專屬權。】
鑒于此，歷史世界的所有制在完整意義上應鎖定為道路I－道路II形式：“準共同生活資料（所有制）”生產體制→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生產體制。這是從勞動者與非勞動者結合類型上進行的道路區分；道路I形式被構造為“人的關系上的身份制+生活資料準共同的占有制”，相應內生出道路II形式“勞動能力的個人所有制+生產資料的私人財產占有制”。沿著這個歷史的路徑，社會主義運動是實現勞動者的“系統身份自主”以及與之相關“社會財產自主”理想的工作場域。通過將重建命題以及與之契合的按“勞”分配工作原則扭轉為通史規定的認識，用恩格斯的話說，主體哲學“在這里被‘揚棄’了，就是說，‘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來說是被克服了，按其現實的內容來說是被保存了。”
【注[2]48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共同資料占有制實際是原始共同體意義的“土地公有制”，它在東方社會一直存留，但改變著身份本位的“工作樣態”；在歐洲各民族的道路上經過或短或長的中間發展階段之后，則逐漸演變成各種財產本位形態的“土地私有制”，而“勞動者一旦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一旦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旦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化，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的剝奪，都要采取新的形式。”
【注[2]47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因此，按勞分配在理論實質上不是從財產本位退回生活資料“物本位”（生產力規定），而要進一步從它的身份本位退回“人本位”，接通人本位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規定性，是以理解它的總路徑是“有機構成－人－生活資料－工資規定（工資范疇和工資形式）”。有機構成實則是理解一切分配的實踐起點：生活資料的占有關系反映著“人的關系”，于是把握人的關系（人的社會關系）需要進一步深入人和它的條件的總聯系，建立對關系的客觀理解座架——人和物（對象），從而主體和客體進行有機聯系的構成形式。
【注⑥：工資是階級道路的產物形式，尤其是體現剝削內容的經濟財產形式。它的消滅伴隨了重建命題所指向的全部歷史過程理解域?，F象學工資研究局限于機制過程的理論，如個體經濟組織的收入成長道路與勞動收入總量的關系研究。批判性的工資研究介入生活資料制度安排的本質規定。人的自主性和非自主性與否乃是系統道路發展性質的變量，最終決定于勞動過程的文明規劃。至于“工資范疇消滅”，共產主義文明規劃的藝術形式是“刑場上的婚禮”。然則這個發展的始源關系即有機構成，在于說明人和它的條件——生活條件和勞動生產條件，起初是完全一體的，無論生活資料或生產資料均是人的發展的條件，即人和人的關系的發展中介；后來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囿于階級分化，逐漸分化為生活和生產相互對立的對象關系與手段形式。盡管如此，然不可否認，生產要素形成的前提條件是人的身份關系及其道路分化狀況，只是在這個路徑形式上，主體分解為勞動者和勞動力的發展規定：依賴關系的身份占有制和獨立關系的勞動能力占有制?！?/p>
【注⑦：無論按“異化”抑或按“奴化”分配生活資料，均是按階級關系的“人”分配，這是拜物教生活資料安排的歷史實質內容。資本主義以“按資分配”統轄之，作為資本結構化系統再生產過程的一個有機條件。】
毋庸置疑，有機構成即是有機關系的構成，同樣是有機聯系的發展形態，因而預示對經濟形態進行全體研究之可能性。
小結：任何分配方式或形式都自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始，由主體格啟航，爾后為一定社會形態的階級格所完形和塑造。這樣看來，生產方式的事格包括主體格和階級格兩方面內容，分配方式同樣如此，從和剝削內容結合角度看的基本經濟關系的構造式是一經濟形態的“理解總公式”。同時迄今為止，人類社會進行剝削的基本內容都是“勞動剝削”，采用兩種基本方式：通過人身依附關系直接進行產品剝削和通過勞動時間（占有）進行價值剝削，前者屬于身份關系的經濟剝削類型，后者屬于財產關系的經濟剝削類型。如此，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兩類理解的總公式，即：勞身產品（O）＝地契（o）+勞人（w）+地租（r），以及資本主義商品價值（W）＝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剩余價值（m），這樣就具象化了封建地租剝削的身份關系式和資本主義剝削的價值關系式。首先，這里實則是運用了“勞動產品論”的剝削關系式以和前一理解式對應：O = w0 + w1 + w2，計量依據是封建官僚生產體系的“勞作人制度”；同樣是以“勞動價值論”的剝削關系式和后一理解式對應：W = t0 + t1 + t2，計量依據是資本雇傭勞動生產體系的“工作日制度”。
【注⑧：】此處的w1、w2顯然是和t1、t2相對應的意義，有別于圖1的字母含義。為區別起見，公式O = w0 + w1 + w2也可以直接寫成O = ow0 + ow1 + ow2。
這是所謂“生產、分配一致性”的命題，其蘊含的矛盾論意義就在于突出人類生產及其分配方式的自然歷史過程。其次，所謂勞人，是通過和土地的結合關系提供“生活資料”的人；地租最初也僅僅是對生活資料的分割，w0體現了“死人抓住活人”的關系，t0（過去的勞動積累即物化勞動）只不過是w0規定的進一步延伸。最后，所謂勞身產品，所指含義其實就是勞動者生產的全部身份產品——包括現在的創造和過去的創造。這樣就提出了和W（L）對應的“O（L）”工作關系，把人類生產形式的本位確定為共同體生產和商品生產，它們相反相成、共生演進。
二、有機構成：從勞動過程“主體格”到生產方式“階級格”
關系中的人是馬克思的研究主題，一切都在關系中得到理解，由此有《<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第四節的內在關系通史探究。有機構成（內在關系）和勞動過程有關，之后成為“思維的實體化”，即作為思者（陰陽）和維者（五行）的統一外化；對于商品生產道路而言，這其實是和勞動積累關系模式有關的主體矛盾對客體矛盾的歷史轉化。“在價值形式框架內，就在于言明勞動過程構成的轉化史和運動史，即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地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不僅如此，馬克思還要重點申明勞動過程構成……的內在聯系，那就是商品生產沿著‘勞動資料主導的勞動過程（規定）’的前進性。”
【注[3]：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1）：5-22.】
從這一角度看，蒲魯東的構成價值為馬克思的價值構成提供了反面的啟發：“價值就是生產者之間通過分工與交換這兩種方式自然地形成的社會里組成財富的各種產品的比例關系；我們所說的某種產品的價值，無非就是一種以貨幣符號來表示這種產品在總財富中所占比例的公式。”
【注[4]：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88.】
可見，試圖給出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抽象關系公式不僅在認識上徒勞無功，而且壓制對歷史生產方式的科學認識形成。生產方式的有機構成體現“階級格”，乃階級比重的關系刻畫，即階級的“技術比重”和“社會比重”；如資本有機構成，其實是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基本構成和價值增殖過程的構成形式的統一。
對于《資本論》來說，開篇是作為“通史”加以考察的。《資本論》的起點（商品有機體）其實包含雙重的規定：商品生產（或商品勞動過程）起點和商品形式起點。商品指示“道路”，商品形式指示“系統”。
【注⑨：“商品是事的規定，商品形式即事的形式，這其實是研究對象的‘一’；意于一，背后規定是事和道，即歷史和實踐活動本身。于是簡單商品生產形式→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形式，乃是固有矛盾發展的必然性結果。然商品構成實指商品形式而言，所謂事有兩儀、物有構造，統稱‘構成’。其全稱是商品的經濟形式。”（參見《<紅樓夢>與<資本論>：歷史過程定制范疇的機理剖解》，載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
然則，“《資本論》具有深刻的唯物辯證法原理”，“經由譜系學考訂，《資本論》作為唯物辯證法的活化石，具有完結形態上的意義。”
【注[5]：許光偉.《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東方社會“思維舞步”的方法論性質及政治經濟學通史考[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4）：36-57.】
進一步，如果將《資本論》理論范疇的工作維度解析為“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所有制”，那么，通史道路的有機構成必定是對上述維度的統一，而所謂資本有機構成，即經由這種統一所得到的認識范疇。它的成長道路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不僅是認識規定，也是歷史道路規定。這樣，勞動二重性是作為了唯物辯證法總的思考形式；工作樣式或許在于通過突出把道路和系統結合起來的“母子體用”路徑，最大限度地宣布把資本主義視作永恒生產方式的做法的“非法性”。為此，馬克思必須系統考察各種關系，包括“生產、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關系、法的關系、家庭關系”。這些關系構成用以詢問作為經濟形式規定的交往關系（如道路I立足共同體交往活動的協作形式和道路II立足個體交往活動的價值形式）以及如何把握它們。對于資產階級的現代社會，馬克思展示這些關系比重的工具后來集中在了“資本的有機構成”，馬克思說：“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證法，這樣一種辯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
【注[6]2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以上規定可說明有機構成具有統一的出發形式，同時又一定有不同的道路形式——道路發展形態或曰道路類型（典型的如A：Pm以及Pm：A的道路文明分岔）；同樣，分進合擊的“道路樣態”委實寫就生產規劃全體的前史規定。理論思維的總出發仍然是勞動二重性，圖2真實展現這個認識結果，“這個機理系統可以確定是母子體用、經緯合一的體式，包括歷史機理、結構機理、矛盾機理及認識機理，它實現了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有機對話’和‘無縫結合’。”
【注[5]：許光偉.《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東方社會“思維舞步”的方法論性質及政治經濟學通史考[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4）：36-57.】
圖2 資本有機構成的歷史形成機理
既然有機構成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工具，母子體用是唯物辯證法的思維工具，其模型謀劃勢必以“經緯合一”為構想。但如上指出，有機構成從來都是“歷史的關系坐標”，而不是純工具。有機構成突出反映的是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社會矛盾，由此成為理解生活資料、生產資料關系的歷史坐標，而不僅僅充當“思考方式”。從而，如果道路I生活資料是自主的，那么它的準確含義指示：個體單位的生產自主和系統總體上的“非自主”（排勞動者的主體身份規定）；這是勞動過程理性的A：Pm道路系統得以生長的根據。同樣相比之下，道路II是生產資料自主，含意是：個體生產單位的經濟自主和系統“非社會自主”（排勞動者的主體財產規定：其造成系統總體的結構性危機）。這反映了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關系的必然性狀況的發展：道路I系統的非自主（人口過密化）和道路II的經濟自主策略（勞動節約化）甚至被資產階級經濟學粉飾為“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企業成長互換的一般策略。但有關生活資料生產與生產資料生產之認識形式系統，并非是超然理性設計的結果，而是“道路范疇”的一種歷史對抗。“正如經濟學家是資產階級的學術代表一樣，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無產者階級的理論家。”于是，蒲魯東認為，“好的方面由經濟學家來揭示，壞的方面由社會主義者來揭露。他從經濟學家那里借用了永恒關系的必然性；從社會主義者那里借用了把貧困僅僅看作是貧困的幻想。他對兩者都表示贊成，企圖拿科學權威當靠山。而科學在他看來已成為某種微不足道的科學公式了；他無休止地追逐公式。”
【注[7]15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資本有機構成作為系統特殊形式，并非像蒲魯東想象的那樣是“永恒的真理”或“理念的公式”，似乎可以包括分工、機器、競爭、壟斷及資產階級國家和賦稅的一切“好的方面”規定，它作為促使異化性質的勞動方式上升為社會統治的生產方式完全在于提供“機器何以排斥人”的根據。
主體格的矛盾構成是“共同體+個人”；階級格的矛盾構成是“勞動產品（生活資料）占有+生產條件（生產資料）占有”。這種“邏輯版的從本質到現象”和“歷史版的從本質到現象”的批判性統一，立即展示“每個系統都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元素－結構方面和功能方面。功能方面的特征是系統在周圍環境中的某種行為方式。”
【注[8]130：維亞凱列夫.唯物主義辯證法：客觀辯證法（第1卷）[M].北京：東方出版社，1986.】
然則，圖2同時展示了《資本論》理論道路的體系線索。其表明，站立一般看“個別”——歷史個別和現實（矛盾）個別——進一步展示出二重的系統要素結構化序列：所謂個別生成一般、一般領導經濟的個別規定。“實際上，它們的辯證作用關系是由歷史‘主導’的”，它們同樣是“同步歷史進化”的過程，——“二重性的兩個方面是歷史共存的……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兩位一體的性質恰恰體現自組織的發展特性。”“勞動發生學從而被社會地移轉為‘價值發生學’。”
【注[9]：許光偉.勞動價值論的構圖——一種馬克思主義整體解讀觀[J].經濟評論，2011，（1）：39-50.】
由于財產統治的共構，商品生產的個別到一般推理鏈條目的是說明“所有權和勞動的分離，成了似乎是一個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必然結果”，以致得出最終的結論，“起初僅僅是起點的東西，后來通過過程的單純連續，即通過簡單再生產，就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結果而不斷重新生產出來，并且永久化了。
【注[10]67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歸根結底，“勞動產品和勞動本身的分離，客觀勞動條件和主觀勞動力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事實上的基礎或起點。”
【注[10]65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這是把商品生產的“物本位”根基同它的財產形式的進化道路進行聯系，表明“批判工具”（歷史本位和邏輯本體）的機理。勞動的自身規定中包含著永恒延續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原則（如社會形態的有機構成），“勞動的兩個方面的矛盾、勞動的內容和社會經濟形式之間的矛盾，歸根到底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種矛盾（包括它的基本矛盾）的基礎。”
【注[11]241：阿法納西耶夫.馬克思的偉大發現——勞動二重性學說的方法論作用[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
其進而表明一定的價值結構有賴于和它的發展要求相適合的工藝學特征的逐漸養成——如A：Pm的自然結合關系以及Pm：A的社會結合關系，相應需要補入勞動過程從個別到總體（系統一般規定）的生產體制考察，“這樣，勞動二重性的結構性就在動態規定中顯示出來。”
【注[9]：許光偉.勞動價值論的構圖——一種馬克思主義整體解讀觀[J].經濟評論，2011，（1）：39-50.】
一切歸結于勞動二重性話語力量指向的實踐意涵，《資本論》提升為大寫狀態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以第一卷為例，《資本論》對二重性規定的處理是從勞動過程的聯系到勞動過程的社會發展：從“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德文第二版始增設的標題）到“資本構成不變，對勞動力的需求隨積累的增長而增長”（同樣是第二版始增設的標題），在敘述空間上是循著個別到一般的路徑揭露“矛盾的歷史”，換言之，是遵循了道路系統逐漸生成和不斷歷史變革——商品生產至資本主義的積累——的發生邏輯。作為物質實體和關系實體的統一規定，有機構成不過是“兩因素”（從道路看）和“二重性”（從系統看）的廣義概念類集。第二卷開始正面闡述Pm：A‖c：v的矛盾系統，系統有機構成于是從中引出。據此，“馬克思用勞動二重性學說的觀點，第一次成功地劃分了簡單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之間的準確區別，而他以前的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卻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們經常把這兩種現象彼此混淆在一起。馬克思第一次準確地確定了研究對象即資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簡單商品生產的不同特征。”
【注[11]78：阿法納西耶夫.馬克思的偉大發現——勞動二重性學說的方法論作用[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
物質聯系自成系統，但它同樣要變身為社會關系；在《資本論》第三卷，c：v在社會運行形式上具體為矛盾個別規定，作為“具象化的比重”因應分配生活的現實關系形式。這意味著價值構成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屬性上將自身同技術構成嚴格地加以區分，乃是階級比重的各種關系形式的系統自我顯示。實際上，市民的物質工藝構成向資本的技術構成進行轉化完全由生產目的革新這一行動所催化，意味著“貨殖的系統價值構成”必須優先成長起來，——即對所謂“絕對剩余生產原則”的響應。勞動的實踐模式（有機過程性）向“系統性”（合類性）的加快轉化迫使人們認識到，“系統同它的元素的客觀差別在一般情況下表現在，系統具有它的元素所沒有的特點。”
【注[8]129：維亞凱列夫.唯物主義辯證法：客觀辯證法（第1卷）[M].北京：東方出版社，1986.】
因價值是純粹的總體規定，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個“純粹的生產形式”；同時，“勞動轉化為價值，也并不意味著自身的消失，而是成為更為‘具體’和更不‘抽象’的社會結構，即勞動－價值。”
【注[9]：許光偉.勞動價值論的構圖——一種馬克思主義整體解讀觀[J].經濟評論，2011，（1）：39-50.】
正是這個以“勞動－價值”為客觀內容的利潤的價格形式運動，清晰地展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象特征：“資本收益率（r）恒大于資本主義體系經濟增長率（g）”；這樣，“β（資本收入比）是整個指標體系的理解樞紐”，從中并且可以看出，“r的歷史下降趨勢歸根結底由p′趨向下降規律決定，但由β所中介，而β的工作含義中又內含了低速增長的命題思想。”由此，“才能整體說明r > g（所謂資本主義第三定律）是什么含義。取皮凱蒂和馬克思的共同說法，積累的機制條件可概括為：（1）社會經濟增長率大于0，這是一歷史發生學支配過程；（2）資本的一般利潤率趨于下降，這是一系統發生學支配過程；（3）刨掉可變資本的社會物質和金融資本的收益率，最終會大于經濟增長率，這是一現象發生學支配過程。”
【注[12]33：許光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那種把馬克思的理論視為“技術決定論”的觀點勢必將Pm ：A視為永恒的道路形式，其實，它僅僅指示道路II的文明規劃；與之不同，道路I的文明規劃只能歸結為A：Pm，這種歷史剝削的形態毋寧說未曾改變勞動目的設定論的理性。一個顯著的例子是，馬克思關于“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的說法，其實恰恰依照兩種對立的道路模型：勞動者依舊直接主持勞動過程的A：Pm以及機器接管勞動過程控制權的Pm ：A；畢竟，手工作坊里的權威和社會上的權威是互成反比的，而一旦機器技術得到普遍采用，手工業者的技藝就日益為簡單勞動所代替。勞動過程具有的一般形式和一般組成——主體和客體，但具有不同的道路“主體格”，這并且已經是始基的階級規定了，以后階級主體分別由這里分化出去，產生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道路I的主體格仍舊歸結為A：Pm，這是母規定的延續；道路II的主體格乃是Pm ：A，作為子規定，“要知道，商品和資本都是社會裝置，它要求勞動過程有歷史上的特殊構成形式。”所謂：“勞動過程構成I：原始聯合體+原始自然對象；勞動過程構成II：聯合者+獨立者+獨立資料（獨立勞動資料）+聯合勞動對象；勞動過程構成III：勞動力（局部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
【注[3]：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1）：5-22.】
然則，A：Pm分明是道路I的有機構成（或曰有機構成I），Pm：A分明是道路II的有機構成（或曰有機構成II）；它們與其構成不同道路的人的發展，本身毋寧說是各自不同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類型，即道路一般。
【注⑩：兩個道路系列：一為人本位的生產條件結合（人與土地結合），以之安排食殖（核心生產關系是“殖于民”），促使A：Pm成為道路I的總形式；一為物本位的生產條件分離（人與土地分離），以之安排貨殖，它促使Pm：A成為道路II的總形式。如果說“經濟作為一種謀生術，只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對家庭或國家有用的物品”，那么，“貨殖與經濟的區別是：對貨殖來說，流通是財富的源泉……有界限的是經濟而不是貨殖……前者的目的是與貨幣本身不同的東西，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貨幣……由于把這兩種難以分清的形式混為一談，有人就以為，無限地保存和增加貨幣是經濟的最終目的。”（參見《資本論》第1卷第178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然則，“據以上分析可知，（1）人本位的生產力→物本位的生產力→身份本位的生產關系→以物為本的生產關系，以及（2）財產本位的生產關系→人本位的生產關系→以物為本的生產力→以人為本的生產力，是兩個彼此接續連貫的歷史進程，具有歷史演變‘自然史’的意義；換言之，（1）和（2）的歷史立體共生關系——它們的并存、交叉和有機嵌入對方的發展行程——正是自然歷史過程所呈現出來的‘特有空間概貌’。”（參見《國家、所有制與勞動合約形成——中國共產黨分配理論、實踐工作本位考》，載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
根據《資本論》的闡述，Pm ：A在歷史道路上徹底站穩腳跟，歸因于它所代表的經濟方式由流通轉向生產，再由生產進一步向資本循環和流通形式的轉化中，Pm ：A完成了對c ：v的轉化。
對第一條歷史道路即道路I而言，成長系列沿著A：Pm→A：Pm（w：c）→Px：Pm（w：c）；對第二條歷史道路即道路II而言，成長系列沿著Pm：A（c：ow）→Pm：A（c：v）→Pm：Px（c：cw）。
【注?：有機構成I對應的統治形態是o：w（o為A在生產中所依附的身份關系，w為Pm在生產中直接依附的身份即A本身），然則，“w：c”僅僅是其價值形態上的轉化表現，或曰身份構成的價值關系式。形式邏輯雖然如此，w在內容上實則由身份工資結構（如古代典型之地租產品生產）歷史演變為身份工資和財產工資的“共治”（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范圍內之按“勞”分配）?！?/p>
根據這個線索，A：Pm（w：c）實則是“A：Pm（ow：c）”，其與Pm：A（c：ow）是直接歷史關聯的，實際上正是這一道路關聯性，迫使A：Pm——本身作為原始構成規定的直接延續——要轉變為具有系統構造的經濟形式，或者說成為經濟形態的“所有制系統”。這樣，我們必須將w：c和c：w 兩種社會構成看作在經濟規定性上既截然對立又相互內在拱衛的道路形式，如上文提及的食殖和貨殖生產制度的關聯。這導致其和道路II不同，道路I只能歸結為身份主導的共同體生產，即和商品生產的W（L）形式相對的O（L）。“要知道，在勞動過程構成II中，獨立者就單方面而言是不帶來剩余產品的，聯合者才是剩余產品的真正提供者。在勞動過程構成III中，‘聯合者規定’開始并入機器體系，導致作為大多數規定的‘獨立者’（局部勞動者即勞動力商品）成為剩余產品的絕對意義和相對意義的提供者。這樣在資本主義協作框架內，要言明勞動過程的自我構成史，即說明勞動過程構成III何以成為‘一般形式’——它的根據和進一步自我鞏固的形態。”
【注[3]：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1）：5-22.】
生產勞動在兩條道路中展示了不同含義：一為身份所有制勞動，一為財產所有制勞動。由是如上指出，考察所有制需要不僅立足通史，分別界定以直接通過主體的產品占有關系和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A依賴于Pm本身）的勞動占有關系，而且立足斷代史，考察階級所有制的兩重關系：身份和財產。以中華道路系統為例，道路I顯然是“生活資料主導型”生產體制（所謂自給性的生活資料生產系統）。比如中華地租產品的食殖生產（或曰封建－官僚制生產）的身份投入構成是c + ow1，產出構成則是c + ow1（必要產品）+ ow2（地租產品）；顯然這里的c是同時作為身份關系的經濟實現，而不僅僅作為生產資料的不變財產形式（核心內容是土地財產）。
【注?：同樣以中國為例，“戶籍制度與土地制度和賦稅徭役制度三位一體，構成了古代國家對社會的控制體系。”（參見《中國戶籍制度：歷史與政治的分析》第50頁，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
于是整個生產過程包括c的實現以及ow1的生產即“封”的關系形成，均由土地所有制關系加以調節，而ow2的生產成果進一步為土地所有者（集團）所獲得即“建”的關系形成。這是O（L）領導W（L）的中華方式，蓋因土地既是生產資料又是自主安排的生活資料，商品流通在這里的直接作用是促進w：c關系形成，所謂士農工商。
【注?：道路I和道路II的文明規劃模式固然互異，卻并不排斥相互之間規定性的借用。關于商人主體的積極作用，中國案例是：“經由先秦所處的‘工商食官’的奴隸地位，到西漢時期的七科謫籍賤民地位，再到東漢時期的官商合流，商人的社會地位也經歷了一個由賤到貴的演變過程。”（參見《中國戶籍制度：歷史與政治的分析》第66頁，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
即設若地租和賦稅越來越多采用貨幣的形式，生活資料就越來越容易地將自身分解為必要產品部分和地租產品部分，并同時促使ow2向cw轉化，為國家剩余生產提供了可能。
共同的出發點規定即原始共同體構成，必須設定為A：（Px · Pm）的形式，圖1指示之共同資料即為“Px · Pm”直接同一的形式（所謂共食制）；之后隨著道路分野，才有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從經濟形式上的區分，并最終將結合關系定格于不同的歷史生產方式道路類型——共同體生產和商品生產。“一種是食殖（物質產品或使用價值本身的工藝學意義的增殖），一種是貨殖（價值或貨幣的增殖）；貨殖是區別于食殖的特定存在……由于貨殖，財富和財產的界限看來就不存在了……隨著貨幣的發明，物物交換必然發展成為商品交易，而后者一反它的最初的宗旨，成了貨殖，成了賺錢術。”
【注[12]356-357：許光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如上指出，最初的貨殖的賺錢術僅來自于ow2的經濟實現，這表明以使用價值為直接或間接目的的共同體生產方式包括共同體生產本身以及共同體生產和商品生產的混成。毋庸置疑，“所有經濟形態都是圍繞‘剩余’進行的”，但生活資料自主的剝削生產方式與生產資料自主的剝削生產方式畢竟不同，這個剩余僅僅指示ow2借助財產形式的經濟實現，“從而在學理上，可以將‘社會身份關系的組織生產’和‘個人財產關系的組織生產’的規定匯融一體。總體而言，這是由‘共同體本位’不斷地轉向‘國家本位’，建立共同體‘國家一般’與‘個人一般’之間歷史對話的經濟學。”
【注[5]：許光偉.《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東方社會“思維舞步”的方法論性質及政治經濟學通史考[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4）：36-57.】
由此，Px：Pm（w：c）在規定上必然內置Pm：Px（c：cw）的社會實現過程，而一旦w：c和c：w的形式對立問題得到根本解決，Px：Pm與Pm：Px也就作為社會等價的工作規定，變成同一的歷史過程了。因此，真正的澄明顯然不在于邏輯真理，并不座架于邏輯，而是歷史。歷史道路具有確定性的邏輯運動形式，但“邏輯”意志僅僅是“歷史”意志的形式和“真理模型”自我意義彰顯的可能的表現。
有機構成歸根結底是建立總體聯系的“客觀道路范疇”，指示道路系統有機性和運動方向性，同時是“階級關系的生成坐標”，這進一步提示了生產方式道路上的“姓資”“姓社”問題。有機構成凸顯道路原理：道路的實踐總公式和道路生產一般。從A：Pm、Pm：A之間直接的主體格對峙，經由經濟必然性的歷史克服過程，最終發展至Px：Pm（w：c）、Pm：Px（c：w）的經濟形式合流，這是雙重拜物教歷史消解的全部空間；此外，從奴化－異化問題的歷史獲得解決看，必然凸顯了“重建命題”所蘊含的主體論與辯證法意義。其撤除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系統對立，而這正是“主體辯證法”所指示的全部工作規定。須知w本原不是“財產”，由于奴化牽動了異化的發展，w越發變身為財產或擁有財產形式的規定！同樣m本原也不是“身份”，從工商食官制度到官僚制生產，m越來越具有階級身份規定，t2逐漸從中游離出來，成為系統獨立變量。同時，w的越來越財產化所定格的“奴化”以及m相應越來越身份化所定格的“異化”——蘊含的“不同有機構成”道路特征，徹底擊碎排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斯密教條”，并且克服了拒絕通史研究的“市場教條”。其理論意味顯然包含著“革命的表現”。
從歷史上的各種“以太”，到存在比重、關系比重，再到物質關系比重和社會關系比重，最后到階級關系比重及其各種表現形式，然則，《資本論》有機構成指示“走向歷史世界的偉大工具”意義（如圖3所示）。其蘊含的實體關系的核心層首先是“內在關系”（如道路II歷史世界的商品）；所謂內在關系（作為事物存在方式的內在矛盾關系），指示“歷史→邏輯”（探究歷史、整理邏輯、揭示規律）以及“本質→現象”（把握本質、揭露現象、形成認識），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看，即“聯系的觀點”和“發展的觀點”意義。作為社會形態本身或經濟形態的生長方式，這是有機構成的“一”；《資本論》揭示的物質交往過程（勞動過程）和社會關系的繁殖過程（價值增殖過程或以資本交往領導市場交換的社會過程），確立了技術構成關系和社會構成關系，乃是有機構成的“二”；“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結構，描繪了有機構成的“三”；有機構成的“四”是以勞動過程為統一工作分母的如下“分子的發展關系”：商品→生產關系→交換關系→生產方式，由此，它們的集合可以說是支持了《商品》的寫作。
【注?：其布局是：總公式（實踐規定：由歷史差異的有機構成來）——生產一般（理論架構形成）——總公式（回到實踐規定）。為了有效說明“歷史道路”，《資本論》首章必須交代“商品的歷史生產一般”，由此形成“結果－發生－發生－結果”的理論形式布局，將對“生產關系－交換關系”的說明落實到對生產方式的歷史、具體的闡述中，定格“階級系統”?！?/p>
有機構成的“五”是其建立對象關系實踐與理論理解的五種表現：對象之關系、物質之運動、內容之形式、結果之發生、質之量，于是有《<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第四節以及法文版《資本論》商品章的標題提示。
【注?：從商品關系出發，從商品生產的有機構成引出資本有機構成規定，是《資本論》首章的工作目的。所以Pm：A既是物質、也是運動，本身是直接的內容和結果，推動了社會進一步的內容和形式以及結果和發生，即c：v，后者又是“交往領導交換”的設施平臺和機制中介（“資本家們都是兄弟”正是由于平均利潤的系統性存在）；它本身就是物質生產對象的代表，是生產的各種關系，是人對生產資料的社會依附關系的表征，是生產資料對生產關系乃至生產關系對交往關系的工作轉化關系，乃至是決定社會分配形式、“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塑造“法的關系”，瓦解“家庭關系”的階級（比重）關系。總而言之，價值形式運動必須歸結于一定的社會內容。同時只有在“結果之發生”環節，生產一般的理論才可得到認識總結，形成“結果－發生－發生－結果”；只有將c和v同樣視為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歸結為價值實體的勞動，歸結為抽象性的交往即資本和活勞動的交換，才能最終寫出關系比重的數學形式。作為廣義的“統治階級除以被統治階級”的指標，有機構成自然不局限于c：v，在外延上亦包括m：v在內，或毋寧說后一指標乃是有機構成在剝削關系上的概念化?！?/p>
外在關系乃內在關系的必然延伸，即“現象之和”（現象存在方式）。有機構成作為對內在關系的進一步表現、肯定和確證，必然是外在關系和內在關系之統一乃至是內在關系之于外在關系的批判性認識。有機構成不獨是認識反映活動，必然也是實踐活動本身，是對實踐各方面關系和聯系的最大簡約，因而不能單純用形式邏輯的語法去理解。
【注?：在客觀方面，這一層意義即是“革命的陰陽五行”；從總公式來看，則是“道路－系統”結合體?！?/p>
說到底，《資本論》也不是純粹的財產經濟學，身份或者說交往關系仍然是財產的運動中介。
圖3 有機構成的工具原理
對于人類統一的生產形態而言，圖2實際是描繪了“循環過程－再生產系統－循環過程”的工作原理。它確認“財產批判”（客體批判）與“身份批判”（主體批判）并舉，乃是理解《資本論》的總基調。作品性質必須沿著通史道路進行解讀：（1）共產主義原理，（2）政治經濟學批判，（3）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工具，（4）階級斗爭以及人的解放學說；“從各種圍繞食殖的活動中，提煉出生產勞動的概念，又從各種歷史勞動形式中總結出商品生產勞動的實體規定。這些也可以說成是馬克思的‘歷史學家的研究’。將分工首先看作自然規律的逐漸形成，爾后，從中引出勞動能力和交換的發展，把分工和交換的矛盾互動一般地看成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一個直接的外在表現。”
【注[12]636-637：許光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所有制系統經常被譬喻為替換物質結晶體的“社會有機體”，可以說這是徹底的歷史進化論思想；雖則如此，如果沒有階級關系作導引，歷史范疇如不變資本、可變資本的歷史構造就無從談起?？梢?，馬克思主義者乃是歷史進化論和階級斗爭學說的高度統一論者。
三、社會主義國家主導下的產品－商品生產：從土地國家的直接揚棄形式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性交往形式
一條道路“陰”“陽”兩面——勞動產品論的生產形式和勞動價值論的生產形式，這就是所有制進化的歷史辯證法。道路I與道路II在規定上相反相成、相生相克，以至于通史道路同樣必須視為有機體的統一。圖1設定“聯合資料”是為向“共同資料”進行歷史回歸的共產主義形式，取義于此。即一方面在必要產品的系統重建中，將家支“準系統”通過揚棄行動提升為徹底意義的、和社會化生產相適合的社會必需品安排之“生活資料有機系統”。
【注?：必要產品本身尺度在個人與系統規定之間，必要價值同樣如此，后者最初僅僅是前者的經濟實現形式。家支、官支作為準系統的規定，是相對“身份依賴關系”而論的，即這是直接身份關系統治類型的結構化系統——共同體身份系統，與“貨殖——貨殖生產——剩余價值生產”的商品價值系統的道路系列相對。其道路系列可刻畫為“食殖——食殖生產——封建食殖生產”，即在結構化道路系統的路徑上，與剩余價值生產由工場手工業、包買商制生產越來越轉向資本制的生產方式不同，“封建食殖生產”由封建制越來越轉向官僚制的生產方式。與資本總公式直接對照的封建總公式（或曰“皇權總公式”）乃是“官－家…共同體生產…家支－官支”，然則，有機構成必然是總攬通史道路的規定性。換言之，“此‘身份系統+勞動過程’演化軌跡及發展轉化路徑是：由財產本位I走向市民關系和商人階級的數字化管理，由財產本位II走向資本關系和資產階級的雇傭制度；由身份本位I走向封建制和領主制，由身份本位II走向官僚制的國家組織系統。”（參見《<紅樓夢>與<資本論>：歷史過程定制范疇的機理剖解》，載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
另一方面，對資本結構化系統的歷史瓦解必然從公共勞動、公共價值啟航，即生產資料必須由社會共同占有。這樣，聯合資料意蘊的共產主義構成即可以寫為A：（Px + Pm），這是徹底消滅奴化、異化的歷史道路指向。由于采用共食制，生活條件和生產條件是一而二、二而一，故而是Px · Pm的工作同一形式；由于是公有制生產基礎上的“重建個人所有制”，財產的公共構成形式本身意味著“財產形式的消滅”，生產資料的計劃化和生活資料的計劃化得以同步——這就是Px + Pm形式所賦予的社會聯合生產含義，即在人本位基礎上，自主勞動的“生活資料優先原則”和公共勞動的“生產資料優先原則”成為社會自覺生產的同一主題。在主體－共同資料與主體－聯合資料之間，自我揚棄發展的道路規定于是寫就：一方面是主體的越來越社會對象化，一方面是客體的越來越社會主體化，主體從所有制（身份所有制和財產所有制）自我揚棄和消滅的意義上最終統一了物質性、社會性、實踐性和意識性，主體成為自由主體的規定：從實踐和認識兩方面消除了主客體互動作用的必然性矛盾的發生根源；總起來看，即通過Px：Pm（w：c）、Pm：Px（c：w）規定性融合的道路運動，實現形式規定之間的對立轉化，共產主義內容從此具有了有機統一的和諧形式。
【注?：辯證法的和諧觀是強調“必然性問題”（包括實踐的必然性和認識的必然性兩方面內容）得到很好的歷史解決。這同時也是“矛盾哲學”的自我消解，但它決不意味著是走向了“和諧哲學”或“和合哲學”。然則“統一和諧”只能是自由矛盾生成的工作意蘊，最高典型的和合則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主體道路。顯然，這是人的發展的道路新形態?！?/p>
因而無論奴化抑或異化，都是通史術語——站立共產主義進行的道路回顧，本身是前史時期的特殊系統性態。在斷代史領域，雇傭生產制度通過資本形式令勞動異化現象達到歷史峰值，在同一時期內，中華官僚制生產同樣使身份奴化現象成長至它的最高峰。奴化、異化的關系歸根結底在通史道路關系中才得以解讀。第一，從奴化－異化－奴化的聯系鏈條看，奴化是道路目的，異化僅僅作為加強道路實體關系的手段工具，一言以蔽之，異化坐落在“奴化－奴化”關系中；第二，在異化－奴化－異化工作鏈條中，異化是道路目的規定，奴化反而是道路實體的關系工具，奴化迫使自身座架在“異化－異化”關系之內。就性質而論，一者是“產品實體”機理生成在身份形式上的集中反映（所謂勞身產品“食殖論”），一者是“價值實體”機理生成在財產形式上的集中反映（所謂勞動時間“貨殖論”）。因此，奴化－異化－奴化與異化－奴化－異化之間有著如同W-G-W和G-W-G那樣的機理聯系。同時正如形式運動的目的規定總是根據內容而設，說W-G-W循環的最終目的總是消費的需要即使用價值，其實是由一般商品生產的直接內容特點所決定；而說G-W-G循環的動機和決定性目的是交換價值本身即價值，也必須結合簡單再生產系統的實質內容做出判斷。
馬克思注重道路I為道路II提供經濟形式的系統規定（為此令“流通=循環”），實際上，前者必然是后者的系統基礎。
【注?：從純粹的土地賦稅國家來看，“在這樣的國家里，實際上已經沒有屬于個人的東西，也沒有屬于個人的人了，所有的東西和人都是國家亦即皇帝本人的，如果你擁有了什么東西和什么人的話，那也不是你自己掙的，而是皇帝給你的，如果不是皇帝給的，那就是非法的。”（參見《中國戶籍制度：歷史與政治的分析》第51頁，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
結果－發生－發生－結果：作為大前提的“結果”蓋由共同體生產關系之瓦解，生出“獨立個別的勞動過程”成長關系，經由不斷連續的商品流通形式，聚合為歷史工作系統；個別運動結構形式（資本循環－資本周轉）是持續的發生，社會總資本運動結構形式則被馬克思命名為“簡單再生產”“積累和擴大再生產”，這是系統的落成。這是資本系統的循環運動體式：從循環過程到再生產系統。這樣看來，簡單再生產系統不過指示再生產循環運動的基本系統形式，如果和內容規定結合，就是基本關系形式。資本的簡單再生產（社會運動）形式實則是G-W-G（貨幣資本－產業資本－貨幣資本）。可見，“簡單再生產實質上是以消費為目的的，雖然攫取剩余價值表現為單個資本家的動機；但是，剩余價值——不管它的比例量如何——在這里最終只是用于資本家的個人消費。”問題的解決性質由對系統的考察決定，資本的簡單再生產“是每個規模擴大的年再生產的一部分，并且還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實際上是基礎的部分，它是從財權系統規定上：一方面把人的生產要素變成“單純的主體財產權”（其實質是用財權置換“身權”），另一方面則把物的生產要素變成“單純為增殖服務的工具”；所以必須承認，“這種個人消費的動機總是和發財致富的動機本身相伴而生，同時又和它相對立。實際上，問題表現得更復雜，因為掠奪物——資本家的剩余價值——的分享者，會作為獨立于資本家以外的消費者出現。”
【注[13]45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圖4意在表明：系統總公式是將有機構成I和有機構成II從認識上統一起來，予以“結構化”的道路系統裝置。由以上論述可知，對任何社會形態而言，統治形態的有機構成總是坐落在系統總公式中的規定。由此引出“系統有機構成”工作范疇：《資本論》中作為“結果之發生”，有機構成被描繪為“總循環過程的公式”認識工具，這是資本有機構成的系統概念；我們寓意于此，將系統有機構成本身作為進一步引出國家有機構成規定的母概念。據此可知，無論《資本論》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刻畫的理論均由圖4展示的工作機理轉化而來。
【注?：資產階級無差異曲線以主觀知識“消滅”有機構成的道路對立，乃是以各種線性函數關系仿真自己為“市場總公式”，以徹底更換資本總公式。商品－貨幣－資本的總公式關系是《資本論》刻畫斷代史的資本主義線索，目的是從“商道資本路、經濟拜物人”有效引出“有機結構成、生產總行處”的唯物史觀結論來，而有所謂的資本的生活系統。商品、貨幣與來自流通的資本生產（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轉向生產與流通統一形態的循環運動（資本的流通過程）→總過程的各種形式，然則，后者不過是循環過程進一步轉向資本主義的分配生活，技術構成和價值構成的矛盾在社會外表上的系統反映最終形成資本主義工藝學和資本統治類型的矛盾規定性的生活外觀?！?/p>
盡管如此，如上指出，為執行通史道路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任務，馬克思決定在資本一般之前先行闡述價值一般問題。法文版《資本論》展示的商品標題“價值本身”即價值一般，包括價值實體和價值量。這是在求索道路一般；結局就是“價值－貨幣－資本”的工作線索最終被調整：“眾所周知，馬克思后來的調整方案是‘商品－貨幣－資本’，其重大的變動就是增加了‘社會客觀批判’的維度。這種變動就是使范疇超越了語言工具的特征，同時成為歷史行動過程本身。”
【注[14]：許光偉，等.文化版《資本論》研究芻議——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8，（1）：5-18.】
有機構成為經，系統有機構成為緯；以此視角觀之，勞動的發展起點鎖定于有機構成的聯系規定，商品形式的批判起點鎖定于商品生產關系的理論實踐。結果是商品生產，發生是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價值實體＋價值量，于是產生最終的結果：商品＝社會使用價值＋價值；其表明：抽象歷史向具體歷史的轉化是通過事落實于物的具象行動完成的。
圖4 通史道路循環過程的系統總公式
從歷史坐落的方位看，所謂系統總公式既不是單純的系統一般，也不是單純的道路一般，而是由道路一般所規定的系統一般。由此推論，系統有機構成實乃依據“系統總公式”之通史認識工具，它鎖定的說明對象是既定通史道路的“系統一般”，從而具體呈現有機構成I與有機構成II矛盾統一的發展關系。就馬克思對資本有機構成所做定義的特別方式而論（由技術構成決定并反映技術構成變化的價值構成），意義橫跨《商品的兩個因素》至《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的敘述空間，連結流通的價值形式和生產的價值形式；其顯然是關于資本積累過程的從系統有機構成方面做出的一個科學說明，是在其間內置了“生產關系一般”的通史規定。
【注(21)：必須承認，“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是社會系統研究中的歷史主義和發展的原則的奠基人。”（參見《唯物主義辯證法：社會發展的辯證法》第4卷第93頁，東方出版社1988年出版）那么，馬克思在法文版中所加的“三段話”的內容是什么呢？它大體是我們今天稱之為“科學定義”的東西。由母子而體用，由范疇而系統，這就是“個別對一般的關系”；推廣而言，這是一切生產方式及其矛盾的定義類型，或曰“唯物辯證法定義”。這一定義體式的意義是什么？堅持從規律的自身道路看待現象運動，于是《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可以說是為著《資本的流通過程》而做的準備，它的本質是對資本主義歷史過程進行定義域式的說明：“各生產部門的資本的平均構成是大不相同的，但是，所有這些平均構成的平均數就是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的構成，后面的研究所涉及的歸根到底就是這種構成……簡單再生產不斷地再現同一的社會關系即資本主義和雇傭勞動制度；同樣，積累只是再生產出規模擴大的這種關系：一方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資本家，另一方是更多的雇傭工人。資本的再生產包含了它的主要增殖手段即勞動力的再生產。因此，資本的積累同時就是無產階級的增加。”（參見《資本論》法文版第649-65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
是故可斷定，“歷史主義、運動、發展的原則，是與系統考察方法，此外，也與功能考察方法、結構考察方法和其他考察方法緊密聯系著的。歷史主義原則和系統考察方法的聯系具有特殊的意義。這種聯系便于可能看到社會諸系統發展中的動態、穩定性和變動性的要素。”
【注[15]：馬拉霍夫.唯物主義辯證法：社會發展的辯證法（第4卷）[M].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93.】
資本交往理性由系統總公式－系統有機構成的認識投射所完成：由平均構成的資本單位來為全體資本演化行動“代言”，這樣即可成就資本社會的斷代史，或可直接稱為“資本（循環）系統”。同樣的機理適合演說“共同體（一般）系統”向“國家（一般）系統”的身份轉化運動，乃是把循環運動過程視為系統的基本形式。“土地有機構成→國家有機構成”是和“市民有機構成→資本有機構成”相對立的歷史道路；也因此，共同體生產目的終究不能由其簡化的形式（O-C-O）上直接得出，而必須進一步歸結于O-C-O’形式。猶如市民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土地關系本身（如中華主體形式）乃是共同體向國家系統進行道路過渡的規定。就土地有機構成而言，其貫穿共同體存續行程：技術構成如上指明乃是A：Pm；價值構成則由“身份構成”（宗法分封或貴族分封及其封建制生產形式）向身份構成與財產構成的“混成形態”（郡縣制或官僚制的生產形式）過渡。然則在這里，土地身份首先要區分為兩種道路系統類型：土地的封建身份和土地的國家身份，其意味著統一的地主經濟形態之上豎立兩種前后相繼的政治制度形式：宗法意義的封建國家（貴族政治制度）以及郡縣意義的土地國家（官僚政治制度）；中華土地主義社會相應可明晰為：以貴族分封生產為道路系統、以官僚統制生產為自我結構系統的生產制度體系，——這是在自組織系統意義上的論說。其次，土地身份構成I即可以說是表征A：Pm→A：Pm（ow：c）道路成長狀態的系統有機構成，——這里言“土地身份”構成形式的本位，在于凸顯“土地集中的規律”。土地身份構成II（可對應稱為“土地國家構成”）表征A：Pm→A：Pm（w：c）之道路統一狀態，是為“皇權的結構化”，土地國家成為“身份系統的唯一在場者規定”（和封建國家僅僅作為“政治國家”不同，土地國家同時作為“經濟國家”）。
【注[16]：許光偉.恩格斯與列寧：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體——通史原理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策略問題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2017，（11）：4-17.】
顯然，這是中國歷史道路類型的系統有機構成“成型”；作為政治－經濟國家之系統規定，其凸顯土地規律的工作衍生形式——“皇權集中的規律”。簡言之，從道路系統的路徑形式看，土地身份構成形式本身在于完成共同體身份本位的按“人”分配向按“土地”分配的轉化，——共同體直接過程漸漸為具有剝削職能的直接身份系統所置換。
【注(22)：亦因此，“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按人頭和田畝征發賦役的制度。在封建社會的前期，以人戶為標準的賦役量則遠遠大于以田畝（財產）為標準的賦役量。”（參見《中國戶籍制度：歷史與政治的分析》第323頁，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
同時需要指出，封建的食殖生產直接源起于共同體工食制的“共食”，A：Pm本身和共同體原始構成相較，共同點都是無須貨幣資產形式的財產關系介入其間，即這種剝削方式體現在生產性質和身份構成上，勞動生產方式則與原始公社無大差異。
【注(23)：以中國為例，身份主導的剝削生產定格于中國封建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的形成——所謂食邑制，剝削方式仍以工食為主，兼“食于奴、食于役”，并直接通過“人丁”進行。其可以分出三個層次的身份等級，“居于上端的貴族階層、中間的編戶齊民與居于最低層的賤民階層……皇室貴族階層、官戶以及編戶齊民中的上層是屬于統治階級，而編戶齊民的下層與賤民階層則是屬于被統治階級。其中的編戶齊民階層分化最為嚴重，不僅包括職業分化與階層的分化，也包括了不同的階級分化。”（參見《中國戶籍制度：歷史與政治的分析》第268頁，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
是以強調有機構成為歷史研究的道路指標的總統帥，以系統總公式統帥國家總公式和資本總公式、以系統有機構成統帥國家有機構成和資本有機構成。這有什么意義呢？馬克思將資本有機構成徑直稱為“資本構成”，暗含意思是：對道路系統而論，技術構成總是一致的，——這是統治路徑的由來（或曰“根據”），社會構成則是其經濟形式上的確認，即系統特征形成。
【注(24)：如土地國家構成o：w之于土地社會的有機構成，顯示ow：c對cw：c的道路生長關系及結構化類型的歷史實存性。這也解釋中華國家的政治統治形式已很早建立，但經濟體式的成熟成型較晚，是在經濟基礎上的落實、扎根經歷著道路周折性——所謂食身（丁糧）、食田（田糧）、耕食（丁糧和田糧）、食“財”（丁銀和田銀）、官“食”（稅糧和稅銀）諸種體制并存與此消彼長的狀態；就像資本形式本身在簡單商品生產時代早就存在，但直至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時代才獲得徹底的社會經濟鞏固地位。以稅收制度舉例，中華土地國家統制的完善進程和征稅方式可謂休戚與共：“在封建社會的前期（亦即從春秋戰國至唐代），賦稅徭役的征發主要是依照人丁和家戶進行的，雖然也存在著財產征收的賦稅，但是量很少……在唐代兩稅法改革以后，尤其是從宋代開始，賦稅征收的原則由人丁為本轉向以資產為本尤其是以土地為本”，可是到了古代社會晚期，隨著國家統制方式（勞動產品的官食制度）的一以貫之，“以宋代為例，宋代建立以后‘不立田制’，也就是說封建國家不再進行土地分配，也不再試圖干預土地的私有化進程……（于是）在封建社會的晚期，戶籍制度開始與賦稅制度完全脫離。明代實施的‘一條鞭’法使得丁銀開始攤入田畝，人丁的財政意義降低……而雍正年間實施的‘攤丁入畝’則徹底割斷了戶籍制度與賦役制度的聯系。”（參見《中國戶籍制度：歷史與政治的分析》第238-243頁，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
廣義的國家有機構成兼容身份和財產的所有制規定。
【注(25)：蓋因其生產目的是“產品+價值”。產品實體是共同生活的物質資料即“食”，價值實體是共同生產的勞動時間即“工食”；然則理解封建食殖生產的“五行關系”是工食的食身、工食的食田、工食的耕食、工食的食“財”以及工食的官“食”，它們都源自共食的共同生產制度，是共同生活資料安排的各種變種形式，因而和西方道路系統的規定大不同。故以封建社會形態之“封建”譯名而論，它僅僅顯示和“簡單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道路并列之“封建或領主制生產→集權或官僚制生產”的封建意義，仿佛經濟學中“買賣”所對應之功能含義。以此論之，“市場”并非與“計劃”相對，乃與“封建”相對，“官僚”才是與“計劃”相對的概念；同理，“市場主義”（“買”“賣”的主義）的對立面也并非“計劃主義”，乃是“封”“建”的主義，推而及之，與“官僚主義”相對的另一個極端是無政府的“自由市場主義”。故此回到本相，“嚴譯‘封建’包蘊的概念，兼容該詞的古漢語義與西洋feudal的含義……中國是‘宗法封建’、西歐是‘契約封建’……嚴復用古今融會、中西通約的新名‘封建’表述中國、西歐歷史中不同時段的近似制度……然而，在‘五四’開始，尤其是中國社會史論戰以后，‘封建’漸被濫用，與嚴譯的內涵、外延均相去甚遠……（即在于）脫離嚴復思路的走勢，套用西史模式，將中國封建社會延及近代，把現實中國的種種積習歸之‘封建之遺’。”（參見《“封建”名實問題討論文集》第317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依照系統邏輯，資本部門同樣具有“共同體視角的解讀”。其一，出發點是“資本交往理性的共同體生產”，即總資本的社會雇傭制生產；針對道路I，其以階級身份系統優先決定必要產品的社會形成方式，變封建的食殖生產為資本的勞動力價值生產。過程的運動結果“O”的唯一含義即在于簡單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相應在道路II中，系統財產的宏觀結果是貨殖，它以“社會財產”名義統一了各種勞動產品的剩余形式，賦予唯一之實體規定——剩余價值。其二，李嘉圖相比斯密而言，是找到了資本主義道路II的“共同體生產”，借助生產資本（P）的中介，李嘉圖實現理解形式的轉換：商品生產→利潤生產；卻仍然恪守斯密教條，不區分資本主義社會和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構成形式，在W（L）→m（L）背后，李嘉圖真正使用的公式是“P（L）→P（L）”。其三，資本主義視角的道路I和道路II統一歸根結底反映“財產本位”的統一性，所謂以物質生產力為基礎即對物的社會依賴性——身份的社會積累（O）完全為資本積累（C）所支撐。這意味著，“總資本固然構筑了資本財產（循環）系統，但這是抽象意義上的，其具體化的組織和實施者則是‘資本主義國家’——它是資本主義各種形態財產的具體組裝形態和載體工具；由于財產與身份的雙重結合性，‘財產國家’這個術語有機合成了社會總資本的‘財產規定性’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身份規定性’。”
【注[17]：許光偉.國家、所有制與勞動合約形成——中國共產黨分配理論、實踐工作本位考[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1）：5-26.】
所謂通史道路，基本命題有二：（1）勞動過程文明規劃，（2）人的解放；內生“階級斗爭和階級解放學說”，社會主義國家正處于這個學說的問題解決階段。從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系統來說，全部的工作意義在于確立“社會主義共同體生產”的出發點規定。財產即身份，這似乎就是資本所追求的社會屬性；于是社會主義國家本位之于資本財產本位的工作置換性即在于深度制止“財產國家”的二重作用機制，以保持繼續沿著A：Pm自我揚棄道路前行，克服非公有制生產的資本利潤動機，尤其杜絕以破壞性競爭包圍“國有高地”之類做法，確保能夠按照社會主義道路方向領導其經濟行為。而欲如此，又必須首先明確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根據，即作為土地國家之直接揚棄形式的規定性，是完成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的一步、道路的一步。簡言之，這構成社會主義國家道路范疇的第一重內涵：以“揚棄的身份國家”的歷史任務完成規定實現對“國家消亡”之歷史指向。列寧指出，“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就必須有完全的共產主義。”
【注[18]84：列寧.國家與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而在此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確切地說，國家消亡在道路條件上需要兩個有機的步驟：一是身份國家的歷史揚棄確已完成，二是資本的歷史揚棄確已完成，因為后者意味著作為階級關系生成規定的“財產一般”，即異化勞動一般（個別到一般的系統上升運動）已不復存在。這種道路條件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家的“最終消亡”同樣不可避免，并且和奴化的“身份一般”（階級主體一般）的最終消亡一起。國家（土地身份國家）－瓦解的國家－揚棄的國家，然則，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作本位是“瓦解的國家”規定，所正在瓦解的對象是主體關系的奴化；即社會主義國家完成了國家瓦解的第一步，它不是奴化身份的生成，而是主人身份的生成。揚棄的身份國家（或官僚生產）旨在“重建身份”，是以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內容的社會主義身份國家又以“瓦解了的身份國家”為實際的出發點；這意味著經由瓦解指向揚棄的道路是重回“以產品為生產目的的生活資料本位”，以促成A：Pm→Px：Pm道路轉化系列的全面完結。
揚棄的身份國家當然是“揚棄的國家”基礎，揚棄的國家（國家歷史使命的完成）又是“國家的揚棄”（即國家歷史消亡）基礎。兩個過程環節均需要歷史中介：一為瓦解的資本，一為揚棄的資本。揚棄的資本（即公有制產品生產）旨在“重建財產”，從不斷走向“自我揚棄著的對象關系”路徑形式看，顯然，作為揚棄的資本基礎之瓦解的資本，乃是現實的規定。社會主義共同體生產（社會主義產品－商品生產）必須具有這一現實過程性，為此社會主義國家需要邁出現實的一步、行動的一步：在社會和系統層面的產品生產基礎上，進一步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簡言之，這構成社會主義國家道路范疇的第二重內涵：以瓦解的資本之規定啟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生產，從中錨定“社會主義資本”范疇，達成瓦解的國家和瓦解的資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內的現實統一。從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歷史要求看，“瓦解了的身份國家→瓦解了的資本→瓦解了的國家→人的全面發展”乃是一條總路徑；通過黨本位對土地本位的工作置換，歷史出發規定已經錨定，并且借助計劃工作本位形式，資本正在獲得道路瓦解，然則瓦解的資本同時又是社會主義資本的現實內容和系統由以構筑的實際材料。我們需要進一步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系統有機構成中提煉“現實版的國家有機構成”，作為對國家有機構成范疇的認識深化。
歷史和現實不是相脫離的，歷史就是現實，現實總是包含著歷史的現實規定。如果說歷史生產是有邏輯的，這就是有機構成。社會主義有機構成因而坐落于道路I，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有機構成不能例外，二者一致性內涵在于保持技術構成的路線統一：以Px（社會主義生活資料本位）置換A（勞動力商品），作為顛覆資本主義道路以勞動力器官（勞動的人的器官）去適配勞動的物質器官這一“單向度勞動發展”狀況（即Pm：A）之道路主體工具；顯然，這是用生活資料的社會主義理性重新捍衛了“勞動者的身份規定”，建立社會勞動發展的和諧新理念。盡管如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有機構成仍然具有以下兩個獨特性內涵：一是技術構成（即A：Pm）和主人身份構成的高度統一，這就使得社會主義道路體系內，人的發展是直接通過勞動器官的社會發展達到的，而不必迂回通過財產關系的中介；并且由于這種發展將會使社會勞動器官的發展直接和人的解放事業聯系起來，從而徹底改變歷史上在道路系統中勞動的被動發展格局，創造以社會物質器官去適配“勞動器官”，進而謀劃主體關系的生活和諧，最終創造出真正的社會主體器官規定；簡言之，這是對A和Pm絕對兩分的資產階級技術觀的工作否決。二是從財產構成形式上統計c：w——通過綜合公有制經濟部門和非公有制經濟部門的數據，與資本主義世界的c：v進行經濟比較，達到在社會主義體系內逐步消解資本構成統計指標的理論與實踐目的；更進一步，國家價值構成即w：c（社會主義身份構成的轉化形式）在量值上實際是上述指標的倒數，它的變動卻并非趨于下降，充分說明生活資料的內涵已發生巨大的變化：由一般意義的消費資料的范圍不斷擴展，并逐漸把更多的生活對象和設施條件（包括環境指標）包括進來；總的變遷趨勢是從物質意義轉向人文意義，由生活資料本身轉向人的全面發展。結論是，“姓資”“姓社”問題不僅反映在道路方向上，也具體體現在道路系統的指標上，由此可以斷定：（1）人本位的生產力高于物本位的生產力，其直接支撐“身份本位的生產關系”歷史優于“以物為本的生產關系”的道路結論，以及（2）以人為本的生產力高于以物為本的生產力，其直接支撐“人本位的生產關系”歷史優于“財產本位的生產關系”的道路結論。
四、《資本論》重建個人所有制命題的真實含義：通史方法論的解讀
通過將生活資料本位降格為資本服務的消費資料，資本有機構成進一步凸顯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絕對分裂狀況的矛盾——社會矛盾和經濟矛盾，突出了個人目的和生產方式目的的事實沖突性。
【注(26)：生活資料與消費資料畢竟不同：一者執行交往理性，一者執行交換理性。正是利用價值規律的交換理性，資產階級領導的社會迫使工人（A）=一攬子消費資料的勞動力價值（v），從人身自由和賣身自由的銜接、從勞動力的買和賣的行為上實現了拜物教的經濟形式理性?！?/p>
然則問題是，馬克思僅僅局限在市民道路上來談論生產方式的“重建問題”嗎？當然不是，且不論黑格爾將世界歷史起點的定位看作是“東方王國”，馬克思所論的“市民小私有制（小生產）”當然和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瓦解有關，因此，它不是邏輯的推論，“馬克思對這個‘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做了相當實證的考察，這表明在英國也有集權官僚制和小農經濟階段。這個階段在英國大概有四、五百年，在法國和德國起碼也有二、三百年……但由于時間短，歐洲的中央集權尚未成熟，它只是作為從封建農奴制到資本雇傭勞動制過渡的必要中介環節。”
【注[19]256-257：劉永佶，等.勞動歷史觀[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
我們回顧和鳥瞰個人與共同體的主體關系在歷史矛盾類型上的內涵特征。個人得以從共同體從游離，成為瓦解的力量，首先在于突出“主體矛盾=身份矛盾”的發展規定性(27)。這一點毋庸諱言，但必須是從唯物史觀這個角度來看待個人的地位、作用和發展問題。其次，在生產和再生產之間，有機聯系的總合形式是分配，因為分配本身表現為“消費”（即共同體目的規定）和“交往或交換”（即共同體手段規定）的直接統一，這對于任何勞動或生產共同體均如此。此時分配一方面是生產或再生產“目的”，對共同體本身而言，乃是抽象規定的交往理性；另一方面，分配又是生產或再生產“手段”，是作為勞動條件和生產條件的配置運動的具體規定，從而醞釀著新的發生－結構模式。再次，商品生產個別到一般道路邏輯的“理性狡黠”在于說明“所有權和勞動的分離，成了似乎是一個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必然結果”——“不論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好像同最初的商品生產規律如何矛盾，但這種占有方式的產生決不是由于這些規律遭到違反，相反地，是由于這些規律得到應用”，更進一步，“只要略微回顧一下以資本主義積累為終點的各個依次發生的運動階段，就可以再次弄清楚這一點。”
【注[13]67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盡管如此，市民主體最初以具體－抽象模式和既有“抽象性理性”相抗衡，這種市民概念本質上不過是“正在積極尋求解放的人”的代名詞，而隸屬于主體格范疇。即是說，價值規律決非預設，而是道路邏輯。據此，所謂市民主體從共同體的所有制的解體關系中產生實指“共同體－個人”道路協同的發展模式產生。狹義的個人僅僅指示“獨立關系的個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共同體中的個人”其實指“依賴關系的每個人”，乃是人的依賴關系的“個體”。當馬克思做這樣的規定時，實則是將所有制及其道路類型作為“個人”與共同體本身相互作用關系的一個現實中介。最后，所謂以私有制為中介的個人關系的發展，委實牽涉“人的依賴關系”和“物的依賴性”兩方面，造成個人的依賴與獨立的道路的或然的狀況，只不過人的依賴關系總體上乃是階級社會歷史形態的第一個大的發展階段罷了。概言之，若以身份的所有制形式為中介——“身份關系”作為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的聯系中介，那么，個人規定走向“關系個人”（依賴的個體）；反之，若以財產的所有制形式為中介——相應“財產關系”作為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的聯系中介，那么，個人規定則走向“單個人的獨立性”（獨立的個人）。這種不同“歷史個人”的狀況對比，借用馬克思的評判即是：“古代世界是從狹隘的觀點來看的滿足，而現代則不給予滿足；換句話說，凡是現代表現為自我滿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注[20]480：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就系統生產目的而言，道路I主食殖——這是奴化的總根據，道路II主貨殖——這是異化的總根據，兩者截然不同。盡管如此，可引入系統的個體單位——不同道路系統的經濟主體組織的目的規定：一者圍繞Y = w +（Y – w）、一者圍繞Y = v + m組織生產和進行產品分配（w為生活資料，Y為系統的新產品）。這樣，道路I遵循“生產交往（w的直接分配）－食殖（通過身份強制的生活資料占有）－系統交往（Y – w的再分配）”的運動路徑，形成生產、分配以身份所有制為中介的直接統一性；道路II則遵循“市場交換（v的工廠內部形成）－貨殖（通過強制勞動的財產占有）－系統交往（m的社會內部分割）”運動路徑，是形成了生產、分配以財產所有制為中介的間接統一性。道路系統II的主體組織目的作為“貨殖+積累運動”，道路系統I的主體組織規定應歸納為“食殖+積累運動”。從中，我們進一步引出積累的二重性：身份積累（運動）、財產積累（運動），其具有系統同步性，互為系統變量和過程變量。
盡管如此，主體組織的矛盾的主動輪仍然不同，為了說明各自道路特性，則必須突出矛盾及其發生關系的主從性。相對而言：在道路系統I中，身份積累或交往既是系統變量也是過程變量，財產積累則退居系統變量位置。這意味著系統的身份內卷（行動）。一方面是“土地勞動”（馬克思稱之為“勞動者把土地當作生產的自然條件的那種關系”），另一方面是“工具勞動”（馬克思稱之為“勞動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種關系）。”
【[20]490-491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但是，土地共同體始終壓迫著工具所有者，這起初體現在“前提”中，“對勞動的自然條件的占有，即對土地這種最初的勞動工具、實驗場和原料貯藏所的占有，不是通過勞動進行的，而是勞動的前提……這種把土地，把大地當作勞動的個人的財產來看待的關系——因此，個人從一開始就不表現為單純勞動的個人，不表現在這種抽象形式中，而是擁有土地財產作為客觀的存在方式，這種客觀的存在方式是他的活動的前提。”以至于前提規定如果不被破壞，工具所有者就得不到發展：“要使公社本身照老樣子繼續存在下去，公社成員的再生產就必須在被作為前提的客觀條件下進行。生產本身，人口的增長（這也屬于生產），必然要逐漸揚棄這些條件，破壞這些條件，而不是加以再生產等等，這樣，共同體就同作為基礎的所有制關系一起瓦解了。”
【注[20]476-47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舉例來說，和資本作為財產規定完全由剩余價值轉化而來的機理相類似，土地一般（土地身份一般即階級財產）的財產實體乃是所謂的“絕對地租”。
【注(28)：對資本主義社會而言，絕對地租仍然是“絕對的財產”規定。絕對地租和剩余價值生產的創造性結合，恰恰是以有機構成II關系為主統轄有機構成I的一個道路范例。】
這正是和身份系統變量相對應的財產系統變量，它的源泉是ow2，歸根結底通過ow2向C的積累轉化運動而來。同時，這也正是導致道路系統I典型主體組織積累對象在類型上整體表現為“奴化身份”的理由，其中，奴化性質與其說源于對生活財產的孜孜追求，毋寧說是拜“系統身份－系統財產”同一生成機制所賜。而道路系統II與之相反，矛盾主動輪是財產關系：財產積累或交往倒是系統變量和過程變量，身份積累（階級身份關系）由交往系統本身導致，——所謂資本財產一般即階級身份（資本一般）。
【注(29)：資本構成是財產積累和身份積累的雙重運動變量，或者說，其既為財產積累運動所直接構造，亦為身份積累的階級運動所系統結構化。在馬克思看來，資本構成是沿著技術循環生長路線和資本積累路線的連續的過程變量，同時是系統“不斷結構裂變”的產物——這意味著它是社會離散的變量，取決于系統的發展與運行整體狀況。因此，猶如“土地集中→皇權集中”是說明土地社會系統的身份積累的成長關系，馬克思也用“以市場集中為基礎的資本積聚→本身是以生產集中為基礎的資本集中”來說明資本社會系統的財產積累的具體成長關系；同樣，正像皇權集中是規定土地財產的直接形式，它使得土地財產具有“階級財產”規定性，資本集中作為壟斷身份的直接形式乃是使資本主義壟斷具有“階級身份”的規定性。這顯示一個基本規律：一方面，“土地集中→皇權集中”同時是階級財產的關系集中，土地形式的財產積累為系統變量所內生；另一方面，“資本積聚→資本集中”同時是階級身份的關系集中，資本形式的身份積累同樣為系統變量所內生。其表明，范疇系統實際上是一“事格系統”。一切資產階級學者說到底都根本缺乏“歷史感”，在于其絕不能認識到經濟范疇的這一特性：“在階級社會里，它最本質的社會性就是階級性。”（參見《馬克思的方法論與系統論》第252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道路系統II的典型主體組織（作為“個別資本”的資本家企業），按其本性來說乃是異化財產積累之道路性質。
【注(30)：從這個角度看，剩余價值論其實是“異化勞動創造商品價值”的理論?！?/p>
其異化性質根源顯然來自總資本對于自身所處社會系統階級身份的定格。
【注(31)：奴化生出異化，異化必須再次衍生奴化的階級規定。某種意義上，這也是馬克思將資本主義地租問題置于“總過程的各種形式”中加以考察，回歸“五篇計劃”的理由?！?/p>
以貨幣轉化為資本的事實為例，背后的實質是“勞動力成為商品”規定（勞動者階級化——淪落為一無所有的賣身自由者）。畢竟，單單靠錢袋子和剝削行為是不能確立工廠制的，必須依靠交換理性（利用市場交換安排勞動者的全部生活形式）使工人徹底成為和占有生產資料行為無關的一無所有者。馬克思最后進行了總結：“簡單再生產不斷地再生產出資本關系本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傭工人；同樣，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或積累再生產出規模擴大的資本關系：一極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資本家，另一極是更多的雇傭工人。”
【注[13]70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分配方式總是生產方式反面的規定，是其生活形式上所折射的社會內容。土地一般的本體是土地身份一般，卻以“土地財產一般”為表現；同樣，資本一般的本相是資本財產一般，卻以“資本身份一般”為表象。進一步，如果我們以“Y = Q + T”統一剝削對象的公式進行考察（Q為產品數量、T為可占有的勞動時間），則土地一般的剝削運動序列是沿著Q（食殖本身）→T（占有或占用奴仆勞動）前進，資本一般的剝削運動序列與之相反：沿著T（計時工資制度）→Q（計件工資制度）前進，所謂拜物教形式的生產剝削。階級一般的辯證法是個“歷史矛盾規定”：一方面，國家是階級身份一般，卻以“資本的財產”為開道；另一方面，資本是階級財產一般，卻以“國家的身份”為庇護。在“經濟主體組織”向“聯合主體組織”揚棄發展的道路上：一方面主體組織勞動進行著自我身份的揚棄，其不斷重建身份規定，使共同體關系的生產勞動類型（OL）沿著“共同勞動→非主人勞動→主人勞動→國家自主勞動”路線前進；另一方面，通過道路互嵌，從共同體關系中瓦解出來的“財產關系”同樣進入“自我揚棄”的歷史發展過程，沿著“市民勞動→雇傭勞動→國家公共勞動→聯合勞動”路徑前進，因而市民關系的生產勞動類型即CL同OL是相對照的勞動關系，二者攜手共進。真正的工藝學即為“聯合主體的勞動”，它是自由的前提和真正開始，由此將勞動發展的諸種歷史形式聚集為這樣的道路形態：簡單勞動體（無機的意識和機械的聯系）——勞動有機體（有機聯系和文明規劃）——社會勞動器官的有機發展（勞動器官“必然性狀況”的社會發展是這一發展的物質條件和基礎）——人的全面發展，這是和國家及資本歷史使命休戚相關的道路命題，直接呼應了勞動共同體重建。
【注(32)：“重建‘勞動過程——生產方式’路徑的所有制的社會形式，其實質則是對科學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和‘建構形態’進行時代綜合，謀求支持實現生產關系全方位革命的經濟形式基礎，最大程度發掘與新型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契合的經濟形式社會類型。”（參見《勞動過程與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對<資本論>方法貢獻的性質》，載于《當代經濟研究》2020年第4期）】
然則勞動的解放始終是人的解放的前提條件，其鎖定重建個人所有制歷史區間的方式是“自主勞動身份的勞動者重建”和“個人（交往）能力的勞動力重建”的道路合流，進而說明勞動過程文明規劃乃是重建行動之內在根據：它的意蘊既是生產方式的“否定之否定”，同時也是生活資料安排的“道路揚棄”。這再次表明，以通史道路方法論植入這一理論命題，問題將獲得解決。
上述認識成果集結為圖5。唯物辯證法以“規律”為聯系和發展的范疇，從中揭示認識機理，梳理世界觀和方法論統一原理，定格認識工具。出發點是共同體被“市民關系的系統”取而代之，所謂“每個個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會權力”的歷史世界，被馬克思稱為資本主義前的“關系的解體”。
【注[20]10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市民所有制（主體生成：“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資本所有制（主體否定：“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社會所有制（主體發展：“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可見，否定之否定和共同體的“解體經濟學”有關(33)；盡管如此，“生成－否定－發展”同時是關于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歷史關系變遷景象的道路形式概括。此外，我們還必須承認，馬克思列舉出這一道路系列意在揭示規律范疇的認識論，定格道路系統的認識工具。“規律是辯證法的認識論的形式”，從規律出發、以對規律的認識貫穿道路，“這樣立足于唯物主義路徑，即可得到‘辯證法道路’的全部形式——聯系的總規定、質和量互系意義的發展、肯定和否定互系意義的發展、對立和統一互系意義的發展。”
【注[21]：許光偉.論《資本論》矛盾規定發展的辯證法——以唯物史觀何以“唯物”何以“唯實踐”為線索[J].經濟縱橫，2020，（8）：9-23.】
事物的存在－事物的狀況－事物的道路－事物的滅亡，從中可了解到，其揭示規律認識論的一般原理。否定之否定的認識規律所揭示道路的路徑形式是“道路系統→結構（化）系統→道路系統”，——于是在馬克思看來，這是“市民社會”發展道路的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這個社會是以簡單的家庭和復雜的家庭，即所謂部落制度作為自己的前提和基礎的……從這里已經可以看出，這個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臺，可以看出過去那種輕視現實關系而局限于言過其實的歷史事件的歷史觀何等荒謬。”
【注[7]87-8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圖5 主體組織勞動類型及歷史道路揚棄的各種形態
為此必須堅持蘊含分配關系的生產方式的“通史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學教科書樂于用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來說明“事物”對象，其實是仿真道路和系統，例如，用內生變量的理性選擇替代對資本積累（資本的財產積累）的道路考察，以及用外生變量的參數變化來極力粉飾和掩蓋資本階級的身份（資本的身份積累）的系統存在和發揮實質性影響作用的經濟事實。簡單來說，這是“資本理性人”的系統行為人假設的實質；假設只是為目的而存在，然資產階級理性仿真的“經濟人”，其目的自然是炮制“等邊際關系”。于是有等效用－等產量、等支出－等成本的理性曲線，以后便于擴展出用以解決市場非出清問題的各種理性曲線。這顯然旨在將“歷史個人”概念化，而假如世界由概念的必然性所設置，其進一步就由理性必然性所設置，理性假設的整個自我理解將為它的讀者縫合一件邏輯縝密且形式嚴整的外衣。借助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然化、永恒化和絕對化的理論模型“煉金術”，新古典經濟學成功地將階級本位演繹為“誰理性”的知識問題，相應將資本積累的工作定位轉換為“誰選擇”的函數問題，不過是企圖從資產階級假設上以一階級之私綁縛全體階級人的行動意志。由于決定資本有機構成一般水平的是階級變量（競爭形式僅僅是系統決定的手段機制和運動表現），從這一認識出發，它恰恰要被資產階級教科書設定為“外生變量”。然則，為“反仿真”計，《資本論》安排的分配關系闡述實則是兩大發展環節：生產（分配）——交換（分配）。前一環節反映由個別資本決定的直接分配關系——它同時是再生產的直接組成構件，表明“勞動過程‖價值形成過程”對“勞動過程‖價值增殖過程”的歷史轉化關系；后一環節反映由社會總資本決定的社會產品的分配關系形式，表明“勞動過程‖價值形成過程（價值增殖過程）”對“勞動過程‖價值分配過程（以及由生產價格主導的社會分配過程）”的生活轉化關系以及剩余價值社會流通對其整體的制約與決定作用。
蓋因有機構成不過是“具象的唯物史觀”（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乃至是將“價值→剩余價值”母子轉化鏈條所化成的現實關系進一步落實于“以生產過程為體、以分配過程為用”的具象化的社會經濟過程。這樣，前一環節系為執行“分配關系是生產關系的反面”規定；從這里，一定分配方式由一定的生產方式調節的規定（生產關系I）得到明示，它相應要求企業生產制度是由雇傭勞動制和生產性分配的規定所組成。至于后一環節，由于“個別生產”轉向“社會分配”，生產關系I必須擴展至生產關系II（社會系統的分配形式最終由社會生產形式所調節的規定）。利潤平均化運動的引入迫使形成起來的“資本的社會生產制度”要領導工廠制度本身，即在社會分配環節：資本俱樂部制在一般意義上替換雇傭勞動制發揮作用，隨之發生的替換關系是資本流通（和c：v有關的資本再生產運動）一般性地擴展了生產性分配（Pm：A）的功能——機器排斥人。很顯然，生產關系I僅僅和m范疇有關，以之為基礎的生產關系II則和各種收入（Y）范疇形式有關。這就一般考察了平均化運動規定的m（L）→Y（L）。不過這里，L要同時反映伴隨資本轉移運動的部門L（A，Pm）形式。從而，Y（L）應在形式上改寫為：Y（K1，K2，K3……Kr……Kn），K1，K2，K3……Kn序列即代表資本在社會形態上的各個運動分枝。在生產關系I轉向生產關系II過程中，m分解為om + cm（即“地租+平均利潤”）：土地資本形式Kr——作為其中極為特殊的規定——是堅持自身的分配形式為om（作為生產形式和流通形式的直接合一），以別于cm規定。這是將土地社會和資本社會同樣作為具有系統運動構造原理的“階級機體”規定了，從而，資本社會系統消滅地主階級的同時保留“土地所有者”，其目的是為了確保“私有制的最后堡壘”（土地私有制）的恒常存在性。然如上所論，正是由于具備勞動二重性的學說，《資本論》整體形成了范疇的“有機網絡”；它有前后推進的兩種線路：一是從C到C′（資本有機構成），二是從m到它的各個分枝。其后在把握由剩余價值的各個枝杈的個別運動時，進一步堅持科學的系統體用觀，將范疇“母子論”巧妙融入由“體”化“用”的構造中。相反，斯密和李嘉圖之所以真正缺乏對范疇機理的理解，在于對資本主義對象系統把握的局限性、片面性，從而與勞動二重性科學原理失之交臂。斯密的“Y（L）”混淆范疇和概念，李嘉圖重視物質勞動和勞動生產力發揮原則的“W（L）”，寧可將生產價值關系的勞動視作物質關系本身，因而將物象關系的社會規定推向極致。無論斯密和李嘉圖均否認m（L），尤其是流通形式的m（L）規定，因而試圖將價值同其經濟形式直接等同——以形式上的獨立性掩蓋價值形式所承載的社會關系，他們的成就充分表明了資產階級視野所能夠達到的認識高度。通過對李嘉圖的理論進行批判，馬克思強調，不承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特殊性，乃是李嘉圖既不區分生產過程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別，同時也不區分從資本的流通過程產生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區別，然而，一旦考慮資本的有機構成，諸多的矛盾和問題就都消失了?？梢?，克服“二律背反”不靠形式邏輯，而靠歷史邏輯；同時為了把分配辯證法落實到形式邏輯，也必須堅持道路和系統統一的資本積累觀。正是由于具有m（L）－ m（C′）關系上的社會結晶體的認識，是以導致在剩余價值的社會分配問題上，馬克思同樣堅持由m（L）出發，最終經由資本積累總規律，實現了對生產－分配機理關系的總說，形成科學認識論。重建命題是這一義項的工作產物，它指明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實踐工作的入口，而創造性提出共產主義形態的“w（L）”，從出發點規定上回答了這個未來社會的理論實踐問題。
重建目的——重建財產——重建身份（人的全面發展）——共產主義所有制的鞏固發展：突出重建工作命題是重建財產和重建身份的歷史同步過程，出發點是重建生產目的交往理性，蓋因交往或身份是主體系統進行協調、合作或統治的中介，共產主義交往必須是聯合勞動的生產理性。然則，生活資料所有制問題和對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辯證關系的理解緊密相關。為解決認識問題，馬克思提出，“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
【注[13]10：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這一切都依賴于有機構成的分析工具，重建個人所有制道路內涵與實踐意義突出了有機構成“具象”歷史的功能。
【注(34)：發現派沒能認識這一點，缺乏了解和運用歷史辯證法的理論高度；現實派多從現實需要入手，著眼于現實難題的解決，是典型的“消費理論+消費主義”做派；修正派則進一步推動了“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之爭，強調重建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甚或是不僅包含消費資料，也包含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這些研究大多離開了《資本論》語境，且沒有統一的論證工具。就重建命題而言：一是從理論品格上將身份或財產版本的階級理性統制的規定轉化為“身份－財產”主人關系之“具體重新統治抽象”目的理性，以此作為共產主義前史意義的市民主體自我解放的道路邏輯；二是從實踐品格上將社會主義“人的需要”目的指向主人身份的歷史重建，進一步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目的指向共產主義意味的公共財產“全面重建”。由于無法貫通過去、現在、未來，既有研究者普遍陷入認識的迷霧——表現在不能把重建命題作為“通史規定”和“生產規律范疇”，然而卻能看到它的重要性。在思想史上猶如斯密：通過混同“市民社會”和“資本社會”兩個不同發展階段的歷史特性，似乎從國民財富“性質”找尋到終極的發展動因，并且是普適的規定。斯密之所以能夠穿過自身階級立場所設置的“物象迷霧”，準確“說”出剩余價值，是由于“從資本生產的歷史形成看，資本范疇只能從剩余價值生產方式上得到辨識，這其實是一項對于資產階級社會而言的‘客觀認識’”。（參見《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第48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出版）“可見，亞·斯密把剩余價值，即剩余勞動——已經完成并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超過有酬勞動即超過以工資形式取得自己等價物的勞動的余額——理解為一般范疇，而本來意義上的利潤和地租只是這一般范疇的分枝。然而，他并沒有把剩余價值本身作為一個專門范疇同它在利潤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區別開來。斯密尤其是李嘉圖在研究中的許多錯誤和缺點，都是由此而產生的。”（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冊第60-61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
故而《資本論》第一卷以市民社會的“肯定和否定互系意義的發展”為認識工具總結歷史道路的發展，明顯具有通史道路的方法論考量特征，在于踐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到政治經濟學中尋求的看法，這種工作成果實現了對《法哲學原理》的徹底批判。這使宗教的歷史認識問題得以最終解決。
“否定之否定系列”第一個道路系統是起源和發生規定的“市民社會關系”，即Q→T（當中已經包含對A：Pm道路進行歷史否定的全部發展規定性）；否定環節指第二個道路系統，即T→Q，指示異化財產的積累。然則，變革的主體必須被設想為無產階級，它也必須從肯定的環節（作為自己的財產的積累）的基礎上“重新前進”，這樣就有了在否定基礎上“歷史發展的再肯定”。于是問題迎刃而解了，在共同體－市民社會－共產主義這個形式聯系的鏈條中，必須將市民社會同時視為市民主體本身進行“自我解放”意義的歷史發展，視為通史道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論規定。即圍繞A：（Px + Pm）對A：Pm的回歸和超越，能夠相應建立Px：Pm（w：c）和Pm：Px（c：w）的道路結合關系。其在形式邏輯上必須是：w（Q→T）——v（T→Q）——w（Q與T的關系重建）。蓋因前一個生活資料安排的道路意義是身份關系的人的交往理性，后一個生活資料安排的道路意義是自由關系的人的交往理性，連結它們的是由物的依賴性所強加的勞動主體交換理性。顯然，“人的解放關系”的解決是個歷史進程，“事實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想的社會形態，在其歷史唯物主義全面確立前后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設定的共產主義形態就是社會的活動（生產）和社會的享受（消費），到1875年撰寫的《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仍然堅持了1844年的這種設定。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一方面堅持‘社會的生產’，另一方面又策略性地調整了‘社會的消費’，這就是按勞分配，按勞分配意味著承認消費的個人形式。但是，馬克思卻把按勞分配看成‘舊社會的痕跡’，看成‘資產階級權利’，并把它僅僅歸結為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而到了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它將不再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不是‘否定之否定’，而是‘在它自身基礎上發展了的’社會。”
【注[22]：郝敬之.回到整體馬克思——《回到馬克思》質疑[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262-263.】
列寧的說法是，“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到來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社會和國家對勞動標準和消費標準實行極嚴格的監督，不過這種監督應當從剝奪資本家和由工人監督資本家開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國家而是由武裝工人的國家來實行。”[18]86-87在某種意義上，列寧預告了之前的道路進程：重建個人所有制I→重建個人所有制II（圖5顯示了這個機理，道路過程分別為OL3－OL4與CL3－CL4歷史區間），這是在歷史主體辯證法的道路域中劃定的工作范圍和演進路線。
【注(35)：共產主義是“實現了的主體辯證法（規定）”，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是指向這個目標的歷史過程。而從歷史主體辯證法（規律）最終實現的角度看，目的性由主體性所規定，本體論則由主體論所規定?！?/p>
一言以蔽之，馬克思的市民不是欲求絕對獨立之個人或抽象理性人等幻想，而是希圖解放的“共同體的社會個人”，即不斷走向歷史自由道路的個人的力量。
身份與財產是重建命題所釋放出來的階級理論內涵和實踐解放涵義。如果說道路II的矛盾源于“必然性規定的勞動能力和它的財產地位的矛盾”，那么，我們同樣可以說，道路I的矛盾源于“勞動者素質機能與其社會地位的矛盾”，由此激發一種認識：關于身份與財產的所有制關系，單單用政治與經濟或文化、倫理、拜物教等因素與物質生產的系統結構聯系已不足以認識問題、解決問題和指導實踐，是以“要明白蘇聯教科書的傳統唯物史觀中，對社會基本矛盾的規定缺了什么？還是缺主體性。因此，這樣規定的社會是沒有主體的社會，也是沒有生氣的社會，只是一堆總體性概念堆砌起來的社會。說到它的基本矛盾，也只是概念之間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忽略了生產的主體。”然則實際的涵義是，“不是用勞動者素質機能和社會地位取代生產率和生產關系兩個范疇，而是取代它們在歷史觀中的地位。”
【注[19]151-154：劉永佶，等.勞動歷史觀[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
進一步，黨的策略就在于沿著主體關系揚棄路線創造性理解唯物史觀的基本矛盾，藉以結合解決道路I矛盾和道路II矛盾的社會策略問題，從而有了黨在不同時期的辯證法工作策略以及對價值規律（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的創新性理解與創造性實踐。
勞動解放的核心內容是勞動者的解放。身份規定的問題說到底也是勞動者的解放，其中的實質又是勞動主體解放和人的解放——使勞動者從勞動的單純主體變成主人身份規定的社會主體?！顿Y本論》創造性地提出人的解放的條件——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問題，將個人能力發展的必然性狀況的尋求歷史解決同勞動者自身的解放結合起來，這就歸結為一個總的解放道路機制：所有制解放。有機構成－人－生活資料－生產資料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有機的勞動條件，所有制解放的道路條件是保證這一有機條件順暢實現，然則，替代“資本的結構化系統”的對應設施首先應當是以w5（身份奴化關系的歷史轉折）為表征的社會必需品的系統生產；它同樣是結構化的規定，——食殖生產第一次直接獲得“系統目的”規定性。生活資料的系統規定性及社會直接生產構成重建個人所有制I的核心經濟內容，——這就是以民主促進勞動者自由聯合的實際基礎和系統的基本社會行動。這樣對重建個人所有制II而言，在完成“個人生活資料”對“系統生活資料”的全面轉化之后，所要完成的僅僅是將“一般剩余價值”（m4）轉化為社會公共價值（m5）。在前者行動干預下，應將后者同時視為終結勞動者“勞動異化”時空的道路規定。重建個人所有制I→重建個人所有制II系統道路的統一規定是：奴化勞動者→國家→自主勞動者以及市民→資本→公共個人；身份的重建歷史過程、財產的重建歷史過程第一次具有了實實在在的系統工作同步性。如果從某種意義上說，“勞動異化（關系）也是兩重的構筑：構筑在第二重身份形成規定（所謂勞動過程之內‘狹義的勞動二重性’）中的‘勞動異化’，其實是第一重身份規定（所謂‘廣義的勞動二重性’）內固有之異化現象的一個工作對應，或毋寧說，它們根本上都是‘身份異化’的兩次表現，其中，‘第二次表現’直接展示了經濟內容”，那么，“兩重關系構造的規定乃是將‘勞動合約’由勞動過程之內的個體發生，推及勞動過程之外，推及社會過程，甚至遠遠推及全部系統。要之，兩重勞動合約本身乃至合約內部的多重關系乃是‘同時發生的’，只是由于所有制本位不同，才分別展示各自不同的結構化自身的順序。”
【注[17]：許光偉.國家、所有制與勞動合約形成——中國共產黨分配理論、實踐工作本位考[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1）：5-26.】
旨在徹底解決奴化和異化問題的系統生產是把計劃作為主體聯合自身的組織條件和政治條件來看待的，據此，毛澤東提出關于“兩個消滅”作為共產主義過渡條件，斯大林提出“三個基本的先決條件”還不夠，還必須有“政治條件和主體動員的條件”。這是理解“黨領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要理論范疇的根據，計劃必須從克服官僚屬性及市場盲目性入手成為黨的策略的主要手段；不可否認，社會主義社會確實存在“奴化－異化－奴化”的運動復歸，如工人官僚具有兩面性和矛盾性：工人官僚集團的統治“主要不是通過掌握貨幣財富，而是通過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這一點決定了它的非資本主義性質；另外，“它的非社會主義性質則體現于，它無法使自己擺脫貨幣和貨幣財富的影響。”
【注[1]8：曼德爾.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M].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02.】
“國家－商品拜物教”有可能成為社會主義選擇市場經濟道路形式的“阿喀琉斯之踵”，從而出路只能是在以系統的力量利用價值規律的同時，加強計劃的科學性和民主性，防止主體重新跌入市場拜物教。
以主體辯證法謀劃發展，核心要義在于圍繞“人的主體性”設計經濟組織類型，在于以恰當的社會機制落實和安排勞動者的社會主體資格與主人地位，立足現實地基促進社會向“發展人”的目標方向扎實前進。然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組織包括公有制的經濟主體組織和非公有制的經濟主體組織兩種基本類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營企業是一種“新的關系”類型，決定其必須將自身安置于“新的系統”，以免重新被舊有的道路I或資本主義的道路II所啄食。只有肯定系統層面的自生力是起決定作用的歷史道路力量，并成為自身的系統外生變量，才能夠真正使自身定格為以人民為中心的“雙內生變量”（具有道路系統I意義的雙重的自生能力）成長規定：身份關系的自我成長、自我發展壯大乃至于財產關系的自我成長、自我發展壯大；而一旦喪失黨的領導，其立時陷入無序生長狀態，失去系統賦給的成長規定。這既是系統生長的一般原理，也深入涉及黨領導資本的“機理問題”。須知在道路系統I，財產積累是不自生的，但不意味著財產關系不自生，實際上，它由系統本身所產生，乃是由公有制道路系統及其結構化所形成的系統自生力，——意味著它的成長道路最終只能歸結為系統形式的成長。
【注(36)：任何系統一旦失去系統自生力就將趨于瓦解。道路自主而系統自生，這是對社會形態的基本矛盾進行問題解決的創造性描述?！?/p>
這突出了以國有企業為主導加強兩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組織”的經濟協同的理論正確性和實踐必要性。任何個體經濟主體組織的成長都是受系統約束的行為。然則，國有企業部門必須扎牢主人身份成長，焊牢系統目的規定，以拱衛階級身份和社會財產“雙外生變量”的行動資格。
【注(37)：其暗喻勞動者階級的系統生產關系成長類型和人本位的系統生產力發展類型兩位一體的統一性?！?/p>
其在系統經濟過程“實踐現身”，是確保生產和分配同樣為實踐化的行動，在工作原則和策略上落實列寧的指示：“統計和監督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調整好’，使它正確地進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條件。在這里，全體公民都成了國家（武裝工人）的雇員……（因而）全部問題在于要他們在正確遵守工作標準的條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領取報酬。”
【注[18]90：列寧.國家與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于是必須特別注意分配是一種“實踐化行動”規定，社會主義由分配實踐啟動，“說到底，分配域的資本仍舊是普遍異化的要素的社會偽裝形式”，從而，“從分配也是一種實踐活動——生產性實踐活動和政治實踐活動——的角度而言，超越資本的現實力量結點在于分配本身。”
【注[23]：許光偉.生產要素社會規定性：一個批判性建構分析[J].學海，2012，（2）：23-29.】
具體來說，是從全局上看到總規律從計劃本位著眼，又落腳于分配的實踐活動，這樣即把“主人規定”事格化了。蓋因共同體的勞動主體格同樣經歷“成員（主人）→非主人（非官者‖非資者）→主人（勞者‖官者‖資者）”的變動序列，即按“身權”分配→按“財權”分配→按“主人”分配的形態軌跡變遷（至少主導分配形態是如此）。
【注(38)：就勞動主體而論，通史的分配沿著“按身份分配和財產形式配置的結合→按階級分配和按財產分配結合→按主人分配和財產形式配置結合”序列前進，——從經濟統治形態看，分別是按“土地”分配（財產是身份的直接實現形式）、按“資本”分配（財產歸根結底作為階級身份的實現形式）、按“勞動”分配（“主人規定”決定和調節著財產的實現形式）?！?/p>
于是在通史道路自我揚棄發展的第一階段，勞者作為“成員”，擁有一定程度的身權，但越來越弱，——在這個階段上，宗法分封、貴族分封盛行（這決定不可能有普遍的資本形式）；第二階段基本可視作“被雇”階段，資本家以“主體財產權”的名義全部奪取了個體雇工的社會身份權，——在這個階段上，由于市場配置的力量，官僚統制逐漸被系統所禁止；而只有在第三階段，勞者、官者、資者重新作為“混成有機的形式”（所謂“掙主人”的時代），同時計劃統制開始流行起來，勞者的社會自由度開始得到大幅提升，——相應只有在這個階段上，自由的勞動計劃才可能全部替換原來由分封生產、統制生產和市場配置占據的位置。
以上充分劃開了社會主義占有條件下的“積累”（國家積累為基礎的企業積累形式）和資本主義占有條件下的“積累”（資本積累），使兩者在歷史過程的屬性上具有嚴格意義的區別。從道路到人、從人到系統、再到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凸顯公有制的資本形式是暫時的社會發展規定，伴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勢越發凸顯，它必然為更高級的公有制經濟形式所替代。在這個特殊歷史發展區間之內，國有企業作為特殊道路發展類型是“瓦解的資本”和“瓦解的國家”行動規定性的統一：它作為系統之“目的性規定”，始終作為積累二重性“揚棄規定”而存在、發展，從而是追求實現物本位的抽象目的重新服從于人本位的具體目的，是一種自覺行動意志逐步得到實現的經濟的自然過程與社會的自然過程。民營企業的資本屬性是非獨立的，是依存狀態的，于是除了和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全體公有制生產組織和經濟形式一道協同之外，它其實并不會有別的發展出路?？傊嬲饬x上的現代化是“人的現代化”，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踟躇于Pm：A道路考慮問題，仍舊浸淫于抽象理性。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決定“人的現代化”根本上是對A：Pm道路的回歸，需要以此為切入點把握現代經濟體系構建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的關系，既重視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的巨大推動作用，又立足人本位，實現生產力在內涵質量上的跨越式發展。所以從整體看，這也是有機構成與社會主義現代化聯系的實踐線索。
依據圖3，陰陽五行是思維的具象，有機構成是歷史的具象，這樣可以將總公式和生產一般視為歷史過程展開自身的兩個維度。交換－交往－交換、流通－生產－流通：總公式只能作為“歷史具體”（本身包括著抽象歷史、具體歷史、抽象認識、具體認識的具象環節）——實踐具體和思維具體，生產一般只能作為連結實踐具體和思維具體的“歷史抽象”。所謂《資本論》中的“有機構成”，即勞動二重性的商品化合物→貨幣化合物→資本化合物；有機構成是歷史道路生長秩序的具象，由此產生“抽象和具體”（范疇學）的展開維度。“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然則，“后一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
【注[6]1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所謂歷史化合物的發生學，即運動和構造的歷史發生學、系統發生學、現象發生學、認識發生學，從中可以看出，馬克思指示的“科學”乃是歷史科學。單純“發生→結果”乃是現象學，只有“歷史發生→歷史結果”才蘊藏本質；“歷史的發生”（實踐具體）——歷史生產的理論抽象式——“歷史的結果”（思維具體）：這是確立思維學意義的“抽象第一性”和“具體第二性”的根據。然則，發生同樣是結果，結果同樣是發生，略古詳今，過去歷史的結果和現在歷史的發生形成一種從簡單到復雜的歷史進程：如主體性→階級性→主體性與階級性的有機統一；據此可看到，主體性和階級性這一對范疇當然決定著階級性和科學性的工作關系。然則對道路I而言，乃從共同體本位的協作出發，以“協作形式”布置總線，卻不是“價值形式”。
這就形成對階級關系生長具象狀態（自主和自生成長狀況）的理論與實踐詢問。是以把握規律范疇必須引入“階級關系的對象”，如對資本積累（本身是資本主義的總規律）的把握必須基于資本家階級的自主關系和雇傭勞動階級的非自主關系視角，進一步考察社會生產力從自生到不自生的發展狀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超越“非自主”（生產關系的必然性發展）和“不自生”（階級生產力的必然性狀況）是生產方式變革的同一命題；盡管如此，當考察某一既定階級生產方式的生產發展時，被統治階級非自主生產關系的規定性往往被合并在統治階級生產關系類型中加以考慮。這也導致勞動主體似乎可以借助主體關系的財富對象，和非勞動者一道成長（如中國古代社會的集體生產形式）。
【注(39)：雖則對被統治階級的生產力的衡量依靠了“自主生長”，但同時也必須注意到，它的特征狀況歸根結底由系統形態的整體狀況來決定和說明?！?/p>
由此可看到，自主始源規定是勞動者的身份規定，源于“主體是勞動者”這個規定性。自主同時意味著占有對象上的“共主關系”，資產者正是利用這個規定使個人勞動能力作為“自己的財產”并入自主成長行列。同樣，也正是由于我們把本身是主體格和階級格概念合成的生產方式同作為“身份和財產”的所有制概念進行必要的工作嫁接，才最終覺察到階級生產方式的特殊的占有關系類型。顯而易見，道路I意味著主體交往系統“身份的自生”，道路II則意味著客體交換系統“財產的自生”。然則，前一道路特征反映為生活資料自主制度賦予的身份積累“自生性”（或自主成長）與財產非自主成長的二重規定統一；與之相反，后一道路特征反映為生產資料自主制度賦予的財產積累“自生性”（如資本有機構成的成長體式）及其階級身份“不自生性”（資本有機構成一般水平的系統決定）的運動統一。于是在前一道路形式上，身份關系好似是“內生變量”，而財產形式是“外生變量”；在后一道路形式上，財產關系好似是“內生變量”，階級身份則是“外生變量”。這是對立的道路共殊運動，決定其系統內相遇的情形是：要么是相互融合，要么是雙方結成的矛盾關系向新的關系轉化。
由此看來，《資本論》不過是為了調查“歷史生產一般”而落實的理論實踐研究，如：《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總公式的“道路系統”、《資本的流通過程》——資本總公式的“結構系統”、《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資本總公式的“生活系統”。中心線索是階級（斗爭）關系由簡單到復雜、斗爭形式由低級到高級，這決定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實踐范型必然是歷史與階級、系統和范疇；同時注意到道路I與道路II理論分殊和邏輯統一的特殊工作關系，這樣就超越了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試圖用“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分別替換“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工具論做法，有機統一了實體與工具。第一卷可以說是把握歷史過程和基本范疇，第二卷是考察社會系統（由局部運動的構造到整體運動的構造），第三卷是直接面對階級生活場面。“價值形式”從而成為總布局的線索，借助有機構成的唯物辯證法工具，《資本論》成功揭示了階級和拜物教的經濟學原理。以此推論，母子體用——道路為母、系統為子，反過來，系統為體、道路形式為用——是馬克思關于唯物辯證法的標準思考路徑：如《商品》的寫作安排，即是對這種路徑形式的一個垂范（第一節“關于道路批判的歷史理性生產”為母、第二節“關于系統批判的歷史理性生產”為子、第三節“關于階級本位的歷史——系統的道路形式”為體、第四節“關于拜物教目的理性及其批判的歷史認識——系統的認識形式”為用）。再就《資本論》的工作內容布局而論：第一卷屬于“母”，以矛盾展開歷史；第二卷屬于“體”，以規律展開矛盾；第三卷屬于“用”，以范疇展開規律；第四卷即歷史部分屬于“子”（理論部分是認識上的廣義“母”規定），進而形成“歷史→矛盾→規律→范疇”的完整認識鏈條，提供思想史批判的依據。作為總論，《商品》邏輯是對《資本論》四卷體式尤其理論部分的工作錨定：一、二兩卷從而仍“母子相扣”，同時，三、四兩卷仍“體用相連”。從總體上看，四卷體式毋寧說是對《商品》的一種邏輯上的擴展和應用形態上的實現，疊合二者的工作線索恰好就是階級關系內涵的有機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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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光偉 - 百度學術 xueshu.baidu.com/scholarID/CN-B775FL3J
轉自：政經中國公眾號
【理論探索】許光偉：有機構成、人的發展與黨的策略問題——通史道路的理解域
https://mp.weixin.qq.com/s/_1hZUmhnovlsz2fCwf3ezg
（作者鳴謝彭晶晶老師的支持與悉心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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