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理論貢獻

    

   ［摘要］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堅持和發展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并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豐富經驗加以闡述。二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雙重結合”原則，即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相結合，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傳統文化、人民群眾中樸素辯證法相結合。三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方法論特色，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分析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并形成指導實踐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生成路徑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革命和建設實踐的結合，是在理論與實踐的雙向互動中孕育和發展，“結合”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具體生成機制。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可或缺的關鍵部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具體結合中，也表現出了其特有的理論風格和理論特質。其中，毛澤東于1937年8月寫作的《矛盾論》一文，是集中體現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理論特質的重要著作之一。同時，在毛的其他著作中，也流淌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理論氣息和獨特風格。通過重新回顧這些著作，一方面我們可以從歷史的角度近距離感受毛當年開拓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從邏輯的角度進一步窺探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理論特質。
    一、堅持和發展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
    黑格爾在《邏輯學》中首次提出了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其辯證法是被神秘形式所籠罩的，馬克思并不是拿來直接使用，而是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在“剝去它的神秘形式之后”才加以運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前言中把辯證法稱為關于實存事物的積極智慧。他摒棄了黑格爾僅僅將辯證法視為概念、意識的自我運動，而是將黑格爾的邏輯學運用到經濟學的研究之中去，用客觀經濟學知識取代抽象的自我意識，將辯證法置于經濟進程的寬廣表面之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中從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對辯證法“三大規律”進行了進一步闡釋。“辯證法是關于普遍聯系的科學，主要規律：量和質的轉化——兩極對立的相互滲透和它們達到極端時的相互轉化——由矛盾引起的發展或否定的否定——發展的螺旋形式。”在他看來，辯證法的“三大規律”是對客觀世界規律的反映，三者是處于平行并列的地位。
    列寧是第一個將對立統一規律從辯證法“三大規律”中抽取出來，并且置于核心地位的理論家。在列寧看來，對立統一規律就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所在，要認識辯證法主要是抓住對立統一規律。“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于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一文中，他明確指出：“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繁忙的革命工作使得他沒有更多的時間對這一問題作出詳盡的論述。但是關于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的思想，在后來的蘇聯哲學教科書中被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下來。西洛可夫和愛森堡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一書第三章第四節就以“當作辯證法的本質看的對立之統一及斗爭”為標題。在米丁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上）》一書中也明確指出，唯物辯證法的基本法則是對立統一法則。但是，它們都只是延續了列寧在這一問題上的判斷，而對于為什么對立統一規律就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沒有進行較為深入、細致的說明。
    毛澤東一方面堅持了列寧關于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的思想，另一方面聯系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進一步解釋和發展了這一思想。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主要是通過研讀列寧哲學著作和蘇聯教科書來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也就是說，他不是直接接近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而是通過列寧這一中介使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涌向了毛澤東。澳大利亞學者尼克•奈特通過研究證明，毛澤東在延安期間曾經閱讀過經中共理論家翻譯的列寧哲學筆記的一部分。退一步說，即使毛澤東沒有接觸過列寧的哲學筆記；但是在研讀蘇聯教科書的過程中，也必然會大量接觸到列寧關于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實質和核心的思想。因為在教科書那里，關于對立統一規律基本上是延續了列寧對這一問題的判斷，更有的是直接引用列寧的原話來論證這一問題。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教科書期間所作的大量哲學批注中窺得一斑。比如，教科書《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引用列寧關于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核心時，是這樣寫道：“正是這個對立的相互滲透，伊里奇（即列寧——引者注）名之為對立的同一性。暴露任何過程中對立的相互滲透及同一性，是我們的認識論、我們辯證法之中心任務。”毛澤東在讀到這段話時，在旁邊留下了這樣的哲學批注：“辯證法中心任務，在研究對立的相互滲透即對立的同一性。”不僅是毛澤東在這一問題上深受列寧的影響，而且中國當時的哲學理論家們在這一問題上同樣如此。李達《社會學大綱》一書第三章第一節第二部分的標題就是“當作辯證法的核心看的對立統一的法則”，他認為，“自然和社會的一切現象，只有當作自己運動，即是當作在同一和互相滲透的界限以內的對立物的暴露及斗爭，才能理解。”在艾思奇編的《哲學選輯》一書中也有對這一思想的明確闡述，“在這種意義上，辯證法是關于對立的統一或同一的法則的學理。”正如尼克•奈特所言：蘇聯在1931年后形成的教科書體系是經中共理論家——諸如李達、艾思奇翻譯的，因此，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教科書的影響。而毛澤東通過閱讀這些著作（包括教科書和李達、艾思奇相關的哲學著作）直接或間接地對其哲學理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列寧、蘇聯教科書以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關于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的思想，對毛澤東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一方面從毛澤東在研讀哲學著作所做的哲學批注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另一方面在毛后來的著作中也堅持和發展了上述思想。在1937年8月寫作的《矛盾論》一文中，開篇就直接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在最后的總結中，他再一次強調矛盾的法則——對立統一法則是自然、社會以及思維的根本法則。建國后，毛澤東進一步發展了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核心的思想。他曾明確指出，列寧關于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的思想，需要我們進一步解釋和發展，需要我們聯系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豐富經驗加以闡釋，這是我們的工作。他在1965年李達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一書上留下了如下批注：“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范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系、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由此可見，毛澤東一方面繼承了列寧關于對立統一規律的判斷，將其置于辯證法的核心位置，改變了舊哲學體系中“三大規律”并列的“三元論”局面，開拓了以對立統一規律占據主導地位的“一元論”，另一方面他對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核心和實質的原因作了進一步發揮和闡釋。
    毛澤東之所以如此重視矛盾、重視矛盾的對立與統一，一方面與毛澤東接觸的以列寧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密切相關，另一方面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也密不可分。毛澤東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就是不斷地解決各種矛盾的歷史，就是不斷地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與敵人斗爭的歷史。從毛澤東研讀蘇聯教科書所作的大量哲學批注中，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是在聯系中國革命具體實踐活動的背景之下研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檢驗中國革命實踐經驗并對其進行理論總結的過程。他運用大量具體的革命實踐經驗解釋和闡發了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的思想。建國后，在“三大改造”順利完成、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仍然存在矛盾，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兩類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政治生活的主題。總而言之，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動力機制。由此可見，毛領導革命和建設的工作，都是在圍繞不斷地解決各種矛盾的斗爭中進行的。對立統一規律在毛澤東領導革命和建設的活動中，始終處于理論和實際的主導地位。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較之于矛盾的同一性，在內心深處毛澤東更為強調的還是矛盾的斗爭性。“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在他看來，矛盾就是一事物戰勝另一事物，是矛盾雙方你死我活的斗爭。斗爭哲學是毛澤東哲學思想中的一個顯著特點。他強調矛盾斗爭性，與其所處的特定歷史條件密切相關。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初期，力量較為弱小，隨時都有被國民黨反動派消滅的危險。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使得中國共產黨人明白：必須掌握槍桿子，以革命的斗爭反對反革命，只有與反革命展開你死我活的斗爭才能捍衛革命的成果。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關鍵時期，只有通過斗爭才能將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建國初期，帝國主義的封鎖包圍想把新生政權扼殺在襁褓之中，美帝國主義悍然武裝干涉解放臺灣并發動朝鮮戰爭，直接威脅到了新中國的安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自然要緊繃斗爭的弦，與帝國主義展開你死我活的斗爭。但是，毛澤東晚年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提倡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與具體實際情況是不相符合的，夸大階級斗爭，混淆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之間的界限。
    二、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雙重結合”原則
    首先，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相結合。毛澤東研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著作，并不是因為他對這些哲學概念感興趣，也不是為了重新解釋這些概念，更不是為了對其作出新的闡釋，他更為關心的是這些哲學概念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踐活動中的具體運用。他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目的不是為了純粹的哲學興趣、哲學研究的需要，而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總結實踐經驗并提升到理論高度，以進一步指導實踐活動的開展。
    國外有學者認為，毛澤東于1937年8月寫作《矛盾論》這部辯證法著作，其中最為關鍵的原因是出于當時政治斗爭的需要。對于這種觀點，筆者不敢茍同。我們以為，要想弄清毛澤東寫作《矛盾論》的真實原因，必須置于當時具體的歷史情境之中。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過程中，可謂是命途多舛。在共產黨成立初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黨中央面對國民黨反動派有背叛革命的危險時，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使革命遭受重大損失。“立三路線”堅持“城市中心論”的觀點，反對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并忽視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堅持“一次革命論”，使得剛剛恢復的革命力量遭受嚴重挫折。以王明為代表的留蘇學生歸國后，從李立三手里奪取了革命的領導權，批判了“立三路線”。但是，他們忽視研究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主張照搬照抄蘇聯十月革命經驗，將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決議神圣化，企圖在中國建立了一個“蘇聯模式”。當然，這種脫離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的損失，直接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迫使紅軍進行了戰略轉移。對于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給中國革命所帶來的巨大損失，毛澤東感觸頗深。他深刻明白，如果不肅清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在革命中的影響，如果不從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出發，中國革命就只能是死路一條。在延安期間，國共合作使得共產黨有了一個較為和平的環境，同時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使得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一時間，國內各種矛盾相互交織、錯綜復雜。在這一關鍵時期，毛澤東研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作品，寫作《矛盾論》最為關鍵的目的在于：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具體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檢驗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并將這些豐富的經驗提升到理論高度，形成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運用這些理論成果來分析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以形成一定的路線、方針、政策，進一步指導革命實踐活動的進一步開展。正如毛澤東在《矛盾論》開篇所言：“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目標。”
    建國后，毛澤東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開拓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相結合的新形態。其主要表現為：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針對蘇聯所謂的社會主義無矛盾理論，毛澤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矛盾動力機制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的描述較少，對于社會主義前進和發展的動力問題幾乎沒有提到。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聯共產黨認為社會主義消滅了剝削階級，也就消除了矛盾，社會主義是完全和諧的統一體。而毛澤東堅持唯物辯證法的立場，堅持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并且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前進的動力機制。在《論十大關系》中，他明確指出這就是必須認真加以處理的十對矛盾。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主要是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證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結論。但是，他們對社會主義基本矛盾沒有進行詳細闡釋。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針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暴露的一些問題，毛澤東明確提出應該辯證地學習蘇聯經驗，從中國特殊的具體實際出發，走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可見，毛澤東并非是為了純粹的哲學知識而去學習哲學、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現實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活動是他始終不變的關注點。毛澤東推進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進程是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相一致，是在不斷地解決實際問題過程中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發展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相結合的過程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進程。
    其次，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傳統文化、人民群眾中樸素辯證法相結合。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孕育了璀璨的文明，其中有關辯證法的思想極其豐富。諸如中國哲學經典著作《易經》、《老子》、《孫子兵法》等關于發展、對立統一等辯證法的論述比比皆是。毛澤東從小就熟讀中國傳統典籍，并且對其有著精深的理解。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大量運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辯證法思想來指導革命活動的展開，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對《孫子兵法》的辯證法思想有著特殊的理解和把握，運用《孫子兵法》中“十則圍之，五則分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弱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的辯證思想，在戰爭中創立了敵退我進，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的十六字方針，創造了一個個以弱勝強的戰爭奇跡。他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中辯證法思想去進一步解釋和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使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中國顯示出濃郁的民族特色，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民族化、具體化、大眾化。在《矛盾論》中，他運用了大量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辯證法思想來闡釋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理論寶庫。其中，中國古代思想家老子的辯證思想對毛澤東辯證法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們認為，毛澤東在吸取老子關于矛盾普遍存在以及矛盾雙方既對立又統一的思想、“反者道之動”、“柔弱勝剛強”等思想的基礎上，在《矛盾論》中對這些思想進行了進一步發揮和闡釋，形成了“矛盾統一論”、“矛盾轉化論”和“矛盾發展論”的思想。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是站在揚棄的立場上對待老子哲學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辯證法思想，“以實踐為基礎把中國傳統辯證法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是毛澤東辯證法最鮮明的特色。”
    另外，毛澤東也注重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人民群眾中樸素辯證法思想相結合，從人民群眾中汲取辯證法的養分。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與人民群眾相結合的群眾路線是我黨的優良傳統，是我們戰勝敵人的法寶，也是我黨“三大作風”之一。人民群眾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在長久的實踐活動中積累下了豐富的辯證法知識。密切聯系群眾、向人民群眾虛心學習是從革命至建設年代毛澤東一以貫之的優良品質。諸如，他汲取了人民群眾中“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辯證法思想，提出“解剖麻雀”——抓典型的工作方法。此外，毛澤東的許多作品中都清楚地表明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人民群眾中樸素辯證法的結合。諸如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引用“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來證明把握戰爭全局的重要；運用“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諺語證明中國革命勝利的可能性，等等。
    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傳統文化和人民群眾中樸素辯證法相結合，用中國傳統文化和人民群眾中的樸素辯證法去闡釋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國外有學者據此認為，毛澤東所堅持的辯證法的主體是中國傳統辯證法，所謂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中國化不過是用中國傳統辯證法改造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不過是“中體西用”罷了。這種觀點其實在本質上沒有弄清楚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實質，也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毛澤東思想的誤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主體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毛澤東運用中國傳統文化和人民群眾中樸素辯證法思想去解釋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不代表是用中國傳統文化和人民群眾中樸素辯證法去改造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而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檢驗中國傳統文化和人民群眾中的樸素辯證法（因為它們都是長年經驗積累下的產物，是樸素的、直觀的，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通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這張“濾網”過濾出傳統文化和人民群眾中樸素辯證法的精華，并提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進一步指導革命和建設實踐活動的開展。換言之，毛澤東是以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為基礎，運用中國傳統文化和人民群眾中樸素辯證法思想為背景來學習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同時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來檢驗樸素辯證法思想，形成了以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為主體，同時包含傳統文化和人民群眾中樸素辯證法三位一體的豐富結構。
    三、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方法論特色
    如前所述，毛澤東研究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推進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其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學習哲學概念或者對這些概念作出新的解釋。毛澤東推進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關鍵目的是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包括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中國傳統文化和人民群眾中辯證法思想的結合，在結合過程中不僅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發展，更為關鍵的是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去分析中國具體實際，形成一系列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導實踐活動。所以，毛澤東開創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作為指導實踐的方法論特色。
    恩格斯曾明確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條，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作為馬克思方法論的辯證法更是如此，純粹理論地學習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對現實產生不了任何作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必須與現實相結合，必須成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運用馬克思辯證法分析世界，形成特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理論只有掌握群眾，只有與現實相結合，才能獲得改造現實世界的強大力量。但是，理論與現實的間距決定了理論不可能直接就能改變現實，它必須轉化為一定的方法，主體運用這些方法去分析客觀現實，以形成一系列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才能改變現實。諾曼•萊文在其《辯證法內部對話》一書中，將毛澤東哲學劃分為兩個部分：作為一種形而上學和作為一種分析歷史一政治態勢的方法。“辯證法不僅是一個探究的公式，而且是一種行動的指南。要判斷毛澤東是否繼續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必須以他是否遵守行動的辯證法為依據。”毛澤東在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的過程中，獲得了實踐的成功，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為弄清這些問題2所進行的哲學研究，其目的是為了消除教條主義在黨內的影響。“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于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運動，并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在“矛盾的普遍性”這一部分中，他向全黨號召：必須學會這一分析問題的方法。只有學會了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并且推斷革命的將來。矛盾的特殊性要求我們在研究問題的時候，必須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切忌帶有任何的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中國革命的慘痛教訓表明，教條主義者沒有學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而是從書本出發，忽視客觀實際情況，照搬照抄書本知識和別國經驗。所以，毛澤東號召全黨“必須以教條主義的失敗為鑒戒，學會這種研究態度，舍此沒有第二種研究方法。”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原理又告訴我們在工作中，應該學會抓主要矛盾，不能將矛盾均等看待。同時，也要學會區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對于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的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產黨人都應當注意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原理也轉換成了毛澤東分析中國革命實際、總結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具體方法。他還明確指出，對抗只是矛盾斗爭性的一種形式，而非到處可以搬用的公式。由此可見，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對矛盾問題的分析，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闡釋，都是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都是將其視為分析中國革命的具體方法。“方法”一詞，貫穿整個《矛盾論》寫作的始終，它也是毛澤東寫作《矛盾論》最根本的目的——反對教條主義的方法，重申矛盾分析、實事求是的方法。通過運用這些方法對中國革命的經驗進行總結，并將其提升到理論高度。同時，運用這些方法去分析中國革命的具體現實，形成指導革命實踐活動的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毛澤東在推進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進程中，堅持馬克思辯證法的方法論導向。不僅在理論方面強調辯證法中國化的方法論特色，而且在實踐中，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了一系列指導實踐活動開展的具體方法。如抗日戰爭時期，針對黨內干部中存在的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和對中國各個社會階級不甚了解的情況，他明確指出，解決這些問題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調查，調查社會各個階級的生動情況。為此，在1941年3月和4月，他親自為《農村調查》寫了序言和跋。在“跋”中，他重申：“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住那些具體材料的及其結論。”調查研究的方法，是毛澤東領導方法中的一個重要方法，它貫穿了毛澤東領導革命和建設運動的各個時期——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到《反對本本主義》再到《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都是在經過實地調查或者聽取大量報告、收集了較為豐富材料基礎之上形成的。
    強調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是毛澤東注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方法論特色的一個重要表現。從理論高度來說，他十分注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反對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堅持實事求是的大原則不動搖，堅持馬克思與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相結合——這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的靈魂。毛澤東將工作方法的正確與否，提升到對待馬克思主義態度正確與否的方面。在他看來，正確的工作方法必定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礎之上獲得的。相反，錯誤的工作方法在本質上是違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表現。主觀主義的工作方法忽視對客觀現實情況的研究，從主觀經驗或者書本出發。他們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無視對客觀現實展開研究，而是沉溺于純粹的脫離實際的抽象理論研究上。在實踐活動中，主張照搬照抄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忽視將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相結合。毛澤東認為，這種工作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背叛。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不是停留在脫離實際的空洞的“理論”研究上，而是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去對客觀現實作系統研究和周密調查，以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具體方法、途徑。從具體操作層面來說，不管是革命時期抑或建設時期，毛澤東都比較傾向于為實踐活動的開展提供一系列的方法論支撐。從《反對本本主義》中的調查研究方法到《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一般與個別相結合、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再到《工作方法六十條》中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具體方法等等，無不表現出制定和學習正確的工作方法在整個實踐活動中的重要作用。
    毛澤東在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與中國傳統文化、與人民群眾中樸素辯證法思想結合的過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新形式。在這一結合的過程中，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情況，將對立統一規律從辯證法“三大規律”中提升出來置于核心地位，并聯系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豐富經驗對其進行了闡釋。同時，又堅持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方法論特色，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轉換為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以上幾個方面都是毛澤東推進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理論貢獻，也是馬克思辯證法中國化所獨具的理論特色。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15期，摘自2011年7月《東岳論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