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史上，樂舞乃童年之風尚，歌詩則少年之雅好。唐詩時代尚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浪漫的情愫吐為華章，宛如異彩斑斕的花朵。由唐入宋，詩味隨文化心理之老成逐漸轉淡，再到后來，只有出身蠻族的薩都剌、納蘭性德之輩還能為詩藝帶來清新的意境。詩亡而后說部興。通都大邑的勾欄瓦舍乃章回小說之搖籃——在那里藝人繪聲繪色的說唱使列位看官渾然忘己，完全沉浸于驚心動魄的夢幻中。偉大的漢語小說可能借鑒民間藝人的話本，卻不像后者那樣刻意迎合市民的趣味。每一部皆具獨特的生命，以其生動的意象和嚴密的組織展現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較之凡庸有如巍巍泰山屹立于齊魯平原。在跌宕起伏的情節中隱約可見詩三百以及唐宋詩詞的意境。

　　《三國演義》“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由理性發育形成的科層組織崩解之后，社會仿佛倒退回以私人感情為樞軸的封建時代。那是歷史的童年——充滿浪漫色彩的英雄時代。彼時之英雄傳奇往往作為美麗的歷史童話在文明的意識深處保存下來，流衍為諸如“亞瑟王與圓桌騎士”一類的民間故事。若像兒童一樣仰頭望人，視野內便會出現八九尺長、威風凜凜的壯士豪杰——兩軍對敵只見陣前二將廝殺，刀槍相向。英雄聲若巨雷，勢如奔馬，挺矛大喝可令百萬雄師敗退如潮涌。童心之意象永遠都是善惡分明.黑白顯著。“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蘇軾《志林》)。劉備以匡扶漢室為己任，象征內心深處童稚的依戀;曹操則欺君罔上、威福自用，代表肉身官感帶來的利欲之私——在一悲一喜間下意識表層的習氣已如塵垢般脫落，而潛藏心中的純真感情則隨動作表情顯露無余。由作家加工整理的《三國演義》完美地結合了民間文藝的童稚意象與史官文化的老成思維。所謂“歷史小說”沉湎其中便當它是“歷史”，醒過神來才知其為“小說”。像《二十四史演義》只是敘述外在事實，無與于偉大的歷史感;《三國》作者則將全部的生命融入歷史，當他娓娓道來之際，我們仿佛在聆聽歷史老人回首往事。小說所展現的政治舞臺像原始叢林一樣處處潛伏殺機，而活躍其間的霸主豪雄則如野獸般目光銳利、嗅覺靈敏，時常豎耳諦聽周圍動靜，隨時準備向政敵伸出利爪。在這樣的環境下，劉備的仁慈只能是政治家的仁慈而非婦人之仁——這是小說不同于童話般的民間故事的真實感。作者羅貫中曾有志圖王，他是此道中人，故而能將權力斗爭寫得出神入化。感覺就像有個大政治家在結合千變萬化的形勢講解謀略之運用——奇謀妙計令人眼花繚亂.嘆為觀止。諸葛亮和曹操一樣長于權謀，所不同的是在他的身上永遠看不到一個“我”字——善惡標準就在封建道德。曹氏家臣之忠貞死節者亦在作者褒揚之列。時值亂世，生存需要使反叛成為生活之常規。殊死的搏殺所在皆是，而命運的安排往往難如人意——當忠臣義士以鮮血和生命贏得自己的尊嚴時，他們所維護的價值顯得何等的崇高美好。

　　《水滸傳》 《三國》情節緊張，《水滸》節奏舒緩。《三國》半文半白，較為貴族化;《水滸》純用白話，完全平民化。《三國》側重政治軍事斗爭，好像平面的浮雕;《水滸》則兼及社會生活圖景，有類立體的圓雕。此其二者相異之大較。施耐庵以生花妙筆再現了彼時之秘密社會的內部狀況，就連鄙俗的粗口也散發出泥土的氣息。這是從來的士大夫不屑正眼打量的強梁世界，而在作者的筆下卻洋溢著蓬勃的生機和活力。一種博大而溫潤的同情顛覆了傳統的意識形態——沖州撞府的江洋大盜變成志行高潔的英雄好漢，而峨冠博帶的大人先生則淪為無法無天的匪寇盜賊。熟悉古典中國文化的人會感到天旋地轉般的思想震撼。唯其如此，這部誨盜之“怒書”在明末社會大動亂中產生了類似近代《民約論》和《共產黨宣言》的巨大影響。《水滸》所描述的秘密社會可以視為上古氏族公社在文明心智發育之后的異變形態。原始的公社猶如和諧無間的大家庭，而當貨力為己之小家庭形成后便開始作為文明之童真退居下意識的社會深層，在其上面出現了合理化的科層組織。戰國之際社會上尚可見到富有俠義精神的墨家教團，至宋元時代此類組織已因社會機制之老化隱伏科層下面——這就好比少年將童趣擺在臉上，老人則將其深藏心中。當時政治腐敗有如沉疴之老朽：朝廷里有蔡太師、高太尉，地方上有梁中書、賀太守，基層還有鎮關西、西門慶。無法見容于黑暗的社會，一百零八個原始人般的叛逆者殊途同歸、聚義梁山——他們八方共域.異姓一家，都一般哥弟稱呼，不分貴賤。好漢們替天行道，劫富救貧，有恩報恩，有仇報仇;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緞，成甕吃酒，大塊吃肉。沒有家庭觀念，亦不因女色而起意，好色如王英即為“江湖大義”所鄙薄。梁山泊愈是興旺，大宋朝就愈是衰弱——“宋江”乃作者對癥所開之藥方。此人深具國家觀念，別人熱心山寨的事業，他想得更多的卻是社稷之福祉——只有當“梁山”與“大宋”由對立走向諧和，社會政治才可能因原始生命之煥發而得以革新。“他時若遂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至其最終失敗，國家也就失去了振衰起敝之希望。金圣嘆評點《水滸》人物，以宋江為下下而以李逵為上上——此乃文人眼光。設使李大哥當道，掄兩把板斧胡亂砍將來，只恐較蔡京、高俅輩還要可怕。衰世之所以為衰世，正因為像施耐庵這樣頭腦復雜的知識分子實在太少了.

　　《西游記》 清代評點家以《西游》為證道書——此書可當佛家的《荒漠甘泉》來看。欲悟其旨須先領會小乘禪與大乘禪在修證上的歧異。《壇經》里有這樣兩對偈語: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佛性本清靜，何處有塵埃。

　　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前一偈講的是以定學為中心的小乘禪或外道禪，漸修可至羅漢;后一偈則介紹以慧學為旨歸的般若化大乘禪，頓悟即為菩薩。唐僧乃如來徒弟金蟬子轉世，早已是羅漢——行前曾在長安水陸大會上開演小乘教法，而于大乘則不甚了了。取經故事無非修行者由小入大之禪修的寓言。白龍馬乃四大假合的肉身，所馱三藏象征空空如也的心體。一路遇到的種種妖魔比擬內心魔障，降妖伏魔的悟空則代表禪定之意志。沙僧牽馬，可方凝斂老到的經驗記憶;八戒挑擔，好比沉淪世俗的生理欲望。悟空.八戒之形象遠較三藏.沙僧鮮明，蓋因心理要素中意志與欲望二者最能凸顯人格。悟空勇猛精進.百折不撓，取經途中從未打過退堂鼓;相反，八戒懈怠懶散.沉湎物欲，一遇挫折就想散伙回高老莊。前者武藝高強，斬妖除魔.無堅不摧;后者則本領低劣，屢屢失手為妖魔所擒。凡此皆禪修之譬喻。意志乃凝斂之精力，隨之伴生清明的理智，所以悟空火眼金睛，善能分辨人妖;欲望則無明之業惑，只能變現盲目的蠢動，故而八戒愚昧笨拙，形同呆子。西天路上的妖魔多為仙佛坐騎，此乃禪修之考驗——須歷九九八十一難才最終證道見性。唐僧成佛暗示修行者已證佛陀覺悟之境，當此之際種種心魔頓成夢幻泡影，而與之相待之意志亦退藏于密，和心體合二為一。禪定的過程中意志必為心體所控，因而悟空頭套金箍——一旦覺悟金箍也就化為烏有。《三國》、《水滸》純粹是中國文化的意境，《西游》則中印文化之混血兒，想象豐富有如《羅摩衍那》。此類神魔小說之內容情節迥異生活經驗，閱讀時我們會感到一種難以言傳的奇幻之美。

　　《金瓶梅》 《金瓶梅》由《水滸傳》中潘金蓮與西門慶偷情一節變化而來，借宋寫明，展示了一幅當日市井生活的“清明上河圖”。一開篇“西門慶熱結十兄弟”即以鬧劇的形式上演了小市民之“桃園結義”——庸俗的凡人時代取代了浪漫的英雄時代。在英雄傳奇中無名無姓的小人物紛紛粉墨登場，一變而為有頭有臉的要角。相應的是文言退位、鄙俗的方言登上了大雅之堂——情形略類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書中所寫盡是社會中人，九流三教無所不包: 有尋常夫妻，有三姑六婆，有醫卜星相，有商賈官宦。通篇只見飲食男女之家常與豆丁瑣碎之細事。西門慶在《水滸傳》中乃一卑鄙無恥之惡人，而在《金瓶梅》中只是一個欲壑難填之俗人——蓋因后者不具道德觀念。其中淫穢之處僅為不加掩飾之生活寫真，并非作者有意宣淫、有膽創發自然主義寫法，自是文學史上的大作手，卻還不能算是不世出的天才。至如《三國》、《水滸》、《西游》以深刻的思想感動人心，而其他文化斷難產生類似風格的才可說是真正意義上的天才之作。《金瓶梅》名列四大奇書，與前面三種相較還須讓一頭地。行文間偶而提及列位看官，卻不似在對人說書——感覺就像作者一人自言自語，絮絮叨叨。小說最后寫到金兵南侵、天下大亂，仿佛當代歷史之預言。我們知道晚明時中國因美洲白銀之流通躋身世界制造業中心——整個社會表面上看富庶繁華，實則隱伏巨大的危機。唯利是逐的自由市場只會親睞如西門慶一般腰纏萬貫的大官人，在滿足彼輩千奇百怪之精致欲求的同時勢必忽略廣大下層貧民之基本欲求。更有甚者，由商品經濟衍生的淫靡奢侈之風尚逐漸顛覆傳統的道德觀念，使社會人心日益渙散疲塌。當《金瓶梅》中男男女女縱情聲色之際，努爾哈赤行將崛起，李自成、張獻忠也快要出世了。國家有警，何處可覓舍生忘死之猛士? 論者或謂明朝亡于白銀之短缺，其實不然，這個朝代恰恰亡于白銀之充裕。滿州人有健康的部落傳統，不像漢人腐敗，入關后即禁毀《金瓶梅》一類的小說——著手移風易俗于天下未定之時，所以才有后來的“康乾盛世”。

　　《紅樓夢》 《紅樓夢》寫的是詩禮簪纓之族.鐘鳴鼎食之家，天生一段貴族風度，方諸四大奇書猶如二王之于宋四家。作者曹雪芹乃滿洲正白旗人，世家出身。滿族開化未久，略類上古之漢族，看待中國文化總帶少年人好奇的眼光。漢人對自家文化習見習聞，所言多是熟套，反而是這位具有滿洲文化背景的天才為漢語文學開創新奇別致的意境，令世人換新眼目。作者每自比上界奇石，覺得與污濁的塵世格格不入——他像美少年納喀索斯一樣顧影自憐，“賈寶玉”正是其水中倒影。作為小說背景的這支百年望族已逐漸衰敗，兒孫一代不如一代，此子乃最后之貴族，所以榮寧二公在天之靈囑托警幻仙姑加以開導。寶玉對仕途經濟的厭憎折射出世家貴族蔑視科第的心態，而其人之儀表言談則絕類魏晉南朝間人。就連周圍之裙釵也像《世說新語》的人物: 黛玉孤高脫俗，故有林下風氣;寶釵雍容端方，自是閨房之秀。我們時代知識分子的修養還遠遠不及賈府之上等丫鬟，若至大觀園一游恐怕也會像劉姥姥一樣為人取笑.文化從來都是貴族創造的。作者博學多才，于詩畫琴棋.醫卜參禪無所不通，而假上流社會之生活展現一種清新典雅的文化氛圍。“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者。”其人靈魂永駐大觀園中，所以才有睥睨千古的鴻篇巨著。自孔子修訂六經以來，只有有數幾人全盤總結過中國文化: 太史公從史學立場加以總結，朱子、船山從哲學角度加以總結，曹雪芹則由文藝創作總結這一博大精深的傳統。《紅樓夢》有濃厚的宿命論色彩，略同希臘悲劇，而如夢幻般縹緲迷離之意境卻是東方文化的特色。小說主題仿佛“莊生夢蝶”: 曾游太虛幻境，醒來方知是夢;及悟世間一切皆為夢幻，所歷幻境反為原所。《三國》講歷史之運勢自在自為，不論善惡忠奸，人類的作為努力最終往往成空——此乃借歷史滄桑說空。《紅樓》則以人生如夢解空，意境愈加玄遠深邃。像這樣漢語文學之神品極難模仿，后四十回果真另有作手直可說是咄咄怪事。前面在上坡，容易寫得花團錦簇;而到后頭下坡處早已是意興蕭索，難以生發新鮮的靈感。《三國》、《水滸》皆是后不如前，不好以前八十回之標準要求后四十回。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儒林外史》 滿族乃一新興民族，富有原始的生命力——在政治上表達為清帝國之版圖擴張，在文化上則體現為《紅樓夢》的橫空出世。漢文化卻已垂垂老矣。《儒林外史》與《紅樓夢》同時，通篇只見科層社會的陰暗面，了無生人之氣，而注視這一切的又是洞徹世態人情的練達老眼。小說反映了一個文化的秋冬景象。在生機盎然的春天，文化底蘊以液態思潮的形式流淌人心，而草創未備的科層組織還顯得有些簡陋原始;待到木葉搖落的秋冬，活躍的思想已凝固為一成不變的教條，齊整嚴密之典章制度亦因文勝于質逐漸與實際需要脫節。當明太祖訂立八股取士之制時，敏感的心靈已覺文化之僵化，預知一代文人有厄。文化意蘊一旦凝固，包括栓選在內的各項政治運作皆循一定的程式，鮮有破格之舉。三十五回講嘉靖欲重用莊征君，亦因不合國家法度而作罷。在科層社會沒有三顧茅廬的劉備，也不會有平步青云的諸葛亮。進士出身的文官好比公司之部門經理，按部就班.領薪混日，經營業績端賴背后督責之老板。皇帝二三十年不上朝，國家機器就按自身的節奏自然運轉，風痹不知痛癢。如若遇上像清初諸帝那樣以國為家的大有為君主，這部機器馬上有了靈性，會對出現的問題作出敏銳而中肯的回應。科舉所依之儒家經典誕生于諸侯相兼的亂世，作為對治儀秦申韓之藥石可使當日政治家豁悟一種超越有生界生存競爭的境界。而對承平時代缺少獸性的文人而言，溫柔敦厚的政治哲學只會令其愈加迂遠而闊于事情。理性發育既久必然文極而敝，《外史》之人物多生活于文化的空套中，對實際需要麻木不仁。大凡老大民族皆講究虛文，年輕民族皆注重實用。華人較西洋人多了虛文，西洋人中羅馬化的拉丁民族較盎格魯薩克遜人多了虛文，盎格魯薩克遜人中英國人又比美國人多了虛文。詩人哲學家領導的社會競爭不過專家技師領導的社會。近代中國的變遷一言蔽之就是“損文用忠”，道理略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生命之活力因虛文而退化，是故小說出場之人往往帶小家子氣，無一大忠大賢或大奸大惡。即便是那些沒有異化的奇人真儒也不見什么英雄氣概。《外史》乃吾國諷刺文學之巔峰，后來者難以望其項背。刺譏亦有其道。像魯迅嘲諷人時只見金剛努目.惡形惡狀，文木老人就比他有修養，只在敘述描寫中暗寓褒貶——這是太史公的筆法.

　　金庸武俠小說 《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笑傲江湖》、《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五種皆可列入“偉大的漢語小說”。后二種價值稍高，《天龍》以想象力勝，《倚天》則以組織力勝。“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這句話形容作者也是合適的。金庸繼曹雪芹之后再次總結了中國文化——其武俠小說章法謹嚴不若《紅樓夢》，想象豐富則有過之無不及。舊文藝到晚清時已是了無意境，因外來文化之吸收蓄勢儲能，累積有日——至此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如浩瀚汪洋般磐磐大才令人望而興嘆，莫說四大奇書的作者，便是曹雪芹也須低眉折腰——章回體桎梏性靈。拘束文思，終隨新生命之勃發而蟬蛻。金庸作品在構思上多有借鑒西洋文藝之痕跡: 玄慈與葉二娘之畸戀略類《紅字》的情節;歐陽鋒自禿木峰頂滑翔而遁的經歷好像《神秘島》的故事;謝遜和張翠山一家在冰火島上的生活也仿佛《魯賓遜漂流記》之翻版。而小說所展現之畫面在在皆是傳統漢詩的意境，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真可謂無邊風景一時新。《金瓶梅》乃十六世紀之現代小說，金庸武俠卻可看作二十世紀之古典小說。若說幾部書有一共同的主題，那就是偉大人格的成長經歷。此等人具有博厚高明的內在生命，當其少時可能資質魯鈍，反應敏捷反不如常兒(深刻者多有些遲鈍)。他們平日里率性而為，很少顧及利害關系或輿論壓力，對武功愛情、待師長朋友一般真誠無偽。英雄個性鮮明有如犖確山石，永遠不會隨閱歷之增長磨為渾圓的鵝卵——正是卓立不群之精神開創了獨具一格的武功流派。三山五岳的掌門人往往抱殘守缺、固步自封，自學成才的大宗師總是兼收并蓄.不拘一格。武林宗師有時暗喻中國思想之流派: 東邪是道家，西毒是法家，南帝是佛家，北丐是墨家，中神通則是儒家——五位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中國文化之圖幅。若是東邪遇上西毒，不必為他擔心，讀一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便知其故。換成北丐就要捏一把汗。墨家公而忘私，毫無明哲保身之觀念——七公屢遭歐陽鋒毒手，良有以也。同是道家，黃藥師靠近老學一路，周伯通比鄰莊學一路——前者留意長遠利害，后者向往精神自由，皆脫不了一個“我”字。老頑童自己也知因為少了一副救世濟人的胸懷，無論如何勤修苦練也達不到王重陽那樣絕頂之境。除此五大流派，種種西亞宗教也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笑傲江湖》.《倚天屠龍記》兩書即以西亞宗教與中國文化之沖突為背景展開故事情節。前者屬于未歷哲學突破之童年文化，癡迷缺少同情，因而只見矛盾雙方你死我活的斗爭;后者卻是既經理性發育之成人文化，圓融無所執著，相應強調對立之統一、矛盾之和解。西亞宗教誠摯熱烈，每為改朝換代之工具;中國文化理智中庸，常做安邦定國之護法。二者相反相成，使文明中心不斷發生新陳代謝，情形略類落葉喬木之季節變化。原封之中國古文化恐怕要到文明邊緣的日本才尋覓得到。正因有了生命之更新，中心抵御外來影響的主體性遠較邊緣為強——道理好比天寒肢端受凍，身體賴血液循環還能保暖。當中國文化衰微之時，岳不群.左冷禪之流比比可見，明教一類的信仰也在社會基層悄然興起，漸有燎原之勢。狂信者永遠戴副黑白眼鏡看待世界，思想僵化的名門正派又何以異之? 不過將其觀念顛倒過來，黑的看成白的，白的看成黑的——針尖對上麥芒，冤冤相報的仇殺永無止息之日。愛之知其惡，惡之知其美，如此才是仁智而不蔽。待到張無忌這樣不戴黑白眼鏡之新人領袖群倫時，生活才還原了五彩繽紛的顏色，紛紛擾擾的江湖也逐漸恢復了和平與寧靜。金庸作品有如枝繁葉茂之花木，最好能得毛宗崗輩稍加修理，去其枝蔓。個別地方語調油滑，有取寵讀者之意，便是敗筆。

　　六祖曾言下下人有上上智。偉大的漢語小說在問世之初就像丑小鴨一樣為彼時之文苑所歧視，最早的知音倒是市井鄉間無知無識之尋常百姓——他們有健康的本能卻無習得之概念。文化精英與社會大眾間往往有條心理的鴻溝，意象生動的小說卻像一座橋梁跨越了這無形的界限。仿佛是所文化養成的學校，分級授課——學生程度不同，高低各有所得。《古文觀止》一類的選本只教人遣詞造句.謀篇布局，長篇巨著則可培養文章所不具的恢弘想象與精密組織。走向昌盛的民族會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汲取浪漫的夢想，以為前進之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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