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與目前流行的各種公共參與模式相比，群眾路線可以說是一種逆向參與模式，它所強調的是，決策者必須主動深入到人民大眾中去，而不是坐等群眾前來參與。
當前，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人們都非常重視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或簡稱“政體”。在不少人眼里，一切問題都與“政體”相關，諸如經濟增長、社會公平、腐敗、幸福等等，不一而足。這個看法，可以叫政體決定論。它對不對呢？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其實卻是似是而非。比如，在一些人看來，“民主”政體的特征是不同政黨之間的競爭性選舉，而這種政體是一種“好東西”。我在《民主四講》一書中提供的大量數據證明，這種政體與經濟增長、社會平等、幸福其實均沒有什么關系。政體未必有決定性的作用。
群眾路線的四個支撐點
民主的實質是人民當家作主。這是必須注意的根本性區別。流行的民主概念只是看有沒有競爭性的選舉，而更進步一點的民主觀認為，除了選舉外，還強調公眾參與，這就有點政道的意思。而從政道的角度看，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之一“群眾路線”是非常民主的，如此實踐，才是政道之極。
什么是參與型民主？當今對公眾參與的討論似乎假定，政策制定過程中存在一扇門，決策者在里面，公眾在外面。建立公眾參與機制無非是把原來緊鎖的門改裝成虛掩的單向彈簧門，公眾參與就好比公眾推開了那扇門，得以參與屋內的游戲。不過矜持的決策者卻不會走出戶外。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參與”的理解與此截然不同，他們主張決策者必須走出戶外，主動深入到民眾中去。
與目前流行的各種公共參與模式相比，群眾路線可以說是一種逆向參與模式，它所強調的是，決策者必須主動深入到人民大眾中去，而不是坐等群眾前來參與。這個模式有四個支撐點：
首先，所謂“從群眾中來”，就是要求領導干部與“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眾之上，而是深入于群眾之中”，一刻也不脫離群眾。毛澤東本人十分注重密切聯系群眾。即使在革命戰爭年代，他也經常利用戰爭間隙深入群眾，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和需要。
其次，深入群眾是為了培植群眾觀點。為此，毛澤東同志要求領導干部經常下基層，并在下基層時實行“三同”，即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以拉近與群眾的距離。除了在日常工作中必須密切聯系群眾外，上世紀50-70年代還形成制度，定期將領導機構的干部下放到農村當社員，下放到車間當工人，下放到連隊當兵，直接參加體力勞動，與群眾同甘苦、共患難。
第三，深入群眾，就要傾聽群眾的呼聲，了解民意。毛澤東特別強調到基層進行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也樹立了調查研究的典范。他認為，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里想象的東西，一定是脫離實際的東西。“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為此，他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名言。在毛澤東看來，調查研究可以有兩種方法：走馬觀花和下馬觀花。他提倡下馬觀花，即深入基層、長期蹲點，做從歷史到現狀的系統調查研究。只有這樣，才能發現問題，才能找到解決的辦法。
第四，調查研究也是向人民群眾吸取民智的過程。毛澤東式的“調查研究”與西方實證主義的“調查研究”不同，因為人民群眾不僅僅是被觀察對象，也是調查的積極參與者。這個研究方法上的差異源于對人民歷史作用的判斷。在毛澤東看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重建人民社會靠什么
“社會建設”是當前很重要的問題或話語，而我們主張“社會重建”。因為“社會建設”的提法，容易產生一種錯覺，就是我們似乎以前沒有建設過社會。
我們今天面臨的真問題是：一方面幾千年來的社會組織被瓦解或自行崩潰了，這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題中應有之義；另一方面，是商品化、工業化、市場化動搖了革命時代的社會組織遺產，或者說，這些遺產已不足以適應新的經濟基礎了，于是就有了社會重建的問題。
我們講的人民社會是指，社會組織與政府，或者政府與社會組織應該是血肉關系，是一體化的關系，而不是要刻意地使這種關系成為對立的。公民社會理論講獨立性，但他們對社會組織與企業、與商業組織的緊密關系卻熟視無睹。我們認為，社會組織產生的內部效應也許對實現民主更重要。
我們要建立人民社會，就更應重視社會組織的內部效應，它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培育合作習慣和公共精神。二是培育互信、互惠、溫和、妥協、諒解、寬容的品性。三是培育與人交往、共事的交流技能。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方面的習慣和技巧都是民主社會必不可少的。
我們要建立人民社會，最關鍵的是要認識到：13億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56個民族、56個兄弟姐妹是一家，這是重建人民社會的根本前提。
同樣的，堅持共同富裕，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得以順利展開的根本前提，維護改革開放，就是要堅定不移地維護這個根本前提。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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