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對“中國文明”本身略有認同的話，就應該接受如下幾點：1、中國文明至少包括兩個傳統：一個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古典文明傳統或者說社會主義舊傳統，一個是以毛澤東思想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新傳統，二者特別后者乃是現代中國立足的文明基石。但總的來講，二者均是社會主義傳統。

        無論是中國傳統的“書院”，還是西方古典的“學園”，都可謂原初意義的“大學”，至今其高深而神圣的形象仍活在人們的想象中，甚至不乏有志之士從事重建工作。但這只不過益發說明，當今大學業已在根本上與過去發生斷裂，就其性質而言，乃是一種新型的高等教育機構。

        作為新型高等教育的大學教育，是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同時又可服務于現代政治國家的目標，故而其發展得到國家建制性權力的有意支持，反過來亦可促進經濟社會的建設。這一邏輯蘊含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學發展的基本軌跡。從中亦可看出，中國大學發展的小邏輯隸屬于中國國家建設的大邏輯。

        關鍵在于，包括醫療、住房、教育所謂“新三座大山”在內的經濟社會各領域的變革，都是在國家政治權力主導下進行的。其成敗得失，勢必要由“政治”負責，也勢必關系到對于“政治”的評價。在后發國家的趕超型國家建設過程中，必須看到“政治”所具有的主導意義，以及“政治”必然因此承受的重負。

        建設什么樣的國家，怎么樣建設國家，決定了建設什么樣的大學，怎么樣建設大學。大學建設得好不好，則直接反映了國家建設得好不好。



發展主義與市場主義



時常有人夸大改革導致的種種弊端，以一種唱衰的論調宣布“改革已死”，卻看不到改革一直都在進行中。只有通過深化改革才能改革改革，絕不能因為改革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否定改革本身。對待大學教育的改革，也是如此。

由于把經濟建設當作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重心，改革與發展自然容易滑入廣受批評的“GDP中心主義”，這在1990年代以來尤為明顯。不過，倘若在近現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飽受欺凌以及建國后因故長時間經濟停滯的大背景下來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建設方略，不難生出理解與同情。以強國為目的的發展主義路線乃是國家命運所致的必然，況且“發展”本身并不僅限于經濟增長方面，而是隨著改革的深入不斷產生新的意義。

正是在經濟建設蒸蒸日上之時，整個大學教育制度并未發生相應的變革，事實上已滯后于經濟的發展，于是才有1990年代末期開始的頗顯激進的大學擴招。從“人口大國”變為“人力資源大國”的實際意義，首先就在于為經濟建設提供緊缺的人力資源。由此，中國的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跨越式進入“大眾化教育”的發展階段。至2009年，中國已形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

即便“大學擴招”本無可厚非，但其背后主導的“教育產業化”發展方略則備受爭議。它不僅是以經濟主義、更是以市場主義的思維方式來看待教育問題，把大學變成公司，把大學教育推向商品市場。由于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徘徊在2.5%上下，遠遠趕不上大學擴招的速度，大學首先面臨的就是經費不足問題。增高的學費無疑是大學收入的重要來源，但對很多貧困生而言，學費本身就是個問題。不過即便在此方面，中國大學也無法與美國大學的高學費相提并論，并且中國還有一套“助學貸款”機制，大大緩解了這一問題。

“教育產業化”真正的嚴重后果，乃是大學教育質量的下降，甚至出現性質上的異化。“GDP中心主義”重數量、輕質量的不良傾向，深刻影響了大學教育的發展。就像“縣際競爭”與“省際競爭”在創造中國經濟奇跡的同時造成了大量重復建設與低質量增長一樣，“校際競爭”也導致高校盲目追求學生數量的增加與學校規模的擴張，迫切渴求學生就業率的提升與教師科研成績的高漲，希望以飛快的速度把自己建設成省級、國家級、世界級的“一流”大學。同時，在一切似乎皆可量化的大學里，人際關系特別是學校與學生、學校與老師、學生與老師之間的關系也愈加市場化、商品化。更為可悲的是，在職業主義與技術主義的導向下，大學變得越來越像是“就業培訓中心”一類的東西，其背后突出的問題尤為重要。



職業教育與通識教育



就國家建設而言，在經濟發展、國力壯大的同時出現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何協調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成為擺在眼前的重大現實問題。就大學建設而言，如何不僅服務于經濟發展，還能夠促進社會進步，實現文明傳承，推動人自身的全面發展，是大學教育改革需要面對的任務。

長期以來，中國大學教育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建國后學習蘇聯、進行院系調整和專業化建設的結果，其主要目的就是為國家建設、特別是百廢待興局面下的經濟建設提供所需人才。蘇式大學教育這份歷史遺產，對于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國大學為國家基礎工程建設培養了機械、建筑、交通等領域所需要的無數工程師，而沒有這些基礎工程建設，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經濟成就。但也正是蘇式專業化教育，使中國大學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市場經濟促生的職業技術主義的人才培養模式的影響下，大學教育專業化的傾向越發嚴重了。

無疑，短期內這種情況不可能得到逆轉。一方面，這是由國家建設所處階段決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仍需要大量專業性人才；另一方面，這也是由中國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決定的，特別是在中國高等教育走向大眾化之后，大學生人口基數不斷膨脹，不容對大學教育懷有不切實際的過高期待。上大學習得某種專業知識或一技之長，以此進入職業市場謀得一份生計，仍是當前中國大學生所考慮的第一要務。

問題在于，現實的未必是合理的，現在是合理的未必將來仍是合理的。首先，大學生畢業后多數固然總是要謀求一種職業，但這并不意味著，大學教育必須以嚴格的專業化為前提。況且，制造業所需要的大量技術工人本可通過高等職業技術學校來培養。但在普通大學、特別是其興辦的“獨立學院”的擠壓下，新高職的發展卻不盡如人意。與名牌大學重點大學相比，高職學校以及一般技術性大學的收費往往更為昂貴，這也不利于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

再者，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與產業逐漸升級，國家建設將產生更為多元化、高層級的人才需求。事實上，國家一直都在強調復合型、創新型人才的重要。只有那些不僅具有專業知識并且能夠超越專業拘囿、對現代社會與人本身擁有全面知識與恰切理解的人才，才能夠成為各行各業創新發展的推動力，才能夠擔當合格的管理者與領導者。在傳授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同時，大學教育必須把培養一個人的健全心智與卓越人格放在更具根本性的地位。而這一重任，主要是通過方興未艾、仍在探索中的通識教育來實現。

實際上，與“專門教育”或“專業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不同，“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主要強調的就是“通識”之“通”所具有的“普遍性”或“一般性”（generality），所以又稱“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個人越是具有普遍智識，越能體現普遍人性，越可活出普遍意義，也就越自由，可稱“通人”。

通識教育的試驗由來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些較為專門化的理工院校強調學生學習人文知識的重要性，老一輩的科學家中也有不少人呼吁“科技”與“人文”一個都不能少。但對理工科學生而言，修習人文學科頂多只能算是錦上添花的裝飾。同樣，雖然今天強調文科生也要修習科學知識的聲音越來越多，但其功效若達致使文科生避免“科學盲”之譏庶幾足矣。眼下想要徹底打破理工醫農與人文社會各大類學科的隔膜，既不可能，也無必要。不過，各類學科內部的專業細分卻是越少越好，這將通過高校未來必然在謹慎探索中陸續出臺的“大類招生”政策來實現。

近年來，不少全國性著名高校、甚至一些地方性院校都在進行通識教育改革，但并無一套通用的方案。有的比較激進，試圖在大學四年內徹底打破專業院系的劃分，但其具體實施以及成效如何尚待觀察；有的比較保守乃至有些投巧，僅僅在原先公共選修課的基礎上建設通識教育課程，顯得有名無實。較為穩健的改革方略，或應當是在既有院系分科的基礎上調動全校各方面資源、特別是第一流的師資來進行“通識教育核心課程”建設，并逐漸取代原先的公共選修課，若有可能取得與專業課同等的地位則更佳。至于“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的設計，就見仁見智了。其實我們往往看不到，“兩課”（馬克思主義理論課與思想政治教育課）才是中國大學實施最久、投入最多的通識課，但其課程建設大多已顯得陳舊落后，其教學效果也多有負所望。這一方面當然與師資水平有關，另一方面則與市場經濟下政黨國家倫理資源的虧空及其導致的認同危機有關。

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只能在中國社會與中國大學的現實基礎上進行，這注定了通識教育改革將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既有的院系體制、專業劃分、龐大學生基數、學生培養機制、師資水平、教師聘任制度、職稱評定標準，等等，都是改革路上可見的困難，更不用說大學里雖然程度不一但普遍存在的行政化傾向了。當然，最大的困難在于，就像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條自我革新與創造之路一樣，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也沒有一條現成的路徑可依循，只能在不斷摸索中前進。不過，通識教育有一個根本的目標卻是無疑，那就是塑造能夠擔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使命的新的精英。只有圍繞著這一目標，才有可能把大學的通識教育搞好。



精英再造與文明復興



中國在經過三十多年經濟社會發展之后，在改革的攻堅階段以及未來三十年所面臨的更重大任務，乃是進行政治與文化的建設。中國的大學教育在經過從“精英教育”到“大眾化教育”變遷之后所面臨的一個嶄新課題，就是如何在“大眾化教育”階段重新塑造能夠擔當并實現大國復興的精英階層。《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中國未來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靠人才，基礎在教育。”

但什么樣的大學教育，才能培養能夠擔負大國復興之使命的人才？顯然，這樣的人才必須深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最根本的意義上乃是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因此，這樣的教育在最根本的意義上也就是要塑造對于“文明復興”的主體自覺、堅定信念以及為此偉大事業而奮斗的使命感與踐行力。這樣的教育所培養的人才也就是真正的“精英”，是整個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先進代表。

大學教育、特別是通識教育，必須扎根于中國文明之中，但這并不意味著必然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首先，通識教育最基本的任務，除了培養對于中國文明的認同之外，還要培養對于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明的理解。事實上，恰恰通過對于其他文明的全面深入理解，并與中國文明進行比較，才愈發能培養對于中國文明的熱愛。這是因為，正是通過比較才能發現，只有中國文明才是一種真正能夠體現普遍人性、創造人類共同美好生活的文明。越是中國的，就越是普遍的，也就越是世界的。

要想使中國文明發揚光大，首先就必須先在廣闊的中國大地上開出燦爛的中國文明之花。大學要培養的真正精英人才就是文明的種子，他們在扎根之后會發芽，會開花，會結果，會再播撒新的種子，使文明之花開滿華土。

然而，有識之士絕不會因文明的自覺與自信而懷有盲目的樂觀，竟然看不到文明復興之路上可能遭遇的種種困難。首要的一點就是，人們可能連對“中國文明”到底意味著什么也還存有爭議，因此對“中國文明”的態度也就各有千秋。但是，只要是對“中國文明”本身略有認同的話，就應該接受如下幾點：1、中國文明至少包括兩個傳統：一個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古典文明傳統或者說社會主義舊傳統，一個是以毛澤東思想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新傳統，二者特別后者乃是現代中國立足的文明基石。但總的來講，二者均是社會主義傳統；2、中國文明的最大特色，乃是其具有無比巨大的自我革新與創造力量，故而每每能在新的困境與危機中吐故納新，化險為夷，本色依舊，生生不息；3、中國文明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生命力，與其所塑造的精英團體所葆有的強烈擔當意識與崇高使命感有關。過去，中國文明的擔當者是儒家士大夫；現在，中國文明的擔當者是中國共產黨及擁護其領導的現代儒生。

再者，至為關鍵的是，中國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脫節及其背后所彰顯的深層的倫理價值危機，使中國的國家建設與發展本身顯得尚無一個明確的長遠的方向。這樣一來，無論是政治的現實，還是文明的理想，都還存有太多的含糊不清、混亂難纏之處。但也正是在此情境下，大學教育所要擔負的精英再造與文明復興之使命愈加重要。可喜的是，剛召開不久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再次提出要“把文化建設放在黨和國家全局工作重要戰略地位”，“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在這個意義上，除了在大學搞通識教育，還非常有必要在黨校搞通識教育。中國共產黨若想要在大學里培養合格堅定的未來事業接班人，首先必須加強與改善黨建工作，使黨自身成為中國政治與文明名副其實的擔綱者。只有在這個高度理解文教工作，黨才能真正成為中國文明核心價值的繼承者與守護者。

倘若能夠活到百年之后，千年之后，那么我們最關心的是什么？自然是中國將是什么樣的國家。我們最想看到的是什么？自然是我們的子孫后代將是什么樣的人。在根本上，教育事關“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其答案當在文明中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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