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及其責任承擔

清峻
來源：《傳記文學》2011年第7期  366［左岸特稿］

　　
　　戴錦華在2010年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說：“1995年至1997年，當中國思想界開始出現(xiàn)分化，‘新左派’是一個十足的‘臟字’，說你是‘新左派’，是將你污名化的有效手段。”
　　的確，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新左派”一度被誤解，因為由于“文革”記憶，新時期以來，“左”總是不好的；但是，歷史淘洗的功能是強大的，現(xiàn)實最能說服人，經(jīng)過十幾年的思想論辯和社會實踐，“新左派”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認可，認同。現(xiàn)在看來，“新左派”這個稱謂，已經(jīng)從原來的一個具有貶義性質(zhì)的詞語，變成了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具有特定內(nèi)涵和價值判斷的專屬名詞。
　　中國的“新左派”來自何方？西方輸入？亦或是從天而降？
　　任何一種新的理論思潮的興起，都不是某些理論家頭腦靈光一閃的產(chǎn)物，而是社會現(xiàn)實的風云激蕩在思想領域的反映。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不會產(chǎn)生“新左派”，那個時候只有改革派和保守派，而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都傾向于改革派，重拾“五四”啟蒙傳統(tǒng)，崇尚個性解放，傾心改革開放。而保守派則固守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理念，強調(diào)社會主義時期的傳統(tǒng)觀念。整個80年代，改革派占據(jù)了思想制高點，青年知識分子基本都是意氣風發(fā)、志氣昂揚的改革派。但是到了90年代，鄧小平南方談話發(fā)表，全民皆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資本神話如日中天，市場法則無孔不入，中國社會出現(xiàn)了一些結(jié)構性問題，比如貧富分化問題、社會公平問題、國有資產(chǎn)流失問題、三農(nóng)問題，這些問題只依靠市場和資本無法解決，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這些問題恰恰是市場與資本逐利本性所造成的。
　　90年代中后期，傾向于改革開放的思想界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聲音，質(zhì)疑資本神話，懷疑市場萬能，反思與之相關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比如反思現(xiàn)代性，反思自由民主的有限性等等，這就是被稱為“新左派”思潮的興起。中國“新左派”的產(chǎn)生固然有國際背景，其思想資源取自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后現(xiàn)代理論以及各種最新的批評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論體系，但面對的問題卻是中國真真切切的現(xiàn)實問題。所以，中國的“新左派”一經(jīng)出現(xiàn)，便產(chǎn)生強烈的社會共鳴，尤其受到一些年輕學人的熱烈響應，當然也引起思想界持續(xù)不斷的爭議，乃至攻擊。
　　其實，中國“新左派”是一個比較松散的知識分子群體。在不同的學科領域，都有各自的代表性人物，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群體在不斷擴大，其理論主張也不斷豐富和發(fā)展。盡管如此，他們的基本立場和觀點卻是一致的，比如，“新左派”站在底層民眾的立場上，關注社會公平，反對市場效率和資本邏輯帶來的各種不公，他們還主張建立強有力的國家體制來保障窮人的利益，警惕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等等。
　　大致而言，“新左派”的理論發(fā)展可劃分為三個階段。1991年到1997年為“新左派”的形成期，這個階段主要圍繞破除市場神話，主張建立強有力的宏觀調(diào)控體制，以制約過度市場化帶來貧富分化問題來展開的，代表文獻是王紹光的《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1997年至2003年是“新左派”的穩(wěn)步發(fā)展期，以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為標志，“新左派”理論日漸成熟，“反思現(xiàn)代性”是這個時期的重要理論收獲。2003年至今，以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站建立和《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的出版為標志，“新左派”進入成熟期。這個時期的“新左派”表現(xiàn)出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能力更強，許多學者從書齋走向廣闊的社會，關注更加具體和現(xiàn)實的問題，積極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二是“新左派”的影響更加廣泛，向下不斷拓展群眾基礎，受到民眾的擁護；向上對國家公共政策施加積極的影響，受到高層的重視。
　　所以，中國“新左派”不是食洋不化逞才使氣的一幫論客，而是接中國地氣的、“為中國好”的、有抱負有情懷的一個知識分子群體。“新左派”學者們自覺地把學理性的知識投放到社會現(xiàn)實生活中，研究真問題，關注新課題，產(chǎn)生廣泛的社會影響。1999年，他們在《讀書》雜志上討論“三農(nóng)”問題，在知識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一時間，“農(nóng)民真苦，農(nóng)村真窮，農(nóng)業(yè)真危險”成為全民共識，引起決策層的高度重視，兩年后，“三農(nóng)”問題進入全國人大議事日程。2005年，物權法即將出臺之際，“新左派”學者、北京大學的法學教授鞏獻田利用網(wǎng)絡寫信，公開指責物權法違反憲法，背離社會主義道路。鞏獻田認為，該草案會“進一步加速私有化進程，促使兩極分化，造成貧富更大的懸殊和社會的嚴重分化和尖銳對立”。鞏獻田的信在法律界引起了巨大爭議，最終成了一個全國范圍的討論。而立法的過程被延遲了。顯然，決策層意識到了這種呼吁的價值所在，一旦立法不慎，必然造成巨大的貧富懸殊，帶來嚴重的社會沖突和政治風險，他們必須考慮“新左派”的看法和建議。
　　事實上，“新左派”關于對“發(fā)展主義”的不斷批評，對底層民眾、社會正義、貧富不均和福利問題的持續(xù)關注，為中央“科學發(fā)展觀”與“和諧社會”等重大理論問題的提出，提供了某些思想基礎和討論平臺，起碼從社情民意的表達方面打開了一個新的公共空間。可以說，“新左派”發(fā)起的一些重要討論，不僅影響了中國當代思想發(fā)展的歷程，也對中國政治方向施加了某種重要影響。
　　“新左派”并非一個統(tǒng)一的知識分子團體，他們有各自的專業(yè)背景，有各自的興趣愛好，在認識上也不盡統(tǒng)一，但是他們似乎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對國家和人民的忠誠與熱愛。位卑未敢忘憂國，是他們的人格底色和責任承擔。
　　黃紀蘇出生于學術世家，曾留學海外，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那樣，一心一意侍弄“專業(yè)”，在小圈子里舒舒服服地過日子。但他卻選擇了“戲劇”，殫精竭慮，苦哈哈地奔波游走，表達的就是一種憂患，一種承擔。《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我們走在大路上》三部大戲，紅遍大江南北，他從沒有驕矜自喜，而是低調(diào)地走出公共視線，因為他思考的重點不是成功，不是榮譽，而是如何為中國，為民眾提供更健康有益的精神產(chǎn)品。
　　作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韓毓海在教書育人的同時，騰出更多精力參與社會實踐。行萬里路，讀萬卷書，近些年他跑了全國很多地方，寫成了《天下：江山走筆》這樣大氣磅礴的著述。他到山西省，為基層干部講山西的歷史，講趙樹理，講上黨梆子，講山西光榮的歷史，他的《五百年來誰著史》是一部胸懷天下的大書，一掃文人雅士的腐儒之氣，想落天外，振聾發(fā)聵，難怪被山西省委規(guī)定為山西干部必讀書之一。
　　汪暉被稱為“新左派”的領軍人物，聚光燈下，難免招訟，但爭議和冷箭并未阻撓勇士的征程，因為志存高遠的行者不會羈絆于荒草荊棘之中。汪暉是讀魯迅的書成長起來的學人，他懂得在中國如何面對非難和困厄，也充分領會如何在圍剿中作戰(zhàn)的那份從容和智慧，因為他心中燃著一團火。汪暉博聞強識，敏而好學，他的知識視野是寬廣的，是國際性的，但是他研究的問題卻當下的、中國的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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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三個部分：

汪暉——銜木填海的思想者
韓毓海——胸懷天下的行者
黃紀蘇——感時憂國的戲劇家

汪暉——銜木填海的思想者

何吉賢 清峻

新北門的孩子：一個剪影
　　新北門大院是位于揚州北郊的揚州師院的一片宿舍區(qū)，1959年出生的汪暉就成長在這里。“新北門在護城河的北岸，我小的時候住在那里時，大約有四十多戶人家，都是紅瓦青磚的平房”。院子的四周用竹籬笆圍起來，外面就是麥田和紅薯地。這片竹林、榆樹和槐樹環(huán)抱的小小園地里藏龍臥虎，風度翩翩、風雅中帶些洋氣的詞學名家章石承先生，隱忍淡然卻又艱苦執(zhí)著的元曲專家徐沁君先生，講課前總要喝杯酒提提神的王國維詩學研究大家譚佛雛先生，高而瘦，走路卻身體挺直，學問好，卻述而不作的文學史家趙繼武先生……這些性格各異，學問上各有勝擅的“新北門諸老”在人格和學問上構成了一個小環(huán)境，在這片沃土上，必然成長出學問和思想的新苗。
　　從1959年出生到1966年“文革”開始前上小學（西門街小學），汪暉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圍中度過了整個少年時代，這樣的時代肯定會在一個人的成長中留下烙印。汪暉的母親是揚州師院中文系的教師，父親是揚州市的干部。“文革”后，父母們受到了政治沖擊，無暇它顧。兄長一代則先是忙于外出串聯(lián)，而后又到農(nóng)村“插隊”，“我們這一代人就在一種多少有些無政府主義的氛圍中、一種有些暴力而又前所未有的松弛的氛圍中生活”。由于教育體制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升學考試取消了，家長對孩子管得也相對較松，孩子們有了較多的時間玩耍和“自由閱讀”。像不少同時代的孩子一樣，他讀了很多“十七年”的“革命歷史”小說，也讀了不少19世紀歐洲“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作品，特別是蘇俄作家的作品。由于母親是“外國文學”的教師，他還有機會讀到一些西方古典文藝理論和文學作品，包括出版于“文革”后期，曾深深影響過他們那一代人的“灰皮書”。同時，因為每年、每個學期都要到農(nóng)村、工廠去參加勞動，不但在春耕、秋收和冬藏季節(jié)參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而且也熟悉了車、鉗、刨等工業(yè)技術，與工人、農(nóng)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也使得他們這一代人獲得了一定的“社會實踐”經(jīng)驗。“文革”期間，因為要上街宣傳，孩子們還經(jīng)常參與一些文藝活動，汪暉在這期間也曾跳過舞，演過樣板戲，演過《智取威虎山》中的楊子榮。
　　高中畢業(yè)后，在從1976年春到1977年冬之間的將近兩年的時間里，汪暉先后在揚州制罐廠和揚州線廠做臨時工，在午餐肉車間做絞肉工，在擋車車間里做電工和打包工，之后又到揚州無線電元件一廠當學徒工，裝配軍用電話機。對于這個滿身書生氣，又有點笨手笨腳的年輕人，工友們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友善，這段經(jīng)歷也讓他與工友之間培養(yǎng)了深厚的感情，這份深深的感情在他20多年之后寫的《改制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揚州通裕集團公司改制的調(diào)查報告》中得到了表達的機會。那時，席卷中國的“國企改制”之風威脅到了他曾經(jīng)的同學和工友的利益，作為一位人文知識分子，汪暉跨界奮筆直呼，也許，除了一份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可能還有那時埋下的那份深厚的感情在吧。
　　1977年恢復高考后，汪暉考入了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填報文科，甚至出于一個偶然的原因。父母因為鑒于自己在“文革”中的經(jīng)歷和當時整個的社會氛圍，不贊成他考文科，但年輕人自己心里卻有不同的想法，新北門濃厚的人文氛圍培育了他對文史的愛好。填報志愿那天，父母剛好不在家，汪暉便自作主張，填報了文科，于是進了揚州師院中文系。
　　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在某種程度上，飽受磨難的77級也是幸運的一代，那一屆人才輩出，也留下了許多傳說與佳話。對于汪暉來說，最大的幸運之處大概就在于能夠親聆老一代學者的教誨，童年時那些仰望的身影終于走進了自己的學問之途，成為了執(zhí)手扶持的實實在在的力量。在揚州師院，以研究王國維《人間詞話》出名的譚佛雛教授、研究元曲著名的徐沁君教授、研究古代漢語和現(xiàn)代漢語的李仁鑒教授、研究唐宋文學的趙繼武、李廷先教授、研究太平天國史著名的祁龍威教授等等，都是他們的本科課程的老師。任半塘教授雖然沒有開設課程，但可以聽他的講座。這樣的師資陣容，即使在如今的“名牌”大學里，也是難以想象的。
　　從出生到1985年碩士畢業(yè)離開，汪暉一直生活在揚州師院。提起自己早年的老師，他如數(shù)家珍。他提到了初中語文老師呂福鼎先生，這位畢業(yè)于揚州師院歷史系的老師有著豐富的古代歷史和文學知識；他也講到了高中的語文老師夏耘先生，這位愛好并自己從事?lián)P州評話創(chuàng)作的高中老師講課不拘一格，他也清楚地記得夏老師給自己的一篇作文所寫的評語；當然，上大學以后的老師的記憶就更真切了，這些記憶，很多已經(jīng)形諸文字，收在《舊影新知》一書中，他們中，有外表閑淡、內(nèi)心隱忍堅毅的徐沁君先生（《超然之外》）；有曾經(jīng)參加過《魯迅全集》《野草》篇的注釋，對自己有諸多言傳身教的曾華鵬和李關元先生；當然，更重要的，是他的碩士導師章石承先生——東京帝國大學留學生，著名詞學家龍榆生的弟子（《明暗之間》）。汪暉將石承先生稱為彷徨于“明暗之間”的老人，這些奔走于明暗之間的匆匆的人影在他的心中投下了大大的問號，“究竟是什么力量，使這樣的文人，終至成為影子的呢？”也許，這就是那位新北門外的孩子最終走向探索現(xiàn)代中國歷史背后的奧秘的動力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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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魯迅：反抗絕望與感受溫情
　　從1982年春本科畢業(yè)，到繼后師從章石承先生攻讀現(xiàn)代文學碩士研究生，再到1985年北上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師從唐弢先生攻讀現(xiàn)代文學博士研究生，直至1988年博士畢業(yè)。在貫穿80年代的整個求學階段，汪暉都沉浸在魯迅的世界里。
　　1978年到1985年這段時期，習慣上被稱為“思想解放運動”時期，這是一個充滿著“茫然的思索和反叛的情緒”的時期，懷疑和重建是這個時代的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主調(diào)。正是在這個時期，汪暉開始認真地研讀魯迅的著作。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中，魯迅研究界的主要動力來自于撤除毛澤東時代形成的“神殿魯迅”，去“還原”一個“人間魯迅”，并對魯迅代表的那個現(xiàn)代文學和思想傳統(tǒng)進行批判。汪暉自然也處在這個潮流中，但他自認為，“至少在這方面，我不太受潮流的影響”。通過對魯迅作品，包括通信、各種傳記資料，以及相關刊物、作品、團體和人物的系統(tǒng)全面的閱讀，尤其是在閱讀《兩地書》和魯迅的其他書信時，他對魯迅的內(nèi)心世界有了和過去很不一樣的了解。
　　汪暉說，對魯迅的理解把他帶入了從晚清直至魯迅去世時期的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的語境之中，這個過程對他重新理解近現(xiàn)代中國革命和文化政治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但當時真正觸動他的與其說是政治歷史問題，毋寧是魯迅的文字中所流露出的那種異樣的敏感和尖銳性。汪暉說：“魯迅對中國歷史和現(xiàn)實的深刻洞察，對于一個知識分子內(nèi)心深處的黑暗記憶的挖掘，在他的文學和思想世界里彌漫著的那種混合著地獄和天堂氣息的、糾纏著絕望與希望的氛圍，對我而言是一種真正的啟蒙。”原先的“魯迅圣殿”的倒塌不但沒有摧毀他對魯迅的興趣，反而激發(fā)了重新理解這個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奇跡一樣的人物的性格及其思想的強烈沖動。這種沖動混合著他內(nèi)心深處的反抗情緒和憂郁苦悶，也引導他與那個“解放時代”的氛圍產(chǎn)生了疏離。也許造成這一疏離的是一種從感情和理智兩個方面涌現(xiàn)出來的懷疑和虛無。在確定碩士論文題目的時候，他選擇了魯迅與個人無政府主義（主要是施蒂納和阿爾志拔綏夫）之間的關系。
　　汪暉說到，在進入魯迅的世界之前，自己從未對虛無、黑暗、復仇這樣的感情和世界觀有過如此深切的體驗，這種強烈的體驗既產(chǎn)生于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理解和感覺，又重新組織了他看待歷史和現(xiàn)實的方式。這種閱讀感受和思考，延續(xù)到了他的博士論文中，完成于1988年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原題《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jié)構與〈吶喊〉〈彷徨〉研究》）是關于魯迅與個人無政府主義關系研究的繼續(xù)和擴展。汪暉從魯迅、章太炎的思想出發(fā)展開的對個人與無政府主義的研究，關注的是一條與主流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不同的路線。他關注到了魯迅早期對梁啟超的“國民主義”，對《新世紀》所代表的“世界人”等等時髦主張的“惡聲”的批判。魯迅對于“偽士”的批判對他帶來了極大的震動：他寧愿相信迷信，認為迷信是想象力的源泉，也不愿相信那些自以為得潮流之先的“偽士”的蠱惑。他相信，魯迅所說的個人的無治主義與其說是一種政治哲學，毋寧說是一種看待世界和自身的方式。在《反抗絕望》中，他將個人主義潮流區(qū)分為力量派和權利派。自由主義基本上是從契約論的理論出發(fā)的，社會主義也是和契約理論有關的，它們都可以視為啟蒙運動的權利概念的發(fā)展，都是啟蒙運動的平等觀念的繼承者。力量派與浪漫主義有很深的關系，施蒂納、尼采、卡萊爾可以歸為這一派，他們注重個人的力量、天才、能力，抨擊啟蒙運動的平等主義。他認為，章太炎、魯迅的早期個人觀與力量派關聯(lián)更深一些，與啟蒙運動的個人主義傳統(tǒng)有不同的根源。他們不是不重視平等問題，相反是極端的平等派。但是，平等價值在他們這里得以展現(xiàn)的角度和方向完全不同。一方面，他們反對用平等扼殺個性，另一方面則鼓勵人們通過重建“自性”和力量創(chuàng)造出平等的條件。而魯迅自己所說的他思想中的另一面：人道主義，在汪暉看來，大概是與社會主義、平民主義、幫助弱小民族和弱小者的情感，以及無政府主義中注重社會自治的理想相通的。為此，他又將研究的視野投向魯迅的文學活動和作品，他認為，在“五四”時代，魯迅所說的“個人的無治主義”直接地體現(xiàn)在文學之中，其中也混合著他所說的那種矛盾。魯迅的《彷徨》和《野草》中的黑暗主題，里面彌漫的孤獨感和悲劇意識，他對嵇康、阮籍和尼采的興趣，對阿爾志拔綏夫和安特列夫的興趣，對廚川白村以及通過廚川白村而產(chǎn)生的對弗洛伊德和柏格森的興趣，都可以放在這樣一個關系網(wǎng)絡里來理解。從這里出發(fā)，個人的無政府主義，配合著文學上的象征主義、心理學上的潛意識問題、生命哲學方面的柏格森的創(chuàng)造進化論、尼采的超人哲學、魏晉文學傳統(tǒng)，將內(nèi)在性問題與社會理解結(jié)合起來，為他展示了從一個極為復雜而又豐富的視野，重新理解歷史和時代的可能性。
　　汪暉認為，魯迅的文學世界中最為深刻而感人的力量產(chǎn)生于一種“轉(zhuǎn)化”：即在發(fā)現(xiàn)世界的罪惡的同時發(fā)現(xiàn)自身與世界之間的同謀關系，從而為了擺脫這種同謀關系就必須堅持所謂“絕望的抗戰(zhàn)”。他關于魯迅的研究一直堅持對魯迅的雙重把握：一方面，魯迅及其文學世界是晚清和“五四”時代的啟蒙思想和文學運動的一個部分；另一方面，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又是對于啟蒙主題的一個內(nèi)在的和深刻的批判，后一方面的動力就是從上述轉(zhuǎn)化過程發(fā)展而來的。在汪暉看來，在啟蒙思潮之中表達對啟蒙的懷疑，這一取向在80年代并不易于被人理解。汪暉的這一想法得到了他的博士導師唐弢先生的理解，他在給汪暉的信中寫道：“我至今不明白，像你那樣年齡、環(huán)境，為什么有那樣復雜獨特的想法。……我認為一個有社會感和時代意識而生在中國（包括大作家、大詩人）的人，要不憂郁、孤獨，實在困難……魯迅對中國社會的思考的確比現(xiàn)在一般研究者所說的要深刻的多，但千萬不要將他放在悲觀絕望的深淵中，我想你是不會的，你沒有忘記他對悲觀絕望的反抗。”
　　1988年，汪暉完成博士論文后，同年他撰寫了《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算作我的魯迅研究時期的告別”。直到1996年，他才又撰寫了《死火重溫——紀念魯迅逝世六十周年》，繼續(xù)在魯迅的世界里探尋，他在這里發(fā)現(xiàn)了一個別樣的世界：在與魯迅所生存的現(xiàn)實世界的對比之中，他的黑暗世界滲透著一種強烈而又溫暖、黑暗而又明亮的色調(diào)。這就是魯迅的思想、文學內(nèi)部的“鬼”的世界——一個由無常、女吊、刑天等等民間傳說和民間戲劇中的“鬼”所構筑起來的世界，一個由祥林嫂、閏土所發(fā)出的、來自“鬼”的世界的追問所構筑起來的世界，一個將民國時代的眾生相放置在“鬼”的目光的注視之下的世界，一個不斷地被“鬼”的世界所吸引和追逐、最終淹沒在這個“鬼”的世界之中的知識分子的世界。這個“鬼”世界的影子彌漫在魯迅的各種形式的創(chuàng)作之中。汪暉說：“我在那個世界中不但聽到了魯迅的悲愴的嘆息和復仇的吶喊，而且也聽到了魯迅的笑聲，在黑暗的主題中看到了歡樂的光芒。我分明地感到：將魯迅放置在一個孤獨的知識分子的位置上來理解他是多么地狹隘。也許，魯迅對現(xiàn)代革命的同情就產(chǎn)生于他與這個‘鬼’的世界的溝通和理解？這是很可能的。”
　　從《無地彷徨》到《反抗絕望》到《死火重溫》到《別求新聲》，魯迅不僅已化作了生命中的一段時光，化作了思考和著述，同時也化作了汪暉生命存在的某種方式，化作了他與時代構成的特殊關系。也許，對于他來說，這條“魯迅之路”永遠沒有終點。
　　書齋內(nèi)外：歷史深處和現(xiàn)實鋒芒
　　1985年，汪暉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師從唐弢先生。到北京求學的過程，有“偶然的機緣”的因素，也包含了學界先行者和同仁對后學的無私的幫助和提攜。1983年，作為一位碩士研究生，他在蘇州參加了一次有關魯迅研究的學術討論會，偶然認識了時任魯迅博物館副館長的王得后先生，由此開始長期的通信。之后，王先生一直鼓勵和幫助他來北京學習或工作，并最終得以順利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汪暉清楚地記得，最先告訴他考取博士研究生消息的，是王得后先生的夫人趙園先生（當時王先生剛好出差在外）。從1985年到1992年，先后作為弟子和助手，汪暉在唐弢先生手下學習和工作了7年之久（《火湖在前》一文記述了他與唐先生交往的過程，也寄予了他作為學生對先生的理解和懷念）。
　　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建制與一般大學不同，汪暉所屬的1984級博士班是正式恢復博士學位招生以來的第一屆學生，總共20多人，分屬經(jīng)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國際關系、歷史學、宗教學、哲學和文學等學科，除了博士論文跟隨各自的導師研究之外，整個博士班并沒有按照學科的不同而區(qū)分，20多個同學住在一層樓內(nèi)，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討論是日常功課。汪暉極為珍視這樣的機會，因為這個氛圍極大地鼓勵了他本來就已經(jīng)很強烈的對于哲學、社會理論和具體的政治經(jīng)濟問題的關心。1985年正是中國城市改革啟動的初期，在同學之間，既存在著一種知識和理論討論的氛圍，也彌漫著一種有關實際的政治和經(jīng)濟討論的氣氛。那時最吸引人的理論話題是韋伯、哈耶克、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和存在主義哲學；最關心的政治、經(jīng)濟話題是價格改革與所有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企業(yè)所有制和公司體制問題、新聞自由、蘇聯(lián)和東歐（尤其是匈牙利、波蘭、南斯拉夫）的大轉(zhuǎn)變；最熱鬧的文化問題是傳統(tǒng)與反傳統(tǒng)、中國與西方、啟蒙問題和美學討論，等等。現(xiàn)在，當時的大多同學都成了各自領域的重要學者，而當時他們同學之間的一些爭論現(xiàn)在仍然在持續(xù)，而且逐漸擴展到了全社會性的討論，例如有關市場與計劃、政企分離與私有產(chǎn)權等等。
　　1986年魯迅逝世50周年之際，汪暉開始在《文學評論》《魯迅研究》等刊物上發(fā)表文章，他對魯迅的研究逐漸為人所知，博士論文《反抗絕望》也在90年代初出版。1988年博士畢業(yè)后，汪暉進入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研究興趣也從魯迅轉(zhuǎn)向了現(xiàn)代中國思想的研究”。思想史研究是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介入當代進程的重要方式之一，李澤厚有關古代、近代和現(xiàn)代的“思想史論”是影響最為廣泛的著作。1989年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上一年年底，汪暉開始撰寫《預言與危機——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分析“五四”文化運動得以形成的思想的和社會的條件，以及這個文化運動最終解體的內(nèi)在的思想矛盾。它揭示了啟蒙思想的內(nèi)在矛盾或自我解構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對李澤厚有關“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論述的回應。汪暉說：“我對‘五四’時期文化運動的內(nèi)在矛盾的分析或多或少也透露了我對80年代中國文化運動的某些缺陷的理解。”這篇文章寫作和發(fā)表于1989年，它也融入了作者對當代思想和社會運動的思考。
　　1990年5月，汪暉去陜西省秦嶺深處的商洛地區(qū)工作和鍛煉。在山陽縣，參與了當?shù)氐囊幌盗泄ぷ鳎簭耐恋爻邪膶嵤┑椒磳r(nóng)民賭博的宣傳，從倡導男女平等到講解計劃生育政策，從解決農(nóng)民的土地和水資源糾紛到調(diào)查當?shù)氐慕逃C，從參與人口普查到組織農(nóng)村干部的培訓，從撰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材料到實地調(diào)查農(nóng)村宗教復興及其后果……他曾與同行的其他社科院同事一起，搜集了一批相關資料，準備寫一本調(diào)查報告——可惜由于回京后大家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這個計劃一直未能實現(xiàn)。但陜西農(nóng)村的這段生活，使他對農(nóng)村的實際狀況，尤其是公社制解體后，農(nóng)村社會組織的危機有了比較真實的了解，而當?shù)剞r(nóng)民生活與北京人生活之間的鮮明對比，也再一次引起了他對中國問題的思考——這種自我批判式的思考貫穿了他作為現(xiàn)代思想史研究者的工作，也深刻地影響了他的觀點和立場。
　　在這個處于困境中的轉(zhuǎn)折時期，在一些日本友人的資助下，由陳平原、王守常和汪暉合作主編的《學人》叢刊于1991年年底出版。在當代中國學術史，《學人》是一份重要的刊物，它前后堅持了十年之久，共出版了15輯，每輯約50萬字，刊登了許多影響重大的論文，有人甚至認為它是80至90年代中國當代學術轉(zhuǎn)型的標志性刊物。叢刊發(fā)表的論文中西兼顧，“但真正的核心是有關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和學術史的”。汪暉自己在刊物上先后發(fā)表了關于嚴復、陳獨秀、胡適、吳稚暉、梁啟超、張君勱等現(xiàn)代思想家的一系列專題論文，討論了“五四”文化運動、“科學與玄學”論戰(zhàn)、“民族形式”的爭論等文化史課題。這些論文也構成了他后來出版的四卷本巨著《現(xiàn)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部分內(nèi)容，對于一位處在歷史漩渦中的學者，它們也反映了他試圖從歷史中去思考現(xiàn)實的努力，汪暉說：“在1989年之后的很長一段時期里，我和朋友們都處于一種重新理解我們的社會、重新確立我們的認同的焦慮之中，在很大程度上，這些論文就是在1989的震撼之下展開的對歷史與現(xiàn)實的理解。”
　　現(xiàn)代性探討：別求新聲與銜木填海
　　2004年，汪暉的四卷本代表作《現(xiàn)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這本書有將近150萬字，花費了作者十多年的心血。很多學者認為，它是80年代以來中國人文學術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無論在問題的意識、分析和所涉知識的廣度和深度上，都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這部著作以現(xiàn)代性問題為中心，從多重方面分析了從宋代至民國初期的思想史，涉及了一系列問題，如：宋明時代的儒學的天理世界觀是如何形成，它的歷史動力是什么？清代帝國建設與近代中國的國家建設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晚清思想對于現(xiàn)代性的復雜態(tài)度能夠提供給我們哪些思想的資源？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體制是如何構筑起來的？現(xiàn)代公理世界觀與天理世界觀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對這些問題的追問共同構成了一個思想圖景，提供了關于什么是“中國”，什么是“中國的現(xiàn)代”，以及中國思想的現(xiàn)代意義的歷史理解。
　　這本書出版后，學術界有很多討論，哈佛大學出版社在為出版此書所做的評審報告中稱：“汪暉處理他的論題和材料的方式是如此細致和多面，以致讓人想起布羅代爾有關地中海的研究，而他對10世紀以降中國思想型構轉(zhuǎn)化的強調(diào)又帶有福柯知識考古學的某些特征。但這些對比也只能提供進入汪暉話語網(wǎng)絡的一些入口。無論如何，汪暉所致力的是形成屬于他自己的宏大敘述，這個敘述構成了對于建立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思想與實踐、上層建筑與基礎構造等二元論之上的傳統(tǒng)史學的挑戰(zhàn)。”《亞洲周刊》在將此書評為2004年度“十大好書”時發(fā)表評論說：“長期以來，以費正清和史華慈及其門生為代表的純西方中國學陣營，與以晚清到近代新儒家學派，以及唐君毅、熊十力、徐復觀等學者為代表的中國研究學派各樹一幟。汪暉的方法學另辟蹊徑，大量引用西方人文學科理論，再結(jié)合自身深厚的中國舊學功底，對中國現(xiàn)代性進行深入的探索，不僅彌補了這個研究領域的缺失，也打通了中國研究中西兩大陣營‘各說各話’的壁壘，為探索中國現(xiàn)代性的歷程，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關于這部書的討論，現(xiàn)在還在繼續(xù)進行，有學者甚至認為，關于此書的討論，會是將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nèi)中國思想界的話題。許多閱讀者都對書中所包含的龐大知識和理論體系感到震驚和棘手，也有人會由此對汪暉的閱讀習慣和經(jīng)歷感興趣。在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汪暉回答說，他本人經(jīng)歷了整個80年代，80年代是一個“熱鬧”的時代，尤其是在北京，你能比較容易感受到那種比較浮躁的氣氛，對年輕人來講，也有很多機會。汪暉自己從江蘇揚州來到北京，從1982年讀碩士到1988年博士畢業(yè)，閱讀和研究的精力主要圍繞著魯迅，雖然也參與了北京文化圈的一些討論，做了一些工作，但“心態(tài)上與周圍的環(huán)境一直是比較疏離的”。即使是在1997年《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發(fā)表后，產(chǎn)生了很大的爭議，為此，他也會寫一些文章，做一些事，以便進行回應，但心境上一直比較疏離，“我常常會覺得自己跟所做的事之間有距離，我自己在心情上始終不是一個愛熱鬧的人”。每天生活中的基本內(nèi)容就是在房間里念書，即使是處于最風雨飄搖的時候，也是如此。他說：“我的思想史研究，都是通過一個個個案關聯(lián)起來的。”而個案的研究，就是通讀有關人的著作和材料，在閱讀材料的過程中，你就進入了歷史的情境，就會建立起對于這個人，對于其相關關系的理解。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是一個個人閱讀和思考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與理論和現(xiàn)實，與各個相關的學者討論和交流的過程。
　　從90年代初到現(xiàn)在，汪暉有近一半的時間在世界不同國家講學或研究。這種不停的“游歷”經(jīng)歷給他的學術生涯打下了深深的印記。1992年至1993年，他先后在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做訪問學者和博士后研究。在哈佛時，為了繼續(xù)研究梁啟超、胡適與實用主義的關系，他選修了普特南教授的新實用主義課程，閱讀了皮爾士、詹姆士、杜威、羅蒂等人的著作。后來到加州伯克利，又發(fā)現(xiàn)這里流行的是福柯、布迪厄、薩伊德和后殖民理論，哈貝馬斯名聲顯赫，后結(jié)構主義、解構主義為理論內(nèi)核的各種理論構成了加州學術圈的基本氛圍。受這個氛圍的影響，汪暉又對當代理論有了濃厚的興趣，這個興趣也影響了他以后若干年的閱讀方向。“不過，在閱讀的過程中，我不能擺脫的問題仍然是這些理論與中國歷史的關系——1994年發(fā)表的《韋伯與中國的現(xiàn)代性問題》就是這個思考的結(jié)果”。在加州的過程中，交往最多的是艾爾曼教授和溝口雄三教授。艾爾曼那時正在努力嘗試思想史和社會史的結(jié)合問題，他對今文經(jīng)學的研究后來在中國研究領域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汪暉《現(xiàn)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關于清代中期今文經(jīng)學的解釋，也就是在那時候的討論中開始孕育的。與溝口教授的交往則有更長的歷史，之前由于兩人所研究的科學概念和天的概念的交集，曾有過討論，在洛杉磯期間，討論更加頻繁。汪暉說，溝口教授“對日本中國研究的批判性的看法和對明清思想的解釋都給我很大的啟發(fā)”。通過這些交流，包括自己的閱讀和研究，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個研究視野，即將思想的內(nèi)在視野與歷史社會學的方法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
　　1996年底至1997年底，汪暉到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研究，一邊做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一邊集中地閱讀舍勒、曼海姆、法蘭克福學派，以及稍早已經(jīng)接觸的福柯、布羅代爾、卡爾？博蘭尼等人的著作。在這期間，結(jié)識了許寶強、劉健芝、羅永生、陳順馨等幾位香港嶺南學院的朋友，集中討論有關文化理論和政治經(jīng)濟學的問題。他回憶說：“我們經(jīng)常在浸會學院的邱延亮先生那里聚會討論，我從這些定期討論中獲益良多。”在香港期間，剛好有機會與《新左翼評論》主編佩里？安德森教授有了比較長時間單獨交流的機會，從那以后，兩人交往不斷，汪暉將安德森看作是當代少有的思想者，他說：“作為一個歷史學者、社會理論家和批判的知識分子，安德森視野開闊，觀察極其敏銳，總是能夠抓住關鍵性的問題窮追不舍。在當代世界，像他這樣極為開闊而又深入觀察當代世界及其變化的人，是少之又少的。”
　　2000年之后，汪暉又先后在華盛頓大學、柏林高等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博洛尼亞大學等學校和研究機構講學和研究。他特別提到了在柏林高等研究所的經(jīng)歷，這個所云集了來自各個學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學）的一流學者，學者們每天都在一塊吃飯，吃飯的時候大家就一起交流，所里每周二還有一次公開的討論。在這里，他參加了兩個小組的討論，一個是由歷史學家組成的，叫“帝國研究小組”，一個是“全球化小組”，由社會科學家組成。那時候，他已經(jīng)寫完了《現(xiàn)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上卷第二部，正在進行修改，在“帝國研究小組”里關于帝國、國家和民族問題的討論，尤其是與印度學者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桑賈伊？蘇布拉馬尼亞姆等人的交流，在上卷第二部中對于汪暉來說，如何在當前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去構筑一種新的“世界圖景”，在全球性的“中國研究”中，發(fā)出中國學者自己的聲音，是他學術工作的重要內(nèi)容。不知道這種“游牧式”的學術生活，是不是他構筑新的“世界圖景”實踐的一部分。
　　《讀書》十年：漩渦與潛流
　　從1993年起，汪暉逐步對以往的研究做了兩點調(diào)整：第一是將自己的歷史研究放置在“反思現(xiàn)代性”的理論框架中進行綜合的分析和思考；第二是力圖將社會史的視野與思想史研究結(jié)合起來。在中國80年代的文化運動和90年代的思想潮流之中，對于近代革命和社會主義歷史的批判和拒絕經(jīng)常被放置在對資本主義的全面的肯定之上；他試圖將近代革命和社會主義歷史的悲劇放置在對現(xiàn)代性的批判性反思的視野中，動機之一是為了將這一過程與當代的現(xiàn)實進程一道納入批判性反思的范圍，揭示這兩個對立的進程之間的互動關系。由于有了這一“批判性的現(xiàn)代性”的視角，他對當代問題的論述就具有了非常獨特的視角和穿透力，為當代問題的討論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問題意識和視野。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思想史研究與他對當代問題的論述也是互相貫通的，前者為后者提供了一個歷史和理論的視野，而后者的問題意識也內(nèi)在于前者之中。
　　作為對這一調(diào)整的理論性思考的結(jié)果，他撰寫了《科學主義與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1997年）、《科學作為世界構造和合法化知識》（1997年）等文，并為《文化與公共性》（1998年）和《反市場的資本主義》（2000年）兩本文選撰寫了長篇導言。這些論文從不同方面回應當代社會面臨的危機、尋找“另類選擇”的可能性。《“科學主義”和社會理論幾個問題》是從歷史和理論的層面對當代新自由主義問題所做的一個批判性分析。它通過對哈耶克自然與社會二元論的分析，重新解釋了國家與社會、計劃與市場的二元論的理論的和歷史的謬誤，并試圖立足于中國的歷史語境，對資本主義與市場、市場經(jīng)濟與國家的關系給予歷史性的分析。從總體上來看，《韋伯與中國的現(xiàn)代性問題》對于中國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的思索，以及這篇《科學主義與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所表現(xiàn)出的取向，正是汪暉在1997年之后卷入中國知識界的大論戰(zhàn)的內(nèi)在動力，也是他得以展開自己對當代問題的看法的理論視野。
　　1997年，汪暉在大陸正式發(fā)表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被認為是正式拉開90年代末以來中國知識界大論戰(zhàn)的標志性論文。這篇引起廣泛爭議的文章當初只是一篇讀書札記，后經(jīng)長期的醞釀和修改，于1997年發(fā)表于海南島的《天涯》雜志。1993年10月汪暉從美國回北京后，當時在京的韓國學者李旭淵向他約稿，他便將自己自1989年以來陸續(xù)記下的一些筆記整理后交給了他，這篇題為《中國的社會主義與現(xiàn)代性問題》的長文首先于1994年在韓國的《創(chuàng)作與批評》上全文刊出。當時在國內(nèi)，此文也僅在一部分朋友圈內(nèi)小范圍流傳。文章在《天涯》雜志發(fā)表后，隨即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此后，該文也先后在日本（《世界》雜志）、美國（Social Text）和臺灣（《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等地的雜志上發(fā)表。這篇文章對當代中國的思想界狀況進行了總體性的分析，除了上文提到的反思現(xiàn)代性視野之外，也與1989年之后中國知識界關于中國道路選擇的討論直接相關。汪暉談到，在經(jīng)歷了1989年以降最為壓抑的時期之后，中國在民主進程受挫的條件下再度大規(guī)模地推進市場改革，在高速發(fā)展的過程中新一輪權力市場化也以極為驚人的方式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對這一過程進行分析本身也是一種隱含的邀請，即重新思考我們的歷史遺產(chǎn)，尤其是社會主義的歷史遺產(chǎn)。這個時候，關于俄羅斯和東歐“轉(zhuǎn)型”的討論已經(jīng)展開，崔之元等人在1994年對俄羅斯“自發(fā)私有化”的批評和對產(chǎn)權問題的討論可以視為對當代中國的相關進程的警告和提醒，但在當時這種聲音引來了一片批判之聲。汪暉說：“如何擴展我們對民主的理解，將爭取民主和自由的斗爭擴展到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并在新的全球條件下重新思考中國的發(fā)展模式，這是我在當時思考的主要問題，也是《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一文的主旨。”
　　與此巧合的是，1996年初，汪暉應邀擔任了在中國知識界具有極大影響力的《讀書》雜志的執(zhí)行主編。同年底，社會學家黃平也加入，共同擔任執(zhí)行主編，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加上剛發(fā)表的那篇文章引起的激烈反響，《讀書》雜志便在之后的爭論中，一直被指責為“新左派”的“大本營”，而汪暉本人則被稱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平靜的學術生活從此也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風暴中，“至今沒有停息”。
　　在汪暉看來，無論是中國改革的成就，還是中國改革帶來的社會危機（如城鄉(xiāng)分化、區(qū)域分化、社會保障體系的瓦解，制度性的腐敗和在私有化名義下的權錢交易），都證明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姿態(tài)包含著最為保守的政治含義。當中國知識分子將希望寄托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計劃及其價值觀之上時，恰恰喪失了對當代進程的理解和批判的能力，因此，《讀書》雜志參與推動了一系列有關討論，這些討論涉及“三農(nóng)危機”、國企改革、亞洲問題、戰(zhàn)爭與革命、金融危機、恐怖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女性主義、生態(tài)危機、法律與民主等等，參與討論的主要作者來自國內(nèi)，但并不限于大陸，許多海外留學生和臺灣、香港的學者也成了《讀書》的作者，歐美、日本、東南亞、印度的知識分子也有不少為《讀書》撰稿。汪暉認為，《讀書》應該成為一個跨越邊界的知識和思想的空間，這不僅有利于批判和反思，也有利于拓展我們自身的思想空間和社會空間。
　　在汪暉看來，9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知識界的大爭論是一場新的有關社會性質(zhì)的論爭，它內(nèi)在于90年代以降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和當代世界的普遍性危機中。在涉及歷史價值、現(xiàn)實判斷的一系列分歧中，批判的或者左翼的知識群體與“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真正區(qū)別，在以下幾個問題上值得注意：一個是在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系上，批判的或者左翼的知識群體注重觀察二者的曲折復雜的聯(lián)系，而不是僅僅根據(jù)兩者之間的二元關系簡單地選擇站在市場一邊或國家一邊。國家是內(nèi)在于市場的，整個市場運作是與國家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國家退出本身是政治性的。因此，不是在要自由市場還是在要國家干預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在市場條件下國家職能的轉(zhuǎn)變，以及國家與市場之間應該形成何種關系的意義上討論兩者之間的關系。另一個是產(chǎn)權轉(zhuǎn)移或私有化問題，批判的或者左翼的思想群體反對公私產(chǎn)權的二元論，而主張從社會關系的角度理解產(chǎn)權，將其理解為一種“權力束”。他認為，今天圍繞私有化或產(chǎn)權明晰問題展開的爭論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有關私有產(chǎn)權的爭論，它涉及的是非國有化過程中國有資產(chǎn)的再分配及其公正問題，它不可能被化約為私有財產(chǎn)和國有財產(chǎn)孰優(yōu)孰劣的問題，也不能被簡化為市場法則和國家干預何者更具有合理性的問題。在現(xiàn)階段，知識界面對的真正分歧不在于私有財產(chǎn)應否獲得保護，而是諸如：改革過程中由權錢交易和其他非法手段獲取的財產(chǎn)是否會借此合法化？以何種機制為基礎對私人財產(chǎn)進行核算和鑒別？在現(xiàn)有的鄉(xiāng)村債務結(jié)構條件下，土地的私有化會不會導致農(nóng)民再度喪失土地，形成又一輪極不公平的兼并過程？等等問題。第三個是如何理解民主，到底需不需要參與性民主，以及如何面對形式民主的問題。關于參與性民主，汪暉認為，怎樣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擴展民主的意義，而不是把民主看作是一個現(xiàn)成的和可以照抄的模式，這才是現(xiàn)階段問題的關鍵所在。一些“自由主義者”認為左翼對社會運動的同情導致了社會專制，但在汪暉看來，他們在這里犯了基本的判斷錯誤：不是左翼或者批判性的思想，而恰恰是他們所倡導的不加約束的市場化擴張過程所導致的社會解體可能會導致新的專制形式。
　　汪暉是最早在當代中國思想界的討論語境中提出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問題的學者。在寫于1999年的《死火重溫？序》中，他寫道：“某些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知識分子把市場過程抽象化，抹殺市場制度的形成與權力的關系，從而有意或無意地站在壟斷利益或特殊利益集團一邊討論中國問題。他們的抽象的‘市場’概念掩蓋了中國社會和當代世界的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掩蓋了改革過程中的急劇的社會分化，掩蓋了這一社會經(jīng)濟過程與政治的內(nèi)在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這種廣泛的社會思潮被許多理論家稱之為‘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這一主義代表了通過權力瓜分國有資產(chǎn)、通過壟斷獲取超額利潤、通過權力與跨國公司的或國內(nèi)的資本聯(lián)手霸占市場資源的利益群體，它在名義上訴諸‘自由主義’絲毫不能證明它對自由和民主（甚至反腐敗）抱有任何誠意，它在理論上訴諸‘市場經(jīng)濟’的觀念也絲毫不能證明它對市場的自由和公平的交往懷著城市的信念。這樣的‘自由主義’與民主沒有關系，這樣的‘市場’概念實際上是反市場的。極端的‘市場主義者’最終傾向于取消政治變革的必要性，傾向于取消社會公正的基本訴求。”繼而，他寫了一系列文章，對當代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思潮進行了歷史性的分析。
　　2007年6月，在沒有經(jīng)過任何過渡的情況下，《讀書》雜志的主管部門突然宣布解除汪暉（和黃平）的執(zhí)行主編職務，一時輿論嘩然，釀成了所謂的“《讀書》事件”。汪暉擔任《讀書》執(zhí)行主編11年，這11年中，中國社會和世界格局發(fā)生了劇烈的變化，由此，中國知識界內(nèi)部也發(fā)生了激烈的爭論。在這個過程中，《讀書》是批判的知識分子發(fā)言的一個重要的公共平臺，它所展示的問題意識、批判精神和“世界圖景”，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中，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雜志曾經(jīng)討論的一些問題，如“三農(nóng)問題”，國企改革問題等，在知識分子中產(chǎn)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展為社會性的議題，甚至改變了某種社會性的“共識”。也許由于這些原因，在有關《讀書》編輯部的“改組”的討論中，一些討論者對由這一“事件”所昭示的中國知識分子討論環(huán)境的“惡化”表示了擔憂，并對汪暉（和黃平）主持《讀書》期間做出的貢獻表示了極大的敬意。在談到當代論爭及其產(chǎn)生的各種“事件”對他的影響時，汪暉說，影響肯定是很大的，但作為一個學者，他的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仍然集中在他的現(xiàn)代思想史的研究上，“這已經(jīng)成為我的生活的一個重心，就好像漂浮在風浪之中的船只，錨的位置是穩(wěn)定的”。也許，從此以后，他能有更多的時間集中到他準備已久的關于“重新思考20世紀中國的文化與政治”的研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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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毓海---胸懷天下的行者

張曉波 丁超

　　　一個文學批評家的出走
　　“是的，‘文學是國民精神的燈火’，可是在今天，這樣的‘文學’在哪里呢？這樣的燈火又在哪里呢？我一直在尋找這樣的文學，這樣的燈火，可惜的是，我還沒有找到。”
　　2002年，已經(jīng)被視為“新左翼”中堅力量的北大中文系學者韓毓海在一本充滿“攻訐與怨懟”的著作《知識的戰(zhàn)術研究》中如是說。自1997年開始延續(xù)至今的中國知識界的左右大論戰(zhàn)中，韓毓海的出現(xiàn)，實在是一件很突兀又很順理成章的事情。
　　1998年之前，30歲出頭的韓毓海，已經(jīng)是文學批評界相當知名的評論家。短短四五年間，韓毓海連續(xù)出版了四本著作：《新文學的本體與形式》《鎖鏈上的花環(huán)：啟蒙主義文學在中國》《摩登者說》《從“紅玫瑰”到“紅旗”》。就是放在今天來看，韓毓海當時的這些文學批評性著作，仍然凸顯銳氣和鋒芒。1991年，26歲的韓毓海博士畢業(yè)，其導師是著名的評論家謝冕，韓毓海當然繼承了其導師熾熱、浪漫的學術品質(zhì)，且文字多產(chǎn)。不僅是在北大，甚至在全國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領域，韓毓海也是眾所周知，他“年齡雖小，輩分卻高，上學早，出道早，成名早，這是所有神童學者的必由之路”（高秀芹語）。
　　很難預測，如果韓毓海仍堅守在現(xiàn)代文學評論領域，今日會有什么樣的作為。但很明顯，韓毓海的雄心并不在自如、優(yōu)裕的文學批評領域，恍然回首，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經(jīng)歷的人類文明、中華文明迎接大挑戰(zhàn)、實現(xiàn)大跨越、大發(fā)展、大轉(zhuǎn)變的空前時代。在《知識的戰(zhàn)術研究》一書的序言里，他已經(jīng)明確地說明了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在上世紀末遭遇到的尷尬。90年代，改革開放在經(jīng)歷了1989年至1992年的短暫休克之后，徹底開動市場經(jīng)濟的馬達，中國的經(jīng)濟快車開始了新一輪的高歌猛進。文學創(chuàng)作，在市場化的時代，越來越流水線化，并自覺走入資本主導的超市體系，直接明碼標價，任人采購。衡量文學成就的標準，從“國民精神的燈火”，轉(zhuǎn)化成了“發(fā)行量、版稅、銷售碼洋”等等市場化的標準。與上世紀80年代的整體文化熱語境相比，90年代學術文化界分化嚴重，高雅藝術、精英文化在開放且無引導的大眾市場面前遭受前所未有的冷遇，局面相當尷尬。
　　80年代，正是韓毓海孜孜求學的年代，他先在山東大學讀碩士研究生，師從著名魯迅研究專家孫昌熙先生（孫昌熙先生1953年在山東大學首開新中國以來的“魯迅研究”課程，可謂是吃螃蟹的第一人，1957年孫與他人合著的《魯迅研究》一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國最早的一部系統(tǒng)地研究魯迅的專著）。受導師影響，韓毓海對魯迅下功夫頗深，在此后的著作中，也常見到他對魯迅獨特的解讀，如2000年的《世界的疾病》一文，他這樣寫道：“正如魯迅1936年的患病和逝世被理解為：巨大的歷史災難，戰(zhàn)爭、民族的苦難最終凝結(jié)為核，在這個多災多難的秋天摧毀了中國的良心。而他的遺容或者病容被復制為石膏面模，永恒的保存下來，大上海萬人空巷，人們在他遺容前動容下淚，幡然悔悟。他的死變成了一個民族復活和蘇醒的慶典——這一切恰恰是由于造物主選擇了他最偉大的兒子來承擔‘一切疾病’并作出犧牲，才使得一個民族從疾病和死亡中徹底擺脫出來，從而走向真正復活和蘇醒，走向歷史的轉(zhuǎn)折。”一般文學研究者寫到這里已經(jīng)是“妄語歷史的出格之舉”，但是韓毓海的氣勢和雄心遠遠沒有打住，他接下來寫道：“而在20世紀的1936年和1976年，紹興周家的兩位長子就是這樣，分別以他們的疾病和逝世推動了歷史的轉(zhuǎn)折——推動了歷史的蘇醒和民族的復活。”這才是完整的韓毓海，也是他最有活力的所在。
　　1988年，韓毓海從山東大學考到北大讀博，研究方向從現(xiàn)代文學轉(zhuǎn)為當代文學，他就更有理由直接地跳離書齋，參與到現(xiàn)實的思想界的激蕩中去了。隨時代的大勢，韓毓海是大字小字都寫過，步行騎車不落下。可眼看80年代的文化熱已成過眼煙云，覆巢之下，文學批評這個本來算是文化熱中最熱門的行當，卻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了。韓毓海導師謝冕先生堅持主辦下來的“批評家周末”的活動，也抵不住90年代初起來的“個人”“消費”“掙錢”等等的煽動，慢慢辦不下去了。其實，撇開市場經(jīng)濟對人文學科的沖擊不談，90年代的文化界內(nèi)部本來就流行一種淺薄、單向度聲音：凡是“自由”的，宣傳“個人主義”的，講究“無價值判斷”，實驗的，先鋒的，審美的，就是好的，就是超脫一切意識形態(tài)影響的、最“純粹”的文藝；而凡是“左翼”的，強調(diào)“革命”的，有“階層立場”的文藝，都是“沒人性”的，是頑固，是余孽，是馬列主義老太太，是歷史的泡沫和殘渣。雖然當時媒體的宣傳還有一些些人格分裂的傾向，但隨著東歐劇變、蘇聯(lián)解體，文藝界、思想界內(nèi)部的價值觀反而一體堅固起來，學術界內(nèi)部的充滿思想性和政治性的嚴肅論爭也消弭了，到處彌漫著“歷史終結(jié)”的價值觀。而作為“國民精神燈火”的文學，還能活下去嗎？
　　在這樣去意識形態(tài)化的語境中，一個操弄“意識形態(tài)”武器、以真正的批評為業(yè)的文學批判家還有何用？是隨聲附和，奔忙于各種各樣的新書發(fā)布會，為形形色色的商品出版物鼓吹站臺，還是堅守書齋，焚膏繼晷，皓首窮經(jīng)，做著無人問津的學問，講著毫無聽眾的高頭講章？這樣的困境不僅困擾了韓毓海，更困擾了無數(shù)象牙塔里的知識分子，幾乎所有人都對知識和教育產(chǎn)生了嚴重的懷疑。一方面，物質(zhì)生活極大提高，物質(zhì)繁榮，汽車、別墅這些國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東西走進社會生活；另一方面，教育方面待遇很低，連北大都出現(xiàn)了根本留不住人的狀態(tài)。1997年，受當時《中國青年》雜志的總編輯彭波的邀請，韓毓海奮筆疾書《北大魂兮歸來》一文，并發(fā)表在《中國青年》五四專刊上，這篇直抒胸臆的文章滿頁流淌著書生意氣，凸顯出韓毓海的才子氣概、憂患意識和歷史責任感。但同時，這篇文章也已經(jīng)接觸到當時中國改革中的深層次問題——面對空前的挑戰(zhàn)與轉(zhuǎn)變，教育該到底怎么辦？百年樹人，北大到底該怎么辦？當時有人認為此篇文章是給北大抹黑，連主辦《中國青年》的團中央也受到很大的壓力，雜志甚至差點被停刊。但很快，中央召開了關于發(fā)展教育的會議，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慶慶典上，江澤民直接提出：在實施“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重點支持國內(nèi)部分高校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985建設從此轟轟烈烈開展起來。現(xiàn)在來看，《北大魂兮歸來》一文雖是書生意氣，但它表現(xiàn)出的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深刻的危機意識，卻撬動了中國改革中最深層次的問題的解決，功莫大焉。
　　1994年至1995年間開始的一場“人文精神大討論”，給出的結(jié)論是平面的——人文精神在市場化面前只有失落。其實從始至終，這場討論只局限在“精英知識分子”內(nèi)部展開，其討論的標準仍然是前現(xiàn)代的標準“何為人文”、“守住經(jīng)典”等等。其結(jié)果，市場只按照強勢利益集團設定的軌道繼續(xù)高速運轉(zhuǎn)，懷舊的知識分子繼續(xù)如竇娥般失落，自說自話。作為這場大討論的旁觀者，韓毓海后來如是評價：“人文精神大討論中知識分子的這種失落感并沒有導向?qū)υ兄R的反思，也不意味著這些知識的失落；在現(xiàn)實中，這種‘失落’的姿態(tài)反映的毋寧是，在當代經(jīng)濟社會的利益博弈乃至‘分配不公’狀態(tài)下，知識分子對自己‘精英’地位‘失落’的不滿和焦灼。”　顯然，韓毓海對于這一討論缺乏實際的內(nèi)容與內(nèi)在的深度，頗為不滿。
　　隨著自上而下層層推進的市場化的擴展，帶來的一個比較“良性”的結(jié)果：市場化的經(jīng)濟效益終于溢出，惠及到作為國家重點人才儲備庫的大學，同時，國家將教育、醫(yī)療、文化等也逐漸納入市場化的軌道，上層“精英”們的機會漸漸增多，批判性知識分子紛紛轉(zhuǎn)型，要不是徹底宅入書齋，淡化思想，積累學術，遠避批判；要不就是變身為公共媒體上常常現(xiàn)身的“姿勢分子”，半引導半迎合大眾審美取向，與大媒體時代合歡而舞。當時寥落的幾聲對世界終結(jié)圖景和市場化狂潮的批判，漸漸落得講者慷慨激昂，聽者麻木不仁。
　　90年代中后期，中國改革遇到了較多深層次問題，特別是資本全球化給中國帶來了極大挑戰(zhàn)：中國的過度出口，依賴于美國等發(fā)達國家的過度消費，國內(nèi)基層民眾的生計提升，依賴于先富者的“滴漏效應”，這種模式的“全球化”是否可以持續(xù)？思想界急需更新理論視野和理論方法，以深度分析和批判當代的狀況。“人文精神大討論”沒有觸及到的思想領域，90年代末必須要進入了。紛亂的時代給思想界出了題目，但答卷遲遲交不出，一場大論戰(zhàn)呼之欲出。1997年底，汪暉在《天涯》（1997年第5期）雜志刊發(fā)《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這篇批判性檄文高度概括了80年代啟蒙主義在90年代的無力與失語，并提出了90年代的新問題：知識界如何在全球性的新自由主義本質(zhì)化語境中突圍，是鸚鵡學舌、人云亦云地歡呼“歷史終結(jié)”？還是尋找另一種歷史的可能？該文提出，中國思想界必須重新喚回批判的精神，重新回到政治經(jīng)濟學領域。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篇文章產(chǎn)生的巨大反響，遠超汪暉本人的預想。
　　什么是當代中國的真問題？1998年，韓毓海以高調(diào)的姿態(tài)，介入了這一場改變其學術道路的論戰(zhàn)。這場“新左翼”與自由主義的論戰(zhàn)，不僅撕裂了20世紀末中國思想界的地圖，甚至于在今天，分裂始終在加劇，而不是彌合或?qū)υ挕?BR>　　韓毓海第一篇關于左右論戰(zhàn)的，是刊發(fā)于1998年《天涯》第1期上的《市場意識形態(tài)的形成與批評的困境》。他提出：發(fā)達國家和國內(nèi)先富階層主導和推動的市場化和全球化進程正面臨根本性的挑戰(zhàn)，中國在經(jīng)濟結(jié)構、發(fā)展模式特別是思想文化思維方式上面臨全面挑戰(zhàn)，目前的發(fā)展模式和發(fā)展道路不可持續(xù)，支配當代中國與世界的發(fā)展模式已經(jīng)落伍，中國正面臨著新一輪思想大解放，以克服廣大基層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zhì)文化需要，與舊的市場化、全球化發(fā)展模式之間的矛盾。在該文中，韓毓海作為知識共同體的一員，對90年代末知識界的庸俗展開了批評：“在這個合理化的，很少被反思的知識體系知識制度中，知識分子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個日漸溫馴的‘博雅之士’。真正造成知識分子‘邊緣化’的，并不是籠統(tǒng)的市場化過程，它恰好表現(xiàn)為在這個科層制社會里知識分子的專家化和精英化，而在此意義上社會功能性的喪失與有機知識分子的消失是一個同步進行的過程。”
　　對比人文精神大討論時所謂知識分子的“失落”感，韓毓海的判斷要準確的多、深刻的多。知識分子是“失落”了，但“失落”的不是知識分子的“特權”，而是“社會功能性”。而在1998年，為新自由主義合法化提供辯護的專家與精英們，自以為是前所未有地掌握了文化領導權，產(chǎn)生樂觀主義錯覺。而歷史終結(jié)的最后勝利，恰是專家精英們親手構造的假象。
　　1998年，不愿做“埋沒于假象中的文學評論家”韓毓海出走了，走向更為廣闊的公共領域和政治經(jīng)濟學領域，在“攻訐與怨懟”中橫沖直撞，毫無懼色，論戰(zhàn)領域跨越大學教育、知識產(chǎn)權、歷史地理、城市研究。四年后，韓毓海如是評價自己的這番毅然決然的出走：“一個人只有生活在攻訐怨懟之中，夸大點說，只有生活在真實的斗爭中，他才能感到生命的意義。”韓毓海的這番出走，按照他在1998年至1999年一系列的論戰(zhàn)文字的說法，是不滿于新自由主義體系下的思想界無力狀態(tài)，是要勘探當下歷史的真實圖景。而這一真實的獲得，只有在更為廣闊的對現(xiàn)代中國歷史曾經(jīng)發(fā)生的翻天覆地的變革的強烈關注和探求之中，才能真正明白其內(nèi)在動因。
　　
觸摸革命：歷史與經(jīng)驗
　　韓毓海1965年出生在山東膠東煙臺，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并非與其擦肩而過，恰恰相反，與其家族的際遇緊密相關。中國百年革命與波折，山東幾乎都首當其沖：甲午戰(zhàn)爭，膠東北洋軍港，為日本摧毀，洋務運動三十年之艱辛一旦成灰燼；義和團運動，山東是發(fā)源地之一；五四運動之爆發(fā)，為奪回膠東主權，也是成因之一，抗戰(zhàn)軍興與人民解放戰(zhàn)爭，膠東是共產(chǎn)黨的根據(jù)地。如此，膠東的知識分子思考國族命運，不是應有之義嗎？
　　在韓毓海的回憶中，從小一直到十幾歲，他都是跟著自己的姥姥姥爺在膠東的農(nóng)村生活。而姥爺傳奇的經(jīng)歷，幾乎能勾畫出一部曲折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姥爺很小就闖關東，當時還是偽滿洲國時期，竟被選拔去日本學日語，回滿洲后，就成為了買賣襄理，后創(chuàng)辦了吉順絲房，對外（主要是日本）出口中國絲綢，曾經(jīng)去過十幾次的日本，日語相當流利，在東北當時的所謂民族資本家中是一個很著名的人物。
　　但是韓毓海的姥爺最后還是變成了道地的農(nóng)民，這里有段一波三折的傳奇故事。姥爺?shù)墓臼强孔鋈毡镜馁I賣維持的，帶有買辦性質(zhì)，1945年日本投降后，公司就自然衰弱了。1948年，沈陽圍城，他把自己的妻子女兒（韓毓海母親）送到了北平，后來自己也到了北平，全家投靠一戶北平的遠房堂哥。但是這戶遠方堂哥偷偷侵吞了姥爺投靠時自帶的財產(chǎn)，沒有辦法，姥爺只好帶著老婆孩子回老家膠東黃縣繼續(xù)做農(nóng)民了。回膠東之后，姥爺什么都沒有，只有祖上傳下的幾幢房子，因此后來土改劃成分被定為了中農(nóng)，而侵吞自己財產(chǎn)的那個遠方堂哥，解放后因為說不清楚自家東西的來源，反倒壞事了。
　　韓毓海就是在這么一個大環(huán)境里懵懂長大的。根據(jù)韓毓海的回憶，很小的時候，姥姥就一直認為新社會真好，人民公社的時候，每逢組織鄉(xiāng)民修河、秋收，她就去自愿做飯，所以家里貼了很多勞動光榮的獎狀。為什么經(jīng)過新舊社會的姥姥會說新社會好？新社會又是好在那兒？姥姥對韓毓海說得很清楚：“人，尤其是男人，一旦有了錢，就會變壞了，你姥爺也一樣！現(xiàn)在新社會多好，想變壞都沒法變，環(huán)境多安定！”
　　韓毓海對于農(nóng)村公社的記憶猶新，今天的人看那個時代，總覺得物質(zhì)上是匱乏的，不過小時候的他感覺并不太明顯，因為膠東地區(qū)不論什么時候都還是比較富裕的。他清楚地記得當時村里有兩個廠，一個是玻璃管廠，另一個是提籃廠，把玉米皮編成草籃子，而且還能出口，“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的姐姐和姥姥就利用晚上的時間編織玉米皮，勾成網(wǎng)袋和墊子，當時幼小的他則負責把玉米最里面那層嫩皮剝出來，當時大家做這個都不能賺私錢，收益都算村集體的福利。
　　回顧童年時代的生活經(jīng)驗，姥爺對于中國革命的粗淺看法，恰恰給了韓毓海啟蒙似的思考空間。姥爺這樣一個民族資本家，是如何看待共產(chǎn)黨的革命成功的呢？這位從沈陽圍城而逃奔出去的“資產(chǎn)階級”這樣講：“共產(chǎn)黨能打仗，日本人打不過他，后來美國人也打不過他，愿賭服輸，這就是槍桿子里出了政權，你不服能行？共產(chǎn)黨確實把下等人當人，不是當想扔就扔的抹布、想拉就拉的壯丁、想征就征的捐稅、想糟蹋就糟蹋的妓女，董存瑞是真的、劉胡蘭也是真的，老百姓誰知道什么是共產(chǎn)主義，只要跟上共產(chǎn)黨，要地有地、要公道有公道，窮鬼要當家哩，董存瑞、劉胡蘭不為別人，為他們自己哩。如果沒有毛澤東，就肯定會回到封建主義。毛澤東使社會上層變成了下層，社會掉了個個兒。毛澤東即使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老百姓也沒有多少埋怨毛澤東的，為什么？毛澤東把話說在前面，大家都是新中國的新主人，成績是大家的，錯誤也人人都有份，大家都相信這個話，文化大革命也是群眾的事。過去政府的好話，都是說說罷了，沒有真干的，共產(chǎn)黨不含糊，說了就干，而且還要實現(xiàn)，毛主席的話，那不是說著玩的，毛主席死了，大家害怕，害怕什么？怕沒有說話算數(shù)的了。共產(chǎn)黨靠什么？靠說話算數(shù)，做生意必須講誠信，共產(chǎn)黨為什么作成了這個大買賣？人家說得到，做得到哇！”
　　很難確定少年時代的韓毓海能博聞強記多少書本知識，但韓毓海卻清楚地記得這樣一件事情：1976年的某一天，正是“狗都嫌”的年紀的他，爬進一個果園偷果子，被看園的老大爺抓到，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他正等著挨訓，老大爺卻已經(jīng)眼淚盈眶，“孩子，回家去吧，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在了。”淘氣的他逃脫了一次訓斥，卻永遠記下了老百姓對毛澤東發(fā)自內(nèi)心的熱愛和紀念。多年以后，他在自己的著作《天下》中的《盧舍那》一篇中用最飽含敬意的文字向毛澤東致敬——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人人皆可成佛陀。而所謂佛陀，便是那個為天下饑荒打開自己谷倉的人，是那個為了世上的不平犧牲了全部親人的人，是那個觀看《白蛇傳》淚流滿面、拍案高呼“不革命行嗎？”的人，是那個面對世界上最大的強權，輕輕作了一個手勢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人。
　　無論如何，對中國革命的情感記憶一定是和韓毓海后來的學術研究旨趣掛上鉤的。其一，無論是以現(xiàn)當代文學還是歷史變遷為出發(fā)點，韓毓海的問題意識始終明確：究竟什么才是中國革命的真正內(nèi)在動力。其二，不以自身體位決定價值偏好，不是“屁股決定腦袋”，不從既得利益出發(fā)指責人民群眾、哪怕是底層人民的愚昧與錯誤，而是從來都以人民的根本訴求和內(nèi)心感受為落腳點。恰如韓毓海在回憶時一再強調(diào)的，青少年時代的一切經(jīng)歷都讓他產(chǎn)生強烈的探求欲：什么才是中國社會變化的內(nèi)在邏輯？
　　從學術路徑上說，文學當然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口。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學作品一樣，充滿如泣如訴的幽怨與橫眉冷對的怨懟，這是第三世界國家性格、民族危機鍛造的文藝樣態(tài)。從魯迅傳承下來的整個新文學主流線索，都內(nèi)在包涵了國家與民族的危機。但文學研究也有其缺陷：敘事的指向，是陳述性的，非論述性；文學的論題是曲折展開的，非直接面對歷史。如契訶夫所謂，小說陳述的是“病態(tài)”，而不是“大夫”。要搞清楚中國百年變遷的內(nèi)在理路，單純靠文學研究，就顯得太捉襟見肘。
　　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界一個極有趣的現(xiàn)象：一方面，各學科之間人為設置的屏障越來越多，學人大談規(guī)范問題，甚至不同學科之間，老死不相往來，自己的禁臠他人不得觸及；另一方面則呈現(xiàn)相反的趨勢，人文知識分子開始關注經(jīng)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科學研究者則大談文化、哲學，法律學者更是因為其先天優(yōu)勢，被傳媒極大公共化。前者是學術科層化的結(jié)果，旨在培養(yǎng)專業(yè)學者，有意識地淡化知識分子的有機性和批判性；后者的出現(xiàn)，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拜現(xiàn)代傳媒所賜，也是反學院政治的結(jié)果。
　　回到1997年開始的左右論戰(zhàn)，算是人文知識分子的內(nèi)戰(zhàn)，而論題的設置，卻是全球化、市場化不可預見的后果與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fā)。韓毓海曾經(jīng)說，《知識的戰(zhàn)術研究》一書算是這場論戰(zhàn)的結(jié)果，但實際上其身份已然轉(zhuǎn)換。今天回頭看當時的論戰(zhàn)，更大程度上還是人文知識分子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之戰(zhàn)，缺少實際的歷史內(nèi)容與現(xiàn)實爭辯，西方的理論色彩和思辨性過于強烈，不免影響到現(xiàn)實領域的大眾接受，更讓人比較失望的是，思想界的左右之爭中似乎“左翼”占了道德的上風，但絲毫沒有影響到當時自由市場經(jīng)濟制度的制定跟推廣。“左翼”如何尋找自身的歷史資源、形成自己更有中國特點的理論并影響執(zhí)政者的政策制定呢？這似乎遇到了新的瓶頸。
　　韓毓海2000年左右在韓國訪學，在學術進路與現(xiàn)實關切上，他似乎都遭遇了嚴重瓶頸，他將之定義為“不成熟”——“不成熟”，這實在是讓人慚愧的境地，尤其是在我這個年齡的“學者”們都大抵已經(jīng)自成一家、立言立德的時代。然而比起成熟二字，我還是更偏愛“不成熟”……“不成熟”是最高的境地，是比鄰真實的所在——韓毓海如是說。“左翼”在理論辯論之后往哪走，如何去積極影響中國的現(xiàn)實，這確實成了一個真問題。
　　1999年，北約的導彈精準地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帝國主義，用最實際和粗暴的方式給所有中國知識分子上了一課。外部世界的問題必須還原到內(nèi)部世界，這是世紀末的新問題，同樣又是百年中國革命的老問題。2002年年底，《知識的戰(zhàn)術研究》一書出版，同年，韓毓海在《書城》雜志刊發(fā)表《一篇讀罷頭飛雪》一文，結(jié)合中國當下的處境，韓毓海重新溫習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他在文中再一次強調(diào)了費正清的結(jié)論：“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王朝虛位的時代，是一個國家能力極端衰弱的時代。廣州作為一個城市的衰落，就是中央國家能力衰落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
　　強調(diào)費正清結(jié)論并不是韓毓海想說的重點，韓毓海本人更不是費正清觀點的擁躉。他要做的事情是重回歷史，從歷史再出發(fā)。2002年至2006年韓毓海“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他出行東北、華北、中原、西南甚至韓日，以這些行路為起源，結(jié)合歷史的思考，他以《書城》為陣地發(fā)表一系列才氣縱橫的文章，其中《香巴拉的中國》一文獲得了中國作協(xié)首屆郭沫若散文隨筆獎。2004年的這些文章論題看似分散，有對東北老工業(yè)基地、云南香格里拉、上海城市的變遷、北京的水系規(guī)劃、河南“土寨子”等的研究，還有對日本、美國制度史上的研究和探索。歸根到底還是一句話，無論是讀書，還是出行，韓毓海要弄清楚什么才是中國近代革命的歷史經(jīng)驗。從1998年左右之間的理論戰(zhàn)，進入革命歷史的內(nèi)部世界闡發(fā)問題，韓毓海在尋找一條應有之道。
　　2006年，《書城》的文章結(jié)集出版，是為《天下》，《天下》出版后，引起了“人民網(wǎng)”“新華網(wǎng)”等主流網(wǎng)站的極大關注，而稍微草根一些的“天涯網(wǎng)”的“關天茶舍”也組織網(wǎng)友對韓毓海做在線訪談，“關天茶舍”是新自由主義擁躉的大本營之一，訪談中，雙方火花四濺。韓毓海在訪談中明確提出考量現(xiàn)實不能從簡單的感覺出發(fā)，而必須要有“歷史學者”的“眼光和方法”——歷史學，不僅僅是專屬“歷史學家”們的，也屬于所有思考歷史問題的人，而歷史學的方法，不僅僅是史料的搜檢和論證，更是一套闡釋世界變遷、人心變化的綜合分析能力。
　　還是在上面提到的《一篇讀罷頭飛雪》一文中，韓毓海第一次在公開的文章中使用“國家能力”這一詞匯來進入并探討中國近代以來所遭遇的種種問題，在這之后的一系列文章中，他開始系統(tǒng)探討該詞，并從此為自己打開了一個全新的闡釋空間。后來集大成者的《五百年來誰著史》這本著作，就是他對“國家能力”此問題的徹底考察的總結(jié)。
　　對國家命運的再思考
　　新世紀前后的各種有關中國國情的爭議，都有比較典型的特質(zhì)，即從理論辯難轉(zhuǎn)向歷史真實的討論，從對于中國歷史的虛無主義一概否定轉(zhuǎn)向比較嚴肅認真的探討。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中，絕大部分學者給中國近500年來的歷史定下了“封建保守、閉關鎖國”的抽象斷語，進入新世紀，500以年來全世界經(jīng)濟數(shù)據(jù)的公開（中國一直領先到19世紀中葉），再加上關于中國明清以來歷史研究的極有洞見的西方著作（《白銀資本》《大分流》等）引進中國，如果再簡單地對中國歷史下“愚昧黑暗”之類的評價已經(jīng)顯得非常淺薄無知。2006年中央電視臺《大國崛起》系列專題片播放更是觸發(fā)了中國思想界的敏感神經(jīng)：何為“大國”？“大國”如何崛起？中國如何再度成為“大國”？而這些都是近一百年來中國的志士先賢們最關切的問題。
　　無論是民間讀書界通俗歷史熱的推波助瀾，還是電視媒體講史節(jié)目的熱播，背后都是圍繞“大國崛起”這個議題下的全面展開。但僅有聒噪的炒作，顯然不足以回答真正的問題，學術界呼喚真正有分量的著作。2009年末，韓毓海的《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恰逢其時推出。韓毓海在該書的序言中提到，寫作本書的一個很大動因，是因為他在去山西長治給當?shù)氐幕鶎诱賳T講歷史，講現(xiàn)代中國革命成功的內(nèi)在動因。他從基層問題入手，開始探討國家的組織能力興衰問題。而這之后，他在美國紐約大學進行了半年的訪學，紐約大學旁邊恰是華爾街，2008年開始的世界金融危機，正是從華爾街的次貸危機開始并逐漸席卷全球的，得天獨厚的條件讓他得以親身體驗華爾街的“哀鴻遍野”，并展開對“貨幣和金融”近距離的觀察和思考。當然，怎么理解“貨幣金融政策”在大國興衰中的作用，也成了《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中的核心議題，這也是探討“中國為何衰落及如何崛起”這一命題中相當獨特的視角。韓毓海的大歷史觀從此布局，即以“基層組織”、“財政金融”、“世界大勢”為三個支點，重新審視世界格局中的中國興衰。
　　《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回顧了1500年以來的五百年，中國始終處在一個變化的世界體系中，從中心到逐漸被邊緣化。具體來說，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的瓦解過程與中國的衰弱構成了一個同步化的過程。中國的明代時間跨度達三個世紀。開國的恢弘與國家的鼎盛，奠定了在東亞開拓朝貢體系的基礎。與一般認為的明代封閉保守相反，明代恰恰致力于與周邊（南洋、西洋、北元、俺答、瓦剌）建立穩(wěn)固的經(jīng)貿(mào)關系。這一關系的建立，在名義上，是以中國對朝貢國加以“恩賜”，而其世紀內(nèi)容，則是以白銀為基礎的雙邊貿(mào)易關系。15世紀，明帝國的遠洋艦隊抵達東非，國家力量輻射整個東亞，從此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初步形成。這個體系有兩個重要的內(nèi)容，在北方與西北，是陸路的交通貿(mào)易體系，通過長城兩邊的關口與貿(mào)易點，以中國的茶葉、絲綢，換取蒙古的馬匹、皮毛等。而在東北與南洋的朝貢體系，則是通過以琉球為中心的海洋貿(mào)易體系的構筑完成。
　　但朝貢體系在鴉片戰(zhàn)爭前后，被徹底瓦解了。是什么力量瓦解了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貿(mào)易體系。在韓毓海看來，正是“國家能力”的下降。“國家能力”下降，首先表現(xiàn)在清朝嘉慶道光朝的紋銀外流。英國通過征服印度，獲得了在亞洲的據(jù)點，從而使得其能大量種植鴉片，并通過向中國輸入鴉片的方式來逆轉(zhuǎn)貿(mào)易逆差。而中國白銀的大量流失，導致國內(nèi)問題叢生，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國家支付能力的下降，國內(nèi)貿(mào)易網(wǎng)絡也因之衰弱。清代至鴉片戰(zhàn)爭前后，很多學者已經(jīng)意識到國家能力下降這一問題的嚴重。經(jīng)學家龔自珍、魏源對于世界格局的重新討論，對于邊疆問題的極端關注，其內(nèi)在的含義是，中國已不是天然的世界中心。
　　晚清的格局，一再惡化；上層腐敗無能、下層一盤散沙，國家組織能力，不斷下降。連清末的改良主義者康有為都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500年都沒有自主主權貨幣，貨幣靠外國進口白銀。所以他提出首先需要廢除白銀，發(fā)行國家貨幣，設立國家銀行。這是相當有前瞻性的見解。但韓毓海在書中明確提出，康有為只看到了問題的表面，沒有看到實質(zhì)——清末的國家主權實際上已經(jīng)遭遇帝國主義的嚴重瓜分，海關的稅收管理者都是外國人。沒有主權，何來財政自主？更談何金融自主權？
　　再回到歷史，孫中山辛亥革命重要內(nèi)容之一，就是貨幣革命，但可惜的是，這一目標并沒有實現(xiàn)。1935年，國民黨“四大”，蔡元培重提廢除白銀，采用法幣，但是究竟用什么來作為抵押發(fā)行貨幣？借英鎊還是借日元？國民政府最后用了英鎊。《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反復提到了近現(xiàn)代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中國沒有主權貨幣，沒有相應自主的金融系統(tǒng)。而這一問題的徹底解決，只有通過共產(chǎn)黨革命確保國家主權后才能完成。
　　從明至清，國家能力的下降的一個外部表現(xiàn)，是領土主權、貿(mào)易主權、財政主權的一再被破壞。而內(nèi)在根本原因，是國家組織能力的問題。關于這一問題，《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中追溯到11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新法改革，在韓毓海看來，宋王朝不是經(jīng)濟不發(fā)達，是沒有政治，國家沒有對地方的有效治理，治理主要依靠士大夫，治理者缺位，下層依賴胥吏和劣紳，也就是今天社會學一再強調(diào)的鄉(xiāng)紳政治模式。當時的中央權力，只能抵達縣級單位，縣以下則由不拿正式工資的基層事務員——胥吏和獲取功名的士紳治理。這種治理模式勢必沒有組織能力，沒有動員能力，更遑論北邊的國防能力，王安石實施新法的起源正在于此。《五百年來誰著史》引述這一段是為了解釋中國共產(chǎn)黨的革命為何成功，韓毓海堅持的仍然是“左翼”的立場——共產(chǎn)黨人自一開始，就從基層動員、組織、教育人民，反對封建等級制，打破了“鄉(xiāng)紳政治”的傳統(tǒng)模式，這種組織能力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一能力，并由此保證了中國革命的成功。而中國革命的成功的真理是：只有發(fā)動組織人民參與進來，才能完成中國的民主化，而不是通過兩三個所謂民意代表來鼓吹民主。今天，共產(chǎn)黨人遇到的問題，不是民主化不夠，而是組織與發(fā)動人民的能力嚴重下降。
　　近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于“國家能力”的強弱，而具體的“國家能力”正體現(xiàn)在“基層組織動員”、“貨幣政策把握”及“建立世界眼光”等方方面面——這是本書最核心的推論，也是對當下中國最具有啟發(fā)意義的理論資源之一。
　　《五百年來誰著史》是一本個人學術風格強烈的著作，卻一再成為中國圖書排行榜上的常客，在各個讀書論壇，反響相當激烈。筆者查閱，該書在某新聞網(wǎng)站上來自新聞報刊的報道，就達到了477條，而在豆瓣社區(qū)，僅網(wǎng)友自發(fā)寫作的書評，達到了37篇之多。這些數(shù)據(jù)，遠不足以概括本書在讀書界的轟動效應。日本學者緒形康，將這本著作將其與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柄谷行人的《世界史的結(jié)構》相提并論，認為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學術成果，目前，《五百年來誰著史》的日文、英文版本正在翻譯中。在倡導“以科學發(fā)展為目標，以轉(zhuǎn)型跨越發(fā)展為主線”的戰(zhàn)略轉(zhuǎn)折期，中國黨政高層也極為重視這本著作，在一部名為《高層領導推薦著作》的書中，《五百年來誰著史》為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推薦的著作，以注重實踐的思想、學者型官員著稱的袁純清推薦，并且結(jié)合科學發(fā)展觀的推行，大力強調(diào)改造作風、文風和學風，這是極其令人深思的。在與此書寫作動因密切相關的山西，省委的主要領導同志也都極其重視本書，并號召山西的黨員干部都來閱讀學習本書。為何？山西省是目前國務院批準的唯一在全省域、全方位、系統(tǒng)性的進行資源型經(jīng)濟轉(zhuǎn)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的區(qū)域，很明顯，《五百年來誰著史》的論點及思路將對山西的全面轉(zhuǎn)型跨越、大力推行科學發(fā)展觀起到極大的幫助。
　　自新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力量的上升，一再成為世界各國媒體報道的頭條。或是中國威脅論氣囂塵上，或是中國崩潰論嘩眾取寵。與之相呼應的，是中國內(nèi)部世界的聲音呈現(xiàn)出更為多樣化的色彩。左右之爭的格局中，山頭頗多，新權威主義、新儒家、新自由主義、新民族主義等等，但縱觀這些流派，理論多、實踐少，愛意氣用事、少綜合考慮，所以也很少被當政者作為可行性高的理論資源，但為何恰恰是韓毓海的“國家能力的闡釋”能被高層廣泛接受，究其原因，是因為他進入了更深層次的歷史內(nèi)部去尋找中國的癥結(jié)所在，強調(diào)中國國家能力的提升，就是國家民主決策能力的提升，是應對世界大挑戰(zhàn)能力的提升，是人民群眾主體性的提升，同時全書展示了新的世界視野與現(xiàn)實考慮，從長期歷史和世界格局變遷中，闡發(fā)了中國革命、中國改革的劃時代和創(chuàng)世紀意義，闡釋了中國道路與中國共產(chǎn)黨之間的深刻內(nèi)在聯(lián)系，這是一條獨特的學術進路，卻將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知行”完美合一。
　　《五百年來誰著史》寫就，韓毓海曾經(jīng)承諾，這部書還將有下部。現(xiàn)在，這部書只寫到了晚清，這接下去的一部，勢必是關于中國這一百年來革命的具體討論。在中國社會組織遭遇嚴重問題、群體性事件一再噴發(fā)的今天，在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世界結(jié)構大調(diào)整的今天，如何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執(zhí)政實踐提供新的思路，如何以科學發(fā)展的方式，解決舊的生產(chǎn)、發(fā)展方式與人民群眾的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當然是一種巨大挑戰(zhàn)。在近期的文章和講座中，韓毓海詳細強調(diào)了“為應對復雜問題、多元矛盾的創(chuàng)造性實踐、博弈能力”、“從最基層組織、動員和服務人民群眾的能力”、“從總體的世界歷史變遷中進行戰(zhàn)略決策的能力”，是中國共產(chǎn)黨戰(zhàn)勝難局，取得勝利的能力，他尤其以重慶、山西、廣東、內(nèi)蒙等省市強力推行科學發(fā)展，為新的轉(zhuǎn)型跨越破釜沉舟、“殺出一條血路”為例解釋何為“中國能力”，比如黨員干部的“三進三同”、鐵腕手段的“打黑風暴”、將內(nèi)需與民生結(jié)合，推動經(jīng)濟發(fā)展由資源要素向技術、資本和創(chuàng)新要素跨越等等。而對中國近現(xiàn)代革命和建設中，共產(chǎn)黨數(shù)次扭轉(zhuǎn)局勢、把社會變化從量變引向質(zhì)變的能力，更是韓毓海當下最新思考的內(nèi)容。
　　1998年至2010年，12年間，韓毓海從左右論戰(zhàn)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霸權、文化同質(zhì)化開始，進而探求國家革命的歷史動力，并轉(zhuǎn)向重點探討共產(chǎn)黨人的基層組織動員能力，以及扭轉(zhuǎn)局勢、將社會從量變引向質(zhì)變的執(zhí)政能力，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學者在自覺地增強主體內(nèi)在解決問題的決斷能力，并在政治思考和理論實踐雙向度上走向成熟。
　　韓毓海是十分幸運的，幸運在于他生活在這樣一個空前的大時代，幸運在于因為他積淀在血液中的愛國情懷，始終鞭策他與中國共歡樂、共憂患。
　　“新左翼”，這個曾經(jīng)具有強烈批判性的“不成熟”色彩，已在學者韓毓海身上逐漸褪色。走向成熟不是簡單的尋求穩(wěn)妥，而是從批判走向建設的高度飛躍。
　　這正是韓毓海十余年的大轉(zhuǎn)變，也是“新左翼”代表性的轉(zhuǎn)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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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紀蘇——感時憂國的戲劇家

劉濤

行走到今天，黃紀蘇先生修成兩個鮮明的形象：一是“新左派”，二是戲劇家。黃紀蘇先生就是以這兩種形象名世：“新左派”是其立場；戲劇是其主要的表達方式。迄今，黃紀蘇先生已有三個影響頗巨的戲：《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和《我們走在大路上》。除戲劇之外，黃紀蘇先生還出版過一本論文集《與精英保持距離》，此書收錄了其十幾年所寫的一些文章，此外尚翻譯過一些作品，比如阿蘭？萊特曼的小說《愛因斯坦的夢》等。
　　左翼作家最容易受人詬病的是，他們盡管為弱勢群體或底層民眾搖旗吶喊，但是本人卻過著資產(chǎn)階級花天酒地的生活。可是，黃紀蘇先生言行一致，能夠躬親其所倡導的觀念，他的主張可以落實在行動中。黃紀蘇先生為人樸素，他的很多朋友寫其印象時，都覺得他像勞動人民，他也自覺地“與精英保持距離”。黃紀蘇一直從事戲劇創(chuàng)作，他在劇團倡導集體創(chuàng)作的創(chuàng)作模式和平均分配的分配模式，主動讓渡他所得應得的聲名與報酬，他說：“不論我們用大劇場還是小劇場，不論是用雜文，還是用散文，還是用詩歌，或者用任何一種藝術形式，任何一種思想方式，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對剝削、壓迫的社會原則進行批判，這一切都發(fā)生在這個體系里面。我們一邊要反對這個東西，一邊又要使用這個東西。做《愛情螞蟻》的時候，我就提議過，咱們能不能在舞臺下面也搞一點社會實驗呢？能不能在演職員臨時湊成的小社會中，實現(xiàn)一點我們的社會理想呢？比如說，別建立一種那么殺氣騰騰的社會關系？……我們所以要強調(diào)集體創(chuàng)作，就是看不慣社會把正當?shù)姆止ぁ]什么大不了的差別轉(zhuǎn)化為一種剝削壓迫的等級制。……集體創(chuàng)作的第二個方面的含義是經(jīng)濟上平均分配，也就是部分崗位，一律拿總收入除以總?cè)藬?shù)。”（參見《旗與歌——在北大的六次對話》，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12－13頁）黃紀蘇臺上與臺下一也，臺前和臺后一致，而很多左派藝術家則是臺上反對剝削與等級制，臺下則以此牟取名利。戲背后的戲，臺下的故事，更能見出黃紀蘇先生的本色。
　　要看黃紀蘇如何成為黃紀蘇，須研究迄今他所走過的路。大略言之，可以將黃紀蘇先生目前所走過的路分為求學時代和工作時代，當然二者并非截然分開，工作亦是學習。求學時代是積累能量時期，工作時代其積累的能量已通過戲劇及其他方式得以顯示，惠及世人。
　　家學、洋插隊與時代烙印下的思想草稿
　　黃紀蘇出生于學術世家，其祖父是著名西北史地學家黃文弼先生，其父親黃烈亦是社科院歷史所的著名教授。黃紀蘇曾寫過一篇文章《我的祖父黃文弼》，由此我們大體上可以看出黃老先生一生的行跡。在這篇文章中，黃紀蘇寫道：“我跟祖父接觸不多，他66年去世我剛十歲，印象中是個揣著手、駝著背、氣喘吁吁、踽踽獨行的干瘦老頭。我們雖在一院，但我很少進他的房。只記得跟他說過兩次話，一次初識東南西北，奔走相告之際也去給他演示一番，他雖贊不絕口，卻無任何實物獎勵。第二次‘文革’抄家不久，他找我去交流學毛主席語錄體會，指著墻上貼的‘領導我們事業(yè)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chǎn)黨’侃侃而談，待我如平輩，那是種奇怪的感覺。而我待他呢？現(xiàn)在也說不清，因為，他精神失常了。”（參見黃紀蘇《與精英保持距離》，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20頁）
　　考古學界稱黃文弼先生是“享譽國際學術界的中國新疆考古學家”，但在黃紀蘇眼里，他是“悶干型勞動者”、“個性有些杠頭”，對“國家民族與生俱來的承擔”，人也有“情趣”。黃文弼先生更像古代的君子，品行道德堪為楷模，他作考古研究，亦有較深的用意，與今日考古學專家不同。日后，黃紀蘇先生其實也大抵如此：悶干、杠頭、有擔當、有情趣。祝東力談及黃紀蘇的時候，著重點也放在了這幾個方面，他寫道：黃紀蘇“仿佛80年代舊人，樸素內(nèi)斂，形貌氣質(zhì)更像普通勞動者，而迥異于一般所謂知識分子”。又道：“紀蘇是散淡之人。他上班，單位靠近后海。有時，中午天氣晴好，他會興之所至，租條小船劃到湖心，在清風日麗中物我兩忘，以至于枕槳而眠。工作之余，他有時幾個小時，沿舊城胡同信步盤桓，玩味其風物人情。”又道：黃紀蘇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祝東力：《與精英保持距離？序》），盡管黃紀蘇似乎與黃文弼老先生接觸不多，但其日后所形成的品格與趣味卻與之如出一轍。
　　1966年，黃文弼先生受到?jīng)_擊，其時黃紀蘇剛十歲。談及其時狀況，黃紀蘇講過一個比喻，他說在美國留學時，曾在餐館打工，一次那個黑人大師傅看見一只小老鼠，它還非常稚嫩，走路尚搖搖晃晃，大師傅一把就將小老鼠抄起，然后隨手丟進熱鍋之中，那個小老鼠忽然在鍋中飛竄，速度驚人。黃紀蘇說，經(jīng)過那件事之后，他幾乎一夜就成熟了，就如同那只小老鼠。然而很奇怪，一般而言，1949年之后受過沖擊者的后人，因為家仇，現(xiàn)在往往是自由主義者，可是黃紀蘇卻是著名的左派學者。關于這個問題，黃紀蘇說，毛澤東時代有很多好的品質(zhì)，比如人道主義、平等主義的教育等。黃紀蘇從小受到的教育是這樣的：經(jīng)過大糞車的時候，非但不要快步跑過，反而甚至會放慢腳步；路上見到殘疾人的時候，不要以異樣的眼光去看別人，眼光要平平和和。黃紀蘇還談起過一件事，一次他和同學們?nèi)ケ本┙紖^(qū)學農(nóng)，住在一個老大娘家中，那個陌生的老大娘待他們?nèi)缱樱麄円啻洗竽锶缤赣H，相處起來極其融洽。人與人之間的這種平等關系，至今讓他懷念，然而80年代之后，資本邏輯漸成主導，競爭成為人際關系的主流，之前的那種平等關系，受到了極大的挑戰(zhàn)。之后，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兩級分化的問題也就出現(xiàn)了。黃紀蘇說，他有天傍晚經(jīng)過王府井大街，眾人僵硬著臉，人流像冰川一樣，倒是看一對瞎子夫婦神色柔和，像在花園里散步。真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黃紀蘇因為身體原因沒有去插隊，也沒有讀大學，之后他一直在社科院考古所工作。在考古所工作期間，他一直在思考關于平等的問題，讀了大量西方哲學的書籍，作了非常多的筆記和卡片。其時黃紀蘇的思考后來集中體現(xiàn)在他在中央財經(jīng)大學的演講中，就是那篇《高高低低話平等》，黃紀蘇的立場、關懷和志向由此可以清清楚楚地見出。黃紀蘇盡管被稱為左派，但通過這篇文章他與左派之間的異同也能清楚地見出。黃紀蘇花費了如此多的心血去研究平等問題，因為這既是他本身面臨的問題，也是時代所面臨的問題。大體上可以說，1949年之后，中國實驗全民平等，但是后來出了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又實驗可以不必平等，現(xiàn)在也出了問題。黃紀蘇能研究這個問題，其志向和懷抱可知。關于平等問題，黃紀蘇探討了平等與不平等的起源，認為二者來自同一“人性”，即他所謂的“比較意識”，它們是一幣的兩面，對立的統(tǒng)一。如果說人追求不平等是必然的，那么人追求平等也是必然的。人類迄今的歷史都鐘擺一樣往復于二者之間。他在文章結(jié)尾感嘆道，“上個世紀的平等主義運動，大家都知道，以失敗收場，幻滅告終。原因固然復雜，但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忽視了社會不平等根深蒂固的人性基礎。如果對此還是沒有清醒的認識，則今后無論再怎么努力，都只能重蹈覆轍。承認‘惡’的人性源遠流長，并不意味著承認它合情合理，更不意味著向不平等體制低頭悔過，從此爭當它的‘十佳公民’。正視不平等的人性基礎，可以幫助我們對平等事業(yè)的長期性和階段性有比較明確的定位，知道這一代人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應該做什么，不至插秧時節(jié)男女老少全去了打谷場。”（黃紀蘇：《高高低低話平等——在中央財經(jīng)大學的演講》）從黃紀蘇對平等主義運動的理解看，他對不平等的根深蒂固性的認識接近右翼，因而不滿于左翼對平等過分樂觀的態(tài)度；但他在情感和立場上又認同左翼。若不重視人性之惡，不注意人本性中的“比較性競爭”意識，如此遽入實踐，容易出問題；但是他又不是完全消極，以為平等問題不可解決。在理解了人性惡的基礎上，去從事爭取平等的運動，一直保持審慎的態(tài)度，如此副作用與問題或許會少一些。
　　經(jīng)過在社科院考古所的一段學術積累，1990年黃紀蘇赴美留學，他去的學校是俄亥俄的一所州立大學（UT），攻讀社會學碩士。之所以選擇社會學這個專業(yè)，蓋因與其平日思索的問題，諸如平等，密切相關。在美國的兩三年期間，黃紀蘇一方面讀書，一方面盡量多地接觸美國社會，到后來很關注美國的國內(nèi)政治。美國的社會學界比較左傾，對黃紀蘇的思想或許產(chǎn)生了一些影響，他說：“社會學系比較左傾，不像商學院之類比較保守。當時我們系的秘書——一個老太太就說，所有的怪人，從學生到老師，都湊到社會學系了。我去的時候，一到那兒，就聽老師不停地批判資本主義。當時我覺得非常有趣。中國的激進人物都在聲討社會主義，而那兒的激進教授卻在批判資本主義。”畢業(yè)之際，黃紀蘇需要做一個決斷，繼續(xù)待在美國還是回到中國。90年代初，中美現(xiàn)代化程度尚有較大差距，留學生多樂不思蜀，覺得在美國洗碗刷盤子也比國內(nèi)強，因此其時作出回國的決斷也不是一點難度沒有。黃紀蘇說，除了家庭原因之外，他骨子里還是一個中國文人，喜歡中國情調(diào)的人生。例如，他發(fā)現(xiàn)美國沒有　“曾舞春風萬千絲”的那種柳樹，也沒有韻味深長的胡同。
　　九幾年歸國的留學生還沒趕上“海待”，工作特別好找。從事什么樣的工作，放棄什么樣的工作，最能見出一個人的心性與志向，在工作中的抉擇既是認識自己的頗好時機，選擇一種工作，就是選擇一種生活方式。黃紀蘇說，其時他的選擇很多，有房地產(chǎn)公司，有聯(lián)合國辦事機構，有地方月工資兩千多，但他還是毅然地去了社科院的一個雜志社，那里的月工資是兩百多。
　　熱心、冷眼與紅遍中國的三部大戲
　　黃紀蘇先生在中國社科院編一份英文雜志，這是其主業(yè)，此外，他開始從事創(chuàng)作，這是其副業(yè)，《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和《我們走在大路上》三個戲影響極大。黃紀蘇之所以選擇雜志社，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那里比較清閑，自己可以支配的時間很多；二是可以不受學院限制，不必去寫學報體的論文，不必去申請課題。其實，主業(yè)往往有些不得已，副業(yè)倒是頗能見出一個人的志向和心性，因此或可以說，主業(yè)其實是副業(yè)，副業(yè)才是真正的主業(yè)。當下的知識分子往往習慣于以論文的方式表達自己，黃紀蘇一直游離于主流學術之外，他未在國內(nèi)讀大學，未受太多學院的訓練，工作又在雜志社，地處學院體體系的邊緣，所以他不必寫正兒八經(jīng)的論文，倒可以以輕松的筆墨寫文章和戲劇。
　　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之后，中國的發(fā)展思路基本上確立了下來，一直延續(xù)至今。這些年經(jīng)濟飛速發(fā)展，但是一些問題也日益暴露。黃紀蘇非常敏感，他的戲一直在思索這些問題，也在思索共和國六十年的歷史。黃紀蘇對共和國六十年的歷史有自己獨特的理解，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也有洞見。與一般劇作家不同者在于，黃紀蘇不以戲劇家為標的，他只是以戲劇為方便，走思想之路，由上往下；一般的劇作家目的就為了當戲劇家，因此多在戲劇形式上下功夫，于思想一面欠缺，故戲在內(nèi)容上相對貧乏。因此欲理解黃紀蘇的戲，須先理解其思想，欲理解其思想，須理解1949年之后，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中國。90年代已逝，今天的中國或許正處于一個關鍵的轉(zhuǎn)折點，欲了解這段歷史和當下的處境，黃紀蘇這三部戲可以當作進路。盡管黃紀蘇以思想見長，但是他的戲并不顯得干枯，他能化腐朽為神奇，具有將干枯都能說得活靈活現(xiàn)的語言能力。《高高低低話平等》是研究平等問題，如此高深的問題他都能說得風生水起、趣味橫生，何況說人間百態(tài)呢。祝東力先生總結(jié)過黃紀蘇的語言特點，非常到位，他說：“黃紀蘇從小濡染于市井的平民環(huán)境，另一方面，又因為生長在史學世家，所以幼承家學。這就造就了紀蘇特殊的文體，即胡同語言與古典語文的絕妙融合，莊諧并用，寓莊于諧，俗語與雅言經(jīng)緯相織，想象奇詭，所形成的語言爆發(fā)力，摧枯拉朽，往往出人意表。”黃紀蘇的戲劇、隨筆，甚至論文都是莊諧并用，胡同語言與雅言共存。
　　黃紀蘇之所以選擇戲劇這樣的表達方式，非常偶然，這與沈林先生有關。沈林先生是中央戲劇學院的教授，曾留學英美，研究莎士比亞，亦創(chuàng)作戲劇，2010年曾上演過其導演的《北京好人》。黃紀蘇與沈林是發(fā)小，二人小時候同住社科院大院，一起長大，后來都赴國外留學。黃紀蘇在美留學時曾往訪沈林，二人連續(xù)聊了三天三夜。之后，二人皆回北京工作，自然過從甚密。沈林在中央戲劇學院工作，天天或講戲，或排戲，于是黃紀蘇對戲劇的接觸也日益多了起來。最先，沈林他們請黃紀蘇幫忙翻譯劇本，在翻譯過程中，黃紀蘇對戲劇就有了理解，并產(chǎn)生了興趣，后來，孟京輝找他潤色《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的語言，于是有了他的改編本（1998年上演），之后又有《切？格瓦拉》（2000年）和《我們走在大路上》（2006年）這樣的重頭戲。
　　《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的原作者為達里奧？福，他是意大利劇作家、戲劇導演，1997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其授獎詞為“因為他繼承了中世紀喜劇演員的精神，貶斥權威，維護被壓迫者的尊嚴。”《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作于1969年，該劇基于事實創(chuàng)作。“1969年，米蘭火車站發(fā)生了一起爆炸案，警方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這個名叫皮內(nèi)利的無政府主義者被指控為兇手，他在受審訊期間，忽然從拘留所樓上摔到下面的大街上死亡。……達里奧？福不畏艱險，沖破阻撓，深入調(diào)查，在左翼記者和律師的幫助下，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照片，以這一真實事件為素材，創(chuàng)作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參見呂同六：《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序》，譯林出版社，1998年，第5頁）黃紀蘇根據(jù)達里奧？福此劇，創(chuàng)作了這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　左派藝術家的意中死亡》。黃紀蘇借達里奧？福說自己的心事，借意大利說中國的事，借60年代說90年代的事。在該劇的說明里有這樣的話，頗能見其懷抱：“這個劇本從意大利游吟詩人達里奧？福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出發(fā)，作了相關問題的更為廣泛和深刻的探討。劇情完全是新創(chuàng)的，與達劇無關。但是，關于正義與邪惡，關于窮人與富人，關于人性與奴性，關于生產(chǎn)與分配等等諸多在現(xiàn)代社會更為突出而又被帝國主義集團及其幫兇、走狗們竭盡所能歪曲、掩蓋的矛盾，是每一個真正具有良知和革命精神的文藝工作者無法回避的共同主題。”　達里奧？福本來反對資本主義，但卻被資本主義國家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將其反抗納進資本主義的鎖鏈之中，黃紀蘇借此感嘆了資本主義力量之大，其力量足以將反對和批判它的人都納入體系中。黃紀蘇說：“西方的嬉皮士運動、先鋒藝術、搖滾之類，起家時都是批判的、左翼的，但最后它們都變了，變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道文化風景線。這讓我們重新思考左派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關系。……最后是達里奧？福獲了獎，作為個人，他成功了；但作為推翻資本主義事業(yè)，他失敗了。”（參見《人與世界的交流——黃紀蘇與北大中文系學生的對話》）通過這個劇，能看出黃紀蘇本人的一個抉擇，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與“推翻資本主義事業(yè)”之間，他更認同后者，摒棄前者。黃紀蘇的淡泊名利和樸素等都可以由此得到理解。
　　《切？格瓦拉》在2000年上演，之后激起巨大的反響，被認為是民間輿論和思想左傾化的標志性事件。切？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是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和古巴游擊隊領導人，參與了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獨裁政權。在古巴新政府擔任了一些要職之后，格瓦拉于1965年離開古巴，在其他國家繼續(xù)發(fā)動共產(chǎn)革命。在玻利維亞，他在一次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軍事行動中被捕，并于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維亞軍隊殺害。死后，他成為共產(chǎn)革命運動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征。黃紀蘇以切？格瓦拉為劇名，該劇的獻詞為：“請相信這個因窮人的情誼而感動不已的人，請相信這個靠窮人的祝福而跋涉不停的人，請相信這個為窮人的將來而告別過去的人”，將切？格瓦拉與“窮人”聯(lián)在一起，其關懷與立場可見一斑。《切？格瓦拉》亦是借切？格瓦拉言當下之事。切？格瓦拉所發(fā)出的聲音是社會主義的“雅言”，要以此澄清混亂和無序，所謂雄雞一唱天下白。若說《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尚寫實，《切？格瓦拉》則是寫意，總體批評90年代的問題——諸如兩極分化等。黃紀蘇具有較大的格局，因此能處理好宏大敘事，他不是寫一個具體的故事或人物，而是反思90年代總體時代精神和氛圍。
　　《我們走在大路上》劇名借用了李劫夫于1962年作詞譜曲的紅色歌曲，但黃紀蘇的劇作氣象更為宏大，這部戲最能見其志，也能見出黃紀蘇思想的上端。“大路”即道也，“我們走在大路上”就是研究我們走過的路、正在走的路和將來要走的路，也就是研究歷史，研究歷史或可以知當下的處境與問題，也能知道未來的走向和所應擔當?shù)呢熑巍！段覀冏咴诖舐飞稀飞杏幸粋€副標題“近三十年的社會心理史”，該劇雖然有中國古代的和現(xiàn)代的背景，但重點卻在“近三十年”，也就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因此第一幕大寫意，之后隨即轉(zhuǎn)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會心理史”云云則是以此劇探討三十年人心的變化。民心之向背，人心之變化最能見出一個歷史階段的成就與問題。該劇志存高遠，開篇即言：“謹以本劇表達我們對自身的一種敬意，因為我們是世界歷史上唯一綿延數(shù)千年而不絕的偉大文明；也表達對自身的一種理解，因為以往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六十年左突右沖、九曲九折所完成的，是一個苦難民族在資本主義全球擴張中死地求生、后來居上的宿命；還表達對自身的一種期許，因為早已將‘天道’‘大同’銘心刻骨、早已有仁人烈士道成肉身的中華民族志存高遠，一定會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沿著‘美的規(guī)律’為人類另辟蹊徑，為歷史別開生面。”這可謂《我們走在大路上》的總綱，黃紀蘇有“立法師”之志，由此能夠看出他對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總體理解、中國近現(xiàn)代以來總體任務的理解和未來中國所應擔當?shù)穆氊煹睦斫狻Ｍ砬逡越担粋€人的立場、關懷和志向都與如何理解這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有關，因此欲理解黃紀蘇，須先理解他對這段歷史的總體理解。以戲劇處理如此長的一段時間，且標明研究“社會心理史”，無疑非常困難。當下的文學或者劇作，由于缺乏對整體歷史的理解和把握，喪失了宏大敘事的能力，只能寫支離破碎的故事和日常生活，黃紀蘇則不然，直接寫整體。黃紀蘇非但需要對近三十年的歷史了如指掌，還須大寫意，要刪繁就簡，聊聊幾筆勾勒出整體之變，但也要能挑出一些最能見出時代精神的細節(jié)。黃紀蘇大小兩個方面都處理得不錯，《我們走在大路上》可謂是思想和戲劇形式完美結(jié)合的典范。
　　戲劇之外：與精英保持不住距離
　　黃紀蘇能量較大，因此他有多端，除戲劇之外，他還寫隨筆、雜文，亦翻譯過一些作品，他也會或參與或組織一些文化活動，每有動作，都是擲地有聲。因此黃紀蘇盡管看來較為駁雜，但實際上其道一以貫之。
　　2009年，黃紀蘇推出一本《與精英保持距離》，收錄其十幾年所寫的文章。“與精英保持距離”云云，足見其立場；全書論域極廣，涉及當下時事、影視、文學、經(jīng)濟學等。這些隨筆和論文，大體上能見出黃紀蘇十幾年所走過的路，也保持了其一貫的立場和文風。黃紀蘇的這些文章以批評、辯論和論戰(zhàn)為主，嬉笑怒罵，所向披靡。何吉賢評價黃紀蘇的一段話非常好，也可以借來評價其文章：“在這個男人講‘格調(diào)’，女人講‘品位’的時代，黃紀蘇卻是一個‘不死’的‘老憤青’。他依然咒罵著不義的現(xiàn)實，勾畫著理想的‘烏托邦’，好像一只討厭的牛虻，嗡嗡地縈繞在我們這個時代日益龐大和豐腴的軀體上，又好像一只‘意識形態(tài)的臭蟲’，驅(qū)趕不盡，拍打不死，擾亂著一切平心靜氣、心滿意足、腦滿腸肥者們的豐盛晚宴和春秋好夢。”（何吉賢：《黃紀蘇印象》，參見旗歌編《旗與歌——在北大的六次對話》，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5－6頁）
　　在文化活動方面，黃紀蘇有兩件事比較突出。一為2007年批評李安的《色戒》，二為與宋曉軍、劉仰、王小東等聯(lián)手推出《中國不高興》一書。
　　2007年，李安推出電影《色戒》。這部電影改編自張愛玲1950年創(chuàng)作的同名小說，張愛玲寫這篇小說或許是為自己辯護。李安的電影則過分強調(diào)了性的作用，抗日女英雄在性愛面前不堪一擊，完全繳械投降。《色戒》的邏輯如下：什么大是大非，什么民族危亡，在性愛的快樂面前“神馬都是浮云”。2008年，劉小楓在上海大學講演的時候批評了李安，說“李安是一個不道德的導演”；黃紀蘇在鳳凰衛(wèi)視談《色戒》時，也認為這部電影詆毀了抗日女英雄的形象，“把一個抗日青年變?yōu)闈h奸情婦”，是可忍，孰不可忍。黃紀蘇隨即寫了一篇鏗鏘有力的文章《中國已然站著，李安他們依然跪著》批評了李安們，又在鳳凰衛(wèi)視與木子美們辯論，又參與簽名批評李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黃紀蘇本是一個性情平和之人，這次為什么會如此憤怒？因為李安們太過分，用臟水潑濕了英雄，黃紀蘇們肯定不會再保持沉默，作優(yōu)雅狀。
　　2008年，黃紀蘇、宋曉軍、王小東、宋強和劉仰共同推出了《中國不高興》一書，一時反響頗大。該書的副標題為：“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nèi)憂外患”，大體上能見出這些人的目標和抱負。2008年，美國爆發(fā)經(jīng)濟危機，經(jīng)濟萎靡，暴露出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面對這樣的時刻，中國何去何從就成了重要的問題。黃紀蘇他們試圖為中國指出更高的目標，樹立起中國的大志。黃紀蘇、宋曉軍、王小東、宋強和劉仰盡管具體觀點不盡相同，但在這一個問題上，他們能夠達成共識，所以聯(lián)手寫出此書。中國自晚清以來一直走下坡路，內(nèi)憂外患。1949年中華民族方站起來，經(jīng)過幾十年的努力，中國方在世界格局中站穩(wěn)，中美建交之后，中國才融入主流的西方世界，救亡圖存的任務也大體上完成。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jīng)濟騰飛，綜合國力日盛，在這個大時代，中國在認清“內(nèi)憂外患”的前提下應有“大目標”。
　　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出版，在中國和美國均引發(fā)熱烈討論和爭議。《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們有感于中國與美國之間的不對等關系和國內(nèi)唯美是尚的社會風氣作此書，他們倡言民族主義，高倡中國可以對美國說不。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已然走過了12年的歷程，這期間中美之間此消彼長，世界格局或許正在悄悄發(fā)生著變化。“中國可以說不”多少還有些底氣不足（“可以”說不），且只是消極抵抗（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則毅然決然地標明態(tài)度（“不高興”）。1996年的中國，“有能力領導自己”；2008年的中國，或許已經(jīng)成為了“有能力領導世界”的國家。隨著中國的實力的變化，其戰(zhàn)略與目標都應作出相應地調(diào)整，《中國不高興》就是為了促成這樣的變化。在“序言”中，他們說出了其主張和目標：“外交：中國要與西方‘有條件決裂’；社會：在當代社會的各個層面，都需要‘去文藝腔’；經(jīng)濟：經(jīng)濟危機對中國而言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對外：設立大目標，做英雄國家；對內(nèi)：消除逆向種族主義思想，肅清‘文藝腔’。”
　　大路在前，黃紀蘇一直應和著時代的召喚在前行，我們期待著他會推出更多的作品。

2011-9-13
本文來自[左岸文化網(wǎng)] http://www.eduww.com  版權歸原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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