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牧孜 | 《文化縱橫》

　　【導讀】上個月，獻禮片《1921》將由流量明星飾演革命偉人的消息再引爭議，這也折射出偶像明星扎堆獻禮劇的現象。不過，近年也出現了另一種與之抗衡的新現象：沒有流量明星的主旋律劇也開始火熱“出圈”。尤其是最近熱劇《覺醒年代》，據稱受到各年齡段觀眾尤其是年輕人的熱捧。

　　《覺醒年代》的特殊之處在于通過塑造新文化運動的人物群像，動態呈現當時世界與中國的歷史進程，完整再現了一場思想運動。影片體現出精英史觀、群眾史觀、革命史觀之間的張力，它并不遵循“救亡壓倒啟蒙”的思路，而是回到毛澤東的大歷史觀。它的“破圈”暗合這些年輿論風向之變，反映出當下中國人價值觀的悄然轉向。比如，當弘揚傳統文化成為主流，劇中的新文化派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也從決絕轉為溫和。

　　如果《覺醒年代》早幾年播出，恐難流行，還可能招來差評。其最為成功之處，是突出了大時代中一代知識青年的道路選擇問題。電視劇描繪的那一代人的革命與青春，折射當下歷史觀的隱秘變化，因而在青年中引發強烈共鳴。對于歷史及生存現狀的體認，使越來越多年輕人沉浸于愛國情感時，也萌生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強烈興趣——二者的起點正是五四。對今天的年輕人而言，在溫情和冷靜中重思古代傳統與革命傳統的意義，已成為其精神塑造的一股潛流。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雜志2021年第3期(6月刊)，原題為《回歸革命史觀——<覺醒年代>的史觀轉向》，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繼《大江大河2》《山海情》等主旋律電視劇贏得收視、口碑雙收之后，革命歷史劇《覺醒年代》也火了。這部呈現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創建全過程的電視劇，在網上被年輕觀眾不斷催更，并登上微博熱搜。一部主旋律獻禮劇能夠在大眾尤其是年輕人中成為流行“燃劇”，這種意料之外的影響力堪稱“破圈”。2021年4月6日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羅崗教授圍繞《覺醒年代》組織了一場聚談，本文圍繞《覺醒年代》展開的歷史觀討論，受益于羅崗、周展安、毛尖、倪文尖、孫曉忠、王銳、林凌、蕭武、張煉紅等師友的觀點。

　　《覺醒年代》講述了從1915年《青年雜志》問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的6年，它通過塑造出新文化運動中一群我們耳熟能詳的個體形象，呈現了一場完整的思想運動。它不但“活化”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新文化運動干將的身影，而且，也敘述了新文化運動中那些相對保守的學人是如何思考文化和文明的重建。《覺醒年代》這部電視劇的特點，正在于它是通過塑造新文化運動中代表性人物的形象，還原當時的思想場，處理復雜的歷史事件與思想脈絡。也許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覺醒年代》略讓人覺得單薄，但作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它對于歷史的呈現，不僅留下某種屬于大眾的歷史性痕跡，也在講述歷史的同時創造新的價值觀。

　　▍《覺醒年代》如何呈現一場思想運動？

　　正如王奇生在《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一文中指出，《新青年》在當時非但不是什么名刊，反而經歷過很長一段慘淡經營的時光。這種狀況直至陳獨秀來北大任教，《新青年》以全國最高學府為依托之后才有所改變。

　　但作為大眾文化作品，《覺醒年代》的特殊之處并不在于它對史實是否絕對忠實，而是它以極具藝術表現力的手法，通過場景的還原、人物的行動與思想的討論，將新文化運動的人物群像，呈現于時代的大思潮中。在電視劇中，我們今天稱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三股思潮，始終處在動態的角力之中，體現出五四前后政黨政治、大眾運動和戰爭條件下文化運動的獨特性。

　　《覺醒年代》大致用將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再現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在知識分子群像中，“相約建黨”的陳獨秀與李大釗，是展現知識分子走向20世紀激進革命的絕對主角，胡適則代表了反對“救亡壓倒啟蒙”的精英聲音，北大及其校長蔡元培在思想場域發揮的作用也被極力渲染，至于黃侃、劉師培則被誤歸為與辜鴻銘、林紓沆瀣一氣的保守復古派。這其中，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陳喬年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及工讀主義實驗被格外突出。在新文化思想場域的外圍，則是對北洋政府官員如“辮子軍”張勛的漫畫式刻畫，以及對農民苦難、麻木與工人覺醒等的呈現。

　　作為一部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特點在于它用細致的影像語言，耐心而又細膩地呈現出在五四的大時代背景下，不同思潮的分分合合，清晰地回答了為什么新文化運動會催生出革命力量。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轉折點，也是《覺醒年代》較為濃墨重彩呈現的片段。電視劇將國內的行動與“巴黎和會”的進程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在極具運動感鏡頭的推動下，《覺醒年代》對“巴黎和會”的呈現，使新一代觀眾更直觀地意識到世界大戰及戰后秩序重建對廣大亞洲區域的深刻影響，不能再只寄希望于先進者與啟蒙者的善意（如戰后初期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對美國和威爾遜總統帶來新秩序的熱切期待），而應該對帝國主義秩序提出自覺性的挑戰。五四運動并非只從屬于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和文化運動，也是更廣泛的亞非覺醒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浪潮中的組成部分。相比于之前影視劇中對于新文化運動的描繪，《覺醒年代》的特殊之處，正是將新文化運動主將們的思想差異，呈現在這種世界與中國歷史的劇烈變動過程中。正是因為它可以從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的動態交匯中細膩而豐富地呈現新文化運動，對于今天的觀眾來說，也就更容易理解為什么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革命派與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派，會由新文化同仁走向分道揚鑣——胡適終其一生都將新文化運動視為一場文藝復興，而事實上，五四時期的啟蒙，更緊迫的任務是救亡。

　　《覺醒年代》所呈現的這場思想運動的有趣之處，還體現在如何塑造反對派的形象與如何理解傳統文化。這也是這部電視劇經常被人挑毛病的地方。比如，劇中被刻畫為守舊派的劉師培，實際上并不那么“守舊”。劉師培的思想相當復雜，他在清末民初以政治立場多變而著名，先是鼓吹排滿革命，繼而宣揚無政府主義。劉氏時常利用中國古代學術中的烏托邦理想，來闡釋自己所信奉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德里克也曾指出，晚清以劉師培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更關注中國廣大平民的苦難。而人們印象中小辮長袍遺老形象的辜鴻銘，電視劇中雖然也是這般形象出場，但也強調他“生在南洋，學在東洋”，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教育，其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可能比胡適更為深刻。在辜鴻銘身上，《覺醒年代》比較突出地體現了五四新文化時期的新舊混雜性，他的傳統復古思想借鑒自西方保守主義及浪漫主義資源，而他恰恰是以中國傳統儒學的邏輯，來表達自己西方化的視角和價值追求。雖說在電視劇中，復古守舊派和新文化派的分歧，往往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調和之下往“和諧”的方向發展，但《覺醒年代》在彌合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與保守派的裂縫所做的努力，也讓我們看到“新舊”之辨的艱難。民國初年，中國知識界的思想環境在趨新與守舊兩端，“新派”亦非涇渭分明，更準確地說是新中有舊，舊中有新，新舊雜陳。《覺醒年代》對于“新舊之爭”的呈現方式雖然有點浪漫化了那段歷史，但相較新文化知識分子激烈反對傳統文化的姿態，它確實也反映出當下中國人的價值觀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當弘揚傳統文化成為社會主流，在電視劇中，今人那種整體性的文化自信與五四新文化派對傳統文化的否定就會呈現出某種調和。

　　新文化運動中“啟蒙與革命之爭”“新舊之爭”的思想現場當然遠比影視作品所能呈現的人物動態更為復雜。盡管如此，《覺醒年代》依舊反映出了一場思想運動的內在張力和思想特征，尤其難得可貴的是，它作為一部電視劇，竟然可以全景式地以不同人物體現出“德先生”、“賽先生”、個人主義、激進主義、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實驗主義等不同思潮，呈現出社會改造和愛國救亡的強烈情感。比如電視劇中對于陳延年等人以工讀主義實驗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呈現，對于今天的觀眾來說是一種別樣的感受。盡管電視劇中強調了他們的儉潔食堂經營不善，自我改造的一腔熱血最終不切實際，但工讀主義思潮是要對幾千年來中國士大夫的寄生性進行大膽改造，其背后構想未來的烏托邦力量，在那個左沖右突尋找出路的歷史過程中尤其顯得耀眼。　　

　　▍《覺醒年代》反映了怎樣的史觀？

　　《覺醒年代》盡管一定程度上延續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五四新文化敘事，著重精英知識分子主導的思想場域，但與前些年流行的“民國范”敘事仍然有顯著的史觀差異，簡單來說，《覺醒年代》體現出精英史觀、群眾史觀、革命史觀之間的張力，它并不遵循“救亡壓倒啟蒙”的思路，而是回到了毛澤東的大歷史觀，即將五四運動視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起點，將新文化運動也納入其中。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將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與愛國主題對立起來的觀點一度成為主流，其立場很切近胡適對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態度：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學生運動對立起來，認為是學生運動的興起導致了新文化運動的終結。這也是90年代“反思激進主義”的濫觴之一。“激進主義”不僅指涉學生運動，而且也指涉以五四為轉折點的中國革命。“救亡壓倒啟蒙”的觀點無疑具有鮮明的“后革命”色彩，《覺醒年代》在這個意義上是回歸了革命史觀。在電視劇中，趙世炎、陳喬年等年青一代之所以會卷入新文化運動，恰恰是來自“一戰”、中華民國的“共和危機”以及俄國革命等政治上的刺激，這使得文化運動的目標最終偏到了政治上，而激進革命運動是以建國為目的的。可以說，“如果沒有五四運動，這段時期的文化運動是沒有指稱的”。

　　《覺醒年代》講述的是建黨前史，講述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必然性，回應了中國為什么會走向社會主義。《覺醒年代》最為成功之處，是突出了大時代里一代知識青年的道路選擇問題。五四運動以后，《新青年》轉向提倡社會主義，1920年9月改組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1923~1926年成為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覺醒年代》不只呈現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主線敘事，也大篇幅地呈現出了陳延年、陳喬年兄弟等青年一代成為社會主義者的轉變。陳延年等青年無政府主義者，在電視劇結尾出現時已成為犧牲的中共黨員，這一身份的改變，也揭示出那個歷史階段知識分子和年輕人因應現實在思想與實踐上發生了轉向。

　　從歷史過程來看，當時的知識青年，對于到底是追隨胡適之先生還是陳獨秀先生，是迷茫和有爭論的。胡適主張的實驗主義，在當時也是有吸引力的。客觀上說，民國精英階層與中國士大夫之間存在脈絡延續，但“天下為己任”的傳統信念有其內在限度。陳旭麓在《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一書中，以“中等社會”來界定20世紀初期出現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他們是上等社會皇權之外的知識者、工商業者乃至士兵等，是為改造乃至顛覆皇權專制出現的社會力量，并由此催生了新的知識階層。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就出現在中等社會擔任中國社會演變動力的歷史延長線上。

　　蔡元培等知識分子也推崇“勞工神圣”。當時突出勞工的概念，主要是因為“一戰”中參戰者只有勞工，是為了強調中國“戰勝國”的地位。不過正如羅志田指出，“勞工神圣”出自蔡元培等名流之口，仍有較大的象征意義和影響力。《覺醒年代》也體現了那一代知識分子意識到只有精英的文化啟蒙是不夠的，中國的救亡必須動員更廣大的社會力量，動員更廣大的民眾。這其中李大釗的思想轉變是較有代表性的。早期李大釗具有威爾遜主義的民主主義思想色彩，包括他對俄國革命的解釋，其實一定程度上融合了歐洲革命人道主義和民族主義等概念。但正如劇中所述，新文化運動過程中李大釗顛沛流離的生活，讓他對社會底層有了更多感知，而當時工人階層的赤貧生活，也使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意識到只有文化運動是不足的。通過這種社會意識的覺醒，一部分眼光敏銳的知識人意識到所謂上流社會和中流社會不足以堪當大任，需要眼光向下看到民眾。

　　當然，群眾史觀的認識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相當長的過程。經過上世紀20年代的發酵，1930年前后中國知識界掀起了“社會性質大論戰”等一系列論戰，社會各界出現了更切合實際的對中國社會的具體調查，比如1927年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其中社會性質大論戰對于新中國的革命建國至關重要，它消除了知識青年由于好學深思而容易帶來的行動迷茫，中國未來的道路因此變得清晰。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重新發現了中國農村、內地和邊疆。盡管這已經溢出了《覺醒年代》所再現的6年時間，但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的觀念和口號，以及投身和奉獻的精神與熱情，正是由此開始下沉，落實到社會生活的具體層面。這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開始落地的時期，也是《覺醒年代》中尚且較為模糊的群眾史觀得以明確和延續的階段。

　　▍年青一代的史觀轉向

　　如果《覺醒年代》早幾年播出，很可能不會流行，甚至招致差評。在過去二十余年中，官方表述與大眾輿論經常處于分離的狀態，官方敘事對社會大眾來說往往缺乏經驗性的、可感知的影響力。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整個中國社會思潮的演變脈絡來看，在文藝作品中占據主流的往往是精英史觀和“民國范”的美化想象，這種敘事對中國革命采取解構和消解態度，其敘事主體以文化精英為主。《覺醒年代》的“破圈”，恰恰是契合了這些年社會輿論風向的轉變。正如周展安指出，一方面，如今享受國家發展紅利的年輕人已成為愛國主義主旋律的自發扛旗者；另一方面，伴隨社會發展不斷涌現的社會問題，比如996、加班猝死、大公司壟斷等，加深了年青一代對于資本主義的直觀體驗和認識，反過來也逐漸增進了他們的社會主義認同。對于歷史及生存現狀的體認，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沉浸愛國情感的同時，也萌生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強烈興趣——而二者的起點正是五四。

　　五四的政治結果是建立一個統一強大的、獨立自主的、不再受威脅和欺凌的國家，其文化結果是將社會思潮導向了社會主義的方向。《覺醒年代》電視劇富有張力地呈現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知識分子的所思所為，但不再只是局限在文化人之中講五四運動，它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進行了真正的聯結，突出了青年人對理想的追尋，在陳獨秀、李大釗等父一輩到陳延年、陳喬年等子一輩之間，建立了連貫的時代線索。應該說，五四青年的救國并非源于士大夫的朝堂意識，而是具有傳統背景的精英突破傳統，打破或改革舊的、狹隘的政教秩序，全面組織民眾的嶄新追求。年輕人不再追求個人主義的小日子，而是走上為國為民奮斗、為更宏大的目標奉獻青春的道路。這種革命與青春的結合對于年輕觀眾具有感召力量。

　　有評論指出，《覺醒年代》最大的問題是劇情分配不合理，1919年以前太拖沓，1919年以后太跳躍，認為電視劇應該多講北大之外的故事。不過《覺醒年代》作為建黨前史所呈現的“覺醒”，更多是講述中國士大夫階層逐漸在一場思想運動中生發出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等不同的覺醒與道路傾向，以及為什么社會主義最終會成為時代的主流。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國的共和危機之下，知識分子突然意識到19世紀末期以降被視為楷模的西方模式突然失去了自明的先進性，而中國傳統文化也并不是造成民族危機的唯一替罪羊，與此同時，俄國革命開啟了理解西方歷史的新契機。正如劇中借毛澤東之口對陳獨秀的追問：“您真的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落后的文化傳統問題嗎？”陳獨秀對此的回答是，“中國落后的不是文化，而是缺乏指導社會持續發展的科學理論”。不論是抨擊中國的舊文化，還是擁抱馬克思主義的新理論，都是為著“不破不立”，尋找新的道路。

　　今天的觀眾，以及作為歷史后來者的我們，同樣面臨當代的“覺醒年代”。今天我們同樣面臨深刻的世界性危機，疫情加劇了全球風險治理的困難，很多國家共同面臨發展停滯、人口危機及氣候危機等困局。對于很多中國人來說，美國的理想形象也不復存在了，貿易戰、民粹主義與復雜的政治經濟關系打碎的不只是美國夢，也是很多人此前對于“燈塔國”的理想投射。

　　可以說，是這些年中國社會和國際社會的變化教育了中國人。正如丁耘指出，今天中國社會面臨嶄新的挑戰：“現在也許沒有任何一種單獨的資源能去應對目前這樣一種復雜的內外危機。儒家傳統沒有遇到過宗族解體之后的社會；資本主義傳統沒有遇到一個無產階級政黨長期執政，扶持、引導并且規范民間資本的共和國；馬克思主義傳統也沒有遇到過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自由主義者也沒有遇到如此廣泛復雜的世界體系危機。”

　　今天中國社會主義的形態、黨本身的形態以及中國社會結構都發生了變化，但《覺醒年代》的歷史時刻仍然能為我們提供思想資源和能量。20世紀曾經產生過一種具有高度能動性的文化，在特定的歷史時刻迸發出自我創造的機會，這些選擇不是被動的，也不是個人化的，我們創造自己的政治，個體生活都被組織到集體之中。如今，我們需要吸收能接觸的一切思想，全面地調動、綜合這些資源，使之在我們的頭腦中組織成相對完整的體系以應對當代的危機。就像丁耘所說：“希望中國的未來，是在一些明智的青年手中，他們會對中國的傳統（包括古代傳統與革命傳統）帶有溫情和敬意，帶有冷靜的思索和自信的肯定。……面對這樣復雜的社會現實，態度要從容，需要謹慎、勤奮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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