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優勝劣汰的競爭意識已經深入人心，有競爭就沒有進步，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常識。這就是一些人主張在我國也應實行西方的多黨制主要根據。然而現實是，在實行了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都出現了各種亂象，即使在發達國家也出現了許多問題，都程度不同地出現了政黨之間的惡性競爭現象⑴，導致執政效率低下，影響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既然競爭能夠促進進步，為什么實行了多黨制的國家卻都有那么多的弊病呢？我認為，僅僅用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不強，或者是文化上的差異等外部因素來解釋是不符合辯證法的，我們還應該從內因——多黨制的制度本身——政黨競爭來尋找產生這些弊病的原因。 

    為此，本文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從分析自由競爭以及競爭怎樣導致優勝劣汰入手，對多黨制的競爭及選擇做比較深入、細致的剖析，由此得出一個科學的結論。
    
    一. 競爭具有兩重性
    
    競爭有利于進步，在自然界有個很著名的“狼鹿效應”，大意是：人們為了保護鹿把狼都打光了，此后鹿的種群快速地發展起來。但好景不長，接下來鹿群開始流行疾病，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銳減。科學家們經過考察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因為有狼，使得病弱的鹿被淘汰，強壯的鹿才能得到繁衍，從而使鹿群進化。這種競爭促進了生物優勝劣汰的例子在自然界數不勝數，在我們人類中也大量存在著。我們是否可以說競爭就一定有利于進步呢？未必，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重性，下面就是一個反面的例子：
    在以自由競爭著稱的美國，就曾出現過這樣的可怕場面：“1905年，美國作家厄普頓·辛克萊潛入芝加哥一家大型肉制品廠，與工人們一起工作了七周，隨后，在小說《屠場》里，他描繪道：‘壞了的豬肉，被搓上蘇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鏟進香腸攪拌機；洗過手的水被配制成調料；工人們在肉上走來走去，隨地吐痰，播下成億的肺核細菌……’⑵”。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截然相反的情況？競爭究竟是怎樣促進優勝劣汰的？讓我們對此進行深入的分析，來探尋其中的原因。
    為了在競爭中獲勝，參與者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根據取勝的手段和是否遵守規則可分為以下四類：①．提高自己并遵守規則；②．提高自己且不遵守則；③．阻礙別人并遵守規則；④．阻礙別人且不遵守規則。

    在鹿的例子里，由于狼的存在，體弱有病、跑不快的鹿被狼吃掉了，鹿只有使自己更強壯、跑得更快才能存活下來，由此形成了優勝劣汰，這樣的競爭對鹿群的發展是有利的。不過，如果競爭的各方不用提高自己，而用阻礙別人的方式來競爭，就不能導致進步；而采用違規的方式提高自己的話，這種提高也是不可持續的。事實上，只有所有的競爭者都遵守規則并且通過提高自己的方式（無論他們是自覺地或者在強有力的監管下，被迫地這樣做）來競爭，才能不斷進步、促進優勝劣汰。
    
    二. 多黨競爭條件下的執政
    　　
    多黨制最主要的特點是競爭，這種競爭同樣具有兩重性。它的優點是由選民當裁判，避免了執政黨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現象，可以限制執政黨濫用權力。更重要的是這種政黨體制把老百姓對政府（甚至是政治體制）的不滿和怨氣轉移到了執政黨身上，維護了政體的穩定。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它的缺點：多黨競爭增加了阻力，使得執政能力下降，甚至還會引起社會動亂。
    多黨制為什么會產生阻力、出現惡性競爭呢？問題就在于各政黨的目標與選民的目標并不一致：選民的目標是政府的執政表現好，效率高，而且誰能做得好，就選誰。而各個政黨的目標則是競爭執政權，在選舉中擊敗對手、贏得選票，讓對手下臺，自己執政。

    如果說執政黨為了能夠連續執政，他們與選民的目標還比較接近的話，反對黨的目標則與選民的目標截然相反。道理很簡單，如果政府的執政表現一直很好，選民對執政黨自然很滿意，執政黨繼續獲勝的機會就很大，這對反對黨有什么好處？只有政府執政差才對反對黨有利，而且執政越差，選民越不滿意，反對黨就越有機會選勝。因此在對手執政時，他們總是設法給執政黨制造麻煩，進行各種各樣的干擾和掣肘。也許有人認為反對黨可以通過幫助執政黨工作來贏得選民的贊賞，而不必費盡心機扯后腿。這樣做確實也會贏得少數人的贊賞，但更多的人會覺得執政黨做得好，而把選票投給執政黨。這和在籃球或足球比賽中，關注投籃或射門得分的人遠多于關注助攻或傳球的人是一樣的道理。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反對黨都是采取阻礙對手的方式來競爭的。

    反對黨的掣肘方式有多種：

    當政府提出一項好的措施，反對黨的對策就是拖延，先在程序上找毛病，尋找執政黨有否違反法律程序和濫用權力的嫌疑。如果政府的措施考慮不是很周到，有可能會出現問題，這時反對黨就會在旁邊等著看笑話，而且希望問題越大越好。一旦政府的執政出了差錯，這時反對黨一定會充分利用對手的失誤，把問題放大，盡可能地激起選民的不滿，以便換來自己的選票。2008年底在臺灣出現的“美國牛肉事件”就非常典型，而且確實也讓反對黨走出低谷，連續贏得了后面的幾次選舉。即使政府的執政比較平穩，反對黨也會尋找機會制造一些障礙。臺灣反對黨對ECFA的反對就是這樣，指望從雞蛋里挑出骨頭來，為自己創造新的機會。有時為了全局的利益，政府的一項措施的施行需要付出某些地區或行業的局部利益（如兩國的貿易談判），但在多黨制的條件下就比較難獲得通過。反對黨會利用那些利益受損的選民來給執政黨制造麻煩，施加壓力，經常會使這些措施流產。議會里的斗爭是最常見的，對執政黨提出的法案，反對黨往往也是先反對了再說，這樣至少可以降低執政黨的效率。如果反對黨在議會是多數，則可利用議會來制約政府。如果反對黨在議會里是少數，他們也未必心甘情愿地服從多數，會想方設法進行干擾：如拖延，在日本議會里就出現過“牛步”策略；還有更無賴的方式就是動武，在韓國和臺灣地區的議會都屢屢出現動武的場面；有時甚至還會發動（或暗地支持）己方的群眾上街示威，以此對執政黨施壓；就連美國也屢屢出現因兩黨爭執而讓政府關門的事件。總之，為了自己的利益，各政黨都會不惜一切代價，而這個代價只能由老百姓來支付了。

    有些人認為實行了多黨制可以防止失誤和腐敗，其實這是一個誤解。反對黨確實對執政黨有監督作用，但它并不打算防止失誤和腐敗的發生。若是政府真的沒有失誤和腐敗了，這算誰的功勞？執政黨肯定會宣揚自己的高效與廉潔。因此，反對黨比任何人都希望政府存在失誤和腐敗，而且特別希望這種失誤和腐敗能夠在一個合適的時候（如選舉前夕）被揭露出來，這樣才能為他們贏得選票。

    反對黨這么做會有麻煩嗎？通常不會。俗話說“站著說話不腰疼”，批評總比干活要容易得多，而且政府的任何一種措施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總有人得益，也有人受損，在執行的過程中，也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這些都給了反對黨批評它的機會。這樣既給執政黨制造了麻煩，還會讓選民覺得反對黨很用心，一舉兩得。當然，既要制造麻煩，又必須掌握好分寸，還要找到合適的理由，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如果說反對黨不希望政府表現好，那么，執政黨的執政就那么完美嗎？他們就一定會按大多數選民的意愿去執政嗎？未必。
    從西方的實際情況看，執政黨如果表現不好，未必就一定下臺，而執政黨的工作做得很好，也未必能夠連任。“法國的希拉克和美國的小布什雖然應對自然災害堪比災難本身，但都沒有影響到他們連選連任。……克林頓時代，美國經濟堪稱黃金時期，但同黨的戈爾照樣敗選。澳大利亞前總理霍華德治理國家十幾年，表現極佳，無可挑剔，就因為執政時間長，照樣敗選。”⑶因此，執政黨對真正做好自己工作的興趣并不大，他們的興趣點還是集中在選票上。
    
    在競選時，無論哪個黨執政都要把相當大的時間和精力花在為自己的成員“輔選”和“拜票”上，這勢必會對政府的工作產生影響。在剩余的時間里，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要努力為選民服務，以爭取選票，但也經常會為了選票而放棄長期利益和全局利益。最常見的就是利用執政“資源”為自己爭選票，如不恰當的投資和減稅等，自己做好人，把爛攤子留給下一任。這種情況在美國也常出現，這也是導致美國對外政策的不連貫、影響國際關系和中美關系穩定的最重要因素。2009年奧巴馬訪華時中美關系還風和日麗，可他回國不久就開始了中美摩擦。而這些摩擦都源于某些集團的利益，如會見達賴，只能滿足某些強硬派的要求；賣軍火給臺灣也只能滿足軍工集團的利益需求。而這些做法必然會極大地影響中美關系，影響美國的信譽。作為美國總統的奧巴馬不可能不知道它們的重要性，但在中期選舉的壓力下，他也顧不了那么多了。最近，歐洲的債務危機也與用執政“資源”為自己爭選票有關，用張維為教授的話說就是：“多數西方國家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即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的方法來解決經濟和財政問題。從政治角度來看，這是民主“短視化”結果。政客為了拉選票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直接和間接的福利支票，耗盡了國庫，最終還是要老百姓來埋單。南歐國家相繼出現的債務危機就是這樣形成的，美國居高不下的債務危機某種意義上也是這樣形成的。”⑷此外，有時還會出現一些特殊的情況，執政黨由于某種原因被反對黨搶了先。這時，他們之間的地位就倒了過來，輪到執政黨反對了。在臺灣，就連人見人愛的大熊貓，都曾經被拒絕入境，其原因就是大熊貓的到來不利于執政黨的選票。

    這些年來美國壓中國的人民幣升值也是為了選票。美國的老百姓失業率高的根本原因，是勞動生產率跟不上工資的上漲速度。所以，人民幣升值、減少中國產品進口是無法解決問題的，這從美國對華輪胎特保措施實施以來的實際結果可以證明這一點⑸，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應該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但這比較麻煩，需要像我們在節能減排所做的那樣，關閉一些效率差的工廠，失業的工人們要進行學習、提高勞動技能，然后再重新就業。但這樣說起來就很復雜，老百姓不容易聽得懂，另外執行起來，工人們要花精力去學他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收入上也會有損失，自然不會投他們的票。相比之下，對人民幣施壓、攻擊中國，老百姓容易懂，選票也容易到手。正像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說的那樣：“對于美國的公民來講，他沒有剛剛咱們說的五分鐘時間去解釋，有五分鐘他也不會耐心地聽，他寧愿看兩分鐘廣告，看兩分鐘電視劇，他也不愿意聽我們這個東西，我們這個東西多沉悶，誰愿意聽這個話題。人家就愿意聽30秒的話，人民幣的匯率太低了，因此出口多了，搶了我們工作”⑹。至于這種方法是否有效，則沒有人關心，因為到下一次選舉已經事過境遷了。

    各政黨的目標是選票而不是政績，這就是多黨制導致執政低效甚至產生惡性競爭的主觀因素。有了主觀因素，只要條件合適，就必然會執政低效。而西方的政黨競爭制度，恰恰又使得這種情況比較容易產生。原因是這個競爭不是直接進行比較的。
    如果各政黨的執政是像體育比賽那樣同場競技，大家就比較容易看出誰優誰劣。但在多黨制競爭過程中，各政黨是先后執政，他們的執政條件千差萬別。就拿選民最關心的經濟來說，當遇到了世界經濟好的時候，發展經濟就容易得多，而趕上了經濟危機，能保住經濟不下滑就不錯了。單看某些指標，如GDP的增長率、就業率等，已經無法看出誰的執政本領更強。另外，政治家的執政行為和政策包含了政治、經濟、外交、民生等諸多方面，這時綜合判別他們優劣的難度就更大。在這種難以看出執政優劣的情況下，執政的政治家做秀就會比腳踏實地的工作更容易贏得掌聲，也更容易獲得選票。

    多黨制導致執政低效及惡性競爭還在于缺乏監管。在實行多黨制的國家里，都沒有對反對黨的反對行為進行監管的機構，而且因為這些事情多數都是合法的，即使有機構監管，也無能為力。他們只要做得不太過分、太露骨就不會有大的風險。

    由于雙方都把精力用到了選票的爭奪上，選民的利益、尤其是他們的長遠利益就只能先放在一邊，這種競爭當然不可能等同自然界那樣的競爭，也不可能有選民希望的高效率了。事實上，在多黨競爭的條件下，執政黨在工作的同時，要關注著媒體，以便宣傳自己的功勞，還要應付反對黨惡毒的攻擊和掣肘，甚至還要防范對手設下的陷阱，執政的效率怎么會高呢？
    
    三. 多黨競爭條件下的選舉
    
    對西方多黨制的追捧者來說，他們最為津津樂道的就是各政黨的競爭性選舉以及政黨輪替，讓選民這個裁判來判斷和選擇。然而這個政黨輪替的實際效果實在令人無法恭維，由于選舉信息的不對稱，選民很難做出好的選擇，況且由于金錢的因素，有些人根本就無法參選，許多政策則根本無法出臺。

    在多黨制條件下，競選非常熱鬧和好看，電視、報紙等媒體都充斥著各種選舉信息，大家都努力吸引選民的眼球。執政黨通過各種方式宣傳自己執政有功，反對黨則攻擊執政黨執政不力。盡管如此熱鬧，但選民還是難以做出理性的判斷。首先是缺乏可比性。除了外部條件以外，各政黨的執政內部條件也會發生變化。前一任領導人腐敗無能，不等于后面的領導人也腐敗無能，前面的領導人清廉有為，也不等于后任的領導人清廉有為。所以，選民很難知道各政黨今后的表現。其次，如果要全面地解讀各政黨的執政理念和主張，要求的知識面太廣，多數選民都難以同時具備這么多的知識，更何況有的候選人在一定的條件下還會故意模糊自己的競選理念。第三，由于各政黨在競選時，不斷的相互攻擊、辯駁，而這些攻擊和辯駁的真實性也不容易查證。此外，他們自己的競選政策、主張也往往不能兌現，甚至有些政策的提出就是為了騙選票，并不打算真正兌現或者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這些對選民的判斷都形成了巨大的干擾。

    政黨之間的競爭，也是讓選民難以判斷的一個因素。一項施政的措施取得成功，需要上下級政府以及朝野之間的協調與配合，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但成果算在誰的頭上卻并不容易，同樣，施政出了差錯，過失也不太容易完全歸在于執政黨的無能，或是反對黨的掣肘。

    選舉舞弊更是各政黨在選舉中難以擺脫的惡習。由于上述原因，通過政績贏得選票比較困難，正常的競選方式大家也都用盡了。于是，各政黨在競選時都會有一些不正當的競選方式，試圖贏得更多的選票，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為迎合選民而亂開支票就是一種常用的方式，最近南歐各國債務危機就是各政黨競相討好選民造成的，結果把國家拖到了要倒閉的邊緣。其它方式如：惡意歪曲競爭對手的執政主張來誤導選民，對競爭對手進行造謠污蔑，甚至還可能采用賄選等手段，更惡劣的是有些候選人還會動用黑社會。更讓選民困擾的是，有些手段常常出現在選舉的前夜，讓選民來不及做出正確的判斷，也難以做出正確的選擇。此外，監管的缺失也是選舉舞弊屢禁不止的重要因素。

    由于不守規則往往會得到更多的選票，即使有些人比較善良，不愿意通過違規獲勝，但他在這種競爭中總是要吃虧，甚至會被淘汰。

    有些人根據市場經濟的優越性認定可以自由選擇的多黨制好。但不知道他們想過沒有，如果在一個市場里，各種商品既缺乏可比性，又缺乏有效的管理，這樣的市場一定會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假、冒、偽、劣產品，混亂不堪。它不可能有公平的競爭，也不會促進真正的優勝劣汰，結果只能是劣幣驅逐良幣。這種市場是沒有人愿意面對的。

    基于以上原因，在選舉時，相當多的選民就只能“跟著感覺走”，而不是科學和理性的選擇。“鐵票倉”現象就說明了這一點。“鐵票倉”的選民不管他們喜愛的政黨或個人做得多么差，都會支持它。身陷“洗錢”和“召妓案”的陳致中高票當選高雄市議員，“而且以全臺第二高票當選，創下高雄市議員歷年選舉最高得票紀錄”⑺就非常典型。其它的非理性因素也占了很大比重。如：同鄉、同民族等，甚至身高、相貌都會起很大的作用。事實上，這類現象在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選舉中都大量存在著。這樣的選舉還會促進優勝劣汰嗎？這讓許多選民失望，成為西方國家的選舉投票率低的重要原因。
    
    四. 難以避免的低效率與惡性競爭
    
    競爭是否能夠導致優勝劣汰，關鍵在于競爭各方采取什么方式來競爭。在多黨競爭條件下，各政黨為爭奪選票，在主觀上都有阻礙對方、不遵守規則的意愿。如果這時有強有力的監管，情況還能好些。然而，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對反對黨平時的反對行為沒有任何機構來監管，對各政黨競選過程管理的效果也很有限。

    這是因為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政黨的競爭包括了所有的行政和立法機構，不可能有一個更高的機構來對它進行具有公信力的管理（這也是有些國家要請外國觀察員來監督選舉的原因）。任何一個機構，包括最高法院以及號稱獨立的選舉委員會等，都難以完全逃脫黨派的色彩或嫌疑。只要有一個政黨帶頭對它提出質疑，它的公信力就會動搖，這種管理自然也就軟弱無力了。這也使得作弊即使被發現也很難得到嚴厲的懲罰，一些嚴厲的懲罰（如泰國的政黨被解散）也會被設法繞過去。事實上，無論這些監管機構做出什么判決或裁決，也無論他們是否公正無私，是否帶有政黨偏見，被判不利一方的政黨都可能不服從判決并指責他們不公，讓選民們無所適從。事實上，在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屢屢出現某個政黨借口司法不公、選舉舞弊等，鼓動支持己方的民眾上街示威、鬧事的事件，導致政局混亂，進而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

    我認為競爭可以分為外部競爭和內部競爭。對于外部競爭，大家的目的只是爭勝，一方的勝利以另一方的失敗為代價，為了勝利可以不顧對手的死活，只要在競爭的過程中遵守規則就可以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為了勝利還把規則拋在一邊；內部競爭則不同，雖然大家也要爭勝，但出發點是為這個集體好，競爭必須有一定的限度，而且有競爭更應該有合作，要講團隊精神，競爭的最終結果除了應該能促進競爭各方的共同發展和進步外，還能促進整個集體更好的發展。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多黨制的條件下，各政黨更多的是用阻礙別人進步的方式來競爭，它實際上就是把一個國家的內部競爭變成了外部競爭，對立的政黨相互成為了敵人，加劇了選民之間的矛盾，在一些含有不同民族、宗教的國家，甚至還導致了民族之間、宗教之間的沖突。

    主觀上有了意愿，而在客觀上，又有產生惡性競爭的條件——既不容易比較，又缺乏有效的監管，因此，惡性競爭就很難避免了。在臺灣，大家就很形象地把競選稱為“選戰”。既然是戰爭，當然應該“兵不厭詐”，而不能像宋襄公那樣不顧輸贏地遵守規則。至于對手，最好能夠“割喉割到死”。這樣的競爭怎么能很好地促進優勝劣汰？也就更談不上執政的高效率了。事實證明：在實行了多黨制的國家都有程度不同的惡性競爭，這在發展中國家表現得尤為明顯。而多黨制具有容易導致惡性競爭的特性，是他們接受了多黨制后產生種種弊病的根本原因。

    在多黨競爭的條件下，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各政黨之間的競爭是否會失控并導致社會動蕩，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寄希望于這些政黨能否自覺地尊重司法，遵守法律及相關規則。分析到這里，我們發現多黨制在理論上存在著重大的邏輯錯誤：西方經濟學、政治學都假設人是自私的，會為自己謀私利，所以才要通過幾個政黨的競爭來相互制約和監督。然而對于競爭的過程，卻沒有一個具有較強公信力的機構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約束，僅僅把希望寄托在他們的自覺性上，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有人會有疑問，你把多黨制說得那么差，怎么解釋多黨制在歐、美這些發達國家的實施現狀呢？這是因為這些發達國家經濟比較發達，有龐大的中產階級支撐著社會的穩定，政治文化也比較寬容，而且還具有做忠實反對派的傳統，更重要的是人們尊重司法、遵守法律和規則已經形成習慣。這些對多黨制的弊病形成了一定的“免疫力”。由于人們尊重司法，最高法院或者選舉委員會的監管就比較有效。所以，各政黨都不會嚴重地破壞規則，他們的多黨競爭盡管具有一些惡性競爭的特點，但還能夠把競爭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不至于釀成社會動亂。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美國的大選。當時兩黨總統候選人戈爾與布什的得票極為接近，最后布什是靠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成為了總統。旁人看來戈爾完全有理由不服輸的：首先，在聯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七位是由共和黨總統所任命，只有兩位是由民主黨總統任命，戈爾可以說他們的判決有政黨偏向，司法不公；其次，具有決定意義的州——佛羅里達州的選票還印得不規范，讓人很容易錯將戈爾的票投給了改革黨總統候選人布坎南，而該州的州務卿哈里斯又是共和黨人，戈爾可以說他們是有意所為，選舉不公。幸運的是，戈爾很紳士地接受了判決、承認敗選，而且還呼吁美國民眾為了國家利益而支持新的總統。戈爾的表現令人尊敬，他使美國免于一場政治亂局。

    可惜，這些有利于政局穩定的因素，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幾乎都不存在。他們的經濟不夠發達，中產階級比較小，社會矛盾本來就比較大，再加上在實行了多黨制后各政黨的惡性競爭，使得社會更加分裂，政局更不穩定。

    有人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選民的素質會不斷提高，他們的判斷和監督能力也會增強，這些惡性競爭及選舉亂象就會改善。應當說，選民素質的提高和監督能力的增強，當然對改善各政黨的競爭有幫助。但這個過程是漫長的，而且也難以根除各政黨之間的惡性競爭，即使是已經實行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歐、美諸國也僅僅能夠保持政局的穩定和有序而已，執政的效率問題還是無法解決。

    競爭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競爭給資本主義帶來了幾百年的輝煌。但它們也發現沒有監督的競爭會使競爭無序，最終導致經濟的崩潰。后來，它們借鑒社會主義的做法，逐步引入了國家對經濟的監管和調控。對于沒有監管的多黨制，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也認識到了它的弊端，“美國《時代》周刊不久前發表《民主能解決西方的經濟問題嗎？》的文章指出：‘大西洋兩岸的政治問題有著相同的癥結——即現代民主國家選舉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們將選舉勝利這種狹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國家長遠利益。他們關心的不是削減赤字、提高經濟競爭力，抑或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他們的眼光最遠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選舉計票上’”⑻過半的老百姓也開始了反思：“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民眾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發展模式以及民主政治制度的批評與日俱增。加拿大民調機構‘全球掃描’和美國馬里蘭大學對27個國家共2.9萬多人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51％的受訪者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需要規范和改革。”⑼
    
    五. 民主不等于多黨競爭，合作與協商優于對抗與拆臺
    
    競爭促進進步是因為競爭調動了競爭者的積極性，增大了動力。但在多黨競爭條件下，執政黨的動力固然有所增加（在某些條件下也未必這樣），但同時也增加了反對黨制造的阻力。而從現實效果看，阻力的作用遠大于增加的動力，這樣的競爭當然不會促進執政的高效和優勝劣汰了。

    有人把民主等同于多黨競爭和政黨輪替，認為黨爭及執政效率的降低是為實現民主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民主與競爭完全是兩個概念，它本來與政黨毫無關系，古希臘的民主制度中就沒有政黨，更談不上政黨競爭和輪替。可以說，把民主等同于多黨競爭和政黨輪替是西方民主的推銷者加入的私貨。

    政黨競爭一直不討人喜歡，當年“美國的國父們對政黨以及由此帶來的黨爭非常反感。……華盛頓認為，‘假如我們要維護用血與淚換來的自由和獨立，那么就必須拋棄并驅趕政黨精神這個惡魔’。美國第三任總統杰佛遜甚至恥于與政黨有任何瓜葛，他說，‘如果我非同一個政黨一起就不能進入天堂，我寧愿永不進入天堂。’”⑽即使在當代，在西方發達國家，老百姓也不喜歡政黨。“美國的民意調查發現，對各種各樣的機構的信任度，地方基層政府最高，其次是法院，第三是國會，第四是警察，第五是聯邦政府。最低是政黨，只有35％的人相信美國的兩大黨。加拿大的情況也差不多，老百姓對教會、媒體、聯邦政府、省政府、軍隊、公司、法院的信任度都相對較高，他們最不信任的就是政黨，只有39％的人信任它們。

    ……不管是在原歐盟15國，還是在歐盟新成員國，老百姓最不信任的依然是政黨：原歐盟15國有76％的民眾不信任政黨，而新歐盟國家有高達82％的民眾不信任政黨。”⑾然而盡管不喜歡、不信任政黨，老百姓在這個問題上也別無選擇，只能被迫接受這種政黨體制。

    丘吉爾有句名言：“民主是除了以前嘗試過的所有制度以外的最壞的政府制度（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⑿）。”這里有兩層含義，其一，丘吉爾認為他們的多黨制不是一個好的制度，其二是這種不好的制度還是比以前的各種封建專制制度要好。由此可以看出：他們是因為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只得劣中選優，選擇這種不太令人滿意的多黨制了。對于我們中國來說，我們在探尋適合自己的民主道路時，當然不應該照搬那種丘吉爾都覺得不滿意的制度，而應該根據國情，開創出一條更好的、更適合我們的政治民主道路來。

    那些迷信西方民主制度的人認為只有強調競爭和對抗的多黨制才是民主，講究合作與協商、沒有政黨輪替的制度就是專制，其實這完全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偏見。一個黨（我國并僅僅一個政黨）固然有可能產生獨裁，但這不是必然的。認定只有競爭性的多黨制才是民主的觀點在邏輯上就講不通：如果認定一個黨就一定不民主的話，那么在多黨制的那些政黨內部呢？在那些政黨內部就一定沒有民主嗎？它們都是專制政黨嗎？如果還勉強可以解釋為那些黨的內部有派別競爭的話，那么在派別的內部呢？是否在派別的內部就肯定沒有民主了呢？總有一個競爭的終點和開始合作的起點吧？

    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應該能夠正確地引領整個國家和諧發展、執政高效、清廉，還能夠防止失誤的發生，即使出現了失誤，也能夠盡快齊心協力來糾正錯誤。對于西方的多黨制來說，執政的高效是談不上了，而且它還不能消除貪腐和防止失誤。實際上，反對黨最希望執政黨貪腐或失誤，而且這種貪腐越多越好、失誤越大越好。西方的多黨制只能在政府出現了失誤或貪腐后，等到選舉時才可能通過政黨輪替來糾正失誤，這當然要付出代價。

    近幾年來，許多西方人士對中國的崛起感到困惑。我認為關鍵就在于有適合我們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它既能夠凝聚各種政治力量，又能夠比較好地吸收全社會的智慧，形成共識，并有效地帶領全國人民為之奮斗。一個國家內部的團結顯然優于相互對抗。所以，盡管我們國家的民主建設還存在一些問題，對官員的管理和監督還沒有到位，還存在著一些腐敗現象，這些問題在某些地區甚至還比較嚴重，都需要繼續改革和完善。但由于我們堅持走自己的路，沒有照搬不適合我們國情的多黨制，用協商與合作代替了相互對抗與拆臺，沒有反對黨制造的阻力，政府的執政能力要遠強于那些多黨競爭的國家，顯示出了它的強大優勢。我們能在汶川和玉樹抗震救災以及舉辦北京奧運會的過程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我們能夠從容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在世界率先實現經濟回升向好，這就是最好的證明。然而，我們的政黨制度又是西方難以學習的。因此，“西方要和中國平等競爭，必須推動中國政治的議會道路，降低中國的決策速度。”⒀這大概也可以合理地解釋，為什么西方的民主推銷者在中國歷史上實行民主最好的時候，對我國的攻擊最激烈。
    我們提出的目標是“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這就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而那些西方民主的推銷者只關心民主執政，科學執政則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內，對于民主執政，他們關心的也只是民主的一種表面的形式——多黨競爭，至于內容，實行了多黨制后會產生什么結果，完全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內。然而對于老百姓而言，內容當然比形式更重要。小平同志就曾明確指出：“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⒁在這幾方面多黨制的表現比我們可差遠了。事實上，如果一個政府的執政能力弱，民主反而得不到保障，“只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才能實現高質量的民主”⒂。
    
    六. 走自己的路
    
    中國有幾千年的文化傳承，連綿不斷，其原因之一就是中華文化具有寬廣的包容性。無論是哪種外來文化，我們的人民都能夠把它與本土的特點相結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文化。
    然而現在還有些人缺乏自信，總想著偷懶，把國外現成的東西搬過來就用，按別人的路走。根據自己的特點闖出一條路來當然有風險，需要勇氣和智慧，但照搬外國、按別人的路走就安全嗎？

    毛主席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告誡過我們：“照抄是很危險的，成功的經驗，在這個國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個國家如果不同本國的情況相結合而一模一樣地照搬就會導向失敗。照抄別國的經驗是要吃虧的，照抄是一定會上當的。這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⒃這個結論早已被歷史的經驗所證明。上世紀初，孫中山先生學習西方政治模式，實行多黨制，結果失敗了，后來他實行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才有了轟轟烈烈的北伐革命高潮；30年代初，我們照搬蘇聯的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模式，結果也失敗了，是毛澤東同志帶領全黨人解放思想，根據我們國家的具體情況，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終取得了全國的解放；改革開放前，我們按蘇聯的經濟模式搞經濟建設，結果還是不成功，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小平同志帶領全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根據我們國家的國情和特點，進行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才逐漸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的道路，現在已超越了當年的老師，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中國的政黨制度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我們應當慶幸當年沒有走多黨競爭的路，而是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形成有歷史的偶然，更是全國億萬人民的選擇。它的形成是歷史帶給我們的機遇，我們應該倍加珍惜這一來之不易的政黨制度。政治民主是我們堅定不移的目標，但并不等于要搞多黨制。照搬西方政黨制度的主張，反映出了對自己的不自信。這是思想不成熟，缺乏獨立性的表現。由于對自己缺乏自信，也就不敢進行獨立思考，只能依靠別人，照搬別人的模式。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前，我們還不夠自信的話，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難道還沒有足夠的自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解放思想，破除對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及狹隘民主觀的迷信，根據自己的特點同時也借鑒別人的長處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超越西方，為世界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完善做出我們獨特的貢獻呢？
    
    參考資料：
    ⑴ 詳見蔡元明：《為什么西方的多黨制不適合中國》，《紅旗文稿》2009年第11期
    ⑵ 林天宏：《消失的“屠場”》，《中國青年報》 2008年9月24日
    ⑶ 宋魯鄭，《〈唐山大地震〉背后的中國》，《紅旗文稿》　2010年第15期
    ⑷ 張維為：《游戲化、資本化和短視化》，《 人民日報 》（ 2011年12月22日 21 版）
    ⑸ 杜靜：《美商界認為對華輪胎特保措施有害無益》，2010年08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8/26/c_13463665.htm，2010年11月30日。
    ⑹ 柴靜：《李稻葵：房價的快速增長已經到頭兒了》，2010年1月23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d37b0100nv2x.html，2010年1月23日。
    ⑺ 邰文欣：《選后走向成焦點》，《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0年11月29日，第 3 版
    ⑻ 張維為：《游戲化、資本化和短視化》，《 人民日報 》（ 2011年12月22日 21 版）
    ⑼ 陳瑤　劉蓉蓉：《西方反思制度弊端　尋找“救贖”途徑》，《經濟參考報》 2012-01-12 第 5 版
    ⑽ 王紹光：《民主四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67-169頁
    ⑾ 王紹光：《民主四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79頁
    ⑿ Bevin Chu：《Democracy,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ver Tried》，http://www.lewrockwell.com/orig5/chu6.html，2010年12月2日
    ⒀ 陳平,《中國之謎與中國之道》，《紅旗文稿》2010年第4期
    ⒁《怎樣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3頁
    ⒂ 王紹光，《民主四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30頁
    ⒃《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