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曾有學者將世界宗教分為西亞、印度、中國三大河系，我們講到宗教時往往不自覺地將基督教、伊斯蘭教一類的西亞宗教作為宗教之標本，以為若與之有異就有些不大地道。其實要歸納東西方一切信仰系統才能對“宗教”有個清晰的概念。古人以儒釋道為三教，這“教”與今日之“宗教”同義。道教可說是世上最自私的宗教。基督徒會為耶穌去死 ，穆斯林會為安拉去死，沒聽說道教徒會為太上老君(老子)、南華真人(莊子)賣命——蓋因其教祖只教人如何明哲保身，如何逍遙快意。道家有煉丹御如之術，旨在此生此世長生不老。佛家在印度重苦修，希冀來世靈魂解脫——流行中土后變為追求當下解脫(覺悟)的禪宗，就受了道家的影響。

　　在同時代的中國學人中，章太炎的視野最為遼闊，對社會學以及近代西方哲學皆曾注目。像《俱分進化論》一類的文章就受了歐洲古典社會學的影響。《建立宗教論》弘揚唯識宗的印度現象學，差不多與胡塞爾的現象學運動同步——熊十力新唯識論就是其工作的延續。章的學問源于無著的《攝大乘論》，熊的學問源于世親系統的《成唯識論》。就經學而言，章是古文經學，贊賞荀子;熊是今文經學，傾心孟子。政治態度亦與之相應: 前者是保守派，認同北洋;后者是革命派，認同廣東。北伐成功后章氏即以中華民國遺民自居，他的語言學我一點不懂，聽行內的朋友說成就在趙元任之上——民國時尚有黃季剛可傳其學，現在也成廣陵散了。在二十世紀中國文科學界只有熊十力的學問是世界性的 ，章太炎勉強也算得上，其余都是區域性的。現在學界爭說陳寅恪，其人領域只及魏晉南北朝隋唐一段，如何能成大家——此正俗語所謂“矮子看場，人云亦云”。

　　《神州》的說法只是沿襲了傳教士的舊說。利馬竇神父來華時身著儒服、口誦五經，時人以西儒目之。他引原儒為同調，抨擊佛教以及受到佛教影響的宋明理學。像徐光啟一流的士大夫所以皈依基督教，就因其形態與《詩經》、《尚書》所載之上古天帝崇拜差相仿佛——覺得信主才有可能回復純樸的堯舜之世。信奉一神教的周人由西北入據關中，傳教士還考證說這支民族就是舊約所載失蹤的部落。猶太裔的漢學家像列文森等人關注儒學，亦因中國上古的一神教和猶太教非常相近。《神州》作者的心態則與徐光啟一般無二，只是將作為民主楷模的美國當作現實中的堯舜之世。日耳曼蠻族顛覆羅馬帝國，如同中國歷史上的“五胡亂華”。羅馬像發育成熟的大人，日耳曼則是天真的兒童。前者有如老成之典型——歐陸的蠻族在發育的過程中模仿大人動作，很快變成像羅馬帝國一樣的君主國。唯獨在文明邊沿的盎格魯薩克遜人沒有典型可依，遂順天性自由發展，身軀長大而童心未泯，仍然保有很多部落的傳統——北美比英倫更為明顯。美國總統選舉儼然塔西陀《日耳曼尼亞志》所描寫的部落酋長選舉之再現。聯邦即部落聯盟組織，汽車則取代了牧人之馬匹。迪斯尼乃兒童樂園，成人游玩其間也覺其樂陶陶 ，可見文化之原始。他們的宗教還是華人在童年時代所信之一神教。現在教堂逐漸冷落，社會風氣也在走下坡，恐怕將來也會由堯舜時代步入夏商周。最近發生的企業執行長丑聞便是預兆——公眾期之以堯舜，而其道德水準只及夏啟，這在不久以前還是無法想象的。華人家族式企業傳子不傳賢，對外人存有戒心，反而不會出這樣的問題。

　　北宋在應當扶遼抗金之時聯金滅遼，而南宋則在應當扶金抗蒙之時聯蒙滅金，最終國亡鼎遷，欲吸取教訓亦不可得。政治家憂虜當下困境，每將敵人之敵人視為天然盟友。其實宿敵并不可怕，容易找到應對之方;而陌生的新興勢力一旦變成勁敵，往往讓人手足無措。美國在十幾年前就犯了同樣的錯誤——當其培訓圣戰者對付蘇俄之時，恐怕想不到會養虎為患.釀成今日之禍 。為政譬如下棋，不能只看一兩步。

　　《詩品》受到印度現象學影響，以二十四種意趣情態傳達詩歌的意境與風格——其韻外之致、味外之旨有非現代文藝理論所及者。如“清奇”一品：“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尸尋幽。載行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詩歌之韻味極難辨識，刻意描摹反著語言文字之障 。你看他只以畫意比擬詩心，使人于連翩遐想中豁然領悟“清奇”之境——真個是禪宗祖師的手段。而今現象學研究不過按部就班的工匠活，殊無《詩品》靈氣。

　　歐洲猶太人曾深受主流社會排擠迫害，馬克思的叛逆性格與之不無關系，而其創立的被壓迫者的宗教最終在世界范圍顛覆了基督教民族的殖民帝國。歐洲因《新約》排猶，美國則因《舊約》扶助以色列——后者尚有十字軍情節。然而世易時移，此時之中東早已是安拉地盤，非復所羅門時代光景。齒亡以其剛，而舌存以其柔。手中有牌，妥協會被看作善意;待到無牌，退讓就是向人示弱。蘇聯解體的時候當是以色列尋求和解的最佳時機，已經錯過了。猶太人做起生意異常精明，但政治牽動宗教民族感情，使人無法精確計算利害關系。道若委蛇，站在巴勒斯坦人一邊才能真正保護以色列——像美國那樣做法愛之適足以害之。猶太人不論流落何處，境遇如何艱難，都不忘經典之講習——默默以民族文化滋潤自家生命。文明能量高度密集，不像希臘化文化因廣泛傳播而稀釋，是故他們在各方面都有出類拔萃的表現。華人則不然，只知炫耀國粹以滿足虛榮，自己一無所得。暗然日彰，的然日亡 ，此之謂也。

　　每當中國歷史遇到前所未有之大變局時，文化生命謹慎起見總是先造出一個大一統國家的試樣，然后再依樣制作其正本。秦是漢的試樣，隋是唐的試樣，中華民國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試樣。前者皆是二世而亡，后者則有幾百年的國祚。一如漢唐明清的締造者，共產黨人在奪取天下前有過統治根據地的經驗，所以才站得住腳。他們在建政之后將管理農村的經驗推廣到都市，結果城里人也和農民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改革開放后才逐漸有了夜生活。中共花了二十年時間由軍事斗爭的生手變為熟手，又花了二十年時間由經濟管理的生手變為熟手。八十年代時經濟還劇烈波動，現在已經基本平穩了。臺灣則相反，政黨輪替后老把式換成新把式，車子馬上顛簸搖晃起來。經濟管理之道無他，唯手熟爾。臺灣因古典文化之保存拜占庭化，最后索非亞教堂也成了清真寺;大陸則象西歐一樣，在經歷黑暗時代之后爆發了蓬勃的生命力。黑暗時代是一個文化養精蓄銳的休眠期 ，這三十年和歐洲中世紀相比只是片刻打盹而已。

　　印度文化在極盛時代曾奄有半個世界，兩位大人物的出現改變了一切——一位是穆圣，另一位是朱子。前者使中亞和南洋群島改宗星月，后者則使東亞獲得了精神的獨立。最后連印度本部也一分為二。當印巴分治成定局時，圣雄甘地感到無比的悲哀——他所熱愛的印度再也不是一幅完整的圖畫。在個人的生命中，儒家占了六分比重，佛法則有四分，因而對印度永遠有種精神的依戀。特定宗教在一個文化里是保守的象征，而在另一文化則可能是叛逆的標幟。基督教乃西洋名教，士人之心懷不滿者便學禪宗.效嬉皮 ，放浪形骸有如魏晉名士。在美國時，我和虔誠的基督徒比較投緣，而與白人佛教徒反多隔膜——雙方信仰雖同，性格則異。

　　儒墨乃戰國之世的顯學，其教團有類英國兩黨制中的保守黨與工黨。項藉親儒，故以魯公為爵號;劉邦親墨，曾依墨者之法約法三章。兩大流派皆源于山東的文化傳統。山東人與秦人大不相同。秦人乃一發育未久之年輕民族，遵紀守法，思維機械而少變通——象山澗礫石棱角分明。山東人則是文化悠久的老年民族，腐敗散漫，腦筋靈活而多權謀——如河口卵石渾圓光滑。秦始皇和漢高祖分別是兩種人類的代表人物。秦簡常見津法文件，山東簡帛則每有哲理篇章。《史記.陳涉世家》就講嚴苛的秦法如何在山東激起民變。商鞅尚法，申不害重術，可謂因地制宜。秦以后的歷朝歷代都是注重栓選超過了法制，蓋因治理老年民族需要隨機應變的措施而非一定之規。西人與華人之差別有類當日之秦人與山東人，盲目引進西洋法津必然造成適應不良的問題。法津應與治民之性情相吻，譬如量體裁衣。將本朝之法與《大清津》以及《六法全書》相比照，斟酌損益、取長補短，一以實際效用為依歸， 如此才有一代良法。歐化的知識分子視西人如帝天，稍有所得便慨然以啟蒙為己任——既高估了自己的智商，也污辱了他人的人格。首先要向自己啟蒙，培養一種對歷史背景和實際狀況的直感。西文為字母文字，觀念每從抽象理論演繹;中文為象形文字，思維向由生活實際出發。

　　近代史上孫毛二公皆由整黨開創新局，堪稱大師。黨必以堅定信念為脊梁，否則只是在政府機構上面床上疊床。對老年民族來說，理智溫和的信仰才能生根，過于激烈則如飄風暴雨難以持久。可將《四書》、《老三篇》、《曾文正公全書》作為經典講習，交流為官做人之道，展開批評自我批評，提撕一個“誠”字。黨員每周自由參加禮拜，經典革命歌曲當圣歌來唱 ，培養一種大家庭的精神氛圍。就連“為人民服務”的徽章也能起到起信的作用。意大利人腐敗不亞華人，但天主教會始終屹立不搖，蓋因其形成可大可久之文化傳統，富有內在的吸引力。政府官員可選拔精明干練之管理人才，黨務首腦則必具精神領袖氣質——善于鼓舞人心，使之持續亢奮。若無信心就不會有穩定的經濟增長。政府站在資方一邊，黨就應當站在勞方一邊——兩套系統和而不同，在最上面合二為一，渾然一個太極。人大、政協乃黨組織聯系社會之觸須，并非平行機構，首腦最好由黨委副書記兼任以別尊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鄉鎮選舉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第二高票可委任監督官，以為國家耳目。鄉鎮長如有不軌即時以之替換——如此則當選人必須同時兼顧民意與上意，如有芒刺在背。

　　在美國各族裔中，白人較亞裔真誠，黑人更比白人真誠。黑人開化最淺，心智單純有如兒童，所以才會被人拐賣為奴。他們在舞蹈體育方面的天賦盡人皆知。摩崖畫像常見舞蹈造型，此乃原始民族之特長——因其尚未發育深刻思想，故而傾向以身體語言表達感受。運動場上的黑人健兒則使人聯想羅馬時代的角斗士。文明人只習慣以智能相互搏擊，體質已然退化，蠻人之肉搏喚醒了他們青春的活力。撒哈拉以南非洲劃界為國，其實還是部族社會，根本無法適應群雄逐鹿的國際競爭。山姆大叔熱心向其推廣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殊不知美國正處可遇不可求的黃金時代，而非洲則須在赤銅時代和黑鐵時代間做出選擇——后者蓋指沒有秩序的亂世。真正需要的是如民之父母般開明專制的政府。唯有這樣的政府才能建立秩序，強制施行計劃生育，進而引導本國商界適應國際經濟競爭。市場猶如大江大河，波濤洶涌。父母自己要會水性，先教孩子在淺水處劃水，然后再到水深流急的深水區游泳。放任自由只會令其溺死水中。

　　美國文化開放進取，略類唐型;歐洲文化內向保守，則近宋型。早先西班牙殖民者追逐貴金屬，聚居于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東緣——足跡罕至北美腹地，因而才給后來的盎格魯薩克遜人留下地盤。內戰前美國南部與拉美在經濟形態上連為一體，皆以奴隸制種植園為特征——前者乃聯系市場之資本主義農場，后者則往往帶有封建莊園色彩。就政治而言，美南諸州象羅馬共和國，拉美則儼然羅馬帝國之衰世——直到不久前還是軍人專政.政變不斷。南北戰爭之后，美南迅速盎格魯薩克遜化;近幾十年隨中南美移民之涌入，拉丁文化又逐漸回潮。

　　《舊約》注重契約，是部資本主義經典;《古蘭經》倡言社會正義，是部社會主義經典。上帝退隱，基督徒才得以發揮商業長才;安拉在位，穆斯林還象中古基督徒。很多原始民族在心理上需要父母照顧，因而選擇歸依伊斯蘭教——唯其如此，他們始終無法長大自立，照顧自家利益。在辛巴達航海的時代，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都會隨處可見長袖善舞的波斯胡，彼輩略類近世上海灘上的西方冒險家。信仰既深則經商天賦退化矣。現在只聽說黎巴嫩人會做生意，不知是基督徒還是穆斯林。

　　每個社會中人皆具部落民與家庭成員雙重身份——當文化年輕時前者重于后者，至其老年則后者重于前者。魯迅小說描繪了一個毫無公德心與國家觀念的病態社會，此乃衰老期之常態。其時若遇外敵入寇，汪精衛、殷汝耕之流多如過江之鯽。近幾十年因革命之洗禮，國人部落意識大為增強，政權傳承亦由傳子改為傳賢。禪讓而非民選，頭羊領導羊群而非羊群領導頭羊——在《尚書》與《日耳曼尼亞志》那里就已預示了現在東西方政治之差異。

　　俄國人性格粗豪，航天軍工發達;日本人感情細膩，精密電子見長。二者皆屬偏至性。美國人較為中和，所以樣樣都很在行。日本人在建造大和、武藏艦時也有粗豪的一面，后因二戰之挫折性情大變，好像換了個人。戰國時代的田齊也是如此。齊本“東帝”，窮兵黷武幾至亡國——在田單復國后變得內向閉鎖，淡出了互爭雄長的國際角逐 。當今安理會的五個核大國都是獨當一面的角色，領袖欲強，永遠不會將國家安全寄望于他人之善意。日本則不然，低調到略無自己個性。列國結伴而行，放棄核武器者必定跟在后面，而不會搶到前頭。經濟競爭也是如此。原來日本一路追趕美國，到了齊頭并進時就不知如何領導潮流，故而又落到了后面。農人積谷備荒，牧人則逐水草而居——筷子刀叉之別就注定了日本之高儲蓄率與美國之零儲蓄率。美元就像當日之美洲白銀，流至東亞便儲存起來。明治維新時日本尚是少年，大清已然老邁年高; 現在相反，中國在革命后煥發了青春，日本則步入老年，官僚保守有如滿大人。這是身體發育的小周期，一朝一代即有一次輪回; 還有一個精神成長的大周期，幾千年一輪回——日本正當少兒，中國已至垂暮。所以無論我們的片商如何爭氣，也無法在動畫制作上與東瀛一較高低。

　　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生活于概念世界，政治家和企業家則生活于現實世界，其佼佼者必有幾分原始本能。政治家建立秩序，將人與人爭的自然狀態壓制于雷鋒塔下——當此之際，作為次級叢林的市場開始取代作為原始叢林的戰場成為人類的競逐之所。由元而角，由角而分，市場上的搏浪者以貨幣為媒介精確計算利害關系。他們有時單打獨斗，有時結伙相爭——后者往往以企業為單位。企業因法權之確立人格化，因而也和生意人一樣貪婪不講道義，永遠都在追逐著利潤。利潤是其賴以為生的食物，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企業或由創意尋到全新的利潤空間 ，或尾隨別人之后與之擠占，無利可得又債務纏身的則申請破產，象債奴一樣失去了自由。部門經理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企業主管則像頭腦一樣齊一官感。總攬全局——決策管理無不濡染其人格特質。美國企業所以獨步天下，一個原因就是高薪聘請主管，突出其個人作用。我們的國企只是官僚機器，背后沒有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可以在不觸動產權的情況下封建諸侯——只要按時交納足額貢賦，受封人可以終身保有企業控制權并享受其收益——貢賦額依分封前企業營收而定。不論人事薪酬還是決策管理都由一個人說了算。中國的問題是只有一個主人翁，精力有限。應有一大批主人翁——國家只要監督這些人，他會替你監督下面的人。其人做不了英明神武的曹孟德，也會做求賢若渴的劉玄德。招聘舉薦都可，野心勃勃而又腳踏實地者為上選。事業單位也可分封，于國家有突出貢獻者論功行賞，如此必可激勵社會人心。顧亭林提倡寓封建于郡縣，甚有見地。

　　憲法闡明一個文化最高的政治準則，并以之為衡規范政府組織以及法津體系。《春秋》、《周禮》、《呂氏春秋》皆可看作類似憲法之王綱。當秦人行將一統天下之際，呂不韋曾嘗試由“制憲”羈縻這支新興民族，最終功虧一簣。自漢始有“憲政”，麟經為根本大法。“《春秋》決事”即因子法不得與母法相違。真正的憲法銘刻在一個民族的內心深處，文本不過其借以現身的外衣。當今中國憲法與我們的文化傳統多有抵觸，只是印刷的文本而已，所以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春秋》大一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這句話沒有寫進憲法，但我們一直將其當作憲法遵守。近代西洋憲法則源于日耳曼傳統，因與基督教相合獲得了神圣感。英國社會乃征服氏族與土著居民組成的二元社會，是故《大憲章》重在調整上層貴族與國王之關系。國王代表羅馬傳統，議會則代表日耳曼傳統，雙方長期相持不下——后者最終借清教革命占了上風。與之不同，美國一開始就是一元社會，部落傳統在與古代蠻族生活環境相似的蠻荒之地恢復了自我意識——憲政體制中的總統、參議院、眾議院可與酋長、貴族會議、人民大會一一對應。華盛頓不以凱撒為偶像，隔著大西洋，他的心靈終于超脫了羅馬文化之磁吸。

　　思想上的諸子時代與政治上的戰國時代相應，思想上的經學時代則與政治上的大一統時代相應。西洋文明之困境就在于哲學突破沒有孕育可與《圣經》媲美之經典——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西哲之論著是子書而非經書，勉強當他“經典作家”也只能各領風騷幾十年。真正的經典經得起歷史長河之淘洗，永遠顛撲不破。諸子時代學尚論辯，經學時代學尚詮釋。

　　文化昌盛之時，名言就象海邊礁石為意蘊所淹;至其衰落之際，則隨思潮之消退水落石出。語言學轉向實為不祥之兆，后面往往隱伏黑暗時代。東西方都曾經歷黑暗時代——歐洲因希臘古典文化而蘇醒，中國因印度大乘佛學而蘇醒。一思惟就不致昏昏欲睡。當此之際，沒有比論學更重要的了。東西方文化在很多領域正相反對，一居陰極，一居陽極，冥冥中維系著世界之平衡。當今人類面臨的危機皆因文化失衡所致。西洋文明霸占了整個太極，只有重振東方文明才能使之自我意識，逐漸返本歸位——這是我們東方人的責任。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