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弗蘭克：現代世界體系論——一盞昏暗的歐洲路燈
弗蘭克，1929年生于德國柏林。1957年畢業于美國芝加哥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78年獲巴黎第八大學政治經濟學國家博士學位。曾在歐美多所大學執教。現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一直致力于世界體系史、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和社會運動的研究，為依附理論和五千年世界體系論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銀資本》獲1999年世界歷史學會圖書獎頭獎。其它重要論著尚有1966年發表的《低度發展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to Underdevelopment），1967年出版的《資本主義和拉美的低度發展》（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1969年出版的《拉美：低度發展或革命》（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1975年出版的《論資本主義的低度發展》（On Capitalist Underdevelopment），1987年出版的《世界積累，1492—1789年》（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依附性積累和低度發展》（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1979年出版的《墨西哥農業：1520—1630年》（Mexican Agriculture 1520-1630: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1980年發表的《中國：低度發展的發展，抑或發展的低度發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or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in China），1987年發表的《評珍尼特·阿布—盧格霍德的十三世紀世界體系論》（comment on Janet Abu-Lughod’s “The Shape of the World System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1990年發表的《五千年世界體系史導論》（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5, 000 years of World System History），《論十三世紀世界體系》（The Thirteenth Century World System: a Review Essay），1991年發表的《為世界體系史辯護》（A Plea for world System History），《過渡性的思維方式：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Transitional Ideological Modes: Feudalism, Capitalism, Socialism），1992年發表的《中亞的中央性》（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1993年發表的《青銅時代世界體系的周期》（Bronze Age World System Cycles），《螺旋式上升與波浪式前進：對世界體系的人口周期和結構分析》（The World Is Round and Wavy: Demographic Cycles & Structural Analysis in the World System），1994年發表的《歐洲霸權之前的亞洲世界經濟體系》（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in Asia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1995年發表的《現代世界體系修正：重讀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The Modern World System Revisited: Re-reading Braudel and Wallerstein）等。弗蘭克自承1980年以前的弗蘭克承繼和發展馬克思、韋伯、布羅代爾、沃勒斯坦等人的歐洲中心論傳統，其作為世界體系論的依附理論只是在歐洲中心論方面打開了一道缺口。此后，他走上了與這些學者徹底決裂的道路，用整體主義視野看待世界歷史，從而完全否定歐洲中心論。
究竟是歐洲造就了世界，還是世界造就了歐洲？這是弗蘭克五千年世界體系論或1500—1800年的世界體系論（又稱白銀資本論）提出的全部出發點。世界造就了歐洲，世界比歐洲更重要，歐洲只是世界果殼中的歐洲。這是弗蘭克全部理論的內核和結論。
自新航路開辟，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西方人一直自據世界的中心，并且認為自歐洲中心出發的資本主義擴展過程就是全球化的過程，即世界體系的形成過程，一切民族都將接受這種單向的強力輻射，而社會科學就是在此基礎上建構起來的。弗蘭克則認為我們在其中生活的這同一個世界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我們并沒有生活在一個和現代歐洲世界體系截然不同的世界體系里，恰是亞洲在更早的時期轉動了這個世界體系，而歐洲不過是這個亞洲世界體系的邊緣。弗蘭克認為這種新理論將會摧毀馬克思、韋伯、湯因比、波拉尼、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許多現代社會理論家的反歷史的——科學的——其實是意識形態的——歐洲中心論的歷史根基。
弗蘭克的基本理論包括三大部分，即八十年代以前的屬于現代世界體系理論之一的依附理論和八十年代以來產生的反現代世界體系理論的五千年世界體系論和1500—1800年的亞洲世界體系（即白銀資本體系）論。前者與沃勒斯坦一致，后二者是直接針對沃勒斯坦的，兩人的交鋒都在后兩種理論上。不過，1500—1800的亞洲世界體系論只是五千年世界體系論的一個實證性說明，一個歷史研究的突破口，歸根到底，弗蘭克還是想建構他的五千年世界體系論。
1993年，弗蘭克和另一英國學者吉爾斯共同主編了現代世界體系論與反現代世界體系論的學者們的論戰文集《世界體系：五百年還是五千年？》。在此，弗蘭克和吉爾斯提出了他們的五千年世界體系論。基本觀點是，現代世界體系只是同一個古老世界體系的內部演化，二者并無截然之分。資本積累過程一直存在，而且是五千年世界體系歷史的推動力。五千年世界體系內部一直有中心——邊緣結構存在。歷史的演變不是一個線性發展過程，而是一個周期發展過程，表現為世界體系內部中心的轉移以及中心——邊緣周期性的置換。由于五千年世界體系論視野宏大，論據不足，學術界非議較大，這促使弗蘭克縮小研究范圍，以期打開一個學術突破口，1400——1800年所在的現代早期就鎖定入弗蘭克的研究框架，經過五年的構思與取證，1998年《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一書問世，一種新的理論——亞洲世界體系論被推向學術平臺。因此引發一場學術大颶風、大地震。至此，弗蘭克與沃勒斯坦全面交鋒，兩派展開了一次世界體系大論戰，余音至今不絕。
關于亞洲世界體系論，弗蘭克的基本看法是，從航海大發現到18世紀末工業革命之前（即1400—1800年左右），是亞洲時代。確切地說，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洋，是這個時代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心。被布羅代爾、沃勒斯坦以及1980年代以前的弗蘭克視為世界體系“中心”的歐洲，實際上僅是世界經濟的一個次要的和邊緣的部分，是歐洲被吸收到一個早已存在的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之中，而不是從歐洲內部發生一個現代世界體系并以歐洲為中心向外擴張，把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地區吸收到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之中。在這個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中，白銀成了潤滑劑、粘結劑和杠桿。從1493年到1800年，全球白銀產量的一半最終抵達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洋。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但最重要的是發現了貴金屬。歐洲需要亞洲的商品，卻不能用自己的商品同亞洲交換而必須剝削美洲的貴金屬。亞洲可以向歐洲出口商品，卻要求用貴金屬支付而不進口歐洲的商品。貴金屬和商品在歐亞之間的反方向運動說明了它們各自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對于歐洲來說，征服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貴金屬并不意味著它內部誕生了一種全新的生產方式或一個現代世界體系，但它確實意味著歐洲獲得了進入以亞洲為中心的全球經濟的機會，使歐洲有可能站在亞洲的肩膀上，并最終在19世紀成為全球經濟新的中心。美洲的金銀首先使歐洲能夠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購買一張三等艙的車票，然后又能夠包下一節車廂，最后才取代亞洲成為經濟列車的火車頭。弗蘭克認為世界體系沒有固定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沒有中心。正是這個早已存在的世界體系的自身變化，才有歐洲的興起，但歐洲的興起并非歐洲的功勞，要從亞洲來找原因，要從世界體系的內部結構運動中尋找原因。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發展不是反映了亞洲的孱弱，而是反映了亞洲的強大，不是反映了歐洲根本不存在的強大，而是反映了它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孱弱。因為正是所有這些地區聯合參與統一的但結構上不平等、變化不平衡的全球經濟，以及它們在這個全球經濟中的位置，才引起了它們在世界的相對地位的變化。與邊緣的歐洲、非洲和美洲相比，自1400年開始的普遍的全球經濟擴展使亞洲的這些中心受益更早更多。但是，正是這種經濟優勢在18世紀晚期逐漸成為亞洲各地區的絕對和相對的劣勢。人口和收入的增長以及經濟和社會的兩極分化造成了越來越大的資源壓力，限制了社會底層的有效需求，使亞洲比其他地方更容易獲得廉價勞動力，生產和貿易也開始衰退。歐洲以及后來的北美和日本正是利用了19世紀和20世紀這場泛亞洲危機。它們設法成為新工業化經濟體，先是實行進口替代政策，然后逐漸實行面向全球世界市場的出口推動政策。但是，這種成功是基于它們原先在全球經濟中的邊緣地位和相對“落后”地位，也會被證明是相對短命的。這些新興的、但或許也是暫時的世界經濟中心現在也正經歷著與原先的亞洲經濟中心相似的絕對和相對的社會經濟衰退，而一些原來的亞洲經濟中心似乎正在恢復它們的經濟和社會活力。[1]
弗蘭克對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極為推崇，他認為，直到19世紀之前“中央之國”實際上是世界經濟的某種中心。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約世界生產的白銀貨幣的一半，這些白銀促成了16世紀至18世紀明清兩代的經濟和人口的迅速擴展與增長。這一切之所以能夠發生，直接緣于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在世界市場上所具有的異乎尋常的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這是其它地區都望塵莫及的。另外，所謂中國自鄭和下西洋于1433年終止之后退出海上貿易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中國的出口商品和中國商人依然支配著中國海地區的貿易，從而為至今影響巨大的海外華人社群奠定了基礎。實際上，與大量的歷史神話相反，在亞洲、包括印度洋，歐洲人從未擁有或控制過超過10%的海上貿易，在南中國海就更少了，在北中國海則根本無權置喙。因此，雖然許多人依然聲稱，中國和亞洲其它地區的民間制度和公共（國家）制度由于某種原因比歐洲“低劣”，但這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有關亞洲停滯論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是歐洲人特別是馬克思發明的一個社會，其目的在于證明子虛烏有的歐洲“獨特性”。[2]
弗蘭克矚目亞洲的重新崛起，他說，與其它周期性衰落和過渡時期一樣，18世紀晚期也是衰落的亞洲人與崛起的歐洲人之間競爭和“分享”政治經濟權力的時期。只是在那之后，以歐洲勢力為中心的新“霸權”重新才建立起來，并伴隨著歐洲迅速的資本積累而產生了一個工業和經濟擴展的新時期。這個19世紀世界霸權體系最終導致了歐洲內部愈益激烈的角逐以及與美國和日本的角逐。這些角逐最終發展成1914—1945年的普遍危機和戰爭，從而導致了一個美國領導下的新霸權秩序和一輪新的世界經濟增長。當代東亞的經濟擴張首先從日本開始，繼之體現在東亞新工業化經濟體，現在也明顯出現在中國沿海地區。這可能預示著亞洲在未來的世界經濟中會重新承擔起它在不太久遠的過去曾經承擔的領導角色。[3]
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一書，通篇充滿著對沃勒斯坦的批判，主要是對其現代世界體系的歐洲起源、歐洲中心、歐洲建構和歐洲化的全球化的批判。
在《白銀資本》中，弗蘭克用一種“全球學”的視野來顛覆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和社會理論。他說：“我將從一種涵蓋世界的全球視野來考察近代早期的經濟史。我試圖分析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構與運動，而不是僅僅分析歐洲的世界經濟體系（歐洲只是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這是因為，在我看來，整體大于部分的總和，如果我們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歐洲）的發展，我們都必須分析整體。對于‘西方的興起’就更是如此，因為事實表明，從一種全球視野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歷史中，占據舞臺中心的不是歐洲，而是亞洲。因此，最重要的問題與其說是在歐洲發生了什么，不如說是在整個世界、尤其是在主導的亞洲部分發生了什么。”[4]弗蘭克自信：“這種方法將會摧毀馬克思、韋伯、湯因比、波拉尼、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許多現代社會理論家的反歷史的——科學的——其實是意識形態的——歐洲中心論的歷史根基。”[5]
現代世界體系是1492年誕生的嗎？1450年出現的嗎？是歐洲內部滋生的，還是世界內部滋生的？弗蘭克說：“在我的思想里卻有一種暗中的懷疑：如果‘這個體系’是在1492年誕生的，或者如沃勒斯坦宣稱的是從1450年起出現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是像智慧女神雅典娜從宙斯的腦袋里跳出來那樣突然產生的。在此之前應該有某種東西，可能也是成體系的東西，導致了哥倫布和達·迦馬的航海活動，導致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興起。”[6]沃勒斯坦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歐洲內部滋生說遭到了弗蘭克的否定。
早在1974年，當《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問世時，弗蘭克對此就持謹慎的保留態度，盡管他慷慨允諾為其在護封上寫廣告詞，但廣告詞卻是中性的，他說：“這是關于一種世界經濟早期發展情況的描述；理解這一時期的發展情況，對于恰當評估以后的全部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這種著作一問世就會成為一部經典。”[7]
經過長期的醞釀和論戰，1993年，弗蘭克與吉爾斯主編了關于現代世界體系派與五千年世界體系派的論辯文集《世界體系：五百年還是五千年？》，弗蘭克說：“這部著作的宗旨是，沃勒斯坦所謂的‘現代’五百年的世界體系的那些特征也可以在至少是上溯五千年的同一體系中看到。”[8]大衛·威爾金森（David Wilkinson）、喬納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凱薩·埃科爾姆（Kaisa Ekholm）支持弗蘭克，而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支持沃勒斯坦，阿布——盧格霍德不愿明確表態。
為了對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的思想“作一番深入的批判”[9]，弗蘭克深入地研讀他們的著作，發現他們“對資料的考察是如何與他們有關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的論點自相矛盾”[10]，他們的著作恰好表明，“在近代早期，不是有若干個世界經濟，而是只有一個世界經濟和體系，而且與他們的錯誤說法相反，在這個世界經濟和體系中，歐洲沒有也不可能占據霸權地位。因此，也與他們的說法相反，這個世界經濟和體系不可能起源于歐洲。”[11]
現代世界體系的興衰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弗蘭克說：“借助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的視角，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部門、地區、國家以及它們的‘經濟’在整個世界經濟和體系中的相對甚至絕對地位不僅有上升，而且也會有下降。英國在一個世紀以前就開始衰落，它的優勢開始被德國和北美奪走。它們打了兩次世界大戰——或者說是一次從1914年到1945年的漫長的世界大戰，就是要爭出一個結果：究竟誰將取代英國。在某些人看來，很可惜，今天，他們在陽光下的地位又在被東亞的‘朝陽’所取代。”[12]借助于弗蘭克的亞洲世界體系論，他認為，這些遺憾不值一提，“這些發展變化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直到1800年前后，東亞一些地區早就是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從歷史的角度看，‘西方的興起’來的比較晚，而且比較短暫。”[13]
弗蘭克的理論幾乎攪翻了整個社會科學，也顛覆了整個社會科學。諸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現代性、全球化、霸權、帝國主義、文明沖突等理論，全踩在了他的腳下。他認為社會科學要擺脫歐洲中心論方能煥發生機，他直言不諱地指出：“19世紀和20世紀的所有社會理論家以及許多歷史學家都是在錯誤的地點開始考察早期近代的歷史。他們完全是在歐洲的路燈下四處觀望。當他們從歐洲出發考察歐洲的‘擴張’，即歐洲對世界其它地區的‘整合’時，越遠的地方越昏暗。也就是說，他們離開歐洲的燈塔越遠，就越看不清楚。這也就是為什么沃勒斯坦以及許多人認為，在1750年以前亞洲始終處于‘世界經濟（體系）’之外，只是在那之后才被‘整合’進來。”[14]
歐洲中心論始終是弗蘭克批判沃勒斯坦的銳利武器，而五千年世界體系論和白銀資本——亞洲世界體系論則是他立論的磐基，全球視野和整體主義方法是其哲學至高點。弗蘭克的理論環環相扣，幾乎無懈可擊，又咄咄逼人，直指沃勒斯坦，沃勒斯坦是怎樣回應的呢？
二、沃勒斯坦：白銀資本論——還是歐洲的路燈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年出生于美國紐約，獲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碩士、博士學位。曾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紐約州立大學。1970年開始在斯坦福大學研究中心撰寫《現代世界體系》，從1976年起，擔任紐約州立大學賓厄姆分校社會學教授和費爾南多·布羅代爾經濟、歷史體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并主編《評論》（Review）期刊。1994—1998年任國際社會學學會主席，還擔任國際哥賓根重建社會科學委員會主席，主編《開放社會科學》。沃勒斯坦是當代西方知名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社會科學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倡導者。沃勒斯坦撰寫了大量有關社會科學諸學科綜合研究的論著，但他最主要和影響最大的著作是《現代世界體系》，此外尚有1991年發表的《論世界體系和世界─—體系》（World System versus World-Systems: A Critique），1992年發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和現代世界體系》，1995年發表的《握緊舵柄：論分析的方法和單位》（Hold the Tiller Firm: On Method and the Unit of Analysis），1996年發表的《低度發展和有關療治辦法》（Underdevelopment and lts Remedies），同年出版的《開放社會科學》（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97年發表的《商人、荷蘭，或歷史上的資本主義》（Merchant, Dutch, or Historical Capitalism）等。
沃勒斯坦在1990年《現代世界體系》第三卷出版后，對其理論進行了要點歸納，他認為，研究社會行為的恰當分析單元是世界體系，世界體系具有“長時段”的特點，是具有開始、生存、終結的歷史體系，有著不斷變動的世界性“空間”，和與其它體系轉換的過渡期。具體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有著以下特點：（1）作為其動力的資本的不停積累。（2）勞動的軸向劃分，存在著核心——邊緣的緊張關系，存在某種形式的空間上的不平等交換。（3）結構上半邊緣區域的存在。（4）與工資勞動一起，非工資勞動所起的巨大、持續的作用。（5）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邊界與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家間體系邊界的相關性。（6）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起源的定位大約是在16世紀。（7）這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開始于歐洲的一部分，隨后通過連續的“合并”過程擴展到全世界。（8）世界體系中存在一系列霸權國家，每一個國家享有霸權的時期是相對短暫的。（9）各個國家、民族集團和家庭在世界體系中都不斷被改造和創新。（10）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作為這個體系組織原則的重要性。（11）加強自身在這個體系中的地位或破壞這個體系的各種反體系運動的產生。（12）體現這個體系內在矛盾，并造成體系危機的現象有著某種周期節律和長期趨勢。[15]
與此相對，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也針鋒相對地概括了自身理論的要點和特色：（1）亞洲根本沒有“停滯”，人口、生產和貿易都在迅速擴張；經濟和金融制度促成或至少允許這種擴張。“亞細亞生產方式”是純粹的意識形態虛構，不過是“涂成紅顏色的東方學”，根本沒有事實依據或科學依據。[16]（2）歐洲特殊論是反歷史的和虛構的。從經驗和描述上歪曲了亞洲的經濟和社會情況。從1400年到至少1700年的幾個世紀里，甚至更早的時間 ，歐洲毫無“特殊”之處可言，東西方對立的比較法本身缺乏充分的整體意識，在具體研究上張冠李戴、牽強附會。[17]（3）我們需要建構一個關于這種全球經濟和世界體系及其運作和轉變的整體主義的理論和分析，制度形式是全球經濟和世界體系及其運作和轉變塑造的。[18]（4）生產、積累、交換和分配等等的制度基礎和機制及其功能運作，是該地、該民族或該地區對參與一個統一的世界范圍的經濟體系和進程所作出的回應，不是由“傳統的歷史遺產和當地的、民族的或地區的發展決定的。[19]（5）近代早期的歷史不是由一個歐洲的世界體系的擴張塑造的，而是由一個早就運轉著的世界經濟塑造的。[20]（6）近代早期的世界體系沒有單一中心，至多有一個多中心等級結構，中國很可能處于這個結構的頂端。[21]（7）根本沒有發生過所謂以1500年為界的前后之間的斷裂，根本就不存在“傳統”與“現代”的巨大“鴻溝”，只有研究唯一的整體世界體系的持續結構和運動，才能闡明世界體系的任何部分，無論是歐洲、美洲、非洲、亞洲、大洋洲等等的“發展”、“興起”或“衰落”的來龍去脈。[22]（8）最好是徹底拋棄“資本主義”這個死結，根本不存在一種嶄新的、前所未有的、至少是原先從未占據支配地位的“資產主義生產方式”。[23]（9）在“現代”早期的四個世紀里，沒有一個經濟體或國家說得上能夠對整個世界的經濟、政治關系、文化或歷史行使了某種有重大影響的霸權，甚至領導權。如果說世界經濟曾經具有什么地區性的生產和商業基礎，那么這個基礎就在亞洲，而且是以中國為中心。歐洲實際上完全處于邊緣。[24]（10）“西方的興起”和“工業革命”只是當時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一個事件，是通過采取（新工業化經濟體的那種）進口替代和出口拉動戰略而爬上亞洲經濟的肩膀。亞洲經濟和地區霸權的（周期性？）衰落使歐洲人更容易攀登。[25]
對于弗蘭克的全面攻擊，沃勒斯坦作了有力反擊，其批判武器仍是歐洲中心論，即只有承認歐洲中心論，才能反對歐洲中心論，承認歐洲中心、歐洲化的世界體系這種現狀，從而反對歐洲中心、反對歐洲中心的全球化所帶來的災難性后果，以更新和重建更美好的世界體系。沃勒斯坦認為弗蘭克的理論“否認歐洲過去所做的事有任何真正創新意義”，[26]這是其理論的要害之處。沃勒斯坦說，弗蘭克的下列主張無疑是真實的，“迄今為止，甚至在此以前很久時間內，西歐處于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區，其歷史作用和文化成就低于世界其他各地（諸如阿拉伯世界或中國）的水平。”[27]又說，“后來一次迅速的跳躍把歐洲置于ecumene（棲居的世界）結構內，或已經存在數千年的世界系統內。”[28]這不是難以置信的。沃勒斯坦質疑和否定的是以下兩點：（1）這個ecumene的有系統的豐富涵義難以確定。（2）據說由于西歐早先的邊緣地位及歐亞世界ecumene之千年結構，在西歐發生過的無論什么都不是特別的，而只不過是單一體系之歷史結構中又一個變體而已。這種說法在概念上和在歷史上都是錯誤的。[29]
沃勒斯坦說，總而言之，弗蘭克的基本觀點可概括為“過去我們所有的人都在一起發展資本主義，因為全世界（或至少是整個歐亞ecumene）在某種意義上幾千年來已經是資本主義的，所以，現代各時期都沒有發生過走向資本主義的真正新情況。”[30]簡言之，資本主義早已有之，不是現代性的新事物。
沃勒斯坦從“反歐洲中心論的歐洲中心論”的總角度出發，從人性論、現代性、永恒性三個具體方面依邏輯順序對弗蘭克的理論進行了批判性的反擊。
其一，從人性論的角度，沃勒斯坦認為弗蘭克的理論不過是亞當·斯密以來自由派經濟學家的傳統觀點，即認為在人類本性中有一種傾向，就是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沃勒斯坦認為這種說法抹煞了不同歷史體系之間的本質區別。他反問道：“如果中國人、埃及人和西歐人在歷史上都一直做著同樣的事，那么，他們不同的文明或不同歷史體系又有什么意義呢？如果不承認歐洲所作的貢獻，那么，除了泛指全人類之外，還能承認任何人的貢獻嗎？”[31]
其二，從現代性的角度，沃勒斯坦認為弗蘭克完全沒有逃脫歐洲中心的羈縛，夸大了“現代性”的功績，滑向了歐洲中心論的深淵。“最糟糕的是，通過侵吞現代歐洲在歐亞ecumene總帳單上有過的貢獻，正在接受歐洲中心論的主要意識形態論據，即現代性（或資本主義）是奇妙無比的好事，而且僅僅補充一點：每個人一直總在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干資本主義。”[32]這樣一來，弗蘭克借助于表面否認歐洲的貢獻，也就連帶否認了歐洲的罪責。“歐洲對‘世界的征服’有什么可怕的呢，那不過是ecumene不斷行進中最新的一段而已？這遠非對歐洲的一種批評，反而意味著稱贊歐洲：雖然它曾經是ecumene 的‘邊緣’部分，但是最終學到其他人（及前輩）的聰明智慧而且成功地付諸應用。”[33]
其三，從永恒性的角度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將亙古長存。沃勒斯坦認為，這種說法是弗蘭克“無可避免地接踵而來的”犯下的一個“不言而喻的大錯誤”。既然“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是新的東西”，五千年來早已有之，“幾千年來歐亞ecumene 一直遵循一條惟一的路線”，那么，“怎樣能夠論證這條路線不會永遠延續下去，或至少無限長期地存在呢？如果資本主義不肇始于16世紀（或18世紀），肯定它不會行將于21世紀結束。”對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亙古長存的說法，沃勒斯坦表示：“就個人而言，我完全不相信這個說法。”[34]
沃勒斯坦在批判弗蘭克的理論時斷然認定：“這種主張根本不是反歐洲中心論的，因為它承認歐洲在其稱霸世界期間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的價值觀，從而實際上否認和（或）破壞過去或現在世界其它地區奉行的可以比得上的價值系統。”[35]沃勒斯坦多次強調且“只想強調”弗蘭克的理論“它怎么是反歐洲中心論的歐洲中心論”。[36]
三、結論
作為兩位偉大的世界體系理論家，弗蘭克和沃勒斯坦對社會科學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他們共同倡導的世界體系分析法將在社會科學的方方面面留下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記。兩位大師的五千年世界體系論和現代世界體系論，在學術界各有一批追隨者和認同者，他們的訟爭既攪亂了社會科學，也激活了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將在他們的身后大踏步前進。他們的理論形似對立，實則同一；相反相成，相得益彰；雙重變奏，幻和為音；乍看矛盾，內則相通；方法異趣，殊途同歸。
弗蘭克與沃勒斯坦的理論其出發點與本質性完全相同，其研究方法與手段也大同小異，其結論更是驚人相似。他們的學術共同性遠大于差異性與特殊性，具體表現如下：
（一）學術旨趣上，都堅持反對歐洲中心論和歐洲式“資本主義”，都疾呼整合和重建社會科學。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幾乎每一頁每句話都是針對歐洲中心論而發的。他用于反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武器是整體主義哲學、全球視野和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研究法。弗蘭克的整體主義哲學認為，“整體大于部分的總和”，部分的簡單疊合（不是按結構與功能）永遠不等于整體，所以“每一個部分不僅受到其它部分的影響，而且也受到整個世界體系情況變化的影響。”[37]歐洲中心論的錯誤在于它只從歐洲出發來管窺世界，而未反方向地從其它部分來窺視歐洲，“如果我們不考慮亞洲和非洲的變化情況，就無法理解和說明歐洲和美洲的變化，反之亦然；如果不搞清從各個地方散射出來的影響——這是整個世界體系本身的結構與動力的結果——就無法理解和說明任何一個地方的變化。”簡言之，“我們需要用一個整體主義的分析來解釋這個體系的任何一個部分”。[38]弗蘭克呼吁學者應更多地自覺地應用“全球視野”或“人類中心視野”來看待這個世界，他說：“多樣性里存在著統一性。但是，如果我們不考慮統一性本身是如何產生的，是如何不斷地改變多樣性的，我們就不能理解和欣賞世界的多樣性。”如果具備了“全球視野”或“人類中心視野”，就能“揭露當今在某些圈子里重新流行的所謂‘種族清洗’和‘文明的沖突’在主觀上的不道德和客觀上的荒謬”，那么“我們大家都能從中受益”。[39]弗蘭克認為研究社會和歷史往往需要在兩種方法中作出選擇：要么作傳統的縱向歷史研究，鉆進一個或大或小的地區的時間隧道，或一個特定地點的特定問題（政治、文化或婦女問題）；要么從事約瑟夫·弗萊徹（Joseph Fletcher）所建議的那種全球橫向歷史研究和分析，至少在用前一種方法時也采用后一種方法。弗蘭克贊同弗萊徹的說法，大多數歷史學家“對于縱向的聯系（如傳統的延續等等）很敏感，但是對于橫向的聯系則視而不見。……就1500年而言，我只看到許多自我封閉的歷史著述。”[40]涵蓋世界的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其方法說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不容易：首先，需要尋找歷史平行現象……然后判斷它們相互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41]這需要多學科的視野、多學科的協作，因而弗蘭克主張整合社會科學。又因為社會科學中彌漫滲透著歐洲中心論，他認為亟需重建社會科學。整合與重建社會科學就成了弗蘭克的重大學術使命，弗蘭克說：“我用一種‘全球學的’視野（這個術語出自阿爾伯特·伯格森1982年的那篇文章）來顛覆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和社會理論。”[42]這種全球的分析方法“將會摧毀馬克思、韋伯、湯因比、波拉尼、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許多現代社會理論家反歷史的——科學的——其實是意識形態的——歐洲中心論的歷史根基。”[43]重建社會科學的任務任重道遠。
沃勒斯坦反對歐洲中心論的激烈程度可能絲毫不亞于弗蘭克，他是反歐洲中心論的另一類，他承認在現代世界體系中是歐洲中心，正是歐洲構建了現代世界體系，但他并不認為歐洲的世界體系是件好事，是歐洲人的功績和榮光，他堅決反對歐洲式的資本主義，對這種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痛心疾首，無限憤慨，認為必須有一中更好的世界體系取而代之。他說：“我們必須找到反對社會科學中的歐洲中心論的更可靠的根據，以及實現這一目標的更可靠的方式。”[44]歐洲過去所做的事現已遭到不正確的分析和不適當的推斷，這對科學和政治都造成了危險的后果。因此“我認為必須首先質疑這個假定：即認為歐洲過去所做的事是一種積極的成就。”[45]沃勒斯坦說他一度做過的、而且鼓勵其他人也來做的課題是“認真清算資本主義文明在其歷史過程中業已完成的總帳單，而且評估一下是否正面的東西確實大于負面的東西。”[46]沃勒斯坦的評估結果是“總帳單全面看來是虧損的”，他并“不認為資本主義體系足以證明人類的進步”。更確切的說，他“認為它（資本主義）成了防堵這種特定類型的剝削制度的歷史屏障之崩潰的結果”。[47]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是歐洲內生的一顆毒瘤，而現代世界體系則是這顆毒瘤大爆發、大傳染的結果，他說：“事實上中國、印度、阿拉伯世界及其它地區沒有走向資本主義”，這恰恰證明“它們對毒素有更好的免疫力，而且是它們的歷史功績”。沃勒斯坦強調指出，“歐洲中心論的精義就在于把這種功績轉變為必須通過解釋予以消除的東西”。[48]消解社會科學中的歐洲中心論，“這對19世紀的學者來說，不論他們多么有見識或高明，都沒有這種可能性。”但現在資本主義的現代世界體系正“處于晚期危機之中，所以有機會按照有可能建構實質上合理的社會的方式處理這些問題。”正是“因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的基本等級結構，如階級、種族、性別之等級結構，其合法性（不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上）都受到根本的挑戰，才有可能破天荒地構建一種包括更廣的、相對更為客觀的社會科學。”[49]沃勒斯坦認為整合和重建社會科學，此其時矣，社會科學家將表明他們是否有能力構建一種更好的更公正的社會科學。
（二）研究手段和方法上，都采取世界體系的分析方法和多學科協作的綜合研究方法。表面看來，二者方法異趣，弗蘭克強調整體主義、全球主義、橫向整體主義，沃勒斯坦強調歐洲中心主義、縱向分割主義、線性發展主義，而且兩位大師還互相指責對方方法不對，故意深化這種溝壑，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一書的最后一章《歷史研究的結構和理論上的意義》對這種分歧作了最大限度的深化，如整體主義對部分主義，共性和相似對特性和差異，連續性對不連續性，橫向整合對縱向分割，周期對直線，結構對能動性等等。而沃勒斯坦也在《所知世界的終結——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科學》一書的第十一章《歐洲中心論及其化身》一文中，從哲學、概念和邏輯上夸大了這種差異性。實際上，兩位大師都喜好世界體系分析，在分析單位上爭論不休的背后恰是驚人一致，即從全球大視野出發，弗蘭克能關注的歐洲“霸權”之前的亞洲，沃勒斯坦能看到現代世界體系的“毒素”，無不是全球大視野的巨眼洞察出來的。兩位大師還極力倡導并身體力行地致力于跨學科的整合性宏大研究，他們均一身多任，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總而言之，他們是社會科學家和社會理論家。他們無一例外雄心勃勃地要顛覆現存的社會科學，要整合和重建出一門與時代發展適配、具有全球涵蓋性的新社會科學來。
（三）學術結論上，都矚目東亞在世界體系中的未來地位。弗蘭克在學術興趣上對亞洲，尤其是東亞，更主要的是中國傾情關注。《白銀資本》一書幾乎就是中國中心論，盡管這些大師明確反對中心，他說的中心必須是要加引號的，他說他反對任何中心，《白銀資本》“論證了中國在歷史上的世界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并且認為中國因此在未來也許還會具有這種地位和角色。”但是，“我絕不是像西方某些人所指責的那種簡單地用中國中心論來取代歐洲中國論。如果中國讀者是基于這種想法而接受我的這部著作，那會使我大失所望。相反，本書最核心的‘科學’論點是，過去和現在一直有一個全球經濟，在本書所考察的歷史時期（即1500—1800年）實際上沒有什么中心，在可預見的未來很可能也沒有什么中心。”[50]弗蘭克說的“中心”大概是一種相對的、暫時的、自在的、主導性的、無形的、可解構的東西。弗蘭克說：“中國、亞洲和全世界當前所發生的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能夠幫助我們看清中國“在這種世界歷史進程中所處的位置”，而這恰是“西方大多數人至今無法認識到的”，主要因為他們“不想正視現實，而寧愿繼續仰慕西方的，尤其是美國的大樹。”[51]弗蘭克自信地預言：“世界現在已經再次‘調整方向’（re-orienting，重新面向東方），中國正再次準備占據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時間為止‘歷來’在世界經濟中占據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52]弗蘭克對日本、韓國、新加坡、港臺、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中國大陸發生的一系列東亞經濟“奇跡”，也包括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進行了審慎的歷史觀察之后，他告誡西方：“低估東亞、尤其是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發展前景，也許是過于草率了。”這主要是由于目光短淺造成的。“由于亞洲，尤其是中國直到不久前為止曾經在世界上具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因此它們很可能會很快重新崛起。”[53]
沃勒斯坦同樣對東亞之興起充滿信心，對西方現代世界體系的終結充滿期待，對東亞在21世紀世界體系中的位置毫無疑義，但對東亞在未來世界體系中的意義與貢獻有所疑慮。1997年1月23~24日，沃勒斯坦在東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國際研究視野”計劃項目主辦的“21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前景”討論會上作了主題演講，題目是《東亞之興起，或21世紀的世界體系》，該演說盡管對東亞崛起的未來意義持審慎態度，但認為東亞之崛起是毋庸置疑的。沃勒斯坦說，正是 “歐洲人對世界其它地區的支配達到頂峰階段”時，“世界體系中的‘東方’在政治上嶄露頭角。1905年日本打敗俄國，這是有可能將歐洲人的擴張頂回去的第一個信號。1911年的中國革命打開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口最多的實體——中央帝國的改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最后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的東亞卻首先開啟打破歐洲人的必勝優越感的過程。”[54]“二戰”結束以來，東亞國家或重建或獨立，東亞經濟迅速騰飛，“首先是：日本的全部經濟指標即使與60年代相比也有異乎尋常的提高；其次，所謂四小龍的隨后興起；而最近，還有東南亞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增長的持續形態。經驗性現實情況似乎很清楚；所爭論的主要是它的重要意義。”[55]沃勒斯坦認為對于東亞經濟快速增長，需要解釋其原因及其對于21世紀的世界體系的意義。因為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危機四伏，行將就木，而東亞奇跡對我們究竟意味著什么？沃勒斯坦認為東亞奇跡的出現應歸功于冷戰時期所處的地理位置，東亞得到了美援，后來轉化為決定性的優勢。[56]東亞崛起對于世界體系的價值，沃勒斯坦說他“一直試圖說明在世界體系內東亞的現在與過去”對未來有什么意義，但“這是最不確定的問題。”[57]他設想了兩種可能性，其一，世界體系繼續下去，進入另一組周期變化，“可以預期在今后約50年內，歐盟與東亞的關系相當緊張，而且東亞或許獲勝”。日本或中國將主宰東亞。[58]其二，現代世界體系“業已達到危機關頭，因而將發生劇烈的結構性變革、外爆或內爆，最終建立某種新的歷史體系。”[59]但除了可以預期有一個較長的黑暗時期，而且內戰增多，其結局是“不可預料的”，東亞是大受其利、還是大受其害？沃勒斯坦坦誠承認“我說不清”。[60]無論如何，沃勒斯坦關注東亞在未來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和意義。
總括而言，弗蘭克與沃勒斯坦兩位社會理論大師形似較勁，實則合力沖擊歐洲中心論，從表面看來，似乎弗蘭克強調資本主義的普遍性、外發性，歷史的連續性、統一性，全盤反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重視整體主義、全球視野與橫向整合，普適性。而沃勒斯坦似乎強調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內發性、歷史的斷裂性、多元性，力主資本主義存在和消亡的必然性，染有部分主義、歐洲視野與縱向分割的嫌疑。實則二者都未絕對化，只是在實際運用中，由于門徑有異，視角有別，“橫看成嶺側成峰”，從而各有偏重。二者恰似行車之兩輪、飛機之兩翼，形似對立，實則相通，內外相配（弗蘭克從五千年世界體系內攻擊歐洲中心論，沃勒斯坦從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外攻擊歐洲中心論），剛柔相濟（弗蘭克的攻擊剛勁，沃勒斯坦的攻擊陰柔），劍鋒合指歐洲中心論和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從批判理論的角度看，二者都可稱作后現代理論大師。
注釋
[1][3][14][16][17][18][19][20][21][22][23][24][25][37][38][39][40][41][德]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第2版，第422—423、423、83、428、430—431、433、432、434、435、437、438、441、443、69、69、22、456、457頁。
[2][50][51][52][53]《白銀資本》中文版前言，第19—20、26、21、20—21、23頁。
[4][5][6][7][8][9][10][11][12][13][42][43]《白銀資本》英文版前言，第1—2、2、4—5、5、9、11、11、11、13、1、2頁。
[15]陳啟能《西方歷史學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660頁。
[26][27][28][29][30][31][32][33][34][35][44][45][46][47][48][49][54][55]
[56][57][58][59][60][美]伊曼紐約·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終結——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95、195、196、196、196、196、196、197、197、197、196、197、197、197、197、197—198、218、44、37、40、49、49、49、52頁。
原載《新亞洲文明與現代化》，學林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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