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在物質層面，主要表現為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第二位;在制度層面，主要表現為找到了一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精神層面，主要表現為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凝聚全體人民;在黨的建設層面，主要表現為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在對外關系層面，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既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又決不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

　　改革開放以來，也出現了不少新情況，在較長時期內積累了一些相關的問題，比如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黨和政權內部及社會上的一些腐敗現象嚴重、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方式亟待轉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尚須全面積極穩妥推進、一些人特別是一些中高級干部的正確理想信念嚴重缺失等。除此之外，世界格局和我國周邊安全形勢也出現了不少新的情況。令人欣慰的是，黨的十八大之后，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正確領導下，上述問題已經開始著手解決，新的情況也正在得到有效的應對，有些方面還取得了十分明顯的成效。

　　從一定意義上講，對上述嚴重問題的存在并應下大的決心和氣力給予解決，這在不同的人群中甚至已形成所謂的“共識”。但在如何解決上述問題上，不同的人群卻開出了不同甚至完全對立的“方子”。

　　千種方萬種方，從根本上看，主要表現為以下三種：一種看法認為，理想信念及價值觀的建設是黨的建設和社會建設的靈魂，制度及體制機制建設是黨的建設和社會建設的保證。應該把思想建設與制度建設緊密結合，一起抓好。另一種看法認為，所有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完全在于法制不健全、制度及體制機制不完善。只要變所謂的“人治”為“法治”，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及體制機制，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還有一種極端的看法認為，改革開放后，我們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主要是在經濟上向西方學習的結果，而存在的所有問題，都是改革半途而廢所造成的;這就需要大膽徹底改革，全盤照搬西方制度特別是西方政治制度及體制機制才行。

　　2014年10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指出：“從嚴治黨靠教育，也靠制度”;“現在，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就是輕視思想政治工作，以為定了制度、有了規章就萬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經不會或不大習慣于做認真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了，有的甚至認為組織找自己談話是多此一舉。正是這樣的簡單化和片面性，使一些本來可以落實的制度得不到落實、一些本來可以避免的問題不斷發生。”《人民日報》2014年10月9日。

　　2017年1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七次全體會議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標本兼治是我們黨管黨治黨的一貫要求。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堅持標本兼治”;“要堅持治標不松勁，不斷以治標促進治本，既猛藥去疴、重典治亂，也正心修身、涵養文化，守住為政之本。”《人民日報》2107年1月7日。

　　習近平總書記在這里講的治標，實質上是制度治黨;講的治本，實質上是思想建黨。

　　以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導，厘清人即理想信念及價值觀與制度及體制機制的關系十分重要。讓我們從以下幾點辨析如下。

　　一、從統籌理解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和其晚年的相關論述看，制度及體制機制與人相比，關鍵在人

　　認為制度及體制機制是關鍵的同志的主要依據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兩段論述。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63頁。

　　鄧小平在論述上述觀點時，是“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之時，改革開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和新舉措亟待建立與此相適應的制度及體制機制來確立和規范。此時的鄧小平特別強調制度及體制機制即法治建設，這是完全正確的。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當時開始建立并逐步得到加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一系列其他制度，其中包括一系列法律法規作為堅強保障。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在論述關鍵在人還是制度及體制機制的關系時，主張制度及體制機制即法治決定一切的同志，往往只引用鄧小平上述兩段話來佐證自己觀點正確的絕對性。還有一些同志一談到我們現在存在的所有問題的根源時，往往是長嘆一口氣，邊搖著頭邊說：“這都是我們的體制機制造成的。這一問題解決不了，一切無從談起。”

　　應當承認，一些問題的出現與存在，不健全的制度及體制機制是緣由之一，但絕不是全部;說到底，有些問題出現與存在的根源也不在這里。對此抱有誤解的同志，可能是只記住了鄧小平關于“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一句話，忽略了鄧小平在其晚年的其他有關論述。比如，1992年1月至2月間，鄧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談話”中說：“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他又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真正關系到大局的是這個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頁。他還說：“只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有一個好的常委會……什么亂子出來都擋得住。”《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頁。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作了《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講話，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頁。他又說：“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的講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問題的講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頁。鄧小平本人的上述講話為我們辯證統一地正確理解鄧小平在不同時期對人與制度及體制機制即法治的相關論述提供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意義上的指導。這也就是說，我們同樣需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而不能各取所需，僅僅抓住其中的一兩句話，不顧時間、地點而片面地去理解和闡發。

　　從鄧小平晚年的一系列論述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此時的鄧小平強調的重點，是人對制度及體制機制根本性和決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制度及體制機制即法治對人的反作用。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強調制度及體制機制即法治的建設，是因為在當時條件下，其反作用有著決定性的作用。鄧小平在其晚年特別強調“關鍵在人”，這與毛澤東早在1949年9月所強調的“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思想《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頁。是完全一致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毛澤東所說的“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和鄧小平所說的“關鍵在人”都內含了人與制度及體制機制相比，人高于制度及體制機制的道理。

　　二、從毛澤東相關論述來看，他明確認為，人與制度相比，關鍵在人

　　早在1956年12月，在討論政治局會議相關文件時，毛澤東就簡要闡明了制度與人的關系。他明確指出：“應當承認社會主義制度很年輕因而不完善，但制度不是 萬能的，它要人們運用，運用的結果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吳冷西：《回憶主席與戰友》，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2頁。毛澤東在這里講得很清楚，他所說的“社會主義制度很年輕因而不完善”，實質上已經是在充分肯定制度建設的重要性，但因是談話，此句話后面可能是省略了這樣一句話，即“因而我們要重視加強社會主義制度的建設”。毛澤東接著說的“但制度不是萬能的，它要人們運用，運用的結果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這就是進一步告訴我們，制度很重要，但制度與人相比，人更具決定性。因為制度要人運用，相同的制度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運用的結果也不同，甚至是截然不同。

　　有人認為，毛澤東只是重視所謂的“人治”，忽視“法制”即各項制度的建設。其實，這是誤解。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他在闡發井岡山精神時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頁。他還說，當時的“士兵委員會可以監督連長、營長、團長的，它有很大的權利。現在工廠的工會真的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中央出修正主義怎么辦?”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頁。“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域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嗎?”“我們要摸索出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防止修正主義，要繼承和發揚井岡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風。”他還說：“在怎樣防止特權階層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繼承井岡山的好制度、好作風。井岡山精神不僅僅是艱苦奮斗，士兵委員會和支部建在連上一樣深遠。它們是井岡山革命精神的三個支點。”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179頁。在中央領導崗位上，習近平至少是三上井岡山。2016年2月，春節前夕，他又一次來到井岡山，又一次深情地指出：“井岡山是中國革命的搖籃。井岡山時期留給我們最為寶貴的財富，就是跨越時空的井岡山精神。”《習近平春節前夕赴江西看望慰問廣大干部群眾》，《人民日報》2016年2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把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緊密結合，不正是對當年井岡山精神的繼承與發揚嗎?

　　我們常講以人為本，不能在制度與人的關系上，變成了以制度及體制機制為本，人倒成了輔，成了末。

　　三、從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看，歸根到底，是人這一生產力中最活躍、最關鍵的因素，最終決定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領域中的制度及體制機制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社會生產關系各個方面的總和組成社會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人無疑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關鍵的因素，這不僅直接體現在生產力范疇，同時也體現在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政治的上層建筑和與政治的上層建筑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等范疇之中。而制度及體制機制則是經濟基礎和政治的上層建筑的有機組成。制度及體制機制靠人來確立和完善，也要靠人來遵循或變革。所以從根本上說，人決定制度及體制機制。這就是鄧小平晚年所說的“關鍵在人”的道理。當然，一定的政治的上層建筑和文化的上層建筑，也會反作用于一定的生產力與經濟基礎。這種反作用關系，體現在人與制度及體制機制的關系上，就是制度及體制機制在一定條件下反作用于生產力，其中包括人。這種反作用，在一定條件下，也會對結果起決定性的作用。這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的重要性。

　　當然，我們所說的關鍵在人，一是放在社會歷史的發展之中，主要是指其階級的整體性。馬克思指出：“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頁。所以，占絕大多數的人民，最終決定著歷史發展的方向。這就從關鍵在人這一科學結論又回歸到了毛澤東所說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真諦。二是人作為最活躍、最根本的因素，對于反動的統治階級來說，它的關鍵作用體現在其阻礙社會歷史發展的腐朽性和反動性;對于工人階級和真正的共產黨人來說，則體現在其具有歷史的先進性、主動性、創新性等。三是我們強調階級的整體作用，但絕不排斥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同時包括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于歷史變遷的決定性作用。無論是先進的還是反動的階級及其代表人物，都是如此。

　　我們完全承認，作為大寫的即整體的人和任何單個的人的生存和發展，從根本上說，都受當時社會生產力和文化水平發展的制約并被其所決定。因為既定的社會生產力和文化發展水平對于既定的人來說，都是客觀存在。但從一定意義上講，人活著，一個是認識世界，一個是改造世界。認識世界，就是認識客觀事物發展的本質與規律;改造世界，就是根據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改造客觀世界，求得客觀世界為人本身服務。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人類自身也亟需得到改造。這都完全體現著人不同于其他動物的特有的主觀能動性。制度及體制機制，僅僅是人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一個成果。從這一點上講，我們又找到了人決定制度及體制機制的具體的表現形式。

　　另外，一定的法即一定的社會制度及體制機制是一定的人的意志的體現，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是先有物質而后產生精神。人不僅是大千物質世界的有機組成，而且是目前已知的大千物質世界的萬靈之長。在我們這個地球上，是先有了人即生產力中最活躍、最關鍵的因素這一特殊的物質基礎，才逐步產生和發展著社會制度及體制機制等人類這些精神活動的產物。因此，在歷史的長河里，從整體上說，是人產生并決定社會制度及體制機制，而絕不是相反。當然，一定的社會制度及體制機制一旦形成之后，便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對一定的人也有著相應的反作用，并在特定條件下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人的特定個體或群體被特定的社會制度及體制機制所束縛、所制約，有些特定的個體或人群對特定的制度及體制機制雖不愿遵循，但在一段時日內也往往無能為力、無可奈何。從這個意義上講，制度及體制機制決定著人的特定個體或人群。但是，放入歷史長河中，人卻在不斷地廢除或建立著一定的制度及體制機制，是人決定著制度及體制機制。另外，一定的制度及體制機制是人對一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實踐經驗的結晶和固化。因此，一定的制度及體制機制對于一定的人來說，往往既滯后于客觀世界的發展，又滯后于人對未來規律性的認知。這就是人與制度及體制機制之間辯證統一的關系，就是我們所說人最終決定制度及體制機制的原因。

　　為了進一步說明上述關系，可以再試舉例如下：從正面說，從一定意義上講，正因為中國人民有了自己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我們才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制度，建立了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的新型經濟、政治制度，并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偉大勝利。這恰如1980年鄧小平在答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問時所說：“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頁。正因為我們有了鄧小平這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我們才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制度及體制機制，并取得了改革開放的光輝成就。而不是說，我們先有了相關的制度及體制機制，才產生了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和鄧小平這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從反面看，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及體制機制，而在于蘇共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始逐漸脫離、背離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等人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致。在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的過程中，作為領導集團的代表人物即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等人難逃干系。

　　為了進一步說明制度及體制機制與人的關系，筆者在這里再轉述如下一段話：“為政到底在人，并不一定在法。立法、制度固然重要，但執法的還在人，立法的也是人，所以還是人政重要。”《南懷瑾選集》第1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91頁。這話是誰說的?南懷瑾。

　　四、在階級或有階級社會里，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從不同的人對不同的制度及體制機制有著不同的態度和不同的作用看，從根本上說，恰恰也可以說明是人決定制度及體制機制

　　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中的每個個人，都是生活在生產的諸種關系之中，也就是種種制度其中主要是一定的所有制之中。從這種意義上講，每個人都受著一定的制度及體制機制的制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在一定的時空內，在一定的生產力基礎上產生的一定的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決定著人們對生產勞動及其生產關系的態度，并進而決定其對上層建筑即社會制度及體制機制的態度。比如說，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制度，從本質上說，就是金錢崇拜制度。隨著西方世界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框架內，資本日益全面地統治著世界，個人則往往日益成為資本卑微的奴隸。在我國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不少人也往往是舊社會制度的奴隸。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這個時空內，制度及機制體制往往決定著個人甚至是國家的命運。但魯迅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頁。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懷揣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領導著一大批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腳踏實地艱辛奮斗，甚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終于推翻人剝削人的舊制度及體制機制，建立了新中國。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與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又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體制機制體系。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體制機制體系必然采取擁護、維護和不斷完善的態度，以使其造福于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國際壟斷資本及國內外一切敵對分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體制機制，則是污蔑、攻擊、抹黑，或采取偷梁換柱甚至公然顛覆等手段，企圖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恢復或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及體制機制，把新中國重新引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這都充分說明，不同類型的國家和不同的人群，或崇拜、完善，或敵視、摧毀著不同的社會制度及體制機制。一定的社會制度及體制機制，對于一定的人來說，是神圣的，而對于另外一些人來說，則是需要褻瀆的。

　　人們常說，法律高于一切。但在階級和有階級的社會里，一定的社會制度及體制機制從來不可能高于一切人。從根本上說，是不同人在選擇、遵循、創造和決定著不同的社會制度及體制機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生產關系中，有著不同的地位，起著不同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一定生產關系條件下生產力的人的因素中，有些人是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而另一些人，則是最反動、最保守的因素。因此，我們平常所說的，人是生產力中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中的人，主要是指廣大人民群眾，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中，則主要體現在工人階級身上。

　　法律高于一切，這是相對于個人和組織的行為而言;任何法律都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在社會主義中國，我們所做的一切其中包括所制定的法律﹐都是為了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當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法律需要適應新的重大情況時﹐黨就要依靠人民，通過立法機關和一定的法律程序﹐及時地制定、修改或廢除相關法律，以更好地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什么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眼前與長遠，局部與全局，個人、集體與國家利益的有機有效統一。所以，從根本上和最終來說，不是法律高于一切，而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是我們憲法和法律合法性的根本來源，也是其得以永葆活力的動力和源泉。

　　在歷史的長河中，任何“法治”，如同任何的“人治”一樣，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都不是永恒的，而是暫時的。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今后也絕不會出現一勞永逸的完美的制度及體制機制體系。一切存在的，都是有理由的，但又是暫時的。僅在狹小的研究桌前或會議室里，通過幾個人的冥思苦想，企圖尋求和設計出一種完美而又永恒且能“包醫百病”的制度及體制機制，僅僅是也必然是一個美麗的烏托邦而已。

　　國際壟斷資本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永久地統治世界，正因為如此，它又往往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及與其相適應的體制機制竭力美化，甚至斷言人類社會將終結于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及體制機制。但是，從根本上說，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不斷解放和發展著的社會生產力，必然與一個個過時的生產關系發生根本性矛盾，并進而不斷改變和創新著新的生產關系即反映該關系的社會制度及機制體制。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不正是這樣從低級到高級、一步步走過來的嗎?資產階級的法即資本主義制度及機制體制在其上升時期，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和合理性，但它絕不是永恒的，廣大勞動人民的意志會最終戰勝資本的意志，并不斷推動歷史的進步。

　　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看制度及機制體制與人的關系。資本本性是膽怯的，它會逃避動亂和紛爭，并在一定的法的制度及體制機制內運作，以謀取穩定而又可持續的利益。但是，謀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則是高于任何制度和法律秩序的資本的最高準則。這也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英國經濟學家托·約·鄧寧所說：“如果有10%的利潤，它(資本)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頁。在當今資本主義世界，托·約·鄧寧的以下論述依然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即“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蘇聯這個煌煌然的大黨大國即社會主義制度及體制機制的轟然倒塌，不正是其國內外資本相互勾結鼓動的結果嗎?蘇聯亡黨亡國之后，不是有一些人在歡呼喝彩嗎?主張在任何情況下法律都高于一切的人為何不在此鳴上幾聲呢?由此看來，一定的法律即制度，僅是一定階級意志的體現，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在資本主義社會，形式上是法律高于一切，其本質上是操縱法律的壟斷資本利益高于一切。資本只是忠于能夠使自身獲得最大利潤的法律，而所蔑視的是限制自身獲得最大利潤的法律。更為關鍵的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資本會不會照此辦理呢?

　　五、從世界觀及人生觀、價值觀即人的理想信念這一內因與制度及體制機制這個外因的關系看，內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2017年2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明確指出：“對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來說，加強自律關鍵是在私底下、無人時、細微處能否做到慎獨慎微，始終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增強政治定力、紀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終不放縱、不越軌、不逾矩。”《人民日報》2017年2月14日。這里講的就是人的世界觀及人生觀、價值觀;講的就是一個人的內因，就是人的自律。而制度及體制機制，則是外因，是他律。

　　世界觀及人生觀、價值觀既是人精神活動的產物，又產生和依附于人的活生生血肉身軀這一特殊物質之中，是物質與精神辯證關系的有機統一。世界觀是每個人對世界總體根本的看法，人生觀是每個人對人生目的、意義的基本看法;它涉及人為什么活著、人的本質與社會性和個人在歷史與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等這些基本問題。價值觀是每個人對真與假、善與惡、美與丑、樂與苦、榮與辱、是與非等價值的取向和選擇。世界觀及人生觀、價值觀三者雖然不是一個層次的人的精神世界的體現，但卻是相互統一的精神世界的組成。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會派生出什么樣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從一定意義上講，世界觀決定了人的思想境界，人生觀決定了人的人生追求，而價值觀則決定了人的行為準則。世界觀決定并往往直接體現和反映在每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上，人生觀、價值觀也反作用于世界觀，還由此派生出權力觀、地位觀、政績觀等。從嚴格意義上講，世界觀及人生觀、價值觀與權力觀、地位觀、政績觀等不是并列關系，否則就不是唯物主義的一元論而是唯心主義的多元論了。從一定意義上講，人們的言行，往往會與這個人的世界觀及人生觀價值觀有著直接間接的聯系。因此，世界觀及人生觀價值觀是指導或規范人的行為的內容，而社會制度及體制機制則是指導或規范人的行為的形式。2017年2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強調：“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要興黨強黨，就必須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錘煉自己”。什么是自我革命?作為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來說，就是改造世界觀，牢固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把自己內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長城筑牢，用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規范自己的言行。

　　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先后進行了幾次大的集中教育活動。究竟是理想信念教育即世界觀及人生觀價值觀教育重要還是進行法紀即制度及體制機制教育重要?回顧這幾次教育，可以發現，不管哪次重大教育，只要直接間接涉及人們的世界觀及人生觀價值觀，這樣的教育就往往是成功的，否則，則往往容易流于形式，變成走過場。

　　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們黨加大反腐力度，取得令人可喜的成就。截至2016年年底，被先后處理的中央管理的干部就多達240人左右，其中絕大部分是省部級以上干部。這還不包括軍隊的軍以上干部。針對這一現象，有同志說，對一些貪污腐敗分子而言，如果制度與體制機制健全，就可以使其不敢貿然伸手。這一觀點，有一定道理。對一些貪污腐敗分子而言，如果建立了嚴密的制度，就可能使他無手可伸，避免其鋃鐺入獄。但這一觀點只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還應該看到，一大批干部的腐敗現象的背后有著十分復雜的原因。從外部原因看，既有制度與體制機制本身不健全的原因，又有組織上忽視正確理想信念教育的原因。干部個人腐敗，一般來說，組織也往往應該承擔管理松弛、監督不力、教育缺失等領導責任。也正因如此，黨和政府的各級組織既要加強制度建設，同時也要加強正確的理想信念教育。但從犯錯誤干部的內因上看，從各級的腐敗干部的認罪坦白和懺悔來看，共同的表白都是忘記了黨的性質和宗旨、喪失了正確的理想信念所致，這就在自己思想的深處，呼喚出了“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這一資本在思想上派生出來的惡魔。從黨員和各級領導干部個人來說，決不能奉行“人的本質是自私”的觀念，奉行“關鍵不是在人，而是在制度及體制機制”，從而對自己的蛻化變質行為和令人咋舌的腐敗行徑進行無力的辯解和開脫。認為體制機制是決定一切的同志也往往會陷入消極無為的精神狀態，會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甚至有可能滑入犯罪深淵。

　　亡羊補牢，未為遲也。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非常注意這個教訓，一方面強調加強制度建設，扎好“權力的籠子”，“把權力關進籠子”，同時多次加強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信念的教育。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就尖銳地指出：“衡量一名共產黨員、一名領導干部是否具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是有客觀標準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奮工作、廉潔奉公，能否為理想而奮不顧身去拼搏、去奮斗、去獻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遲疑的觀點，一切及時行樂的思想，一切貪圖私利的行為，一切無所作為的作風，都是與此格格不入的。”他還說：“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為了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犧牲，靠的就是一種信仰，為的就是一個理想。”“革命理想高于天。”《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筆者認為，“革命理想高于天”中的“革命”，是指實現共產主義之前的包括武裝奪取政權和奪取政權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等廣義上的革命，即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這個“革命”并不是僅僅指武裝奪取政權這一暴力革命本身。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要完成的與傳統的所有制和傳統的觀念同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才是真正的完整意義上的革命。這一任務，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與十分艱辛的努力才能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黨在奪取政權后，絕不僅僅只是執政黨，同時更是革命黨和領導黨。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建黨95周年的大會上明確強調：“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一個政黨的衰落，往往從理想信念的喪失或缺失開始。”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社2016年7月1日電。正確的理想信念一旦動搖，就會發生什么狀況?有著亡黨亡國切膚之痛的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曾說：“‘休克式的’經濟改革使越來越多的人把金錢當作主要的道德標準”，“其代價是毀滅了一個統一的偉大的國家”〔俄〕尼·雷日科夫：《大動蕩的十年》，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頁。

　　堅持正確的理想信念，實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的堅持，是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堅持，是對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堅持。僅僅只講堅持制度及體制機制這一形式的外因，不講正確理想信念這一內因，甚至以堅持制度及體制機制為名，貫徹金錢拜物教之類的實質內容，這樣的黨，最終必然會遭到人民的唾棄。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及人生觀、價值觀這一基本問題，不僅擺在廣大黨員群眾的面前，同時更加尖銳地擺在了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面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世界觀，即宇宙觀，即時空觀。全體黨員特別是黨的各級干部尤其是中高級干部，只有胸懷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按照共產主義道德要求自己，才能教育、引導和帶領群眾，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黨的最終使命。為進一步說明這一點，請允許筆者用一定篇幅引用毛澤東較長一段話語。因這段話較有代表性地說明了當時的黨中央對黨的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自身綜合素質特別是政治、理論和品德、作風等素養的本質要求。1937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明確提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在一個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里面，進行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些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經過反動時期的損失它依然是一個大政黨，它有了許多好的領袖和干部，但是還不夠。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于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我們死去的若干萬數的黨員，若干千數的干部和幾十個最好的領袖遺留給我們的精神，也就是這些東西。我們無疑地應該學習這些東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還不夠，還要作為一種任務，在全黨和全國發現許多新的干部和領袖。我們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說的話：‘干部決定一切。’”《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頁。80年前的今天，我們黨肩負著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歷史重任，正是有了一支逐步壯大的高素質的干部隊伍，中國共產黨才能夠成為反法西斯東方戰場的中流砥柱，取得抗日戰爭的輝煌勝利。80年后的今天，我們黨正承擔著領導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新的歷史使命。在此時刻，我們認真重溫毛澤東當年的這一論述，應該具有特殊的意義。

　　現在有不少干部對理論特別是對學習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不感興趣，但對GDP政績感興趣，對觥籌交錯感興趣，對琴棋書畫感興趣，對健康長壽感興趣。人無疑要設法健康長壽，但這僅是活著的形式。人在活著的這同一的形式中，必然承載著為誰活著的不同內容。自己不懂馬列，在實際工作中就很難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一個實際行動勝過十打綱領。你是共產黨的干部，你的所作所為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即偏離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致使一些群眾誤認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這就影響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在一些群眾中的聲譽。這些群眾把一些干部不好的作風、風氣甚至貪污腐敗的行徑當成了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本身，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因此，對于黨的各級干部來說，學懂弄通馬克思主義至關重要;只有真正學懂弄通馬克思主義，才能有真正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及人生觀、價值觀，也才能真正為廣大普通老百姓謀福利，共產黨才能永葆純潔性和先進性，也才可能永遠執政。

　　六、相關結論

　　1.從根本上說，放到歷史的長河之中，是關鍵在人，而不是制度及體制機制

　　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五大范疇中的內容與形式這對范疇十分重要。正確熟練地運用這對范疇分析各種事物，常常會有助于我們很快地抓住事物的本質與規律。人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與制度及體制機制是什么關系呢?運用內容與形式這對范疇來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理想信念及價值觀可以說是內容，制度及體制機制可以說是形式;理想信念及價值觀猶如“血液”，而制度及體制機制猶如“血管”;形式與內容都重要，它們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但是，內容決定形式，形式是為內容服務的，猶如血管是為輸送血液流通而服務的一樣;不同的理想信念及價值觀決定采用不同的相應的為之服務的制度及體制機制;同樣的制度及體制機制這一形式即“血管”可以輸送不同的理想信念及價值觀這一“血液”。對于一個政黨和國家來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對于一個人來說，從一定意義上講，理想信念即世界觀及人生觀、價值觀是決定一切的。當然，我們也完全承認制度及體制機制這一外因和形式對于人的世界觀及人生觀、價值觀這一內因和內容的反作用，我們也絕不能忽視制度及體制機制的建設。我們要把思想建設與制度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問題是，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一些同志忽視了制度及體制機制的建設，而在當今，在一些人中間，則大有忽視理想信念的教育與培養的傾向。另外，從根本上說，人與制度及體制機制相比，關鍵在人。否則，就根本無法解釋在同時同樣的制度及體制機制下，有的人成了一心為公的雷鋒、焦裕祿，而有的人則成了劉青山、張子善和周永康。大家都承認，美國的制度及體制機制發展了幾百年，對于維護資本主義統治來說，應該說是十分成熟了。但是，即使是這樣的制度及體制機制也無法完全決定一切。否則就無法解釋特朗普一上臺，即簽署了廢除奧巴馬醫改法案等的一系列總統令這一奇特現象;也無法解釋，同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及體制機制下，菲律賓新任總統杜特爾特大幅拉開與霸權主義國家的距離，從而緩和了我國南海緊張局勢這一奇特現象。這充分說明，在同樣的制度及體制機制下，不同的人，可以發揮不同的主觀能動性。

　　2.關鍵在人，還在于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人所擁有的既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會決定選擇、建立、鞏固和發展與之相應的制度及體制機制

　　2016年12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民主生活會上指出：“人民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政治立場，人民是歷史進步的真正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人民日報》2016年12月28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黨的性質、宗旨和最終目標決定了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而不能實行其他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這就是我們的國體。這一國體，決定我們必須實行有利于體現人人起來負責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這就是我們的政體，同時也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而資本主義的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私有制，決定它們必然實行的僅是資本內部相互分權制衡的“總統制”“兩院制”“三權分立制”和“多黨制”等，既對人民有一定的欺騙性，又企圖長久地實行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不同社會形態的民主，有著本質不同的內容，有時也有著共同運動的形式。對于共同運動的形式，我們當然可以甚至必須進行有益的借鑒。但是，有些運動的形式，則是與內容緊密相連的。在借鑒這些運動形式的同時，一定要頭腦清醒，嚴防把內容一道借鑒甚至照搬過來。有些同志認為，我們黨和社會上存在種種腐敗這一頑疾，其根本原因是制度及體制機制不完善和不健全造成的，甚至有的人還把此頑疾的根本原因歸結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認為只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才能解決問題。這是極其有害的。把我們黨和社會上存在的所有問題都簡單地歸結為制度及體制機制的人中，多數人是認識模糊，但有極少數人是“永遠也叫不醒的裝著睡覺的人”，這些人的實質，就是名義上是否定我國的體制機制這一形式，本質上是要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這些國體中的根本內容，從而為引進西方的總統制、三權分立、多黨制等，最終實現資本當家作主制造輿論。有的人拼命為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背叛人民根本利益開脫罪責，把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全部歸結為所謂僵化的機制體制，其實同樣是這一目的。

　　3.堅持思想建設與制度建設相結合

　　2014年10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指出：“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從嚴治黨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剛，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人民日報》2014年10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這里講的思想建黨這一“柔”，其著眼點是人，講的制度治黨這一“剛”，著眼點也是人。其實，從根本上說，人才是思想和制度的根本載體，離開了人這一根本載體，思想是空無一物，制度也是一紙空文。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主要體現在以下四道防線：第一道是正確的理想信念。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共產黨員要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公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信念。第二道是道德。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應該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共產黨員則必須按照《黨章》所要求的那樣，具有共產主義的道德標準。第三道是狹義上的制度規章，即黨規和行政紀律。第四道才是法律。中央提出要建立領導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防線。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反腐倡廉的頂層和成套設計。正確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是不想腐的防線，這兩道防線，是反腐倡廉的靈魂防線;制度規章是不能腐的防線，而法律則是不敢腐的防線，這兩道防線是反腐倡廉的制度防線，而法律則是反腐倡廉的最后一道防線。在社會生活中，我們萬萬不能只講法律這一道防線，從而在整個社會領域特別是政治和文化領域提倡“法無禁止皆可為”，最終的結果則極可能是法律這最后一道防線也守不住。取法乎上，往往才能得其中。腐敗的最終結果，必然是亡黨亡國。這四道防線，著眼點也全部都是在人。這四道防線健全，腐敗現象才能得到有效遏制，并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使其得到最后的根除。腐敗現象及其觀念，完全是私有制的產物。真正要完全根除，必須等到與私有制及其觀念實行徹底決裂之時。但是，我們也必須明確，實現與私有制及其觀念徹底決裂，絕不僅僅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這與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的狀況緊密地聯在一起。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們黨和國家反腐工作取得如此令人欣喜的成就，就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結果。

　　千里之堤，潰于蟻穴。不少人最終鋃鐺入獄，實質上是從理想信念動搖開始的。從一定意義上講，四道防線中，最為重要的是理想信念這道防線。這道防線守住了，就會風雨不動安如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各種現實問題中，一些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和一些中高級干部的正確理想信念缺失是亟待解決的頂層問題之一。只有找準這一根本原因，有針對性地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才能使解決當前存在的種種問題有一個堅實、正確的思想基礎。

　　在強調人是關鍵的同時，我們也絕不能忽視制度建設。習近平總書記一方面強調堅定理想信念，認為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鈣，“革命理想高于天”;一方面強調制度及體制機制建設，強調“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一方面強調“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務”，一方面強調“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形成有權必有責、用權必擔責、濫權必追責的制度安排”。我們黨把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緊密結合，這就為全面從嚴治黨開辟了新的天地。

　　4.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正確的領導下，我們踏上了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新征程，前途無比光明

　　真理在一開始時，往往是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可以說，對黨執政以后會不會變質的認識，我們黨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毛澤東1945年在延安與黃炎培的關于如何擺脫“政權興衰周期率”的“窯洞對”、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驚人預見直到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要高度警惕糖衣炮彈的襲擊，“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頁。但對這一預言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后來，實質上還是很多人不理解，其中包括在嚴肅處理了劉青山、張子善之后。不少人認為經濟搞好了，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GDP上去了，一切問題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第二個階段是1989年我國“八九”政治風波，特別是蘇聯亡黨亡國之后。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話時強調：“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頁。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進而石破天驚地提出了“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頁。這樣一個十分重大而深刻的結論與判斷，這就標志著我們黨從整體上和理論上深刻認識了黨在執政后有可能面臨黨和政權變質甚至喪失執政地位的危險。這是對毛澤東關于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理論的堅持和發展。第三個階段是黨的十八大之后。黨的十八大之后揭出這些令人觸目驚心的現象，不僅是經濟上的腐敗，還有政治上的陰謀活動等，這都深刻教育著全黨和全國人民。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警覺著黨和政權變質的危險，并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從一定意義上講，創新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就會真正從此開始一個新的偉大的征程。因為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從未解決的一個根本性的大難題和黨執政后的一個根本性矛盾。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高度的警覺性、深刻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堅韌力，下決心解決黨和政權變質的問題，一定能走出防止黨和政權變質的新路。我們也有著無比光明燦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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