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中國近期的諸多自然及人為因素疊加的災難（肆虐了大半個中國的洪水和城市內澇、南京城區的工廠爆炸、吉林再次發生化工原料進入松花江事件、大連的油料污染），讓我們意識到現有中國城市化浪潮，其實是一種具有高度風險的發展模式，其內在的認知危機形成了一種反自然屬性，可能不斷滋生生態災難、生靈涂炭、社會動蕩、經濟崩潰乃至政治更迭。
這種高風險城市化模式，表面上有許多華麗之處：地理上輻射到毛細血管的高速交通和城際高鐵網絡，叢林式的泛亞、泛珠、泛東北亞、泛太平洋中心（中國至少再次從社會語言學層面，擁抱一個“中央之國”的崛起），奢華無度的后社會主義建筑風潮，萬國來朝的資本狂歡和消費主義嘉年華等。
但是細看這些繁華背后，它存在一些深刻的認知危機：現有的中國城市化浪潮和經濟改良，和世界許多國家一樣，是建立在一種增長（growth）模式和增長想象（fantasy）基礎上的，為了保證一個統計學意義上的增長和數字傳遞，龐大的官僚科學科層，開始設計各種精細知識，用來耗竭一個有限國家的有限資源。
中國城市充滿社會學意義上病態
此外，現有的中國經濟偽神話，建立在一種動脈粥樣硬化（atheroma）、骨質增生、腰肌勞損、糖尿病和陽痿恐懼（社會學意義上）的病理機制基礎之上。在宏觀層面，它不斷滋生生態災難、社會動蕩和政治隱憂；微觀層面，它不斷生產龐大的“病態人群”，這個人群所信奉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犬儒主義，共同構建了現有的城市化困境和集體夢魘。
從人類學意義上，幾乎任何一個中國大型城市都存在一組悖論組合：交通系統愈來愈發達，人們乘坐交通工具上班的時間越來越長；硬體建筑越來越多，城市人個體和社會交際空間越發逼仄；信息系統越來越復雜和先進，反常識的知識型文盲越來越多；個體的疾病想象和社會的疾病體質，造成城市人群的病態消費。中國城市通常有一種泛色情的社會環境（包間、雅座、會所、俱樂部等，成為一種常識性色情標簽），男性信仰泛補陽飲食的同時，女性信仰滋陰和豐乳的食療。在中國，吃飯成為一種“治療”，人群的進補觀念對應的是中國城市化瘋狂的雄性擴張。在城市，無處不在的墮胎廣告（甚至有針對特殊人群的大禮包和優惠服務，有則廣告宣稱墮胎之后再饋贈子宮附件檢查）與求子壯陽廣告并置。不斷惡化的城市自然環境和精細化的龐大城市污染治理體系，不斷擴張的口號式建筑和萎縮中的城市社區。
面對這種中國城市化癥候，我們應該反思的是“發展、增長、提速、加快”等詞匯存在的內在矛盾，并真正思考“減長”（de-growth）這一可能。所謂的減長，法語為décroissance，它實為一種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革命，它建立在反資本、反消費的環境主義立場之下，它并不是要求個體犧牲幸福 “增長”的機會和社會“發展”的可能，而是強調一種適度消費、適度設計、適度發展的新“增長邏輯”，淡化對硬度、速度、頻次的崇拜，平衡對硬體建筑和基本設施的投資，將社會資源轉移到真正具有公共性的藝術、音樂、家庭、文化、社區、人倫的項目上，使人可以像人一樣的生活。
“減長”是未來的唯一出路
作為個體而言，需要一種新的崇尚簡單的生活理念，以減少社會集體對化石資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透支。從這一意義上，“可持續發展”是個矛盾語，它是滋生社會學意義上的糖尿病的根本原因——營養缺乏的人群和富營養化的水域，營養的結構性失調與旺盛食欲和渴水癥候的多項疊加。以往的增長崇拜和硬體崇拜，滋生了錯誤的經濟學模式和城市經濟體系，它通過刺激消費和過度消費來運營城市，通過量來獲得質，最終質、量共失。
“減長”的城市思維則強調一種節制、理性和有限性。它強調發現一種非消費性“增長”模式，比如通過循環、流動、志愿行為、互享共利，甚至是人類學意義的禮物流動，來重建一種城市和社會微循環，例如任何一個城市的知識個體，可以通過它的知識來反哺社會，最終每個個體通過這種社會流動，獲得一種來自其他同儕群體的人際禮物。
其實洛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早在1971年就建立一個減長和生物經濟的模型，它分析了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和現代物理學，如何忽視了物理上的有限性以及熱動力的第二定律：即當熵（entropy）增加時，有用的能量被不斷耗竭。正是基于此，人類不能設計和追求一種無限量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模式。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城市區劃和城市內部的功能區發展，很多宏大計劃實際上是一種政治學博弈而非“科學發展觀”。
以昆明為例，當號稱中國第四的門戶機場完工、一湖四環全城擁堵的東方日內瓦建成，昆明城市人口突破500萬，牛欄江等周邊清水被管道吸納到不斷增長的恐龍型城市，一個面向東南亞的橋頭堡城市，立于腐臭的滇池邊之時，昆明這個城市還有意義嗎？
我們在這種增長模式下，昆明損失的是一個古彝語稱為谷俄羅多海的滇池，上世紀30年代西南聯大教授騎馬進入校園的大學城，從篆塘可以登船上岸游覽的昆明街巷，文人汪曾祺描述的、可以靜坐茶館看著屋檐下干仙人掌開花的溫潤春城，一個可以登高望遠眺滇池的大德寺雙塔。
而“減長”的意義不僅是對城市化病癥的解毒途徑之一，同時還可以在不同城市之間和地域之間，形成一個基于人情、懷舊、家庭、人倫、游歷、探友、懷鄉的“軟體”重建。中國城市化的未來，如果有關鍵詞，它是柔軟、柔軟、再軟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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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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