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毛澤東 齊澤克 理論 馬克思主義 思想史 哲學史

　　一、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兩次重大傳承

　　馬克思主義者遇到的最大的難題之一就是尋求資本主義倒臺的時刻，而在馬克思主義歷史上事物的發展卻偏離了方向，那么誰該對此負責：是后期的恩 格斯對歷史唯物主義更實證主義進化論的理解?是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是列寧?或是馬克思本人在放棄了青年時代的人道主義后(正如一些“人道主義 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數十年前所宣稱的那樣)的晚期著作?必須拋開這種話題：這里沒有反對派，資本主義的倒臺從資本主義誕生的那天起就是注定了的。我的意思 是，如果我們來檢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我們必須承擔全部責任，而不是心安理得地將其歸罪于某個外來元兇來解釋事物的不良發展軌跡。

　　那么當務之急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兩次重大的傳承表示完全贊同：從馬克思到列寧的傳承以及從列寧到毛澤東的傳承。這兩次傳承對原始的理 論都有所發展和改變：從最先進的國家到一個相對落后的國家——革命發生在錯誤的國家；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也從工人變成了農民(貧農)，等等。正如耶穌基督需要保羅的“背叛”以使基督教廣為傳播一樣，馬克思需要列寧的“背叛”來引發第一次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是原始理論自身的內在需求導致了這種“背叛”并使自 身得以進一步發展，理論從原始情境中剝離被運用到異國他鄉，在那里原始理論必須重新改造發展——惟其如此，普遍性才得以誕生。

　　所以，對馬克思主義的第二次重大改造，也就是毛澤東對其的傳承發展，是十分恰當的。如果譴責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改造，認為其“缺乏理 論依據”，視其為馬克思標準的倒退(不難證明農民缺乏無產階級的主觀能動性)，這樣的結論就太草率了。不過分糾纏于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改造發展如何 天翻地覆，接受他的重新發展作為對馬克思一主義的邏輯延伸或“實際應用”是有充分理論依據的(當然通常都依賴于對階級斗爭的隱喻性的發展：“今天”主要的 階級斗爭已不再是各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斗爭，而是已經轉變成第三世界對第一世界，資產階級國家對無產階級國家的斗爭)，毛澤東在這方面成就巨大：他 的名字就代表了對數以億計的默默無聞的第三世界的勞動者的政治動員，是他們的勞動創造了看不見的歷史發展的“物質”和基礎。

　　西方對于默默無聞的亞洲民眾一旦覺醒后的前景的恐懼和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表述的對女性的恐懼一樣，如果他們只是抗議自己的命運并允許 我們幫助他們(通過大規模的人道主義援助)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他們直接獲取權力就絕對不可以。那些總是樂于幫助貧困者和無產者反抗的(前提是這種反抗 是彬彬有禮的)富有同情心的自由派人士害怕的不正是這一點嗎?

　　喬治·M.德魯吉亞的《布迪厄在高加索的秘密崇拜者》一書講述了來自阿布哈茲(Abkhazia)的穆薩·沙寧的故事。沙寧是這個動蕩地區的大知識分子，曾經是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民主政治的改革家、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軍事首 領，也是受人尊敬的哲學教授，終其一生都保持著對皮埃爾·布迪厄思想的崇拜。有兩種方法去理解這一點。一是因其帶地域色彩的古怪而對之不屑一顧，以善意的 嘲諷對待它：“多么奇怪的選擇，布迪厄，天知道這個窮鄉僻壤的小子看中了布迪厄什么?”二是直接斷言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看看理論的影響多么廣泛： 從巴黎到車臣和阿布哈茲，每個知識分子都能談論布迪厄的理論。”當然，真正的理解方法是避免這兩種選擇，并把理論的普遍性看成是理論工作和斗爭的結果。斗 爭并非游離于理論之外：關鍵不只是沙寧必須十分努力掙脫當地思想文化的局限和牽絆，掌握布迪厄的思想學說，而是一個阿布哈茲的知識分子對布迪厄理論的應用 也影響到了該理論本身的內容實質，將它應用到了不同的時空。列寧，在進行了必要的變更和適當的修正后，不也對馬克思做了同樣的事嗎?毛澤東對列寧和斯大林 理論的改進涉及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關系：列寧和斯大林都非常不信任農民階級，他們認為蘇聯政權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打掉農民的惰性，改變他們對土地的依 賴，使其“無產階級化”，從而徹底融入現代化的洪流。這和毛澤東形成了鮮明對比。毛澤東在對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1958年)一文的讀書 筆記中認為，斯大林的觀點幾乎是完全錯誤的。最根本的錯誤是不相信農民。這一轉變的理論和政治后果是巨大的。

　　這就是“普遍性的具體化”運動。通過這種激進的“轉變”，原始的理論必須在新的語境下創新發展。只有在這種移植中存活下來，它才能放之四海 而皆準。當這種理論“以變異形態回歸自我”(在異國他鄉創新發展)，其本質已發生了改變——然而這種轉變并不僅是對外部沖擊的反應，它仍然是那個戰勝資本 主義的相同理論的固有轉變。

　　二、矛盾論與反資本主義的運動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獲得勝利的最可靠的跡象就是資本主義這一術語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幾乎消失：除了少數馬克思主義者，幾乎沒有人再提資本主義。這一術語已經從政客、工會會員、作家和記者的詞匯中消失了，更不用說社會學家，他們已經將這一詞匯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那么近年來風起云涌的反全球化浪潮又怎么解釋?它難道不是清楚地和上述結論相矛盾嗎?其實這一點也不矛盾：仔細研究一下就不難發現這一運動也 抵御不了“把一種對資本主義本身的批判(其核心是經濟機制、工作組織形態和利潤的榨取)改造成為對帝國主義的批判”的誘惑。這樣，當我們說到“全球化及其 主體”時，敵人已經被外化了(通常以庸俗的反美主義的形式)。從這一角度，今天的主要任務就是反對“美帝國”，任何聯盟只要它是反美的就都是好的。這里是 “現代性替代”荒謬理念的又一個版本：它沒有批評資本主義本身，沒有批判其基本機制，它批評的是帝國主義的“泛濫”，也就是在另一個更“進步”的框架下來 調動資本主義體制。

　　這就要求我們理解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貢獻，他對矛盾觀點的精彩闡述，我們不應當只把它們看作是沒有價值的哲學工具。他的“矛盾 論”的偉大論述的主要論點集中在矛盾的兩個方面：“一個過程中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一個矛盾中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這值得仔細研究。毛澤東對“教 條主義者”的批判是：“他們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矛盾著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殘存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農民小資產者和 資產階級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農民小資產者的矛盾，自由資產階級和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法西斯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相互 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為這個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規定、所影響。”

　　“當著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 義。這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 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

　　這就是毛澤東的關鍵論點：主要的(普遍的)矛盾并不會被特定情況下需要特殊處理的矛盾遮蔽——普遍性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在每一種具體情況 下，一種不同的“特殊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準確地說，要獲得解決主要矛盾的斗爭的勝利，我們必須把某種特殊的矛盾作為最主要的矛盾來解決，所有其他的 斗爭都必須降至從屬地位。在日本占領下的中國，共產黨想要贏得階級斗爭，在這種條件下任何對階級斗爭的直接關注都違背了階級斗爭，建立抗日愛國統一戰線就 是最主要的任務。另一個關鍵要點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說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

　　“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 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

　　這場辯論的政治因素是主要的：毛澤東的目標是確認政治斗爭中，馬克思主義傳統上通常稱之為“主觀因素”的理論、上層建筑的關鍵作用。在毛澤東看來，斯大林就忽略了這一點。

　　阿蘭·巴迪烏(Alain Badiou)，一位真正的毛澤東主義者，將這一理論應用到今天的各個領域，不只是關注反資本主義的斗爭，甚至嘲諷其在今天的主要表現形式(反全球化運 動)，并以嚴格的政治術語將今天的解放戰爭界定為反對(自由)民主、即今天最主要的意識形態政治形式的斗爭。“今天我們的敵人不叫‘帝國’或‘資本’。它 叫‘民主’。”今天，阻礙了對資本主義進行質疑的正是反資本主義斗爭中對民主形式的信仰。列寧反對“經濟主義”以及反對“純”政治的立場在今天依然十分重 要，它對于左派中出現的對經濟的分裂態度是非常有效的：一方面，一些純粹的政治家們把經濟作為斗爭和干預的場所拋開；另一方面，一些“經濟學家們”被今天 全球經濟的運行所迷惑，排除了一切政治干預的可能。對于這種分裂，我們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應該回歸列寧的觀點：是的，經濟是主要的領域，決定性的戰斗將 會在這里展開，我們必須打破全球資本主義的迷惑，但是干涉應當是政治性的，不是經濟上的。今天，當每一個人都在“反資本主義”時，甚至包括好萊塢的“社會 批判”間諜電影，其中敵人由無限追求利潤的大公司構成，“反資本主義”這一能指就失去了它顛覆性的意義。我們需要質疑的是這種自明的“反資本主義”的對立 面：即對真正的美式民主立場的信仰將會打破這種“反資本主義”的共同協作。這就是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普遍性的堅實基礎，它的真正的主人能指：民主。

　　毛澤東一直反對把“否定之否定”作為普遍的辯證法。毛澤東尖銳地否定了對立面“辯證綜合”的范疇，提出了他自己關于“否定辯證法”的版本——每一次合作對他來說最多也只是斗爭過程片刻的停頓，它不是在對立統一時出現，而是在一方完全戰勝了另一方時出現。

　　毛澤東認為，不改變宗教信仰，不進行一場革命，想改變腐敗的道德體系、其根本制度和法律法規是不可能的，他因此宣告了文化革命的必要性，認為 它是成功的社會革命的必備條件。這就意味著迄今為止革命中存在的問題不是因為它們“太極端”，而是因為它們“不夠激烈”，沒有質疑其自身一開始的預設。杰 姆遜在評論蘇聯作家普拉東諾夫(Platonov)在1927和1928年間(剛好早于強制集體化之前)創作的關于美好的農民烏托邦的作品的文章中，描述 了革命過程的兩個時刻，它開始于激烈否定性的形態。

　　第一階段翻天覆地的變化，偶像的毀滅，在暴力和痛苦中橫掃舊世界，這本身就是重建新世界的先決條件。接下來的是第二階段，一種新生活的發明——不僅僅是構建新的社會形態來實現我們的烏托邦夢想，還有這些夢想本身的構建。

　　三、革命與資本主義

　　在一場激進的革命中，人們不僅“實現他們舊的(解放等)夢想”；而且，他們還必須重新創造夢想的模式。毛澤東所清醒地掌控著的文化大革命的必 要性正在于此：正如同一時期馬爾庫塞所說的那樣，自由(逃離了舊的意識形態的限制，逃離了舊的處于主導地位的夢想模式)是解放的條件，也就是說，如果我們 為了實現我們的夢想只改變了現實，而不去改變這些夢想本身，我們遲早會退回到從前的現實。

　　正是這種對發生在革命之后“第二天早晨”所發生事情的參照，使得我們能將自由主義的情緒上的爆發和真正的革命劇變區分開來：前者的爆發在不 得不進行社會重建的乏味工作時喪失了其能量，變得毫無生氣。相反，回顧一下就在失敗之前雅各賓派的巨大創造力，他們關于新的公民信仰、關于如何維護舊勢力 尊嚴等等問題的大量提案。20世紀20年代早期蘇聯人閱讀關于日常生活報告的興趣也在于此，充滿了為平凡的生活方式制定新規則的無限熱情：新社會中要有什 么樣的婚姻?新的法庭制度是什么?該如何慶祝生日?舉辦什么樣的葬禮?

　　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這里遭到了失敗。很容易注意到一個具有諷刺意義的事實，堅決反對否定性行為概念的巴迪烏，把毛主義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意義 恰恰落到了它否定性的姿態上，它標志著“作為革命政治活動中心產物的政黨一國家”的終結。正是在這里他應當保持前后一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地位：它遠 不是一個事件，它是巴迪烏所喜歡稱之為“病態的死亡沖動”的最佳體現。毀掉舊紀念碑并不是對過去的真正的否定，反而是一種無能的行為，見證了試圖擺脫過去 的行動的失敗。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文化大革命的最終結果是今天中國史無前例的資本主義的繁榮發展，這一事實也算是一種因果報應。就是說，隨著資本主義的 全面展開，尤其是今天的“晚期資本主義”，隨著它頻繁地自我革命化，隨著它的逆轉、危機和重新創造，“日常”的生活本身在某種程度上“狂歡化”了。

　　布萊恩·馬蘇米闡述了這一邏輯：“越是不同，甚至毫無規律，越好。常態開始動搖。常規開始松動。這種常態的松動是資本主義活力的一部分。它 不是一種簡單的解放。它是資本主義自身的動力形式。界定一切的不再是規訓的制度性力量，而是資本主義產生多樣性的能力，因為市場變得飽和了。生產出多樣 性，你才能生產出細分的市場。最古怪的情感傾向也沒關系，只要他們給錢。資本主義開始使情感強化或多樣化，但只是為了榨取剩余價值。資本主義剩余價值創造 的邏輯已開始占據政治生態學領域。這是非常令人頭疼和困惑的，因為在我看來，在資本主義活力和抵制資本主義的力量之間出現了某種的合流。”

　　因此，拋開所有廉價的嘲弄和淺薄的類比，在毛澤東永恒的自我革命、反對國家機構僵化的永恒斗爭和 資本主義的內在活力之間有著復雜的結構相似性。這里我們忍不住要去引用一下布萊希特的話：“搶銀行和開一家新銀行有什么可比之處嗎?”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 暴力的、毀滅性的爆發和真正的文化革命——資本主義再生產所必需的所有生命形式的永遠消失，有什么可比之處嗎?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的統治才是真正的專制暴 政。這種資本主義對革命力量的挪用并不是沒有喜劇性的一面。為了將針對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防御力量的都市戰爭概念化，以色列國防部(IDF)的軍事學 院系統地參考了德勒茲和加塔利的理論，特別是其著作《千面高原》，用它作為“操作理論”，所使用的時髦詞匯有“無形競爭實體”、“不規則移動”、“速度對 節奏”、“瓦哈比戰爭機器”、“后現代無政府主義者”、“移動的恐怖分子”等。他們所依賴的主要的差異之一是“平滑”和“有條紋”的空間之間的差異，它反 映出了“戰爭機器”和“國家機構”的組織觀念。現在當IDF想要指代在某個好像沒有邊界的空間上展開的行動時，經常使用“平整空間”這一術語。巴勒斯坦地 區被視為“有條紋的”，因為它們被籬笆、高墻、溝渠、路障等等封閉了起來。

　　IDF在2002年4月對納布盧斯(Nablus)市實施的襲擊被其指揮官稱為“反向幾何”行動，他解釋為“通過一系列微觀戰術活動重組城 市系統”。在戰斗中，士兵們在城市中穿梭，穿過數百米的地面隧道，這些隧道是在密集的城市建筑中開鑿的。盡管數千名士兵和巴勒斯坦游擊隊同時在城市中穿 梭，他們“滲透”到了城市建筑之中，以致于從空中幾乎看不見有人。此外，他們沒有使用城市的街巷、道路、院落或是門、樓梯和窗戶，而是橫向穿越墻壁，縱向 地穿過天花板和地板。這種形式的移動，軍事上叫作“侵擾”，旨在突破內外的分野，把民居變成大道。IDF的“穿墻而過”戰略所涉及的觀念是城市不只是場所 同時也是戰爭的媒介：“一種靈活的、幾乎透明的介質，永遠是難以預料的和處于流動狀態的。”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明白了什么?當然不是愚蠢地指控德勒茲和加塔利是軍事殖民的理論家，而是說他們所論述的觀念機器，遠不僅是“顛覆性的”， 它同時也符合當代資本主義的(軍事的、經濟的和意識形態政治的)運行模式。那么，我們是要通過革命建立一種秩序，其原理就是頻繁的自我革命嗎?這也許就是 今天的問題所在，這就是我們應當重復毛澤東的原因，重新把他的理念傳遞給數以億計的被踐踏的默默無聞的勞苦大眾，他簡單而打動人心的充滿勇氣的信念：“大 沒有什么好怕的。大將被小推翻。小將會變大。”同樣充滿勇氣的信念體現在毛澤東著名的談論新的核武器的世界大戰的立場上。

　　“我們是堅持和平反對戰爭的。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我們也不要害怕。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同對待一切‘亂子’的態度一樣， 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了一個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共九億人口。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 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

這種態度的另一面是如下的基本信息：“我們無所畏懼。”這難道不是對待戰爭惟一正確的態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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