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這個“復像的幽靈”的展覽現場，當我們說到和“復像”有關系的其它詞語如“反復”、“重復”等等時，不無巧合地發現它們似乎總是和“法國”有關。我要講的“歷史的反復”也和法國有關。如果說“復象”還是一個有些陌生化的概念，那么“反復”、“重復”則是熟悉多了的詞匯。“歷史的反復”，按照老話來講，也即歷史是有發展規律的，規律不斷重現，每一次歷史規律的重現，也就是歷史的“反復”，甚至有更極端的說法是“歷史的鐵律”，簡單把歷史規律看作是不斷重復并且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得“鐵的規律”。今天我希望通過分析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開頭那段話來討論“反復”從“歷史”到“政治”的多層意涵，大家知道，這段話是引用并改寫黑格爾的說法而形成的：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要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這段話指的就是“歷史的反復”，一個歷史事件出現了第一次，接著就會有模仿前者的歷史事件再出現一次，“第二次”的摹本與“第一次”的原本之間構成了“滑稽模仿”的狀況，所以，第一次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作為“笑劇”出現。但“歷史的反復”并不只“滑稽模仿”。法國大革命對古羅馬的模仿是著名的例子，同時值得注意的還有施特勞斯學派，這個學派有所謂東海岸和西海岸兩個方向的傳人，以雅法為代表的施特勞斯學派傳人，就認為美國的政治和歷史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古羅馬政治和歷史的模仿，也即“古典的新生”是怎么通過美國的政治和歷史呈現出來，而不是作為一種對“古典”的“滑稽模仿”，雅法所寫的兩本關于美國南北戰爭的書一直重申“古典的原則”如何在林肯南北戰爭前后的決斷中反復出現。所以，歷史的反復，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認為“反復”總是處在“滑稽模仿”的狀態，另一種則強調“古典的新生”，“反復”就是“古典的原則”不斷地重新構建，美國政治上“新保守主義”的出現，也有人將其與這樣的脈絡聯結起來理解。

　　回到法國歷史，馬克思不僅寫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在這之前還完成了分析1848年到1851年法國政治局勢的《法蘭西階級斗爭》，而在這之后又寫了關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法蘭西內戰》，可以把這三部研究“法蘭西政治試驗室”的時論和歷史著作合稱為馬克思的“法蘭西政治三部曲”，當作馬克思政治思想的一個連續整體來看待。有趣的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如果從寫作的角度來看，也是對《法蘭西階級斗爭》的“反復”，因為兩本著作是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講述：1848年革命推翻了法國的七月王朝，但革命最終的結果是路易•波拿巴通過政變成為了皇帝;這一事件的進程被看作是對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進程的“反復”，也即法國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但革命最終的結果是拿破侖做了皇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個題目就暗示了一種反復和反諷，因為“霧月十八日”不是侄子波拿巴發動政變的日子而是伯父拿破侖發動政變的時間，馬克思有意混淆兩者，當然是諷刺“侄子”對“伯父”的“滑稽模仿”。單獨看《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很可能誤以為馬克思只是在討論“歷史的反復”，但如果把“法蘭西政治三部曲”放在一起看，也即加上第三部描述巴黎公社斗爭歷程的《法蘭西內戰》，那就不難發現在馬克思的政治思考中，法蘭西發生的變革不僅僅是“歷史的反復”，更重要的是“政治的反復”。

　　作為“歷史的反復”很容易理解，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我們看到馬克思建立起一種具有“藝術美感”的歷史對稱，從1789年到1815年，法國大革命推翻波旁王朝，羅伯斯庇爾主導共和元年，接著是拿破侖的出現，帶領法國的軍隊橫掃歐洲，并且最終稱帝，然后被反法聯盟打敗;同樣的歷史過程似乎在1848年至1851年之間重新上演了一遍，1848年的二月革命推翻法國的七月王朝，臨時政府通過國民議會制定憲法，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路易•波拿巴雖然不被看好，卻攜帶伯父拿破侖的影響，得到法國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支持，通過普選成了共和國的總統，并且在四年任期期滿之前發動政變，做了皇帝。“伯父”的命運在“侄子”身上似乎重演了一次，大拿破侖的篡位和小拿破侖的篡位構成了“對稱”的“歷史感”。

　　馬克思特別關注波拿巴做了總統掌握行政權和立法會議之間的關系，也即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間產生了激烈的沖突。馬克思的判斷是，恰恰因為路易•波拿巴不是拿破侖那樣的英雄，只是一個小丑，卻由于種種歷史因緣，使這個小丑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重申了馬克思對“人與歷史”關系的理解：人們創造歷史但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創造歷史。也就是說是作為主體的人并沒有也不可能擺脫歷史條件。波拿巴之所以可以成為總統并進而發動政變稱帝，就是特定的歷史的情形讓他能夠如此作為。1848年革命對應1789年革命，小拿破侖的篡位呼應大拿破侖的篡位……如果馬克思僅僅滿足于揭示這樣“對稱”的關系，那么只是講述了一個精彩的歷史故事，但他的目的顯然不滿足于講一個好聽的歷史故事，而是希望將“歷史的反復”提升到“政治的反復”。馬克思要回答是為什么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可以造就拿破侖這個英雄，而1848年革命卻只是使小拿破侖這個“小丑”扮演“英雄”的角色?關鍵在于兩次革命，究竟是誰承擔了革命的政治主體?1789年法國大革命，資產階級理所當然地成為了革命的主體，馬克思稱之為具有英雄氣概的階級，“第三等級”也即“資產階級”，可以成為法蘭西各個階層的政治訴求的代言人。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底層民眾也即“第四等級”同樣沖鋒陷陣，但真正起領導作用的還是資產階級，他們是那個時代的英雄，為自己開辟歷史，按自己的面貌創造新的世界，并且能夠成為其它階層的代言人。當資產階級成為革命的政治主體時，與此相應拿破侖也就成為了真正的英雄，用黑格爾的說法，那就是“馬背上的世界精神”。半個世紀過去了，1848年發生的歐洲革命與1789年革命最大的區別在于，原來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只能作為附庸參與到革命，沒有發出自己的政治訴求的“第四等級”，終于登上歷史的舞臺，要成為某種意義上革命的主體。我們不要忘了馬克思、恩格斯也是在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宣稱“一個幽靈，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這意味著當“第四等級”——也即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成為推動革命的主體力量時，資產階級盡管好像還扮演著歷史的主角，但這個主角的地位不得不受到來自“第四等級”的挑戰。馬克思那句名言：“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點出了這幕歷史活劇轉換的關鍵在于，資產階級作為主角的表演一代不如一代，就像作為“侄子”的波拿巴大大不如作為“伯父”的拿破侖，路易•波拿巴之所以不能成為“英雄”，并非完全取決于個人素質，而是因為歷史的主體和政治的主體正在轉移，轉移到“第四等級”——“無產階級”身上。1869年，馬克思給《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二版寫了一個序言，在序言中他指出，有人總是喜歡把法國的階級斗爭和古羅馬的階級斗爭進行比較，但是“在作這種膚淺的歷史對比時，人們忘記了最重要的一點，即在古代的羅馬，階級斗爭只是在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內部進行，只是在自由富人和和自由窮人之間進行，而從事生產的廣大民眾，即奴隸，則不過為這些斗士充當消極的舞臺臺柱。人們忘記了西斯蒙第所說的一句中肯的評語：羅馬的無產階級依靠社會過活，現代社會則依靠無產階級過活”，這就造就了古代階級斗爭同現代階級斗爭在物質經濟條件方面的根本區別。

　　馬克思借鑒西斯蒙第的說法，可以看出他深受黑格爾主“主奴辯證法”的影響，在主人和奴隸的關系，雖然主人占據了主導和主體的地位，但作為客體的奴隸因為與生產聯系在一起，所以有可能翻轉這種關系，重新占據主導和主體的位置。具體到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關系，重要的是無產階級在這樣的“主奴辯證法”中，成為了“歷史的反復”轉化為“政治的反復”的必要條件：一個原來不被視為政治主體和歷史主體的階層，怎么可以一躍而為歷史和政治的主體?趙紀彬先生的《論語新探》即使在現在國學大熱的情況下，讀這書的人也恐怕不多了吧?我認為這書值得一讀再讀，不僅僅因為它有助于重新思考儒法關系，而且能夠幫助我們重新理解“政治的反復”。這書以《釋人民》開篇，“人民”今天我們當成一個詞，但在中國古代是兩個詞，“人”和“民”是分開的，根據趙紀彬先生的分析考證，“人”在春秋時代代表的是統治階級即“奴隸主階級”，“民”代表的是底層的被統治階級即“奴隸階級”。《論語新探》五篇文章一組，都是圍繞《釋人民》展開，譬如《君子小人辯》，他說“君子小人”實際上都是指“人”，與“民”沒有關系，只是兩種不同的“人”：一種“君子人”，是強調克己復禮的儒家，另一種“小人人”，則是強調改良變革的法家甚至包括墨家，就像變法的商鞅，當然是“小人”。所以“君子小人辯”，也就是儒法之爭、孔墨之爭;還有《有教無類解》，以前認為“有教無類”是孔子的教育思想，意味著他的教育可以包括所有人，但實際上“無類”也是相對的，同樣只包括“人”而不包括“民”;至此孔子所謂“仁”的意涵，也就非常清楚了，正如《人仁古義辨證》指出的，“仁”要處理的是“人”和“人”的關系，與“人”與“民”的關系無關。這就和馬克思所說的“古羅馬的階級斗爭狀況”聯系起來了：“階級斗爭只是在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內部進行，只是在自由富人和和自由窮人之間進行，而從事生產的廣大民眾，即奴隸，則不過為這些斗士充當消極的舞臺臺柱。”不知道趙先生是否讀過《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但他以《釋人民》為核心的五篇文章，人仁古義辨，有教無類辯，君子小人辯，最后是“原貧富”，也即將“人”和“民”的區別落實到“貧”與“富”的關系上，是否占有生產資料的關系上。在社會物質生產方式上所占據的位置不同，才是決定誰是歷史和政治主體的根本條件。趙先生整個論述脈絡充分顯示出他的革命立場，強調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才可以使“民”真正成為歷史和政治的主體，而之前一切的歷史都是由“君子大人”來決定的。

　　“政治的反復”強調原來不被納入政治規劃、歷史規劃中的那群人，怎么登上歷史舞臺，成為政治主體的。這個“革命”的過程如果準確地講，應該是20世紀的新變化。19世紀中葉雖然提出了這個新的原則，就像《共產黨宣言》所呼喚得那樣：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但真正充分考慮到廣大民眾利益則是20世紀“革命”的結果。18、19世紀的資本主義是非常野蠻可怕的，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每一個毛孔中都塞滿了血和骯臟的東西。幾乎所有的歷史研究都證明，當資本家只能通過剝削絕對剩余價值獲取高額利潤時，他只能壓低工人的工資并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由此造成工人處于一種“絕對貧困”的生活狀態中。福柯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對古典時代癲狂史研究，一開始就描述“瘋人船”，把窮人，醉鬼、瘋子和傳染病人等等一起囚禁在船上，任其流落大海自生自滅;《監禁與懲罰》中則揭示了工人階級的生活處于何種不堪的地步，牧師到工人的家里，發現工人的住宅狹小骯臟，根本不講衛生，一家人男男女女全部睡在一起，很有可能發生亂倫;這讓我們聯想起左拉的小說，他筆下的窮人為什么都好象有精神疾病似的，很顯然與惡劣的生存狀況有莫大的關系。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通過對英國資本主義的考察，深刻地揭示了從城市規劃到工人住宅，資本主義如何既在工作空間又在生活領域對工人階級進行經濟的和超經濟的剝削與剝奪;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則通過是否征收“葡萄酒稅”來展示法國社會的階級狀況。因為法國國庫沒有錢，所有城鎮甚至包括幾千人的小城鎮，都開始征收葡萄酒稅，使得酒館里面的酒不得不漲價。本雅明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描寫19世紀巴黎的城市生理學，常常出現一個詞，有時被翻譯為“城門酒”，也有時被翻譯為“城關酒”，很多人不知什么意義，實際上指的是窮人喝不起酒館因收稅而漲價的酒，往往要走到城門口外的酒館喝走私酒，這種“走私酒”就是所謂“城門酒”。如果不了解“發達資本主義時代”也就是是路易•波拿巴當政的時代，他為了緩解國家的金融困境而強收葡萄酒稅，引起整個法國社會的動蕩，就不太能夠理解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本雅明所要揭示的19世紀工人階級或無產者那種極其糟糕動蕩的生活狀況。

　　這樣的狀況20世紀之后逐漸發生改變，除了廣大底層民眾反抗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迫使資本主義做出各種各樣的讓步和調整之外，資本主義自身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為什么美國的霸權可以在20世紀開始崛起并稱霸全球?因為美國的霸權不僅僅只有經濟實力、金融實力和軍事實力作為后盾，與英國的霸權相比，美國的霸權還代表了一種“新型資本主義”，姑且可以稱之為“大眾資本主義”。“大眾資本主義”就像我前面說的那樣，面對無產階級的反抗，自然要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同時也意味從對工人的剝削從“絕對剩余價值”轉向“相對剩余價值”，工人的生活水平相對提高，資本主義國家逐漸轉向“福利國家”……但這僅僅是問題一個方面，“大眾資本主義”還蘊含了另一方面，借用趙紀彬先生的說法，一個社會中“人”是少數，“民”一定是多數，多數的“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就轉化為顯在或潛在的消費者，“大眾資本主義”同時也是“大眾消費社會”和“大眾消費時代”的來臨，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出來的大量商品可以最終得到消費，在某種意義上克服了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危機。按照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的描述，也即關于資本的一般公式，是MCM’。“M”代表投入的貨幣資本，資本投入之后生產出商品“C”，但作為“C”的商品不能賣出去，變成更多的貨幣資本“M’”，就會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危機。因此克服危機的關鍵在于，如何創造、擴大、維持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不斷地把人們轉化為商品的消費者，這樣才能完成MCM’的過程，資本主義才可能進行良性的循環。所以說，“大眾資本主義”的出現，為20世紀資本主義克服自身的危機似乎找到了某種出路。

　　西方激進左翼理論今天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階級斗爭的消失，全球資本主義高度依賴于地理發展的不均衡性，利用區位利潤的差距，快速將低端產業轉移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從而造就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使得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階級的消失”，1960年代之后西方激進左翼不得不從“階級政治”逐漸向“認同政治”的過渡，性別、族裔甚至宗教等“身份”成為了構筑“認同政治”的基本要素。“階級的消失”在某種意義上又是一種“歷史的反復”。 當年馬克思強調“無產者”作為“階級”出現，是希望將并無自覺階級意識的“底層民眾”凝聚成具有自覺意識的“階級”，才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政治主體登上歷史舞臺;而今天與“大眾資本主義”相對應的，實際上是回復到“前無產階級”的狀態，自發的“底層民眾”無法形成自覺的“階級意識”，只是雜亂無章的一大群人，英文稱之為Multitude，這個詞很難翻譯，譯成“大眾”、“民眾”都不對，“烏合之眾”也不妥，最后采用了日本的翻譯，勉強翻譯為“諸眾”。當今激進左翼政治的失敗，關鍵在于無法完成從“諸眾”到“階級”的轉化，或者更明確地表述為，沒有找到將“諸眾”召喚為一個新的歷史主體和政治主體的途徑。對馬克思來講，“法蘭西政治實驗室”的意義在于能夠非常鮮明地看清兩個階級之間的斗爭，正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這才決定了從“歷史的反復”向“政治的反復”的轉化，催生出新的歷史主體和政治主體。而現在的左翼激進政治，苦于找不到新的政治主體，巴迪歐所謂“共產主義的假設”，只能把今天稱之為等待歷史轉變的時機而不是歷史轉變本身。假如找不到從“歷史的反復”向“政治的反復”轉化的動力，那么“歷史的反復”就可能墮落為“歷史的終結”。因此“歷史的反復”在某種程度上對應了這個展覽的主題“復象的幽靈”，“幽靈”就是缺乏本體，沒有主體，變成了孤魂野鬼，而“歷史的反復”同樣是處在一種歷史轉變尚未出現，政治主體有待新生的狀態，“幽靈”是否能夠還魂附體，“反復”是否能夠超克“終結”，無論就藝術的主題還是就歷史的主體而言，都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最大難題。

　　(來源：玉衡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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