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我們黨在思想文化建設上的重大戰略任務，它涉及我們黨用什么樣的旗幟團結帶領全體人民開拓前進，中華民族以什么樣的精神風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問題。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一種觀念形態，是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決定的，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要求，反過來，它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起著極大的推動作用。無論從它的產生，還是從它的作用來說，它都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的特點，而同其他價值體系有著原則的區別。中央提出，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構成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
　　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應該有利于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有利于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有利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這種宣傳，應該引導廣大干部群眾深刻認識到，在當代中國，為什么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而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為什么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能搞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為什么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純而又純”的公有制，為什么必須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不能搞議會民主、“三權分立”，為什么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多黨制，為什么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而不能走回頭路。簡單地說，就是我們常說的要對“六個為什么”有明確的、清晰的認識。通過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更好地凝魂聚氣，強基固本，進一步堅定干部群眾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信心，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十七屆四中全會確定了黨員、干部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學習和教育的各項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這樣兩條：第一，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全黨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中之重，教育引導黨員著力增強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增強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懈奮斗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第二，要加強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導黨員、干部增強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鑒別力，筑牢思想防線，自覺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要劃清“四個界限”），堅決抵制各種錯誤思想的影響，始終保持立場堅定、頭腦清醒。而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在原則問題上劃清界限、分清是非，關鍵是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把我們黨建設成為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這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決定性的措施。
　　中央對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容、意義和途徑，說得非常清楚，不應有任何懷疑。我們應該加深對中央提出的這些觀點的認識，而不能背離這些觀點另搞一套。然而有人在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時，借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要“簡單、清晰、明了”，要用幾句語錄式的話來表達，于是離開中央確定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容，杜撰一些抽象的范疇，把它當作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廣為宣傳。例如，2010年7月15日《北京日報》上刊登一篇文章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標志”是“和諧、公正、仁愛、共享”，說這些概念最能夠表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內涵了。這篇東西，《報刊文摘》迅速轉載，影響擴大。在作者的思想里，什么“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什么“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等這些富有社會主義特點的價值觀念統統被排除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外了。這種概括，勢必把人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理解引入誤區。
　　所謂“和諧、公正、仁愛、共享”等這些抽象的“價值”被當作社會主義的標志，其實并不新鮮，這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最喜歡搬弄的手法。民主社會主義里有一派，叫做倫理社會主義。他們認為，社會主義不是一種社會制度，而是實現某些全人類共同價值的過程。戈爾巴喬夫就是這種倫理社會主義的典型，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實現以下價值：“人道主義和全人類價值原則；民主自由原則；社會公正原則；愛國主義和族際主義原則。”所以，戈爾巴喬夫說，社會主義是“社會逐漸失去其原先狀態的一種實際運動”，只要不斷實現這些倫理原則就是社會主義。這顯然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觀點。他所說的“價值”，本來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他卻把它當作決定社會制度的東西了。
　　究竟哪些價值構成社會主義呢？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人，各人說法也不一樣。有人主張是“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有人主張是“團結、互助、公平、正義”。我們面前這位作者的思路同西歐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是一樣的，都是把某些價值觀念當作社會主義的標志，認為實現這些價值觀念就是社會主義，不過變換了一些概念，把“和諧、公正、仁愛、共享”當作社會主義的標志罷了。
　　應該看到，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時有一項任務，就是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劃清科學社會主義同民主社會主義的界限，絕不搞民主社會主義，而作者在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時卻自覺不自覺地跌入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泥坑。這就同中央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初衷南轅北轍了。
　　世界上并沒有抽象的“和諧、公正、仁愛、共享”。這些概念，不同社會制度都在使用，但它們的內涵卻很不一樣。“和諧、公正、仁愛、共享”，作為一種觀念，是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它們的內涵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不同的社會經濟關系決定了它們具有不同的內涵。現實生活里，能夠存在的只是具體的“和諧、公正、仁愛、共享”，超越社會制度的、適用于一切社會的“和諧、公正、仁愛、共享”是找不到的。但是，在這位作者那里，事情卻顛倒過來了：抽象的“和諧、公正、仁愛、共享”成了社會主義的“標志”。仿佛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關系決定這些概念的內涵，而是這些抽象概念決定了我國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顯然，這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觀點，完全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
　　“和諧”，這是從古至今許多思想家追求的社會理想。但在不同社會里，人們追求的“和諧”是不一樣的。例如，古代孔子、墨子、孟子等提出了“和為貴”、“兼相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等思想，他們反映的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一種理想，它帶有明顯的階級烙印。要知道奴隸主同奴隸之間、封建地主同農奴之間是談不上“和諧”的，不可能實現“和為貴”的，他們之間存在的是激烈的階級對抗和沖突。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學者宣傳勞動獲得工資、資本獲得利潤、土地獲得地租，三者各得其所，這是最合理的了，所以巴斯夏稱資本主義是最和諧的社會。然而利潤、地租都是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的轉化形態，在工人階級看來，這是剝削，反映了階級對抗的關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地位，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雖然人與人之間仍存在矛盾，但矛盾的性質已是非對抗性的了，因此構建和諧社會、實現社會和諧，才有了現實的可能性。我們講的“和諧”，體現的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關系，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和諧”。
　　“公正”（有時也叫“公平”），也是因不同社會、不同階級而有不同的理解。蒲魯東喜歡講“永恒的公平”，把它作為批評資本主義的根據和構建新社會的要素，然而他講的“公平”只是反映了被資本主義搞破產了的小資產階級的愿望，而不是什么普遍的、永恒的東西。恩格斯在批評蒲魯東的“永恒的公平”時，曾對“公平”下過一個經典性的定義：公平“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行政區域條例也是對永恒公平的破壞。所以關于永恒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這種東西正如米爾柏格正確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①公平或公正，作為人們的一種觀念，是經濟關系的反映。不存在某種永恒不變的、超越社會經濟關系的公平，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公平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奴隸社會有奴隸社會的公平標準，封建社會有封建社會的公平標準，而資本主義社會則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平標準。我們要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國情來確定公平的標準和談論公平與否，而不能把某種抽象的公平當作社會主義追求的目標。
　　“仁愛”，這是從儒家學說中搬來的概念。對于“仁愛”，不同階級有不同的理解。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對此作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天下沒有超階級的仁政，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早在1939年的延安，黨內討論孔子的哲學思想時，毛澤東就提出，“關于孔子的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國民黨的道德觀（國民黨在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例如‘知仁勇’，孔子說的知（理論）既是不根于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于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于大眾的；勇于壓迫人民，勇于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于為人民服務的。”②毛澤東在這里提供了分析道德問題的方法論：對倫理道德觀念，應該作具體的、階級的分析，而不要限于抽象的議論。在談論“仁愛”問題時，也應該運用這種方法論原則。
　　“共享”，這是一個涉及勞動成果分配的概念，更是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不同社會、不同階級對“共享”的理解很不一樣。例如，太平天國洪秀全提出“務使天下共享”，這種“共享”反映了農民的一種向往，具有平均主義色彩，在現實生活中根本無法實現。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們強調的成果“共享”顯然同洪秀全不一樣。不要說不同社會對“共享”有不同的解釋，就是在同一個社會里不同所有制也有不同的“共享”標準。比如，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公有制范圍內，按勞分配就是成果“共享”，平均主義、差距過大都不符合“共享”的要求；在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如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中，勞動獲得工資、資本獲得利潤，也應該算是成果“共享”。但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人同資本家之間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辦好企業對雙方都有利；也有利益矛盾的一面，在企業總收入既定的情況下，工資同利潤是互為消長的。就一個企業內部來說，如果工人的工資高于或低于勞動力價值、資本家的利潤高于或低于平均利潤，那就會影響自己或另一方的利益，可以說違背了“共享”原則。顯然，“共享”的標準不僅取決于社會制度的性質，而且取決于所有制的性質，而不能倒過來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取決于抽象的“共享”。
　　應該指出，近來理論界有人總喜歡談論超階級的、抽象的人性論，喧囂一時的“普世價值”說就是一個代表。這場爭論剛剛過去，想不到在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時又改頭換面地出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冠以“社會主義”的形容詞，理應強調社會主義的特點，即講的不是一般的“價值”，而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而且中央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容有明確的界定，對建設和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也規定了各項具體措施，事情本來是很清楚的，卻有人嫌中央的表述不“簡單、清晰、明了”，偏偏要離開社會主義的特點來談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離開中央的表述，杜撰各式各樣的抽象的、一般的“價值”觀念，把它們冒充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容，豈不是咄咄怪事！請問，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離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離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等等，還能講什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討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卻回避社會主義的制度特點，而扯出一大堆抽象的、超越社會制度的、仿佛任何階級任何社會都可以接受的共同的“價值”來，這能夠討論清楚嗎？這對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有幫助嗎？
　　說到“價值”，現在被有些人搞成一筆糊涂賬了。我們需要講一些最基本的道理。作為一個哲學概念，價值是指客體對主體的意義和作用，是人們對客觀存在的事物的意義和作用的判斷。由于人是在社會中生產和生活的，人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而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利益是不一樣的，同一個事物，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價值。同一件事，對某一個階級來說是有意義、有用的，對另一個階級來說是沒有意義的、沒有用的，這種情況，在階級社會俯拾皆是。因此，同一個事物，價值是因階級而異，因人而異的，沒有一種“普世”的、適用于一切階級的“價值”。“價值”作為一種觀念，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它的內涵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同一個“價值”觀念，在不同社會具有不同的內涵，沒有一種普遍地適用于一切社會制度的“價值”，因而價值總是因社會制度而異的，也就是說，沒有一種永恒的價值。所以，我們談到“價值”，總要具體地分析它是對哪個階級、哪種社會制度來說的，總要強調價值的階級性、社會制度性，而不能抽象地議論。
　　總而言之，宣傳、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時，必須突出社會主義的特點，突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突出回答“六個為什么”和劃清“四個界限”，而不能熱衷于尋找什么抽象的、似是而非的“價值”，玩弄一些隨便怎么解釋都可以的概念。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62頁、16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