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我國最大的國情，是我們觀察和認識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出發點。所以找準切入點，全面深入地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理順情緒、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堅定信念，鼓舞廣大人民群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重要意義。　　

一，以我國社會主義建立的歷史前提為切入點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提醒人們：“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象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我國的社會主義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就是說，我國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因如此，如果按照馬克思本來設想的標準，我國的社會主義是“不夠格”的，我們只能算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并將長期處于這一階段。在這一階段上，我們首先要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政治、文化、風俗習慣等傳統都會“象夢魔一樣糾纏著我們的頭腦”，而作為社會整體，要徹底擺脫這種糾纏，的確需要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首先，在經濟方面，盡管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建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太落后，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太大，所以我們還未能徹底改變人口多、底子薄，地區、城鄉發展不平衡，與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差距較大等狀況，我國的經濟總體上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經濟上還有許多不如人意的地方。相對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我國盡管有“后發優勢”，但同時也具有“后發劣勢”，這種“后發劣勢”突出表現在先發展起來的西方發達國家，他們掌握了許多標準和規則的制定權，竭力維護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比如，他們不但會主要根據自己的發展水平，設定許多技術壁壘，而且會設定許多環保壁壘，限制乃至剝奪后發國家的發展權，致使包括我國在內的后發國家日益被動。這一切，追根溯源，還在于作為我們社會主義建立基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落后，新中國成立以來，盡管我們追趕了不少，但自那時形成的被動局面并未根本改變。　　

其次，在政治方面，由于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文化十分落后這一條件的“硬約束”，人們尚不能很充分地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政治權利以及經濟文化權利。新中國成立以來，盡管我們大力發展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我國的經濟實力和文化教育事業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增強和發展，但相對于馬克思本來設想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經濟文化條件，我國的經濟文化條件仍然具有很大的差距。較之于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具有無可爭辯、無法比擬的優越性，但再好的政治制度，如果沒有與之相匹配的經濟文化條件，其優越性很難充分發揮出來。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再加上長達一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使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消極腐朽的東西以觀念的形態和強大的慣性力頑固地存在著，時至今日，它們還“象夢魔一樣糾纏著我們的頭腦”。所以有人說，在思想觀念領域，我們到現在還沒徹底完成反帝、特別是反封建的任務。當前，在我國出現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宗派主義、貪污腐化以及崇洋媚外等等消極現象，許多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留給我們的消極精神遺產。試想，在一個有現代民主傳統幾百年的國家里，斷不會出現如此多、如此嚴重的政治消極現象。同樣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有幾百年現代民主傳統的社會之上，情況肯定會和現在有很大不同。　　

再次，在文化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留給我們的是一個文盲充斥、迷信盛行、專制主義、宗法意識、親情觀念很深的社會，基本上是一片與現代文明社會格格不入的文化荒漠，在此基礎上建設的社會主義，只能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盡管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許多有識之士認為中國問題的根源在文化上，并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化革新運動，以改造“國民性”；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共產黨人也大力倡導和推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建國以后，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大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特別是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的有效實施，極大地推進了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水平。盡管如此，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和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文化底子和傳統，對我們今天的社會還在自覺不自覺的發揮影響作用。比如，許多地方仍然封建迷信盛行，有些共產黨員甚至某些領導干部也深陷其中。再比如，封建社會“官本位”文化，在許多地方還大行其道。又比如，資本主義腐朽的文化現象，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又有一定程度的回潮，凡此種種，都很清楚地表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文化，還帶有明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胎記，而這種胎記的存在，從某種程度上講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二，以我國與他國的比較為切入點　　

由于歷史原因，社會主義革命并沒有象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言的那樣，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爆發并取得勝利，而是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特殊歷史條件，直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率先爆發并取得勝利。正因如此，捍衛勝利的任務遠比奪取勝利的任務更艱巨更偉大，正如毛澤東所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較之于我國，其他國家大致可分兩類：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二是近代以來，曾經與我國歷史命運相同或相似的廣大亞非拉地區的國家。毛澤東之所以強調“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首先是由社會主義國家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不得不面對比西方發達國家落后的現實所決定的。因為這種由歷史原因而導致的落后現實，一開始就使社會主義國家十分被動。這種被動主要體現在：第一，由于經濟文化相對落后所決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有很大不同，所以一些教條主義者和“左”派人士總是跳出來質疑、批判、污蔑和否定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第二，由于社會主義國家在許多方面仍落后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就使得普通大眾所理解和期待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得不到“絕對”體現，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有意無意地將因歷史原因所導致的暫時落后說成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所導致的落后，從而得出社會主義制度不如資本主義制度的結論，而這種結論對非專業、未經深入思考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煽動性，這就是“右派”給我們施加的被動；第三，占得發展先機，已經發展起來的西方發達國家，它們以“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先發優勢和批判優勢，對落后國家、特別是對落后而又與其不在同一陣營的社會主義國家“橫挑鼻子豎挑眼”，它們不顧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現實及其根源，而一味地、別有用心地把他們的標準當作“普世標準”，把他們的價值觀標榜為“普世價值”，生硬而霸道地要求落后國家必須“照此執行”。——這就好比由于某種原因已經站在高處的人，粗暴無理地要求站在低處的人必須“向我看齊”——這不但是粗暴無理的強盜邏輯，簡直就是別有用心地搗亂。而恰恰是這些，也很容易迷惑和煽動哪些占人口絕大多說的、非專業的、未經深入思考的普通老百姓。以上這些，都造成了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被動，而這種被動還將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存在，我們要學會適應和妥善應對。　　

要對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做出比較客觀的評判，我們不能把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簡單地跟西方發達國家比，并簡單地以我們比西方發達國家好就說明我們選擇的道路是對的，成績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我們在某些方面還趕不上西方發達國家就說明我們不好，道路不對——這種邏輯不是混亂的，就是有偏見和別有用心的。相對于比我們先發展幾百年的西方發達國家，如果我們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其領先我們的優勢持續變小、越變越小，而我們又有比其更好更強大的可持續發展后勁，那說明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定位及其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是對的，我們就要自信而堅定地走下去——而事實的確就是這樣。　　

要對一個事物做出準確評價，就必須把它放在恰當的參照系里。事實上，把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我國，簡單地與西方發達國家比較還不足以充分說明問題。要對我國社會主義做出客觀評價，還應把我國與廣大亞非拉地區的國家相比，因為這些國家的絕大多數都曾經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我國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歷史命運和歷史前提。這些國家，除極個別的小國利用自己的地理優勢和小國優勢，西方發達國家不但毫無戒心、而且別有用心地讓其“搭乘”自己的“便車”發展起來之外，其他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一些比較大的國家，發展程度尚無法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闊步前進的中國相提并論，中國的發展程度和發展勢頭遠遠要好于這些國家，這是有目共睹的。這充分說明，我們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創立、制定和實施的理論、路線、方針等是正確的，具有無比的優越性；這也充分說明，并不是所有的國家一旦選擇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會理所當然地很快發展起來。這也從一個角度證明了西方發達國家發家致富的秘密，并不僅僅是、一貫是因為他們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解放獨立后的廣大亞非拉地區絕大多數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都比較貧窮和落后現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總之，正因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某些方面還趕不上西方發達國家是客觀的、必然的。在這種情況下，按西方發達國家的標準要求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方方面面，是苛刻的甚至是不懷好意的。　　

三，以轉型期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為切入點　　

我國正處在“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社會轉型期，正在加速度實現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場化與國際化，這既是一個承上啟下、加快實現現代化的機遇期，也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凸顯期。從某種意義上說，轉型期是一個十分痛苦的嬗變過程，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驚險的跳躍”。在此過程當中，必然會產生諸如信仰、誠信、貧富差距、社會公平、消極腐敗等許許多多的問題。　　

我們生活在轉型期，首先要對各種問題的出現有一個正確認識、并予以理性對待。這種理性至少應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理性認識問題產生的必然性。在社會轉型期，在國家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些問題，說到底是改革中的問題、發展中的問題，同樣要靠改革和發展來解決。對這些問題，我們不應只簡單地站在貌似公平時髦、實則偏見盲目的基礎上指責和非議。就拿我國在快速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拆遷問題來說。我們首先必須懂得，在快速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不管制度設計得多嚴密完善，在拆遷中必然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是大前提、也是大道理。在拆遷過程當中，政府當然要秉持以人為本理念，對業主進行公平合理補償，確保其不但有出路，甚至生活得比以前更好。同時，也應教育人民認清城市化、現代化發展大勢，顧全大局，服從大局，而不應當一聽說要拆遷，為了多得拆遷補償而不顧一切地私搭亂建，濫栽濫種，更不應漫天要價，要挾政府。現在輿論似乎有一種傾向，就是一旦政府和百姓發生了爭執和沖突，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肯定是政府理虧、政府有錯、社會輿論的板子首先一股腦地打在政府的身上。當然，不可否認，很多拆遷糾紛（甚至絕大多數）都是由于當地政府工作人員工作不到位、野蠻拆遷甚至官商勾結、貪污腐敗引起的；但同樣不可否認，有少數拆遷糾紛，并不是政府工作不到位，而是個別業主蠻不講理、漫天要價、甚至企圖以極端方式惡意引起轟動效應所致。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既要強調“以人為本”“保護私有財產”，但還應提倡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不能將西方的“極端個人主義”那一套機械地搬過來用——無論在何時何地，照抄照搬肯定是不行的。事實上，西方許多看似“文明進步”的理念和做法，已經越來越顯示出其對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消極意義。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我們，應當引以為戒。　　

第二，恰如其分地看待和處理這些問題。對于轉型期出現的問題，我們一方面要正視，并積極主動、千方百計地解決。但不應無限放大，無限上綱，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比如，當下，好多人都拿“彭宇案”說明當前社會風氣敗壞和道德滑坡。的確，當下社會在道德方面存在毋庸置疑的問題，但不能因此把類似“彭宇案”等概率極低的事件無限炒作、草木皆兵。“彭宇案”本來是極小概率的事件，經媒體不負責任地無限炒作甚至歪曲炒作，好像所有處在困境中、掙扎在生死邊緣的人都是“白眼狼”，都是農夫懷里那條蘇醒后的蛇。事實上，僅憑常識而論，絕大多數人都是好人，不會忘恩負義、恩將仇報的。但彭宇被老太太“冤枉”的事經媒體反復炒作、歪曲炒作后，許多人都怕（或者借口）被“冤枉”而不敢（或不愿）向處在困境、甚至掙扎在生死邊緣的人伸出援手，“彭宇案”不但沒有警醒國人，相反，成了許多人“見危不幫”“見死不救”的最好借口和遮羞布。這說明，過分炒作、歪曲和放大社會問題，反而會對社會進步、道德建設起到了十分消極的作用。作為媒體，應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應當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多報道、甚至放大一些真、善、美的事情，對“人咬狗”的極小概率的事件，不應當無限炒作和放大，以防影響社會發展和道德進步。作為普通民眾，應當有理性思維，不應僅僅隨著媒體的炒作而喜怒哀樂。　　

當然，在轉型期，社會矛盾和問題很多。以上僅舉二例，意在說明如何正確分析、處理和引導轉型期出現的社會問題，從而使我們的社會轉型更平穩、更順暢、更早地實現。如果看不到、不理解社會轉型期的大背景，而對一些不可避免地出現的問題反應過度、刻意炒作，這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是十分不利的。　　

總之，我國社會主義建立的歷史前提、我國與他國歷史和現實的比較以及社會轉型期是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三大切入點。只有以此為切入點透徹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才能真正理順情緒，堅定信念，更加自覺自信、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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