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沒有祖國”和愛國　　

思  恩　　

1847年12月—1848年1月，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科學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唯物主義的批判的社會主義）誕生的標志——《共產黨宣言》中，說過下面幾句話：　　

“還有人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要取消祖國，取消民族。　　

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民族的階級”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領導階級”。］把自己組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雖然這里所說的‘民族的’一詞和資產階級所理解的完全不同。”（選1—270）　　

上面幾句話中的“工人沒有祖國”是什么意思呢？！后世人至今不曾進行過認真的探究。但是，正確理解“工人沒有祖國”，又是十分非常必要的：　　

一方面，一些對德國歷史缺乏了解的善良人，憑自己的主觀直覺從字面上來理解和解釋，認為“馬克思所說的‘工人沒有祖國’，包含有兩層意思：一是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各國工人階級的經濟狀況，他們的階級敵人，他們的解放條件都是國際性的，他們的團結比民族團結更重要。二是指‘祖國’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應該用歷史的觀點、階級的觀點分析它。一些被壓迫被奴役的民族，求得國家獨立而斗爭的時候，被壓迫的工人階級，應當英勇地保衛祖國；在民族解放運動已經成為過去，資產階級已變成本國的統治者，國家完全被資本家階級控制的情況下，這時的工人階級，實際上已不再有自己的祖國；只有當工人階級在本國奪取了革命勝利，上升為本國的統治階級的時候，‘祖國’才成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真正的祖國。”（《工人日報》1989. 9. 8第3版）　　

另一方面，極少數不熱愛祖國甚至以背叛祖國為榮的人，妄圖利用“工人沒有祖國”來作為自己叛國的理論依據！例如，1989年，主張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動亂黑手劉曉波，在鼓吹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的時候，就利用“工人沒有祖國”來為自己背叛祖國和不顧民族大義的卑劣行徑辯解。（《工人日報》1989. 9. 8第3版）　　

關于“工人沒有祖國”的真正含義　　

不言而喻，既然“工人沒有祖國”這一論斷，是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對“有人責備共產黨人”“要取消祖國”的駁斥，那末，我們就應該首先弄清楚：“有人”指的是誰呢？　　

恩格斯對于這個“有人”，作過十分非常明確的解釋：它是專指德國的不同于歐洲其他國家的小市民即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　　

這是一個與德國近代歷史有關的特殊問題：　　

1618—1648年，歐洲發生了一場把許多國家都卷進去的第一次全歐洲戰爭，史稱“三十年戰爭”。這場戰爭是歐洲國家的不同集團之間矛盾尖銳化的產物，采取的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斗爭的形式。戰爭的起因是捷克發生了反對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壓迫和天主教反動勢力進攻的起義，開始是德國新教諸侯同天主教諸侯、皇帝之間互相爭奪權力的戰爭，后來演變成了一場國際性的非正義戰爭。支持新教諸侯的有法國、瑞典、丹麥、荷蘭等國；支持天主教諸侯、皇帝的有西班牙、奧地利等國和羅馬教皇。戰爭的結局是前者戰勝了后者。由于德國是這場斗爭的主要戰場，因而也就變成了參加戰爭的各國進行軍事掠奪和侵略的對象，遭到參戰的外國的多次入侵。戰爭于1648年以締結《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形式而告終。根據該《和約》，法國和瑞典獲得了德國的一部分領土和賠款，德國諸侯加劇了割據地位。戰爭使德國精疲力竭，《和約》使德國在政治上更加四分五裂。（見35—492，《中外史地知識手冊》253）　　

這場“三十年戰爭”在德國形成了一個非正常發展的退化了的小市民階層。　　

1890年6月5日和10月1日，革命導師恩格斯在致保·恩斯特的信和《答保爾·恩斯特先生》一文中，對德國小市民階層的“畸形發展的特殊性格”和由此引出的“工人沒有祖國”的論斷，作了下面一段詳盡的說明：　　

“在德國，小市民是遭到了失敗的革命的產物，是被打斷了和倒退了的發展的產物；由于經歷了三十年戰爭和戰后時期，德國的小市民階層具有膽怯、狹隘、束手無策、毫無首創能力這樣一些畸形發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這個時候，幾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蓬勃發展。后來，當德國再次被卷入歷史發展的洪流的時候，德國的小市民階層還保留著這種性格；這種性格十分頑強，它給德國的所有其他社會階級也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烙印，產生了一種獨特的全德的典型，直到我們的工人階級才最終打破了這種狹隘的框框。德國工人是最壞的‘沒有祖國’的人，恰好是從他們已經完全拋掉了德國小市民階層的狹隘性這個意義上說的。”（22—95、37—410～411，著重號系引者加）　　

1883年3月1日，恩格斯在致愛·伯恩施坦的信中，曾經解釋“工人沒有祖國”的論斷，是他和馬克思用來反對德國黨內的小資產階級的狹隘習氣的：　　

“我們一直在黨內同小資產階級的市儈庸俗習氣作最無情的斗爭，因為這種習氣從三十年戰爭以來就在蔓延，現在已經沾染了德國的一切階級，成了德國的遺傳病，成了奴顏婢膝、俯首帖耳和德國人的一切傳統惡習的親姊妹。就是這種習氣使我們在國外受人嘲笑和輕視。它是我們當中一片委靡不振和意志薄弱的主要原因。它既經常籠罩著王位，也經常籠罩著鞋匠的小屋。只有在德國形成了現代無產階級以后，才出現了一個幾乎完全沒有感染這種德國遺傳病的階級，這個階級在斗爭中顯示出它目光遠大，精力充沛，態度樂觀，意志頑強。難道我們不應該反對又人為地使這個健康的而且在德國是唯一健康的階級感染庸人的目光短淺和委靡不振這種舊遺傳病毒的一切企圖嗎？但是，刺殺事件［指1878年6月2日德國無政府主義分子卡爾·愛德華·諾比林謀剌威廉一世的事件。諾比林用裝散彈的獵槍向威廉射擊。諾比林的行剌和在他之前幫工麥·赫德爾1878年5月11日的行剌，成了俾斯麥加緊迫害社會民主黨人并在帝國國會中要求通過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合適借口。］剛一發生，反社會黨人法［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是俾斯麥政府在帝國國會的多數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對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這個法律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置于非法地位；黨的一切組織、群眾性的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會主義著作被沒收，社會民主黨人遭到鎮壓。但是，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積極幫助下戰勝了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和極“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間正確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機會結合起來，大大加強和擴大了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在群眾性的工人運動的壓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廢除。恩格斯對這一法律的評論見《俾斯麥和德國工人黨》一文。（19—308～310）］剛剛通過，領導者們就驚慌失措，恐懼萬分，這只能證明他們自己在庸人中生活得太久，而且處于庸俗輿論的壓力之下。黨在這個時候雖然沒有完全成為庸人的黨，但是的確象是那樣的黨。幸而這一切現在已經克服了，但是在反社會黨人法通過以前不久吸收到黨內來的那些庸俗分子，主要是大學畢業生和多半是沒有畢業的大學生，還仍然留在我們的隊伍中，我們必須警覺地注意這些人。”（35—444～445）　　

從恩格斯的以上兩處直接針對這個問題所作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十分非常明白地看出：“工人沒有祖國”這個論斷，是專門針對德國小資產階級的特殊的狹隘性而言的！——德國“工人沒有祖國”是指：“德國工人……已經完全拋掉了德國小市民階層的狹隘性”；“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是說：既然德國工人不“具有膽怯、狹隘、束手無策、毫無首創能力這樣一些畸形發展的特殊性格”，那末，自然就不可能存在剝奪這種“特殊性格”的問題了。　　

因此，不能從字面上去直觀地理解和解釋“工人沒有祖國”的含義；離開德國的一定歷史時期的小資產階級的特殊性，理解和解釋以及運用“工人沒有祖國”的特定含義，是不妥當的：既理解不準確，又解釋不清楚，更無法理論聯系實際地加以運用。　　

“工人沒有祖國”的本意與“叛國”和“愛國”沒有任何關系。1989年的動亂黑手劉曉波，利用“工人沒有祖國”來為自己的叛國行徑作辯解，那只能是無稽之談！　　

寫下“工人沒有祖國”的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偉大的愛國者　　

馬克思恩格斯既是偉大的杰出的國際主義戰士，又是偉大的杰出的愛國者。兩位革命導師的愛國行為著實令世人敬佩！　　

1844年，馬克思寓居巴黎。因編輯出版《德法年鑒》一事，普普士政府發出逮捕令，并通知邊境警察，若馬克思踏入國境，就予以逮捕。這樣，普魯士政府就迫使馬克思不得不開始了政治流亡生涯。（見15—672）　　

1845年1月，普魯士政府通過法國基佐政府將馬克思驅逐出境。（見15—672）馬克思移居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普魯士政府又要求比利時政府驅逐馬克思，從而繼續對馬克思進行政治迫害。（見15—672）　　

因此，擁有普魯士國籍，成了普魯士政府迫害馬克思的根源。馬克思走到哪里，普魯士政府對他的政治迫害就通過它的駐外使節跟到哪里。實在無可奈何，馬克思逼迫在1845年12月決定移居美國并遞交了退出普魯士國籍的申請書。（見15—673）從此，馬克思就成了無任何國籍的世界公民。但是，即使馬克思已經沒有了普魯士國籍，普魯士政府仍然繼續對他進行政治迫害。1848年2月，法國“二月革命爆發了。布魯塞爾也隨著動蕩不安，比利時警察局不僅逮捕了馬克思，而且無恥地毫無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監禁了起來。”（19—319～320）在普魯士駐比利時大使館的直接要求和壓力之下，比利時政府在1848年3月驅逐了馬克思。（見7—376）馬克思到了法國巴黎。　　

1848年德國3月革命之后，馬克思從巴黎返回普魯士并居住在科倫。當時的科倫市政府無條件地接受馬克思為該市公民。在一年的時間里，普魯士政府對馬克思“大約進行了10次政治控告，……兩次被陪審法庭宣判無罪［“馬克思曾經兩次被陪審法庭傳訊：1849年2月7日被控違反出版法，2月8日又被控煽動對政府的武裝反抗（在1848年11月拒絕納稅期間）；兩次他都被宣判無罪。”（22—397）］”；（7—376）1849年5月，普魯士政府內務部以馬克思是“外國人”為由，下令將馬克思驅逐出境。（見15—673）馬克思又到了巴黎。　　

在流氓無產階級的頭子“波拿巴當總統的時候”，1849年8月，法國政府又一次驅逐了馬克思。（30—506）　　

隨著歐洲大陸革命的失敗，馬克思恩格斯相繼流亡英國。普魯士政府又企圖通過英國政府達到它仍然繼續對馬克思進行政治迫害的目的。1850年6月，馬克思在《給<地球>報編輯的信》中說：　　

“領導1849年運動的黨失敗以后，大陸上的各國政府到處把大批的政治流亡者，特別是德國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波蘭人從他們避難的地方驅逐出去，一直到他們最終在英國得到了保護，獲得了安寧為止。　　

在大陸上，一些仇視自己的政治敵人的政府看起來并不滿足于這些成果。普魯士政府就是其中之一。柏林政府達到使大多數普魯士流亡者集中在貴國［英國］的目的以后，公然企圖用各種辦法迫使他們遷往美洲。有些政黨在本國自己的報紙上（例如《新普魯士報》和《國民議會報》）把英國政府描繪成反對全歐洲保守派的雅各賓黨人和陰謀家的委員會，而現在它們卻對英國的安寧表示極為可疑的關懷，向不列顛政府檢舉這些外國流亡者，硬說他們干涉了英國的政治，參與了謀殺普魯士國王的事件。　　

我也是不管到哪里都受到普魯士政府迫害的那些人當中的一個，這使我感到很榮幸。我在1842年曾擔任科倫《萊茵報》的編輯，在1848—1849年曾擔任《新萊茵報》的編輯；這兩個報紙都由于普魯士政府的極力干涉（直接或間接的）而被封閉。在普魯士大使館的直接要求和壓力之下，我在1845年和1849年被驅逐出法國，1848年被驅逐出比利時，而在1848—1849年我居住在普魯士的時候，對我大約進行了10次政治控告，但是，在我兩次被陪審法庭宣判無罪以后，當局最后還是拒絕審理這個案件。　　

然而，甚至在貴國普魯士政府也不放過我。這里有個證明，最近我收到許多警告信，其中說英國政府根據這類的檢舉，準備采取一些措施對付我。另一個事實也可以說明這點：幾天以來有幾個人一直站在我的門旁，每當有人進出時都加以記載。其次，《新普魯士報》的一項報道也可以證明這點：該報不久前寫道，我正在德國各地旅行，曾在柏林住了兩個禮拜，但是我的房主人和其他許多英國人都可以證明，自從去年我遷到這里來以后我一分鐘也沒有離開過倫敦。”（7—375～376）　　

普魯士政府一方面認為馬克思是“外國人”，另一方面卻又要把馬克思當成德國人而對他進行政治迫害，真可謂蠻橫不講理到了極點！　　

雖然馬克思屢遭普魯士政府的政治迫害，但是，絲毫沒有動搖和泯滅馬克思熱愛祖國的赤誠之心，更沒有使馬克思因此而講過一句背叛祖國的話和做過一件有損于祖國的事情：　　

1. 1848年3月，馬克思從布魯塞爾移居巴黎后，打算回德國辦一家報紙。法國臨時政府成員“弗洛孔曾表示愿意給”馬克思恩格斯“一筆錢作創辦《新萊茵報》之用”。盡管馬克思恩格斯亟需一筆辦報經費，但是，他們還是“謝絕了”弗洛孔“的建議”，因為他們“作為德國人不愿意從即使是友好的法國政府那里領取津貼”。（30—506）　　

2. 馬克思在移居英國倫敦之后，在“很長時間”里，“一切政黨，不管是執政的還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謂民主派），都聯合起來反對”馬克思，“對他進行最卑鄙下流的誣蔑”，“所有報刊都不登載他的文章，他在敵人面前陷于孤立無援和手無寸鐵的境地”，政治迫害使馬克思貧困病痛交加、苦難重重，先后有“三個孩子（其中兩個是男孩）死亡”，（19—323）但是，馬克思仍然念念不忘愛國。1856年4月16日，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說：　　

“對我們說來糟糕的是，遙望未來，我看到某種帶有‘背叛祖國’味道的東西。”（29—47）　　

3. 1861年1月，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發布大赦令之后，馬克思立刻回到德國，于3月19日在柏林遞交了《關于恢復普魯士國籍的申請書》。（見15—667）普魯士政府給馬克思簽發了一份可以在德國居住一年的護照，但當馬克思剛一轉身，王室警察總監馮·策德利茨就致函受馬克思的委托辦理有關恢復國籍事宜的拉薩爾，以馬克思在“政治上不可靠”為理由，拒絕給予“恢復國籍”。（30—604）這樣，王室大赦給予馬克思重新獲得國籍的權利，終因政治見解與普魯士政府不同而被剝奪了。　　

恩格斯則因為“未經許可多年旅居國外”而“失去了普魯士國籍”。（33—517）但是，恩格斯永遠把自己看成是德國人。1893年6月27日，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說：　　

“我對非德國人講話時是一個德國人，正象我對德國人講話時又純粹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一樣。”（39—86）　　

馬克思在經過多方努力而不能實現恢復他的普魯士國籍的愿望之后，曾經在1869年3月和1874年8月，先后兩次考慮過加入英國國籍，但是，都未能實現。第一次的考慮是出于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和看望生重病的愛女勞拉，馬克思需要安全地去一次巴黎。這次考慮只是個權宜之計：一方面，考慮到根據英國法律，允許在6個月之內可以退出英國國籍，另一方面，又考慮到“盡量避免干這種事”；（32—264、269）因而只是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了一下，沒有采取任何實際行動。第二次的考慮是出于為了治療他和小女兒愛琳娜的重病，他們必須去奧地利的卡爾斯巴德療養，為了防止奧地利政府或普魯士政府驅逐，以及“沒有多余的時間，也沒有多余的錢”而“決定加入英國國籍”。（33—636）這次馬克思向英國政府內務部提出了正式申請，但英國政府以“該人系一惡名昭著之德國鼓動家，國際協會首領與共產主義理論捍衛者”和“該人對其君其國不忠”（45—706）為理由，拒絕接受馬克思加入英國國籍的申請，不允許他成為“永遠不會當奴隸的不列顛人”和“生而自由的不列顛人”。（32—269）　　

在歐洲，無論是君主主義資產者，還是鼓吹人權、自由和民主的共和主義資產者，都以剝奪馬克思的人權、自由和民主為己任，都以在政治上迫害馬克思、在經濟上扼殺馬克思、致馬克思于死地而后快！這是為了什么呢？！　　

“因為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以某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建立的國家制度的事業，參加賴有他才第一次意識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識到本身解放條件的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這實際上就是他畢生的使命。斗爭是他得心應手的事情。而他進行斗爭的熱烈、頑強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見的。最早的《萊茵報》（1842年），巴黎的《前進報》（1844年），《德意志—布魯塞爾報》（1847年），《新萊茵報》（1848—1849年），《紐約每日論壇報》（1852—1861年），以及許多富有論戰性的小冊子，在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各組織中的工作，最后是創立偉大的國際工人協會，作為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實說，協會的這位創始人即使別的什么也沒有做，也可以拿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為這樣，所以馬克思是當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誣蔑的人。各國政府——無論專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驅逐他；資產者——無論保守派或極端民主派——都紛紛爭先恐后地誹謗他，詛咒他。他對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們當做蛛絲一樣輕輕抹去，只是在萬分必要時才給予答復。……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選3—575～576）　　

從1844年起，普魯士歷屆政府一方面千方百計地或直接迫害馬克思、或利用各種外交途徑通過外國政府迫害和驅逐馬克思，阻撓馬克思重新取得普魯士國籍，另一方面卻又企圖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機會拉攏馬克思，妄想利用他的才華和威望為資產階級、容克地主效勞：　　

1. 1848年4月，馬克思回到科倫不久，普魯士政府首相康普豪森的一個朋友就建議他去柏林，到康普豪森那里去，馬克思“沒有理睬這種暗中的拉攏”。（30—506）　　

2. 1856年10月8日，在“普魯士外交部供職，被任命為大使館的參贊，并成為俾斯麥所信賴的代辦”洛塔爾·布赫爾，寫信給馬克思，企圖誘使馬克思為“普魯士的官方報紙《國家通報》［《普魯士王國國家通報》］撰寫有關金融問題的文章”。此人在信中向馬克思表示，不僅“稿酬條件讓”馬克思“自己決定”，而且馬克思還可以“完全有自由對現時金融市場上的業務和搞這些業務的人按照……自己的‘學術’觀點發表意見”。（19—159）另外，此人還在信中說：“誰還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參加國家活動，就必須聯合在政府的周圍”。（19—162）馬克思不僅堅決拒絕了這一邀請，而且還不得不在英國的《每日新聞》和德國的《法蘭克福報和商報》等報紙上與洛塔爾·布赫爾打了一場筆墨“官司”。（見19—159～162）　　

3. 1867年4月21日，馬克思帶著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第一卷的手稿回到德國漢堡。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派他的一個爪牙瓦爾內博爾德律師于4月23日趕到漢堡訪問馬克思，希望利用馬克思和他的“大才為德國人民謀福利”；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民族自由黨右翼首領馮·卞尼格先預約在4月25日訪問馬克思；漢諾威的一些政府官員如統計局局長和鐵路管理局局長則大獻殷勤等等。　　

對俾斯麥等人的舉動，1867年4月24日，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說：　　

“昨天俾斯麥派了他的一名爪牙瓦爾內博爾德律師到我這兒來（不要告訴別人）。他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為德國人民謀福利’。馮·卞尼格先明天也要來訪問我。　　

我們兩個人在德國，尤其是在‘有教養的’官場中的地位，跟我們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例如，本市統計局局長梅爾克耳訪問我，說他研究貨幣流通問題多年，但徒勞無功，而我卻一下子就把問題徹底搞清楚了。他對我說：‘不久以前，我在柏林的同事恩格爾［普魯士王國統計局局長］當著王室的面對你的德奧古利［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德奧古利兄弟在斯巴達被推崇為國家的保衛者和體操的衛護者］——恩格斯——作了應有的贊揚。’這些都是瑣事，但是對于我們卻是重要的。我們對于這些官員的影響比對庸人的影響要大些。　　

我被邀請加入‘歐洲人’協會，在這里，人們這樣稱呼那些仇視普魯士的北德意志民族聯盟盟員。蠢驢！　　

本地鐵路管理局局長（如施梯伯所說的主腦）也邀請我到他家作客。我去了，他有甘醇的葡萄酒和‘熱忱的夫人’，在離開的時候，他感謝我給與他的‘無上的光榮’。”（3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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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從1845年12月逼迫放棄普魯士國籍，到1883年3月14日逝世，在將近40年的時間里，無論普魯士政府怎樣對馬克思進行政治迫害，也不能改變他的愛國之心；“未經許可多年旅居國外”而“失去了普魯士國籍”的恩格斯，仍然熱愛自己的祖國。他們始終把自己看成是德國人。馬克思恩格斯是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但是在對待國家民族的原則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堪稱是一切有民族自尊心的正直人士的光輝楷模和行為典范！　　

                                           1989. 11. 4—5 / 2006. 5.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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