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劉小楓最新文集《百年共和之義》收錄的首篇，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六點分社出版，本文原為作者在《開放時代》學刊2009年年會上的發言提綱，在新書出版之際進行了修訂改動。

　　劉小楓

　　這個發言題目不是我選的，而是會議主題的設計者非要我講的。坦率說，我并不愿意講這個題目。但議題設計者是朋友，而且我沒法反駁他的理由：他說我多年來一直在研究毛澤東與現代中國。的確，我做過一點兒研究，但我不愿意談，因為自己的研究還不成熟。而且，如今一談這個題目，如果你不從自由派角度來一通批判，就會被看作“新左派”。不過，最終促使我還是決定談這個題目的原因，恰恰是由于有這樣的顧慮。我并不擔心民主派文人的圍攻，而是憂心要么新左派、要么自由派的教條主義會有礙我們研究“毛澤東與現代中國”這個題目——我們需要擺脫的恰恰是這樣的教條主義。

　　有人馬上會說，你不可能沒有自己的著眼點——沒錯，我有興趣嘗試的是，從古典學問的著眼點來看毛澤東與現代中國這一大問題。我先用兩個例子來簡要說明什么叫做“古典學問的著眼點”，然后馬上轉入正題。古希臘羅馬的偉大紀事作家，從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到撒路斯特、塔西佗，實際上都是當時的政治哲人，他們的紀事作品(如今稱為“史書”)都是研究自己所處的時代發生的政治事變。他們絕非僅僅在紀事，而是以一種如今可以稱為“古典政治哲學”的眼光來認識剛剛發生的歷史事件。我想嘗試的是，用他們的觀察視角來看我自己經歷的時代發生的政治事變——這就是我所說的“古典學問的著眼點”。其次，我們知道，晚清學人意識到，中國如今面臨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我看來，這場變局的實際含義關鍵在于兩點：1.中國的政制傳統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2.中國面臨從未面對過的國際政治格局。但晚清學人——尤其廖平、康有為面對這一變局的思考，無不以中國傳統古典學問為基礎，這就是我所說的“古典學問的著眼點”，他們并未掉進后來從現代西方涌入的各種“主義”的陷阱。1898年7月，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際，康有為給皇上進呈了一篇“法國革命記”，在進呈“序”中，康子一上來就說：

　　昔孔子讀《詩》至“殷士膚敏，灌將于京”，乃掩卷而嘆曰：“大哉!天命無常，故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勸勉。”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湯志均編，《康有為政論集》[上]，中華書局1981，頁308。)

　　按照施米特的看法，現代國際政治格局形成的開端是法國大革命，這意味著：第一，西方的政制傳統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第二，拿破侖的征戰拉開了西方國家也從未面對過的國際政治格局的帷幕。由此來看，中國學人面臨這一局面并不太晚，但康有為的問題感覺仍然來自孔子，如今我們會覺得實在過于迂腐?？墒?，僅憑這一句，我們可以看到，康子用孔子的“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勸勉”這一感嘆來對應法國大革命，何其切中肯綮!

　　如果要研究毛澤東與現代中國這一大課題，應該以晚清學人的古典意識為基點——鄒讜教授的長文“論中共政黨國家的形成與基礎”就以康有為1895年的上書起頭。(參見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毛澤東面臨的中國問題明顯承接自晚清志士，這就是中國面臨從未面對過的制度挑戰和國際政治格局。可是，清末民初的中國志士誰個不是如此，毛澤東并沒有什么特別——當毛澤東進入領導中國革命的位置時，他以詩詞這一古典方式表達了自己對中國在未來國際政治格局中的位置的想象，這就是著名的詞句：“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中國”(據說在六十年代才改為“一截還東國”，理由是“不能忘記日本人民”)。

　　中國是亞洲最早建立民主憲政的國家，然而，早產的民主憲政把中國帶入軍閥割據的內戰狀態——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針對的是所謂偽民主憲政，但反過來也可以說，孫的革命破壞了已然建立的憲政秩序，斷送了第一共和。事實上，隨后出現的軍閥割據亂局以及日本帝國乘機蠶食中國，都是二次革命導致的結果，甚至為“漢奸”論提供了現實依據：汪精衛宣稱，日本人是來幫助我們結束內戰，因為我們自己沒法結束內戰狀態。值得對比這樣的史實：第一次歐戰爆發時，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已經面臨介入國際沖突的抉擇問題，并最終選擇了參戰——派出了數百人的工兵部隊，人數雖少，國家角色卻不小。然而，第二次歐戰爆發時，中國卻處于內戰和外敵入侵的雙重煎熬，氣都緩不過來。

　　《百年共和之義》書封

　　毛澤東在內戰狀態中仍然不忘中國在未來國際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表明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僅是要整合已然分裂的中國。完成中國的基本統一之后，毛澤東對中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如何定位的考慮成了他首要的政治關切——七十年代初與美國的和談因臺灣問題陷入僵局時，毛澤東的一句話充分反映了這一點：“臺灣事小，世界事大。”戰略重點的轉變，在我看來始于差不多六十年前朝鮮半島上爆發的那場突如其來的戰爭。現在已經清楚的是，這場戰爭并非毛澤東所愿的，他的當務之急是統一中國。美國強勢介入使得戰爭態勢突然發生逆轉后，毛澤東決定積極介入的決心越來越強。(參見師哲，《在歷史偉人身邊》，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第一次戰役后，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片歡騰，東德總理跑上大街，把自己的帽子拋向天空。朝鮮半島戰爭之后，毛澤東的兩個大舉動實際都與他對中國占據世界戰略位置的想象有關：五十年代末的大躍進“超英趕美”，這是晚清洋務派就曾夢想過的目的;六十年代中期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支援所謂“世界革命”的目的聯系在一起。1965年3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決志發動“文革”之前，在武昌梅嶺閉門1月，首先審度的是國際局勢——打破“冷戰”格局的戰略意圖就在這里形成。(參見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中國當代出版社2006，頁10—14。)

　　所謂“冷戰”絕非僅僅是美蘇兩個“雅爾塔協議”的最大受益國之間的直接對抗，而是蘇聯操控或挾持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國家集團與美國操控或挾持的“聯合國”集團之間的國際對抗。面對這一政治格局，毛澤東的國際戰略與他的內戰戰略原則基本上一脈相承：第一，跳到外線作戰，自主開辟新的戰場;第二，農村包圍城市變成了貧窮國家包圍富豪國家——支援亞非拉。如今學界所樂道的毛澤東為中國打開的新世界格局，的確與這一重大戰略行動有直接關系，或者說屬于這一戰略行動的直接戰果之一。

　　令人感興趣的問題來了：毛澤東在成功建立第二共和以后的兩次與中國占據世界戰略位置有關的行動，都以建立“公社”為直接的政治訴求——而“公社”作為政制理念恰恰是現代西方的政制想象，而且與法國大革命有實質性的內在關聯。讓我們把視野重新拉回清末民初，或者說用清末民初康有為的問題意識來看“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國，我們可以問這樣兩個問題：首先，中國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制度挑戰化解了嗎?第二，中國在從未面對過的國際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當位置了嗎?從皇權政制經民國憲政(第一共和)和內亂及外敵入侵，毛澤東成功建立起第二共和，并不意味著制度挑戰得到化解。否則，不僅中國政制傳統中的優良成分將一筆勾銷，第二共和的建立者的抱負也被打上了一個大問號——我們不能忘記，第二共和建立之前，毛澤東曾經以古典方式再次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意志：“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中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當位置了嗎?毛澤東替中國找到的位置是：劃分三個世界，然后站在第三世界一邊?，F在看起來，我們固然可以說，這是階級沖突政治論在國際政治斗爭中的翻版。當時的處境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實際政治利益的強權國家正在繼續角逐世界政治的領導權，毛澤東的實際政治戰略繼鐵托的南斯拉夫之后突破了意識形態外衣，從冷戰外線切入國際政治戰場，其戰略意識正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自立訴求。冷戰結束意味著美蘇兩個超級強權國家分享政治領導權的政治格局解體，新一輪爭取政治領導權的國際沖突格局開始形成。可是，冷戰格局被打破，不是美國的強權壓過了俄國的強權，而是中國在毛澤東帶領下爭取民族國家自立打破了冷戰格局。民族自立是強有力的政治原則，與美國的普世價值形成競爭格局。

　　冷戰后期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自由經濟運動和政治民主運動的確是東方陣線崩潰的內在原因之一，但這一內在原因的原因，又恰恰是為了國家真正能夠自立，盡管表面上看，似乎是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使得蘇聯喪失了國際政治的領導權。民族自立原則是關鍵，但是，這一原則的運載工具卻是馬克思的政治原理：民族自立作為“國家理由”與一種普世主義的解放理論結合在一起。在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生死存亡時刻，毛澤東的階級沖突政治論歷史具體地表現為具有民族風格的政治哲學。毛澤東強調的階級同構型是政治的潛在因素的偶在形式。毛澤東的大量著述具有歷史處境性質(康有為何不如此!)，如果不把毛澤東政治哲學中潛在的和偶在的要素劃分清楚，就不可能恰切地理解毛澤東。如果不理解所謂“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的哲學”不過是其歷史偶在形式，就不可能懂得他為什么要發動國內的“人民戰爭”或黨內的路線斗爭。

　　毛澤東領導的第二次革命激發我們重新思考清末民初的中國問題意識：政治與倫理、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關系，自由民主與民族國家的政治領導權的關系。

　　毛澤東最終賦予中國的“國家理由”究竟是什么?他的新制度想象與新方式的關系究竟如何?康有為的“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勸勉”這一感嘆用來對應第二共和建立后的兩次革命行動(大躍進和“文革”)恰當嗎?這是我給自己出的思考題。會議主席說，我的發言已經超時，只能講到這里。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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