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近年來，一般的社會科學家們突然表現出對卡爾·波蘭尼《大轉型》一書的興趣；尤其對勞工研究者而言，情況更是如此。但是，波蘭尼的分析飽受虛假樂觀主義的困擾。一方面，這些研究從波蘭尼關于市場的批判性觀點中汲取著養分；另一方面，又從其關于反向運動的論述中尋找希望。本文批判了那些求助并尋求在勞工主義的反向運動中反抗市場教旨主義的觀點，試圖給出關于波蘭尼另一種更加悲觀的解讀，并提供一個對波蘭尼進行不同透視的初步框架。通過將波蘭尼關于虛擬商品的分析置于歷史視野中，筆者試圖理解當前市場化過程的獨特性質，由此對全球反向運動的可能性提出質疑，尤其是那些關注勞工的反向運動。

【關鍵詞】波蘭尼　市場化　反向運動　勞工研究

　　近年來，一般的社會科學家們突然表現出對卡爾·波蘭尼《大轉型》一書的興趣；尤其對勞工研究者而言，情況更是如此。①這并不令人感到驚訝，因為波蘭尼曾這樣警告我們：被他稱為“自由主義的信條”，可能會帶來各種危險——相信并追逐自我調節的市場，會給現代文明帶來經濟上的災難和文化上的荒蕪。《大轉型》一書寫于1944年，該書追溯了自我調節的市場的興起（以及觀念與實踐之間的關系）：從18世紀、19世紀一直到20世紀，自我調節的市場導致了保護主義的反向運動，不僅帶來了社會民主和羅斯福新政，還帶來了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應對，可能與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詛咒一樣糟糕；這使波蘭尼得出這樣的結論——人類再也不能夠沉溺于如此危險的實驗之中了。但這種狀況，正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局面。

　　和馬克思一樣，波蘭尼不僅看到了市場的缺點，還看到了市場的各種可能性。事實上，在馬克思的觀點和波蘭尼的觀點之間，存在著強烈的共鳴——波蘭尼將馬克思早期關于貨幣和異化的著作，作為自己從道義上對不受調節的商品化過程加以譴責的基礎。不過，在二者各自的評論中存在著許多根本的差別。波蘭尼常常指責馬克思的歷史理論，這些理論建立在歷史上接替產生的各種生產模式的近乎規律的動力機制的基礎之上。波蘭尼對馬克思的批評體現在這樣的斷言中：“商品化而非剝削，構成了資本主義的核心經驗”。②《大轉型》一書的第13章，基本上是針對馬克思關于剝削的觀點的連續論戰。波蘭尼認為，在工業革命的進程中，剝削的作用實際上被削弱了；因此，分析剝削并不能把握推動變遷的動力機制。對波蘭尼而言，存在于19世紀歐洲斗爭背后的，并非是剝削過程，而是因市場而造成的文化上的破壞。在其關于土地、貨幣和勞動力（所謂的“虛擬商品”）商品化過程的論述中，波蘭尼認為這種商品化過程會使人類難以捉摸的基礎——“社會”——遭到破壞的威脅，并產生各種自發的保衛社會的反向運動。在他的這一分析中，不同的階級成為有效的行動者；這并非因為各個階級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是因為他們在維持社會時捍衛著普遍的利益。因此，波蘭尼將分析的焦點從剝削轉換為商品化，從生產轉換為市場，從階級轉換為社會。

　　波蘭尼的分析飽受虛假樂觀主義的困擾，原因有四：其一，他過于相信觀念的力量，以至于認為名譽掃地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不會再次控制我們所在的地球；其二，他給出的關于社會的觀念，意義含糊且理論化程度不足；于是在該書的最后部分，波蘭尼如是宣稱：在市場的攻擊下，社會將鼓起勇氣建立起自身的防御體系；其三，波蘭尼對正統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其中的歷史理論及其對剝削的集中關注）持有敵意，這使他忽略了存在于市場復活背后的資本主義積累的必然性問題；最后，在關注市場及其反向運動的同時，他過于輕易地將國家化約為社會，忽略了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在最近的勞工研究中，我們同樣能夠發現上述虛假樂觀主義的四個要素：一方面，這些研究從波蘭尼關于市場的批判性觀點中汲取著養分；另一方面，又從其關于反向運動的論述中尋找希望。

　　相應地，本文分為兩個部分，實際上是對波蘭尼的兩個解讀。第一部分是對波蘭尼的樂觀主義解讀的批判，尤其是批判了那些求助并尋求在勞工主義（laborist）的反向運動中反抗市場教旨主義的觀點。作為論述的背景，在轉向對《擱淺的全球化》（Grounding Globalization）（這是一本來自南非的、曾經獲獎的著作）一書的較詳盡分析之前，我首先會對近期的某些帶有樂觀主義傾向的經典研究著作加以評論。本文的第二部分，試圖給出關于波蘭尼的另一種更加悲觀的解讀。通過將波蘭尼關于虛擬商品的分析置于歷史視野中，我試圖理解當前市場化過程的獨特性質，并因此對全球反向運動的可能性提出質疑，尤其是那些關注勞工的反向運動。本文緊隨《全球勞工研究》（the Global Labour Journal）第1卷的眾多杰出文章之后，其所關注的是印度和中國的勞工抗爭所面臨的各種困境。


一、虛假的樂觀主義

　　我們最好從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開始分析，他畢生的事業是與卡爾·波蘭尼進行對話。埃文斯職業中的很大部分時間是研究發展經濟體中資本積累的政治條件，尤其是國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首先研究了巴西，那里存在著國家、民族資本和國際資本的三方聯盟，從而導致了依附式發展；然后，他對印度、韓國和巴西進行了比較研究，揭示了最為有效的發展型國家（即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國家），是如何嵌入到經濟之中并表現出其自主性的。他的這一觀點，與波蘭尼關于“市場作為一種政治規劃需要國家的管制和引導”的觀點是頗為契合的。

　　資本主義的積累會產生利益的不均衡分布，埃文斯以前曾經贊賞這一點；后來，他被這一現象所困惑，轉向研究那些或許能夠改變資本主義不平等的各種力量。他探究了波蘭尼觀點的第二個方面——所謂的雙重運動，以及與市場擴張相對立的反向運動。③在這里，埃文斯堅持認為：雙重運動必須超越地方和民族的范圍，拓展到全球范圍——這種反向運動的抗爭規模，是波蘭尼所未曾預見到的——從而產生一種被他稱為“反霸權的全球化運動”。為此，他去尋找各種可能超越民族國家范圍的“進步的社會運動”，譬如環境運動、婦女運動，尤其是勞工運動，不過，埃文斯并未清晰闡述以下問題：這些運動是以何種方式來反對霸權的？換言之，這些運動通過什么方式表現為另一種“霸權”？對于另外一些問題，埃文斯也語焉不詳，比如：就什么而言，這些運動構成了真正的“反向”運動？這些運動是怎樣有效打造跨國團結的？

　　埃文斯將促進經濟發展的國家帶回到分析視野之中；但是，在分析有組織的斗爭時（在這些斗爭中，國家局限于特定的民族范圍中），國家卻消失在其分析視野之外。結果是“反霸權的全球化運動”成為埃文斯手中的一根救命稻草。簡言之，這是一種無奈之舉。埃文斯所謂反向霸權運動，背離了其實質，似乎成為一種在資本主義霸權的范圍和邊界內被組織起來的一種運動。這些運動所導致的“小轉變”（更確切地說是“小調整”）不會超出資本主義調整的范圍。盡管就其自身而言，這些運動是重要的；但它們在時間上并不具備累加效應，同時在政治上（和地理上）不能建立聯系。或許，這些運動在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上的短暫會合，倒是一個例外。這些運動或許會贏得某些讓步，但這些讓步與其說是預示著“大轉變”的到來，不如說是阻礙著其來臨。

　　相形之下，貝弗利·希爾弗（Beverly Silver）將勞工的種種斗爭與隨著時空而推進的資本積累密切聯系起來。④在她的論述中，贏得資本主義的妥協，并不會導致任何“大轉變”，只會激發資本一方采用各種新的策略來應對勞工運動。貝弗利·希爾弗關于1870年以來勞工史的權威敘述，揭示了資本家如何為了降低勞動力成本而相互競爭，從而導致挑戰資本合法性的各種斗爭的興起。各種妥協雖然達成了，卻由此引發了利潤率的危機。資本主義在合法性危機和利潤率危機之間步履蹣跚，僅僅通過各種調整措施而使自身獲得暫時的穩定，這些措施包括：空間調整（spatial fix），資本轉移到擁有廉價勞動力的新場所；過程調整（process fix），即技術的創新；產品調整（product fix），資本轉向投資新產品或新產業，那里的利潤起初會很高；金融調整（financial fix），即過剩的資本轉向金融市場。希爾弗回顧了發生于19世紀資本主義的典型產業——紡織產業中的勞工運動和斗爭，發生于20世紀資本主義的典型產業——汽車產業中的勞工運動和斗爭，并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什么產業將是引起21世紀勞工運動的典型產業呢？她認為，勞工總是對抵制剝削抱有興趣，其成功取決于自身的能力，即對兩種類型的資源（結構力量和結社力量）的動員能力。同樣，希爾弗暴露出一種未曾言明的樂觀主義傾向——剝削總是會導致她稱之為馬克思式的抗爭（Marx-type struggles）；或者，如果剝削并未導致馬克思式的勞工抗爭，也會導致圍繞勞動力的商品化而展開的波蘭尼式的抗爭（Polanyi-type struggles）。在其分析中，后一種類型的抗爭（即波蘭尼式的抗爭）處于從屬地位，這使得波蘭尼關于資本主義根本不同的各個面相的論述，以及他與眾不同的關于資本主義體驗的理論，包括由此而引發的不同的政治論戰，都不能得到很好的闡釋。

　　李靜君關于中國新舊工人階級的典范之作《反抗法律》一書，是對希爾弗論述的推進。⑤她對受雇于中國新興工業區電子產業的年輕女性反抗剝削的馬克思式抗爭，以及老工業區失業工人或未充分就業的工人反抗商品化過程的波蘭尼式抗爭，給予了同等的重視。李靜君通過經驗研究的方式，解決了存在于馬克思式抗爭和波蘭尼式抗爭之間的張力，回避了其背后所隱含的各種理論差別——因為這些理論所指向的，是極其不同的資本主義概念和關于資本主義的未來。有趣的是，盡管李靜君將新興工業區的勞工剝削，與存在于鄉村地區、通過產權的再分配而發生的土地部分商品化過程聯系起來進行分析，從而得以朝著反市場聯盟的波蘭尼方向前進，但她并未嘗試將其處于困境中的國有工人引導到國際團結的路徑上去。事實上，中國“分權的法治威權主義”（decentralized legal authoritarianism）將各種抗爭鎖定在地方層面的政治領域之中，這導致即便是國家層面的勞工團結都難以達成，更別說建立國際層面的勞工聯盟了。

　　蓋伊·賽德曼（Gay Seidman）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轉換。在其關于跨國層面的消費者抵制運動研究中，她對不能發出勞工聲音的勞工國際主義的可行性予以了質疑。⑥實際上，她強調指出，推動民族國家民主化進程和改進其勞工體制的斗爭，具有持久的重要性。在這里，她求助于波蘭尼，為自己關注作為一種潛在的積極力量的國家而辯護，認為國家能夠提升勞工的利益。不過，和波蘭尼一樣，在透視何時國家會保護勞工的利益以及何時國家會對勞工發動攻擊的問題上，她并沒有檢視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⑦她所遵循的是所謂的天堂原則（the Nirvana Principle），根據這一原則，對一種解決方案的拒絕，在事實上意味著對另一種替代方案的偏愛。⑧但是，僅僅因為國際勞工團結的不可行或其所存在的各種問題，并不意味著關注國家便能夠提供更好的解決之道。眾所周知，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國家對勞工是很敵視的。

　　盡管如此，最近的眾多研究確實支持賽德曼的堅決主張：國家中的勞工抗爭具有核心的地位，無論這種斗爭是成功還是失敗。因此，在對韓國和美國勞工斗爭的比較研究中，詹妮弗·春（Jennifer Chun）關注的焦點是對各類抗爭進行成功的分類；她將國家與勞工運動之間的聯系作為優先考量的對象，正是二者之間的關系，使得國際勞工團結成為一件難以實現的事情，甚至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情。⑨關注該論題的一個有趣的例外是羅賓·羅德里斯格（Robyn Rodriguez）關于菲律賓國家機構所組織的跨國移民研究；在這里，國家扮演著與其他國家打交道的掮客的角色。⑩這里的移民國際組織（Migrante International），是一家由移民工人發動的草根組織，它在跨國層面被組織起來；但是，該組織的運動是通過關注其對菲律賓國家的需要而組織起來，而不是通過與其他國家的工人建立關系而組織起來。這是證明該項規則的一個特例。再一次地，國家限定著勞工斗爭的框架與發生的環境。所有這些研究（包括其他諸多研究），都注意到波蘭尼思想中理論化程度不足的某個方面的問題，即波蘭尼傾向于將國家化約為社會，也都關注到這樣一個問題：勞工如何受制于其與國家相互依賴與對立的關系？正是這種國家與勞工之間相互依賴與對立的關系，使跨國勞工團結的各種可能性受到了限制。


二、擱淺的全球化

　　就揭示波蘭尼的局限性及其觀點與馬克思觀點的張力而言，近期出版的最為有趣的著作當屬愛德華·韋伯斯特（Edward Webster）、羅伯·蘭伯特（Rob Lambert）和安德瑞斯·貝澤登霍特（Andries Bezuidenhout）三人合著的《擱淺的全球化》一書。該書對三個國家白色家電工廠中的勞工反應進行了比較研究：即韓國昌原（Changwon）的LG公司，澳大利亞奧克蘭（Orange）的伊萊克斯公司，以及南非艾茲克赫力（Ezakheni）的迪槐（Defy）公司。11無疑，這本著作的重要性在于超出工作場所的范圍，聚焦于工人的體驗，并將這些體驗置于整體的社會環境中加以考量。不同國家的比較研究是重要的。不過，三位作者宣稱在其案例研究中，發現了正在阻礙新自由主義浪潮的不同運動（馬克思式運動和波蘭尼式的運動）；顯然，此時三位作者的政治愿望壓倒了其分析。反向運動成為一種海市蜃樓般的，拒絕為其希望全球化擱淺的意圖負責的白日夢。

　　這本著作在其開篇就給出了頗為激動人心的承諾：希望探究“波蘭尼的問題以及與波蘭尼有關的問題”。它提出了與社會及反向運動相關的五大問題：第一，自發保衛自身免受市場破壞的社會，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社會？第二，反抗市場化的反向運動，其性質是什么？其反抗市場的反應是什么？在什么條件下做出反抗？第三，在可能的情況下，勞工在這種反向運動中將持何種立場？第四，該如何對存在于這種反向運動中的力量加以定義？這種運動能夠利用的權力資源將是什么？第五，應在何種層次去考量這種反向運動，是在地方層面、國家層面抑或是全球化的層面？遺憾的是，該書第三部分背離了對上述問題的探討，它沒有依據其初始的著述設計，去深入探究社會壕塹的內部情況和勞工面臨威脅時的鮮活體驗。

　　應該澄清的是，該著作的框架按照波蘭尼式的結構完美地展開：第一部分的標題是“反抗社會的市場”；第二部分的標題是“反抗市場的社會”；第三部分的標題則是“支配市場的社會？”因此，在該書的第一部分，讀者可以看到作者對全球化及其真實而不同后果的研究——概言之，對資本主義的默認，導致了韓國工人工作強度的提高、澳大利亞工廠面臨倒閉的危險，以及南非人民采取各種不同的生計策略來維持生存。在該書的第二部分，三位作者對隨之而來的工人應對資本主義的不同社會反應進行了確認：在韓國的昌原市，應對資本主義的是全國勞聯（National Labor Federation）一家分支機構的秘密組織，以及一家面向發生意外事故的工人的服務中心（Center for Contingency workers）的誕生。在澳大利亞的奧克蘭，則是一場反對工廠關閉的運動，在運動中勞工與農民結成了聯盟，支持某位獨立政治候選人；同時，他們嘗試讓受工廠關閉影響的社區與一家全球伊萊克斯行動委員會網絡（Network of Electrolux Action Committees）機構建立聯系，盡管這一嘗試并不成功。在南非的艾茲克赫力，工人們要求建立具有社會運動性質的工會，以便將爭取土地與工作的斗爭聯結起來；他們還要求在地方層面進行一場公開的預算編制實驗，并建立一個基于不同組織的近乎正規的團體。

　　上述分析預示著關于社會的諸多非凡洞見，譬如：社會的意義、社會的靈活性和反抗措施、社會與國家的關系，等等；不過，在該書的第三部分“支配市場的社會？”中，并沒有看到對上述問題的論述。正如表1所顯示的，通過比較波蘭尼關于英國19世紀和20世紀第一次大轉型中反向運動的論述，三位作者構想出了關于第二次大轉型的某些基本要素。在這里，再一次假設某個“初生的全球反向運動”的浮現，但是，證明其浮現的證據何在？我們再次走進了波蘭尼式目的論的誤區：先是構想一個同質的、糟糕的過去，然后將其顛倒過來，邁向某種激進的未來。這種關于歷史同質性和地理同質性的錯誤假設（如南北之間的二元區分），促成了某種關于勞工國際主義與烏托邦社會的幻想——其中一種是馬克思式的幻想，另一種則是波蘭尼式的幻想。讓我們對這些幻想逐一加以分析。

　　該書的三位作者構建了兩種形式的勞工國際主義。一種是舊的勞工國際主義，一種是新的勞工國際主義。一方面，存在著一種由職業官僚在集權的等級組織中進行運作的勞工國際主義，它很少引起爭論，其行動具有外交取向，其關注的僅僅是工作場所和工會，其建立者是北半球的白種男性工人；另一方面，今天有望看到一種新的勞工國際主義，其驅動者是由堅定的積極分子們構成的政治化的一代，他們之間的聯系網絡是松散的，他們參與到公開的論戰之中，具有動員和運動傾向；其所關注的是與各種新的社會運動及NGO建立聯盟。這種新的勞工國際主義的主導者是來自南非、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人們。

　　這一新的勞工國際主義的基礎是什么？該書向讀者呈現了南半球全球化和工會權利促進會（Southern Initiative on Globalization and Trade Union Rights）的各種雜亂無章的行動策略。不過，這些行動策略與艾茲克赫力、奧克蘭、昌原的工人們有什么關系呢？確實，要想對勞工國際主義進行考察，就應該認真考量上述工廠中工人的工作體驗（但是，該書的最后部分讓讀者對這一問題受益甚少）、各工作場所之間的橫向聯系，包括各方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如外包關系所扮演的角色）和團結關系（通過共同的斗爭而建立起來）。我們不僅需要考察商品鏈及其薄弱環節，還需要考察與其他工廠的勞動力成員建立聯系的可能性（這些工廠與白色家電產業沒有直接的關聯）。一方面，我們需要對工人的不安全感予以更深刻的全面了解；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對新自由主義的局限性予以更深刻和更詳盡的質疑。我們需要對家電產業全球重組背后的力量加以檢視，審視這種重組給基于產業的工人組織所帶來的各種障礙。不錯，制造業或許對工人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產業，但那種認為工業部門是將工人組織起來的適宜場所的想法，其推論的基礎是什么呢？該書的三位作者是否將其洞察力投射到了正確的地方呢？

　　該著作的三位作者在各個垂直層次間自由穿梭，他們將工人的體驗與對新自由主義的響應，置于各自的民族環境中加以考察；不過，他們并未對以下問題加以解釋：為什么這些不同的民族環境，并未成為一國之內勞工團結的有力支撐條件（更遑論構成跨國勞工團結的有力支撐條件）？是否像賽德曼所認為的那樣，勞工國際主義會消解每一個具有較大成功可能性的民族國家的規劃？例如，正如韋伯斯特（Edward Webster）等人所頗為知曉的那樣，南非的工會運動具有防御的性質，其成員的工作正在被外國人搶去，或被非正式部門的工作崗位所替代。代表雇傭勞工者的工會（其會員正在成為數量下降的勞工貴族），是與其他國家的工會建立聯系，還是與南非非正式部門的工人們建立更為廣泛的團結？鋼鐵工人們是應該關注利用國內勞動力市場的勞工掮客們，還是幫助其他產業的工人們去反對發生在美國的工廠關閉行為？無論工會應該做什么，《擱淺的全球化》一書中所描述的工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到了地方主義的陷阱之中。

　　如果說，馬克思的勞工國際主義夢想在地方主義的磐石面前擱淺；那么，波蘭尼式的社會反向運動，其命運又將如何？在這個問題上，三位作者談到了一種新的愿景，它關系到自然、工作、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能動的民主社會、一種新的公平貿易體系，以及新的全球政治的性質。但是，至少就該書的上述章節所提供的證據而言，這種向往一個新世界的宣言，和處于不安全時代的勞工并沒有什么關系。

　　最后，在勞工國際主義的可能世界與反向社會運動之間，存在著一種未經考量的張力。一方面，馬克思式的勞工國際主義規劃，試圖使不同工廠、地方、區域和世界領域的工人階級建立聯系，通過其所共同遭受剝削而團結起來；另一方面，波蘭尼式的規劃，則試圖將反抗土地、貨幣和勞動力商品化的反向運動中的各參與者團結起來。這種反向運動的基礎是參與者們的市場體驗，而不是與之截然不同的生產體驗。但是，究竟哪種體驗是最突出的體驗——是可能將處于不同地理區域、作為雇傭勞動者的工人們聯系在一起的被剝削的體驗，抑或是能夠將工人、被剝奪土地的農民和那些為獲得水源和電力而斗爭的人們聯系起來的被商品化的體驗？

　　人們對上述問題持何種立場——是傾向于被剝削的體驗還是被商品化的體驗——將決定其在前進中所采用的戰略：與不同國家的工人建立聯盟，還是與那些遭遇商品化的人們建立地方聯盟。無論遵循何種規劃——這兩種規劃都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我們的理論構建工作，都需要詳盡闡述導致爭議的各種問題，而不是去關注所謂初生的全球反向運動或反霸權的全球化進程。為了尋找資本主義防護盔甲中的裂隙，需要在頌揚勞工國際主義或反向運動之前，首先對世界范圍內的生產與市場化進程，進行更為現實的分析。


三、對波蘭尼的重構

　　本論文的第二部分是提供一個對波蘭尼進行不同透視的初步框架：波蘭尼關于資本主義歷史的敘述，其所關注的中心是勞動力、貨幣、自然的商品化過程，以及這些過程彼此間的內部關系。這一觀點的前提在于：商品化構成了我們今天所處世界的關鍵體驗；關于剝削的體驗雖然對任何關于資本主義的分析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卻不如關于商品化的體驗重要。12

　　我論述的出發點，是認為波蘭尼沒有預計到隨后而至的新一輪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到來。波蘭尼宣稱，人類已經汲取到了教訓，自我調節的市場已給所有人帶來了災難。因此，這樣的事情再也不會重復發生。波蘭尼不能親歷此后的事實。從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爆發開始，人類正面臨另一波引發災難的市場化浪潮；不過，有趣的例外在于：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一波市場化浪潮并未引發真正的、重大的反向運動。為什么波蘭尼沒有預計到另一波市場化浪潮的到來？我的觀點是：波蘭尼在拒絕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也拒絕了資本主義必須確保積累的進行和尋求新的利潤源泉的重要思想。在戰后時期，對資本而言，將北半球的市場加以重新嵌入（re-embedding），其代價顯得過于昂貴；資本的反應是向勞工、環境和貨幣發動商品化的攻擊，其最終目的是對利潤無休止的追逐。13

　　這種新的商品化過程，給波蘭尼關于歷史的概念化方式帶來了各種意義深遠的問題。和波蘭尼所批評的馬克思主義一樣，他自己的思想也具有目的論的傾向。《大轉型》一書將復雜的歷史解釋化約為一種單一的循環：在市場帶來災難之后，是反向運動和被管制的去商品化過程。一旦這種目的論失效，一旦拒斥那種“將邪惡歸咎過去、將美好交付未來”的觀點，那么，我們就能將資本主義的歷史看成是一系列的大轉型，看成是市場化浪潮與反向運動的復雜交替過程，盡管我們還看不到其確切的盡頭。即便是遵循波蘭尼自己的敘述，我們也至少能夠在18世紀末和20世紀中期之間，辨別出兩種不同的市場化浪潮和兩次大轉型。

　　在波蘭尼關于英國歷史的敘述中，第一次市場化浪潮的標志是對斯品漢姆蘭制度（Speenhamland system）的攻擊。該制度于1795年頒布，目的是通過對面包價格的補貼而實現對工資的補助。對勞動力市場運轉的明顯干預，最終在1834年達到新的高度，《新濟貧法》（New Poor Law）使未獲救濟的人群數量大為減少。此后，勞工成為代表自身利益的行動者，為反抗自身的商品化過程而戰斗。在剛開始的時候（如憲章運動期間），工人階級的斗爭并不成功；不過，一旦勞工在19世紀后半期（尤其是在大蕭條時期，1873～1876年）放棄其激進的立場，它便獲得了各種去商品化的妥協和讓步——工會得到了承認、工作時間被縮短、禁止童工的法律得以頒布、失業獲得補償，甚至退休金制度也開始實行。這便是第一次大轉型的基本情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市場化過程再次通過金本位支配下的國際貿易而得到復興；同時給勞工運動帶來新的攻擊（勞工運動在一戰后的許多歐洲國家，本來呈現出洶涌澎湃之勢）。1930年以及其后席卷歐洲和北美的反向運動，首先通過保護本國的貨幣而使貨幣得以去商品化；然后，通過各種政治體制——從法西斯主義到斯大林主義、從羅斯福新政到社會民主黨的興起——來實現對勞工的社會保護。這一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二次大轉型，以及國際貨幣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重組，其目的是對市場進行管制。這一過程同樣是一個去殖民化的過程；其后，非洲和亞洲在國家的主導下得到發展。在蘇聯、東歐和中國，這是一個沒有競爭的國家計劃時期。整個世界的市場主義者們都處于潛伏狀態或處于守勢。人們普遍認為：為了社會的利益，市場必須得到管制。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然后，發生了一種非同尋常的逆轉——在撒切爾和里根的意識形態革命中，在華盛頓共識中，在結構性調整過程中，在共產主義的改革以及其最終的崩潰過程中，市場這一靈丹妙藥宣稱自己無所不能。接下來便是石油危機的發生，國家的管制由此讓位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第三波市場化浪潮。

　　面對第三波市場化浪潮，我們該做出何種評論？對于發生第三次大轉型的可能性，我們應該做出何種估計？在筆者關于大轉型的解釋模式中，每一波市場化浪潮都具有這樣的特征：它們都伴隨著虛擬商品被商品化過程的不同組合。在第一波市場化浪潮中，是勞動力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處于引領者的位置。在第二波市場化浪潮中，我們看到的是勞動力和貨幣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過程的交織；其中，貨幣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過程處于引領者的位置。第三波的市場化浪潮，其特征是勞動力、貨幣和自然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過程的結合；其中，自然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過程將最終處于主導地位。圖1是上述三次市場化浪潮的圖示，加粗的虛線部分表示對未來可能趨勢的預測。

　　到目前為止，第三波市場化浪潮已經引發了貨幣商品化過程的新的瘋狂形式，它使貨幣從交換媒介演變為一種牟利的工具，其運作的基礎是各種金融衍生產品、期貨和貸款的證券化；并且，其賴以運作的對沖基金的數量，遠遠超出了國家所能夠控制的程度。這導致了勞工（labor）的新的再商品化過程——勞動力（labor power）從商品化過程中撤離，隨著雇傭勞動者被迫到非正式部門就業，勞工面臨著一個被動的去商品化過程。隨著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的不斷增長，被剝削越來越成為一種特權，而不是一件被詛咒的事情，這一點在南半球表現得尤為明顯（在北半球也同樣存在）。共產主義在1989年和1991年的失敗，發生在拉丁美洲、亞洲并最終在2008年蔓延到美國的金融危機，不過是使第三波市場化浪潮得到鞏固；到目前為止，其狀況在很多方面與第二波市場化浪潮頗為相似。實際上，我們甚至能夠觀察到類似的國家應對方式，無論其形式是穆斯林的復興抑或社會主義的復活，都可以被視作是中東和拉丁美洲國家試圖對市場加以管制而采取的各種措施；甚至是席卷整個歐洲（尤其是邊陲國家）的財政緊縮方案，也可以看作是嘗試對市場加以管制的舉措。在《全球勞工研究》的第1卷中，約翰·哈瑞斯（John Harriss）也從上述國家的精心舉措中看出了一種類似波蘭尼式的“反向運動”。14

　　不過，第三波市場化浪潮的真正特征，依然是不斷加劇的自然的商品化過程，即土地、水和空氣的商品化過程。當然，這一過程已正在世界上所有地方急劇進行著：在半邊陲國家，如南非、中國、印度、巴西，情況尤為明顯。在大多數南半球國家，都能夠發現土地的被剝奪過程；或許，這種剝奪在印度發生得最為劇烈。在應對第二波市場化浪潮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家主導的尼赫魯式現代化時代的來臨，那時候對土地的剝奪并不存在一個商品化的過程（最著名的是各種大壩的修建）；而第三波市場化浪潮卻帶來了一系列帶有商品化過程的剝奪，其縮影便是各類經濟特區的建立。15在其他地方，如遙遠的南非和玻利維亞，水和電力的商品化已經引發了大量的民眾抗爭；而通過碳交易使空氣成為商品，已經使得環境問題在全世界范圍受到了公眾的關注。

　　上述關于自然的商品化過程，對人們的生存產生了深刻影響，由此也對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水資源和土地的私有化，給雇傭勞動者的需求帶來了更大壓力，使勞工愈加處于從屬地位。各種新的金融工具使得能源供應不受管制的商品化過程變得容易起來，安然公司（Enron）的經營便說明了這一點；同樣，這些商品化過程都不受國家的控制。或許，我們能夠做出這樣的推測：第三波市場化浪潮的危機，會通過一系列由于非自然災難而產生的環境危機（之所以說它們是非自然性質的災難，是因為無論就其起源抑或造成這些災難的后果而言，它們都是人為性質的）——氣候變化、海嘯、地震、石油泄漏、核事件、有毒廢料排放——而得到發展。

　　圖1所給出的解釋模型顯示：每一波市場化浪潮之后，都會伴隨著一波更深刻的市場化浪潮，以及一次更為劇烈的重組過程。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為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同時，還由于不同虛擬商品的商品化過程的形式發生了變化，并產生了各種協同效應。圖1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自然、勞動力和貨幣這三種虛擬商品之后，是否還存在其他備選的虛擬商品？正如某些人所爭辯的，“知識”能否成為一種虛擬商品？對波蘭尼而言，虛擬商品是生產的一個基本要素，它是某種并非注定被商品化的要素，商品化的過程會破壞其本質的屬性。簡言之，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虛擬商品是這樣一種生產要素，即將其轉變為某種交換對象，會破壞其使用價值。將土地轉換為一種商品，會破壞生活在土地之上并以土地謀生的共同體；將勞動力轉變為商品，會破壞其生產能力；將貨幣轉變為商品，會危及其作為交換媒介的功能。但是，如果將知識轉變為商品呢？當知識成為一種交換對象的時候，其使用價值將發生什么樣的變化？無疑，知識一旦被商品化和買賣，它就不再是一種公共產品了。它會變成知識產權，為私人所有；但是，這會改變知識的特征嗎？知識產權或許使得知識的生產發生轉型，令其適應那些能夠購買它的人；但那樣做，會扭曲知識的性質嗎？或許有人認為，市場的壓力正驅使各大學與工業部門建立合作關系，這往往背離其初衷；但這樣做，會不會使知識成為第四種虛擬商品呢？16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本分析框架做出了這樣的預設：市場化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改變著南半球和北半球。不過，即便得出這樣的推論，該框架也并不能辨別出這一市場化過程對不同地理區域所造成的不同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大轉型》一書關注的是第一波市場化浪潮中的英國，波蘭尼將其拓展到第二波市場化浪潮中的歐洲；今天，市場化浪潮已別無選擇地席卷全球，這反過來迫使我們從全球化的角度，審視波蘭尼關于第一波和第二波市場化浪潮及其反向運動的分析。波蘭尼雖然確實論及南非的殖民主義，并將其看成是一種因市場化而導致的文化破壞的極端形式，但他實際上忽視了土地、勞動力和自然被商品化的范圍，以及人們對這種商品化的反抗，忽視了發生于殖民世界中的第一波、第二波市場化浪潮的特殊性。這里，首先要認識到核心國家和邊陲國家的差別，被殖民的邊陲國家成為原材料的供給地，這導致土地和勞動力部分程度的商品化。之后，可以認為第二波市場化浪潮具有帝國主義的色彩，其中，核心國家和邊陲國家之間的關系依然以原材料的獲取為中心；但現在，這種關系還圍繞著核心國家的生產過剩危機而展開，它要求核心國家進入邊陲國家的市場。正如歐洲和北美的反向運動呼喚國家的自主性并對市場進行管制一樣，我們在邊陲國家中看到了相應的非殖民化進程；之后，是各種國家發展規劃的出臺（這構成了邊陲國家的反向運動），并通過被操控的貿易而造成自身的依附。

　　那么，該如何使用全球化的術語來描述第三波市場化浪潮的特點？我們可以將其看成是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勞動力、貨幣和自然的商品化進程——體現為勞工的流動、金融資本和環境的惡化——第一次真正具備了跨國的特點，且常常超出國家的控制范圍。第二次大轉型以國家調控市場為核心內容；不過，接踵而至的第三波市場化浪潮所具有的極為不同的效應，將取決于民族國家的歷史及其所采取的戰略。因此，蘇聯在第三波市場化浪潮面前繳械，邁向市場資本主義的市場化道路。隨著國家和計劃經濟被輕易破壞，俄國新形成的統治階級希望資本主義能夠徹底從國家社會主義的灰燼中誕生。在那里即便出現了資本主義，也將是一種極其特殊的資本主義類型；其中，交換領域的擴張和不受管制的貨幣商品化過程破壞了工業經濟，迫使勞工依賴最低生活費而生活。在那里發生的，并非革命或進化，而是一種內卷化過程（involution）。

　　這種反向運動將是什么類型的反向運動？顯然，它絕非19世紀的英國或20世紀的歐洲所發生的反向運動。正如波蘭尼將會描述的那樣，這種反向運動將向著前資本主義經濟撤退：從貨幣貿易向物物交換的撤退，從雇傭勞動向基于互惠的國內生產撤退，從集體農場向小農生產的撤退。中國的情況則相反，第三波市場化浪潮得到了國家強有力的調控。中國并沒有發生破壞國家的嘗試，它在國家的縫隙中培育市場。中國的支配階級從波蘭尼的教訓中學會了這樣一個道理：市場社會需要國家的調節。當然，中國的發展也伴有不平等的增長，但到目前為止，各種“蜂窩式”（cellular）的社會抗爭被國家有效化解，因為人們利用市場的機會已經大為增加。17

　　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那么，反抗第三波市場化浪潮的反向運動，其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說，反抗第一波市場化浪潮的反向運動從地方層面開始發展，并拓展到民族國家的層面；反抗第二波市場化浪潮的反向運動從民族國家層面開始發展，并拓展到全球層面；那么，反抗第三波市場化浪潮的反向運動，必須從全球層面發動。因為只有從全球層面，才能夠質疑這種對自然的破壞，更不用說應對金融資本的各種全球化的陰謀詭計了。盡管環境惡化的后果分布將是不均衡和不平等的，但最終所有人都將受其影響，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北半球抑或南半球。或許，對于人類的生存而言，某種全球范圍的反向運動是必要的；但是，這種全球性反向運動的出現并沒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它不得不克服各種根深蒂固的地理上的局限（尤其是民族國家的局限），克服各種現存的限制，尤其是因為市場而導致的各種短視行為。阻止生態災難的反向運動，需要人們為了長期的不確定目標而做出當下的犧牲。或許，只有通過施加獨裁統治（這意味著波蘭尼式的噩夢——全球法西斯主義）才能夠讓人們對長遠的問題有所考量。或許，存在著各種小型的反向運動（而不是帶來大轉型的反向運動），這些運動在每次自然（非自然）災難之后動員人們采取行動；但這一系列小轉變是否會成為大轉型，其前景卻并不清晰。相反，治標不治本的憂慮，或許會阻礙任何控制資本主義貪婪趨勢的集體努力。我們面臨的選擇，不再局限于“社會主義或野蠻時代”，而拓展為三種選擇：社會主義、野蠻時代或毀滅。今天，樂觀主義不得不讓位于一種不妥協的悲觀主義（uncompromising pessimism），這并非一種危言聳聽，而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運作方式的仔細而詳盡的分析基礎之上：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自然、貨幣、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結合在一起，從而摧毀著“反向運動”可能得以建立的任何基礎。


　　（譯 / 劉建洲）
【注釋】
①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44.
②或許，馬克思和波蘭尼在關于資本主義體驗的敘述方面，并不存在多大的差別。馬克思總是堅持揭露剝削的神秘化，而對圍繞商品化而展開的各種斗爭持開放的態度。不過，馬克思認為剝削為資本主義的動力學設定了各種限制條件和方向——而這些，大多是波蘭尼所未曾考慮的問題。
③Peter Evans， “Counter-Hegemonic Globalization：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 Janoski， A. Hicks and M. Schwartz，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655-670； Peter Evans， “Is an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Possible？”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6， No. 2， 2008， pp. 271-305.
④參見Beverly Silver，Forces of Labor：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⑤參見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⑥參見Gay Seidman， Beyond the Boycott：Labor Rights，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Activis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7。
⑦存在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這種關系，和存在于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一樣復雜。波蘭尼僅僅關注了后者之間的關系，而對于前者之間的關系，我們需要向其他的研究傳統求助。參見Michael Burawoy，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1， No. 2， 2003， pp. 193-261。
⑧這典型地體現在俄國人心目中，在反抗國家社會主義的斗爭中，他們做出了這樣的假定：因為計劃是功能失調的，那么市場就必然是有效的。取消了國家計劃，天堂就會出現。但事實證明：天堂即煉獄（Purgatory），沒有誰能確保它一定存在。
⑨參見Jennifer Chun， Organizing at the Margins：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Labor i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⑩參見Robyn Rodriguez， Migrants for Export： How the Philippine State Brokers Labor to the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10。
11參見Edward Webster， Rob Lambert and Andries Bezuidenhout， Grounding Globalization：Labour in the Age of Insecurity， Oxford： Blackwell， 2008。
12這種將剝削神秘化的過程，構成了筆者在《制造共識》一書中對資本主義生產進行分析的中心所在。盡管如此，該書還是存在著一個極大的缺陷：對全球化的市場和國家沒有予以充分的考量。參見Michael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13參見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John Harriss， “Globalization（s） and Labour in China and India： Introductory Reflections，” Global Labour Journal， Vol. 1， No. 1， 2010， pp. 9-10.
15我深受和邁克爾·列文（Michael Levien）討論其文章《印度的雙重運動：波蘭尼與人民運動全國聯盟》的影響。Michael Levien， “India’s Double Movement： Polanyi and the National Alliance of People’s Movement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1， 2007， pp. 119-149。同樣的觀點，也體現在V.K.Ramachandran， Vikas Rawal， Rohini Hensman和Barbara Hariss-White載于《全球勞工研究》（the Global Labour Journal）2010年第1卷上的文章中。
16參見Ayşe Buğra and Kaan Ağartan（eds.）， Reading Karl Polanyi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rket Economy as a Political Project， Part III， New York： Palgrave， 2007。
17這也是從2010年《全球勞工研究》第1卷上刊發的眾多文章中得出的結論。這些文章包括：Xiao-Yuan Dong，Paul Bowles and Honquin Chang， “Managing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Rural China： Trends in Rural Labour Allocation，Income and Inequality，” Global Labour， Vol. 1， 2010， pp. 32-55； Marc Blecher， “Globalization，Structural Reform，and Labour Politics in China，” Global Labour， pp. 92-111； Pun Ngai， Chris King Chi Chan and Jenny Chan， “The Role of the State， Labour Policy and Migrant Workers’Struggles in Globalized China，” Global Labour， pp. 132-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