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關于“普世價值”和“中國模式”的爭論，就旗幟問題而言，引發了兩大挑戰: 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與共產主義旗幟的關系，另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與“自由、民主”旗幟的關系。從共產主義文明必然取代資本主義文明上看，不存在共產黨向所謂“現代”政黨轉型問題; 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旗幟，和不同歷史階段的旗幟具有內在一致性，不能割裂; 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開創社會主義新型民主的關鍵之舉。

旗幟對黨而言是其思想路線、奮斗目標、戰略策略等的綜合標示，因而是立黨的頭等大事。黨的十七大最為重要的成果，是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面旗幟、一條道路、一個理論體系”; 十七大以來的實踐表明，旗幟問題至關重要，它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頭等大事。雖然中央一再強調全黨在道路、方向、旗幟問題上要堅定不移，要堅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不動搖，但是，近年來的思想斗爭證明，旗幟問題依然是當前意識形態斗爭的聚焦點。關于“普世價值”和“中國模式”的爭論，就旗幟問題而言，引發了兩大挑戰: 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與共產主義旗幟的關系問題，另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與“自由、民主”旗幟的關系問題。

一

旗幟引領道路，道路支撐旗幟。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胡錦濤作了深刻的解讀。他指出: “一是，無論革命、建設還是改革，都要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成功。二是，要敢于和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新的實際和時代條件結合起來，堅決走充滿生機活力的新路，決不走實踐證明是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那種改旗易幟、放棄共產黨領導、放棄社會主義的邪路。三是，在道路問題上，中央領導集體要堅定不移，全黨同志要堅定不移，全國人民要堅定不移，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航船沿著正確航向不斷乘風破浪、乘勝前進。”[1]這一解讀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二: 一是我們黨在道路問題上是一脈相承和不斷創新的高度統一，即無論是革命、建設還是改革，我們都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和新的歷史條件相結合，開創出符合中國實際的新路; 二是在道路問題上要防止兩種傾向，即封閉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幟的邪路。這兩條對于我們理解旗幟問題至關重要。

毫無疑問，我們之所以能夠不斷地開辟引領中國前進的新路，就在于黨在指導思想上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到中國的具體實際，這就是說，指導思想上的一脈相承和與時俱進相統一，決定了中國道路的成功。從旗幟上看，就是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和高舉不同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成果旗幟的內在一致性。“我們既沒丟老祖宗、又發展老祖宗，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根據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發展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2]。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我們之所以強調堅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是因為“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3]。但是，這個本來十分清晰的命題，在一些人那里就成了否定馬克思主義旗幟的托詞。比如，隨著關于如何確立黨的歷史方位的討論，“革命黨”和“執政黨”的相互關系凸顯出來，提出了是否可以及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談論黨的“轉型”的問題; 出現了把黨的轉型視為根本否棄“革命黨”的一切的傾向，在它看來，“對于取得政權后的革命黨，其在革命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系列關于黨自身建設的思想、思路，包括黨的目標、指導思想、性質、任務等等一套東西，必須改變，以適應執政后的新形勢。這個革命向執政的轉變過程，其實就是傳統政黨向現代政黨的轉型。……現代政黨的一個根本標志是民主和開放”[4]。按照這一邏輯，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就是改旗易幟、改弦更張，就是“全盤西化”。但誰都能夠看出，這種“轉型”其實就是“自我毀滅”。

把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作“告別革命”解讀的傾向，潛藏的前提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全面向“歐美現代文明”回歸，因而必須實行包括政黨建設在內的全面轉型。這就牽涉一個根本問題，即共產黨究竟是高于和優于西方議會政黨的新型政黨，還是落后于現代政黨的所謂“傳統政黨”? 再進一步，共產主義究竟是引領當代人類文明的先進旗幟，還是偏離人類文明大道的宗派情緒? 說到底，誰代表了人類歷史和人類文明的未來，這不取決于自我的標榜，而取決于客觀的歷史必然性。“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活的勞動只是增殖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的一種手段。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只是擴大、豐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種手段。因此，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是過去支配現在，在共產主義社會里是現在支配過去”[5]。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幾百年來蓄意制造的一個公式，就是“占有財富 = 個性 + 自由”。可是，它始終回避了一個問題，當財富的占有轉化為對于他人勞動的占有從而變成主宰人類命運的資本王國時，自由、個性又從何說起? 兩年多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使不少西方人士產生了對于資本主義的幻滅感，甚至作出了“物質文明的徹底崩潰”和“倫理的頹廢”一類的判斷[6]，再次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個性不外是“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而“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7]。可見，從引領人類文明發展的先進性上看，談不上黨的轉型問題。

共產黨和所謂西方“現代政黨”的根本區別在哪里? 這個問題可以從很多方面來談，但最為根本的就是指導思想、理論旗幟上的區別，因為思想理論是決定政黨性質( 先進性和階級性) 的首要因素。如果僅從“合法性”類型、組織方式、成員結構等區分所謂的傳統與現代，可能會把問題攪渾。我們黨的名稱最為集中、鮮明地表明了她的思想旗幟，這就是為共產主義而奮斗。因此，列寧特別指出: “我們應該象馬克思恩格斯那樣稱自己為共產黨。我們應該重復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是以《共產黨宣言》為依據的。”[8]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歷史使命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是最先進、最有前途的現代政黨，也決定了任何形式的向西方的所謂議會式政黨靠攏都不是進步的轉型，而是蛻變，是徹頭徹尾的變質。

但是，要說清楚指導思想決定政黨性質，首先要弄清如何從唯物史觀出發看人類文明的進化，因為決定指導思想的先進與否，與其所立足的文明類型直接相連。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9]在唯物史觀看來，文明的基本類型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統一的社會形態，因此，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等又是基本的人類文明類型。毫無疑義，人類文明的基礎在于生產力的狀況，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10]。

需要指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并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而是對立統一的矛盾關系，就是說，生產力之所以總是要突破相應的生產關系，說到底是因為某一生產力的最佳狀態并不是在現有的生產關系中，而是在新生產關系的萌芽中達到的，從而預示著革命變革的趨勢。正如“手推磨”的最大生產力并不是封建式手工作坊，而是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一樣，機器大工業的最佳生產力也不是資本主義大工業，而是社會主義大生產。從迫使工人適應機器的運轉( 加大勞動強度) 、造成剩余勞動大軍等方面看，機器大工業確實滿足了資本主義最大限度地節約勞動成本和無限擴大生產的需要，因而在機器大工業的初期普遍出現了“工人和機器之間的斗爭”，但是，這種實際運用并不是符合機器大工業本性的狀態，因而造成了深刻的“經濟學悖論”，“即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變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11]。因此，在馬克思看來，“工人要學會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別開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生產資料本身轉向物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12]。由機器大工業開創的社會化大生產，歸根結底是資本主義自我否定的內在力量，本質上屬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可見，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完全撇開社會形態、單從產業結構或消費方式談論人類文明的進化是不能被接受的。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從“農耕文明”轉向“商貿文明”一類的說法，如果沒有明確的社會性質界定，就只能制造混亂。雖然由于歷史發展的曲折性，社會主義文明與資本主義文明由理論邏輯上的歷時態，成為現實歷史中的共時態，但這并不影響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文明進步的基本判斷。換言之，真正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社會形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仍然是人類文明進步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因此，不能用“現代文明”一類的含混字眼抹殺兩條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不能用“轉型”問題掩蓋道路的選擇和旗幟的辨識。

二

我們必須堅定不移高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具有雙重意義: 其一，它是在今天唯一能夠“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因而是全中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真正有別于資本主義的另一種現代化類型; 其二，它又是共產主義思想旗幟的同義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也就是高舉共產主義旗幟，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國情及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而“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詞就是共產主義。我們多年奮斗就是為了共產主義，我們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產主義”[13]。

雖然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就是高舉共產主義旗幟，但是我們今天卻要突出強調前者，這是為什么? 這是因為今天中國的基本國情是，我們仍然處在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基于這一國情的中心任務是，力爭在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這一現實的奮斗目標，不僅為共產主義的實現鋪墊了堅實的臺階，而且是共產黨履行自己的歷史責任、實現自己領導作用的基本條件。因此，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正如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所指出的: 共產黨人必須為現階段的反帝反封建的目標而奮斗，“對于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為這個目標奮斗，如果看不起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對它稍許放松，稍許怠工，稍許表現不忠誠、不熱情，不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什么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就是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14]

但是，毋庸諱言，作為階段性目標的旗幟既然具有過渡性質，因而也就必然具有一定的策略性質，它要隨時隨地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這就是說，一方面，作為黨的階段性目標的旗幟，必須以共產主義的創造性去開創，而不是簡單地抓過來一些現成的旗幟。中國共產黨一直贊同孫中山所說的“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好朋友”，一直認同黨實踐自己的民主革命綱領就是真正實踐三民主義。但是，中國共產黨也不是簡單地抓起三民主義旗幟，而是根據黨的歷史使命，發展出更進步、徹底、全面的新民主主義，并以其作為自己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思想旗幟。另一方面，對于同一時期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我們都要緊緊抓住不放，因為這是共產主義的生命力所在。“孫中山的確做過些好事，說過些好話，我在報告里盡量把這些好東西抓出來了。這是我們應該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們死了，還要交給我們的兒子、孫子”[15]。我們今天對待自由、民主等資產階級思想遺產，也應取同樣的態度，就是說，要從中剝離出好東西( 正如從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中剝離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而死死抓住( 這些好東西在資產階級古典學說中更多一些) ，再就是根據共產主義原理創造出新理論，決不能照搬當代西方的民主理論。這個新理論，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它吸收了當代西方文明發展的成果，但本質上屬于共產主義思想體系。

顯然，我們在今天不會丟棄民主、自由的旗幟，但是，這是經共產主義創新的，更為進步、徹底、全面的自由和民主理念。換言之，這是以“消滅階級”、實現真正平等為基礎的自由，這是以“國家消亡”、實現公共權力真正由人民行使的民主，而不是無平等實質的“自由”、純形式化的“投票民主”。因此，正如當年我黨高舉新民主主義旗幟不意味著丟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樣，今天我黨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同樣不意味著丟棄共產主義，而是始終以共產主義為最高綱領。“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16]。在今天，當共產主義被西方意識形態嚴重妖魔化的時候，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和共產主義旗幟的一致性就尤為必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決不只限于有別于資本主義的另一現代化類型，它的最終目標是取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共產主義社會。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存在中國共產黨向所謂“現代政黨”的轉型問題。

在今天有人說，中國共產黨利用“自由民主”的旗幟打倒了蔣介石，而取得政權后就丟棄了這一旗幟; 還有人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的真正內涵就是“自由民主”，舍此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或專制主義; 還有人甚至丟棄了對于斯大林的深刻厭惡，引用他主張共產黨舉起“民主自由”大旗的言論[17]，論證自由民主人權是不可抗拒的“普世價值”; 一些人還津津樂道地引述恩格斯轉引摩爾根的話“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18]，證明自由是人類的終極價值，如此等等。因此，我們必須直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和自由民主旗幟的關系。但首先必須說明，恩格斯和斯大林的話幫不了這些人的忙，因為恩格斯所引述的摩爾根的話，恰恰是沒有階級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共同價值，因而平等、博愛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而對于那些力圖維護資本主義的階級劃分和不平等的現實而空談自由的人，顯然是風馬牛不相及; 斯大林講的是現階段的奮斗目標，當然必須抓住民主自由的旗幟，但并不能以此證明這就是高于共產主義的人類終極價值。

毫無疑義，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把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因為它體現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最低綱領。但即便在當時，我黨也沒有用這一旗幟取代共產主義旗幟，而是把兩者統一起來，統一的前提是確立共產主義是黨的最高和最終的奮斗目標。這就是說，我黨從來沒有脫離共產主義大目標去空談民主自由。尤其在今天，人類文明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如果離開共產主義的根本價值( 消滅階級、勞動解放) 談民主自由，只能落入資產階級價值觀的陷阱，被其“西化”、“分化”。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民主是國家的統治方式，自由是社會交往關系平等化的結果，它們都是具體的歷史范疇，而不是抽象的普世價值。說到底，只有在“消滅階級”、“國家消亡”的前提下才能談論“自由”，而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民主”要經歷三種形態，這就是“作為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最后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作為大多數人享有民主而對少數剝削者實行專政的‘民主轉型’”[19]以及共產主義社會的“民主消亡”。道理很清楚，這就是列寧曾反復引用恩格斯的一個觀點: “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的反抗已經徹底粉碎，當資本家已經消失，當階級已經不存在( 即社會各個成員在同社會生產資料的關系上已經沒有差別) 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國家才會消失，才有可能談自由’。只有在那個時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會實現。也只有在那個時候，民主才開始消亡，道理很簡單: 人們既然擺脫了資本主義奴隸制，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制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丑惡的現象，也就會逐漸習慣于遵守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就知道的、千百年來在一切行為守則上反復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強制，不需要服從，不需要所謂國家這種實行強制的特殊機構。”[20]

主張把民主自由作為人類終極價值的人，在世界觀歷史觀上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們反對將民主自由與階級統治相聯系，求助于純粹的人性訴求和全人類普遍利益，將其裝扮成“普世價值”; 而另一方面，他們又把個人權力和公權力的對立，不同利益集團間的博弈以及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永恒化，因而丟棄實質民主而將其形式化為“投票的民主”、否棄平等而將自由抽象化為“不受強制”，實際上是把資本主義的統治關系視為人類“歷史的終結”。這種世界觀歷史觀上的矛盾，使得他們極力回避并貶低歷史觀，習慣于抽象地談論價值觀，從而暴露了其理論上的虛弱和不徹底。

三

值得注意的是，主張西式民主自由及其制度設計具有終極性的，在今天已不采取福山“歷史的終結”那種直露的方式，而是采用了一種“非終極的終極表述”。常常可以聽到這種論調: “西方議會民主制是現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體制、民主形式”，“當然將來哪一天也許會出現比議會民主制更好、更高級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將來的事情，現在還沒有”。他們因此而否定現存的區別于西方議會民主制的其他民主形式，公然污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極權政治”、“黨國體制”、“黨主政治”，其前途不是向西方議會民主制變革，就是遭歷史的唾棄而“崩潰”。因此，有必要就此多說幾句。

當馬克思主義指認西式民主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最巧妙方式時，就蘊含著下述意味: 西式議會民主制表象上是民意決定，實質上是民意操縱; 西式議會政黨表象上是大眾政黨，實質上是精英政黨。一般地說，當少數剝削者憑借經濟上的統治地位而獲得國家統治權后，就擁有了經濟、政治和思想三種統治方式，使被統治者處在“自發”狀態、使其成為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的附庸，從而認同這種統治。尤其在資產階級民主形式下，“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普選制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在我們這里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21]。因此，要自己解放自己，必須“讓思想沖破牢籠”，提出不同于剝削階級的階級要求，這就需要接受先進理論的武裝。

這一自我意識集中表現在對于資產階級普選制的破解上。資產階級普選制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更不是人類理智的極限和歷史的終點，而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完備形式，是適應資產階級經濟發展要求的政治形式，本質上仍然是階級對立社會作為統治工具的國家制度。但是，它表現出來的卻是不依賴于任何階級的獨立和普遍性外觀，“正是國家制度、法的體系、各個不同領域的意識形態觀念的獨立歷史這種外觀，首先迷惑了大多數人。……而自從出現了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永恒不變和絕對完善的資產階級幻想以后，甚至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克服重商主義者，也被看作純粹的思想勝利;不是被看作改變了的經濟事實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作對始終普遍存在的實際條件最終達到的真正理解”[22]。因此，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就不是跟隨資產階級后面空喊“自由、平等、博愛”，而是提出與資本自由擴張根本不同的階級要求，形成本階級的核心價值觀，這就是“消滅階級”。但是，工人階級要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就必須有自己的政治組織，即把自身組織成為政黨，這就是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

因此，和資產階級政黨相反，作為“先鋒隊組織”的共產黨，看起來不是“全民黨”，而是由先進分子( “精英”) 所組成，但唯其如此，才真正能夠成為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政治形式，開辟出人民群眾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當家做主之路，因為這是群眾由“自發”轉向“自覺”的唯一通道。這樣，共產黨就必然“一身而二任”: 她既是執政黨，執掌著雖然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但仍具有凌駕于社會之上可能的國家權力，同時她又是人民群眾中的最覺悟部分，成為人民歷史主體的有機構成。這一特點決定了黨在我國社會生活中必然發揮著全面的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關鍵在黨。我們必須理直氣壯地堅持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因為只有堅持這一領導體制，才可能走出一條通過“國家消亡”而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新型民主之路。那種“堅持黨的領導不等于社會主義”的主張，如果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就必然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蓄意反叛，因而其“社會主義”也就必然不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科學社會主義。

同時，也必須看到，共產黨所擔負的這一特殊歷史責任，對于自身建設提出了空前艱巨的任務。我們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拒腐防變，而是要在保持權力健康運作的前提下，探索國家權力向社會復歸的現實道路; 我們需要的不是一般的順應民意，消極地滿足人們的當下利益訴求和需求，而是要在不斷改善民生的基礎上，積極引領需求的健康增長，促進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就不僅需要面對現實，更需要把握未來。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是解決這一難題的基本路徑，而在今天，它集中在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要求上。引領現實、開創未來的黨，一定是對于探索未來、了解未來有著無限熱情的黨，因而必然是保持著濃厚理論興趣的黨。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一個黨、一個階級是否具有理論興趣，歸根結底取決于其能否和歷史規律相一致，是否以超越現狀、改變世界為己任，能否有追求真理的膽略及遠大的前途。恩格斯曾經指出，德國資產階級在其革命時期，也有理論興趣，并形成了德國古典哲學這樣的寶貴理論財富。但是，隨著其掌握權力，對于金錢和名利的追逐就完全取代了理論興趣，“在包括哲學在內的歷史科學的領域內，那種舊有的在理論上毫無顧忌的精神已隨著古典哲學完全消失了; 起而代之的是沒有頭腦的折衷主義，是對職位和收入的擔憂，直到極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23]。恩格斯的話今天讀來令人尤為震撼。理論興趣和理論學習絕不是如同一些人想象的“作秀”、賣嘴皮，而是檢驗政黨先進性、生命力和能力的試金石。那種淡化世界觀、歷史觀，虛化價值觀、止步于實用性的所謂學習，是對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建設的嚴重偏離。

一般地說，旗幟上的鮮明和堅定，是我們不為干擾所惑、不為艱難所懼的精神保障; 特殊地說，在西方加緊對我進行核心價值觀的滲透，試圖根本動搖我們信念的今天，在旗幟上的明辨和堅定就更為重要。就在我們一些人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基本經驗和基本道路還心存疑慮的時候，西方一些有識之士已經看到了我們這一制度的生命力所在。“奈斯比特認為，中國沒有以民主的名義使自己陷入政黨爭斗局面，而是以一黨體制實現現代化，發展出一種獨特的縱向民主，形成穩定關鍵，到2050 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中心。奈斯比特還預測，在未來幾十年中，中國不僅將改變全球經濟，而且也將以其自身的模式來挑戰西方的民主政治。……在更早的今年 6 月，英國人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未上市就被西方媒體熱炒。雅克預測，20 年以后，中國就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將取代西方國家在各個領域的主導地位——西方將喪失文明操縱權，世界將按照中國概念重新塑造’。”[24]毫無疑問，我們必須在堅定共產主義信念的基礎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在超越資本主義文明、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高度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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