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南開大學艾躍進教授的視頻文字版之前

毛澤東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

                                 -------主講：艾躍進  2013年9月29日呼和浩特王府飯店

第一集

    一：文革的背景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

    首先感謝范站長的介紹，也感謝各位的掌聲。我今天報告的題目是《毛澤東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跟一開始的那個題目（按：原定題目為《文革中的毛澤東》）換個角度。這個呢是我為毛澤東辯護、還其清白的一個重頭戲。因為呀，反共分子呀攻擊毛澤東的基本上是兩大點：一個是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一個是文革“十年浩劫”。那么文化大革命呢？是中國現代歷史一件無法回避的大事，是毛澤東聲稱自己一生所干的第二件大事。也是他一生中受到攻擊最多的事，是其晚年被攻擊為其所犯的最大“錯誤”，是被徹底否定了的。它的發生不是一件偶發的孤立事件，必須把它放在一個完整的社會運動的全過程中去研究，通過各種歷史現象，去找到引發這場革命的必然性和根本的原因，并且努力地去挖掘這段歷史所反映出來的基本規律。

以革命的手段推動文化的變革，從而克服舊傳統文化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就是阻礙作用，使之逐步適應新的社會經濟基礎，這是廣義的文化革命。這種革命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比如文藝復興。那么這些曾經在歷史上發生過的革命，一般都不徹底，因為它所發生的經濟基礎多半是從落后的私有制到相對進步的私有制，而當社會經濟基礎出現了從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這個變革，那么對文化變革的要求就達到了它的質的飛躍，產生了真正的革命。人類所有文化幾乎全都是建立在，幾乎啊！全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那么公有制做為社會制度存在于現實生活中，不過只有百年的歷史，而公有制文化只在中國存在了十分短暫的時間，短暫到什么程度呢？只有十年，這就是文革中的十年。雖然只有十年，卻已經顯示出無比頑強的生命力，因為在文革結束將近40年的今天，面對黨內外、國內外的“亂象”，我們又想起了文革，這就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因為它代表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代表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未來。這個意義我們在當時看不出來，在文革結束后我們也看不出來，今天當你想到文革的時候，實際上它的意義就在客觀擺在我們面前了，要不你想不起來！

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原則和策略告訴我們：完整的無產階級革命它一定是有三個環節的：第一，進行武裝革命以奪取政權。其實這個環節，哪個階級上臺都得進行。第二，進行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唯獨無產階級要將私有制變為公有制。第三，進行包括文化領域在內的、包括上層建筑領域在內的文化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那么無產階級革命的全過程啊，應該說少了任何一個環節它都得停止，它都不完全，而這第三個環節，只在中國出現了十年。

1949年新中國建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是第一個環節。1956年當農村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公有制在中國大地上初步建立起來了，這是第二個環節。但是此時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包括整個文化系統在內的上層建筑除了國體、政體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之外，其他領域基本上還是民主革命時期甚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的那種傳統文化，我指的是“私有制”和“私有制”觀念下的那種人們固有的東西，它表現出來的就是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事。第一，在文藝舞臺上，幾乎全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講臺上都是專家、權威在唱獨角戲。醫生、大夫只為城市“老爺”們服務。因此在文化狀態上，基本上是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基礎。第二，我們對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采用的是“贖買”政策，被改造對象并沒有從肉體上被消滅，他們廣布于全社會之中，其私有制基礎的傳統文化及其表現即剝削階級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精神信仰對工人階級隊伍產生著各種不良的影響。第三，受國外帝國主義文化宣傳的影響，新的資產階級意識還在不斷產生。第四，以資產階級法權為依托，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大量的、自發的產生。第五，黨員干部當中民主革命的同路人、舊軍隊的起義人員、舊政權的留用人員其思想意識、文化基礎隨著天下的取得，他們要“坐天下”了，其實他們是在重復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王朝周期率。因此，做為政治思想上集中表現的修正主義的思潮，在黨員、干部隊伍中有著非常廣泛的社會基礎。在上述背景下，進行文化革命的，并且使之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是每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然要完成的第三個環節，這個環節至關重要。首先，缺少這個環節，革命的進程就會前功盡棄，還不僅僅是不再繼續、中斷的問題，是前功盡棄。比如說蘇聯就這樣，蘇聯就缺少這個環節，它后來變修甚至解體。其次，毛澤東說：“我黨真正懂馬列的不多。”也只有完成了這第三個環節，才能培養出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才能使無產階級獲得最終的解放。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對任何一個事物都不能全盤地肯定或者全盤地否定，但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卻將文革徹底否定了，可見文革之錯是何其之大，可以說是罪莫大焉。因此文革至今仍然是理論禁區，也正因為如此，所有“擁毛、挺毛”者，所有試圖客觀分析評價文革的人士都可能被扣上“文革余孽”的帽子。無獨有偶，文革也受到國內外所有反共、反華、反人民、反革命、反社會主義勢力的反對。它使得毛澤東因此被中外反動派們惡毒地攻擊為“惡魔”，并與希特勒、斯大林一起并列為20世紀三大“惡魔”之一。因此，對文革進行深入的研究，并做出客觀的評價，是研究毛澤東、研究中共黨史、研究中國現代史、研究國際共運史的人所不能回避的。也是當今中國的政治家們在設計中國未來之路走向何處時所繞不過的一道坎。研究中國、研究中共、研究毛澤東，就必然要研究文革，應該說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要不你就基本肯定它，要不你就徹底否定它。站在不同的階級、不同的立場，肯定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那我今天要談的這些東西，我不做評價，我也不下結論，我只從客觀，我拿第一手的資料來說話。這些資料的選擇，其實也代表我的立場、我的觀點。

我談接下來第一個問題：文革的背景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共由革命黨變為執政黨，但是此時它還是個革命黨。那么此后呢？黨內滋生的腐敗，雖然在建國初期，毛澤東嚴厲地整肅了劉青山、張子善，但黨內仍然存在著官僚主義和腐敗的土壤。1956年黨的“八大”，中共高層在政治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一種觀點是一線領導提出的認為隨著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中國社會剝削階級已經消滅了，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系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其本質呢是再次變相提出了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問題，即恢復私有制。另一種觀點是退居“二線”的毛澤東提出的，他認為在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會長期存在，因而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因此必須堅持思想政治領域的階級斗爭。1957年，在全國范圍內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背景下，毛澤東開始了“整風”運動，并讓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知識分子和廣大人民群眾幫助我們黨“整風”，其目的仍然是要保持執政的共產黨的革命本色。但是，一些右派分子趁機跳了出來，企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對于極少數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毛澤東又領導我黨開展了反右斗爭，意在通過說理和批判斗爭的方式在給斗爭對象留有出路的前提下解決思想意識、解決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使右派分子和人民群眾都受到教育。而在這個過程中，黨內一些官僚將給領導人個人提意見的同志和大批愛黨愛國的人士下指標、按比例地打成了右派，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甚至采用專政手段，比如開除黨籍吶、開除公職啊、下放農村呀、勞改、勞教等方法，傷害了一大批好同志。其惡果不僅在于傷害了一大批好人，也因此形成了絕對服從的奴隸主義的官場的風氣。官場上出現了大批的馴服工具，并開始形成了黨內的官僚主義體系。那么這一點呢，當時擔任中央反右領導小組負責人的一線領導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到后來的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中，一線同志以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大搞“形左實右”的“浮夸風”、“共產風”，造成了餓死人的嚴重后果。在此過程中一線領導不顧毛澤東的反對，甚至封鎖了毛澤東給全國從省級到小隊長六級干部的信（那封信我反復提到，幾乎我的每一個視頻都會提到，我在這里簡單就說一句，毛澤東在信里說：“一畝地增長上三五百斤就不錯了，你們非說一畝地能產萬斤糧食，我不信，說瞎話有什么好處，說瞎話一害黨、二害群眾、三害自己。”我上述說的這兩句話就是毛澤東那封信的兩個最基本的。）那么這封信被封鎖，更為惡劣的是，在餓死人的嚴重后果出現后，一線同志不思悔改，再將責任推到退居二線的毛澤東頭上之后，又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期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就從極左又跳到極右，對內大搞“三自一包”，對外大搞“三和一少”。所謂“三自一包”就是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包產到戶就是現在我們說的單干，即主張分田單干。在農村取消公有制經濟，這實質上是用共產風的極左手法抵制毛澤東關于公有制的正確主張，等到出了問題之后，以此為借口，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以便再回到私有制基礎上的新民主主義。所謂“三和一少”就是對帝、修、反要和，對世界人民支持要少。毛澤東堅決反對了這一對內倒退、對外投降的錯誤做法，認為黨內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于是重提階級斗爭，并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的運動，矛頭直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一線領導卻用“四清四不清”予以混淆。關于‘四清”，1971年周恩來在接見美中友好協會會長韓丁時曾經追溯說：“毛主席在1963年制定了‘前十條’來指導社會主義的教育運動，劉少奇用另一個‘十條’來對抗，劉少奇反對毛主席關于整黨內走資派的提法，他用‘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來代替毛主席的指示，由于這樣的方案打擊的范圍不得不大大地擴大，在農村干部中小私立確實存在，例如把集體財產中的一點點作為私用，如果這樣的話就使他們都成為壞人，那么幾乎所有農村干部除極少數例外，都得被打倒，所以問題不在于‘四清’和‘四不清’，而在于你走哪條路。”從周恩來的上述談話中可以知道，劉少奇是主張矛頭向下的，這是他的一貫做法。而毛澤東是例來主張將矛頭指向官僚集團的，這也是毛劉二人的一個重大區別，是他們產生路線分歧的重要原因。

到文革前，在文藝界，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充斥于舞臺；在教育界，師道尊嚴、讀書做官論的聲音一片喧囂。那個時候學校和教師就分為等級。在經濟領域，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反對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大刮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之風、極力推行“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買辦思想和“三自一包”的資產階級私有化思想。在社會生活中，資本主義腐朽的生活方式、封建貴族沒落思想泛濫，牛鬼蛇神、求神拜佛、八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思想充斥社會。在黨政機關也出現了失控現象，衛生部被毛澤東斥之為“城市老爺部”，中宣部、北京市委被一線領導所控制，連身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在北京《人民日報》想發一篇文章發不出去，最后被迫秘密到上海去發表。1964年2月29號，毛澤東在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城會晤之后，回到中南海他的駐地。他的護士長叫吳旭君，來給他檢查身體。他同吳旭君談起了和金日城會晤的事，他說：“我對國內的許多事情不放心。”吳旭君呢，看毛主席呀，這個憂心忡忡的樣子說：“你呀，你不要總擔心，這樣對你身體不好！”毛澤東說：“我在政治局會議上多次提出反修防修的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們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了我們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也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才能放心。我現在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和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這個人沒有私人，我不想為我的子女謀求什么，我只想中國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上述這一切，使得毛澤東認為黨和政府中的相當一部分權力沒有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無產階級的政權有被顛覆的危險，而這個危險就來自黨內，來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毛澤東1964年說的，其實從1956年到1966年，毛澤東整整用了十年的時間，進行了多次的運動，其核心就是要完善鞏固社會主義的制度，對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的教育，以便建立起最廣泛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是在文化領域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效果有限。原因在于，一線領導同志忽左忽右，并在運動中壓制了人民群眾，因此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就不可避免。這也是始于1921年中共成立以來的革命事業的繼續，是中國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三個環節。也就是說主席本來想通過56年到66年這十年間的漸進式的革命，漸進式的文化運動去完成第三個環節，但是受到抵制，因此歷史走到1966年的時候，要完成第三個環節，在客觀上只能采取文革這種形式。注意！任何一個歷史運動絕不是某個領導人個人意志的作品，它一定是一種客觀發展的結果。任何個人他也不可能發動，他也不可能阻擋。這是個歷史發展的趨勢，到66年10年漸進式不解決問題，到這兒需要有個質變。片面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往往僅看到專政工具本身的形式部分，比如軍隊啦、警察啦、監獄啦，而看不到無產階級的專政的本質在于大多數人對少數人專政，這是它的本質。我們提到專政，或者專政工具，馬上就想到軍隊、警察、監獄、法庭，但是無產階級專政它不僅包括這些形式上的東西，它的本質是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那么如果大多數人變成了被專政對象，那說明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名存實亡了，已經修正主義為資產階級的少數人對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專政，因此需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了。特別是在上層建筑領域，當媒體宣傳工具、文藝舞臺、法律、教育、管理甚至連醫療都被少數專家、教授、律師、學術權威等所謂精英把持、壟斷、專政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形式就只能是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以便重新恢復無產階級專政所賦予的人民的民主權利，恢復人民群眾的主人公的地位。其實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恢復黨和人民在戰爭年代的那種血肉關系，這是我此刻的突發奇想！不光是，是吧！恢復人民本身，我們共產黨從井岡山千百把人能夠成為500萬人民解放軍，能夠登上天安門城樓，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民群眾，靠的是黨和人民的血與肉的這種關系。執政了，執政了十幾年之后，搞官僚了，脫離人民群眾了，其實文革從另一個意義上是在恢復黨和人民的這種血肉聯系，要看到這個！

關于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以下三個人的話很有代表性，我要舉的第三個人剛才范景剛同志已經說了，說是俞正聲同志。那么我就不提他了，我提前兩個人。第一個人是鄧小平。鄧小平在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防修反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做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也就是78年底，三中全會前的時候，鄧小平同志對文革還是基本上肯定的。當然隨著后來，是吧，這個發展，有變化。到了80年的8月，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記者的時候說：“搞文革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由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他還得承認這條！）就說在做出了這個《決議》之前，他還是這個看法，我們認為這個看法是正確的。但能不能堅持這個正確的看法這就另一回事了。那么在文革結束后的新世紀，已故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回答香港鳳凰衛視記者時說：“看現在的情況，毛主席是對的！”而王光美在各種場合她都說：“毛主席劉少奇倆人不是個人恩怨，是路線分歧。”如果沒有個人恩怨，僅就路線分歧的話，那么我們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只要你堅持了共產黨的基本理論，你就會知道，毛澤東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沒有錯的。劉少奇要走新民主主義道路，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提倡剝削有功，肯定是錯誤的，連問都不要問。其實1966年12月26號這天，毛澤東，很少給自己過生日的毛澤東在這一天73歲，小范圍內吃了頓飯，在飯桌上，有個談話，他說：“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能不能鞏固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斗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這種較量從奪取政權開始就存在了。”實際上毛澤東在66年12月底的這個時候，他是在對建國以來的歷史進行總結。毛澤東說：“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的干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者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他們為什么能蒙蔽群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到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已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么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讓相信他們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倡無條件的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地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你從這就能看出主席搞文革的一個意圖。其實主席這個思想是一貫的。早在井岡山時期他就提出：“從今往后我們要立一個規矩，如果黨中央的決定不正確，我們也可以不執行！”這是他的立場。因此毛澤東生前多次問下邊，如果將來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都是跟這個相關的。毛主席的觀點很明確：“聽正確的，而不能光聽上級的。如果上級正確那當然應該聽，如果上級不正確你也聽，那叫奴隸主義（我認為毛主席的觀點是正確的）。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只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并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以及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繳械了。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斗爭的繼續。”毛澤東接著指出：“抓革命才能促生產。（很多人誤解認為毛澤東只搞革命不搞生產，錯了！）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決生產力的方向道路問題，抓革命是為了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才能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規章制度，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有人借口抓生產來壓革命，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烏紗帽，他們關心的是保存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那些舊框框，他們害怕群眾革命革到自己頭上，挑動群眾停止生產，挑動群眾斗群眾，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自己也就要成為走資派。”毛澤東認為：“對直接上級絕對服從的舊紀律要搞掉，舊的一套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同蘇聯差不多，大民主好，便于攻擊敵人，也能對各級領導機關、領導人直接進行監督，造成新的社會風氣。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大民主的保障，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沒有大民主，連小民主也沒有，專政機關（注意聽這段啊！），專政機關必須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專政機關要保障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串聯的正常進行，專政機關不能干涉甚至壓制。不能亂抓人，只能對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間諜活動這些現行反革命要專政，依法制裁。”你們認真聽，在毛澤東眼里需要抓進去的，只上述危害社會的殺人、放火、放毒、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間諜活動，其他的大部不抓、一個不殺。這是毛當年的政策。“革命群眾要發動起來，幫助監督專政機關，保障實現無產階級民主。思想上的問題，思想反動的、堅持資產階級思想的，只要沒有違法就不能抓！”這是真實的啊！那很多人認為在文革中亂抓人，沒那回事，證據！我們拿事實說話！“要擺事實講道理，同他們辯論，專政限于很小范圍，黨內問題不管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也好、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也好，在黨內政府內民主黨派內，即使確有證據的特務，也要一人不殺！”毛澤東時代從來沒有給反對派判過死刑，這就是毛的胸懷！毛多次提出：“公安不準對準黨內！”毛澤東又說：“看起來黨內兩條道路斗爭還不能說已經解決了，這個斗爭不是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從一搞社會主義就開始了，究竟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反映到黨內就是兩條路線的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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