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我與孟捷教授關于“生產力一元論”的對話發(fā)表后，引起了一些爭議，尤其是引發(fā)了這樣的爭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是不是早產兒”?鑒于人們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下面，我把拙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經濟依據探微》（載《哲學研究》1990年第2期）掛出來，供有興趣的同志參考。

　　當下的左翼似乎面臨一個兩難：若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來解讀中國革命，就會粘上為資本主義復辟洗地的嫌疑。但是，若否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一般性，又必然會陷入歷史唯心主義的泥潭。怎么辦?很多左翼的選擇是：寧愿站在歷史唯心主義立場來反對歷史唯物主義，也要與資本主義復辟撇清關系！

　　于是，在這些人眼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是“特殊的”，其內在邏輯只能用“主觀意志”來解釋，而不能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說明。換言之，在中國革命的案例中，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必須”無效。

　　這不，有人隱晦地指責我與孟捷關于“生產力一元論”的對話，是“動不動就要回到馬克思和列寧”，還扣上了“這是更為重要的西方中心論殘余”的帽子。竊以為，這樣情緒化的指責過于主觀，這樣尺度的帽子有點蠻橫。

　　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的確是“特殊的”，然而在我看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特殊經驗是對馬克思主義一般規(guī)律的補充發(fā)展，二者并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因此，“講好中國故事”、“總結自己的經驗”當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有人拿著中國故事的特殊性，就自以為從此可以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一般性，就可以令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從此無效，還自以為這是在“與時俱進”，是“創(chuàng)新了馬克思主義”，甚至是“超越了馬克思主義”，就未免十分地滑稽了。

　　恕我直言，對于那些自以為比馬克思高明，且把馬克思主義貶得一文不值的“高人”，不論他是“廟堂的”還是“民間的”，是“獨立的”還是“御用的”，我歷來十分鄙視，更不看好他們。道理很簡單：把局部真理與整體真理截然對立起來，以地域性經驗來否定世界歷史的一般規(guī)律，格局和心胸如此狹隘，又能有什么出息呢？

　　劉金華同志說得好：“中國農民兩千多年的斗爭，都不能推翻封建主義，只能改朝換代，打倒舊王朝，建立新王朝，這是必然的，根據就在于農民不是新生產力的代表。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的共產黨領導下取得勝利，不是根據‘老子辯證法’，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毛主席要我們‘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也就告訴我們，其中原因，要從馬列主義中尋找。”

　　正文：

　　一、問題的提出

　　“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性質”是人類社會制度演進的基本法則,人類歷史進程不斷驗證了這一法則的正確性。然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并不是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在生產力落后的國家成為現實,這對于我們科學地理解上述法則,無疑提出了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究竟有無客觀的經濟依據,對這一問題,人們的看法至今尚有許多混亂。

　　關于這一問題,迄今為止大致有兩種認識。一種認識認為, 象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超越了生產力發(fā)展水平,違背了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性質的規(guī)律,所以,今天應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此種觀點稱之為“早產論”或“補課論”。另一種認識認為,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乃歷史必然,沒有違背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演進發(fā)展的基本原理。此種觀點可稱為“必然論”。

　　就前一個時期來看,似乎“補課論”在事實上是暫時占了上風。之所以如此,除了當時眾所周知的原因外,乃是由于持“必然論”的同志要么回避對舊中國生產力性質的分析,而只強調外部條件的作用;要么對舊中國生產力性質的分析缺乏充分的說服力。我認為,“必然論”的結論無疑是正確的,因為歷史進程并不單純取決于經濟因素。許多持“必然論”的同志強調外部環(huán)境條件的作用,有其合理的一面,對間題的切入面也很豐富。但是,過份強調其它因素的作用,回避甚至不敢正視經濟因素這一實質問題,一恐怕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不能不是迄今持“必然論”的同志在論證方法上的一大缺憾。

　　外因只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依據,這是一個十分淺顯卻又相當深刻的真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出現決不是幻想家頭腦中的憑空臆造,也不僅僅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結果,而是必然有其經濟上的客觀依據。離開這一依據,我們就很難說明社會主義在中國出現的深層原因。因此,探尋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其核心就是要考察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中國賴以建立的社會生產力究竟是何種性質。

　　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始于1949年新中國成立、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結束之后。雖然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fā)展為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準備了必要的物質條件,但就實際的生產力水平而言,當時實施這一轉變所依據的物質條件仍然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爛攤子。因此,考察這一轉變的經濟依據,無非就是考察1949年以前舊中國生產力的性質。

　　補充說明一點:本文對舊中國生產力的分析,著眼點主要在于其一般性質的概括上。這樣的概括難免有抽象之嫌。但我以為,從此種角度觀察舊中國的生產力,對于以往那種偏愛數據羅列的“白描”方法,或許不無補充意義。

　　二、舊中國生產力的二元性質

　　1840年是中國厲史上有著劃時代意義的一個分界線。在這之前的中國封建社會以其停滯封閉而聞名于世。當西方列強的大炮和商品無情地沖擊古老中國的城墻時,“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過程”。伴隨著血與火的深重災難,中國封建社會經濟開始發(fā)生了深刻變化。

　　(一)自然經濟的解體

　　通常認為,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封閉的自然經濟解體過程十分緩慢。至于“緩慢”的衡量標準究竟是什么,不得而知。直觀地看,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緩慢,也許是相對近代世界(主要是西歐)經濟變化之迅猛而言的。然而事實上,西歐近代自然經濟的解體過程前后也經歷了數百年時間。若以日本的變化作為衡量標準,仍然值得商榷。因為以中國的國土之人,人口之眾,這樣的比較兒近苛求。那種認為中國封建自然經濟解體十分緩慢的看法,多少反映了國人的某種急躁情緒(這種情緒至今仍在制約著我們)。

　　自然經濟的解體過程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1840一1894年間,在部分地區(qū)出現了自然經濟解體的趨向。據估算,在這54年間，幾種主要農產品商品量增長率如下:糧食59.2%,棉花32%,土絲105%,茶葉79%。尤為重要的是,自然經濟的核心——耕織結合開始松動:全國糧食商品率由10%增長為16%;土布生產中機紗的比重達到23.4%(參見趙德馨主編:《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教程》第3章)。

　　1895一1927年間,自然經濟的解體在中國日益加深。1919年全國糧食商品率增長為22%左右;棉花商品率增至42%。此時機布雖然未完全代替土布,但機紗在織布中己是大頭。1913年全國棉布消費量中,機布占34.7%,而土布中機紗比重已達73%,此后也一直穩(wěn)定在70%以上(參見同上書,第10章)。在此期間,農村自然經濟雖然還說不上完全解體,但農民生活對市場的依賴程度已越來越深。據統(tǒng)計,1921一1925年,中國北方4省8個縣的調查材料表明,農產品中農民出售部分平均為43.5%,農民生活資料中市場購買部分平均為26.7%;中國南方4省6個縣的調查材料表明,農產品中農民出售部分平均為62.8%,農民生活資料中市場購買部分平均為41.9%(參見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tǒng)計資料選拜》,第328頁表59)。

　　1927年至全國解放前夕,伴隨著農村經濟的殘破和農民貧困的加劇,中國封建自然經濟的式微已是大勢所趨。1936年全國糧食商品率已近30%;棉花商品率增至51%。隨著農民無地化趨勢的加劇,大量農村人口破產流亡(其中有相當部分進入城市)。據統(tǒng)計,1916年農業(yè)勞動力約1.49多億人,1931年減少為1.43多億,1936年更減少為1.41多億人;而按波動中的糧食總產量計算,農業(yè)勞動生產率卻有所提高:1916年指數為100,1931年為122,1936年為130(參見《中國進代國民經濟文教程》第14章)。此種情形雖不能等同于近代西方的經濟“起飛”,但也表明,發(fā)生在中國的這一變化相當猛烈,未見得就“十分緩慢”。

　　(二)近代工業(yè)的興起

　　對于中國近代經濟的發(fā)展而言,民族資本主義工業(yè)是近代工業(yè)中最有意義的部分。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一直到1949年,中國民族工業(yè)從無到有幾起幾落的興衰發(fā)展史,已是眾所周知,恕不贅言。總而言之,在三大敵人的擠壓下,近代中國社會生產力發(fā)展雖然步履維艱,但其變化仍不可低估。據統(tǒng)計,中國近代工業(yè)總產值的比重,1920年為5%,1936年為10.8%,1949年增至23.2%。就工業(yè)來看,1936年工業(yè)總產值中已有53.6%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加上工場手工業(yè)產值一并計算)(參見同上書,第15章)。

　　中國近代民族工業(yè)起步晚,其發(fā)展必然受殖民主義列強抑制,故難以在舊中國社會經濟的條件下出頭。然而就23.2%的比重來看,近代工業(yè)已經發(fā)展成為中國國民經濟中一個極有影響的先進成分當是不容懷缺的。即使是在西方工業(yè)化高峰后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仍有一些西方國家的工業(yè)產值未超過農業(yè)。如美國在1869一1879年間,工業(yè)凈產值僅占工農業(yè)凈產值總額的43.4%(參見樊亢、宋則行主編:《外國經濟史》〔近代現代〕第2冊,第39頁);意大利在1911一1915年,其工業(yè)產值還不到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25%(參見卡.奇拉波:《歐洲經濟史》第3卷,第276頁)。

　　(三)產業(yè)工人的出現

　　近代中國的產業(yè)工人發(fā)韌于外國在華企業(yè)。這表明中國工人階級的資歷先于中國資產階級。1927年,中國產業(yè)工人約為200萬人,到解放前夕發(fā)展為400萬人左右。這個數字固然很低,但并非微不足道。在19世紀中期西歐工業(yè)化的高峰時期,西歐諸國工廠工人的人數平均也僅占總人口的3%左右,瑞士2%,英國5%,法國3%,普魯士2%(參見同上書,第342頁)。因此,過份低估舊中國產業(yè)工人力量和作用的觀點,看來值得商榷。由于中國工人階級自身的特點(與農民天然的聯系,分布集中,身受三重壓榨),使其頗具斗爭和團結精神。一旦接受革命思想,極易成為一個富有政治覺悟的領導階級。

　　綜上所言,中國雖然沒有經歷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但自1840年以來,社會經濟的深刻變化已經打破了封建自然經濟的一統(tǒng)天下。可以肯定,舊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在總體上已不再具有完全的封建性質,具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生產力(其中包括相當部分的社會化大生產的近代工業(yè)),已使整個社會生產力具有了新的性質。誠然,這些先進的生產力成分在量上還不能與傳統(tǒng)的落后生產力同日而語,但就質上來看,前者己在中國社會經濟中發(fā)揮著愈益深遠的作用和影響,并成為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導向。因此,我們已不能再把舊中國的生產力視為一種單一性質的生產力。

　　結論:舊中國的生產力是一種具有二元性質的生產力,即:傳統(tǒng)的以手工勞動為特色的落后生產力與近代的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先進生產力同時并存。關于舊中國二元性質的生產力有兩點需要說明。

　　其一,這種生產力中所含的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因素不同于中國明清時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后者只是一種胚芽,它尚未從孕育它的封建社會母體中脫離出來,并且還未來得及扯斷與母體相聯的臍帶,就已被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扼殺。而舊中國二元生產力中的資本主義因素不是萌芽,它與中國封建社會雖亦有諸多聯系，卻并無母子關系。它一經產生,便以一種相對獨立的形態(tài)展現出來。因此,盡管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已經發(fā)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不能就此把這種萌芽的作用過于夸大,或抬高到與舊中國二元性質生產力中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相提并論的地位。

　　其二,舊中國的社會經濟成分十分復雜,并非只有封建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兩個部分,其中尚包含有某些殘存的奴隸社會經濟因素。但不能就此也把這些前封建時期的經濟因素視為決定舊中國社會生產力性質的一個部分。因為上述三種經濟因素的地位、作用并不一樣。奴隸制經濟因素在近代中國,是日趨消亡、已無生命力的殘余,它已不再能代表整個社會生產力的性質;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在近代中國,相對于封建經濟而言,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它與現存的封建經濟成分一起,決定著整個社會生產力的性質。

　　最后附帶指出,說舊中國生產力具有二元性質,與說舊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并不抵捂。前者是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觀察舊中國,后者是從社會形態(tài)的角度來觀察舊中國。

　　三、舊中國生產力的二重功能

　　從理論上看,一種具有二元性質的生產力,必然具有能同時包容兩種不同生產關系的二重功能。其中,舊的生產力因素要求維持原有的生產關系;新的生產力因素要求建立新的生產關系。新舊兩種因素的矛盾和沖突是顯而易見的,但二者力量的消長在某一時點也會出現某種相對的平衡。對于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變化而言,生產力的這種二元性質及其二重功能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具有暫時的過渡性;之所以普遍,就在于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永恒性總是要通過這種生生不息的過渡來完成。舊中國二元生產力的二重功能,可以從以下方面來理解。

　　(一)發(fā)展中的關節(jié)點

　　事物的發(fā)展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一種性質的生產力向另一種性質的生產力的發(fā)展過程,也是一個由量到質的逐步演進過程。當這一過程處于兩種不同質的生產力交叉過渡階段時,社會生產力在總體上便會呈現出二元性質,并由此導致其對生產關系的二重功能。因此,二元性質的生產力無疑是社會生產力發(fā)展過程中的關節(jié)點。從發(fā)展的觀點來看,二元性質的生產力愈是向前發(fā)展,其中所含的舊的性質會愈來愈少,新的性質會愈來愈多。與此相應,它能容納舊的生產關系的可能性也就愈來愈小,能容納新的生產關系的可能性就愈來愈大。當它發(fā)展到新的性質完全取代但的性質而居絕對統(tǒng)治地位時,生產力所具有的二元性質及其二重功能也就被一種單一的性質及其功能所取代。

　　(二)例證

　　人類社會形態(tài)的更替過渡,往往不乏二元性質生產力的二重功能的具體表現。17一19世紀,是歐洲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急劇轉變的時期。一方面是新興資產階級力量的不斷增長,另一方面是封建勢力日趨衰落。從發(fā)展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在逐步得到確立;從暫時的觀點來看,封建勢力仍在繼續(xù)掙扎,一段時期內還有一定活力。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歷經反復曲折(1660年復辟又恢復了封建統(tǒng)治),直到1668年“光榮革命”之后,才使革命成果鞏固下來。法國大革命在推翻了封建聲制王朝統(tǒng)治之后,也曾出現過封建復辟的反動(1815年拿破侖兵敗滑鐵盧后波旁王室復辟)。

　　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當然十分復雜,但究其經濟因素,恐怕不能完全排除英法當時的生產力在某種意義上,仍有被舊的生產關系暫時容納的可能性:1688年的英國仍有75%的勞動人口從事農業(yè);法國一直到1856年也還有54%的勞動人口從事農業(yè)(參見《歐洲經濟史》第3卷,第375頁)。

　　(三)舊中國生產力的二重功能

　　舊中國社會生產力的二元性質,決定了它對于生產力具有如下二重功能:以手工勞動為特色的傳統(tǒng)生產力要求與舊的封建生產關系相適應;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近代工業(yè)生產力要求建立發(fā)展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

　　舊中國生產力的二重功能,使當時的中國具有三種可能的發(fā)展前途:維持鞏固原有的封建生產關系;發(fā)展和確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必須指出,前兩種發(fā)展前途是以中國進一步淪為殖民地經濟或殖民地社會形態(tài)為代價的(證之于香港、澳門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qū)的情況,即可清楚)。

　　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舊中國生產力落后,未經歷資本主義獨立發(fā)展階段,在邏輯上似乎“天然”更接近資本主義,故對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條件頗存疑慮。這種看法值得商榷。從生產力性質來看,資本主義創(chuàng)建的物質基礎與社會主義創(chuàng)建的物質基礎并無本質區(qū)別,二者都以社會化大生產為核心內容。中國雖未經歷獨立的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但畢競已經發(fā)生發(fā)展出了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先進近代工業(yè)。這部分先進的生產力既然能包容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什么又不能包容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呢?

　　如果說這部分先進的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尚有欠缺的話,也只是數量上的而非性質上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清楚地表明了這種不足(過去我們忽視了這種量的不足而人為拔高“公有”程度,其教訓是深刻的);我國要大力發(fā)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正是要彌補這一不足(這與“補資本主義之課”是兩回事)。看到這一不足,是為了更好地發(fā)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而決不是要從根本上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賴以建立的物質基礎。

　　四、余 論

　　就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條件而言,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較之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顯然要雄厚得多。為什么中國能捷足先登地步入社會主義社會?

　　馬克思列寧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早已指出,一定的物質條件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依據,要使革命成為現實,還必須同時具備其它相關的環(huán)境條件。恩格斯晚年指出:“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并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9頁)

　　一定的物質條件是決定社會主義必然出現的經濟依據,但它卻并不是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先后順序的依據。中國之所以能先于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除了必要的經濟依據外,這與當時中國所處的時代密切相關。誠如毛澤東同志概括的那樣:“走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嗎?誠然,這是歐美資產階級走過的老路,但無如國際國內的環(huán)境,都不容許中國這樣做。”(《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40頁)關于這個問題,已有不少人證之,且不屬本文范圃,不贅述。

　　在本文結束之前,有兩個問題需要說明。第一,我國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水平起點低,商品生產發(fā)展也不充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要真正確立自己的不敗地位,還必須使自己的社會生產力水平逐步趕上和超過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我們今天強調要大力發(fā)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正是題中應有之義。

　　第二,按歷史發(fā)展的常規(guī)順序來講,發(fā)達國家理應先于落后國家進入社會主義,但種種原因也會使歷史常規(guī)出現某些變異。列寧說:“世界歷史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fā)展階段在發(fā)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列寧選集》第4卷,第690頁)特殊的變異現象并不會改變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歷史的客觀趨勢終究要通過無數常規(guī)的或變異的現象表現出來。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客觀發(fā)展趨勢,乃歷史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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